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平红利又要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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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无所谓真假，就像政治没有真假一样。
台湾的民主也不是假民主，只不过高度民粹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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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也不敢让政权啊。如果两岸统一，老共敢让国民党和民进党去大陆参政，台湾人未必敢让共产党去台湾参政。
况且现在台湾也太小了。
92年的时候，台湾的GDP是大陆的2.2分之一，现在是16.5分之一，再拖个十年二十年，可能只剩下30分之一了。
就像两个公司合并，市值2.2倍的时候或许还能弄个副总裁的位子，剩30分之一了，恐怕能维持一个董事席位就不错了。持股低于3.3%可能还捞不到一个董事席位呢。

大陆经济过热明年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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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市场经济，但保留了部分计划经济特征，比如石化、钢铁等基干产业就主要是国家资本控股的。

虽然这样有很多弊端，比如垄断利益问题，但实在是迫不得已。
比如石化业，如果不由国家资本控股，恐怕没有几年，全国的加油站就都冠上洋名了。
这个行业在哪都是垄断行业，象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肯定是国际石油资本的兵家必争之地。
即便不让央企垄断，也还是会让国际石油巨鳄们垄断，与其让后者控制中国石油市场，还不如掌握在央企手里呢。

搞自由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自由的资本技术人才流动，没有这个前提，无从搞起。

大陆从70年代末开始搞改革开放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有了西方资本技术人才流入的条件。
虽然外资（FDI）占中国大陆固定资产形成的比重一直很低，但外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资本运做方式。
其作用就像晶种一样，本来就是过饱合溶液，放进几颗晶种就会生长出大块的结晶来。

在资本匮乏的条件下发搞工业化，公有制经济是万不得已。

49年的时候，大陆占全球资本的份额只有不到1％，而且因为朝鲜战争受到西方世界的封锁。
如果不用国家力量发展工业，恐怕100年也达不到工业化，而大陆在1956年就工业产值就超过了农业产值。

我很欣赏林先生的很多理论，但我对他的关于大陆工业发展的看法是有保留的。
如果坚持要按照"中国自身的禀赋"，中国应该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才对。
照这个理论，日本、韩国以及大部分亚洲国家都不该工业化，而欧洲也应该停留在农牧业。

我对林先生的另外一个理论也不大赞同，他说新兴国家要靠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才能发展。
这对大多是新兴经济体或许适用，但对大陆不大适用，大陆本身就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研发体系，而且有全球最庞大科技人才规模。而且中国人传统上在应用科技方面就有很高的天赋，比如华为就已经发展成了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眼看就要威胁到爱利信的老大地位了。

1949到1978之间，人口只增加了将近一倍，但GDP增加了13倍，人均收入还是提高了几倍的。
50年代，人口的死亡率在1.5%左右，但到了1970年代降低到了1％以下，平均寿命也提高了十几岁，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有受益的。

而且没有重工业的基础，就无从发展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
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印度等国的薪资成本比大陆便宜得多，但基础设施比大陆差很远，所有没有条件象大陆那样发展成世界工厂。

就像小孩子长个子，总不能从1米2直接跳到1米8吧。

如果能拯救，您就去拯救一下郎教授吧。用温馨的话语提示他老人家，GDP增长率是要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他老人家连这个大前提都没弄明白，居然还能忽悠四个多钟头，也的确是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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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教授有点象《射雕英雄传》里那个铁掌水上漂裘千仞他哥哥裘千丈。

可老共那里的确有几个《天龙八部》里少林寺扫地僧级的人物。
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这几十年大风大浪，中国经济总能有惊无险地奋勇直前，大家都趴下一片，唯独这边在高歌猛进。
台湾有民粹政治学，郎教授发明了民粹经济学。
不知能不能得上诺贝尔奖（估计最多只能拿和平奖，拿不到经济学奖）。
民粹的政治经济学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不用做功课，只要看听众和选民爱听什么，取平均值和最大公约数就是了。

其它数字还可以作假，原物料进口和外汇储备总不能作假吧。
如果没有高成长，大陆进口那么多石油、铁矿沙、铝土、铜、煤炭作甚么？
出口减缓，进口增加就意味着大陆内需在消化这些增加的原物料进口部分。

况且外资在大陆的业绩也很难造假。比如几大车商在大陆的业绩就很难造假。
做了假业绩，没有实际盈利，拿甚么来应付股东和董事会呢？
大陆一年的汽车产量超过了两千万辆，这个数字也超过了美日产量之和，眼看就要超过美日德三国之和了。
而大陆出口汽车不足百万辆（2010年是56万辆，今年多一些但也很难超过百万）。

