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阿珍 带回来的“喜糖”分给我们大家吃。当然她还特意给阿香拿了些过去。阿香一看这“喜糖”就有气：
“我跟你说，让我陪你去找他，得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倒好，你偏要一个人去，拿回来这些最差最差的硬糖块，谁要吃！你的心，太软，这样的人，不值得同情。”
阿珍的第一次相亲就这样结束了。
第一个房客姜小姐的弟弟那天来上海办事，顺便来我们家看看。母亲想起有一封给姜艾玲的信，便把信找出来交给她舅舅。他看信封上的字迹，是他姐姐写的，便把信拆开了。信封里有两封信，一封给他的，一封给小玲的。
在给他的信中说到非常想念他们，不知他们是否已回苏州，却又没有苏州的地址。今天试试给福煦坊17号写封信，希望这封信你能看到，这样，我们通过香港，就能通信了。
另一封给小玲的信中说，因为当年时间紧迫，她就独自走了。妈妈在这里时刻都在想你，希望小玲能听舅舅的话，好好读书，到时候，妈妈会来接你的，这样，我们娘俩又会在一起了。
“都还很好吧？”我母亲这么说。
“她没有详细说。”
“能联系上就好，一些事情慢慢说，毕竟是亲姐弟。”
“是的，能收到封信就很好，因为我这个做舅舅的，实在无法向外甥女解释。这封信虽然简短，我想小玲看了，自会明白的。”
我小姐姐和小玲是好朋友，她要求小玲舅舅：
“小玲舅舅，你回去把这本书带给小玲，她喜欢。今年暑假，我们家胖弟，和你们家小玲，都将小学毕业，都要参加升学考试。确定了中学，你带她来上海玩，好不好？”
“好，一定带她来。”她舅舅这么回答。
去年，是我小姐姐小升初，她考进了一所不错的女中，离家也不太远，比较方便。但是我是一个男孩，父亲想让我锻炼锻炼，让我考一个寄宿学校。我没有太多想法，觉得能独立就好！
那时候，考哪所学校，就得到那个学校去考试。那个寄宿学校有点远，还要换一次车，是二姐陪我去的。当年升学没有压力，没有太多复习就去考。考完了，就在家里等着。
当年正是52年，教育大发展，每个学校都扩招。所以，那年考试很容易，发榜那天，二姐去了那个学校回来，说我录取了。
接下去，便是没有暑假作业的暑假。
暑假中的一天，小玲和他们家的英子一起来我们家了。
大家在客堂间坐下，相互问候，都客客气气的。似乎有点陌生，不过一会儿就好了，小姐姐拉着小玲，到后客堂说话去了。我是一个男孩，还是不便跟着去，就在客堂，听英子和母亲的谈话。英子说：
“小玲看了信，大哭一场，好多天都缓不过神来。她埋怨她舅舅骗她，说妈妈回苏州了，到了苏州又见不到妈妈。原来舅舅早知道这些，却不告诉她。她舅舅怎么能过早告诉她？……”
此时，后客堂传出小玲和我小姐姐的说笑声。英子说：
“小玲，来见见房东太太，不要只顾你们俩说话。”
小姐姐和小玲出来了，小玲看到我，只微微一笑。以前在一个班级上课，三年不见，就生疏了。小玲笑着对我母亲说：
“胖弟妈妈，你还不知道，现在英子是我舅妈了。”
“啊？好好，这就对了，我看你们俩就合适。她舅舅挺老实的，不知现在是否找到工作？”我母亲说。
“去年，苏州招高中毕业生，他通过考试、经过培训，现在进了一个工厂，搞管理工作。”
“那就蛮好！”我母亲这么说。
（未完待续）

（22）
这个夏天特别热，因为热，今天傅先生又没出门。午睡后起来，坐在床沿吹电扇。也许胖人更怕热，脱得只剩一条大裤衩，他的肚子确实有点大，腿也特别粗。他正和和骆春娥闲聊，从卧室墙上的几个镜框说起。
我去过骆春娥家，知道她家卧室墙上悬挂着五六个镜框。都是陆翠兰单人的头像，低着头、歪着头，或抬着头，都是一脸媚笑。
现在四十出头了，开始发胖，身材是谈不上了，只能说，已是“徐娘半老”了。不过脸面上还是可以的，她挂这些相片，是对自己容貌的自信。
傅先生指着一张特年轻的照片问：
“照这张相时，你多大？”
“二十二，刚嫁到洪家不久。”
“洪先生多大了？”
“整五十岁，先过的是他的生日，再娶的是我。”
“真正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命苦啊！”
“现在好了，现在遇到我了。”傅先生嬉皮笑脸。
“‘乡下人’，不要瞎三话四！”骆春娥提醒他。其实，他们俩已经很熟悉了，有时就说说笑话。
暑假的一天，大姐来看我们。听说我考上了寄宿学校，特意送给我一支钢笔，和一条单人床单。那时送的礼物都很实用。
大姐习惯回家来，就到楼上厢房脱衣或换鞋，她出嫁前就睡在二楼厢房。走过陆翠兰家房门口，听得男人的说话声，知道那是昆山来的傅先生。不过，从门缝眼睛一扫，还真吓一跳：一个光膀子的男人。下楼来便轻声跟母亲说：
“在别人家还赤膊，也太随便了吧！”
“我也看不惯，别人家的事，还能说什么！”
母亲是上了年纪的人，总觉得楼上楼下住着，还是少管闲事为好。便换了话题：
“前些日子，原先住在二楼的小玲和英子来过，姜小姐好不容易和他们联系上。”
“一个人丢下女儿，离家出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也难说。她和陈律师一起去那边，不知结婚没有？”
“不知道。”
“我们家怎么这么倒霉，第一个房客是这样的，第二个房客怎么也这样！”
……
那天，母亲上街买东西，走过汽车行，那个“掮客”正好出来，便和母亲打招呼，还问起第二个房客：
“……和那个洪太太还处得来吧？”
“还洪太太呢，人家姓骆！”母亲没好气地说。
“怎么了？”
“你介绍来的房客，第一个做这个的，第二个还是做这个的。”
“哦哦，我实在不知道。姜小姐是我的朋友，她做这个我知道。这个洪太太，哦，现在叫骆太太，也做这个，碰巧，碰巧！”
“掮客”总是油嘴滑舌的。
（未完待续）

