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柏林墙倒塌25周年(转载)
东德人为什么要跑？
作者:程映虹
东方早报2013-02-24
一个社会的普通百姓有汽车，有乡间木屋，享受度假津贴，基本生活物资受政府物价补贴，教育和医疗有保障。这样的制度为什么不能维持下去呢？
这是参观德国柏林的东德社会展览馆（DDRMuseum）后的感想。
这个博物馆坐落在柏林的李卜克内西大街一号。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19年被右派暴徒杀害。两德统一后，很多由原东德沿袭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地名都没有改变，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广场，罗莎卢森堡广场等等，体现了统一国家对历史的尊重。中国网上有一篇德国游记，作者根据一本旧的柏林介绍就这些街名议论道：“书上写的这些当然是东西德合并前的名称，我估计现在大街依旧，但名称大致都改了。马克思、列宁、‘解放’、李卜克内西对西德一些人不是太刺激了吗？”事实上，这些地方地名依旧，而且就在作者的脚下。
东德社会展览馆有两个特色。第一是它主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介绍那个已经消失的制度，第二是它的多数展品都可以和观众互动，人们可以通过触摸展品和启动电子装置来让展品“复活”，从而对那个时代获得更真实的感受。
进入这个展览馆后，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一辆东德生产的家用汽车。东德家用汽车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东德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提议：西德大众汽车公司生产了甲壳虫小型家用汽车，东德也要拿出类似的产品。1958年东德的这个叫做Trabi的产品投产，很快就上市。这个Trabi非常小，很难想象平均身材都很高大的德国人如何能舒服地坐进去。
但空间狭小并不是问题，真正成问题的一是汽车的售后服务。修理非常昂贵，零部件极端短缺，修车铺如果要换零部件，常常要车主自己去想办法。为了省钱，很多德国人自己动手修车，用展出说明中的话：很多德国人家中的餐桌就是修车的工作台。二是车的价格，对于多数东德人来说汽车是奢侈品。最后是排队等候购买证，一般要十六年（这是展出说明中的，令人难以置信）。但尽管如此，令人惊奇的是，很多东德家庭还是想方设法存了钱耐心地等上十多年去买车。到1985年，东德一半家庭有了汽车。这个比例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可以说是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实，就满足日常交通来说，东德人没有必要购车。东德的铁路公路和城市公交发达，由于国家补贴，费用非常便宜，有时甚至免费。虽然火车陈旧，行驶缓慢，汽车也是如此，经常误点；但和世界上很多交通工具不足的地方相比，东德人的条件应该是不错的。
东德人应该感到满足的还有很多东西。最基本的食品，主要是面包，价格低到一些人拿来喂狗的地步。虽然其他商品，尤其是肉类和水果还是非常短缺。教育和医疗都是免费的，虽然设施和服务并不理想。东德人普遍享受每年外出度假的福利，度假地可以远到波罗的海的沿岸地区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甚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果在国内度假，政府向度假者发放度假优惠券，在交通和住宿上提供很大的折扣，低工资者甚至只要付三分之一的费用。1982年时，德国工会在全东德有六百九十五所度假村，向工人兄弟提供度假服务。东德的工会不是只管理度假、单位食堂和发电影票这些福利，它们在工资待遇上也和政府或者工厂领导有一点讨价还价的权利，虽然基本上是配合而不是为难领导。就业机会是公开的，工厂招人都直接在厂门口贴出告示公之于众，中国人在“文革”后期渐渐习惯的走后门和顶替这些途径，在东德似乎并不常见。劳动局和人事局这些政府部门对就业的掌控和名额的分配看来或者不存在，或者不重要。
此外，东德很多城里人在郊外和乡下有自己的度假小屋，和苏联一样，叫dacha。他们在那里不但过假日和周末，而且开派对，吃烧烤。东德人普遍奉行天体主义，很多海滨河滩和公园在周末和假日熙熙攘攘地都是一丝不挂的人群，这方面比西方还自由。展览馆中有很多这方面的照片。对此政府开始是反对的，后来也就容忍了。东德青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使用的收录机和照相机品种很多，都是本国生产的，质量很不错，比苏联的要好多了。
如果拿东德和西德在物质生活上相比，就所谓硬件来说，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其实差别不大。当时东西德家庭的陈设，如果只看家具和电器，双方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差异。展览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东德家庭的起居室，另一张是厨房，其设备和布局，用今天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水平来衡量，可能也不见得差吧？
那么，为什么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数百万东德人要开着他们的汽车——这曾经是他们在社会主义体系内比其他国家要优越的象征——越过边界去西德呢？和其他一些前东欧国家不一样，东德的体制不是被革命革掉的，也不是被改革慢慢腐蚀掉的，而是被去国的洪流冲垮的。而在柏林墙垮掉以前，匈牙利的自由化已经造成了东德人涌去匈牙利的奇观。在后冷战的叙述中，柏林墙的垮掉常常被误以为是东欧革命的标志，其实它不是，东德人被过奖了。历史就是这样夸大象征性标志的意义。真正的革命发生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这些国家。东德发生的是墙倒众人推，墙倒大伙走，胜利大逃亡。
作者:程映虹
东方早报2013-02-24
一个社会的普通百姓有汽车，有乡间木屋，享受度假津贴，基本生活物资受政府物价补贴，教育和医疗有保障。这样的制度为什么不能维持下去呢？
这是参观德国柏林的东德社会展览馆（DDRMuseum）后的感想。
这个博物馆坐落在柏林的李卜克内西大街一号。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19年被右派暴徒杀害。两德统一后，很多由原东德沿袭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地名都没有改变，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广场，罗莎卢森堡广场等等，体现了统一国家对历史的尊重。中国网上有一篇德国游记，作者根据一本旧的柏林介绍就这些街名议论道：“书上写的这些当然是东西德合并前的名称，我估计现在大街依旧，但名称大致都改了。马克思、列宁、‘解放’、李卜克内西对西德一些人不是太刺激了吗？”事实上，这些地方地名依旧，而且就在作者的脚下。
东德社会展览馆有两个特色。第一是它主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介绍那个已经消失的制度，第二是它的多数展品都可以和观众互动，人们可以通过触摸展品和启动电子装置来让展品“复活”，从而对那个时代获得更真实的感受。
进入这个展览馆后，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一辆东德生产的家用汽车。东德家用汽车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东德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提议：西德大众汽车公司生产了甲壳虫小型家用汽车，东德也要拿出类似的产品。1958年东德的这个叫做Trabi的产品投产，很快就上市。这个Trabi非常小，很难想象平均身材都很高大的德国人如何能舒服地坐进去。
但空间狭小并不是问题，真正成问题的一是汽车的售后服务。修理非常昂贵，零部件极端短缺，修车铺如果要换零部件，常常要车主自己去想办法。为了省钱，很多德国人自己动手修车，用展出说明中的话：很多德国人家中的餐桌就是修车的工作台。二是车的价格，对于多数东德人来说汽车是奢侈品。最后是排队等候购买证，一般要十六年（这是展出说明中的，令人难以置信）。但尽管如此，令人惊奇的是，很多东德家庭还是想方设法存了钱耐心地等上十多年去买车。到1985年，东德一半家庭有了汽车。这个比例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可以说是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实，就满足日常交通来说，东德人没有必要购车。东德的铁路公路和城市公交发达，由于国家补贴，费用非常便宜，有时甚至免费。虽然火车陈旧，行驶缓慢，汽车也是如此，经常误点；但和世界上很多交通工具不足的地方相比，东德人的条件应该是不错的。
