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作出“六二六”指示时，并没有谈到“赤脚医生”这个词。但他的指示中有一条——要有一大批农村养得起的医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毛泽东还划定了培养这样的医生的两个条件：一是高小毕业生，二是学三年医学。这些只是毛泽东当时的一个基本构想，在他的头脑中，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在执行毛泽东指示中，大体是按照毛泽东所说的条件做的，但做法不一、模式不同，培养的乡村医生名称也不同。但不管怎样，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了。在全国各县普遍建立人民医院的基础上，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

“赤脚医生”最初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明了“赤脚医生”的特点，赤脚医生“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同年9月，这篇文章被党刊《红旗》杂志转载，并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此文。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不久后毛泽东为此做了“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赤脚医生”由此开始“走红”全国。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培养“赤脚医生”的途径

最初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公社卫生院集训。另一种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

在毛 的指示深入贯彻之后，人民解放军对赤脚医生的培训也进行了大力支持。

赤脚医生手册


1969年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在近半个世纪里，它不仅是毛时代为解决几亿中国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选”，被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赤脚医生手册》
第一章　常见症状的诊断与处理
第二章　小儿常见病
第三章　急病处理
第四章　怎样预防疾病
第五章　怎样认识和治疗疾病
第六章　中医是怎样看病的
第七章　针灸与推拿
第八章　新医疗法
第九章　常用中草药
第十章　意外伤害救护与三防
第十一章　传染病
第十二章　寄生虫病
第十三章　内科疾病
第十四章　妇女病和接生常识
第十五章　计划生育
第十六章　外科疾病
第十七章　伤科
第十八章　眼病
第十九章　耳鼻咽喉病及口腔病
第二十章　皮肤病
第二十一章　附篇

学成后的赤脚医生，活跃在田间地头

从基本的疫苗接种，到上门接诊，都是赤脚医生完成的

活跃在广阔农村的“半农半医”群体，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五分钱的挂号费也不收，这怎能不受到广大农民的由衷拥护和欢迎呢？

赤脚医生的用药，很多都是中草药。有人还说，是赤脚医生保住了中医

采药

赤脚医生的好深入人心

“赤脚医生”是“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当年的“赤脚医生”们，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们生活、工作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治病，真正是“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那个年代，“赤脚医生”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补贴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现）生活，因此农民们养得起。他们就是本村人，与当地农民血肉相连；即使是知青担任“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人，因而农民用得动。他们手中没有很好的医疗设备，都只背着一个装有简单医疗器具和药品的医药箱，农民们生了病，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没有病人时，他们就下地干活。“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

但“赤脚医生”手中也有“两件宝”，一是银针，一是草药。“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是当时农民形容“赤脚医生”工作情况的一个顺口溜。“赤脚医生”这两件宝，治疗一般疾病是有效的，又花不了多少钱，因此深受广大农民欢迎。“赤脚医生”也因此成了广大农民健康的守护神。

作为农民健康的守护神，“赤脚医生”除了要有一定的医疗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农民中只要有人生了病，“赤脚医生”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病人跟前。在草原，在山区，经常可以看到“赤脚医生”顶风冒雪、爬山过河的身影。当年的中国农村还普遍贫穷，合作医疗能够提供给“赤脚医生”使用的药品很匮乏，他们手中有的只是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红汞、碘酒和阿司匹林等。为了增加为农民治病的药品，减少农民的医药负担，他们经常上山采集中草药。此外，“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任务，国家组织的各项涉及全民的防疫、保健工作落实到占人口90%的农民身上的，都是“赤脚医生”做的。

