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轮.回
（三）谈谈国家资产的贬值
国家资产贬值从原因来看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从形式来看有快速贬值和缓慢贬值，从结果来看有留存余值和变为负值。
“人”资产贬值主要体现在国家内部混乱、战斗力下降、大量人口非自然消亡和人均GDP下降等方面。16世纪到17世纪初，海军、西班牙方阵和南美洲大陆领主身份是西班牙帝国的光荣象征。在腓利二世继承西班牙王位后，为了加强皇室权威，他对内对外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从1588年开始，帝国国家“人”资产开始贬值。首先是“无敌舰队”败于英国，接下来是帝国宣布无力偿债破产，再接下来是瘟疫导致其失去约10%的人口。1648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事实上是承认新的西方帝国崛起。
“历史文化”国家资产贬值的主要表现是难以明确国家发展方向，难以统一更多人思想，难以团结和动员更多人，难以激发更多人的建设积极性，从而难以聚集起强大的国家综合力量。如果说“人”是强国力量的根本，则“历史文化”就是强国力量的来源。国家缺乏能够团结“人”的“历史文化”，缺乏能够激发“人”的积极性和聚集“人”的建设力量的“历史文化”，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令世人景仰的一流强国。虽然最后身与国俱亡，但是如果希特勒不能让全德国团结起来，不能快速创建和积累国家力量，那对于挑战同盟国这件事，他肯定想都不会去想。
不能团结本国人民，不能团结其他国家，将会导致“历史文化”资产贬值，导致强国衰退。二战是英国从帝国走向非帝国的重要分水岭。一战结束后，为了压制另一战胜国法国，英国采取了扶德锄法的“均势政策”。换个角度看，就是在二战前，德国属于英国的重点团结对象。1939年3月，两国在二战全面爆发的前半年就已经互相宣战了。这说明那时的英国“历史文化”已经团结不了德国，从而最终导致英国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帝国。
在各种构成“自然条件”的资产中，现代强国通常不会失去领土。随着科技进步，各国在妨灾减害方面和在恶劣条件下进行生产的能力都在逐步提高。因此，强国的“自然条件”资产贬值主要体现在资源贬值上。在产品单位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资源贬值将会表现得非常明显。而经济危机往往会导致产品单位价格下跌。这意味着，西方强国普遍经历的经济危机都会导致资源贬值，导致国家资产贬值。
从1825年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到现在，西方强国平均每隔十年就会率先爆发一次经济危机。例外只有两次，一次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头二十年时间里，西方强国经历了无危机的快速增长期，一次是1997年危机不是在西方强国率先爆发，而是在亚洲率先爆发。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西方强国的国家资产贬值。
国家资源被掠夺也是资源贬值的一个重要表现。从1492年哥伦布登陆巴哈马，到1973年巴哈马独立，在约四百八十年时间里，美洲国家被殖民国家掠夺了无数的资源。
新崛起国家的挑战和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是导致强国“地理位置”资产贬值的最主要原因。
17世纪，荷兰是欧洲最大的商业经济帝国。巅峰时，荷兰拥有1.5万艘船舶，占全欧洲的约75%。荷兰的船队通达全球，几乎垄断了世界海洋贸易。荷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绝非浪得虚名，而是名至实归。荷兰主要城市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蔗糖、奴隶、布匹和船只等贸易中心。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法两国开始兴起。它们分别从海陆两个方向挑战荷兰，发起为期近三十年的战争，对荷兰力量造成了很大损耗。在之后的十八世纪中叶，荷兰由于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根本无法维持海军正常运转，无法维护海洋运输安全，无法保障国际贸易利益。那时候，连海盗都敢公开宣称要专门抢劫荷兰的商船。
在前述因素作用下，荷兰的国家力量逐渐衰弱。在最差的年头，通行于松德海峡的荷兰商船竟不足100艘。这和颠峰期超过5000艘的规模相去甚远。荷兰在“地理位置”资产大幅贬值后，到1795年竟被法国灭国。
国家资产贬值从原因来看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从形式来看有快速贬值和缓慢贬值，从结果来看有留存余值和变为负值。
“人”资产贬值主要体现在国家内部混乱、战斗力下降、大量人口非自然消亡和人均GDP下降等方面。16世纪到17世纪初，海军、西班牙方阵和南美洲大陆领主身份是西班牙帝国的光荣象征。在腓利二世继承西班牙王位后，为了加强皇室权威，他对内对外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从1588年开始，帝国国家“人”资产开始贬值。首先是“无敌舰队”败于英国，接下来是帝国宣布无力偿债破产，再接下来是瘟疫导致其失去约10%的人口。1648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事实上是承认新的西方帝国崛起。
“历史文化”国家资产贬值的主要表现是难以明确国家发展方向，难以统一更多人思想，难以团结和动员更多人，难以激发更多人的建设积极性，从而难以聚集起强大的国家综合力量。如果说“人”是强国力量的根本，则“历史文化”就是强国力量的来源。国家缺乏能够团结“人”的“历史文化”，缺乏能够激发“人”的积极性和聚集“人”的建设力量的“历史文化”，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令世人景仰的一流强国。虽然最后身与国俱亡，但是如果希特勒不能让全德国团结起来，不能快速创建和积累国家力量，那对于挑战同盟国这件事，他肯定想都不会去想。
不能团结本国人民，不能团结其他国家，将会导致“历史文化”资产贬值，导致强国衰退。二战是英国从帝国走向非帝国的重要分水岭。一战结束后，为了压制另一战胜国法国，英国采取了扶德锄法的“均势政策”。换个角度看，就是在二战前，德国属于英国的重点团结对象。1939年3月，两国在二战全面爆发的前半年就已经互相宣战了。这说明那时的英国“历史文化”已经团结不了德国，从而最终导致英国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帝国。
