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大专学生中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又红又专”。其意思是：政治上要“红”，业务上要“专”！这口号从理论上讲本来是不错的，可是具体执行上确是让学生十分尴尬：不红是不行的。所以学生们都努力争取入党入团。但是入党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一个班有一两个党员就是很难得出现的事了。入团也不是容易事。正是因为其不容易，才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学生要向“组织”靠拢，具体的就是像团支部“靠拢”。你越级向团委靠拢，那不合乎程序。

但是“专”并非重要。班里的团支书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他们来自农村，由于农村的教学条件不如城市，所以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而言，相对要差一些。政治辅导员及他们的上级---系里或者学年的党支部确定谁来当团支书和班长，是无需考虑他们学习成绩好还是不好的。唯一的标准就是看是不是贫下中农出身，他们本人是不是党、团员。

具体的情况是：学习好的学生可以当学习委员或者科代表。但是他们必须“靠拢组织”，“组织”里有团支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在团支部的所有委员都同意的情况下，一个要求入团的人才有可能加入“团组织”。如果一个学习好的学生连“团”都入不上，那么他或者她至少担心：毕业后的工作分配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而团支书等学生干部即使学习不好或者不大好，他们“毕业分配”（即毕业后分配到的工作）却往往好于学习好的学生。我后来调侃式的总结是：用金庸小说的语汇，这是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传授给我们的“葵花宝典”般的秘籍。

当时的情况是：“专”必须依附到“红”这张皮上。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当时大专院校学生这些相对于“皮”的“毛”所面临的政治环境。

事实上，“专”是不重要的，“红”才是重要的。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 “红透专深”。其实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一种遥远的天边理想。具体的情况是：一个学习好点的学生，他不能忘了自己的学生本分，因此要好好学习，但是又有很多顾虑。他们担心落下“只专不红”的名声，因此也得装出来不大重视学习的样子。有的学生不敢到教室这类容易让人看到的地方学习。因为你如果每天都待在在教室或者阅览室，或者图书馆，就是太注意“专”了！太注意“专”就有可能有“只专不红”的恶谥。不过，一般情况下，学生们都很聪明，不至于走到这般田地。

学校、系里也会组织一些有利于学生“专”的活动。例如外语系会组织“英语（俄语）朗诵比赛”之类的竞赛。在竞赛中得到前三名的也会有临时的光荣感。但是“出了头的椽子先烂”。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要更加注意“夹着尾巴做人”（这种今天看来是无视人尊严的口号竟然是当时官方堂而皇之的号召）。这就形成一种悖论：学习不好不行，学 好也不行！而“红”却是不必有半点担忧的。入了团，还可以争取入党。但是入党则是团支书等少数人才会有的可能。普通学生是做梦都不会去想的，连团支部的委员也极少能够加入。文革前的“红”和“专”的关系大体如此。我把这一点记录下来，相信在这方面是相当程度的民间史料价值的

1966年文革的高潮过后，到了1967年下半年，“停课闹革命”的哈尔滨市大专院校已经大体上消停下来。虽然革命口号“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还在喊着，但是“一夕数惊”的情景已经终于可以不大发生了。晚上，偷偷谈恋爱（公开谈恋爱是受到禁止的，如果生了孩子就会遭到开除学籍的惩罚，我同班一个女生的同性朋友在哈尔滨师范学院上学，经常到我们班来玩。后来因为生了孩子被师范学院开除，是我们班人人皆知的）的男女会相约到很远的幽静的小树林之类的地方幽会，同性的朋友可以上大街溜达。外语系的学生彼此信得过的人也可以上街去边散步边“练习口语”。只有出身好而又爱学习的人才敢于去教室或者阅览室看书。你躺在宿舍里看业务书是需要勇气的。无论如何，“红专”口号的紧箍咒比起文革前给学生带来的压力仍然要大得多！你怎么敢于在文革的革命气氛里去钻研业务呢！所以晚上无所事事傻傻地“数星星”是可以的，不必有压力的。可是你看业务书，就要十分小心才是！所以把专业书加上个“毛选”的外皮。也是在学生中发生过的事实。在革命不那么像文革高潮期间那样绷得紧紧紧的形势下，一般不会发生如下的闹剧：某人抢下来包着假“外套”的业务书而揭露对方“挂羊头卖狗肉”。
我自己在时过境迁，深度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学生对于红与专抉择上的犹豫，甚至是瞻前顾后，首鼠两端，跟各级领导干部在“抓革命促生厂”上遇到的迟疑不决、举棋不定的彷徨心理是一模一样的。横下心来不顾一切地抓业务，那是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出现的。

回头再谈谈我自己：我在学校总共呆了4年零3个月，1968年12月离开学校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我有一首七绝，记录文革高潮1966年之后的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全年夜晚早早地躺在床上的心情：

虽听革命响连声，
夜晚终无数次惊！
无奈红专紧箍咒，---
读书让位数星星。

这大体上是当时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