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室，从书包里往外掏出红红绿绿各种书本。数学老师后脚也阴沉着脸进来，嘴里蹦出斩钉截铁的四个字：“现在考试。”我一看卷子，懵了，一道题也看不懂，更别提解答了。我抓耳挠腮，绞尽脑汁，直到下课铃响，自责、羞愧、满腹狐疑地交出了白卷。

这时耳畔传来老妈的声音：“快起床吧，上学迟到了！”

我爬起床，开始了又一天悲苦黑暗的高三生活。

我骑着自行车，穿过校门口两排高高的柏树，在灰色的主楼前向右一转，这里共有八排教室，从初中到高中全齐，教室前后也长着高大的柏树，还有核桃树，都很粗了，估计和学校同龄，甚至更老。每排教室两端的山墙上是黑板，出黑板报专用。上面少不了学生的诗画作品。学校倒是开明得很，从来不干预我们板报的内容，也没提过什么出板报的规定，任由学生们自由发挥，每周一报。我当然是我们班出板报的主力。

这地方算是我小学时代的最高理想了。小学三年级时我们排着队来参观过，立下了非此不上的决心。我的小学只有两栋教学楼，一栋主楼，倒是有个不小的操场。有个有点痴呆的傻孩子，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学校，绕着操场一圈一圈地跑，兴奋地用胳膊画着圈，又笑又叫。还有一次我同桌搞坏了班里的玻璃，被请家长，来了个醉熏熏的男人，他直接闯进教室，要打他儿子。那孩子倒也反应快，一溜烟跑到操场上，男人徒劳地追了一通，骂骂咧咧找老师报到去了。现在想想我们小学怎么管理得这么松，不过好像也没出过什么恶性事件。等参观完一中的实验楼、图书馆、听音室、美术室、满院子柏树，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已经过了接近六年，得意过、高兴过，快要功德圆满了，当下只觉得郁闷、压抑，仿佛一根弦，马上要绷断了。

有双眼睛一直盯着我，我冲她一笑，她神秘地眨了眨眼，我记起了昨晚她给我打的电话，约我今天放学后去她家。她叫方璇。

今天公布模拟考试结果，我仍然是六班第二名，也是全年级第二名，第一名仍然是从初一到高三的东方不败，长着一颗迥异常人的大脑袋的朱丽荣。这个结果我早习惯了，谦让是一种美德嘛。今天是周五，没有晚自习，放学后，我照例只带了几本课本，轻装回家，这是我的标配，我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说明着一个真理：书包越重，成绩越差。

我和方璇一前一后隔开一段距离，默默地骑着自行车，穿过没几辆汽车的马路，路旁的法国梧桐叶子掉得差不多了，只挂着一些毛球。她父亲在林业局工作，爱养花种树。她家院子里栽了几棵百日红。院子正面三间上房，房前一带走廊，跟我家格局相似。但是她家的走廊被改造成了一个玻璃花房，隔着玻璃可以看到一些五颜六色的花。推门进去，一股湿热的气息迎面扑来，我的眼镜片立刻蒙上一层水汽。我脱了棉外套，方璇热情地端出无花果，搬出她和爸爸去南京和青岛旅游的照片给我看，还展览了她收集的雨花石。她的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书桌上也不像我那样摊开着书本，我做事讲效率，总觉得收拾整齐浪费时间。她的书整整齐齐摆在案头，让我觉得难怪她成绩一般，时间都花在捯饬上了。写字台前的墙面上贴着一张字条，一行工整秀丽的“当日事、当日毕”，我不禁想，有这么多事情做么，还要这么督促自己？其实我书桌前也贴了一张毛笔楷书的条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 马克思”这充满革命精神的名言，是我老爹写了，郑重其事地贴在我案头的。在他嘴里，我是不务正业、爱翘尾巴的兔子，天天跟一群熊孩子玩文学社、出板报、背着画板满世界乱窜，总有一天要后悔的。

有一次我下了晚自习回家，他正客客气气送一位面色红润的老先生出门。原来老先生是位小有名气的画家，偶然在中学生画展上看了我的“大作”，破费周折找上门来，想招个徒弟，被我理科出身的老爸直接拒了，还教训我说：“梵高都精神病了，饿死了！从古至今哪个艺术家过好日子了？不准学!”他自己倒是交了一位摄影师朋友，一位开书画店的朋友，整天称兄道弟，我家客厅的竹林水乡就是那位开书画店的朋友送的。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起来我是一把辛酸泪啊!

