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马克思主义，请各位对共产主义持悲观态度的朋友前来文明讨论，来加强楼主理解
在这里给有兴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朋友们提个醒，如果你真想研究，想弄懂它，建议你先把纯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思路理清，背景意义思想什么的记住，最好先不要把中国俄国的一些问题参和进来，因为中俄这一路的问题相当复杂，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弄懂的，慢慢来，不然一个不慎你就会在那儿绕来绕去懵逼了，特别是那些对马恩思想了解和理解不够深刻的，很容易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多读几遍共产党宣言再来吹水不迟。。还有。。对于那些心胸足够狭隘或者有着高度民族情结的大伯大妈大叔大嫂大哥大姐。。慎重。。。
这两天看了好多资料和观点，整理出一条比较清晰但不一定完全正确的思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世界高度发达的时候，为解决阻碍发展的阶级矛盾提出了共产主义，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既使是初阶阶段也只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有条件进行改革过渡。
但其中表达的思想包涵“随时随地的并以当下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见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列宁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但由于实行马克思主义所必要的条件是当时的俄国远远没办法满足的，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列必须对其进行适应俄国实际情况的本地化改良或改差，在这个条件下或多或少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东西。
中国毛的思想跟列基本一致，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中国和俄国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因此做出的改变自然不同。要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几十年前的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想让一个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过渡到远先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俄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楼主个人认为想直接跳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难！
苏联的解体不是必然也不是偶然，但也并不是绝对行不通。一切都是在摸索，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容乐观，事实证明极左的思想在当时害人不浅，死的死穷的穷，继续下去怕是吃不消，于是毛走后邓的主张切合实际，有人理解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问题楼主保留观点。不过人都快饿死了还谈共产也有点说不过去，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飞速发展，经济方面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真正得益于什么大家心里清楚。
于是人民尝到了资本主义的甜头了，开始夸资本主义好（西方当年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估计中国还没闭关锁国。。。），许多人开始对当年实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导致的后果叽叽喳喳，各种骂声各种嘲讽，从马骂到列再骂到毛，有人认为继续这样发展下去，要等到人民吃到资本主义的苦头之后，人们的观念才能改变。到时候会怎么骂楼主就不知道了。
但其中表达的思想包涵“随时随地的并以当下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见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列宁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但由于实行马克思主义所必要的条件是当时的俄国远远没办法满足的，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列必须对其进行适应俄国实际情况的本地化改良或改差，在这个条件下或多或少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东西。
中国毛的思想跟列基本一致，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中国和俄国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因此做出的改变自然不同。要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几十年前的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想让一个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过渡到远先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俄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楼主个人认为想直接跳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难！
苏联的解体不是必然也不是偶然，但也并不是绝对行不通。一切都是在摸索，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容乐观，事实证明极左的思想在当时害人不浅，死的死穷的穷，继续下去怕是吃不消，于是毛走后邓的主张切合实际，有人理解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问题楼主保留观点。不过人都快饿死了还谈共产也有点说不过去，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飞速发展，经济方面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真正得益于什么大家心里清楚。
于是人民尝到了资本主义的甜头了，开始夸资本主义好（西方当年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估计中国还没闭关锁国。。。），许多人开始对当年实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导致的后果叽叽喳喳，各种骂声各种嘲讽，从马骂到列再骂到毛，有人认为继续这样发展下去，要等到人民吃到资本主义的苦头之后，人们的观念才能改变。到时候会怎么骂楼主就不知道了。
对于马列毛邓各个思想主义之间存在矛盾而产生的摩擦，想表达一下个人的观点:
我感觉根本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谁谁谁这样做了，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不好的地方要怎么改，这才是讨论的意义所在。 毛左也好，邓右也罢， 整天在那里嚷嚷我的观点是对的，你们的是错的，然后列举的一大叠论据证明对错，干都已经干了你还想怎样，实际的东西一点没有。