在各种构成“自然条件”的资产中，现代强国通常不会失去领土。随着科技进步，各国在妨灾减害方面和在恶劣条件下进行生产的能力都在逐步提高。因此，强国的“自然条件”资产贬值主要体现在资源贬值上。在产品单位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资源贬值将会表现得非常明显。而经济危机往往会导致产品单位价格下跌。这意味着，西方强国普遍经历的经济危机都会导致资源贬值，导致国家资产贬值。
从1825年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到现在，西方强国平均每隔十年就会率先爆发一次经济危机。例外只有两次，一次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头二十年时间里，西方强国经历了无危机的快速增长期，一次是1997年危机不是在西方强国率先爆发，而是在亚洲率先爆发。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西方强国的国家资产贬值。
国家资源被掠夺也是资源贬值的一个重要表现。从1492年哥伦布登陆巴哈马，到1973年巴哈马独立，在约四百八十年时间里，美洲国家被殖民国家掠夺了无数的资源。
新崛起国家的挑战和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是导致强国“地理位置”资产贬值的最主要原因。
17世纪，荷兰是欧洲最大的商业经济帝国。巅峰时，荷兰拥有1.5万艘船舶，占全欧洲的约75%。荷兰的船队通达全球，几乎垄断了世界海洋贸易。荷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绝非浪得虚名，而是名至实归。荷兰主要城市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蔗糖、奴隶、布匹和船只等贸易中心。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法两国开始兴起。它们分别从海陆两个方向挑战荷兰，发起为期近三十年的战争，对荷兰力量造成了很大损耗。在之后的十八世纪中叶，荷兰由于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根本无法维持海军正常运转，无法维护海洋运输安全，无法保障国际贸易利益。那时候，连海盗都敢公开宣称要专门抢劫荷兰的商船。
在前述因素作用下，荷兰的国家力量逐渐衰弱。在最差的年头，通行于松德海峡的荷兰商船竟不足100艘。这和颠峰期超过5000艘的规模相去甚远。荷兰在“地理位置”资产大幅贬值后，到1795年竟被法国灭国。
（四）谈谈国家负债
国家负债有显性负债和隐性负债，有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有固定负债和变动负债，有刚性负债和弹性负债。
上述负债类型是可以互相转化和互相重叠的。如国家赔偿对二战结束前的德国而言是隐性负债，在波茨坦会议后就变成了显性负债。
国家所发的债券都属于显性负债，一般分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但是长期负债在到期前一年都会变成短期负债。
固定负债指本息额度不变的负债。而本息额度会发生变化的被称为变动负债。固定负债也会转化为变动负债。如1930年通过的《杨计划》，就把德国的一战赔款总额从1320亿马克削减到1139亿马克。
从字面上理解，必须要承担的负债称为刚性负债，可承担也可不承担的称为弹性负债。在罗斯福新政期间，为了实现“救济、复兴和改革”的国家目标，美国逐步扩大国债发行规模。那些已经发行了的国债都是刚性负债。但是，在制订国债预算的时候，美国议员都会对国债规模和国债结构进行激烈争论，都会对白宫的方案进行修订。这些修订都是国债具有“弹性”特点的体现。
从逻辑上来讲，国家负债都是因为人的行为而导致的。而人的行为属于“历史文化”。因此可以说，国家负债是由“历史文化”决定的。政府决定发行债券，将给国家带来显性负债。战败国家接受战胜国所提出的赔偿方案，也会给国家带来刚性和显性负债。无论是“决定”，还是“接受”，都是国家中“人”的思想社会实践和行为社会实践，都是国家的“历史文化”。不管最终的实施效果如何，也不管你对它的态度如何，它都是国家的一部分。
隐性负债要比显性负债复杂。
首先，隐性负债不是在当前，而是要到未来才会摘下面纱露出原形。
有一些暗含着隐性负债的社会实践在发生时，不仅不会给国家增加负债，而且还会给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黑奴贸易暗含着隐性负债。在黑奴进行大规模破坏和反抗之前，组织贸易的国家都没有意识到隐性负债的存在，向美洲大陆贩卖了超过1500万名奴隶。几百年的事实是，除了“不归之门”所在地蒙受损失外，黑奴贸易让宗主国、殖民地和贸易方都获得了巨额收益。但是，之后的大规模破坏和反抗，让暗含在黑奴贸易中的隐性负债加快转变为显性负债。直到今天，西方国家还在为种族、肤色冲突付出代价。
除了产生时的隐蔽性之外，隐性负债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国家难以预测到它会在什么时候转变为显性负债，它的具体额度会是多少。
由于西方国家缺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理念，所以在进行某项社会实践时，它们要么压根就没想到它会带来负债，要么就认为它根本不会转变为显性负债。前者如美国压根不会想到长期对中东国家的暴力控制会导致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报复，压根不会想到这会导致巨额国家资产损失和带来巨额反恐支出。后者如德国认为会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获胜后不仅不会产生新的赔偿，甚至还会一笔勾销掉所有一战赔偿。
从会计理论角度来看，负债在被豁免的时候会导致权益增加，在被偿还时会导致资产减少。
国家负债却没有那么简单。
无论是显性负债，还是隐性负债，它们和国家资产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及相互作用关系。且那些关联作用关系都不是稳定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即国家负债可能会使单项或者整体国家资产增值，也可能会使单项或者整体国家资产贬值。而且，国家负债对国家资产的关联作用力往往会长期存在，且对国家资产增值或者贬值的影响结果，往往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