很多数字表明，大陆的实际成长率可能还不止目前公布的9％，大陆的实际GDP和成长率可能都被低估了。
因为大陆的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小，而工业产值也与消耗的原物料不成比例。

大陆差不多消耗了全球一半的工业原物料（铁矿的50％，铝、铜的65％，有色金属的四成），工业产值却只有全球的四分之一。大陆实际的工业产值恐怕比目前的数字大三成到一倍。第三产业恐怕被低估不止一倍。只有农业和矿业的数字相对比较接近真实。

我只是个学工科出身的普通民工，但我也知道实质增长率是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
郎教授能拿增长率去减CPI，就足以令人怀疑他的学历是不是真的了。
而且他还试图用食品CPI当通货膨胀率。
名目GDP减去通货膨胀率这个算法本身就欠严谨，因为实际的算法应该是（1＋x）/(1+y)-1。x和y分别为名义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而通货膨胀率的主要受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和PPI（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影响。
相对地，CPI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不如PPI大。
而食品CPI在Engel系数不足40％的国家又是CPI的一小部分。

两教授这开头几句话，一连犯了三个诺贝尔奖级的错误。
您说，我们该不该怀疑郎教授的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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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教授的言论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他老人家居然不知道计算GDP增长率是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就敢谈经济。
他有得诺贝尔奖的资质，只不过不是经济学奖，而是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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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学历史学成蒋Fan的历史老师，一个是学经济不懂计算GDP增长率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两者都和当神父当出梅毒有一拼。
也算半斤对八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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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商学硕士，麻烦您教一教郎教授如何计算GDP成长率。
他老人家居然不知道，GDP成长率是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

如果中国也象美国那样量化宽松，上海股市涨个十几％都不是问题。
可中国在收紧银根，以避免经济过热带来的冲击。
流入市场的资金少了，股市自然会下跌，资金行情罢了。

而且，中国股市基本上不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这是多年来的常态，这是老共长期抑制虚拟经济发展的结果。

郎教授只能误听众，不会误国误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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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长率是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
2010年中国的GDP是39.79830兆元，2011年是45.82176兆元，直接计算，增长了15.135%。可去年的增长率只有9.47%。那5.665%的差就是物价因素造成的。
在GDP增长率这样的大前提上，郎教授就闹了个诺贝尔奖级的大笑话，后面的内容他居然还忽悠得下去。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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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只是中国大陆第二大出口市场，作用不如欧盟。对欧盟出口大约占中国出口的四分之一，美国只有大约五分之一。
“一旦美国不要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出口可能会下降20％。但美国人还能不能生活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很多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而且这些产品大多已经在美国停产多年，或者中国是世界主要甚至全部供应者。一时半会还很难找到替代供应者。
出口额只相当于中国GDP的3成左右，出口减少两成，对经济的影响不会超过6％。还可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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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到欧美日的产品有两个特点，必需品和中低档。这两个特点就决定了即便欧美日经济衰退，中国的出口也未必会同步衰退。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去年日本是负增长，可中国对日本出口却是正增长。日本却在战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贸易赤字。说明衰退的主要都是日本国内企业。

另外，中国的出口占经济比重并不大。
和亚洲四小龙不同，中国大陆本身就有庞大的内需市场。
比如中国的汽车产量已经达到两千万辆了，出口不过几十万辆而已。钢材产量七亿多吨，出口量不过几千万吨。

中国是很多类产品的主要供应者，甚至几乎是唯一的供应者。很多家电、纺织品、机械等产品项目，中国一家的市占率都超过全球的8成（低于五成的产品项目本来就不多）。中国的制造业如果到了崩溃的地步，全球制造业也差不多了。

与连GDP增长率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都不知道的"经济学家"DIY的数据相比，我更相信统计局的。
统计局的数据也有问题，但相对好歹是统计出来的。总比用拍头法拍出来的强吧。【貌似我记得郎教授说过：“我们的决策层的决策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大神是反讽吗？】

统计局的GDP统计要比实际的数字偏低。
比如工业产值相对原材料消耗显得偏低，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等等。这些绝对值虽然偏低，但增长率等相对值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的。子集的相对趋势可以近似地反映全集的变化趋势。