我佩服天涯的大神有很多能针砭时弊，如果能统一思想一致对外那也是不小的力量，如果说各派的思想根源本质的不同导致无法相容，那只能说你自身思想的狭隘罢了，马列毛邓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的生活过好一点。
如果还硬说把马列毛邓其中某个人的主义的出发点归结为:为实现自己的什么什么目的，从中为自己获取怎样怎样的利益，邪说论啊神棍论的，这种思维真可谓天马行空，根本就没必要再讨论什么了。要么是不怀好意，要么已经被自己的主观臆断或者这个社会阴暗的一面蒙蔽了，除了你自己之外谁也说服不了你的。
我感觉根本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谁谁谁这样做了，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不好的地方要怎么改，这才是讨论的意义所在。 毛左也好，邓右也罢， 整天在那里嚷嚷我的观点是对的，你们的是错的，然后列举的一大叠论据证明对错，干都已经干了你还想怎样，实际的东西一点没有。
我佩服天涯的大神有很多能针砭时弊，如果能统一思想一致对外那也是不小的力量，如果说各派的思想根源本质的不同导致无法相容，那只能说你自身思想的狭隘罢了，马列毛邓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的生活过好一点。
如果还硬说把马列毛邓其中某个人的主义的出发点归结为:为实现自己的什么什么目的，从中为自己获取怎样怎样的利益，邪说论啊神棍论的，这种思维真可谓天马行空，根本就没必要再讨论什么了。要么是不怀好意，要么已经被自己的主观臆断或者这个社会阴暗的一面蒙蔽了，除了你自己之外谁也说服不了你的。
同在论坛里混迹，不是认真你就输，而是生气你就输了，不管观点是否相同，表达自我思想也可以，保留意见也没问题。周恩来都提出过求同存异。你又有什么权利让所有人都接受你的观点？尽管你说的是真理，何况是不是真理还有待商榷。文明一点，本身就是在向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嘛。是个人就有错，如果楼主有哪些观点有错还请指正，也请各位多多包涵。
有些朋友的思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为什么能把自由理解成想干啥就干啥，想怎么胡作非为就怎么胡作非为呢？？实在是无法理解。。。不过这也恰恰反映出现在人民的生活的确自由，倘若是整日被关在潮湿阴暗的地窖里的奴隶，自由是想怎么乱来就怎么乱来吗？恐怕只是能出去走一走散散步罢了。
楼主已经很努力的去做到客观地去分析判断，结果发现越客观就越往左方稍稍倾斜。。这也可能是楼主思想高度不够吧。。。 右派的极右端貌似就是左，而极左的最左端是什么，就不敢说了。
美国的贪官数目少，是不是美国的社会制度就比中国好？尽管说美国他们是什么资本主义，他们的道德水平也竟然比较高？
首先要谦虚一点也好，承认美国贪官较少，然后也可以再研究分析他们较少的原因，以及探讨他们其实也不少的现实。
美国贪官较少，至少在东窗事发的数目上是事实。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断发生总统贪污腐败被抓的事件。远的不说，近的如
台湾的陈水扁和韩国的卢武铉，都是历历在目的例子，而美国总统因为贪污而被抓上法院的事件好像还没有发生过。
尼克松是因为政治窃听敌对党的丑闻而被迫提前下台，克林顿因为在白宫办公室与年轻女实习生鬼混而被国会检举调查，闹得扬扬沸沸。但是当时美国经济增长很好，一秀压百丑，美国老百姓和美国权力集团好像都不太在乎克林顿的“道德贪污”和肉体感官的腐败，加上希拉里也大义保夫，没有失去理性，克林顿也不用下台。
从尼克松和克林顿两位总统的对两党政治的违规和肉体贪污的被出奇重视来看，美国的政治理念可能也不把经济贪污看得太重要。
美国的总统和公务员的薪酬其实并不很高，美国总统的薪水还比不上新加坡总理，甚至可能还不如香港特首，中国精英重复高薪养廉的理论看来反而是被历代的美国总统推翻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推测，美国贪官较少，或许也有其制度上的特色。
或许因为美国奉行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物质的财富的较大比例是集中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上，而不是在政府的资源分配和调度的权力。美国政府官员号称为纳税人照章办事，或听资本家的指挥，因此可能就比较缺乏制造贪官的土壤。
对美国的主流人物来说，要贪就去市场贪，去大企业和大银行贪，那里的许多贪污或贪婪都可以找到合法的。谁自认为有能力去合法捞到第一个一百万的，在美国是多数不愿意去当官。美国市场那里对贪的惩罚多数通过主动破产和跳楼来进行，比较不需要动用抓贪手段去引起人心大快的悲喜剧。
中国官员的经济权力大于美国官员，是一个特色，但是也各有利弊。
美国官员的经济资源调拨权也不小，但是仍然不如美国的各级资本家。美国官员并且已经被长期教育和适应于为纳税人办事，保括为资本家办事，所以美国的贪官较少也是应该。
中国改革开放是已经网开一面，出现了一个可以合法致富的很大空间和机会，但是许多人即使厌倦官位，仍然偏偏不彻底下海，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本来很有能力和适合下海和在市场的大风大浪致富的人，宁可继续当官。这一来，贪官的出现和暴露也难免要多一些。
贪官落网和暴露的数目较少，除了国情有别和贪污出路也有差别的原因，可能还不能证明美国官员的贪污腐败就比别的国家少，也可能他们搞的比较合法。像中国贪官家里藏了几十块受贿的名表，其中有些竟然是冒牌表，这在美国恐怕是不会发生的。
中国的贪官有可能朝向美国的高级阶段走，而美国为着抢救百年一遇的金融经济大危机，也不断大印钞票和增加了几万亿美元的破天荒的财政支出，私有市场经济的财富缩水，也等于是提高了奥巴马新政府的国家经济资源调拨权力和比例。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相对较高的权力产生相对较高的腐败，这对于美国官员是否也要出现更大的贪污的引诱，是一个考验。
理性思考，文明发表，传播正能量，做中国好网民，为中国梦添砖加瓦。
首先要谦虚一点也好，承认美国贪官较少，然后也可以再研究分析他们较少的原因，以及探讨他们其实也不少的现实。
美国贪官较少，至少在东窗事发的数目上是事实。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断发生总统贪污腐败被抓的事件。远的不说，近的如
台湾的陈水扁和韩国的卢武铉，都是历历在目的例子，而美国总统因为贪污而被抓上法院的事件好像还没有发生过。
尼克松是因为政治窃听敌对党的丑闻而被迫提前下台，克林顿因为在白宫办公室与年轻女实习生鬼混而被国会检举调查，闹得扬扬沸沸。但是当时美国经济增长很好，一秀压百丑，美国老百姓和美国权力集团好像都不太在乎克林顿的“道德贪污”和肉体感官的腐败，加上希拉里也大义保夫，没有失去理性，克林顿也不用下台。
从尼克松和克林顿两位总统的对两党政治的违规和肉体贪污的被出奇重视来看，美国的政治理念可能也不把经济贪污看得太重要。
美国的总统和公务员的薪酬其实并不很高，美国总统的薪水还比不上新加坡总理，甚至可能还不如香港特首，中国精英重复高薪养廉的理论看来反而是被历代的美国总统推翻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推测，美国贪官较少，或许也有其制度上的特色。
或许因为美国奉行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物质的财富的较大比例是集中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上，而不是在政府的资源分配和调度的权力。美国政府官员号称为纳税人照章办事，或听资本家的指挥，因此可能就比较缺乏制造贪官的土壤。
对美国的主流人物来说，要贪就去市场贪，去大企业和大银行贪，那里的许多贪污或贪婪都可以找到合法的。谁自认为有能力去合法捞到第一个一百万的，在美国是多数不愿意去当官。美国市场那里对贪的惩罚多数通过主动破产和跳楼来进行，比较不需要动用抓贪手段去引起人心大快的悲喜剧。
中国官员的经济权力大于美国官员，是一个特色，但是也各有利弊。
美国官员的经济资源调拨权也不小，但是仍然不如美国的各级资本家。美国官员并且已经被长期教育和适应于为纳税人办事，保括为资本家办事，所以美国的贪官较少也是应该。