如果国家负债能够发挥团结作用，能够聚集建设力量，就能够让包括“历史文化”在内的所有国家资产增值。反之，这些负债不仅毫无意义，甚至还会导致包括“历史文化”在内的所有国家资产贬值。
前者可以美国为例。1803年，在还没有清偿独立期间所借债务的情况下，美国又举债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这在当时不仅能够振奋人心，增强国家团结，让“历史文化”资产增值，还能够让“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人”等其他国家资产全面增值。
而在英国身上却可以找到国家负债导致国家资产贬值的事例。在很长时间内，英国的发展过程就是宗教、国王、贵族和新兴阶层之间的矛盾协调过程。这期间战争频发，其中不乏国王不惜举债发动战争进行宗教镇压的事情。在战争和借债这两件事上，被送上断头台的查理一世都干了不少。查理一世举债发动战争，逼迫清教徒远徙北美，促成美国创立。300多年后，英帝国的地位竟被美国所取代。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从英帝国利益角度来看，查理一世增加的这些国家负债不仅仅是显性负债，而且还暗含着巨额隐性负债。虽然即使如此，在查理一世死后，英国仍能崛起成为世界帝国，但是这些隐性负债对英国国家资产的深远破坏性影响，绝不容忽视。
国家负债有显性负债和隐性负债，有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有固定负债和变动负债，有刚性负债和弹性负债。
上述负债类型是可以互相转化和互相重叠的。如国家赔偿对二战结束前的德国而言是隐性负债，在波茨坦会议后就变成了显性负债。
国家所发的债券都属于显性负债，一般分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但是长期负债在到期前一年都会变成短期负债。
固定负债指本息额度不变的负债。而本息额度会发生变化的被称为变动负债。固定负债也会转化为变动负债。如1930年通过的《杨计划》，就把德国的一战赔款总额从1320亿马克削减到1139亿马克。
从字面上理解，必须要承担的负债称为刚性负债，可承担也可不承担的称为弹性负债。在罗斯福新政期间，为了实现“救济、复兴和改革”的国家目标，美国逐步扩大国债发行规模。那些已经发行了的国债都是刚性负债。但是，在制订国债预算的时候，美国议员都会对国债规模和国债结构进行激烈争论，都会对白宫的方案进行修订。这些修订都是国债具有“弹性”特点的体现。
从逻辑上来讲，国家负债都是因为人的行为而导致的。而人的行为属于“历史文化”。因此可以说，国家负债是由“历史文化”决定的。政府决定发行债券，将给国家带来显性负债。战败国家接受战胜国所提出的赔偿方案，也会给国家带来刚性和显性负债。无论是“决定”，还是“接受”，都是国家中“人”的思想社会实践和行为社会实践，都是国家的“历史文化”。不管最终的实施效果如何，也不管你对它的态度如何，它都是国家的一部分。
隐性负债要比显性负债复杂。
首先，隐性负债不是在当前，而是要到未来才会摘下面纱露出原形。
有一些暗含着隐性负债的社会实践在发生时，不仅不会给国家增加负债，而且还会给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黑奴贸易暗含着隐性负债。在黑奴进行大规模破坏和反抗之前，组织贸易的国家都没有意识到隐性负债的存在，向美洲大陆贩卖了超过1500万名奴隶。几百年的事实是，除了“不归之门”所在地蒙受损失外，黑奴贸易让宗主国、殖民地和贸易方都获得了巨额收益。但是，之后的大规模破坏和反抗，让暗含在黑奴贸易中的隐性负债加快转变为显性负债。直到今天，西方国家还在为种族、肤色冲突付出代价。
除了产生时的隐蔽性之外，隐性负债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国家难以预测到它会在什么时候转变为显性负债，它的具体额度会是多少。
由于西方国家缺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理念，所以在进行某项社会实践时，它们要么压根就没想到它会带来负债，要么就认为它根本不会转变为显性负债。前者如美国压根不会想到长期对中东国家的暴力控制会导致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报复，压根不会想到这会导致巨额国家资产损失和带来巨额反恐支出。后者如德国认为会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获胜后不仅不会产生新的赔偿，甚至还会一笔勾销掉所有一战赔偿。
从会计理论角度来看，负债在被豁免的时候会导致权益增加，在被偿还时会导致资产减少。
国家负债却没有那么简单。
无论是显性负债，还是隐性负债，它们和国家资产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及相互作用关系。且那些关联作用关系都不是稳定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即国家负债可能会使单项或者整体国家资产增值，也可能会使单项或者整体国家资产贬值。而且，国家负债对国家资产的关联作用力往往会长期存在，且对国家资产增值或者贬值的影响结果，往往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
如果国家负债能够发挥团结作用，能够聚集建设力量，就能够让包括“历史文化”在内的所有国家资产增值。反之，这些负债不仅毫无意义，甚至还会导致包括“历史文化”在内的所有国家资产贬值。
前者可以美国为例。1803年，在还没有清偿独立期间所借债务的情况下，美国又举债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这在当时不仅能够振奋人心，增强国家团结，让“历史文化”资产增值，还能够让“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人”等其他国家资产全面增值。
而在英国身上却可以找到国家负债导致国家资产贬值的事例。在很长时间内，英国的发展过程就是宗教、国王、贵族和新兴阶层之间的矛盾协调过程。这期间战争频发，其中不乏国王不惜举债发动战争进行宗教镇压的事情。在战争和借债这两件事上，被送上断头台的查理一世都干了不少。查理一世举债发动战争，逼迫清教徒远徙北美，促成美国创立。300多年后，英帝国的地位竟被美国所取代。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从英帝国利益角度来看，查理一世增加的这些国家负债不仅仅是显性负债，而且还暗含着巨额隐性负债。虽然即使如此，在查理一世死后，英国仍能崛起成为世界帝国，但是这些隐性负债对英国国家资产的深远破坏性影响，绝不容忽视。
