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家在福煦坊17号。弄堂房子前后门是对着的，我们家的后门对着25号的前门，我们家的前门，对着11号的后门。
夏天时，11号后门经常是开着的，那里有一个娘姨，忙着灶间里的那些事。她很老了，她还缠着小脚，和我奶奶差不多的小脚。其实，缠小脚的娘姨不多见，一般农村要做事的妇女是不缠脚的，他们家兴许曾经阔过。
这位老娘姨是绍兴人，我们家也是绍兴人，所以，母亲有时会和她聊天，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母亲生了六个孩子，三儿三女，我是最小的一个，大哥比我大十五岁。大哥二十岁时，还在上大学就结婚了，大哥先头生了一个女儿，去年又生了个儿子。那位老娘姨说：
“那多好啊，太太抱孙子了。”
“好是好，他们要把孙子送这边来养，我都快五十了，也吃不消，想请个‘大姐’。”那时，把未结婚的女佣称为“大姐”，也就是现在的“小保姆”，而把已婚女佣通称为“娘姨”。
这位老娘姨立刻推荐她的孙女，说：
“太太，我的孙女刚满十六，我正想让她到上海来做大姐。身体蛮好，人还勤快，到太太家来看小孩，合适。我都六十好几了，也该回乡下去了。”
过了十来天，11号的老娘姨领着她的孙女来我们家。那是一个乡下姑娘，十六岁，还没长成，个子不高，不过身体不错，红红的脸，看来还机灵，母亲就留下了。
这个乡下姑娘叫阿珍，取这样的名字，可见家里还是很宝贝的。可是乡下日子也不好过，对门那个老娘姨是见过世面的，认为到上海来做大姐，还是比留在乡下强。
因为就住在对门，这个老娘姨还是比较放心，有什么事随时都了解，随时可解决。老娘姨也一再跟阿珍说：
“有什么事，就跟太太说，不懂的事就问太太，太太最心善了。做事要勤快、机灵。看小孩，处处时时要小心，晚上带小孩睡觉也要警醒着，千万要别压着太太的孙子，人家太太的孙子矜贵着呢！”
当天晚上，母亲就让阿珍一个人睡在后客堂。后客堂曾是我奶奶的房间，奶奶去世后，这个房间一直空着。当然奶奶睡的那张红木雕花大床已经拆除，在靠窗口处，放了一张稍窄的床。大哥明天把儿子伟伟送来，所以今晚阿珍一个人睡。
母亲已经告诉她，马桶间在楼梯平台下面，用完了不要忘记冲水。她一直不敢用这个厕所，睡到半夜，不得不起来。摸摸索索向厕所走去，进了马桶间，不知道灯在那里，一切全用手来摸索。

(2)
天蒙蒙亮时，她就醒来了，她仰卧着，看着天花板。现在的天花板，都是白色的，可是当年石库门建筑的楼板都是全木结构，刷的全是紫红色的油漆，显得及其幽暗。
她看到靠近客堂方向，离天花板很近处有一个支架，支架上有一个很大的木箱，也刷紫红色油漆。她想，这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棺材？她越想越害怕……
阿珍早早起来，不知该干什么，看到厨娘陶妈在灶间弄早饭，她就抹桌子扫地。二哥、二姐吃了早饭就去学校了，我和小姐姐是小学生，上课晚些，正在吃早饭。阿珍指指后客堂，问我们：
“昨晚我睡在后面那间房，抬头看见上面有一口大木箱，是不是棺材啊？”我和小姐姐都笑了起来：
“不是的。”
“那里面放着什么？”
“都是一轴轴的字画。”她不知道字画有什么用。我接着说：
“字画都很值钱，怕贼来偷，所以把箱子架得高高的。”
那时候，贼总是晚上出没，从屋顶潜入偷窃。贼即使发现这个箱子，一时找不到梯子，也就无法偷盗啊！
到了下午，我大哥就把伟伟送过来了。伟伟倒是愿意让阿珍抱他，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伟伟是一个正在学步的小孩。他想自己走路，你得护着他，生怕他摔倒了；有时他又不肯走，你又得抱着他。所以带一个才周岁的孩子，是很累人的。
喂小孩吃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一口饭他含在嘴里，就是不下咽，你就不能喂他下一口。
午饭后，小孩要午睡，这一睡睡到下午四五点钟，到了晚上就不肯睡，怎么哄也不行。其实，阿珍才十六岁，她很想痛痛快快睡一觉。可是得警醒着，时时要把照顾孩子放在第一位。
阿珍刚来时，只带来一个小包袱，里面是几件替换衣衫。母亲就找出我二姐的一些旧衣服给她，旧内裤自然不能给人。
到了月底，给了工钱，母亲建议她去扯几尺布，给自己做两条替换的内裤。母亲针线活特别好，平时针线活几乎是不断的。这么一家子，缝缝补补是少不了的。
阿珍买来几尺花布，母亲便给她一个裤样，让她自己比划着裁剪。那天午后，趁小伟午睡，阿珍学着裁剪。可是摆过来比过去，就是不敢下剪刀，总想把剪下的布头连片的，结果反把内裤剪成了四片。
阿珍心想，这下完蛋了，一块新布就这么被自己剪坏了。我母亲看了一眼，跟她说：
“不着急，把两片缝起来就行。不过，两侧有拼缝的那可是西装短裤，你真行，都能做西装短裤了！”母亲笑话她。
(未完待续）