方璇看我对着“今日事今日毕”发愣，大概以为我心中升起了如滔滔江水般的崇拜之情，“扑哧”一笑说：“这是我的目标，我就喜欢做事有板有眼、高标准严要求的人。交朋友也一样，必须是出类拔萃的。”我迷迷糊糊转头看她，还在琢磨她话里的意思，她郑重其事地说：“咱俩做好朋友吧！”我心说，这趟不白来啊，明显她的严谨和我的随意放不到一起去，姑娘你不是我的菜呀。我听到自己干巴巴地说：“好的。”

周末在学习中度过，方璇的事也被我忘到了脑后。
周一中午回家，我一边吃饭一边问：“爸，今晚有什么好节目吗？”我爸说：“星球大战。”我一听来了兴致：“几点？”爸爸脸一沉，接着吃饭，没回答。我以为他没听到，又问了一遍，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悟出了点什么，赶紧扒拉两口饭，不敢再提了。他知道我打算晚自习请病假回来看电视，故意这么回答的，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怎么可能放“星球大战”呢！唉，高三么，我忍！
可是没想到，天不负我呀！晚自习时安排播放某名师的化学复习录像。化学老师进来摆弄了一阵子，一个人开始用比白开水还平淡的声音讲课，老师放心地走了。谁知刚放了10多分钟，突然变成了“搭错车”的电影。教室里一片低声惊呼，原本昏昏欲睡的家伙们一个个像打了鸡血，突然变得精神抖擞。不知哪位机灵的同学早把教室门关上了，大家心照不宣，专心致志地听起讲来。片末大家在苏芮震撼的“酒干倘卖无”歌声中热泪盈眶地回过神来，感觉今天的录像课很不错。我往窗外一看，好家伙，每个窗口都挤满了高三其他班级难兄难弟的脑袋。他们一看片子放完，没下集了，一哄而散。
其实高三那年我也经常奋战到后半夜，练就了从N多辅导资料中一眼识别出哪本含金量高的火眼金睛。但是事情都过去了，很奇怪，记忆力只保留了那些Happy hours。心理学家说，人的本能会选择性地遗忘不愉快的经历，我信了。

突然发现标题里有个错别字，呵呵

周二上午上完第二节课，我冲到食堂边的小卖店买了两个烧饼，狼吞虎咽了下去，没办法，早上又起晚了，早饭只能现在解决一下了。回到教室，刚好打预备铃，教室里一反常态地安静。我一落座，同桌就向我发布了一个重大新闻：保送华中理工的人选敲定了！他说了五个名字，没我。武汉那地方每年都得热死几个人，我压根没有去武汉任何一所大学上学的想法。实际上我那时候也根本没想过上大学、上重点院校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呵呵，年轻啊！但是再上课时，我忽然隐隐觉得自己的担子重了好多，以前那种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的感觉消失了一半。
后几天接连传来的都是与我无关的好消息：大脑袋和益华被评上省三好了，高考可以加20分。大脑袋是几年一贯制的年级第一，大家无话可讲。益华是副校长的儿子，大家也无话可讲。后来，他们两位都凭着加分上了北大。话说我们学校每年也能出个省里乃至全国的前几名，但是这20分的加分无疑增加了优等生冲击名校力量。这个时候我还没想明白，我也是年级第二，为什么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与我无关。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我老爹老妈根本就是书呆子，他们只有在我小升初考试和高考时，踏进过我们中学的大门。
实际上我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只是我那残余的天马行空的感觉消失了99%，我现在HIGH不起来了，我认真做每张模拟卷、认真改每道错题，每天晚上都是12点之后睡觉，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必须考上一所响当当的大学。