国家资产负债表右下方的数额将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力量。国家的中心任务就是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力量或者说增大国家权益。
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横向看，要增强国家综合力量，就要增大“已确定的数额”和“潜在增加的数额”，以及降低“潜在减少的数额”。而在任何一个讨论时点，“已确定的数额”都是一个固定参数。因此，增大国家权益的过程就是增大“潜在增加的数额”，以及降低“潜在减少的数额”的过程。
二战爆发，给美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增大“潜在增加的数额”的机会。首先，美国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战场，远离侵扰动乱，可以为经济运行提供安宁的内部环境。其次，美国可以接收大量由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再次，安宁的环境、优良的自然条件和占领参战国由于战乱而腾出的国际市场空间等因素，都有利于美国增强内部的团结性和建设力量，有利于美国增大产出。
在增大“潜在增加的数额”的同时，美国还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增大“潜在减少的数额”。这主要体现在尽量推迟卷入战争的时间和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等两方面。美国直到战争爆发两年多后，即1941年12月，才正式参加二战。在二战中，和英法德苏动辄上百万的死亡人数相比，美国死亡人数最少，不到30万人。
纵向看，要增强国家综合力量就要不断增大国家资产和不断减少国家负债。
要增大资产，就一定要在人、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等项目中找到突破方向。
在不考虑带来隐性负债的前提下，通过极其不平等的交换条件获得资源，比如奴役剥削方式获得资源，是有利于在一定期限内减少国家支出及负债的手段。
在殖民发展模式下，工业化可以促进国内团结、聚集建设力量和提高产出，可以增大“人”和“历史文化”这两项国家资产，而殖民有利于抢占国外资源和市场，可以增大“自然条件”这项国家资产。
以人类殖民时期的认识水平，英帝国根本就不会预料到殖民会暗含着美国成立并超越自己的隐性负债。因此，继续提高工业化水平、扩大殖民领土、抢占国外资源和市场自然会成为英帝国用于增大国家资产的主要抓手。在此指引下，为了扩张殖民地以增大国家资产，在欧洲大陆、在北美、在亚洲和在海洋上，英帝国都不惜发动或者参加一系列战争，包括英荷、英法和英印战争等。
为了便于按照年份来进行分析，可以简化国家资产负债表。在较为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不考虑隐性负债突然显性化的因素，则可以初步假设任何国家的国家资产和国家负债都难以在一年内出现急剧的内涵变化，也就是都难以出现急剧的增值或者贬值。在此假设下，某个国家的年GDP可以视同为国家资产的“潜在增加的数额”。这样就可以在每一年的年末编制一张简化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横向看，要增强国家综合力量，就要增大“已确定的数额”和“潜在增加的数额”，以及降低“潜在减少的数额”。而在任何一个讨论时点，“已确定的数额”都是一个固定参数。因此，增大国家权益的过程就是增大“潜在增加的数额”，以及降低“潜在减少的数额”的过程。
二战爆发，给美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增大“潜在增加的数额”的机会。首先，美国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战场，远离侵扰动乱，可以为经济运行提供安宁的内部环境。其次，美国可以接收大量由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再次，安宁的环境、优良的自然条件和占领参战国由于战乱而腾出的国际市场空间等因素，都有利于美国增强内部的团结性和建设力量，有利于美国增大产出。
在增大“潜在增加的数额”的同时，美国还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增大“潜在减少的数额”。这主要体现在尽量推迟卷入战争的时间和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等两方面。美国直到战争爆发两年多后，即1941年12月，才正式参加二战。在二战中，和英法德苏动辄上百万的死亡人数相比，美国死亡人数最少，不到30万人。
纵向看，要增强国家综合力量就要不断增大国家资产和不断减少国家负债。
要增大资产，就一定要在人、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等项目中找到突破方向。
在不考虑带来隐性负债的前提下，通过极其不平等的交换条件获得资源，比如奴役剥削方式获得资源，是有利于在一定期限内减少国家支出及负债的手段。
在殖民发展模式下，工业化可以促进国内团结、聚集建设力量和提高产出，可以增大“人”和“历史文化”这两项国家资产，而殖民有利于抢占国外资源和市场，可以增大“自然条件”这项国家资产。
以人类殖民时期的认识水平，英帝国根本就不会预料到殖民会暗含着美国成立并超越自己的隐性负债。因此，继续提高工业化水平、扩大殖民领土、抢占国外资源和市场自然会成为英帝国用于增大国家资产的主要抓手。在此指引下，为了扩张殖民地以增大国家资产，在欧洲大陆、在北美、在亚洲和在海洋上，英帝国都不惜发动或者参加一系列战争，包括英荷、英法和英印战争等。
为了便于按照年份来进行分析，可以简化国家资产负债表。在较为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不考虑隐性负债突然显性化的因素，则可以初步假设任何国家的国家资产和国家负债都难以在一年内出现急剧的内涵变化，也就是都难以出现急剧的增值或者贬值。在此假设下，某个国家的年GDP可以视同为国家资产的“潜在增加的数额”。这样就可以在每一年的年末编制一张简化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六）谈谈对国家负债表进行分析