（3）
到了夏天，伟伟背上长出一个个脓包。开始看西医，要打针、上药和吃药，总不见好。这些日子，孩子哭闹，阿珍真的很辛苦。
阿珍的奶奶虽在对门11号，但还是不便来看她。倒是阿珍可以抱着伟伟到弄堂里走走，顺便来看看奶奶，奶奶总是让她安心做下去。
阿珍奶奶说，小孩长脓包，不怕的，把脓包挤出来就好了。后来，伟伟改看中医，中医也认为只要把浓挤出来，上点紫药水就行。果然这些脓包收口了。
过了些日子，阿珍爹爹来上海，要把奶奶接回乡下去。
那天，阿珍爹爹中午才到上海，已买不到当天回乡下的火车票了。只买到隔天傍晚的火车票，这样第二天就有一些空余时间。
第二天午饭后，伟伟照例要午睡。这时，母亲让阿珍陪她爹爹上街走走。阿珍对我们家附近已比较熟悉，领着她爹爹东走走，西看看。带着爹爹走过一家电影院，爹爹看出女儿想看电影，那就花几个钱吧！
正好午后一点半有一场电影，他特意买了两张第一排的票，因为在他们看来第一排是最好的票。阿珍坐在第一排，还不时回头张望，以显示自己坐的是第一排。
看完电影回来，母亲问他们上哪儿去了。阿珍高兴地说：
“看电影去了，我们坐的是第一排！”
“看电影的人还真不少，大白天的，只剩第一排了？”
“我爹爹特意买第一排的。”我母亲也明白了：
“看戏，第一排最贵，看得清楚。看电影，中间座位好，坐第一排，仰着头，不舒服吧？”
“我们乡下人，不懂哦！”阿珍爹爹这么说。
“你女儿在我们家，你放心。她挺勤快的，也很懂事，没做过的事很快学会了。”
“多谢东家太太，多谢东家太太！”并跟阿珍说：
“阿珍，在太太这里做事，就要听太太的话！记住。”
阿珍在我们家慢慢做顺了，也就习惯了。她和楼上姜小姐的女佣英子，偶尔可以说上两句话。
顺便说一下，姜小姐是我们家的第一任房客。那是47年底，我们家向姜小姐转让了二楼前后两间套房，英子就是跟随姜小姐一起来的。与姜小姐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弟弟，还和她的女儿小玲。小玲和我同岁，刚来时都是二年级的小学生。
阿珍对这家人家敬而远之，也弄不清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俩怎么是姐姐和弟弟？怎么没有男主人？只是觉得英子人好，懂得的事多，毕竟英子到上海也是从做“大姐”开始的。
姜小姐在这里也就住了一年多，上海解放前夕，忽然跟上海滩一位很有名的律师去了台湾。她走得很匆忙，连她的女儿都没有带走。
(未完待续）

（4）
姜小姐是49年三月去台湾的，没多久南京就解放了。接着解放军横渡长江，一步步紧逼上海。
此时上海的普通老百姓那儿都不去，照样过日子。远处不时传来炮声，也传来各种小道消息，说几月几号解放军就要打进来了。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傍晚，炮声就密集了许多，大家有一种预感，都早早上床。阿珍，带着伟伟上床，说也奇怪，那晚伟伟不闹，很快就睡着了。而二楼的那家，早早听到拉动沙发的声音，那是姜小姐的弟弟就寝的声音。而在里间的小玲和女佣，想必早睡下了。
我们在枪炮声中入睡，又被枪炮声惊醒。那一晚枪炮声不绝于耳，好像一切就发生在弄堂外的这条马路上。弄堂口的那两扇大铁门从不关闭，但是那天晚上却早早地关上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寂静，邻居家开门声都能听到，可见有人开门出来了。于是家家户户把门打开，想了解一下，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昨晚，就在我们弄堂口外的这条大马路上，发生了巷战。解放军从东面打进来，国民党军队则向西逃窜，——上海解放了。关于上海解放的前前后后，我所知道的，已在另一个“纪实中篇”做了描述，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姜小姐临走时还是跟弟弟有所交代，把女儿和女佣托付给他，还有这一套房产、家具和一些现金。
弟弟在上海又没有工作，理应辞退女佣，节省开支。可是他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更不会照看好外甥女，所以他们家少不了女佣英子。
这个弟弟还是很规矩，让年仅二十的英子和小玲，睡里间她姐姐的那张大床，自己依旧在外间睡沙发。这样的安排挺好，但这样坐吃山空还是不行。
他想起姐姐曾跟他说，在上海混不下去，就回苏州去。其实，他也想回苏州去，虽说苏州已没有亲人，但毕竟从小生活在苏州，对苏州熟悉，找工作也容易。但是，姐姐走了好几个月了，没收到一封信，这一走，就真断绝了音信。
他想，再等等，等到50年的年中，我和他家小玲快念完三年级了，还没见来信。
总不能无限制等下去，他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英子，希望她能跟他们一起回苏州，英子同意。
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我母亲，我母亲赞同他这么做。
母亲告诉他，下一步若要转让房产，可以找“掮客”。“掮客”就是现在的“房屋中介”。母亲说：
“当年我们把楼上两间房，转让给你姐姐，是收‘顶费’的。你若要转让，也可收到一笔不低于当年的‘顶费’。”
这个弟弟还抓紧时间回了一趟苏州，他得安排好苏州的住处，还得打听附近是否有小学校。看来人在患难时自会有勇气的。
（未完待续）

（5）
以前在家里，我是最小的，奶奶、爸爸、妈妈都宠着我，哥哥姐姐也都让着我，可如今最受宠的自然是伟伟啦！
到了这一年，伟伟三岁了，我才十岁。我这么小，居然当上叔叔了，我不认为是好事。当叔叔就得像个叔叔，我有什么吃的，一定先得让给侄儿呀！
伟伟三岁自己会玩了，也不用阿珍时时看着。这样阿珍抽空就要洗衣服、收拾房间，当然她的工钱也涨了一些。
我们家还有一个老年女佣，在我出生之前就来了。她姓陶，大家叫她陶妈，专做灶间里的事。
母亲是一个旧式妇女，没有多少文化。却做得一手好菜，我们家的主菜一定是母亲亲自掌勺，而买菜也是母亲分内的事。母亲还有一手好针线活，一天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客堂里缝缝补补，她还做鞋帮、纳鞋底，给我们年幼的孩子做鞋。
姜小姐弟弟从苏州回来，就去找在汽车行里做事的“掮客”。这样“掮客”便带人来看房。到了暑假，前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
我们家有客堂和后客堂，对应二楼的那两间房，正是要转让的。因为，石库门建筑的楼板都是木制的，所以在客堂楼上嘈杂人声，在客堂间做针线活的母亲，听得一清二楚。她说：
“总听得这个‘沙喉咙’女人的说话声，兴许是看上这套房了！”确实，这个沙喉咙女人来看房，好几次了。
那天，我在弄堂里看到她。她不年轻了，估计年近四十。穿一件白色上有黑色细条纹的绸子旗袍，撑一把藕色绸子太阳伞，挽一个皮包，还摇一把秋香色檀香扇，天气确实很热。
我跟随她进我们家，出于好奇，跟随上楼。因为是欢迎人来看房，房门总是开着的，我就跟了进去。房间里好多人，也许有些是“掮客”带来的“说客”，他们围着这个沙哑喉咙的女人。她提出什么问题，他们就给以解释。
人若是看上了什么，为了压价，又往往会挑毛病。她嫌卧室的窗户正对着对门人家的客堂楼上：
“像这样窗户对窗户，人家从对面望过来，看得一清二楚，我看不好！”马上有人接话：
“这里的房子，都是这个样的。其实，这是北窗，不常开，即使到了夏天，挂一个窗帘，或在窗外装一个竹帘子不就解决了嘛！”
她又说：
“这朝南起居室的一排槅扇，又对着人家的烟囱，不好！”
“洪太太，现在的烟囱已经不冒烟了。十年前，灶间里都有灶，烧的是劈柴，烟囱确实冒烟。如今家家户户烧的是煤球，用的是小小的煤球炉，与烟囱不相连，不会冒烟了。”
……
接下来，这个弟弟在“掮客”的主持下，和对方谈价钱、签合同、付款等等，也是够难为他了。不懂的地方他就会问我母亲或父亲。不过还好，没有遇到骗子，一个急于卖房，一个急于买房，都很真诚，也就成交。签合同以及后来的付款，都请我父亲做一个见证。
（未完待续）