中国改革开放是已经网开一面，出现了一个可以合法致富的很大空间和机会，但是许多人即使厌倦官位，仍然偏偏不彻底下海，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本来很有能力和适合下海和在市场的大风大浪致富的人，宁可继续当官。这一来，贪官的出现和暴露也难免要多一些。
贪官落网和暴露的数目较少，除了国情有别和贪污出路也有差别的原因，可能还不能证明美国官员的贪污腐败就比别的国家少，也可能他们搞的比较合法。像中国贪官家里藏了几十块受贿的名表，其中有些竟然是冒牌表，这在美国恐怕是不会发生的。
中国的贪官有可能朝向美国的高级阶段走，而美国为着抢救百年一遇的金融经济大危机，也不断大印钞票和增加了几万亿美元的破天荒的财政支出，私有市场经济的财富缩水，也等于是提高了奥巴马新政府的国家经济资源调拨权力和比例。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相对较高的权力产生相对较高的腐败，这对于美国官员是否也要出现更大的贪污的引诱，是一个考验。
理性思考，文明发表，传播正能量，做中国好网民，为中国梦添砖加瓦。
判断主要矛盾人人都有责任
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快速积累期，传媒天天展示着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 总书记最近谈道：“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 总理最近也多次强调，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弥漫在传媒上的“关键时期”、“重要关口”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句话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距今已近70年了。我感到，面对今天各种矛盾日趋复杂和并发的情况，我们真的有必要再认真熟读《矛盾论》这篇红色经典。
几十年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深刻地决定和影响着百姓的生命和中国的命运。1956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共识是，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经济不发达才是主要矛盾，因此全党要由社会主义革命党转为社会主义建设党。遗憾的是，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57年10月，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这以后，自1957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中国社会以后几十年的成串灾难，都是由于这种错误判断所导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重新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八大”精神的继承和超越。
改革前几十年的弯路和改革开放以来辉煌的发展史说明，执政党如何判断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关千家万户的祸福和国家兴衰。
主要矛盾的转变：从私人品匮乏到公共品匮乏
说中国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或重要关口，说明了分析和认清主要矛盾的紧迫性。毛泽东说：“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反过来说，如果找错了主要矛盾，就可能带来混乱和灾难。
目前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认识。这个认识是：目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其他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这种认识曾经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这样一种情况无比困惑：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来愈多。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固有的判断，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我们必须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识出来。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文革”结束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物质产品短缺，老百姓缺衣少食，物质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人人渴望着少搞点政治斗争，多改善点物质生活，因贫困引发的怨恨弥漫整个社会。面对这种情况，“上善若水”的态度，就是将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贫困，将政策的中心转到发展经济上来，就是要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激励因素。
人们认识到物品短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生产和分配所造成的，因此有了放权让利，有了市场经济，有了自由竞争，有了对私有产权的包容，有了对外资的开放。而今天，经过20多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缺衣少食、上无片瓦已不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极度匮乏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虽然私人物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区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说，私人物品极度匮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结束了。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全球化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然而一个主要矛盾的结束，却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吃肉”的情况下淡化了，而今天的主要矛盾，却在“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下凸显了。为什么吃饱了还要骂娘呢？也许是恨贪官太多，也许是恨司法腐败，也许是恨土地被征占，也许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许是恨有冤无处诉，也许是恨教育医疗收费太高，也许是恨社会不安全……所有这些抱怨，都是冲着公共品短缺而来的。
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快速积累期，传媒天天展示着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 总书记最近谈道：“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 总理最近也多次强调，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弥漫在传媒上的“关键时期”、“重要关口”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句话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距今已近70年了。我感到，面对今天各种矛盾日趋复杂和并发的情况，我们真的有必要再认真熟读《矛盾论》这篇红色经典。