东德人应该感到满足的还有很多东西。最基本的食品，主要是面包，价格低到一些人拿来喂狗的地步。虽然其他商品，尤其是肉类和水果还是非常短缺。教育和医疗都是免费的，虽然设施和服务并不理想。东德人普遍享受每年外出度假的福利，度假地可以远到波罗的海的沿岸地区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甚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果在国内度假，政府向度假者发放度假优惠券，在交通和住宿上提供很大的折扣，低工资者甚至只要付三分之一的费用。1982年时，德国工会在全东德有六百九十五所度假村，向工人兄弟提供度假服务。东德的工会不是只管理度假、单位食堂和发电影票这些福利，它们在工资待遇上也和政府或者工厂领导有一点讨价还价的权利，虽然基本上是配合而不是为难领导。就业机会是公开的，工厂招人都直接在厂门口贴出告示公之于众，中国人在“文革”后期渐渐习惯的走后门和顶替这些途径，在东德似乎并不常见。劳动局和人事局这些政府部门对就业的掌控和名额的分配看来或者不存在，或者不重要。
此外，东德很多城里人在郊外和乡下有自己的度假小屋，和苏联一样，叫dacha。他们在那里不但过假日和周末，而且开派对，吃烧烤。东德人普遍奉行天体主义，很多海滨河滩和公园在周末和假日熙熙攘攘地都是一丝不挂的人群，这方面比西方还自由。展览馆中有很多这方面的照片。对此政府开始是反对的，后来也就容忍了。东德青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使用的收录机和照相机品种很多，都是本国生产的，质量很不错，比苏联的要好多了。
如果拿东德和西德在物质生活上相比，就所谓硬件来说，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其实差别不大。当时东西德家庭的陈设，如果只看家具和电器，双方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差异。展览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东德家庭的起居室，另一张是厨房，其设备和布局，用今天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水平来衡量，可能也不见得差吧？
那么，为什么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数百万东德人要开着他们的汽车——这曾经是他们在社会主义体系内比其他国家要优越的象征——越过边界去西德呢？和其他一些前东欧国家不一样，东德的体制不是被革命革掉的，也不是被改革慢慢腐蚀掉的，而是被去国的洪流冲垮的。而在柏林墙垮掉以前，匈牙利的自由化已经造成了东德人涌去匈牙利的奇观。在后冷战的叙述中，柏林墙的垮掉常常被误以为是东欧革命的标志，其实它不是，东德人被过奖了。历史就是这样夸大象征性标志的意义。真正的革命发生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这些国家。东德发生的是墙倒众人推，墙倒大伙走，胜利大逃亡。
东德逃亡故事
1988年10月23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边界小村，两个东德青年把他们的老式东德汽车Trabbis停在边境线上，爬上车顶，剪断铁丝网。年青的小伙子跳下水，女孩子还在犹豫着。许多边境士兵用自动化武器向他们扫射。但是，这对年青男女依然成功到达奥地利彼岸，那里有人在等待营救他们。那时，在东德曾有传闻四起，说奥地利把东德逃来的难民送回家乡。20年后，乌里希和凯斯婷－陶特宛回忆当年惊心动魄的逃亡情景：
乌里希和凯斯婷找到的大概是冷战时期铁幕当中最薄弱的一个地点，它位于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西北部的小村维索卡。摩拉瓦河流经这里，是与奥地利的边界河。把这里命名为铁幕未免有些夸张。沿着河流有一条几百米长的主要干道可以自由通行，当年也是这样。只有河岸边的墙上以前是边界栏，从那里不远处就是河水。
彼得－斯泽潘回忆道："这里原来是铁丝网。是边境，沿着街道的这堵墙。大坝下面以前是耕地。然后又是铁丝网。"
1988年10月23日的中午，乌里希和凯斯婷来到这里，两个年青的德累斯顿人。他们来自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家庭。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跟东德早就决裂了。他们在柏林夏里特医学院（Charite）做了理疗培训，但是被拒绝进行医学深造。而且，几个月来，来自国安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他们决定逃亡。他们选择了小村维索卡，因为这个地方他们以前就知道。
凯斯婷说："我们知道这座墙，只要跳下去就行。我们也做了锻炼，练习从树上跳下来。我们已经做了相应的准备。"
乌里希开着天蓝色的老爷车急速在边境上刹车。他们爬上了车顶，手中拿着螺栓钳。一个大幅跳跃，他已经来到河岸，跃入水中。摩拉瓦河在此的宽度为50米，河中央是奥地利的边界。
乌里希说："跳水本来就够危险的。我已经逃往河边时，听到凯斯婷在喊――我不行。我对她说，不行也得行啊。"
凯斯婷也跳下来了。那时，边境士兵发现了他们。他们马上就开始对逃亡者射击，目标首先是乌里希。
乌里希说："我已经到对岸芦苇丛的时候，他们开始向你射击了。那时侯你好象已经到了河中央。对，他们在射击凯斯婷的时候目标更准确了些。"
乌里希接着说："突然你的身体一晃，我就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
200多发子弹中的一枚击中了凯斯婷的背部。受了重伤的她终于来到了奥地利的河岸。乌里希来自西德的兄弟和夫人在那里等着营救他们。他们有辆车，尽管他们不知凯斯婷的伤势到底有多严重，但还打算开车400公里到巴伐利亚。他们担心奥地利会把两人送回东德。其实，这个担心是没有理由的，但他们事后才知道。于是，一场疯狂的旅行开始了。
凯斯婷说："我根本记不起来了。大概是药物的缘故吧，我吃了很多药。"
乌里希说："你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后面哼哼呢，象只小狗。"
在巴德莱辛哈尔(Bad Reichenhall)的边境上交通堵塞长达6公里。他们赶快通知了一位亲戚，这位亲戚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协助终于得以快速通行。在医院里，医生诊断凯斯婷在枪林弹雨中被一枚子弹击中穿透，但没有生命危险。
23日的晚上，两位逃亡者已经达到了巴伐利亚。而小村维索卡的调查工作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人民警察来过了，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安也来了。他们找到了彼得－斯泽潘，因为他是逃亡事件的见证人。他被多次审问，受到高压。
彼得－斯泽潘说："其中有一个就冲着我来了。好象是我早就知情，是我帮助他们逃亡。他们问我为什么不阻拦逃亡者这些愚蠢的问题。"
总算几个小时后他们放过了斯泽潘。他只看到这些人走向年青的边境士兵。斯泽潘说："那些开枪的年青人一直站在那里直到午夜。他们哭了，等候处理。那个国安的人来了，他只说，你们为什么没拦得住那两个人。啊？我们的边境很薄弱。要是我就会拿把枪，往脑袋上开两枪就完事了。这样的人才应该受到惩罚，这些下命令的人。那些普通士兵其实都是可怜的家伙。"
20年后，乌里希和凯斯婷第一次讲述了他们的逃亡故事。这个发生在1988年一天的故事尽管历经艰辛、惊心动魄但最终以 大欢喜结局。
乌里希说："我想，如果我们俩中有一个死了，另外一个今天就不会这样讲故事了。那一定会追究是谁的责任。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这个话题结束了。就这样。"
1988年10月23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边界小村，两个东德青年把他们的老式东德汽车Trabbis停在边境线上，爬上车顶，剪断铁丝网。年青的小伙子跳下水，女孩子还在犹豫着。许多边境士兵用自动化武器向他们扫射。但是，这对年青男女依然成功到达奥地利彼岸，那里有人在等待营救他们。那时，在东德曾有传闻四起，说奥地利把东德逃来的难民送回家乡。20年后，乌里希和凯斯婷－陶特宛回忆当年惊心动魄的逃亡情景：
乌里希和凯斯婷找到的大概是冷战时期铁幕当中最薄弱的一个地点，它位于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西北部的小村维索卡。摩拉瓦河流经这里，是与奥地利的边界河。把这里命名为铁幕未免有些夸张。沿着河流有一条几百米长的主要干道可以自由通行，当年也是这样。只有河岸边的墙上以前是边界栏，从那里不远处就是河水。
彼得－斯泽潘回忆道："这里原来是铁丝网。是边境，沿着街道的这堵墙。大坝下面以前是耕地。然后又是铁丝网。"
1988年10月23日的中午，乌里希和凯斯婷来到这里，两个年青的德累斯顿人。他们来自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家庭。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跟东德早就决裂了。他们在柏林夏里特医学院（Charite）做了理疗培训，但是被拒绝进行医学深造。而且，几个月来，来自国安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他们决定逃亡。他们选择了小村维索卡，因为这个地方他们以前就知道。