（6）
最后，弟弟把姐姐姜小姐留下的成套柚木家具都作价给洪太太了，他享受不起这些，苏州的住房又很小。
合同上写明八月二十交房，英子除了做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忙着收拾东西，弟弟则装箱打包。至于小玲还年幼，不太懂事。她和我小姐姐是好朋友，有点难分难舍。
阿珍与楼上英子关系也不错，毕竟人家年长四岁，见过世面。阿珍买一块花布，也会央求人家陪她去买，帮着出出主意。如今人家要走了，是从上海去苏州，苏州毕竟不如上海，心中就不是滋味。
买好火车票，他们就把箱子和行李托运掉，临走时只随身带一些细软，叫了两辆三轮车。母亲、阿珍、小姐姐和我都到后门口送他们。阿珍和小姐姐一直送到大弄堂，挥手告别，看来这辈子不会再见面了。……
这样，洪太太就正式成为我们家的第二任房客，此后就是她与我们家打交道了。
弄堂房子的灶间和楼梯之间有一个后天井，设后天井的目的，想必是为了排除灶间里的油烟。在这个后天井有水龙头和水池，供洗菜洗衣用。
当年我们家在水池旁做了一张木洗衣台，那时没有洗衣机，洗衣就得用洗衣台。尤其是洗被里、窗帘、沙发套等的大件，都得在洗衣台上铺开，抹上肥皂，用板刷使劲刷。洪太太觉得这个洗衣台年代久远，摇摇晃晃，应该换新的。
母亲说，她有木料，洪太太说，她可以出工钱。双方都很爽快，开始做新洗衣台。请来了一个木匠，在后门外的小弄堂制作。
整整花了一天时间，洗衣台就做好了，搬进来落位。洗衣台台面刨得很光滑，不伤衣料。其余比较粗糙，也不刷油漆，台下还做了搁盆的地方，方便使用就好。
这条弄堂每一个套房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天井，冬天太阳晒进来，暖洋洋的。可是到了夏天，就不希望太阳进来，就在天井上方、屋檐下方搭一个水平的凉棚。这个很管用，早晨太阳升起时，拉上芦苇帘子，不让太阳光进来。傍晚太阳落下了，再把帘子卷起来，天井、客堂和厢房都阴凉。
我们家原先也有这样的凉棚，只是年久失修，芦苇折断，一拉时，便沙沙地掉渣子，帘子上有好几个窟窿。所以洪太太提出两家人家，合资换新的凉棚。换新的，两家都受益，我母亲同意。
同时，洪太太在北窗外，也装了细竹帘子，以遮断视线。
（未完待续）

（7）
在这条弄堂，家家户户都利用坡屋面下的空间，做一个三层阁。我们家也做了三层阁，为的是收捡杂物。洪太太说，她也有杂物需要收捡，也要做一个阁楼。其实，她早就看上楼上浴室下面那个坡形空间。母亲没有办法，只得让她在那里搭一个小阁楼。
接下来几天，洪太太忙着买木料，请木工，开始搭她的小阁楼。阁楼可不像洗衣台，做成了可以抬进来。阁楼必须在现场制作，木匠师傅在楼梯口实在转不过身来，母亲才让他到天井里来锯或刨。
浴室下的空间非常有限，又不能做得太低，大家总不能低着头上下楼吧，所以这个阁楼将就着做得非常小。
三天后，这个小阁楼做成了，我倒是很喜欢。它从楼梯旁边上下，有一个仅三步的小木梯。爬进去之后，可以把推拉门关上，一个人在里面就是一个“个人空间”。这个空间比较矮，人最多可以蹲着，或坐着，倾斜的部位只能躺下。不过有一米来宽，两米长。
洪太太自言自语：
“一个人躺下是没有问题。”母亲问洪太太：
“是女佣睡这里？”
“不，没用女佣，是女儿睡这里。”这确实让母亲吃惊，便问：
“女儿多大了？”
“十六了。”……
母亲好生奇怪，隔了一天又问洪太太：
“洪太太，你们家有几口人哪？”
“四口人，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八岁，上二年级了，小儿子才五岁，比你们家伟伟大一岁。这个女儿十六了，……”
“女儿总矜贵些，她肯睡在房门外，这个阁楼里？”
“房东太太，不瞒你说，她是我早些年买下的丫头。”
“哦哦。”解放前，一些人家确实还有丫鬟，那是大户人家。母亲只是一时不曾想到，这个女人居然也买丫鬟。
“她从小喊我妈妈，我也就把她当女儿养。”
“哦哦，那你生儿子也很晚呀！”母亲想，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只有四岁和七岁的儿子，可真是晚育了。
“我嫁到洪家，隔一年就生了一个女儿，可惜到五岁时就没了。后来又生了这两个儿子。”
“先生不来住？”
“没有先生，死了！”回答得很爽快。
“哦哦。”母亲一时语塞。
原来我们家的第二任房客也是单身女人！
（未完待续）