郎教授有口头"深入调研"的习惯，他在节目中用的很多论据都很成问题。
比如他分不清城铁和城际铁路的区别就敢谈春运，不知道核电站的燃料需要两三年换一遍就敢谈东京电力的财务状况。

基本上他是看大家爱听什么就说什么的，找个大家都爱听的惊世骇俗的观点，然后围绕这个观点找材料，找不到材料就DIY。台湾流行民粹政治学，郎教授自创了民粹经济学。郎教授的经济学差不多就是铁掌水上漂裘千仞他哥裘千丈的程度。

老共这么多年，都能有惊无险地逢凶化吉，说明人家真正有人。
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日美欧都挂了一遍，唯独中国还在那里为保8还是保7.5而郁闷着。

郎教授自己就在DIY假数据来批判人家做假数据。

他这个讲演的开头五分钟处，用GDP增长率减去CPI就是个诺贝尔奖级的洋相。
GDP增长率是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否则印度等通货膨胀率高于10％，GDP增长率不到10％的国家岂不连年负增长了。
去年中国的GDP是45821.76亿元，前年是39,798.30亿元，直接相除，应该增长了15.13%才对。
可统计局公布的增长率只有9.2%。其中的差就是物价上涨因素造成的。
经济学上提到GDP增长率的时候，总加上“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或者“可比价格计算”之类的限制词。

如果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GDP增长率这个数字几乎是毫无意义的。那些闹莫利flower 哥皿的国家都有15％以上的CPI（有的能达到25％），可经济长期都在低增长。如果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些国家几乎各个都比中国增长率高了。

1936到1949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最温和的一年就有55％（1936年），抗战8年膨胀了400倍，抗战后三年膨胀了1000倍，法币改金元券的时候10个月膨胀了两万倍。如果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来计算GDP增长率，民国那些年应该是“黄金13年”了。

郎教授曾经在一个讲核电的节目中说核电站的燃料是建电站的时候装好，之后就不用再买燃料了。
他连民用核电站的低浓度燃料需要两三年换一轮（平均每8到10个月换掉四分之一的燃料棒）都不知道，居然就敢自称对东京电力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就像不知道出租车需要两三天加一次油，就敢自称对出租汽车公司进行了“深入调研”一样。

他在谈关于春运的节目中，也把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铁路弄混了。他一口咬定德国日本的铁路运行密度是中国的30倍。

柏林的U1、U2或者东京的山手线也不过两分钟一班而已。中国的铁路调度能力再差，也不可能一小时一班吧。
而且郎教授在拿时速六十多公里，几百米一站的城市轻轨和时速一两百公里的城际列车比密度。
列车之间至少要保持5个紧急制动距离的间距，所以列车间隔时间基本上和速度成正比（紧急制动距离和时速的平方成正比，通过单位距离的时间和时速成反比）。中国经常有间隔五分钟的列车编组，这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了。

郎教授的特点就是可以装得象个专家一样去谈论自己不懂的东西，所以我说他象裘千丈。

中国经济再怎么挂，90年之后也没有增长率低过7％的年份。
最近30多年也只有三年低过7％的（81、89、90）。这要也算挂，全球还有几个没挂的经济体？
而且90年以后，中国经济只有大起（增长率十几％）的年份，没有什么大落的年份。7.83%、7.62%如果算“大落”，那日本算什么？91年之后，日本增长率最高的一年是2010年的4.44%,不过那是因为前一年-5.53%的衰退后的反弹。如果把两年一起考虑，仍然衰退了1％左右。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超过3％的年份了（2010年之外最高的是1996年的2.61％）。美国经济2010年（3.03％）的反弹也没有弥补2008年（-0.34％）和2009年（-3.49％）的衰退。去年是1.74％。
您说的“1997年中国经济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等又陷入谷底”，中国的增长率仍然有9.30％（1997）、7.83％（1998）、7.62％（1999）。比日本的1.60％、-2.00％、-0.20％还是高多了。对中国来说，7％可能算“谷底”，不过按照世界的标准看，这个“谷地”也太浅了，只能算个小盆地。