（23）
九月一日开学，还是二姐送我。二哥为我叫来一辆三轮车，让我和二姐先上车，把箱子放在我们的脚旁，把行李放在二姐身上。而我则抱着脸盆，脸盆里是一个半空的书包。
我就这样离开家了，有点高兴，也有点失落。父亲母亲和小姐姐送我到弄堂口，他们似乎有点不舍，其实我又不是出远门。
到了学校，二姐带我去报到，交膳食费。办理了住宿登记，就带着行李去找床位。找到了我睡的床，二姐帮我把床铺好，又陪我去找食堂。所有的事都办完了，二姐得走了。
姐弟俩得分手了，似有点不舍，却又不便表露。二姐又嘱咐我：
“去食堂，别忘了带碗筷；睡前洗脸洗脚；脏衣服星期六带回来！”
我送二姐到公共汽车站，看她上了车，才意识到只剩我一个人了。我独自慢慢回学校去，听到打钟声，我就拿着碗筷去食堂吃饭，……一直到上床睡觉，至此我还不认识任何一个同学。
第二天早晨醒来，觉得周围陌生，才意识到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学校里。起床，洗脸，吃早饭，直到进教室，都是独自一人。
教室里有许多同学，不一会儿就认识了几个。相互询问来自那个小学。有来自市区的，有来自郊区的，还有来自相邻的小镇，甚至周边的农村。大多是冲着可以寄宿来的。
不管来自那里，大家都友好相处。只是到了星期六午饭后，来自市区的同学要回家了，而其余同学一般不回家。因为他们没有太多零花钱，可以买来回的车票。
离家不过一星期，好像离家很久了。回到家里，所有的人都向我微笑，问我校园生活怎么样。
“挺好的，就是上课，吃饭，课外活动。宿舍里说说笑笑，或者打打闹闹。”我笑着说。
母亲还特意买来我爱吃的菜，怕我在学校吃不好。
那时候，家里总在中午煮一大锅饭，把晚饭一起做好，晚饭时只要把剩饭蒸一下就可以了。那时没有冰箱，剩饭就放在一个饭篮里，饭篮挂在后天井的通风处。
那天午后，我在灶间看到阿保。阿保是经常要发病的，因为是“经常”，大家都习惯了，所以我写到这里，也不常提她发病的事。
可是今天，她拿着他们家的饭篮，用手抓着饭团，不停往嘴里塞。我看着很吃惊，又犯什么病了？
“阿保，你饿成这样了？”我问。
她抬起头来，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想必是最近一次发病，一定是重重地摔下去，磕着柜角了。不过此时，她是在向我笑，在我看来这笑却不像笑。她说：
“鱼骨卡我喉咙了。”鱼骨卡喉咙是很痛苦的，那时候，人们被鱼骨卡着，只知道大口吞咽饭团。
“胖弟，你住学校去了？”阿保含着饭团费劲地说。
“是的。”我无话可说。
（未完待续）

（24）
我在学校住读，总盼星期六，好回家。那时候，学生周六下午和周日不上课。周日下午一定得在晚饭前返校，吃了晚饭，好在学校上晚自习。
不久国庆节就将来到，在国庆节前的那些日子，全市学生都要学跳集体舞。拉一个圆圈，圆圈里的人来回跑，可以邀请圆圈上的人对着跳，跳完了就相互对换位置，继续下去。
我们是十三四岁的小男生，只邀请男生对跳，只有那些大男生才会邀请女生对跳。当时解放军来我们学校教我们跳舞，来的大多是女解放军。一个女兵来邀请我，我能不跳？只能羞红着脸，低着头跳。难怪解放军说：
“你们学校，这些十三四岁的小男生，还这么怕羞，都不敢和女生拉手！”
记得那年国庆，市里推出三个集体舞，在全市推广。我至今还记得这三支舞曲：
第一支歌词就是：唱起来，跳起来，工作完了多愉快，大家来呀，唱呀跳呀，跳呀么跳起来！
第二支是“秧歌舞曲”。
第三支是“匈牙利三人舞”。
五十年代，每年国庆节都会推出几只集体舞，学校、机关和工厂都学跳集体舞。我觉得学跳集体舞也挺好玩的，好像做游戏那样欢快。后来，国庆节的晚上，到了某个钟点就宣布：狂欢开始！于是在人民广场，各单位都拉起圆圈，开始狂跳集体舞。那个年代，上海就是和其他城市不同，不跳交谊舞，提倡跳集体舞！
现在盛行广场舞，那是这些大妈们，热衷于展示自己。
前面说到骆春娥家，因为昆山的傅先生做生意，经常要到她家住宿。所以骆春娥家的日常开销，这一年多来，都是傅先生拿出的。双方都得益，日子也就这么继续。
转眼到了53年，有一天上午，傅先生刚出去不久，就匆匆回家来。在他的提包里寻找什么，又在他脱下的衣服口袋里寻找。他在细细回想，倒底丢哪里去了？
他在上衣口袋，裤子口袋又找一遍，还是没有。骆春娥在一旁看着，便笑嘻嘻地问：
“看你这么慌慌张张，在找什么啊？”
“我的存折不见了，不知丢哪里了！”
“存折里有多少钱？”
傅先生支支吾吾，没回答。骆春娥帮着一起找，柜子、抽屉、床下都细细寻找，还拿扫帚扫了一遍，还是没找到。
傅先生又出门去了，也许他有急事，必须去办理。
这时，骆春娥把阿保叫到楼上来，轻声跟她说：
“傅先生若要问你存折的事，你只说，不知道，没看见，其余什么都不要说。知道吧！”
（未完待续）

(25)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上午阿保在房间里打扫卫生，在柜子底下扫出一个小本来。阿保不知这小本有什么用处，便把它交给她妈妈。骆春娥一看，原来是银行存折，打开看，存的钱还真不少。
看到这么多钱，她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她一个人时，就把存折收藏起来。那天下午，她还买了许多荤菜，好让傅先生下酒。
傍晚时傅先生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走上楼，一个人在里间生闷气。骆春娥主动跟他说：
“你走了之后，我翻箱倒柜地找了，床底下的东西都拖出来了，还是没找到。多少钱哪？若是不多，就算了，也犯不着生闷气。生意人嘛，钱有赚有折，丢几个钱，兴许钱就赚回来了。”
这时阿保把碗筷端上来了，准备开饭了。
吃饭时，连富、连贵都坐到桌旁来了。傅先生看着这两个少年，半天才说话：
“连富，连贵，你们都是学生，都认识存折。我的存折找不到了，你们有没有看到啊？”
“你看看，都怀疑我儿子来了。他们是认识存折，可是他们是我儿子，不是小偷！”看来骆春娥不高兴了。
“你也不用给我发脾气，我是着急，生意上的事，讲信用，该给人家钱时，就得及时给，不能拖欠。我得把这笔钱给人家，现在没了，你能借我几个？”
“哎哟，问我这样的人借钱，你这样一个大男人，还说得出口！”
当天晚上，骆春娥不陪傅先生喝酒，独自走开了。傅先生一个人喝，大口大口地喝，想一醉到天亮。
这时，阿保还没有吃晚饭，上楼来看看，是不是快吃完了，站在一旁。傅先生转过头去，正要说话，倒是骆春娥抢着说话了：
“阿保，把这个汤拿下去热一下，傅先生吃饭要喝汤。”
阿保下楼去热汤，骆春娥说：
“你不要疑神疑鬼的，阿保这方面蛮规矩的，从来不捡别人的东西，再说她不认这些东西。不要把我们家的人都当贼！”
阿保把热汤端上来了，骆春娥嘱咐她把剩菜端走，可以下楼吃饭了。骆春娥把阿保指使走，便独自上床去了。
傅先生还坐在桌旁，不知几点了。夜深人静时，傅先生才上床，看到骆春娥背对着他。
第二天早晨，他拿了一些必要的东西，想必是办事去了。不过，到了晚饭时，他没有回来。骆春娥和连富、连贵吃了晚饭，连阿保也吃过了，还不见傅先生回来。
连富、连贵都睡了，阿保也爬进她的小阁楼，只有骆春娥还在等傅先生回来。这一晚，傅先生没有回来。
（未完待续）