那时在我心目中，中国只有三所大学可以上，那就是清华、北大和省立大学，因为我几个高年级的笔友，分别上了这几所大学。

说起笔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有群众基础的一个称呼，似乎90前后的那一阵子，文学风哲学风刮遍全国，三毛、琼瑶、席慕蓉、汪国真、舒婷、苏童、严歌苓、路遥，还有港台武侠小说的作者金庸、古龙、梁羽生，尼采、叔本华、黑格尔、康德、罗素……这一个个名字对我们这代人都如雷贯耳，排名不分先后，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周杰、陈奕迅、王菲等天王歌后。那个时候，刚刚摆脱了文革时的思想束缚，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且没有今天颠覆通讯、教育、传媒、书籍销售等，几乎横扫一切行业的互联网，国内歌坛还在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毛阿敏一首“思念”，就能以大家闻所未闻的方式惊艳全国，小虎队和红唇族随着颜色鲜艳、动感十足的画面载歌载舞，一夜之间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偶像。但是电视节目仍然少的可怜，大多数人业余时间也许看看琼瑶剧的录像，但主要还是读书，也有很多人拿起笔来，组成一个个笔会、文学社，写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内心。校园里报刊亭里面陈列的各个班级的文学社社刊，其实就是同学们自己写的作品、“民间”自行选择、刻印的，老师也几乎不参与，顶多帮着题写一下刊名。今天想起这些，我对学校的宽容充满感激之情，因为这些作品里，几乎都能找到我的影子，有时是作者，有时是编辑，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

但是报志愿时，一个小小的扰动改变了我的想法。当时学校主楼前拉着长长的绳子，毕业生自己去看学校介绍，决定自己要报考哪所学校。绝大多数介绍我其实并没有看过，但我偶然站在一张学校介绍前，看到那所学校的图片中展示的历经沧桑的主楼和图书馆，忽然改了主意，决定报考这所自称是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学校。这个决定几乎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中学时期有几种刊物每期都买：《读者文摘》（现在改名《读者》了）、《世界博览》、《作文通讯》、《中学生数理化》，另外爱读《文汇报》，呵呵。这些东西对我影响可算重大。到高考报志愿时，这一点就显现出来了。当时我读的这些东西里，告诉我新材料学、生物医学、计算机，还有两个什么专业，我忘记了，是二十一世纪的五大重点学科，这对我这个爱学习的小子，都是多么高大上、等待着天生我材啊！这也正是我选择北洋大学的原因吧，因为在这份我偶然读到的介绍中，这个百年老校历史深厚、专业设置前沿，我从中发现了几乎所有这些在我心目中闪闪发光的专业。我对她一见钟情，那一刻只能称之以——命运。
我们当时都是高考前报志愿，可以报三所学校，每所学校可以选三个专业，都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的顺序排列。我的第一志愿是这样的：北洋大学生物医学与工程、计算机系、材料系。亲爱的读者，我有多年轻，这个志愿就有多可爱。
早上一般我都是起床后直接冲出家门，下午放学回来家长还没下班，我自己煮点鸡蛋面条之类的，吃完就去上晚自习，九点半放学，回到家已经十点左右了。所以午饭时间几乎是唯一的家庭交流时间。报完志愿很久了，一天中午吃饭时，爸爸突然问我：“哎，你们该报志愿了吧？”我回答说：“早报完了。”爸爸、妈妈都愣住了：“什么时候报的？你报了哪个学校？”我一一回答完毕，爸爸没再说什么，倒是妈妈因为这事结结实实骂了我很长时间。在中国，即使是今天，高考报志愿也远远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大事，除非家长是文盲，否则像我这样自作主张、草率行事的也不很多吧？但当时我的确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可能是我父母一贯对我相对比较放任的态度，使我不知道他们愿意并且希望为我出谋划策吧！我从小比较独立，小学二年级之后几乎没向父母请教过学习上的问题，尽管他们两人都是文革前的本科生，在我的同学们的父母中绝对算是佼佼者。至少我绝大多数同学的母亲都比父亲学历低不少，工作通常也极为一般。