国家资产负债表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但是和分析企业资产负债表一样，可以选取在任何时点从静态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通过水平分析，可以了解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每个项目的变动额度和变动幅度。对于变动幅度大的项目，要去关注其变动的原因、其导致哪些其他项目出现关联变动、是否合理等。最为重要的，要去关注项目的变动有没有带来国家权益增大，会不会影响国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等。
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显性负债额度达到17.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16.8万亿美元的年GDP产值。在联邦政府负债平均利率高于美国GDP增长率的情况下，这至少意味着美国国家权益的增长率已经向下掉头了。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的话，美国国家权益将会出现负增长，就是将会不断下降。
通过垂直分析，可以了解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每个项目占国家资产总额的比例，去评判资产结构的合理性、负债规模的适当性和负债结构的风险性，从而确定国家资产负债表改良方案，确定国家资产增值的优先方向等。
在二十世纪中期前的世界殖民发展时期，英帝国除了通过工业化和制度变革等手段提升“历史文化”资产价值外，还确定了加大殖民力度来增大“自然条件”资产价值的发展方向。因此，哪怕是被荷兰认为没有价值而抛弃的澳大利亚，英帝国也视若珍宝，甚至不惜闲置18年也要先将之控于掌心。
通过项目分析，可以系统了解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每个项目的结构、层次、形成原因和发展趋势，去寻找能够促使其增值的适当手段和能够避免其贬值的适当措施。
有些手段或者措施，不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使用，都是适当的。
像英国，在世界殖民发展时期，它就未曾高喊“自由”和“民主”，因为它在海内外奴役着上亿的人群。
而美国，在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大旗相继倒下之后，就更加敢于宣扬“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就能够用这些神器来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获取利益和促使国家资产增值。
国家资产负债表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但是和分析企业资产负债表一样，可以选取在任何时点从静态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通过水平分析，可以了解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每个项目的变动额度和变动幅度。对于变动幅度大的项目，要去关注其变动的原因、其导致哪些其他项目出现关联变动、是否合理等。最为重要的，要去关注项目的变动有没有带来国家权益增大，会不会影响国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等。
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显性负债额度达到17.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16.8万亿美元的年GDP产值。在联邦政府负债平均利率高于美国GDP增长率的情况下，这至少意味着美国国家权益的增长率已经向下掉头了。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的话，美国国家权益将会出现负增长，就是将会不断下降。
通过垂直分析，可以了解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每个项目占国家资产总额的比例，去评判资产结构的合理性、负债规模的适当性和负债结构的风险性，从而确定国家资产负债表改良方案，确定国家资产增值的优先方向等。
在二十世纪中期前的世界殖民发展时期，英帝国除了通过工业化和制度变革等手段提升“历史文化”资产价值外，还确定了加大殖民力度来增大“自然条件”资产价值的发展方向。因此，哪怕是被荷兰认为没有价值而抛弃的澳大利亚，英帝国也视若珍宝，甚至不惜闲置18年也要先将之控于掌心。
通过项目分析，可以系统了解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每个项目的结构、层次、形成原因和发展趋势，去寻找能够促使其增值的适当手段和能够避免其贬值的适当措施。
有些手段或者措施，不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使用，都是适当的。
像英国，在世界殖民发展时期，它就未曾高喊“自由”和“民主”，因为它在海内外奴役着上亿的人群。
而美国，在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大旗相继倒下之后，就更加敢于宣扬“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就能够用这些神器来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获取利益和促使国家资产增值。
三、团结与崛起
（一）崛起
崛起，是指国家通过努力发展，使“国家综合力量”数额超越其他强国并最终取得领先地位。从定性角度看，崛起是不断超越的过程。从定量角度看，崛起是“国家综合力量”数额取得领先地位的过程。
崛起和“国家综合力量”之间存在着促进关系。崛起必然会导致“国家综合力量”领先，而“国家综合力量”的增强必然会有利于崛起。
不过，崛起是一个单向运动，只会增强“国家综合力量”，不会减弱“国家综合力量”。而“国家综合力量”却会双向运动，可能会增强，也可能会减弱。“国家综合力量”在减弱时会破坏崛起。
崛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
在特定时代中，崛起的国家不同。十六世纪，比较典型的崛起国家是西班牙。十七世纪有荷兰。十八和十九世纪最典型的崛起国家是英国。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有美国。