（8）
洪太太一家终于搬来了，两个儿子，一个丫鬟，还搬来许多旧家具。大儿子叫洪连富，一张大脸，也许他爸就是肥头大耳的。小儿子叫洪连贵，长得秀气多了，像他妈，洪太太年轻时想必是个美人！
这个丫鬟，十六岁，高挑个儿，只是脸色不太好，有点发青。很本分，忙着一次次来来搬东西。我们听得洪太太叫这个丫鬟为“阿宝”，可见洪太太真把丫鬟看作宝贝女儿了。
搬家是很累的，第一个晚上，就这么凑凑乎乎住下了。洪太太，带着她的两个儿子睡在里间大床上，外间是起居室，堆满了旧家具和尚未收拾的杂物。洪太太把房门一关，就把阿宝关在外面了。
阿宝被关在外面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搬了新家，高高兴兴的。
正是夏天，她穿一件短衫，一条半长裤子，一般做“大姐”的也是这个打扮。忙碌了一天，洗洗，准备睡觉，独自面对小阁楼。
我，小姐姐，还有我大姐和二姐，都在楼梯口看阿宝。她喜欢她的小阁楼吗？她能很顺利地爬进去吗？
我们看她登着小梯子爬了进去，这让我想起一棵大树上的一间小木屋。住在半空中的小木屋里真好，可以环顾下界啊！
这时阿宝打开了小阁楼里的那盏灯，她向我们笑笑，似乎在炫耀什么：
“你们看，我的小屋还有灯！”
小阁楼里有一盏灯，确实很诱人，可以灯下看书。由于木板拼得并不严丝合缝，光亮就会从板缝中漏出来，显得很神秘。就好像一个人在林中迷了路，忽然看到了林中小屋的灯光。
那天，我大姐正好回来看我们，今晚就住在二姐房里。白天看到新房客搬来这么多旧家具，便说：
“本来，姜小姐留下了很有档次的全套柚木家具，这些乌漆墨黑的旧家具就该扔了。今天还要搬来，如何塞得下？挺好的两间房，搞得不伦不类的。”
阿宝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小贵，小贵小时候要抱、要背，大小便等等。现在省事多了，他自己会吃、会玩了。这样就要帮洪太太摘菜，淘米，洗衣服。下午有时也会带着小明到弄堂里玩。
那天，阿珍建议阿宝一起去对面医院玩。阿珍十八，阿宝十六，伟伟四岁，小贵五岁。两个人各牵着一个小孩进医院去，当年的医院很清静，树木很多，病人很少。进进出出无人看管，还以为是来探望病人的呢！
阿珍知道阿宝虽然叫洪太太为妈妈，实际并不是洪太太的女儿，而是丫鬟，两个人都是给别人家看小孩的。
阿珍带着伟伟睡在后客堂的一张大床上，而阿宝只能每晚爬进那个小阁楼。阿珍每月还有工钱，而阿宝是不拿工钱的。阿珍觉得，两个人的处境，阿宝还不如自己呢！
（未完待续）

（9）
洪太太搬来这里也有上十天了，她的亲朋好友要来祝贺她乔迁之喜。她本是个热情好客的人，自然得热情招待。
到了约定的日子，一早她就去买菜，虽说亲朋好友是来吃晚饭，但她上午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些菜得洗，有些菜得切，而有些菜，得早早炖上。
灶间和后天井的水池，都是两家公用的地方。母亲看他们家这么忙碌，也就尽量避开，让陶妈弄一些简单的饭菜，午饭早早吃过，连碗筷也先放着，等会儿洗。
我们小孩和母亲都在客堂间，可以听到后天井水龙头的哗哗声。正在这时，传来阿宝的一声尖锐的嚎叫，接着就是瓷碗落地的清脆声。母亲自言自语：
“这回真挨打了。”大家都知道，丫鬟挨打是常事。
说着便起身往后天井走去，我和小姐姐也跟着去看一个究竟。走到那里，就看到阿宝躺在地上，两眼无神，还口吐白沫。水池旁是湿漉漉的，怎么能躺在那里？还不快快起来？
洪太太似乎一直避开母亲的视线，讪讪地说：
“她从小就有这个毛病，过些日子就得发一次羊癫疯。”
母亲心想，家中有人得这样的毛病，自应及早告诉我们。还瞒着，瞒得过去吗？
“她以前大约每个礼拜发一次，搬家之后都十来天了。我正寻思，这倒好，搬了家之后不发病了。”洪太太又添上一句：
“反正她总是赶热闹，每每家中有客人来，她就发病。”
她就让阿宝这么躺在地上，因为她知道，等一会她自会醒来。过了好一会，阿宝才慢慢苏醒过来，向四周张望一下，慢慢地爬起来。怪不得她身上有那么多伤痕，青一块紫一块的。
事后，母亲问洪太太：
“当初你买这个丫鬟，难道不知道她有这个毛病？”
“知道啊，就是因为有这个毛病，开价低。最后人家都不要钱，让我把她带走。他们说她老实，很能做事，不是总发病的。那时候我身边也需要一个人。就是现在，她还能帮我照料小贵呢！”
阿宝确是专门照料小贵的。那天，我看到阿宝蹲着在给小贵系裤子，忽然嗷嗷地一声叫唤，就向后仰去，倒地、抽经、吐白沫。小贵还站在原地，冷冷地看着她，也许小贵看多了，也就了。
不过，我和小姐姐看到阿宝就开始害怕了。因为那时候人们说，发羊癫疯就是魔鬼附身。当然，我们还是跟她说话，但一定会离开一定距离。
（未完待续）

（10）
过了些日子，我们在客堂间，忽然听得洪太太的沙喉咙，在后天井骂骂唧唧，是不是阿宝又犯病了？
我们又跟着母亲去看，哎，这回真的挨打了。只见洪太太很利索地退下脚上的一只鞋，抓在手中往阿宝肩上、头部抽打，边打边骂。阿宝缩着颈子，双手捂着头，任洪太太抽打。
我们都看不过去，母亲说，算了算了，洪太太还不依。看来当一个丫鬟，就得受主子的打。我看洪太太脱鞋的动作非常敏捷，抽打阿宝想必是常事。只是因为解放才不久，像这样的事，暂时还没人管。
我们家和汪家是世交，都是绍兴人，两家经常来往，母亲和汪家妈妈关系也很好。汪家妈妈做了一坛霉豆乳，特意让金凤给我们家送来一大瓶。此时，母亲正在客堂里做针线，金凤就坐在一旁，陪我母亲闲聊。
金凤是汪家妈妈身边的一个丫鬟，十八九岁，好容易能外出走走，自然不急着回去。差不多和我母亲聊了一个小时才回家。
阿珍曾见过金凤，知道人家是大户人家的丫鬟。而阿宝则第一次见到，便问：
“刚才坐在这里的那位小姐走啦？”
“那不是小姐，跟你一样，也是给人当丫鬟。你看，人家这丫鬟和你就是不一样。出门来，还体体面面穿上呢子大衣。哪像你没一件好衣服。”母亲说。
其实阿宝并不在意好衣服，母亲又说：
“人家并不叫主子为‘妈妈’，就叫‘太太’。哪像你们家叫什么‘妈妈’！”
阿宝是一个心地简单的人，她并不考虑这些。
阿宝从未上过学，所以她不识字。有一次，她跟我二姐说，她会写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二姐给她一张纸，一支笔，她歪歪扭扭写出一个“保”字来。
这个“保”字是左右结构，她把左右写得很开，看上去像是两个字：人-呆，那就是“呆人”了。
我们都笑了起来，但我二姐很同情她，并不笑话她。的确，给人家当丫鬟，谁会把她看作一个“宝”？从此，我们知道她的名字应该写作“阿保”。
那时候信件是邮递员送上门来的。我们家的前门分左右两扇。左扇开有扁扁的投信口，信就是从那里投进来的。
那天我听得天井里一声响，便看到信箱里有一封信，高高兴兴拿了进来。收信人居然是姜艾玲，姜艾玲就是姜小姐的女儿，我们习惯叫她小玲。我又看信的落款，居然是从香港寄来的。
谁会从香港给小玲写信呢？
（未完待续）