高考第一天是7月7日，大晴天，爸爸一路汽车护送我到学校。小升初考试也是他送我去的考场，因为我初中升高中是保送的，所以这是他第二次来我们学校。他来对了，因为天马行空的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我忘了带准考证。好在来得早，爸爸刚好遇到以为开车来的熟人，麻烦他开着车载爸爸回家取了一趟。考试对我从来是水波不兴的，三天风平浪静地考下来了，天公作美，在这个炎夏的高考时段，每天傍晚下一场暴雨，连续三天，天天如此。

成绩出来了，我在一中六年来头一次与大脑袋裸分总分相同，但这次我俩并列第二，第一名是五班杀出来的黑马，他一鸣惊人，总分勇超我和大脑袋达四分之多。我这个千年老二，名不虚传！还好我没得过第一，所以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跟平时一样，不痛不痒了。大脑袋的心情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她有20分的加分垫底，想来也应该很淡定吧。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家里愁云惨淡，虽然爸爸妈妈已经知道我报了北洋大学，但是真的被录取时，他们终于忍不住心中埋了很久的不满情绪了。别人家孩子金榜题名，一家子喜气洋洋，可他们只看了录取通知书一眼，就放在了桌子上。爸爸咕咕哝哝，连声叹息：“这算什么呢？唉！北大清华不成，至少还有北邮呢！南开也比北洋名气大呀！还材料系，这算是个什么专业呢？唉！”原来北洋大学我报的那三个志愿中，材料系招的人少，把我调剂到材料系了，还慷慨地给了我新生奖学金，表示对我的热烈欢迎。

方璇报考了山东大学，她落榜了，决定复读一年。她做事教条、一丝不苟，我很怀疑复读能让她提高分数。成绩出来后她只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以后再也没跟我联系过。前两年我听说她跟另外一位我认识的男生结婚了，生了个女孩，她擅长理家，生活幸福，是有口皆碑的贤妻良母。虽然我和她并没有太深入地交往，毕竟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直截了当地表示对我的欣赏的女生，也算是我的伯乐和知音了，我永远祝福她。

到底有没有人看啊？

自己 go on

因为报志愿与父母的冲突对我影响很大，我认识到“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不利于沟通和理解，将会付出代价。 沟通是解决一切冲突的根本之道，揣测是一切误解的开端，朋友，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一定会经常告诉他或她：“孩子，有困难找我！我永远支持你！”我对喜爱的人的感情，也总是毫不犹豫地说出口，不被接受又如何呢？一份自以为深重的爱，得不到感应，价值不也大打折扣了吗？