(26)
接着三天傅先生都没有回来，骆春娥猜想，他该是回昆山去了。半个月过去了，还不见他来上海，骆春娥就坐不住了。可是无处问询，也无法联系。那时候，我们家倒是有电话，可是傅先生在昆山的家，没有电话。她也没有傅先生家的地址，即使有，她也不能写信到他家去询问呀！
骆春娥只能跟我母亲说说，母亲除了买菜，几乎时时刻刻在家。
“傅先生这次回昆山，怕有一个月了？”我母亲倒是先发问。
“就是啊，怕是生我的气了。”
“有什么气要生，说起来就是家乡来的客人！”
“他的存折找不到了，还问我两个儿子，我就不高兴。谁会偷他的存折呀！我跟他说，楼下是规矩人家，若是捡到，一定会还他的。”
“我们楼下没有哪个捡到存折，即使捡到一个没用的小本，也会问问是不是你们家的。”
“就是嘛，存折里也不知有几个钱，就这么着急。乡下人，就是小心眼！那天，他怀疑我儿子，我就有气，不理他就睡了。我想睡到半夜，他兴许就嬉皮笑脸了，没想到，这一走，竟走了一个多月了。”
傅先生这一走，快三个月了。
54年元旦临近，那时候，把元旦叫做阳历新年，大年初一才是真正的新年。不过在学校里还是会组织一些元旦的庆祝活动。譬如布置教室，搞一些游艺活动。
我们班，就搞“钓鱼”。在一些硬纸板上画一条鱼，或者画小动物也行，涂上艳丽的颜色，装上一个鼻环。再用细竹子、细绳和大头针做一个鱼钩，来钓鱼。
那时候，学生都没有钱，也不交班费。我们能提供什么奖品，给钓到鱼的同学呢？我们只能提供自制的书签。
所谓书签，就是一张卡片，上面画一些如天安门、五星红旗、华表等等，或者在一个日出的背景前画一只大公鸡。
元旦前一天，只上半天课，下午全校就是游艺活动。我们班的“钓鱼”对全校各班都开放，甚至高三的大同学也来凑热闹，试试运气，能不能钓到鱼，明年能不能考上大学。
在这些被钓的“鱼”中，有些画的是小动物，一个胖胖的高三同学专钓一头“小猪”，终于被他钓到了。他看不上这些“书签”，就要这头“小猪”，因为他喜欢。他拿到了这头“小猪”，就问：
“这是谁画的？”
同学们便指向我，当他看到了我，便狡黠地笑起来了。也许，因为我也有点胖？
游艺活动结束了，我们低年级同学，无论住读生还是走读生，都回家了。而高年级同学在晚饭后，还有活动。尤其是高三毕业班，他们同窗六年，有许多话要说，毕竟这是中学阶段最后一次迎接新年的到来啊！
（未完待续）

（27）
元旦过后，也就半个多月就放寒假了。家里平平常常，每年岁末大致如此，大人有大人的事，学生有学生的事。
在楼梯口碰到阿保，她从黑暗的小阁楼出来，这张脸确实有点恐怖， 脸上且不说发青或发紫，尤其是碰掉了一颗门牙，叫人联想到獠牙。怎么了？是最近一次发病造成的?还是遭她妈妈一顿毒打？
我问母亲，母亲说：
“这次是她妈妈打她，真是使劲打，骆春娥一个女人，也真下得了手。”
“为什么？”
“别人家的事也说不清楚，早些日子傅先生的什么存折丢了，问这问那的，搞得不愉快。傅先生这一走，也怕有半年了。反正骆春娥总是拿阿保出气！”
父亲在里间，听我在问母亲，便说：
“胖弟，你是一个学生，读书才是第一要紧的，不要去打听这些与你无关的事！”
“哦。”我答应了一声。这些事，确实与我无关。
年节将近，陶妈和阿珍就开始掸灰尘，擦玻璃，洗窗帘，拆洗被子等等。而母亲就忙着上街采购，买过年的用品。年关将近，我们家还是有一点过年的气氛：悬挂着宰杀剖膛后的鸡，买来了果盘里的糖果等等。可是今年骆春娥家，没有一点要过年的迹象。
春节这几天，我和二姐、小姐姐喜欢呆在楼下那小间里，不仅因为那里暖和，还因为可以躲开客堂间那些来“拜年”的客人。解放三四年了，“拜年”一说是没有了，不过亲朋之间见见面还是有的。而如今我是一名中学生，就不能还像小学生那样赶热闹啊！
忽然听到骆春娥隔着楼梯，大声吼阿保：
“把那一脚盆被里床单，拿下去洗了。我们这种人家还过什么年哪！”显然，她心里不痛快，在拿阿保出气。
我母亲总是在年前好天气，安排女佣拆洗被子。到了春节这几天，从不安排她们洗东西，甚至可以不扫地。
所以今天，在这鞭炮声中，忽然听到从后天井传来的、用板刷刷衣物的声音，就显得特别刺耳。
我打开小间的门，刺骨的寒风立刻从后天井吹来，我忍不住缩着颈子。我看到阿保低着头，正使劲在刷被里。她并没有哭泣，散落的头发晃动着，双手冻得红红的。洗衣台周边挂着冰凌，我用手指头碰了一下冰凌，手指冻得生疼，后天井地上还有薄冰。
我很可怜阿保，和母亲一起回到小间，母亲轻声说：
“大年初一，还让洗这些大件东西，实在也太过分了。”
后天井传来的洗刷声，把过年那种特有的温馨气氛消失已尽。
（未完待续）