几十年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深刻地决定和影响着百姓的生命和中国的命运。1956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共识是，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经济不发达才是主要矛盾，因此全党要由社会主义革命党转为社会主义建设党。遗憾的是，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57年10月，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这以后，自1957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中国社会以后几十年的成串灾难，都是由于这种错误判断所导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重新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八大”精神的继承和超越。
改革前几十年的弯路和改革开放以来辉煌的发展史说明，执政党如何判断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关千家万户的祸福和国家兴衰。
主要矛盾的转变：从私人品匮乏到公共品匮乏
说中国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或重要关口，说明了分析和认清主要矛盾的紧迫性。毛泽东说：“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反过来说，如果找错了主要矛盾，就可能带来混乱和灾难。
目前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认识。这个认识是：目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其他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这种认识曾经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这样一种情况无比困惑：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来愈多。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固有的判断，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我们必须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识出来。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文革”结束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物质产品短缺，老百姓缺衣少食，物质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人人渴望着少搞点政治斗争，多改善点物质生活，因贫困引发的怨恨弥漫整个社会。面对这种情况，“上善若水”的态度，就是将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贫困，将政策的中心转到发展经济上来，就是要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激励因素。
人们认识到物品短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生产和分配所造成的，因此有了放权让利，有了市场经济，有了自由竞争，有了对私有产权的包容，有了对外资的开放。而今天，经过20多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缺衣少食、上无片瓦已不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极度匮乏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虽然私人物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区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说，私人物品极度匮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结束了。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全球化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然而一个主要矛盾的结束，却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吃肉”的情况下淡化了，而今天的主要矛盾，却在“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下凸显了。为什么吃饱了还要骂娘呢？也许是恨贪官太多，也许是恨司法腐败，也许是恨土地被征占，也许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许是恨有冤无处诉，也许是恨教育医疗收费太高，也许是恨社会不安全……所有这些抱怨，都是冲着公共品短缺而来的。
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国家公园、国有道路、自然保护区等有形产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服务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我们只要清理一下近年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种种社会矛盾，便会发现，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普遍感到公共品的短缺，因此也都对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埋怨不已。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社会的一些焦点问题。
司法不公和法律白条问题，是合法法律权益得不到保障；MBO的国有资产分配问题，是公共资产没有公平地市场化；农民土地维权问题，是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矛盾问题，是农民合法民主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腐败问题，是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资源；医疗腐败问题，是患者享受不到现代社会应有的医疗保障；住房压力问题，是社会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基本住房财政资助；民营企业家抗议国资垄断权的问题，是企业家公平竞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事件的出现，是民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知识分子的许多不满，是由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律师们的不满，是司法不独立和判决被暗箱操纵……