（11）
晚上，我把信拿给父亲看。父亲看看正面，又看看背面，说：
“虽说她妈妈去的是台湾，不过，很可能是她妈妈寄来的。台湾和上海不通邮，听说都得从香港转寄。”
“可是小玲他们回了苏州，也没给我们留地址，如何能交给她？我记得她妈妈快解放时走的，如今都1950年年底了。”
“真是的，快两年了，到现在还没联系上。不管这封信，是不是她妈妈寄来的，你都交给你妈，让她收藏好。待那天打听到他们苏州的地址，再交给他们吧！”
就这样，我把信交给了母亲。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变冷了，那天洪太太从外面回来，似乎是兴冲冲的，想必是办成一件事。她跟我母亲说：
“房东太太，上次我跟你说，他死了。他确实死了，那是47年，他六十四岁，我三十六岁。我二十二岁嫁洪家，都叫我三姨太。他在时，宠着我，他一死，我的日子就不好过，大太太、二太太就合伙欺负我，说我的两个儿子是野种，就想把我撵走。
“我觉得，这洪家不是我呆的地方，可是我又能去哪里？就这么熬过几年，现在解放了，有婚姻法，实行一夫一妻，即使他死了，我也要走。她们巴不得我走，同意给我买房。这样就顶下了姜小姐的这两间房。
“她们以为我有了房，就会净身出户。没想到我要把两个儿子也带走，还提出必须给我一笔抚养费。这事就搞到法院去了，法院支持我，她们同意每月给，我说不行，我不能每月向你们讨钱，必须一次够这个数。就这样，我拿到了这笔钱。”
洪太太笑嘻嘻地用手比划了一个数字。
“洪太太，你很厉害呀！”
“房东太太，往后可不要再叫我什么洪太太了。我姓骆，我的儿子从今天起，也改姓骆，应该叫骆连富、骆连贵。”母亲笑了起来：
“红太太忽然变成绿小姐了！”上海话“绿、“骆”一个音。
“对对，红变绿！不过，这么大年纪，还叫什么小姐，就叫名字，——骆春娥。”骆春娥哈哈大笑起来。
骆春娥得到了这笔钱，性情特好，年节将近，大量采购。
学生终于放寒假了，不用去学校，整天可以在家里玩。我们小学生也有寒假作业，就是每天一张大楷，一张小楷，整个寒假就一百道算术题。我和小姐姐经常翻看日历，数着日子，期盼春节的到来。
春节临近，母亲也要买些食品，去菜场，或者去南货店。陶妈则收拾这些买回的东西，有的需要收藏，有的得事先腌制。而阿珍则是打扫卫生，洗被子床单，窗帘沙发套等等。
虽然人们在忙碌，虽然气温是那么低，还飘起了雪花，但人们是开心的，因为一种节日的美好气氛正在临近。
（未完待续）

（12）
我们家是绍兴人，过年興包粽子，肉粽、碱水粽、赤豆粽、红枣粽等等。每五个系在一起，用一个大锅煮熟，挂在一根长杆上晾干。吃时再加热就行。
每年过年都会煨一大砂锅“藕茶”，其实并非是茶，而是一种甜食。把藕煨得烂烂的，配有红枣、白果、莲子、赤豆等等。把砂锅放在一个草窝里保温。
年三十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晚，那时没有什么活动，没有电视，没有春晚。只是因为母亲还在忙，大家也就不睡。等到最后，就是等母亲的一句话：
“到草窝去盛‘藕茶’吧！”
吃了这碗“藕茶”，大家才安心去睡觉！
第二天，大家在鞭炮声中醒来。春节期间，我父亲在家，二哥、二姐放寒假也在家。大哥一家今天会来，大姐一家则明天来。客堂间八仙桌铺上了台毯，四碟糖果和瓜子花生，中间花瓶里插着一束水仙花，因为有客人会前来拜年。
我们小孩，则聚在厢房后面的那个小间里玩耍。都有几个压岁钱，可以去买鞭炮或玩具，也可以玩掷骰子。
解放头几年，物价上涨得很快，已经记不得一颗硬糖块要多少钱。刚解放时发行的旧人民币，要一万元才能换一元新人民币。我们玩掷骰子的输赢也就是几颗硬糖块的输赢，相当于新人民币的几分钱。
输赢很小，但大家玩得不也乐乎。阿保、阿珍都来玩。一只碗，六颗骰子，不用动脑筋，人人都会玩。骰子的四点是红色的，若是掷出四个红色就叫状元。
那天晚上，阿保运气不太好，这时突然掷出一个状元，她兴奋极了，这一激动，就引发了羊癫疯，嗷嗷地叫着，躺倒在地。大家看到这情景，全吓跑了。
当时，我在这小间最里面，我想往外跑，看到她躺在地上，吐着白沫，翻着白眼，还不时抽动。我实在不敢从阿保身上迈过去，只得大声叫唤。二哥探头看到了我，让我爬上桌子。我爬上桌子，二哥接手把我抱了出来。
我们就在客堂间说说笑笑，过了好久阿保才慢慢苏醒过来。她慢慢地出来，瞪着眼睛看我们几个。看她那神情，一定不记得，刚才她还真当上了状元。
（未完待续）