直到今天，“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对“赤脚医生”最温馨的回忆。

其实，在乡村当赤脚医生很辛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首先，赤脚医生没有固定的薪金，有的只是每月拿大队一些补贴，有的只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
这微薄的补贴和工分，根本上解决不了他们的生活，因而，他们白天还得赤着脚参加生产队劳动，夜晚还要挑灯自学医学知识。其次，由于贫穷落后，医疗设备十分简陋。除了一个药箱，几片普通的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别的就少得可怜。这么简陋的设备，对赤脚医生来说，有时也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了。
尽管难苦，但那时的赤脚医生，还是尽职尽责，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的。
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病人叫到，他们就会赴诊，就会认真地为病人看病打针服药。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陪着送去。赤脚医生治病收费不高，只收回成本钱，因为赤脚医生都拿了生产队的补贴。有的赤脚医生如果碰上困难户和五保户，就得倒贴成本费了。
乡村的赤脚医生，医术虽不高，但服务态度特别的好。他们常背着一个印有鸡蛋般大的红十字药箱，穿着白褂，挨家串户走访群众。尤其是流感时期或流脑时期，赤脚医生的责任更大更辛苦，他们不但走家串户发药，还得讲解预防知识，通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睡不上一次安稳觉。乡村里的小孩怕打针，赤脚医生便会千方百计哄小孩，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为他们唱歌，有时甚至买上一颗糖送给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落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这般一来，村里的小孩见了赤脚医生，既爱又怕，大都会缩进母亲的身后，伸出头来，怔怔地盯着赤脚医生身上的红十字药箱——那里面，既有糖果，更有针筒。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赤脚医生的医术虽没有大医院里的医生高明，但有时大医院里的医生治不了的病，赤脚医生反而治得了。记得村里有位姑娘上山打柴，不小心扭伤了手。她的手扭的也很怪，一手向上一手向下，向上的放不下来，向下的伸不上去，到了县医院看，县医院建议到地区医院看。姑娘的父母手上没钱，心急如焚，来找村里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正在吃饭，见来了病人，放下饭碗，对着病人上下看了几遍。赤脚医生问过病由后，说这病我能治。于是，赤脚医生叫病人的母亲将病人的裤带取走，换上稻草扎着，然后将病人关在一间虚掩的房屋里。大概一个钟头后，赤脚医生提着锣，领着病人的父母，一起来到虚掩的房屋门前。赤脚医生“”的一声将锣敲响，然后推开门，连声说好了好了。病人父母一看女儿，果然好了：双手自如活动了。原来，姑娘手扭伤了因为受不住疼痛无法扭转回来，治不了。赤脚医生这铜锣一响，吓得姑娘连忙伸手去提裤子，就不治而愈了。这叫做姑娘家顾得了羞顾不得痛治疗法。


赤脚医生的背影正在远去。。。

人不如文——且看金庸华美的文笔之下，那个猥琐自私的灵魂_仗剑天涯_天涯论坛
http://bbs.tianya.cn/post-no17-83063-1.shtml

接着说说新中国禁娼禁毒的一些情况

北京和平解放后,进入北京城的毛泽东指示罗瑞卿：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罗瑞卿掷地有声地回答说：“ ,我马上考虑把北京的妓院全部关掉。”


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传记里是这样记载的：

进北平后，毛泽东先住在双清别墅，并不是没有进过北平城。有天晚上，他带了秘书，乘一辆吉普车，进了北平城。在一个胡同口，车子被一群吵吵嚷嚷的人阻断了去路，原来是妓院的老鸨在揍一个逃出来的小妓女。老鸨带着一帮打手对着小妓女就是一通拳打脚踢。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幕，愤怒地将拳头砸在车子的靠背上，让秘书赶快去阻止。秘书拨开人群喝道：“不准你们毒打她！”“你是哪路神仙？关你什么屁事？她是我的丫头，我打她你管得着吗？”秘书不吃她的一套，挥手抓住老鸨的手说：“我就要管，我们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姐妹遭受这样的折磨。你必须马上送她上医院看病。”