将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诸多矛盾，是由于法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是公众认真要求兑现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此外，社会普遍痛恨的官员腐败，是公共品供给问题；社会普遍批评的行政低效，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财政支出黑洞，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质疑的官商勾结，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推进的官员问责制，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的有更多的民主参与权，是公共品问题。总之，我们可以断言：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如何保障公共品的供给？
我们如果把政府设想成一个政治企业，它抽取和花费的税收，就是社会成本，而它提供的公共品，就是社会收益，那么从社会角度看，供养一个政府，也应当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核算。这种核算，未必一定需要科学的数学模型，它往往是由“人心一杆秤”来核算的，这种核算天天在百姓心里进行着，如果不满意的人愈来愈多，那就说明这政治企业的亏损在加大。
为什么经济持续增长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反而突出了呢？为什么只进行政策性的调整，已经难以满足公众的公共品需求了呢？
这是因为公共品需求的急剧攀升，而现行的供给体制已严重不适应。传统的农耕社会，大量的社会纠纷由家族自行调整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结构、数量、专业性和变化性都极其有限。但是，当社会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需要政府统一解决的公共需求急剧增加，专业性和变化性急速提升，对政府的及时回应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亚当·斯密在分析企业效率的根源时，找到了“分工”这个原因。市场的规模决定着分工的范围，分工的范围决定着效率的高低。工商业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公共领域的“大分工”，传统的封建王权体制，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是一种“分工”，目的首先是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离和司法独立，也是“分工”，也是出于效率的压力；联邦制的出现和相当一部分立法权的地方化，也是为了效率，便于更迅速地回应地方的公共品需求；近年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分工”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工商业社会到来造成的公共品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变化，结果就是公共品供求领域横向纵向的“大分工”。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这样的判断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面对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不是那种随机调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
司法不公和法律白条问题，是合法法律权益得不到保障；MBO的国有资产分配问题，是公共资产没有公平地市场化；农民土地维权问题，是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矛盾问题，是农民合法民主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腐败问题，是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资源；医疗腐败问题，是患者享受不到现代社会应有的医疗保障；住房压力问题，是社会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基本住房财政资助；民营企业家抗议国资垄断权的问题，是企业家公平竞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事件的出现，是民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知识分子的许多不满，是由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律师们的不满，是司法不独立和判决被暗箱操纵……
将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诸多矛盾，是由于法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是公众认真要求兑现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此外，社会普遍痛恨的官员腐败，是公共品供给问题；社会普遍批评的行政低效，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财政支出黑洞，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质疑的官商勾结，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推进的官员问责制，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的有更多的民主参与权，是公共品问题。总之，我们可以断言：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如何保障公共品的供给？
我们如果把政府设想成一个政治企业，它抽取和花费的税收，就是社会成本，而它提供的公共品，就是社会收益，那么从社会角度看，供养一个政府，也应当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核算。这种核算，未必一定需要科学的数学模型，它往往是由“人心一杆秤”来核算的，这种核算天天在百姓心里进行着，如果不满意的人愈来愈多，那就说明这政治企业的亏损在加大。
为什么经济持续增长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反而突出了呢？为什么只进行政策性的调整，已经难以满足公众的公共品需求了呢？
这是因为公共品需求的急剧攀升，而现行的供给体制已严重不适应。传统的农耕社会，大量的社会纠纷由家族自行调整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结构、数量、专业性和变化性都极其有限。但是，当社会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需要政府统一解决的公共需求急剧增加，专业性和变化性急速提升，对政府的及时回应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亚当·斯密在分析企业效率的根源时，找到了“分工”这个原因。市场的规模决定着分工的范围，分工的范围决定着效率的高低。工商业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公共领域的“大分工”，传统的封建王权体制，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是一种“分工”，目的首先是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离和司法独立，也是“分工”，也是出于效率的压力；联邦制的出现和相当一部分立法权的地方化，也是为了效率，便于更迅速地回应地方的公共品需求；近年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分工”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工商业社会到来造成的公共品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变化，结果就是公共品供求领域横向纵向的“大分工”。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这样的判断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面对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不是那种随机调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