（13）
我在校门口看到一个地摊，那老伯，能用石膏模子，做出小动物来，挺好玩的。他把蜡烛融化了，倒进模子，再用凉水一拔，打开模子就是一只小鸡、小鸭、小兔等等。
我考虑了很久，终于决定买一只石膏模子。但是，应该选什么动物为好呢？最后我选定买一只制作小鸭的模子。因为这些成型的蜡质小动物，都悬浮在水盆里，自然选小鸭子合适。
那天我想试试，开始收集蜡烛头。记得我幼年时，正直抗日战争，晚上不让开灯，经常点蜡烛，就有用剩的蜡烛头。如今解放了，不停电，不点蜡烛，哪来蜡烛头？
二哥看我想融化这两个蜡烛头，就说：
“你想玩火？可得当心烫着手！告诉你，手是不能接触那个烧热的铁皮罐头的，得用钳子。”
二哥还教我怎样使用钳子，就这样，我用两个蜡烛头，勉强做成一个蜡质小鸭子。我把小鸭子放在水盆里，让它浮在水面上。可惜，我没有蜡烛头了，只能做一个。
这段时间，阿保一直在一旁看着，她晃动水盆，想让小鸭子游动起来。看来她也很喜欢。二哥跟我说：
“其实，樟脑融化了也可以做，不过我想妈妈一定不会翻箱倒柜，为你去找樟脑球，妈妈肯定也不让你糟蹋樟脑球！”
在一旁的阿保立刻说：
“我有樟脑球！”
“你不怕你妈妈打你？”我二哥说。
“是我箱子里的樟脑球！我妈妈不会管我的。”
说着她就到她的小阁楼里去翻箱倒柜。小阁楼里没有柜子，只有一只小木箱，她本没有什么好衣服，小木箱里却还真有几颗樟脑球。她高高兴兴把樟拿给我们。
我和二哥用这几颗樟脑球，做了两只小鸭子，都给了阿保。阿保手心里捧着这两只小鸭子，喜欢得不得了，回她的小阁楼去了。
“总有一天，樟脑会挥发完的，到那一天她就找不到她的小鸭子了。”二哥跟我这么说。
“那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不让它消失？”
“没有办法。”二哥笑着说。
我想阿保找不到小鸭子，一定会伤心的。她十七了，她的内心还像一个小孩。
有一天傍晚，我和小姐姐，还有弄堂里的小孩，一起在玩一个扔球的游戏。我和小姐姐力气有限，都不能把球扔得足够远。阿保要来试试，想帮我们。
她果然比我们扔得远，而且一次比一次远。我二姐在一旁，听她每扔一次，都会说一声“克力司么斯”。二姐笑着问她：
“你在说什么？”
阿保并不理会，还是每次都说“克力司么斯”。我问二姐：
“你为什么笑她，她在说什么？”
“她好像在说，Christmas.”
（未完待续）

（14）
最近，二姐和她的三个同学合买了一个胶卷，四个人在公园照了相。今天她把相片取了回来，正在细细地看。
阿保在一旁看着，还第一次看到照相机，很好奇。她出生到现在从没照过相，很想照一张，想看看照片中的自己，便对二姐说：
“能不能给我照张相？”
“哦，你早说，我可以给你留一张。这次，我们照完了，都洗出来了。”阿保有点失望，我二姐接着解释说：
“照相机得装上胶卷才能照相，一卷胶卷可照12或16张，一卷胶卷也不便宜，冲胶卷，印相片都得花钱。我们四个同学，是省下了零花钱，才合买了胶卷。”
“我有钱，我可以去拿来！”阿保说着便要上她的小阁楼。
“你哪来的钱？”
“过年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的，一直留着，没处花钱。”阿保接着说大约有多少钱，问够不够。
“钱是够了，一下花这些钱，你妈妈会说你的。”
“是给我的钱，她不会管的。”二姐告诉她：
“这照相机是向同学借的，胶卷放进了照相机，就得及时照完，好还给人家。你一个人要照一卷胶卷？”
“大家一起照，你们家的阿珍，胖弟（我的小名）、小妹，都来！”原来阿保那么大方，比平常人更大方，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也许在她心中没有钱的概念，钱，收藏着，或者花掉，一回事！
说着，阿保就到小阁楼去把钱找出来，拉着我二姐去买胶卷。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五月的好天气！阿保带着小贵，大富不爱凑热闹，不去。阿珍带着伟伟，还有我二姐、小姐姐和我。二姐跟我们说：
“这是阿保请大家照相，领她的情，你们俩和阿珍每人照两张，其余十张都给阿保照，因为是她出的钱。”
那天大家都很高兴。阿保到哪里去，一般都把小贵带着，这次照相，她和小贵照了两张合影，其余八张都是阿保一个人的。她本是高挑个儿，可惜不会摆姿势，二姐只能给她选择不同的背景。
照片印出来了，阿保看着这些相片，微笑着，她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其实，阿珍也是第一次照相，她一个人照了一张，抱着伟伟照了一张。她对这两张照片是很满意的，她打算添印两张，寄到乡下，给奶奶看看。
（未完待续）

（15）
到了盛夏季节，小女孩穿连衣裙，初中女生穿衬衫和半截裙，高中女生像我二姐，一般穿淡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
而城市中这些给人帮佣的“大姐”，上穿花布短衫，下穿单色半长中裤。短衫不是对襟的，而是大襟。因为对襟是中间扣扣，容易走光，大襟是右边扣扣，相对安全。
弄堂口有过街楼，过街楼下有阴影，还有穿堂风。在这夏天，人们喜欢到弄堂口站一会儿，凉快一会儿。
过街楼下，有一个烟纸店，那是夫妻老婆店，夫妻两个，还有三个儿女，就睡在店铺上面的阁楼上。这样一个小到8平米的烟纸店，也能养活一家五口。
在大铁门旁边，有一个皮匠摊，一个师傅，带两个徒弟。我母亲纳好了鞋底，做好了鞋帮，就到这里来上鞋。也修鞋，给皮鞋打鞋掌。因为挨着铁门，铁门栏杆上挂满了新鞋和旧鞋。
还有一个小人书摊，配有两条长凳，我和骆连富坐在长凳上看小人书。解放初的小人书，基本还是解放前留下来的武侠小人书。因为小人书是按“本”算钱的，一本小人书可以拆装成好几本，薄薄的，加上好几页厚厚的封面和封底。
一个熨烫衣服的摊子，那时，熨斗放在煤炉上加热。一个剃头挑子，外加一只方凳，一块白布。弄堂口本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阿珍领着伟伟，阿保领着骆连贵，在弄堂口乘凉。住在后面汽车间里的几个大男人也在弄堂口游荡。他们干零活，譬如装卸、搬运，或者收购旧货，贩卖旧货。
忽然听得一声尖叫，只见阿保又犯病了，直挺挺地倒地抽筋。不知怎么回事，她大襟右边腋下的扣子居然全扯开了。因为当年低层女性不穿内衣，更不可能穿胸衣，就这样，一个十七岁女孩的胸部全裸露出来，她全然不知。
弄堂口总有人进进出出，有男有女，都知道17号里有一个阿保，有时会犯抽风的病。今天看到了，撇撇嘴，转过头去，慢慢走进弄堂去。也有人看到了，只当没看到，快步走进弄堂去。旁边那几个大男人正嘻嘻哈哈着。
平时阿珍也有点看不起阿保，但此时实在看不过去。她知道无法把她搀扶起来，唯一能做的就是走过去，把阿保的短衫拉扯好，尽量扣上扣子。
过了好一会儿，阿保慢慢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地上。环顾四周，意识到是在弄堂口，便慌慌张张爬起来。阿珍跟她说：
“都是土，脸上蹭破了，都渗出血了，快回去洗洗。”
阿保四处找小贵，看到小贵正远远地站着，面无表情地看着她。阿保便拉着小贵回家去。
（未完待续）