凯斯婷说："我们知道这座墙，只要跳下去就行。我们也做了锻炼，练习从树上跳下来。我们已经做了相应的准备。"
乌里希开着天蓝色的老爷车急速在边境上刹车。他们爬上了车顶，手中拿着螺栓钳。一个大幅跳跃，他已经来到河岸，跃入水中。摩拉瓦河在此的宽度为50米，河中央是奥地利的边界。
乌里希说："跳水本来就够危险的。我已经逃往河边时，听到凯斯婷在喊――我不行。我对她说，不行也得行啊。"
凯斯婷也跳下来了。那时，边境士兵发现了他们。他们马上就开始对逃亡者射击，目标首先是乌里希。
乌里希说："我已经到对岸芦苇丛的时候，他们开始向你射击了。那时侯你好象已经到了河中央。对，他们在射击凯斯婷的时候目标更准确了些。"
乌里希接着说："突然你的身体一晃，我就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
200多发子弹中的一枚击中了凯斯婷的背部。受了重伤的她终于来到了奥地利的河岸。乌里希来自西德的兄弟和夫人在那里等着营救他们。他们有辆车，尽管他们不知凯斯婷的伤势到底有多严重，但还打算开车400公里到巴伐利亚。他们担心奥地利会把两人送回东德。其实，这个担心是没有理由的，但他们事后才知道。于是，一场疯狂的旅行开始了。
凯斯婷说："我根本记不起来了。大概是药物的缘故吧，我吃了很多药。"
乌里希说："你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后面哼哼呢，象只小狗。"
在巴德莱辛哈尔(Bad Reichenhall)的边境上交通堵塞长达6公里。他们赶快通知了一位亲戚，这位亲戚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协助终于得以快速通行。在医院里，医生诊断凯斯婷在枪林弹雨中被一枚子弹击中穿透，但没有生命危险。
23日的晚上，两位逃亡者已经达到了巴伐利亚。而小村维索卡的调查工作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人民警察来过了，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安也来了。他们找到了彼得－斯泽潘，因为他是逃亡事件的见证人。他被多次审问，受到高压。
彼得－斯泽潘说："其中有一个就冲着我来了。好象是我早就知情，是我帮助他们逃亡。他们问我为什么不阻拦逃亡者这些愚蠢的问题。"
总算几个小时后他们放过了斯泽潘。他只看到这些人走向年青的边境士兵。斯泽潘说："那些开枪的年青人一直站在那里直到午夜。他们哭了，等候处理。那个国安的人来了，他只说，你们为什么没拦得住那两个人。啊？我们的边境很薄弱。要是我就会拿把枪，往脑袋上开两枪就完事了。这样的人才应该受到惩罚，这些下命令的人。那些普通士兵其实都是可怜的家伙。"
20年后，乌里希和凯斯婷第一次讲述了他们的逃亡故事。这个发生在1988年一天的故事尽管历经艰辛、惊心动魄但最终以 大欢喜结局。
乌里希说："我想，如果我们俩中有一个死了，另外一个今天就不会这样讲故事了。那一定会追究是谁的责任。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这个话题结束了。就这样。"
《最后一道命令》：他解散了东德人民军(1)
霍夫曼将军的传奇有三：一、他未动一枪一弹将当时华约各国中装备最精良的一支军队解散，并且使之和平融入西德联邦军队组成现在的德国国防军，而这种完满结果，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鲜有的事件。其二、柏林墙及其倒塌的因由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谜团，而霍夫曼将军又是能为1989年11月9日提供证词的见证人。其三、二战以后世界仅三个国家即东西德、南北朝鲜和中国存在着分离问题，霍夫曼将军亲历的和平统一，将不失为一块可能在将来帮助中国人的 “他山之石”。
特奥多尔?霍夫曼（Theodor Hoffmann），退役海军上将，1935年2月27日生于德国古斯泰维尔的一个农业工人家庭，1952年参加东德人民军海军，先后担任舰队参谋长、司令、海军副参谋长、副司令、司令，1989年11月18日出任莫德罗政府的最后一任军职国防部长，1990年4月起任国家人民军总司令。在两德统一的前三天，即1990年9月30日退出现役。
柏林墙倒塌时，我和我的同事毫不知情，谁也不知道是谁下达的命令
周易（以下简称周）：您第一次见到柏林墙是什么时候？
霍夫曼将军（以下简称霍）：第一次从远处看是1970年代，而到近前看柏林墙已是1989年当上国防部长以后，那时候柏林墙已经开放了。
周：柏林墙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霍：不同时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1961年这堵墙刚建时觉得这堵墙能够阻止那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外逃，会给东德带来繁荣，而这一点也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证实，并且保住了东德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同时使得美国与苏联的利益得到明确的划分。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当1989年我看到柏林墙打开时人们欢天喜地的情形，我就开始问自己——这堵墙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处？！这堵墙给人们带来了痛苦。
周：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您是否有什么预感，事前是否做了一些准备？事后又有什么遗憾？
霍：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完全不知情，当时的军队领导人正在开会，电视上就说柏林墙倒塌了，当时边防军的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所以他们必须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边防军就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开放柏林墙的命令？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我们也不知道。我自己觉得与西德的边境打开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很多东德人通过波兰、捷克逃往西德，这给那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时也没有别的什么选择，只有允许他们暂时到西德去，当然是希望他们再回来的。
周：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德共高层与军方对民众的力量如何判断？你们当时料想到的最坏结果是什么？
霍：当时军队和政府的领导人都没有正确认识民众的情绪，因为群众的抗议示威事件发生在民德国庆40周年之前，在40周年国庆期间，原本打算展示东德40年所取得的成果，而政府所要办的这种展示与民众的经历和感受不相符合。我们想到了这种可能，就是用军队来对付抗议的民众。我和很多人一样，都希望来一场民主改革，而这种改革还必须对民众有益，包括对那些上街游行的人，他们最初的出发点也都是想让民主德国变得更完善。如果当时我不相信我们自己能做到改变东德人民生活这点的话，我就不会接任国防部长。我当时的信念就是会使东德变得更好，使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周：在发出解散人民军、和平统一德国这道命令时，您是否考虑过自己的个人前途？
霍：我当时很少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命运，因为当时我承担着对整个国家人民和军队命运的责任，我的个人利益是置于人民利益之下的。
周：两德统一后，对那些当年在柏林墙值勤时曾射杀过平民的前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对此您作何评价？
霍：值勤的前民德边防军士兵看到有人越境，首先应该发出警告，如果越境的那个人不听警告继续前行的话，士兵可以向他开枪，但应尽量不把他打死。这些士兵的行为是按照规定进行的，而那些规定又是国际上通用的。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补充的是，当时边防军士兵也有被射杀的，也就是说边境上的形势非常复杂，民德的法律规定公民不能随便离境，可在审判柏林墙值勤士兵时，法官却说民德不应该制订这样的法律，这便是矛盾的焦点。这些法官还讲，这些边防军应该知道，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自由，可这种公民权利在过去民德的法律中并没有规定。
周：我对将军您在两德统一中的和平壮举深表敬意，之所以反复询问，其目的就是对历史负责，希望将军能理解。