一、唯物主义与马哲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在哪里
『尽管马哲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打扮成唯物主义（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其实是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诡辩的），但它们是不同有区别的两码事。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在于：一、它们所唯的物质不同，唯物主义唯的物质是“自然界”，历史唯物主义唯的物质是“客观存在”（或称为客观实在），应当清楚，自然界与客观存在是不同的，它们的区别在于自然界包含人的意识及其意识中的主观存在（指以信息虚拟方式存储在人脑中的事物和现象），客观存在（与主观存在相对，指主观存在以外的事物和现象）不包含意识中的主观存在；二、它们的对立面不同，唯物主义相对应的是信神的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相对应的是唯人、唯我、唯意识的历史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三、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不同，真正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是“对神存不存在，自然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原本就有的不同的回答”，而教科书的标准则是“对思维和存在（或者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不同回答”。』
第一句话大江先生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完全割裂开来，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同、有区别的两码事”且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诡辩而产生的，这无异于让辩证唯物主义处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附属地位，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PS：当然啦，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和大江先生的唯物主义是两码事。
第二句话大江先生列出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唯”的“物质”，分别是“自然界”和“客观存在（或称为客观实在）”（大江先生连客观存在与客观实在的概念都没有弄清楚）站在马哲的角度来看，大江先生的这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唯物”是从哲学高度的把握，指物质的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不能予以庸俗理解。“唯物主义”的意思不是世界上只有物质的存在，显然理论、意识、思维不属于物质范畴，但它依然是一种存在。唯物是从本原上指明了世界物质的本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恩格斯《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唯”的就是“物质”而自然界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唯”社会存在。根据下文中大江先生对“自然界”范围的概括可得出大江先生的唯物主义是既唯物也唯心的二元论——“自然界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和现象”这其中也一定有意识的活动。让我们把“自然界包含人的意识及其主观存在，客观存在不包括意识中的主管存在”这句话和大江先生对主管存在与客观存在（在大江先生眼中客观存在与客观实在是一码事）的理解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前者所谓的“主观存在”“客观存在”都是属于马哲意识的范畴，而后者中只有“主观存在”属于马哲意识的范畴，客观实在（客观存在）已经变成马哲中物质的具体形态。多么严谨、明确、清晰啊！
第三句话大江先生将唯物主义与“信神的唯心主义”相对应，将历史唯物唯心与“历史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相对应。这终究是大江先生的一家之言，在下文大江先生为主观唯心主义申辩说：“主观唯心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派别”，至此历史唯物主义又何来与历史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相对应一说呢？
第四句话大江先生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标准，而在下文将会有详细的叙述。
『尽管马哲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打扮成唯物主义（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其实是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诡辩的），但它们是不同有区别的两码事。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在于：一、它们所唯的物质不同，唯物主义唯的物质是“自然界”，历史唯物主义唯的物质是“客观存在”（或称为客观实在），应当清楚，自然界与客观存在是不同的，它们的区别在于自然界包含人的意识及其意识中的主观存在（指以信息虚拟方式存储在人脑中的事物和现象），客观存在（与主观存在相对，指主观存在以外的事物和现象）不包含意识中的主观存在；二、它们的对立面不同，唯物主义相对应的是信神的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相对应的是唯人、唯我、唯意识的历史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三、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不同，真正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是“对神存不存在，自然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原本就有的不同的回答”，而教科书的标准则是“对思维和存在（或者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不同回答”。』
第一句话大江先生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完全割裂开来，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同、有区别的两码事”且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诡辩而产生的，这无异于让辩证唯物主义处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附属地位，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PS：当然啦，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和大江先生的唯物主义是两码事。