由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代崛起，所以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内涵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
崛起凸显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崛起的国家在特定时代处于世界领先位置。这必然会使其他国家在同时代显得相对落后。
但是，在出现新崛起国家的新时代，世界总体生产力水平通常都会高于上一个时代。
这意味着人类社会总是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出现新的不平衡，滋养新崛起。
崛起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这个系统里，国家和人、历史文化、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崛起以该有机整体为基础，是整体里各构成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特定时代里，崛起会让该有机整体变得极其丰富，也会让整体里各构成元素的相对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现。
崛起是一个动态过程。
崛起往往会经历国家独立、在特定时代快速发展和到达特定时代巅峰三个不同阶段。
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不同。要实现崛起，国家在不同阶段都必须要牢牢咬住目标不放松，探寻合适的手段去完成独立和发展任务。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在动态过程中到达特定时代巅峰。
崛起不具有唯一性。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国家在崛起后能够永远保持领先。
在某个时代落后并不意味着某个国家在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崛起。事实证明，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有机会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新一轮不平衡中脱颖而出，成为特定时代的领先者。
（一）崛起
崛起，是指国家通过努力发展，使“国家综合力量”数额超越其他强国并最终取得领先地位。从定性角度看，崛起是不断超越的过程。从定量角度看，崛起是“国家综合力量”数额取得领先地位的过程。
崛起和“国家综合力量”之间存在着促进关系。崛起必然会导致“国家综合力量”领先，而“国家综合力量”的增强必然会有利于崛起。
不过，崛起是一个单向运动，只会增强“国家综合力量”，不会减弱“国家综合力量”。而“国家综合力量”却会双向运动，可能会增强，也可能会减弱。“国家综合力量”在减弱时会破坏崛起。
崛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
在特定时代中，崛起的国家不同。十六世纪，比较典型的崛起国家是西班牙。十七世纪有荷兰。十八和十九世纪最典型的崛起国家是英国。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有美国。
由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代崛起，所以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内涵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
崛起凸显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崛起的国家在特定时代处于世界领先位置。这必然会使其他国家在同时代显得相对落后。
但是，在出现新崛起国家的新时代，世界总体生产力水平通常都会高于上一个时代。
这意味着人类社会总是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出现新的不平衡，滋养新崛起。
崛起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这个系统里，国家和人、历史文化、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崛起以该有机整体为基础，是整体里各构成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特定时代里，崛起会让该有机整体变得极其丰富，也会让整体里各构成元素的相对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现。
崛起是一个动态过程。
崛起往往会经历国家独立、在特定时代快速发展和到达特定时代巅峰三个不同阶段。
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不同。要实现崛起，国家在不同阶段都必须要牢牢咬住目标不放松，探寻合适的手段去完成独立和发展任务。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在动态过程中到达特定时代巅峰。
崛起不具有唯一性。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国家在崛起后能够永远保持领先。
在某个时代落后并不意味着某个国家在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崛起。事实证明，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有机会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新一轮不平衡中脱颖而出，成为特定时代的领先者。
（二）崛起方法
如何崛起？
这是每个国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在考察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历史后，不难发现，崛起离不开增强团结、拓宽关系和激发建设力量这三个方法。团结是发展的基础，拓宽关系是发展的前提，而不断激发更大的建设力量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国家要因时因势探索到具体的应对措施，让这三个方法充分发挥作用，哪怕不能崛起，也能实现富强。