（28）
过了年，家里也清静了许多，大姐回家来。还没进门，就看到骆春娥家往外搬出两只小沙发。
大姐穿过灶间，来到客堂，她回娘家来就是喜欢和母亲闲聊。这次，话自然从两只小沙发说起。母亲说：
“骆春娥家乱七八糟的东西多，你是知道的。以前姜小姐留下的成套柚木家具，有用得着的，有用不着的。靠窗口的这张写大字台，没多大用处，还占了很大地方。年前，骆春娥就把它卖了。
“你还记得吧，起居室有一对小沙发和一个大沙发。大沙发可以睡人，小沙发没多大用处，今天也就卖了。”
“这样，起居室也就越来越不成样了。”大姐说。
“你还管人家这些，不过，她的卧室基本还保持原样。一张大床、大衣柜、梳妆台、五斗橱，墙上还挂着她年轻时的相片。”
“怎么一下子到了要卖东西这一步了呢？她不有几个钱吗？”
“她从洪家出来时，是带出一笔钱来，自从遇到傅先生，就不再动用这笔钱了。那大半年，傅先生上海昆山两地来回跑，骆春娥家的所有开销都是傅先生给的。
“现在傅先生不来了，骆连富才十一岁，骆连贵才八岁，要长大成人，还早着呢！所以，骆春娥不再动用洪家的那笔钱。她没上过学，也没学过什么手艺，一个没有钱又到了四十开外的的女人，该怎么办呢？”大姐又问：
“那傅先生怎么就不来了？”
“还不是那存折的事。傅先生的一个存折丢了，问这问那的，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弄的双方都不开心，傅先生也许这么想，我对你那好，给你也不少了，还这样对我，也就不来了。
“她总叫傅先生为‘乡下人’，说傅先生原本是个穷光蛋，只是这几年做生意做富了。她说，‘乡下人’自己说，此生能够遇到有钱人家的三姨太，心里就是美滋滋的！
“可是骆春娥并不真心对他，看中的就是他的钱。”
大姐不再问什么，母亲转了话题：
“她一直怀疑傅先生是否询问过阿保，她怕阿保呆头呆脑，说出了实情。可是阿保总说，我没跟傅先生说捡到存折，骆春娥就是不信。这些日子，骆春娥一直拿阿保出气，打过，骂过。”
“阿保真是可怜！……阿珍有男朋友了吗？”
“倒是有人介绍，双方见了面，男方倒是很主动。也许过分热络，阿珍反觉得这个人不可靠，也就没继续下去。”
“阿珍还是有主见的。”
（未完待续）

（29）
现在我上初二了。我们那时，初一的数学就是“算术”，到了初二，数学就变成“代数”和“几何”两门课。除了语文、俄语之外，还有历史、地理、植物等。课后作业也多了，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也不惦记着回家。
经常隔一星期回一次家，星期天留在学校里，未必就是做作业。星期六晚上，附近的单位还可能放露天电影，我们不会放过不花钱看电影的机会。星期天做完了作业，也会到附近小镇去玩，有好几个同学家就在镇上。
在稍远的农村，也有我们的同学，他们也是住读生。他们不常回家，每月回家一次，回家取饭钱。正是四月天，春暖花开，吃新鲜蚕豆的日子。他们就用饭盒，带回煮熟的青蚕豆，和同学们一起分享。
所以，家里有些变化，我不太知道，也不太关心。
这个星期六我回家，才听说阿珍家里又来信，要她回家相亲，这回给她介绍一个乡村教师。大家都跟阿珍说：
“不是普通农民，而是有文化的乡村教师！不要错过了。”
阿珍也拿不定注意，问我母亲。母亲说：
“在上海找一个当然好，成为真正的上海人。不过，回家乡找也有好处，可以和自家亲人在一起，相互也有个照应。我看主要人要好，毕竟是一辈子相处的人。至于我们家，再过几个月，伟伟也要上学了，你若要走就放心走好了。”
阿珍也和25号的阿香说起这事。阿香比阿珍大两岁，24了。都说她的条件好，容貌身材都不错，自然挑挑拣拣。挑拣到今天，还没找到如意郎君。阿香说：
“我们都是解放前就来上海的，都有了上海市户口，所以，我是坚决不离开上海的。我劝你，找一个上海人，做工的也可以。我不想再回乡下。”
当年正是54年，解放后上海市人口急剧膨胀，到了这一年市政府不得不动员外地人回家乡。弄堂的居委会或街道，经常走访各家，了解哪些是外地人，可以动员回家，好像还订出指标来。
阿珍最后决定，还是回家乡去成婚。她觉得还是家乡的人实在可靠。她打算在我们家再做一个月，就回家乡去。就这些打算，阿珍请我二姐，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她来我们家也有六年了，给自己家里也经常寄钱，也给自己存了一些钱，留作结婚成家用。所以，在最后一个月里，她要去采购一些东西带回家，还得给自己做两件衣服。
（未完待续）

（30）
母亲和阿珍相处六年，翻箱倒柜找点东西送给她。找出一块很花很鲜艳的绸子，大姐嫌太花穿不出去而不要，二姐还是学生，更看不上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母亲送给阿珍，阿珍倒是很喜欢，因为是绸子，不敢自己做，还特意请裁缝师傅做一件夏天穿的短衫。
裁缝师傅做好了短衫，就给送到家来了。阿珍穿上了鲜艳的绸子短衫，在照镜子，左看看右看看。阿保在门外走过，便进来：
“阿珍，这件短衫真漂亮，要做新娘子了。”
阿珍笑笑，似乎很开心。
那天阿香也来看阿珍，阿珍便把绸子短衫递给阿香。阿香接过短衫就说：
“这种杏黄色配血牙色，确实很亮丽，不过也就是做新娘时穿穿，平时还是穿不出去的。”
说着就比前后襟的宽度，发现前襟和后襟居然是一般宽，就说：
“我虽然只是给人家做‘大姐’，但这种前后襟一般宽的短衫，我是不穿的。”她还解释一句：
“现在，我们常穿的短衫，也讲究前襟要比后襟要宽。你找的一定是一个老裁缝，新裁缝就知道女人和男人的身体是不同的。只有男人的衣服，才是前后襟一般宽。”阿珍不懂这些。
接着阿香让阿珍把那个男人的照片拿出来看看。阿香说：
“看样子，这个教书先生还挺老实的，不过，我看男人太老实也不好，我就喜欢那种有点坏坏的男人。”
她俩还提到英子，阿珍觉得英子嫁的这个男人，还是不错的。可是，阿香认为，长相还可以，只是回苏州过日子就不好。她就想留在上海，成为真正的上海人。
骆春娥知道阿珍要回乡下去了，给阿珍几尺花布，说是给未来的小毛头做两件小衣服，阿珍挺不好意思地收下了。骆春娥还说：
“房东太太对你也是好，我看就像对自己女儿似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太太对我好。”
阿珍走的那天，和伟伟拉拉手，要他听奶奶的话。伟伟倒也没怎么不舍，只是玩自己的东西，也许男孩都是那样。
叫来了去火车站的三轮车，阿香已经在车上了，她要送阿珍到火车站。阿珍上了车，我们大家帮她把行李一一装上。
大家跟着车来到大弄堂，发现墙上居委会贴出红纸：表扬余巧珍，积极相应政府号召，减少城市流动人口，主动回乡搞农业生产。其实，阿珍有上海市户口，不属于流动人口。
居委会大姐，还给余巧珍戴上一朵大红花。阿珍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走的时候还这么热闹！
（未完待续）