霍：事件都是客观发生的，可是怎样评价就不同了，如何评价总是按照一个国家的政治动向来评价的，我完全不指望在西德的电影或者节目中，东德人民军会扮演一个正面的形象，甚至连东德人民军放弃武装和平统一的行动，西德的媒体也会横加指责。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一个搞法律的专家指出，在两德统一时，如果东德人民军当时起来用武力阻止的话，那么给他们定罪就无话可讲。
周：最终历史是会有这种结论的，这是不容置疑的。
霍：哈哈哈！我相信在20年或者30年后人们对此评价会与今天的评价完全不同，可是我已经活不到那一天了。
周：在两德统一之后，您是否受到德国当局的审查？
霍：审没审查不知道，但是没有过任何法律上的询问，可能也对我进行过调查，但是没有什么具体问题。
周：您现在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霍：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后来一些东德人受到了审判，士兵也受到歧视，我不得不考虑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但直到今天我仍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除此别无选择。但在德国也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前东德军队应该用武力来阻止东德的消失。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前东德的变故并不是从1989年开始的，而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孕育了。
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德的统一，虽然是绝对多数德国民众的意愿，可少数人利益也受到了伤害，可您当时的决定促进了德国的进步。
霍：这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还得看看再说。我觉得前东欧国家都退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不是进步还很难说。我一再坚持自己的看法：支持东德的转折和社会变革，确保这一变革的和平进程，乃是正确之举。同样正确的是：当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立即统一时，绝对应当有意识地走上德国统一的道路，并提出自己对此的设想和建议。
这样做之所以正确，其理由十分简单：军队不可能也不愿意违背人民的意愿。东德武装力量的成员均对“国家人民军”的称谓十分珍视。社会内部体制的转变，本不是人民军的任务，人民军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去适应这些变化。当统一进程开始后，人民军必须努力参与这一进程。
曾经服务于民主德国政府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如果要指责的话，就该指责当明显知道政府在犯错误时保持沉默的人。
霍夫曼将军的传奇有三：一、他未动一枪一弹将当时华约各国中装备最精良的一支军队解散，并且使之和平融入西德联邦军队组成现在的德国国防军，而这种完满结果，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鲜有的事件。其二、柏林墙及其倒塌的因由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谜团，而霍夫曼将军又是能为1989年11月9日提供证词的见证人。其三、二战以后世界仅三个国家即东西德、南北朝鲜和中国存在着分离问题，霍夫曼将军亲历的和平统一，将不失为一块可能在将来帮助中国人的 “他山之石”。
特奥多尔?霍夫曼（Theodor Hoffmann），退役海军上将，1935年2月27日生于德国古斯泰维尔的一个农业工人家庭，1952年参加东德人民军海军，先后担任舰队参谋长、司令、海军副参谋长、副司令、司令，1989年11月18日出任莫德罗政府的最后一任军职国防部长，1990年4月起任国家人民军总司令。在两德统一的前三天，即1990年9月30日退出现役。
柏林墙倒塌时，我和我的同事毫不知情，谁也不知道是谁下达的命令
周易（以下简称周）：您第一次见到柏林墙是什么时候？
霍夫曼将军（以下简称霍）：第一次从远处看是1970年代，而到近前看柏林墙已是1989年当上国防部长以后，那时候柏林墙已经开放了。
周：柏林墙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霍：不同时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1961年这堵墙刚建时觉得这堵墙能够阻止那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外逃，会给东德带来繁荣，而这一点也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证实，并且保住了东德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同时使得美国与苏联的利益得到明确的划分。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当1989年我看到柏林墙打开时人们欢天喜地的情形，我就开始问自己——这堵墙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处？！这堵墙给人们带来了痛苦。
周：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您是否有什么预感，事前是否做了一些准备？事后又有什么遗憾？
霍：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完全不知情，当时的军队领导人正在开会，电视上就说柏林墙倒塌了，当时边防军的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所以他们必须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边防军就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开放柏林墙的命令？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我们也不知道。我自己觉得与西德的边境打开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很多东德人通过波兰、捷克逃往西德，这给那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时也没有别的什么选择，只有允许他们暂时到西德去，当然是希望他们再回来的。
周：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德共高层与军方对民众的力量如何判断？你们当时料想到的最坏结果是什么？
霍：当时军队和政府的领导人都没有正确认识民众的情绪，因为群众的抗议示威事件发生在民德国庆40周年之前，在40周年国庆期间，原本打算展示东德40年所取得的成果，而政府所要办的这种展示与民众的经历和感受不相符合。我们想到了这种可能，就是用军队来对付抗议的民众。我和很多人一样，都希望来一场民主改革，而这种改革还必须对民众有益，包括对那些上街游行的人，他们最初的出发点也都是想让民主德国变得更完善。如果当时我不相信我们自己能做到改变东德人民生活这点的话，我就不会接任国防部长。我当时的信念就是会使东德变得更好，使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周：在发出解散人民军、和平统一德国这道命令时，您是否考虑过自己的个人前途？
霍：我当时很少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命运，因为当时我承担着对整个国家人民和军队命运的责任，我的个人利益是置于人民利益之下的。
周：两德统一后，对那些当年在柏林墙值勤时曾射杀过平民的前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对此您作何评价？
霍：值勤的前民德边防军士兵看到有人越境，首先应该发出警告，如果越境的那个人不听警告继续前行的话，士兵可以向他开枪，但应尽量不把他打死。这些士兵的行为是按照规定进行的，而那些规定又是国际上通用的。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补充的是，当时边防军士兵也有被射杀的，也就是说边境上的形势非常复杂，民德的法律规定公民不能随便离境，可在审判柏林墙值勤士兵时，法官却说民德不应该制订这样的法律，这便是矛盾的焦点。这些法官还讲，这些边防军应该知道，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自由，可这种公民权利在过去民德的法律中并没有规定。
周：我对将军您在两德统一中的和平壮举深表敬意，之所以反复询问，其目的就是对历史负责，希望将军能理解。