去年世界贸易额增长了19％，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增长了5％。
而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20％，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仍然超过10％。所以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是在提高的。
比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有得是，也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只不过单位劳动生产率成本比中国低的国家一共也没有几个。中国的比较优势在最近十几年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那些工资成本比中国低的国家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常缓慢。
中国的人均收入虽然在提高，但赶不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您说的“金砖四国除中国外都有很大的劳动力竞争优势”恐怕和现实不符。
俄罗斯人口在减少，印度的劳动力素质很差（识字率只有62％），巴西的工资成本比中国高，但劳动生产率却相对比较低。
美国的问题稍微复杂一些，不过美国目前对中国还没有比较优势（单位劳动生产率成本），否则也不会有巨额贸易赤字了。
目前，美国制造业中只有家具业等少数产业有些复苏的迹象，家具恐怕还是因为中国缺少木材资源，而北美的木材资源比较丰富，并非劳动生产率因素造成的。

第一个问题不用查也知道。只要长途客运和货运还在走高速公路，就说明在成本上是合算的。因为那些跑长途客货运输的主要是个人或者企业，不是政府机关。他们跑运输是为了盈利。如果亏损，他们就不会走高速公路了。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比美国多，但公路（包括高速公路）和铁路的里程都比美国少。可美国GDP的一半是虚拟经济，这部分是不需要实体运输的（虚拟经济的本质是硬盘和网络上的数字）。中国的经济一半是第二产业，而且中国的制造业按照产值是世界的四分之一，按照重量计算差不多是全球的一半。中国要用全球7%的公路和铁路去运输全球一半的工业品和四分之一的人口。您说说，中国的公路是过剩还是不足？

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欧美的确比中国高。不过这是以投资密度为前提的。
投资有两部分，教育训练和设备。
欧美日等国家的工人平均教育时间比较长，而且每个工人使用的装备价值也比较高，所以劳动生产率比较高。

比如数控加工中心才能做的东西附加值肯定比简单的车铣刨镗能加工的东西高得多，单位时间的产值也大得多。
那是因为数控加工中心要上百万美元。普通机床只要几千美元而已，就像一个机枪手比一个老式步枪手杀伤效率高一样。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低的根本原因还是资金密度太低造成的。
中国的人口差不多一直是世界人口的20％左右。
50年代初中国的资金占有量不足全球的1％，90％年代初差不多是3到4％，现在也不过12％而已。
人均资金密度不达到世界平均值，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就很难达到中等收入线。

我请教您两个问题。
在中国，大货车或者长途客车跑客货运输，交费走高速公路和走普通公路哪个合算？
中国的公路和高速公路是饱和还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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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教授有个特别古怪的前提，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没有经济效益的。
但实际上中国是个人均道路、铁路里程严重不足的国家，对基础设施有强劲的刚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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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得很矛盾。“没人跑”怎么“搜刮民脂”？有人跑怎么会“毫无强国富国的作用”。
如果高速公路对“毫无强国富国的作用”,那些发达国家修那么多高速公路做什么？
中国好歹是个汽车产量占全球四分之一的汽车大国，不修路，那么多车往哪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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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那段节目中提到国外的铁路运行密度是中国的三十倍，无论是最大值还是平均值都算不出这个30倍。

因为德国和日本的铁路运行图最密也不过两分钟一班车，30分之一就是1小时一班。
中国的铁路调度能力再差，也不至于一小时一班吧。

而且中国的地铁也有两三分钟一班的（比如北京的环线），和柏林的U1、U2或者人东京的山手线差别不大。
中国还有间隔5分钟的长途动车组。比如每天晚上从北京发往上海的D字头夕发朝至动车组就是五分钟一列，连续发出五六列。相当于两车相距十五公里左右，四个紧急制动距离。这已经是很高的调度水平了。

简单地说郎教授在拿德国和日本的城铁和中国的城际铁路比密度。而且他的数字还不准(或者是想当然地杜撰的）。

24小时密度就更不对了。首先日本铁路除了屈指可数的几班列夜行列车就没有24小时运营的列车了。德国也只有个别国际列车才有深夜运营的。所以比24小时的密度，德国和日本比中国要低才对。必竟人家一天只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运营。
我说过，郎教授的运营密度30倍的说法无论用最大值还是平均值都解释不了。德国的人均铁路密度是中国的8倍多，日本也有3倍。如果再以30倍的平均密度运营，人均运力分别是中国的260倍和90倍。260倍是什么概念？即便中国的火车都是满员的，德国的平均乘车率只有每节车箱一个人，才能达到这个240倍。90倍也不过每车两三个人。客运列车的盈亏平衡点通常在20％到30％左右，平均营业系数不足1％，肯定是要巨额亏损的。
所以郎教授说的肯定也不是平均密度。
既不是平均密度，也不是最大密度，那他说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