（31）修改
连贵从小由阿保照顾，他自然离不开阿保，阿保到哪儿去，一般都会把连贵带着。有时我们逗连贵玩，阿保总护着连贵。
现在连贵九岁了，早就不粘阿保了。有一次，连贵在灶间拿一根捆扎蔬菜的稻草，去引火玩。阿保叫他不要玩火，他就是不听。阿保只得向妈妈告状，她不能离开这里，便大声喊：
“妈妈，小贵玩火！”
此时，骆春娥家有客人，她总不能丢下客人下楼来骂连贵不成？听到阿保这么嚷嚷，只得不痛不痒地大声回了一句：
“小贵，不要玩火！”小贵也大声回了一句：
“妈妈，我没有玩火！”
……
连贵是一个正在长大的男孩，他总想随心所欲地玩，阿保总要来管，男孩到一定时候，不用教，就会骂人。
有一天，也是因为阿保要管他，他就来了一句骂娘的话：
“……，不用你管！”
阿保没想到，小贵会骂娘，这次她特意上楼去告诉妈妈：
“妈妈，小贵骂我，他冲着我骂……！”
骆春娥自认是阿保的娘，儿子居然骂到做娘的头上来了。这些日子，自己就想找个肯帮忙的人，还不是为了这两个冤家，便来了气。此时家里正好没有客人，大声喊：
“小贵，上来！”
小贵想，上楼就上楼，我骂的是阿保的妈，我妈妈不会怎么他的。想不到等他一进去，他妈妈便把房门关上，手上还拿了一根棍子：
“你老娘是没有本事，不得不想找个人，你居然也来骂你娘！”
于是一棍子一棍子地打在小贵身上，儿子叫唤，做娘的也叫唤，最后都变成了“哭喊声”。阿保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赶紧上去夺那根棍子。阿保棍子没夺下来，棍子反打到自己身上来了。……
就这样，三个人乱作一团。最后，骆春娥打累了，坐在地板上嚎啕大哭，哭自己命苦，小贵和阿保则在一旁抽泣。小贵走上前去，跟妈妈说：
“妈妈，我错了！”阿保接着说：
“是我错，是我错！”
（未完待续）

（32）
那天阿保去骆春娥面前状告小贵骂人，也许自认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讨好”。骆春娥生那么大的气，开始也是冲着小贵，不过后来却是冲着阿保。她想，这阿保居然也拿这句骂来恶心我，那就更可恨！
所以，她拿起棍子，更多地是打在阿保腿上，她自认为打在腿上不会出问题，她下手就更狠。
事后，阿保行走起来就是一跛一跛的，谁都没有在意。因为她磕磕碰碰，外伤是经常的。可是这次就厉害多了，甚至伤口还溃烂。母亲也提醒过骆春娥：
“是不是看个医生，上点药？”
“不碍事的，她是经常摔的，过几天还不就好了。”骆春娥说。
那个星期六下午我回家来，上楼去找二姐。走过阿保的小阁楼，发现阁楼门是开着的，听到阿保在里面哼哼唧唧，这回真的病倒了。
这小阁楼刚做好时，我曾经很喜欢，把它想象成空中楼阁，或林中小屋。如今则尽量远离它，即使门开着，也不敢向里窥探。
在我们学校里，除了老师和学生之外，还有一个群体，那就是工友。解放前称作“校工”，解放后称作“工友”，显得对他们比较友好和尊重。实际上，上下课打铃、修理课桌课椅、供电供水，以及食堂那一摊子，都需要他们。
我入学那年，学校第一次用上了扩音设备，每个教室装一个扩音喇叭，可以播放“广播体操”，也可以播放通知，真是方便了许多。同学们都知道，管理广播设备的是一位年轻电工。从外表看来，他的身体很健康，至少给人结实的感觉。可是他也有“羊癫疯”的毛病。
我们那时上初中很轻松，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两节课之后就是课外活动，走读生就可以回家了，而住读生就在操场上运动或玩耍，一直到吃晚饭。
学校里有一个淋浴室，大约有上十个喷淋龙头，供大家使用。当年的学校，哪有热水供学生洗澡？提供凉水已经不错了。我们玩得一身汗水，就想洗澡，天气已经热起来了，可以洗凉水澡了。
那天我去洗澡晚了些，同学们一个个洗完出来，我还在慢慢洗，反正离晚饭时间还早着呢！
这个淋浴室就是一个简易的平房，四周没有窗，只有一个气楼。白天就靠这个气楼采光，比较昏暗。
我突然意识到，淋浴室里只剩两个人了，我在尽里面，另一人则在进门处。在昏暗中我看清他就是患羊癫疯的那位电工，我就怕他突然发病，抽搐、翻白眼。他若是横卧地上，我就不会去扶他，也不敢从他身上迈过去。
于是我慌慌张张，套上裤衩就往外跑。走过他身旁，他好像在说：
“你怕我？”
我没有回答，知道他不会害我，还是想尽早离开这里。我同情患羊癫疯的病人，却又害怕他们。
（未完待续）

（33）
我们教室里的日光灯不亮了，就会去找这位电工师傅来修理。他登上课桌，把手伸进灯匣里，不一会，日光灯又亮了。他话不多，默默无声，却为大家带来灯光。
有一天，下午上完两节课，扩音器里发出一些响声，咯咯咯叽叽叽的，好像马上要播放一个通知，也许要我们大家到操场集合？
可是，只听得扩音器里一声嗷嗷叫唤，稀里哗啦一些金属器械掉落的声音，像是重重摔倒的声音，接下去便是大声喘息声……
大家明白了，一定是那个电工师傅，就在此时发起了羊癫疯。于是大家一阵哄笑，这样的声音，居然从学校播音室传出来，可笑，可笑！不过笑过之后，心中又十分沉重。
大家议论起来，有这种病的人，是不是不适合当电工？他发起病来，会不会触电？那不是很危险吗？
星期六下午我从学校回家来，看到客堂间没有人，便上二楼厢房，二楼厢房现在是二姐和小姐姐的睡房。小姐姐正在做作业，我便说：
“走过小阁楼，好像阿保还在里面躺着。”
“是啊，她在那里躺着有近十天了，腿伤很严重，又不上药。开始时大富妈妈每天给她盛一碗饭，上厕所让她自己慢慢爬下来。后来看她总这样，大富妈妈就不耐烦了，说她是装的，不给她送饭了。”
“从此就没有饭吃？”我说。
“就是不管她了，随她去。晚上我和二姐总是早早把门关上，半夜里外面也有些动静，不去管它。”
“阿保也真可怜！”
这时二姐回来了，二姐高中毕业后，进了一个培训机构，半年后就分配工作。姐弟三人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二姐说：
“我们俩是关着门睡觉，据说阿保夜深人静时起来找吃的，饭篮里一般有剩饭，她用手抓着吃。菜厨里有咸菜，再喝几口自来水，她就这么过日子。”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羊癫疯病人。”我说。
“是同学？上课时发病，可怎么办！”小姐姐说。
“不是学生，是电工师傅，男的。”
“还好是男的。”
“为什么？”我问。
“男的比女的要泼辣些，摔伤了也不怕人笑话！”小姐姐说。
“我们家的阿珍回家乡结婚去了，可是阿保有羊癫疯毛病，估计没有人会娶她。我就想，我们学校这个有同样毛病的电工师傅，如果能与阿保结婚应该很合适吧！”我说。
“这真是一个十三岁少年人的胡思乱想，极其可笑！”二姐说，“两个羊癫疯病人一起生活，谁照顾谁呀？”
“又不是同时发病，一个发病，另一个照顾呗！”
“……”
(未完待续）

