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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越多，越难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坚持正法难啊，还要偷偷不让人知道

@4968622606 2017-03-11 19:28:00
多说无益，心中有欲念，分别妄想心，万事随它去吧，还不如教点实际的，看到实效的，叫人去悟，不悟也乐在心中啊，岂不是功德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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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古文就可以了，教人修行的没我啥事，自然有人做。
修行越深，遇到的困难越多啊，业力罪业越是浮现，需要一个一个解决，等到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清净了

@4968622606 2017-03-11 19:28:00
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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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状态却是不错，不过多反省自身，从出生到现在做什么错事，还能找到当年的人吗？有机会认个错，请吃饭，不要等到下一世轮回来解决。万法皆空，因果不空

@4968622606 2017-03-11 21:33:00
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是佛家的说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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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也有这种说法，叫“因缘”，缘起缘灭又一生，不要有分别心。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真正的治理国家，不是用权术，也不是靠虚伪作假，而是真心实意的道德。真正会用兵的，是会用奇兵的，以最快速度解决敌方军队，平反叛乱，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前面有说过，老子最讨厌用战争、兵器、阴谋的，但是这里为什么会倡导用奇兵呢？因为怎么打仗都会有人受伤死亡，所以最快解决战争并且减少伤亡或没有伤亡的用兵决策，才是正确的用兵方法。
怎么样才能正确取得天下呢？只要这个人有道德、有学问、没有得到天下的念头，但他的道德修养反而被天下人所佩服、敬爱，被推选为天下的君王，这样就能正确取得天下。
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我是从以下内容知道的。

一个国家的禁令、忌讳越多，那人民就什么都不敢做，物质上越贫穷，精神上越贫穷。
人民手中的刀、剑、枪等利器越多，人民手中方便的科技制作品越多，整个国家就越混乱。
人的小聪明越来越多，人心越乱，科技作品就会越来越多，物质享受越来越高明。因为人活着不是为了享受的，而科技作品是为了偷懒，为了享受，都是心中的贪念在作祟，所以老子叫做“奇物”，并不赞同这种做法，这些分别妄想只会让后天神识更加庞大。
国家制定的法令越多，就会导致违反法律的人越多，国家越混乱。
因此，治理国家的圣人说：我内心清净无为，做事具有德，人民会效仿我，自然开化。我做事静定，人民就会少说话少妄想，走上正道。我无为之治，不玩花样手段，社会就会自然富起来。我没有私欲，国家社会就会效仿，民风就会走上纯朴的道路上。

（真正的政治，就是“以正治国”，不能用权术，不能用手段，而是用真正诚恳的道德，不能虚诈，不能作假。
至于用兵，在军事哲学作战的运用上，《孙子兵法》曾经告诉我们，“兵者，诡道也”。“诡道”是什么？就是“以奇用兵”，所以用兵要用奇兵。能用奇的，那是上将之才，大将之才。
我们研究历史，《汉书》上所说，陈平帮助汉高祖，六出奇计，助汉高祖统一了天下。当时，张良、陈平、萧何都有功劳，最后陈平功劳最大；所以萧何死后，陈平当宰相，封了侯爵。但在《史记》上的记载，陈平自己说：“吾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发，亦已矣，终不复起，以吾多阴谋也。”奇计是用阴的，如四川话所说，是阴着干的，违反了道德。陈平说，我的后代将来不会有好的果报，功业会被拦腰截断。后来果然如此，陈平自己位至王侯，但只传到孙子一代，功名富贵就结束了，这是陈平自己的预言。
这是历史上的例证，陈平毕竟是道家，学老庄之道的人物，他在人文文化上给我们一个运用上的教训。虽说为了国家天下，不能不出奇计，到底为道家所忌。所以人生在世，要行正道，正道就是诚；许多人学问好，头脑聪明，喜欢诡道、奇计，这就大错特错了。