霍：事件都是客观发生的，可是怎样评价就不同了，如何评价总是按照一个国家的政治动向来评价的，我完全不指望在西德的电影或者节目中，东德人民军会扮演一个正面的形象，甚至连东德人民军放弃武装和平统一的行动，西德的媒体也会横加指责。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一个搞法律的专家指出，在两德统一时，如果东德人民军当时起来用武力阻止的话，那么给他们定罪就无话可讲。
周：最终历史是会有这种结论的，这是不容置疑的。
霍：哈哈哈！我相信在20年或者30年后人们对此评价会与今天的评价完全不同，可是我已经活不到那一天了。
周：在两德统一之后，您是否受到德国当局的审查？
霍：审没审查不知道，但是没有过任何法律上的询问，可能也对我进行过调查，但是没有什么具体问题。
周：您现在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霍：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后来一些东德人受到了审判，士兵也受到歧视，我不得不考虑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但直到今天我仍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除此别无选择。但在德国也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前东德军队应该用武力来阻止东德的消失。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前东德的变故并不是从1989年开始的，而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孕育了。
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德的统一，虽然是绝对多数德国民众的意愿，可少数人利益也受到了伤害，可您当时的决定促进了德国的进步。
霍：这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还得看看再说。我觉得前东欧国家都退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不是进步还很难说。我一再坚持自己的看法：支持东德的转折和社会变革，确保这一变革的和平进程，乃是正确之举。同样正确的是：当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立即统一时，绝对应当有意识地走上德国统一的道路，并提出自己对此的设想和建议。
这样做之所以正确，其理由十分简单：军队不可能也不愿意违背人民的意愿。东德武装力量的成员均对“国家人民军”的称谓十分珍视。社会内部体制的转变，本不是人民军的任务，人民军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去适应这些变化。当统一进程开始后，人民军必须努力参与这一进程。
曾经服务于民主德国政府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如果要指责的话，就该指责当明显知道政府在犯错误时保持沉默的人。
《最后一道命令》：他解散了东德人民军(2)
周：您现在隶属于什么单位？具体还有什么福利待遇或医疗保险？在哪里领取？
霍：首先我已经退休了，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位。我的养老金是从统一后的德国的一个专门发放养老金的机构获得的。我退休金的12％是要用来支付医疗保险费用的，另外6％的医疗保险费用是由国家支付的。
周：如果前东德不解体的话，您从正常的德共高级干部位置上离休，会有什么样待遇？
霍：如果东德不解体，情况不发生变化的话，我不可能当上国防部长，还会继续当海军总司令的。
周：就按海军总司令的职位退休，您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霍：退休金大约和现在的差不太多，但用过去那份退休金生活质量会比现在高得多。
周：目前这种情况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
霍：东德若存在的话，虽然我个人会生活得更好，但现在丰富的生活用品在东德时用我的退休金就很难买得到，因为物资短缺，很多东西用钱根本就买不到的，我也很难象现在这样自由出国旅行。
周：这么说您还是赞同两德统一的？
霍：当然，可以这样说。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
周：据我所知，在两德统一后，还有相当数量的前东德人民军士兵继续在军队服役，他们目前的现状如何？
霍：这些人的待遇是不同的，主要和年龄有关，他们当中有少部分人被联邦军队接收，而这部分人的生活就过得不错。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目前在经济流通领域里工作，他们都很勤奋，有组织纪律性，也比较能干，得到了雇主的认可。另外很大一部分目前已经退休，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过得也还不错，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求和过去西德军队士兵享受同样的待遇，因为他们也是德国的军人。
周：我从您的中文版新作《最后一道命令》中看到，您一直在为原东德人民军在两德统一后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呼吁，您能否简单讲一下曾经分别在东德和西德服役过的军人退休后待遇有何差异？
霍：现在联邦军中服役的士兵，既有前西德军人，也有人民军士兵，但他们的待遇却有着较大的区别，即原来人民军的士兵在现役中只能获得前西德士兵收入的86％，退休后的退休金也要比原西德士兵的少得多；其次，东德军官们用原来的头衔退休都不被许可，因为把他们划分成为曾为外国服役的那么一类人；其三便是国家人民军的历史被歪曲，过去在人民军中所获得的资格证书等也不被承认。
周：如果前东德人民军的将士在两德统一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长此以往的话将对德国社会有何负面影响？最坏能到什么程度？
霍：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
周：直接后果或者隐患是什么？
霍：不是所有德国人都觉得自己是平等的，有些人会感到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
周：我以为就是因为有像您和您的部下这样的军人，在当时用自己的理性、良知和对和平与自由的高度认同，才在不流血情况下，使前东德人民用自己的双脚从容地在和平与非暴力的前提下做出了独立选择。
霍：谢谢。尽管在最后的时刻东德人民不想要这样一个国家了，但是在1949年成立这个国家时，人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反法西斯、爱好和平的国度，同时和周边国家也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原民主德国没有歧视过任何一个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从来没有发动过战争，从这个角度来讲，曾经服务过民主德国政府的人不应该受到别人的指责。如果人们要指责的话也只能指责一点，那就是人们明显知道政府在犯错误时，他们沉默了。
周：通过对您的新作《最后一道命令》的阅读和短暂的接触，了解到您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爱好和平，对自由、民主理念有很深认同感的将军，您在两德统一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能不能请您谈一谈那个过程？
霍：如果要看那段历史，不能只看民主德国发生的事情，而是要看整个华沙条约缔约国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几乎所有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都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民主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两德必须统一，而且是在和平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统一，并设想建立一个条约共同体。其第一步就是建立两德间的邦联，但是在1990年3月的选举之后，由于当时领导人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这种进程就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步骤开始了，东德的领导层已很少能对此进程施加影响。