（16）
我们家前门是经常关着的，平时总从后门进出。有一天下午，我在客堂间做作业，听到有人来敲前门，便到天井，从侧面门缝往外看，见到一个不认识的中年男人。我隔着门缝问他找谁，他说：
“骆春娥住在这里吧？”
“住二楼，从后门进。”说着，我便穿过客堂，来到灶间等着，果然这个人绕到后门来了。于是我大声喊：
“连富妈妈，有人找！”一会儿骆春娥下楼来了，看到来人便说：
“傅先生，你真找来了。”
“我是看着地址找来的。”他俩边说边上楼。
不一会儿，母亲回来了，隔着楼板，可以听到有男人的说话声，只是听不真切。便问我：
“有人来了？”
“不认识，是一个男人。”母亲不说什么，过了好久，骆春娥送那人下来，还说：
“今天家里没什么菜，不留你吃饭了，下次来，请你吃饭。”
送走了客人，骆春娥便跟母亲说：
“这个傅先生和我是同乡，都是昆山的，原来并不认识。听朋友介绍，他是一个生意人，总在昆山上海两地跑。朋友跟他说，我在上海，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所以就找上门来了。”
“都是家乡人，认识一下，相互有个照应也好。”母亲这么说。
大约过了十天还是半个月，这个傅先生又来了，这次他直接从后门进来。走到楼梯口，我就看到他了，这次还带来一些礼物。其实，我也不是专门看家，只是注意那些不太熟悉的人。
“小朋友，不认识我啦？我上次来过，到二楼骆春娥家。”我就让他上楼。今天楼上传来说话声，似乎谈得很欢。骆春娥还留他吃饭，吃了晚饭，骆春娥还送他下楼来。
正好遇见我母亲，骆春娥便介绍说：
“这是房东太太，这是傅先生。傅先生吃了便饭，要回旅馆去了。”
后来，我也不太注意这个傅先生了，人家是骆春娥家乡来人。
我母亲倒是注意起来，发现这个傅先生来得勤了，后来在这里过夜了。当然也不能瞎猜测，兴许那天太晚了，没有车了，雨下得太大，就留宿了。
我母亲比较老派，总觉得这事不好，但毕竟是别人家的事！
（未完待续）

（17）
后来，傅先生常来，在骆春娥家留宿也不是难得一次，甚至每次来总得住两三天。
骆春娥还是很注意的，把北窗外的细竹帘子整日放下，免得对面人家望过来，看到房间里多了一个男人。不过，像这样的事，也是瞒不过房东太太的。
“胖弟妈妈，……”解放也好几年了，太太这个称呼也不时兴了，骆春娥改称我母亲为“胖弟妈妈”：
“胖弟妈妈，你也看出来了，傅先生经常到我这里来住宿。我也是没有办法，手头是有几个钱，可是连富九岁，连贵六岁，要把他们养大，还有好多年，我不敢花这些钱。
“傅先生常年做生意，上海昆山两地来回跑，也很辛苦。住在旅馆里吃不好，睡不好，还花钱不少。他就想来上海时住我家，愿意把这些花销给我。我想，帮别人，也是帮自己。既然有人愿意帮我，我也就不动那笔养命钱。
“傅先生在昆山有老婆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小女儿。这几年，生意做好了，手头钱多了，也就乐意花几个钱。人还是很好的，比我小两岁，把我当姐姐看待。”
我母亲就这么听着，也不能说什么。
傅先生每次来上海，早晨总是睡得很迟才出去办事。晚上还要喝酒，骆春娥总会去买很多菜，反正花的是傅先生的钱。平时六点钟晚饭，有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可是傅先生一回来，就会喝到晚九点。
我们经常看到阿保一个人在灶间里呆坐着，她是下人，得等主人吃完了才能吃，想必早就饿了。有时又把她叫去，要她把汤端下去热一下端来。
“傅先生一个人喝闷酒？”母亲随便问阿保。
“我妈妈陪着说话呢！”
“晚上小贵还跟他妈一起睡？”
“小贵跟他哥一起睡。”
时间过得真快，一会儿又到阴历年底。今年傅先生赚得不少，要给连富、连贵压岁钱，每人十元，这也太阔气了。我父母给我压岁钱也就两元，亲戚给的，也就是一元或两元。
那天，傅先生正喝酒，看阿保站在一旁，笑嘻嘻地跟骆春娥说：
“你们家的阿保，其实长得蛮漂亮的，只可惜得了这个毛病。”
“你同情她，就给她买些什么！”骆春娥说。
“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烫头发，阿保，你想不想烫头发？你想烫发的话，我这个当舅舅的给你钱！”阿保不好意思，没有回答。
“你还是给她买一双皮鞋吧，她长那么大，还没穿过皮鞋呢！”
阿保还是不说话。
“阿保，你自己想好，要烫一次发，还是买一双皮鞋，这两样的钱数是差不多的。今晚你想好了，明天告诉我。”骆春娥說
（未完待续）

（18）
第二天，阿宝高高兴兴跑来跟我母亲说：
“快过年了，傅先生愿意给我钱，让我去烫一次头发，我妈妈说，还是买一双皮鞋好。你说我选哪个好呢？”
我心想，为什么是烫发和皮鞋二选一？其实，烫发和皮鞋是当年女孩的梦想。母亲看着她说：
“过了年，你才十八岁，烫什么头发呀。我看自然是买一双皮鞋好。你想，烫了一头卷发，脚上却穿一双破鞋，那能好吗？”
母亲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再说，卷发得经常收拾，你会不会收拾？有没有功夫收拾？弄不好，最后成一个乱鸡窝，那就不如不烫！”阿宝寻思着：
“说的也是，那就要皮鞋吧！”
那一年春节，房客家的大明、小明都穿上了新衣。阿宝也换上了干净衣服，脚上是一双暂新的皮鞋，棕色丁字形有搭扣皮鞋。阿宝特意让我母亲看，我母亲却说：
“丁字搭扣皮鞋是小女孩穿的，你都十八岁了，买一双很显文雅的系带的皮鞋多好！”
“我妈妈说，这种鞋才适合我，没有大尺寸，还特意量我的脚定做的呢！”
“那就对了，这是专为小女孩做的鞋，怪不得还要定做。不过你自己喜欢就好。”阿宝从来没有穿过皮鞋，穿上了心中特高兴。
傅先生还是两头跑，在昆山住些日子，又在上海住些日子。
母亲那代女性只会针线活，不会织毛衣。那天看到骆春娥在织毛衣，藏青色毛线。母亲随便问问：
“是给连富织毛衣？”
“不是的，是给乡下人织毛裤。”
“给乡下人织毛裤？”母亲不解。
“我说的是傅先生，我看他就是一个乡下人。有身份的上海男人，穿西装，冬天外加一件西装大衣。守旧的男人穿一件棉袍或皮袍，都可以。可是，他居然在长袍里面穿一条棉裤，搞得窝窝囊囊的。”
“男人的长袍，下摆宽，开叉高，走起路来，确实灌风。胖弟他爸长袍里面就穿毛线裤。年轻些男人在长袍里面穿一条西装裤子，这最时兴，我大儿子就这么穿。”
“就是啊，我跟他说，上海男人，不穿棉裤。不要说穿西装裤子，穿毛线裤就可以了。所以我给这个乡下人织一条。”
“哦，你为傅先生想得真周到。”
（未完待续）