（34）
据说，近来阿保就是这样，白天在小阁楼里躲着，不出来。到了半夜，大家都进入睡梦时，她才轻手轻脚爬下来，上厕所或者找吃的。以前她很怕她妈妈，什么都听她妈妈，小心做事。现在不在乎了，也不做事，就是呆在小阁楼里，不下来！
弄不明白她心理有什么变化，大脑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说，羊癫疯病人的大脑本来就存在问题，也许是吧！而骆春娥一直对她采取强硬的做法，晚上她连饭篮都拿上楼，菜厨里的剩菜都拿上楼。她还对我母亲说：
“胖弟妈妈，你们家的饭篮不要再挂在后天井，菜厨里也不要有吃的，我怕被阿保弄脏了，她的手又不洗。”
那倒是的，脏手和弄了，谁还敢吃呀！此后母亲不再在厨房里留下吃的东西。不过母亲还是跟她说：
“你总要给她留点吃的。”
“我是要她起来，不让她整天躲在阁楼里。白天我就是把吃的放在灶间，让她起来吃。”骆春娥这么说。
在一个门牌号里，就住着两户人家，相互比较了解，相互都不防着对方。在这夏天，除了二楼厢房，两位姐姐要关门睡觉，其余的房门经常是开着的。
父母睡在楼下厢房，通客堂的门是开着的（阿珍走后，伟伟跟我母亲睡）。我和二哥睡在后客堂，通客堂的门也是开着的。而客堂间通楼梯的门，更是常年不关的。
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家吃鸡，那时候难得吃一回鸡。一家人把鸡块都吃尽了。留下一碗鸡汤，打算明天再放些香菇、线粉之类的。那时候家里没有冰箱，要保存汤类，就是把汤煮沸，盛在海碗里，晚上放在客堂八仙桌上，不要搅动它，那儿通风。
因为我们家厢房和楼梯之间有一个小间，楼梯有什么动静，厢房不易听到。而后客堂与楼梯离得很近，有什么动静容易听到。可是睡在后客堂的是我和二哥，两人睡性大，晚上发生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家起得最早的自然是陶妈，她要捅开炉子，做早饭。到客堂间拿东西时，发现八仙桌上的那只海碗成了空碗，是谁把鸡汤喝了？陶妈便跟母亲说。
后来我们都起床了，看到那只做得很精致的、却又空空如也的大海碗，谁会半夜里起来偷喝鸡汤？肯定是阿保。
两三天没吃东西了，饿极了，到了半夜，摸下楼来。到灶间找不到吃食，走过客堂，闻到了鸡汤香味。此时鸡汤也不烫了，温温的正好喝，一碗鸡汤就这么下肚了。阿保又回她的小阁楼去了。
骆春娥知道这事，特来向我们家道歉，我们家真不计较一碗鸡汤。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大哥来看伟伟，听说了这件事，说：
“把这只碗一起丢了算了！”母亲却舍不得：
“挺好的这只海碗，洗洗干净不就行了？”
（未完待续）

（35）
虽然我们家不计较一碗鸡汤，但骆春娥心里还是觉得要管住阿保。白天给阿保一些吃的，下不下楼，随她去，晚上就不许她起来祸害人家。这样到了晚上，就把小阁楼的推拉门上锁。
反正我大部分时间在学校里，一周或两周回来一次。那天我发现小阁楼的板壁上砸出一个洞，伸出半只脚来。谁要上下楼，看到头上这只光脚丫，总有点恶心。小姐姐说：
“不知道阿保是不是已经习惯晚上活动，对晚上推拉门上锁一事，非常反感。那天晚上，她就使劲捶板壁，吵得大家没法睡觉，最后捶出一个洞来。这几天有时伸出一只脚，有时掉过头来睡，就伸出一只手。也许，小阁楼里很热，推拉门一关死，就不通风，需要砸出一个洞来。也是可怜，她妈妈就是想尽方法来对付她。”
“说不上那天，她会把小阁楼砸烂的。”我说。
“砸烂了小阁楼，她也就没了藏身之处。”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
隔了一周我回家，正好遇到阿保砸板壁。都晚上十一点了，她却开始砸板壁。其实她没有锤子，全靠她的拳头，她都不知疼痛。我二姐好言相劝：
“阿保，不要砸了，大家都要睡觉了，你也该休息了，好不好？”
阿保没有动静了，也许她想开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工作”了，她必须砸出一个洞来才肯罢休。此时她妈妈打开房门，站在阁楼，气呼呼地对她说：
“你再这么吵闹人家，明天我就去找人，把你的手脚捆起来！”
阿保似乎安静下来了，我也困极了，迷迷糊糊睡着了。……
星期天上午，二姐、小姐姐和我三人去公园，并不是去玩，只是想躲开17号里的喧闹。我带着俄语课本，小姐姐带着英语课本，抓紧时间去背单词。
午饭后，阿保又闹起来了，这回骆春娥边骂边往外走。她不是往弄堂外走，而是往弄堂尽头走，那儿有一排汽车库。
解放前，这里停放私家车，后来私家车越来越少，到了解放后，弄堂里没有哪家还有私家车。这些年来，不停有外来人口进入，能住人的就是这汽车库了。前面提到那里住着四个大男人，膀大腰粗，做些搬运工作，也乐意帮人家办点事。
骆春娥就去找他们，说：
“我们家的阿保，疯了，那天半夜把房东家的一碗鸡汤喝了。这几天就是没日没夜地砸板壁，不光是发疯，而是发武了，总有一天要祸害别人家。所以我来请你们帮我一个忙，把她的手脚捆起来，免得她吵扰人家，我请你们喝酒。怎么样？”
（未完待续）