第二句话大江先生列出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唯”的“物质”，分别是“自然界”和“客观存在（或称为客观实在）”（大江先生连客观存在与客观实在的概念都没有弄清楚）站在马哲的角度来看，大江先生的这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唯物”是从哲学高度的把握，指物质的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不能予以庸俗理解。“唯物主义”的意思不是世界上只有物质的存在，显然理论、意识、思维不属于物质范畴，但它依然是一种存在。唯物是从本原上指明了世界物质的本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恩格斯《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唯”的就是“物质”而自然界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唯”社会存在。根据下文中大江先生对“自然界”范围的概括可得出大江先生的唯物主义是既唯物也唯心的二元论——“自然界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和现象”这其中也一定有意识的活动。让我们把“自然界包含人的意识及其主观存在，客观存在不包括意识中的主管存在”这句话和大江先生对主管存在与客观存在（在大江先生眼中客观存在与客观实在是一码事）的理解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前者所谓的“主观存在”“客观存在”都是属于马哲意识的范畴，而后者中只有“主观存在”属于马哲意识的范畴，客观实在（客观存在）已经变成马哲中物质的具体形态。多么严谨、明确、清晰啊！
第三句话大江先生将唯物主义与“信神的唯心主义”相对应，将历史唯物唯心与“历史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相对应。这终究是大江先生的一家之言，在下文大江先生为主观唯心主义申辩说：“主观唯心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派别”，至此历史唯物主义又何来与历史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相对应一说呢？
第四句话大江先生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标准，而在下文将会有详细的叙述。
二、什么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是相对唯心主义而言的，起源于对神是否存在的不同回答。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由于科学知识低下，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如生病、死亡、刮风、下雨、雷击、火灾、水灾、旱灾、地震、海啸、日出月落等等现场无法解释，对自然界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和温疫，对社会中的一些恶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感到恐惧无助，束手无策，面对这些情况，不知如何处置，从而需要精神上的监护人给予庇护和指引，于是各种不同的人群种族中的一些思想家就根据自己的猜测想象，把自然界拟人化，根据自己的理想和道德标准塑造出了上帝、真主、佛祖和老天爷等等精神监护人，以便在精神方面使人们有个支柱和依靠，于是，神和宗教就产生了。
对“神是否存在，自然界是神创造的还是原本就有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产生。
那种认为自然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神灵的世界；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是一种可以离开人体而存在的灵魂，也属于这个神灵世界；这个神灵世界中的上帝、真主、老天爷，玉皇大帝等神仙创造并支配主导着自然界，是自然界的本原的观点就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对。不信神的唯物主义者认为灵魂及神灵世界事实上是根本上不存在，是人们在主观猜想基础上的臆造，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是人的生命反应机能，随着人的死亡如同灯灭一样就消失了；由于神灵世界是不存在的，因此世界本原就是自然界本身。
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神是否存在的不同看法的争论中，唯物主义者唯的物就是“自然界”，唯心主义者唯的心就是“神”。
唯物主义的“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的物质观，就是源于物质是自然界的观念——自然界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和现象。
可见，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是“对神存不存在，自然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原本就有的不同的回答”——注意：这是最早，也是最正宗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
在此，吴大江从教科书中盗窃来只言片语，按照他的意思加以重新拼装，企图佐证他的谬论，但我们看到，现在他将又一次失望了。大江先生固执地认为“对神是否存在，自然界是神创造还是本源就有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产生，这是在偷换概念。唯物唯心的划分是针对世界本原问题存在的——即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问题，而绝非什么创世主问题。唯物主义者不承认有独立于物质之外的精神实体，并主宰这个世界的运行，这才是唯物的真实意蕴。吴大江的叙述，常人一眼便可看出这应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划分，有神论相信世界的本源是一种“客观精神”如：神、上帝、真主……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部分。然而吴大江先生不知道还有一种东西叫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按照他个人的意志和精神进行运转，不承认神创造世界，这么一来按照大江先生的划分标准来看王阳明定是忠诚的唯物主义者了！岂不滑稽？也因如此王阳明从此可以在世人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中解脱出来了，幸好有大江先生在。可王阳明唯“自己的灵明”啊！由此可见大江先生的划分标准是不严谨和不全面的，甚至带有传统的旧唯物主义的气息。
大江先生说他的划分标准是“最早、也是最正宗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大江哲学，就此一家，绝无分店，绝对正宗）并说“恩格斯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拿出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一段话进行佐证，不得不说大江先生断章取义的本领的确高超。在这段话的开头恩格思便说出他那句著名的话——“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句话可视为以下文字的一个总写或者说是纲领。幸好大江先生在他的这篇佳作里为了凑集字数对恩格思的原文的摘录还是比较客观的，在大江先生的其他著作中恩格思的愿意已经被歪曲地不成样子了，大江先生直接说——恩格思说：“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的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难道恩格思真的是站在大江先生那一边的吗？原文究竟是什么呢？