（19）
过了年，阿珍已经二十岁了。婚姻法规定女的满十八岁就可以结婚，这样就有人跟阿珍开玩笑：
“阿珍，可以结婚了！”
阿珍只是笑笑，并不回答。
阿珍到上海来做“大姐”已四年了，每月可以拿到一份工钱。她在我们家吃住是不用花钱的，平时就是添置衣服，和给父母寄一些钱。其余就积攒起来，为以后结婚成家用。
这样她和父母家里保持通信，虽然在里弄参加扫盲班，能认一些字，但还不会写信。所以，她写信或寄钱，都要麻烦我二姐。最近，她收到家乡来的信件，让我二姐看，信中就提到她的婚事。
她奶奶虽然主张她到上海来做大姐，但真要让她一个人留在上海，也不放心，她家里就想在老家给她找一个合适的人。至于阿珍她自己有时怎么想的？她在上海生活了四年，是否习惯了？
最近，弄堂里热议一件事，那就是绍兴戏“玉堂春”。
在我们家附近有两个戏院，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东边是一个小戏院，西边的就可算是大戏院了，上演的正是绍兴戏“玉堂春”。连演三个月，上海各地奔这里来看戏的人依旧很多，由于黄牛囤票，票不好买。每晚开演前，黄牛就向成对成双的路人高价出售。
母亲不看京戏，只看绍兴戏，因为她只听得懂绍兴戏。弄堂里的人都说“玉堂春”如何好看，阿珍心动了。但她知道，只有我母亲去看，她才有可能也去看，于是她总在母亲面前说，看戏的人如何多，戏票如何难买，终于说动了我母亲。
这样那天她赶一个大早去排队，买到两张是三等票当中最前面、最正中的两张票。
这样到了晚上，母亲、阿珍和伟伟三个人一起去看“玉堂春”，一直到十一点才回来，伟伟都睡着了。
此后，见着隔壁邻舍她就讲“玉堂春”的故事。还知道这个越剧团原来是毕春芳挂头牌，戚雅仙挂二牌，后来戚雅仙不断努力，越唱越好，终于挂上了头牌。有时阿珍还能哼哼几句。
有人就和阿珍开玩笑：
“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头牌——余阿珍？”
“还什么余阿珍呀，人家叫余巧珍，头牌——余巧珍。”
可见阿珍已经羡慕上海的生活，她还想嫁回乡下吗？
不久，弄堂里的王阿姨要给阿珍介绍男朋友，说是她工厂里的工人，年龄25岁，问她是不是见个面？
第一次有人跟她说这样的事，不好意思，便说：
“我得问问太太。”我母亲跟她说：
“找一个工人，有一个铁饭碗，挺好的。不过，人得老实，油腔滑调就靠不住。”
（未完待续）

（20）
阿珍要和人家见面，母亲自然得放行。于是弄堂里的王阿姨约好时间，带她去，还要坐公共汽车。人家既然为你办事，至少得给人家买张车票吧，这一点，阿珍是懂得的。
那个25岁年轻人，不到晚七点，就在工厂门口等着，因为宿舍里还有其他工友。也没有地方可以坐，就这么站着。双方都没怎么说话，只听王阿姨在说。不过双方都在打量对方，一遇到对方的视线，慌忙躲开了。
第一次见面，真的就只是见了一个面。在回来的路上，王阿姨问阿珍，觉得怎么样，下次再见面？阿珍低着头，半天才说：
“他是怎么想的？”过了两天，王阿姨回话：
“他说，星期天下午两点，在复兴公园门口等。既然他已经约你了，我就不陪你们了。”因为是下午，伟伟正好午睡，阿珍可以去赴约。那天他们俩说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又见过一次面，我还是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但愿他们谈得很好。
之后很长时间不再见面，是不谈了？母亲也问过阿珍，这事怎么样了？都一个多月了。王阿姨答应去问问。
王阿姨的回话是人家不谈了，原先一个宿舍的工友说，他的老婆都来了，我们都搬出来了。
怎么能这样呢？不谈也可以，总得及早跟人家说清楚啊！
25号的阿香听说阿珍的遭遇，很是不平：
“阿珍，这事不能这样就算完，得去找他理论理论。你得问问他，你有老婆了，还找人给你介绍女朋友？你这是玩弄女性！你不就是工人阶级老大哥，有什么了不起！”
阿珍低着头不说话，阿香继续说：
“哪天我陪你去，我跟他说，你这样欺负我妹妹，我可不让。事情不那么简单，你不谈可以，得早告诉人家呀！让人家白白浪费一个多月，你得做出赔偿。你们不是结婚了，我们要吃喜酒。……”
阿香说了一大堆话，最后说：
“阿珍，哪天你去，我陪你去！”
当晚阿珍考虑了很久，也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天下午向我母亲请假，说是去问个明白。
到了那宿舍，见到那对男女，气就来了。那个男的先说话了：
“姐姐，你听我说，我在工厂做工三年了，也想找一个上海的，就和你见了面。可是我想来想去，像我这样从乡下来的，还是找个乡下人为好，就把她接上海来了。……”说着就把那个女的拉跟前来：
“快来给姐姐陪不是，姐姐饶了我们两个不懂事的乡下人。”
一声一声叫姐姐， 阿珍心都软了，说：
“既然说到这份上了，那就算了，不过，哪天我得来喝喜酒。”
“姐姐，我们哪还办喜酒，就买两斤喜糖，行吧？”
就这样阿珍回家时，带回来两斤“喜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