当领导人距离人民越来越远时，当他们对现实和公民需求的关注越来越淡漠，甚至于极其荒唐地背离社会科学基本原理一意孤行时，只需在火药桶内投入区区一个火星，便可以引发广大东德公民的公愤。这一场景发生于1989年夏秋之际。我想军队是人民的一部分，军人的情绪和人民的呼声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军队中的将士都决定尊重并服从人民的意愿。我作为国防部长的任务，就是让军队在和平的前提之下融入两德统一之中，可我当时并没想到后来会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即使在当时能想到会遭到今天这种待遇的话，在那时也是别无选择了。事后我和原东德的一些领导人在一块儿聊天时，常常会问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大家的回答是一致的：没有，根本再无别的选择。这就是说，在当时，德国统一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让人们客观地看待历史，这就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
周：霍夫曼将军，请您介绍一下您目前在德国的生活情况，今后有什么愿望和打算？
霍：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一边休息还一边工作，现在给前东德的一家小公司做事，帮助他们打开俄罗斯的市场，因为我和前苏联有很多联系，自己也会俄语，现在就是利用这些关系和俄语的优势在工作着。同时我还经常应邀参加一些集会并发表演讲，我觉得应该把这段历史（柏林墙倒塌和两德合并）的真相告诉人们，让人们知道当时做错了什么，有什么经验和教训等等。主要是要告诉大家，无论如何战争都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虽然我以后不再工作了，但是还将集中精力参加这种（演讲、撰文）政治性的活动，我想把我的感受和经验告诉下一代人。我现在和夫人、两个孩子和孙子、孙女生活在一起，我想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幸福的生活，也许以后还到各地旅行一下。
周：您以前来过中国吗？
霍：我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最后一道命令》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才使我有机会来到中国。中国人民给我和我的夫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中国各界人士和我所进行的开放而友好的直接对话，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北京这座城市大大地超过了我的想象，我想象中的北京是一个历史和文化名城，没想到它也非常现代化，我希望中国的这种良好发展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希望中国人民的生活能继续得到改善。
周：请您简单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您的《最后一道命令》这本书？同时再就此对中国读者讲几句话。
霍：这部书讲的是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包括了德国统一前一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德国统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里叙说的是在当时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段里，人民军和人民军的领导人是如何做出各种决定和如何保证两德统一能在和平的前提下进行，这本书既表达了人们的失望情绪，同时也表达了人们的希望，这本书对两德统一的历史来说很重要，它会让人们客观地看待历史，也为其它国家的人们评判当时东德人民军的做法是对是错提供了一手资料，这就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
周：您现在隶属于什么单位？具体还有什么福利待遇或医疗保险？在哪里领取？
霍：首先我已经退休了，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位。我的养老金是从统一后的德国的一个专门发放养老金的机构获得的。我退休金的12％是要用来支付医疗保险费用的，另外6％的医疗保险费用是由国家支付的。
周：如果前东德不解体的话，您从正常的德共高级干部位置上离休，会有什么样待遇？
霍：如果东德不解体，情况不发生变化的话，我不可能当上国防部长，还会继续当海军总司令的。
周：就按海军总司令的职位退休，您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霍：退休金大约和现在的差不太多，但用过去那份退休金生活质量会比现在高得多。
周：目前这种情况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
霍：东德若存在的话，虽然我个人会生活得更好，但现在丰富的生活用品在东德时用我的退休金就很难买得到，因为物资短缺，很多东西用钱根本就买不到的，我也很难象现在这样自由出国旅行。
周：这么说您还是赞同两德统一的？
霍：当然，可以这样说。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
周：据我所知，在两德统一后，还有相当数量的前东德人民军士兵继续在军队服役，他们目前的现状如何？
霍：这些人的待遇是不同的，主要和年龄有关，他们当中有少部分人被联邦军队接收，而这部分人的生活就过得不错。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目前在经济流通领域里工作，他们都很勤奋，有组织纪律性，也比较能干，得到了雇主的认可。另外很大一部分目前已经退休，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过得也还不错，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求和过去西德军队士兵享受同样的待遇，因为他们也是德国的军人。
周：我从您的中文版新作《最后一道命令》中看到，您一直在为原东德人民军在两德统一后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呼吁，您能否简单讲一下曾经分别在东德和西德服役过的军人退休后待遇有何差异？
霍：现在联邦军中服役的士兵，既有前西德军人，也有人民军士兵，但他们的待遇却有着较大的区别，即原来人民军的士兵在现役中只能获得前西德士兵收入的86％，退休后的退休金也要比原西德士兵的少得多；其次，东德军官们用原来的头衔退休都不被许可，因为把他们划分成为曾为外国服役的那么一类人；其三便是国家人民军的历史被歪曲，过去在人民军中所获得的资格证书等也不被承认。
周：如果前东德人民军的将士在两德统一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长此以往的话将对德国社会有何负面影响？最坏能到什么程度？
霍：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
周：直接后果或者隐患是什么？
霍：不是所有德国人都觉得自己是平等的，有些人会感到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
周：我以为就是因为有像您和您的部下这样的军人，在当时用自己的理性、良知和对和平与自由的高度认同，才在不流血情况下，使前东德人民用自己的双脚从容地在和平与非暴力的前提下做出了独立选择。
霍：谢谢。尽管在最后的时刻东德人民不想要这样一个国家了，但是在1949年成立这个国家时，人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反法西斯、爱好和平的国度，同时和周边国家也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原民主德国没有歧视过任何一个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从来没有发动过战争，从这个角度来讲，曾经服务过民主德国政府的人不应该受到别人的指责。如果人们要指责的话也只能指责一点，那就是人们明显知道政府在犯错误时，他们沉默了。
周：通过对您的新作《最后一道命令》的阅读和短暂的接触，了解到您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爱好和平，对自由、民主理念有很深认同感的将军，您在两德统一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能不能请您谈一谈那个过程？
霍：如果要看那段历史，不能只看民主德国发生的事情，而是要看整个华沙条约缔约国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几乎所有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都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民主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两德必须统一，而且是在和平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统一，并设想建立一个条约共同体。其第一步就是建立两德间的邦联，但是在1990年3月的选举之后，由于当时领导人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这种进程就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步骤开始了，东德的领导层已很少能对此进程施加影响。