“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重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对教会提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唯物主义是相对唯心主义而言的，起源于对神是否存在的不同回答。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由于科学知识低下，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如生病、死亡、刮风、下雨、雷击、火灾、水灾、旱灾、地震、海啸、日出月落等等现场无法解释，对自然界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和温疫，对社会中的一些恶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感到恐惧无助，束手无策，面对这些情况，不知如何处置，从而需要精神上的监护人给予庇护和指引，于是各种不同的人群种族中的一些思想家就根据自己的猜测想象，把自然界拟人化，根据自己的理想和道德标准塑造出了上帝、真主、佛祖和老天爷等等精神监护人，以便在精神方面使人们有个支柱和依靠，于是，神和宗教就产生了。
对“神是否存在，自然界是神创造的还是原本就有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产生。
那种认为自然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神灵的世界；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是一种可以离开人体而存在的灵魂，也属于这个神灵世界；这个神灵世界中的上帝、真主、老天爷，玉皇大帝等神仙创造并支配主导着自然界，是自然界的本原的观点就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对。不信神的唯物主义者认为灵魂及神灵世界事实上是根本上不存在，是人们在主观猜想基础上的臆造，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是人的生命反应机能，随着人的死亡如同灯灭一样就消失了；由于神灵世界是不存在的，因此世界本原就是自然界本身。
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神是否存在的不同看法的争论中，唯物主义者唯的物就是“自然界”，唯心主义者唯的心就是“神”。
唯物主义的“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的物质观，就是源于物质是自然界的观念——自然界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和现象。
可见，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是“对神存不存在，自然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原本就有的不同的回答”——注意：这是最早，也是最正宗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
在此，吴大江从教科书中盗窃来只言片语，按照他的意思加以重新拼装，企图佐证他的谬论，但我们看到，现在他将又一次失望了。大江先生固执地认为“对神是否存在，自然界是神创造还是本源就有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产生，这是在偷换概念。唯物唯心的划分是针对世界本原问题存在的——即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问题，而绝非什么创世主问题。唯物主义者不承认有独立于物质之外的精神实体，并主宰这个世界的运行，这才是唯物的真实意蕴。吴大江的叙述，常人一眼便可看出这应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划分，有神论相信世界的本源是一种“客观精神”如：神、上帝、真主……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部分。然而吴大江先生不知道还有一种东西叫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按照他个人的意志和精神进行运转，不承认神创造世界，这么一来按照大江先生的划分标准来看王阳明定是忠诚的唯物主义者了！岂不滑稽？也因如此王阳明从此可以在世人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中解脱出来了，幸好有大江先生在。可王阳明唯“自己的灵明”啊！由此可见大江先生的划分标准是不严谨和不全面的，甚至带有传统的旧唯物主义的气息。
大江先生说他的划分标准是“最早、也是最正宗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大江哲学，就此一家，绝无分店，绝对正宗）并说“恩格斯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拿出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一段话进行佐证，不得不说大江先生断章取义的本领的确高超。在这段话的开头恩格思便说出他那句著名的话——“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句话可视为以下文字的一个总写或者说是纲领。幸好大江先生在他的这篇佳作里为了凑集字数对恩格思的原文的摘录还是比较客观的，在大江先生的其他著作中恩格思的愿意已经被歪曲地不成样子了，大江先生直接说——恩格思说：“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的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难道恩格思真的是站在大江先生那一边的吗？原文究竟是什么呢？
“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重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对教会提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不难看出，恩格思说此话的目的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宗教神学的具体应用。大江先生所说的“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这一问题是“针对教会提出来的”。换句话说，承不承认神、神是否创造世界的判断，只能归属和服从于最高判断：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同时别忘了这本书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思写作的目的不在于详细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而在于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德古哲进行批判、彻底的清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是指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至此，大江先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标准完全是无稽之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那么下文凡设计到大江先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划分标准的论证大致都可以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