在不同时代，国家及政府的职能不完全相同。而不同国家，社会实践成果积累不同，社会阶层构成不同，群体利益诉求不同，面对的国际形势也不同。这意味着，要让这三个方法充分发挥作用，不同国家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肯定也会不相同。有些具体措施是创新的招，有些却是很老的招。但是，即使是老招，在新时代和新国家结合，仍然会在使用效果上呈现出创新性。
另外，增强团结、拓宽关系和激发建设力量这三个方法贯穿于国家崛起的整个过程。国家崛起分独立、快速发展和到达巅峰三个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往往会发生巨大变化。国家还要根据变化的形势，不断调整应对措施。
如何崛起？
这是每个国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在考察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历史后，不难发现，崛起离不开增强团结、拓宽关系和激发建设力量这三个方法。团结是发展的基础，拓宽关系是发展的前提，而不断激发更大的建设力量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国家要因时因势探索到具体的应对措施，让这三个方法充分发挥作用，哪怕不能崛起，也能实现富强。
在不同时代，国家及政府的职能不完全相同。而不同国家，社会实践成果积累不同，社会阶层构成不同，群体利益诉求不同，面对的国际形势也不同。这意味着，要让这三个方法充分发挥作用，不同国家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肯定也会不相同。有些具体措施是创新的招，有些却是很老的招。但是，即使是老招，在新时代和新国家结合，仍然会在使用效果上呈现出创新性。
另外，增强团结、拓宽关系和激发建设力量这三个方法贯穿于国家崛起的整个过程。国家崛起分独立、快速发展和到达巅峰三个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往往会发生巨大变化。国家还要根据变化的形势，不断调整应对措施。
1、增进团结
人的利益追求有差别。
人可赖以获得所追求利益的途径有差别。
人在已经实现的利益中可以分配多或少的能力也有差别。
把人召集起来去干件事，有些容易，有些不容易。
就说杀猪分肉的事，一个人不好干，得召集一群人干。
但是让一群奴隶一起去干就比让一群奴隶主一起去干来得容易。奴隶不仅渴望分到猪肉，而且还具有杀猪的能力。而奴隶主要么不缺猪肉，要么会嫌杀猪活脏和累。
可收购沃土这件事却正好相反，让一群奴隶主一起去干就比让一群奴隶一起去干来得容易。因为奴隶主不仅渴望扩大自己的土地，而且还具有收购的财力。而奴隶仅有渴望却无财力。
那有没有可以把奴隶主和奴隶召集起来一起去干的事情呢？答案是有的。
比如，让一群奴隶和奴隶主去抢一块主人较弱的新土地。双方约定费用由奴隶主出，得手后土地归奴隶主，奴隶则可变为新土地的自耕农。在这里，奴隶主会失去物化为奴隶的财产，却可以获得物化为土地及土地上收成的财产作为补偿，奴隶不仅饭碗有保，还可以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时间，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因此奴隶主和奴隶可以一起去干这件事情。
这把人召集起来去干一件事情的过程就是一个团结人的过程。
杀猪分肉可以团结奴隶，收购沃土可以团结奴隶主，而在定好分配方案之后抢占新土地却可以团结奴隶和奴隶主。
但是，前述三件事中只有一件既能团结奴隶主又能团结奴隶。
这足以说明人类社会一直都缺少能够团结更多人的事情。
变为自耕农这件事能够团结奴隶，但是如果不能找到主人较弱的新土地，不能让奴隶主获得其他物化财产作为补偿，那就不仅团结不了奴隶主，还会招来奴隶主的镇压。因此奴隶变为自耕农的过程要在人类历史上延续到十九世纪才能完结。
以当代的眼光看，奴隶制是非常不讲人权和非常不文明的制度，早该淘汰了，却为什么要迟到十九世纪才姗姗离开世界舞台呢？
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类资源有限，人类在特定时代难以满足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新增利益的需求。
在弱肉强食和发展不平衡的特定时代里，为了让自己能够享受更多资源，每个人都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身体力行和不遗余力。
人类实践证明，团结是一个获得利益或者维护利益的好办法。
奴隶团结可以杀猪，奴隶主和奴隶团结可以抢地，新教派信徒团结可以少交税，自耕农团结可以抢夺政权来重新分配土地，新产业业主团结可以推翻国王来创建限制更少和发展空间更大的新时代，殖民地人民团结可以推翻殖民政权来获得更多利益。当然，反之亦然，奴隶主做好团结工作可以避免被外人来抢地，宗教教皇做好团结工作可以避免教徒以新教派名义来逃税，国王做好团结工作可以延长统治时间，殖民者做好团结工作可以延缓被推翻的日期。直到今天，很多国家的农民还在通过团结来阻止政府开放本国的农产品市场，以避免农产品价格下跌，维护自身利益。
西班牙通过团结获得统一，开启帝国之路。
荷兰通过团结获得独立，也开启了帝国之路。
英国通过团结维护统一发展，在多番努力之后也终成帝国。
（1）西班牙的手段
十六世纪时，西班牙是一个插上殖民扩张翅膀的农业经济帝国。
这时，帝国的主要职能是对外维护边境安宁，对内分配和管理好土地，保持国内稳定。在那个特定时代，帝国还给自己增加了对欧洲大陆封建扩张和海外殖民扩张的职能。
为了保证国家安全，稳定边境，在增进和周边国家团结方面，帝国的创立者费尽了心思。其中最有创意的是，它采用确定瓜分欧洲之外土地的方法，来稳定与葡萄牙的关系。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方法。帝国对葡萄牙说，咱俩山水相邻，又是亲戚，家里都只有那么一点东西，老抢来抢去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欧洲空间不大，外面的世界却很大很大，趁只有你我热心的时候，咱俩就把它们给切了，分头各自去取吧。在航海上起步比西班牙还要早的葡萄牙颇以为然。于是，它俩就定好，出门往西拿到的算西班牙，往东拿到的算葡萄牙。两家不仅都有利益可分，而且还都有事情可干，毕竟这利益是要靠自己出去抢的。这样瓜分之后，谁还有心思在伊比利亚半岛打战呀，帝国西部边境立获稳定。
在伊莎贝拉女王时代，帝国的社会构成其实很简单，从宗教上划分有天主教徒、新教教徒、犹太教徒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徒，从人口上划分是天主教徒占据绝大多数，从职业上划分有行政人员、教会管理者、地主、自耕农、农奴、少数手工业者和渔业者等，从利益诉求角度看肯定绝大多数人都想当地主。