北洋大学在天津市南开区占地2200亩，与南开大学相邻。校园里有几处比较大的湖面，还是比较漂亮的。因为校园比较大，自行车就成了学生们必备的交通工具。我修车、用废旧零件攒车的绝技就是在北洋大学练就的。
在求实会堂的迎新晚会上，北洋乐团献上了让新生们眼花缭乱的歌舞表演，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大三的女生咆哮了一曲“梦醒时分”，我这人呢，比较俗，喜欢摇滚，所以一下子记住了女生的名字，严冰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名字和我会有很深的渊源。
有一天在学二食堂排队打饭时，我忽然听到有个女孩叫：“严冰然！”，排在我前面的女生回头答应了！她身高也就一米六，披肩发，看上去娇小玲珑，跟舞台上那个满场跑、喊出“伤心总是难免的”的女生很难联系到一起。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说：“哎，我刚刚看过你的演出！”然后我和她、那位喊她名字的女生，一起吃了午饭，她们邀请我周末参加他们班的集体活动，去水上公园，说正好多一个膀大腰圆的大牲口，给她们划船，呵呵。
那天我勤勤恳恳给严学姐划船、跑腿买吃的喝的，一群学姐学哥带我在水上公园过了开心的一天。傍晚时我们一路走回学校，那时候快十一了，天津秋天的傍晚，晚风吹来觉得还挺凉。严学姐双臂紧抱，说：“好冷！”我一看，也难怪，她只穿一件鹅黄色的纱裙子，能不冷吗？我还穿了短袖T恤和一件薄外套呢！这时的我做了一件很狗血的事，我不假思索地说：“那你跑一跑吧！跑起来就不冷了！” 严学姐上下打量了我一通，慢吞吞地说：“小屁孩，你挺有办法啊！”周围的学哥学姐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旁边另一位学哥忙说：“冰冰，我今天穿多了，还热呢，你要不嫌难看，拿我的夹克凑合凑合！”18岁的我，读了N多的书，说起哲学、历史、世界大事滔滔不绝，写了N多青涩的情诗，自以为是贾宝玉式的情圣，其实根本不懂得女孩子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笑话实在太经典了，到现在我在网上看到类似的段子，总怀疑是那天一起去水上公园玩的家伙们写的。

严学姐倒也没嫌我傻，既然认识了，有时送点吃的给我，有时帮我缝个扣子袜子，有时给我支招，怎么跟舍友相处了，怎么选专业课了，怎么应考，怎么去图书馆借书，怎么去英语桥练英语……总之教了我很多东西。她的教导通常是以“小孩”、“笨蛋”开头。我在中学当老大很多年了，一上大学又变成年龄最小的那拨，刚开始有点不习惯，久了也就安之若素了。可能我刚离开父母家这个避风港，常常把学姐的关照当成理所当然的，好像她替代了我的家长死的，渐渐我们宿舍的同学也都认识她了。从水上公园回来没几天，有一天下午，我正跟几个同学打篮球，忽然有人说：“哎，你姐姐来了。”我一看，一个穿一身白色运动衣，扎马尾辫的女生背对着夕阳站在篮球场旁边，阳光在她头上、身上镶了一圈金边，身形好像透明的，正是严学姐。我忙把球传给别人，跑过来问：“严学姐，有事吗？”她笑眯眯地说：“没事，乐团刚排练完，路过这里，正巧看到你在打篮球，我就过来了。我坐一会儿，你去玩吧！“我扭头又回去打。多了一位漂亮女观众，似乎大家打得比刚才投入了许多，话也密了，各种俏皮话不停地往外冒。我那天打得特带劲，连投中好几个三分球，连学姐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

那年刚过完元旦假期，1月4号我骑着自己组装的自行车，一路吱紐到天南街，打算来一份CHINA DAILY，充作学英语了，那时候我觉得最嘚瑟的事就是手拿一份CHINA DAILY，仿佛那上面的新闻才叫新闻似的。
来到报刊亭，迎面展示着最新版中国日报的首页，赫然写着中国作家陈平自杀身亡，当然是英语。我大吃一惊，忙买了报纸细读再三，仍不敢相信。三毛是我们心目中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神仙一流人物，怎么可能自杀呢！到晚饭时，“今晚报”上也登出了这个消息，食堂里不时有人高声议论这事，我才信了。我想起有一次严学姐说过男作家她最喜欢曹雪芹，女作家最喜欢三毛，就给她宿舍打了个电话。
其实电话不在宿舍里，在宿舍楼道里。去电话就说明找哪间宿舍的谁谁，宿管阿姨就帮着喊人，一楼的在楼道里喊，二楼以上的就站在楼前的空地上使劲朝上喊。有一次严学姐还说要教宿管阿姨“气声”唱法，喊起来就不费嗓子了。电话打过去，等了好一阵，学姐才来接电话。我说：“老严，三毛自杀了！你没事吧？”那时候我认识严学姐好几个月了，她常替我操心，我跟她也熟络了，严学姐严学姐地叫太生分了，我就改叫她“老严”了。她说：“你这傻孩子，我能有什么事？对了，你不是想学黑豹的‘无地自容’吗，我给你找了份歌谱。”哈，北洋乐团的就是厉害啊！我马上乐颠颠地说：“我这就去你宿舍楼拿！”北洋大学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楼，我们把女生楼成为“熊猫馆”，这不是我们起的，是上届的师兄们代代相传的。老严说她在洗头，不方便，一会儿20楼101自习室见。