“以无事取天下”这句话，是老子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这要特别注意。有一种人，有道德、有学问、又无心于取天下，但他的道德修养，反为天下所归。我们中国上古史中有榜样，尧、舜、禹乃至于周朝的文王父子，尤其是文王，都是“以无事取天下”的。在文王的时代，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一半以上是他的，他决不想动，不想为天下第一人。后来他儿子起来革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历史上，始终赞誉文王之德。其实在殷商时代，文王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否是“以奇用兵”来取天下的？不是，而是天下归心，天不敬服于他的道德。如果以现代的观念及术语来说，那是他政治作战的成功；更贴切地说，这是他教化牧养百姓的成功，而最高的原则是道德，是无所求，对百姓毫无所求，这就是“以无事取天下”的道理。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是他经验的累积，以及历史的事实。“忌讳”一词，解释起来颇费周章；现在的解释，则是指某种事不能说，说了就是犯“忌讳”。而过去对于“忌讳”一词则有多方面的用法，如对于帝王的名字，不可以直接称呼，否则就是犯“忌讳”，就要杀头。例如《老子》这本书第一章的文句，“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如《千字文》的第一句“天地玄黄”。到了唐朝的时候，因为唐明皇李隆基的帝号为玄宗，于是这个“玄”字，为了避讳，就改为“元”字。而且，所有的书籍以及一切文字，都一律这样改，所以，唐朝以后，“玄”与“元”两字就通用了。又如孔子的名字“孔丘”，为了尊敬孔子，避他的名讳，我们早年读古书，读到他的名字孔丘时，就读做“孔某”或读做“孔乙己”；而姓丘的人，写自己的姓时，写做“邱”字，另有一些地方就写做“丘”字。
老子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禁令愈多，人民什么都不敢做，不能做，于是物质上就愈贫穷，精神上也更贫穷，贫穷到痛苦的地步。这就是“天下忌讳，而民弥贫”的道理。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这句话，以现代世界的情况来解释，很容易明白。精密科技越发达，利器越多，核子弹当然是利器，投下一颗，即可杀人无数，这是多么厉害！但所谓利器，不仅是指杀人的锋利武器，而且泛指利便之器。物质文明，科技愈发达，社会上人人因此而热昏了头，沉迷在小小手机、电脑屏幕上，开始了各种娱乐。这一点，现代的年轻人体会不到，只有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回想到少年时期，生活在农业社会时那种安定、清闲、自然、舒适的味道，实在是一种享受。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科技发展越快，方便的科技品越多，大家称之为社会的进步。这所谓的进步，我常说，如果以文化的立场来看，以精神层面来探讨，并不一定会予以肯定。以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言，历史愈往前进，物质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类文化反而越来越退步、退化。
“以无事取天下”。所以说，多忌讳、多利器、多佐巧、多法令，这一切都是有事，是有为法。有为法太过分了，社会就更乱，问题就更多；如果是无为法，就会清静、道德，社会自然安定。
“我好静而民自正”，这里的“静”，不是佛家的静坐，而是中国文化《大学》之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的“静”。这是行事的静定工夫，不是在座上打坐；打坐是小玩意，这是大定。这是说领导人有这样的静定，是为天下的大静，如果领导人真正地“好静”，则天下之民自然受其感化，走上正道。）

本章解释：
文中解释挺好，不说了。

明天见

翻译速度变慢了，我尽量快点翻译。

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国家的政治温和老实，不耍小聪明，不耍花招，那人民就会纯朴安分。国家的政治喜欢监视民众一切，管的很严，那人民就会变得奸猾狡诈。
福祸互为因果，当一个人得意到了极点的时候，有名有钱有地位，就要知道得意是失意的开端，而当一个人失意到了极点的时候，没钱没名没地位，就要知道失意是得意的开端。
但是，谁知道什么是祸的极点，什么又是福的极点？
这个世界上没有正直的东西，因此做人做事太正了，反而变歪了，做人做事太善良了，反而变成恶了。

我们先天之时，是人安住于先天本然虚无静谧的境界，没有种种分别，无正无曲，无善无恶，后来人先天的元神慢慢退化成后天识神，开始有了分别，于是开始迷惑起来，这样的日子已经很久了，有上万年历史了。
因此，安住于先天本然虚无静谧的圣人做人很方正，但没有割弃其他一切东西，可以容物。圣人做人说话都很直爽，但他说话不会太直了导致放肆。圣人有才华，有远大志向，知名度很高，但是他的光芒却不耀眼，看起来平平凡凡，做事很踏实。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在汉朝著名的盛世——儒家称道的文景之治，汉文帝与汉景帝刘恒、刘启两父子。这两位帝王，当时以老子的思想作为政治哲学的最高指导原则。汉文帝自己个人的厚朴，就是受了老子“无为而治”思想原则的启发。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刑罚自然而然地停顿下来，不必施刑，监狱几乎完全空了，狱中没有犯罪的人，政治清明到了如此程度。“其民淳淳”，所谓“淳淳”，意指百姓们不大喜欢外务，不管外面的事，所以社会安定，也无外务需要去管，大家都过得很安详了。
在更近的历史，像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的时代，一百多年之中，也差不多做到了“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的境况。当时人民的生活，正如那诗人所吟的“长日唯消一局棋”的境界。因为日子过得休闲自在，无烦无恼无事，便觉得日子过得很慢，漫漫长日唯有下一盘棋打发了。在真正悠哉游哉的日子里，承平之世的一些世家公子也说：“不为无聊之事，何以度此有涯之生。”如果不找些无聊的事去做做，这漫长的日子实在打发不了。所以各种休闲的活动就多了，像《红楼梦》中的描写，那些公子小姐们的生活，连吃一顿饺子，也要想各种花样去制作，以消磨时间。