毛泽东暗访北平看到了这最揪心的一幕，很是气愤。此后不久，彭真来见毛泽东，也谈到妓院的事。当时，彭真出任北平市委书记，有一天深夜，他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了解情况，一个15岁小妓女痛哭流涕，讲诉了自己是怎么被拐卖到妓院，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个窝窝头。彭真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能坐视不管吗？”毛泽东本来就为此事气愤，彭真来后，更是义愤填膺，急电罗瑞卿，罗瑞卿急急赶到后，毛泽东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毛泽东的愿望能够达到吗？娼妓制度是人类社会最残酷、最野蛮的一种制度，是旧社会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的作恶工具。然而它依附于剥削制度存在，本身就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在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制度下，禁娼始终是一句空话，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提出妇女解放问题，就提出了废娼问题，然而，旧中国历届政府均允许开设妓院，只禁私娼，不禁公娼，反动政权把向妓院征收“花捐”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而且旧中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风气堕落，更多的妇女为了生存，被迫沦为妓女。即使从国际上看，1929年2月，日内瓦“国际联盟妇孺青年保障参议会”发表的各国娼妓制度的报告中称：即使在那些完全以法律废止娼妓制度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20多个国家，及用法律“节制娼妓制度”的法国、意大利等19个国家里。卖淫既然是“用性活动换取金钱或值钱物品的行为”，那么在不择手段获取金钱为最高追求目标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禁娼”只不过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形式罢了，娼妓业世纪上处于一种得到资产阶级政府默认的状态。在西方世界里，各种淫秽色情“活动”和“服务”比比皆是，卖淫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西方一社会学家在分析了西方世界的娼妓现状后，不得不哀叹：“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卖淫似乎是不可能根除的。”

然而，这个结论和旧中国绵延了二千年的娼妓制度一起，被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推翻了。

进北平后，毛泽东先住在双清别墅

禁娼运动在全国并非是统一或者一刀切的。和其他的许多社会改革如土地、婚姻制度等一样，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政策和效果。执行和处理手段等也十分复杂。

一般来说有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

北京模式：一天之内一锅端

当中国共产党逐渐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后，一系列的社会治理措施也随之开始，不过各地由于情况不同，出现了很鲜明的地方特征。在首都北京，处理十分迅猛。

1949年11月21日晚6点，北京市公安、民政、妇联、卫生等部门出动2400名干部执行封闭妓院的决定。这个时间也是有所考虑的，据参与北京妓女改造的内务部社会司的工作人员檀英回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副部长雷任民表示，在冬天封闭妓院考虑的是大部分妓女有性病，冬天穿衣服厚，可以免于传染。当时还规定，工作人员不准在前门外一带的澡堂洗澡，如果洗的话要带上灰锰氧消毒。“在妓女的屋里工作人员从来不坐，同她们谈话都是站着，除非是工作需要，她们的东西我们碰到不碰。”

行动由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当天下午5点，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晚饭刚过，先把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老鸨)叫去派出所开会。

到晚上8点，解放军士兵和公安持枪坐卡车到八大胡同口，下车后堵住所有妓院的门口，并登上房顶，控制最高点。到天亮前，北京所有244个妓院就全部封闭，收容在册妓女1268名。第二天，《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文章：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

如北京这样在一天之内一锅端，并且一次性集中收容改造的形式，可以称为妓女改造的“北京模式”。青岛、秦皇岛、洛阳、长沙等都是按照“北京模式”来进行禁娼。但“北京模式”并没有被硬性向全国推广，而是允许各地按照情况灵活处理。1950年1月7日，公安部在通报北京市禁娼工作情况时，充分肯定了北京在封闭妓院行动前调查细致准确、行动配合较好、善后工作得当等经验。并明确指出，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北京的办法与经验，只作各地各城市参考，不可机械搬用(上海、天津、广州等各大城市应更慎重处理)。

上海模式：层层推进，帮助转业

相比北京，层层按阶段推进的“上海模式”是另一种典型。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最开放的城市，娼妓业的发达和从业者的数量也远超全国其他地方。时任上海市领导陈毅等人认为，共产党进入上海之后，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没有力量迅速废除娼妓制度。决定采取措施限制妓业发展，促使妓院主帮助妓女转行改业，或通过其他各种手段促使妓女自行转业等政策。



旧上海妓女

解放初，济南解放后，316名妓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疗，按每人的学习特长就业安排，重新走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