(36)
骆春娥请来四个大男人，正是下午三四点钟。他们一拐进横弄堂，就听到他们的嘈杂说话声。
母亲立刻起身，把客堂和楼梯之间的这扇常年开启的门，给关上了。说实在，即使关了门，还是听到他们走进灶间、穿过后天井、登楼梯的声音。他们正一步步逼近小阁楼。
接下来便是阿保恐惧的尖叫声，骆春娥的蛮狠的沙哑声，还有大男人喧嚣的粗嗓门。
阁楼是那么小，进不了那么多人；阁楼又那么简易，也承受不起那个重量。对待一个弱女子，居然叫来了四个大男人。只听得阿保嗷嗷的叫唤声，没命地挣扎、撞击板壁的声音。
“捉住她两手，给捆住！按住她的头，当心她咬人！……”
二姐实在听不下去，跟我说：
“胖弟，你还要回学校上晚自习，都四点了，我和小妹一起送你，今天你试试，坐一回有轨电车！”我立刻收拾我的书包，和要带走的东西。三个人不走后门，经过前天井、从前门出去。母亲跟过来，给我们关门，我便跟母亲说，我回学校去了。
三个人走在路上，沉默无语。平时我总是坐公共汽车回学校，今天和姐姐们一起，向有轨电车站走去，那是一个起点站。
解放前，有轨电车由前后两节组成。前节是头等车，后节是三等车，也许这是当年租界定下的规矩吧！解放后五十年代，有轨电车依旧分头等车和三等车。我上了后面一节，因为车票便宜两分钱，那时学生都乘三等车。
我上了车，找个座坐下，透过车窗，可以看到她俩进了一家很有特色的食品店。不一会，她俩就出来了，二姐举着一根棒棒糖向我跑来，刚递给我，电车就开动了。
我们双方都笑了起来，庆幸我接到了“棒棒糖”。其实，那不是小孩吃的“棒棒糖”，而是很大一块奶油软糖，插一根棒棒方便手拿。所以说是一家特色食品店，如今这家食品店早已不复存在。
有轨电车车速很慢，司机站着开车，没有喇叭，脚踩铃铛，一路上叮叮当当的。我看着车窗外的街景，品尝着棒棒糖的滋味，不再想17号里发生的事情。
到了终点站，我还得换公共汽车，我的学校有点远。走进校门，就看到两个同学，分别了才一天，好像分别好久似的，他俩还陪我回宿舍。再一起去食堂吃晚饭，晚饭后一起去上晚自习。
上了床，熄了灯，大家还要说一会话，慢慢地才一个个睡去。此时我想起骆春娥家的一些事情，他们把阿保这么捆起来，为的是阻止她夜晚四处游荡。
的确听说过，怕祸害邻居，把家里的精神病人捆绑起来，用铁链子把他锁在猪圈里，吃喝拉撒全在猪圈里。——那真是把人不当人了！
骆春娥总不会把阿保锁在小阁楼里，让她在小阁楼里吃喝拉撒吧！当然，吃饭时因为没有人喂她，就要松开她的手；拉撒时还得上厕所，也要松开她的脚，让她行走！看来能做这些事的，只有骆春娥她自己了，她的两个儿子可不适合做这些。
已经到了七月初，下下星期就是期终考试，下一个周末我要好好复习，不回家了，考完试再回家。
（未完待续）

（37）
初中二年级的期末考试结束，不管考得好不好，大家都很轻松，可以度一个漫长的暑假。那时候成绩单都是寄到家里去的，回家等着去吧！
走读生考完试不吃饭就回家，而我们住读生则在学校吃了午饭，还要回寝室收拾东西、归拢东西，把一些该洗的衣服、床单带回家。所以我回到家时，都快四点了。
看到我放假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说说笑笑。父亲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
“过几天成绩单就来了，我想还行吧！”那时考试题都是必须掌握的知识，不会出些怪题来难为学生。
晚饭之后，母亲把我带回要洗的东西分分类，有的就放在洗衣台下的木盆里，陶妈会洗的。而我则把教科书和练习本摊在客堂桌上，有些书和笔记本还需要保留，有些废纸就没用了。
父亲回厢房去了，母亲带着伟伟也回厢房了，客堂里只剩兄弟姐妹四个。二哥坐在我对面，看我整理得差不多了，似乎随意说起：
“胖弟，阿保死了！”他看我的反应。
我很吃惊，猛地站了起来，当时我正背对着通往楼梯的那扇门。天已经黑了，客堂已经开灯，楼梯不开灯时就是黑洞洞的，莫名的恐惧正从身后向我袭来。我立刻绕到二哥那边，二哥能给我壮胆，我愿直面黑洞洞，而不愿背对黑洞洞。二姐说：
“二哥，你别吓唬胖弟，我们都胆小，等一会我和小妹还要上楼经过那里呢！”
“已经死了八九天了，你们还害怕呀？”二哥说。
我是上上个星期天回学校的，那天下午骆春娥请来了四个壮汉。据说登上阁楼的就一人，另一人在阁楼门口就能控制住阿保的手脚。他们完成了任务，四个人拿了钱喝酒去了。
阿保被捆得动弹不了，只能叫喊、挣扎，用身体撞击小阁楼，没有人理会她。折腾累了，她就安静一会儿。
就这样阿保挣扎一会儿，又歇一会儿，想必是累了。据说安静一段时间之后，又会有动静。隔天，骆春娥说给阿保送了吃食和水。因为是骆春娥家的事，我们家不便多问。
慢慢地阿保安静了许多，也不见吃喝，再后来就没了动静。那天骆春娥在阁楼外探听，真没了气息，一摸已是冰凉的了，才去叫人抬出来。到底是哪天死的，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都不清楚。
从二哥二姐的说话中，我大致明白了这个经过。此时，二姐和小姐姐上楼睡觉，走第一个楼梯段时，脚步声还正常，走第二个楼梯段时，脚步声就变得急促又慌乱。想必此刻她俩正通过小阁楼的门口，可见她俩也害怕。
（未完待续）

（38）
我和二哥回后客堂睡觉，后客堂曾是奶奶的卧室，就在那里去世的。好几年过去了，我不害怕。可是今天晚上我害怕，黑暗中就会出现阿保摇摇晃晃走来的影子。
我和二哥各睡一张单人床，熄了灯，黑暗中总有一些影像出现。我不得不跟二哥说：
“二哥，我睡你里边好吗？”
“过来吧！我跟你说，你又没有害别人，有什么可害怕的。”
隔了一天，待客堂里只有我和母亲时，便轻轻地问母亲：
“阿保到底怎么死的？”
“还不是饿死的！”母亲轻声回答，想不到骆连贵正好在楼梯口，他立刻大声回应：
“不是饿死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小孩子是这么严肃又生气的模样。
“那是怎么死的？”母亲随口接了一句，小贵皱着眉头，回答不出来，当年他九岁。也许这几天，骆春娥家已经统一了口径，不准说阿保是饿死的。
弄堂里都知道，17号里的那个羊癫疯阿保死了，怎么死的？都说阿保突然疯了，后来动武了，怕她祸害别人，不得不把她捆绑起来。她不吃不喝，慢慢地就死了。
解放前，一个人去世，并不需要医院开具死亡证明。解放初期，一些规章制度还不健全，不需死亡证明，就可以火化。就这样，阿保被抬出去火化！
阿保随骆春娥来我们家时，十六岁，到今年才二十，这一生，太短暂！也许她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她没有机会上学，可是她确实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她有羊癫疯的毛病，这是她的不幸。你可以用她，也可以不用她。总不能忽然觉得她没用了，就不管她了，任她生与死，谁有权力决定另一人的生与死？
这便是我少年时期遇着的最想不通、也最恐惧的事情。
两个姐姐上楼时，走过小阁楼，就会匆匆而过。我也是，这个暑假，尽量不去二楼厢房。只是因为夏天，每天得到二楼浴室洗澡，上下楼时我就贴着墙走，尽量距小阁楼远一点，不去扶栏杆。
现在小阁楼的推拉门总是关着的，小阁楼的灯也不再点亮。可是被阿保砸穿的板壁——那个孔洞，依然存在。我不敢抬头细细看，生怕从孔洞伸出一只手或一只脚来。至此，我对小阁楼曾经有过的美好联想，已彻底消失。
（未完待续）