@thmyan 15楼 2014-09-19 13:30:58
请问楼主是89 or 90级同学? 当年三毛去世一年后，还在天津的小白楼剧院看了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滚滚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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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不能提，对吧

北洋大学是工科院校，学习压力大，晚上虽然图书馆和大多数教学楼，都开放自习室，仍是人满为患，要提前占座才不至于在宿舍上晚自习。有一次蹭我们古典音乐欣赏的南开哥们儿问我：“晚饭前我怎么看到好多人去自习室？晚上有什么活动？”唉，南开是文理科学生多，生活风雅，哪知道我北洋学子是为了夜读圣贤书占座呀！

这是第一次有女生约我见面，哈哈，虽然地点是自习室，我还挺兴奋，草草吃了几口饭，就骑车直奔20楼101室，占了第一排的座位，呵呵。

我差不多把高数作业写完时，老严来了。自习室里人很多，但很安静，暖气烧得也很热。老严悄无声息地在我旁边隔一个座位的地方坐下来，递给我一张纸，是手抄的“无地自容”歌谱。那时候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还是DOS系统，并且只能打英文，很多砖家都说中文今后没活路了，过几年就会消亡了。哪知道现在各种输入法越来越便捷呢！那时中国也没有互联网，想找一首曲子得找行家，哪像现在找什么问度娘就行了，知识没门槛了。

我露齿一笑，收了歌谱，下次班里开晚会我得露一手，保证能成男神！只见老严从书包里拿出一部厚厚的英语词典，一本GRE必考15000词，目不旁视地看了起来。八点半我作业就写完了，老严没有走的意思，我也没好意思收拾书包，在自习室坐着又百般难受，就拿着阅览证，去老图书馆看杂志，先去文艺阅览室看了一堆《中国摄影》，又去社科阅览室看了一摞各种文史哲，九点半闭馆了，我又溜达回20楼，自习室里仍然有很多人。我可坐不住了，哪来这么多东西可学呢！我催着老严收东西出来了。一出楼门，寒风吹来，我打了个寒战，去推自行车，跟老严走回去。天凉，两个人不觉站得就很近，仿佛能闻到老严头发里发出的淡淡的香味。

20楼就在青年湖畔，湖岸没有像敬业湖那样用石头水泥修葺整齐，而是一派自然风光，泥土岸上长着芦苇，从20楼隔岸望过去，宿舍楼的点点灯光摇曳在黑黢黢的湖面上，近处20楼的灯光照亮岸边的芦苇，很美。我推着自行车，和老严穿过20楼的通道，沿着青年湖慢慢往宿舍区走。我问:“老严，你要出国？”“对啊，我上高中时就计划好了，大三时备考，大四毕业就出国。”“为什么？”“开眼界呀！咱们学化工的一般都想出国。你看20楼那群还没走的，一大半是在学英语。”她肯定地说。我这才明白大家怎么都这么忙活，以前一直以为都跟我一样，在写作业呢！