当领导人距离人民越来越远时，当他们对现实和公民需求的关注越来越淡漠，甚至于极其荒唐地背离社会科学基本原理一意孤行时，只需在火药桶内投入区区一个火星，便可以引发广大东德公民的公愤。这一场景发生于1989年夏秋之际。我想军队是人民的一部分，军人的情绪和人民的呼声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军队中的将士都决定尊重并服从人民的意愿。我作为国防部长的任务，就是让军队在和平的前提之下融入两德统一之中，可我当时并没想到后来会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即使在当时能想到会遭到今天这种待遇的话，在那时也是别无选择了。事后我和原东德的一些领导人在一块儿聊天时，常常会问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大家的回答是一致的：没有，根本再无别的选择。这就是说，在当时，德国统一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让人们客观地看待历史，这就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
周：霍夫曼将军，请您介绍一下您目前在德国的生活情况，今后有什么愿望和打算？
霍：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一边休息还一边工作，现在给前东德的一家小公司做事，帮助他们打开俄罗斯的市场，因为我和前苏联有很多联系，自己也会俄语，现在就是利用这些关系和俄语的优势在工作着。同时我还经常应邀参加一些集会并发表演讲，我觉得应该把这段历史（柏林墙倒塌和两德合并）的真相告诉人们，让人们知道当时做错了什么，有什么经验和教训等等。主要是要告诉大家，无论如何战争都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虽然我以后不再工作了，但是还将集中精力参加这种（演讲、撰文）政治性的活动，我想把我的感受和经验告诉下一代人。我现在和夫人、两个孩子和孙子、孙女生活在一起，我想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幸福的生活，也许以后还到各地旅行一下。
周：您以前来过中国吗？
霍：我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最后一道命令》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才使我有机会来到中国。中国人民给我和我的夫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中国各界人士和我所进行的开放而友好的直接对话，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北京这座城市大大地超过了我的想象，我想象中的北京是一个历史和文化名城，没想到它也非常现代化，我希望中国的这种良好发展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希望中国人民的生活能继续得到改善。
周：请您简单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您的《最后一道命令》这本书？同时再就此对中国读者讲几句话。
霍：这部书讲的是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包括了德国统一前一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德国统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里叙说的是在当时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段里，人民军和人民军的领导人是如何做出各种决定和如何保证两德统一能在和平的前提下进行，这本书既表达了人们的失望情绪，同时也表达了人们的希望，这本书对两德统一的历史来说很重要，它会让人们客观地看待历史，也为其它国家的人们评判当时东德人民军的做法是对是错提供了一手资料，这就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
《东德民众28年翻墙史：办假证最受欢迎》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09/c_127193165.htm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09/c_127193165.htm
《东德民众28年翻墙史：办假证最受欢迎》
地下组织：假证受青睐
诸多方法中，最受欢迎的翻墙方法还是办假证。一个名叫“格尔曼”的西柏林地下组织专门为东德人提供假护照，以便让大家前往西德。而西德官方对“格尔曼”的存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地里还支持。
1961年之后，“格尔曼”组织利用在西德积攒下的广泛人脉，根据有意向翻墙的东德公民的长相，在西德寻找长相相似的公民，之后再“借用”西德公民的护照，通过西德外交圈和官方的线人，把护照交到相对应的东德人手里。
维格尔代号为“黑鸽”，是“格尔曼”组织的骨干成员。他不仅前往东柏林做“通讯员”，还会去一些外国城市，收集大量空白护照。外国的同情者还会主动来找他们。维格尔记得其中一个人来自比利时，提着一大箱子护照，还有一枚家乡城市的官方印章，这枚官方印章可以让东德人堂而皇之地进入西柏林。不过这个组织更喜欢使用比较“低调”的欧洲国家的证件，因为使用英国、美国或者法国的护照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检查。
很快，这个组织便学会“篡改”现存护照，这种“本事”让他们的服务更加受到翻墙者的青睐。一旦这些已经“篡改”好的证件被送到东柏林，翻墙者们要在“格尔曼”的指导下熟记护照持有者的“简历”，并要与护照的细节一致，接着要学习一些该国语言中的常用短语。最后，“格尔曼”成员还要培训翻墙者如何填写出境文件，以及如何应付东德边检人员提出的任何难堪的提问。
“57号地道”：富克斯的翻墙事业
“57号地道”是由一个叫富克斯的人挖掘的，诞生在东德政治空气非常沉闷的60年代。之所以被称为“57号地道”，缘于通过这条地道逃亡的人数是57人。柏林墙建成之后，富克斯和妻子以及孩子从东柏林逃了出来。和很多翻墙的东德人一样，富克斯也是激情洋溢的反苏主义者，并且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帮助其他人翻墙到西柏林的事业中。
地道挖掘工作开始于1964年春天，富克斯小组成员从西柏林贝瑙尔大街附近一个面包店潮湿的地下室开始挖掘，他们在边界下边挖了150米，地道的出口开到东柏林史特利茨大街一套公寓的浴室内，开口有一米宽，被一个包装箱遮盖起来，要进入地道只需推开这个包装箱。
富克斯很善于“找”钱，用来支撑地道挖掘，其中包括德国记者的15000西德马克，也包括从法国杂志《巴黎竞赛》和伦敦《每日邮报》各获得的2000美元，而且还以每张370美元的高价把照片卖给美联社与(美国)合众国际社。直到最近史料逐渐解密，人们才知道富克斯还收到过由波恩“全德事务部”控制的秘密基金提供的30000西德马克的资助。
富克斯招募了一群志愿者，其中多数是来自西柏林的学生。同时，他还雇佣了一个采矿工程师，以保证地道能得到较好的支撑。在每次逃亡开始的时候，富克斯会派人给翻墙者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艾玛姑姑突然离世，望立即赶来，吉塞拉。”在接到这份电报之后，这个人要负责通知其他翻墙者，因为这是行动开始的信号。
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专门有“自己人”负责接应。之后，他们就被护送到东西边界。在那里，富克斯的人通过无线电对讲机与西柏林的观察者进行联系，而此刻西柏林的观察者正在柏林墙上观察东柏林边境警察的行动，翻墙者会等西柏林观察者的信号，如果信号允许，他们会趁无人注意的时候进入建筑，那里就是地道的入口。
贵族式翻墙：使馆车、潜水艇和热气球
还有一种贵族式翻墙服务。这种服务是由在东柏林的外交官提供的，他们把逃亡者藏进大使馆的车里带到西柏林。拥有外交特权意味着东德人很少检查挂有大使馆牌照的汽车，因为这些大使都来自与东德关系很密切的国家。但是这种逃亡方式的收费并不便宜，从10000西德马克到15000西德马克不等。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自己造了个潜水艇潜过界河到达西德，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小潜水艇。这艘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5个多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故。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