宋朝的一个人赵抃，是宋代的理学名臣，死后国家给他的滋号为“清献”，所以后世都尊称他为“赵清献”。官位高至太子少保，龙图阁大学土，一生非常清廉，有“铁面御史”的美誉。对于当时有权势或者皇帝宠幸的大臣，有不法之事者，他照样弹劾不误，对于当时的宰相也是毫不容情的。当他奉命出任知府，前往成都到任时，并不像一般的方面大员，所谓新官到任，一路的行色，威风、壮丽、阔绰；他连一匹马也买不起，只骑了一头小毛驴，带了一个年老的家仆，携一张古琴和他所喜爱的一只白鹤，姗姗地前往。当时成都大大小小官员率领了三班六房，旌旗凉伞、仪队，浩浩荡荡出城，迎接这位新长官，却迎接不到。结果，他悄然进了衙门，大家这才发现，原来就是城外茶亭歇脚喝茶的那个老头子。
他每到一个地方，民间都受他的感化，风气变成纯朴善又没有人打官司了，在他管治下，的确做到了牢狱没有犯人。
他的清高和包拯一样，是真正的清正，真正的廉洁。然而，他的作风不同，他既是儒家，又学佛家的禅宗。

包拯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所熟知的清官，小说《包公案》说他铁面无私。所谓“铁面”，是说一个人的脸色是铁青的，脸上的肌肉是硬绷绷、冷冰冰的，终日没有一丝笑容。像这样的一副面孔，谁会喜欢？在《宋史》中，包拯的传记也是这样记载，说他终日都没有笑容，所以说他如果笑一下，则黄河的水都会澄清。反过来说，要想包公笑一笑，比期待千万年浑浊的黄河澄澈见底还困难。包拯这张冷面孔，连他的家人都不敢和他说话，那真是阎王面孔。
依我看来，他做官的话，我会非常敬佩，但是做朋友的话，我却不愿意。他做人太过正直，反而觉得有些歪曲。
包拯的铁面无私的确是了不起，铁面无私、清廉刚直。但是，他能够做得这样好，还是靠这个后台老板当靠山。他的靠山就是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赵祯。假使仁宗不支持他，那么他那张铁面孔是行不通的，是铁不起来的。
包拯的为官，就是“其政察察”，试看他那个时候，离奇的冤案破得越多，他衙门的官司打得越热闹，喊冤的人亦越多。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涡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老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祸与福是互为因果的。一个人正在得意时，就要知道得意正是失意的开始；而失意，却正得意的起端。这也是哲学问题。
常听人说某人有福，但福为“祸之所伏”，看来有福时。可能祸就快要来了。我们中国有句谚语，“人怕出名猪怕肥”，猪肥了算是有福，可快要被杀了。人发财以后出了名，大家都知道，同时麻烦也就来了。一个人官大、名大、钱大，只要三者有其一，也就麻烦大，痛苦多了。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一个东西偏了，要把它扶正，扶得过分了，又偏向了另一边。就以享受而言，古人的享受就与我们现代不同，如果古人看到我们现在的所谓享受方法与内容，一定要说我们现代的人是一群群的疯子。而现代的年轻人，跳霹雳舞，唱热门歌，看到我们在这里研究两三千年前的老子思想，也会说我们是神经有问题。

假如一定说打坐、学佛、学道，清净无为就是好的，可是许多年轻人一天到晚跑寺庙，学佛打坐，而事实上，他们一点也不清净，一点也不无为，更谈不到空。那是自找麻烦，把腿子也搞坏了，不但佛没有学好，道没有学好，连做人也没有做好，学得稀奇古怪。这就是“正复为奇”，学正道学成了神经，就糟了。
“善复为妖”，禅宗大师盐亭老人袁焕仙先生就说过，世间任何魔都不可怕，只有一个魔最可怕，就是“佛魔”。有的人看起来一脸的佛样，一身的佛气，一开口就是佛言佛语，这最可怕，所以不要轻易去碰这些人。学佛太过就变成妖怪了。）

本章解释：
通过文中的描述，我们应该学学圣人，做人很方正，但没有割弃其他一切东西，可以容物。做人说话都很直爽，但不会因说话不会太直了导致放肆。有才华，有远大志向，知名度很高，但是他的光芒却不耀眼，看起来平平凡凡，做事很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