还有两三周就期末考试了，晚上宿舍熄灯后的卧谈会上，大家讨论起了搞个什么活动，开心一下，加加油。说着说呢话题就转到了我们班那群女生身上。这也是卧谈会的主题之一，卧谈会不论以什么话题开头，总会以议论那几个女生结尾。也难怪，我们班21个人，只有6个女生，其余都是老爷们儿，而且一入校，就被大三那伙负责接待新生的师兄们包抄了，天天打着照顾师妹的旗号，去送温暖，恨得我们牙痒痒，恨屋及乌，也给我们班那6个女生起了难听的外号：两个皮肤白一点的，分别叫大冬瓜和小冬瓜，两个脸圆的，分别叫大土豆和小土豆，一个四川的丫头，自然叫辣子，一个刚入学时老不厌其烦地向农村来的同学介绍可口可乐这种像中药似的饮料的，被我等赐名可口可乐。
讨论的结果是，看谁能明天邀请到大土豆去自然博物馆看录像，谁的活动由其他人买单。那谁愿意试一试呢？大家又立马支支吾吾，这个说我不行，那个说办不了。最后老大一锤定音：“老四你去吧！你玉树临风、人畜无害，肯定能完成这个可以白吃白喝的光荣任务！”老六赶紧帮腔：“对啊老四，大土豆亲口跟我说过，她周五都是在宿舍一个人打扑克算命，肯定愿意去看录像！”老四自然就是我了。可能是夜太深，我困到极点，被他们催眠了，忘了今天是周四，明天就是周五。我接过这个光荣的任务，在大家的起哄声中睡了。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我来到女生楼，这是我第一次出马邀请女生活动，虽然我以前也到熊猫馆找过同学，找过老严，但今天情况不一样，我忽然觉得忐忑起来。我走进楼道，对宿管阿姨说：“阿姨，麻烦您帮我叫一下107的大土豆。”当然说的是她的大名，为了不让她对号入座，还是叫大土豆吧！一会儿，大土豆出来了，好像比平时容光焕发了，还穿了条长长的花裙子，问我有什么事？我有种不好的预感，还是尽量用自然的语气，轻描淡写地说：“听说自然博物馆上演大片‘宾虚’，很好看，我多一张票，你去吗？”结果她说：“呀，谢谢你了！不过你说得太晚了，一会儿我们宿舍集体活动，去学四跳舞！”“那，没事没事，我看看我们宿舍有没有没去踢球的，跟我一起去吧！”我立即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走出熊猫馆，我忽然又有了一个好主意，扭头又回来了，这次我要找老严。我就不信了，一个女生都约不到，是可忍孰不可忍？不一会儿，出来一个女生，说：“哦，原来是你啊，你姐排练，今晚有清华的艺术团来交流演出，她不回来了。”苍天啊，大地啊，我，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宿舍，那帮小子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一看我一言不发地进了门，老五老六拾趣地抱着足球跑了，老大老二说：“走，写作业去！”，老三倒是没动地方，可他每天都是在宿舍写作业，我们已经选他做“常驻代表”了。

我悻悻地坐下来，偏偏想去看《宾虚》。面前这个老三，是关中人，细皮嫩肉，眉眼细长，乍一看还真跟秦佣的造型有点像。我们班的同学，南到海南岛，北到黑龙江，东到上海，西到新疆，来自五湖四海，大家都说普通话，只有他坚决不说普通话，总是一口陕西话，跟演小品似的。我们宿舍的其他五个人现在都能听懂陕西话了。“老三，咱俩去看录像吧，我请客。”“额不区，额左叶含木写完尼。”“操，你去不去？！”“区！区！区！”

我和老三骑车去自然博物馆看了《宾虚》，那时候电影票贵，录像票便宜，自然博物馆是我们看录像必去之地。录像很好看，场景宏大，故事震撼人心，不过在我的记忆里，那对白好像是用陕西话说得。

@thmyan 20楼 2014-09-19 19:27:02
楼主现居何方呀？夜幕降临，一杯清茶，电脑前坐定，往事如梦般流淌而出。再放上点肖邦钢琴曲，迎合那秋的凉意。。。哦，我们都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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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有了点回忆的资本！看腻了名人往事，发现草民的生活没人写，就自己偶尔写两句，算是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