最让人称奇的恐怕就是“热气球”的故事。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一个东德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28米高的巨大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成，两个家庭自学成才：从材料学到工程学，从气体动力学到气象学，一直到建立实验室。
经调查，此热气球是当时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已被记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警察发现。警察开枪射击，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枪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紧急呼叫空军支援把它打下来。苏联战机立刻出动，但是热气球在经过28分钟的飞行后，已经完成了使命，安全落地。
热气球降落后，到底是到了西德，还是在东德，谁也不知道。他们不敢走出这个气球，就这样躲在吊篮里长达24小时之久，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24小时以后，军人来了，揭开了气球，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已久的话：“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地下组织：假证受青睐
诸多方法中，最受欢迎的翻墙方法还是办假证。一个名叫“格尔曼”的西柏林地下组织专门为东德人提供假护照，以便让大家前往西德。而西德官方对“格尔曼”的存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地里还支持。
1961年之后，“格尔曼”组织利用在西德积攒下的广泛人脉，根据有意向翻墙的东德公民的长相，在西德寻找长相相似的公民，之后再“借用”西德公民的护照，通过西德外交圈和官方的线人，把护照交到相对应的东德人手里。
维格尔代号为“黑鸽”，是“格尔曼”组织的骨干成员。他不仅前往东柏林做“通讯员”，还会去一些外国城市，收集大量空白护照。外国的同情者还会主动来找他们。维格尔记得其中一个人来自比利时，提着一大箱子护照，还有一枚家乡城市的官方印章，这枚官方印章可以让东德人堂而皇之地进入西柏林。不过这个组织更喜欢使用比较“低调”的欧洲国家的证件，因为使用英国、美国或者法国的护照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检查。
很快，这个组织便学会“篡改”现存护照，这种“本事”让他们的服务更加受到翻墙者的青睐。一旦这些已经“篡改”好的证件被送到东柏林，翻墙者们要在“格尔曼”的指导下熟记护照持有者的“简历”，并要与护照的细节一致，接着要学习一些该国语言中的常用短语。最后，“格尔曼”成员还要培训翻墙者如何填写出境文件，以及如何应付东德边检人员提出的任何难堪的提问。
“57号地道”：富克斯的翻墙事业
“57号地道”是由一个叫富克斯的人挖掘的，诞生在东德政治空气非常沉闷的60年代。之所以被称为“57号地道”，缘于通过这条地道逃亡的人数是57人。柏林墙建成之后，富克斯和妻子以及孩子从东柏林逃了出来。和很多翻墙的东德人一样，富克斯也是激情洋溢的反苏主义者，并且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帮助其他人翻墙到西柏林的事业中。
地道挖掘工作开始于1964年春天，富克斯小组成员从西柏林贝瑙尔大街附近一个面包店潮湿的地下室开始挖掘，他们在边界下边挖了150米，地道的出口开到东柏林史特利茨大街一套公寓的浴室内，开口有一米宽，被一个包装箱遮盖起来，要进入地道只需推开这个包装箱。
富克斯很善于“找”钱，用来支撑地道挖掘，其中包括德国记者的15000西德马克，也包括从法国杂志《巴黎竞赛》和伦敦《每日邮报》各获得的2000美元，而且还以每张370美元的高价把照片卖给美联社与(美国)合众国际社。直到最近史料逐渐解密，人们才知道富克斯还收到过由波恩“全德事务部”控制的秘密基金提供的30000西德马克的资助。
富克斯招募了一群志愿者，其中多数是来自西柏林的学生。同时，他还雇佣了一个采矿工程师，以保证地道能得到较好的支撑。在每次逃亡开始的时候，富克斯会派人给翻墙者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艾玛姑姑突然离世，望立即赶来，吉塞拉。”在接到这份电报之后，这个人要负责通知其他翻墙者，因为这是行动开始的信号。
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专门有“自己人”负责接应。之后，他们就被护送到东西边界。在那里，富克斯的人通过无线电对讲机与西柏林的观察者进行联系，而此刻西柏林的观察者正在柏林墙上观察东柏林边境警察的行动，翻墙者会等西柏林观察者的信号，如果信号允许，他们会趁无人注意的时候进入建筑，那里就是地道的入口。
贵族式翻墙：使馆车、潜水艇和热气球
还有一种贵族式翻墙服务。这种服务是由在东柏林的外交官提供的，他们把逃亡者藏进大使馆的车里带到西柏林。拥有外交特权意味着东德人很少检查挂有大使馆牌照的汽车，因为这些大使都来自与东德关系很密切的国家。但是这种逃亡方式的收费并不便宜，从10000西德马克到15000西德马克不等。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自己造了个潜水艇潜过界河到达西德，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小潜水艇。这艘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5个多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故。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
最让人称奇的恐怕就是“热气球”的故事。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一个东德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28米高的巨大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成，两个家庭自学成才：从材料学到工程学，从气体动力学到气象学，一直到建立实验室。
经调查，此热气球是当时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已被记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警察发现。警察开枪射击，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枪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紧急呼叫空军支援把它打下来。苏联战机立刻出动，但是热气球在经过28分钟的飞行后，已经完成了使命，安全落地。
热气球降落后，到底是到了西德，还是在东德，谁也不知道。他们不敢走出这个气球，就这样躲在吊篮里长达24小时之久，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24小时以后，军人来了，揭开了气球，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已久的话：“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房托添菊花 67楼 2014-11-10 09:13:18
楼主想说的是国家要统一，迟早要收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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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事件,开启民智;
国家当然要统一,两岸统一进程就是对自由的认同进程!
楼主想说的是国家要统一，迟早要收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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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事件,开启民智;
国家当然要统一,两岸统一进程就是对自由的认同进程!
@天涯孤客鸟 65楼 2014-11-10 01:40:19
虽然五狗一直在吠，但总不断有良心人发良心帖子，支持楼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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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无论何种观点,都要实事求是.
虽然五狗一直在吠，但总不断有良心人发良心帖子，支持楼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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