（39）
阿保火化之后，骆春娥就把小阁楼很彻底地收拾了一下，基本上把阿保遗留的东西全部清理掉。搞得她腰酸背疼，也不嚷嚷。如今，她变得特低调，尽量少出门，少和邻居见面。即使见着我母亲也总低着头。
到我暑假快结束时，他们家来了乡下亲戚，送来一大麻袋珍珠米。珍珠米就是现在的甜玉米，连煮过珍珠米的水都是甜的。她特意给我们家送来一篮子，我们都喜欢这又甜又糯的珍珠米。
骆春娥沉默了一两个月，至此好像恢复了往日的精神。
乡下亲戚走后，她跟我母亲说起，刚从乡下亲戚处听来的有关傅先生的消息：
“胖弟妈妈，我终于打听到傅先生的消息了。上次他生意做赔了，又没有资金跟上，如今真成了‘穷光蛋’。这回翻不了身，只能留在昆山，再也不会来上海了。”
骆春娥居然笑得很开心。母亲实在不明白，当初她一直牵挂傅先生，今日却忘得一干二净。
原来，骆春娥结识了一个老男人。
这位姓裘的老先生，六十岁，也许不算老，只是瘦瘦的，显老。话语不多，慢条斯理的，慢慢走过楼梯口，慢慢地走上楼。据说双方已经谈妥，骆春娥愿意把一些情况告诉我母亲。
裘先生是一家私营小厂的老板。厂子不大，五五年公私合营，但裘先生每年还有一定的收入。裘太太是三年前病故的，今日裘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骆春娥，愿意和她走到一起。但是，裘家子女不同意，不接受他们家来一个后妈。父亲若一定要走，那就光杆一个人可以走。
骆春娥也是真心实意，她建议裘先生就住到她这里来，把这里当自己的家。裘家的房子就留给裘家子女，至于公私合营小厂的收入，他只要一部分，其余留给他的子女。
过两天，裘先生就要搬这里来了，所以骆春娥一定要和我母亲说清楚，免得风言风语传一些话。
过了两天，裘先生真搬来了，没多少东西，就一些自己日常穿的衣服。当然，此后裘先生就和骆春娥睡在里间，大富、小贵睡在外间。成为一家人了。
过了些日子，裘先生还是跟骆春娥说：“我们住在一起了，说好听的是同居，说不好听的就是姘居。我想还是去登记一下，领个结婚证为好，免得邻居说闲话。”
骆春娥同意这么做，对她来说也是一个保障。那天他俩登记回来，还买了糖果，分发给邻居，也算是告诉邻居他俩结婚了。
给邻居的，都是抓一把散装糖果，给我母亲的是一个盒装糖果，毕竟我们是楼上楼下的近邻啊！骆春娥羞答答地对我母亲说：
“裘先生对我蛮好的。”
“那就好啊！”母亲笑着说。也许骆春娥到此时，才遇到了可以相伴到老的人。
（未完待续）

（40）
再说一下阿珍，她是54年四月份回乡下去的。她走之后也不曾来信，也许因为没有人代她写信。那时伟伟晚上跟我母亲睡，日常生活都是母亲在照顾。到了九月，伟伟上小学了。
……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晃伟伟小学毕业，升了初中，而我也上大二了，我们俩相差七岁。上了大学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有时星期天回家去取钱，去取衣物，当然也要去看看父母和哥哥姐姐。
那天回家，正好遇见了从乡下来的阿珍，阿珍正和母亲在聊天呢！母亲告诉她，阿保已死，已有七八年了，正是她回乡下的那年。
阿珍很是吃惊，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母亲大致说了说发病经过，也不能细说。虽然阿珍与阿保之间也不算多亲密，但都是给人帮佣的，相处这几年，还是很同情阿保的遭遇，为她叹息。
阿珍和我母亲自然谈到她在乡下的情况，说及她的当乡村教师的男人、她的公婆和她的一双儿女。
母亲问起她奶奶，身体可好？
“身体大不如前，就在自家屋里，或院子里做点事。我这次来上海，让我代她问东家太太好。”
她看我在一旁听她俩说话，就转头跟我打招呼：
“小爷叔也长高了，像大人了。”以前她叫我胖弟，如今她随伟伟称呼我为小爷叔，她接着说：
“刚回乡下，我们女的就是洗衣做饭照顾小孩，再就是喂鸡喂猪。到了58年大跃进，男的都调去修水利了，就要求我们妇女走出家门，安排我们赤脚到稻田插秧。我们从没下过田，哪会插秧呀！没有办法，只得学，后来还要我们去收割稻子，天天累得半死。”
“当初就应该在上海嫁人的！”不知什么时候骆春娥进来了。
阿珍笑笑，不置可否，也许她已习惯那里的生活。
这时，伟伟回家来了，看到阿珍，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对阿珍笑笑，十三四岁的初中生，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粘阿珍了。阿珍倒是微笑着看了他好久。
陶妈把晚饭端出来，母亲让阿珍一起吃：
“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客人，我们一起吃个便饭。”阿珍就是不肯：
“太太留我吃饭，太谢谢了，我还是跟陶妈一起吃吧！”
……
过了三年，阿珍又来上海了。这回她带来许多自家做的梅干菜、扁尖、笋干等等，给我们家一些，也给骆春娥家一些。
她还把剩下的分成好多小包，给弄堂里熟悉的人家送过去。当年正是困难时期，遭遇天灾，粮食定量，蔬菜供应也很少。阿珍带来的这些家乡特产，太受欢迎了。可是人家也知道农村比城市更困难，哪能白要她的东西，都纷纷给她钱。
她不说，我们也知道农村的日子难过，我们没有回赠的东西，只能给些钱。她在上海做过六年“大姐”，也算有点人脉，这次上海之行，就想探一个路子，能否给家里有一个分担，果然，能给家里带一些钱回来。
来到上海，阿珍自然想去25号找她的相好的阿香。可是母亲却叫她别去，因为阿香与这家男主人勾搭，被女主人发现，给赶走了，现在阿香也不知去了哪里。
此后，阿珍还来上海两回，我都在学校，没见着她。据说每回来，都带大包农产品来，换几个钱回去，使一家人能度过困难的岁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