十五世纪末期，欧洲各国虽然都已经实现政教分离，但是披着宗教信仰分歧外衣的利益纷争依然不断，严重破坏了农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
这时又适逢地中海南边阿拉伯力量衰退，帝国的创立国王只要有胆，实施最简单粗暴的手段就可以增强国内团结。
伊莎贝拉女王就是那个有胆的人，她拾起了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制度，以异常强硬的态度和措施强行要求人民统一信仰天主教，并坚决地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驱逐其他教徒和种族。
如不信仰天主教，轻则驱逐，重则处死。估计只要能走得动的异教徒都不想留下来等死。帝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腾出好多土地，还基本灭绝了由异族异教所引起的纷争。留下来的纯种西班牙人不仅可以休养生息，还有机会多分到土地。
这些手段在当时收到非常良好的效果，不仅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天主教国家，还有利于快速提升国王权威，有利于快速建立国王专制集权统治。
帝国从此进入农业经济快速发展期。
人的利益追求有差别。
人可赖以获得所追求利益的途径有差别。
人在已经实现的利益中可以分配多或少的能力也有差别。
把人召集起来去干件事，有些容易，有些不容易。
就说杀猪分肉的事，一个人不好干，得召集一群人干。
但是让一群奴隶一起去干就比让一群奴隶主一起去干来得容易。奴隶不仅渴望分到猪肉，而且还具有杀猪的能力。而奴隶主要么不缺猪肉，要么会嫌杀猪活脏和累。
可收购沃土这件事却正好相反，让一群奴隶主一起去干就比让一群奴隶一起去干来得容易。因为奴隶主不仅渴望扩大自己的土地，而且还具有收购的财力。而奴隶仅有渴望却无财力。
那有没有可以把奴隶主和奴隶召集起来一起去干的事情呢？答案是有的。
比如，让一群奴隶和奴隶主去抢一块主人较弱的新土地。双方约定费用由奴隶主出，得手后土地归奴隶主，奴隶则可变为新土地的自耕农。在这里，奴隶主会失去物化为奴隶的财产，却可以获得物化为土地及土地上收成的财产作为补偿，奴隶不仅饭碗有保，还可以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时间，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因此奴隶主和奴隶可以一起去干这件事情。
这把人召集起来去干一件事情的过程就是一个团结人的过程。
杀猪分肉可以团结奴隶，收购沃土可以团结奴隶主，而在定好分配方案之后抢占新土地却可以团结奴隶和奴隶主。
但是，前述三件事中只有一件既能团结奴隶主又能团结奴隶。
这足以说明人类社会一直都缺少能够团结更多人的事情。
变为自耕农这件事能够团结奴隶，但是如果不能找到主人较弱的新土地，不能让奴隶主获得其他物化财产作为补偿，那就不仅团结不了奴隶主，还会招来奴隶主的镇压。因此奴隶变为自耕农的过程要在人类历史上延续到十九世纪才能完结。
以当代的眼光看，奴隶制是非常不讲人权和非常不文明的制度，早该淘汰了，却为什么要迟到十九世纪才姗姗离开世界舞台呢？
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类资源有限，人类在特定时代难以满足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新增利益的需求。
在弱肉强食和发展不平衡的特定时代里，为了让自己能够享受更多资源，每个人都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身体力行和不遗余力。
人类实践证明，团结是一个获得利益或者维护利益的好办法。
奴隶团结可以杀猪，奴隶主和奴隶团结可以抢地，新教派信徒团结可以少交税，自耕农团结可以抢夺政权来重新分配土地，新产业业主团结可以推翻国王来创建限制更少和发展空间更大的新时代，殖民地人民团结可以推翻殖民政权来获得更多利益。当然，反之亦然，奴隶主做好团结工作可以避免被外人来抢地，宗教教皇做好团结工作可以避免教徒以新教派名义来逃税，国王做好团结工作可以延长统治时间，殖民者做好团结工作可以延缓被推翻的日期。直到今天，很多国家的农民还在通过团结来阻止政府开放本国的农产品市场，以避免农产品价格下跌，维护自身利益。
西班牙通过团结获得统一，开启帝国之路。
荷兰通过团结获得独立，也开启了帝国之路。
英国通过团结维护统一发展，在多番努力之后也终成帝国。
（1）西班牙的手段
十六世纪时，西班牙是一个插上殖民扩张翅膀的农业经济帝国。
这时，帝国的主要职能是对外维护边境安宁，对内分配和管理好土地，保持国内稳定。在那个特定时代，帝国还给自己增加了对欧洲大陆封建扩张和海外殖民扩张的职能。
为了保证国家安全，稳定边境，在增进和周边国家团结方面，帝国的创立者费尽了心思。其中最有创意的是，它采用确定瓜分欧洲之外土地的方法，来稳定与葡萄牙的关系。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方法。帝国对葡萄牙说，咱俩山水相邻，又是亲戚，家里都只有那么一点东西，老抢来抢去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欧洲空间不大，外面的世界却很大很大，趁只有你我热心的时候，咱俩就把它们给切了，分头各自去取吧。在航海上起步比西班牙还要早的葡萄牙颇以为然。于是，它俩就定好，出门往西拿到的算西班牙，往东拿到的算葡萄牙。两家不仅都有利益可分，而且还都有事情可干，毕竟这利益是要靠自己出去抢的。这样瓜分之后，谁还有心思在伊比利亚半岛打战呀，帝国西部边境立获稳定。
在伊莎贝拉女王时代，帝国的社会构成其实很简单，从宗教上划分有天主教徒、新教教徒、犹太教徒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徒，从人口上划分是天主教徒占据绝大多数，从职业上划分有行政人员、教会管理者、地主、自耕农、农奴、少数手工业者和渔业者等，从利益诉求角度看肯定绝大多数人都想当地主。
十五世纪末期，欧洲各国虽然都已经实现政教分离，但是披着宗教信仰分歧外衣的利益纷争依然不断，严重破坏了农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
这时又适逢地中海南边阿拉伯力量衰退，帝国的创立国王只要有胆，实施最简单粗暴的手段就可以增强国内团结。
伊莎贝拉女王就是那个有胆的人，她拾起了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制度，以异常强硬的态度和措施强行要求人民统一信仰天主教，并坚决地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驱逐其他教徒和种族。
如不信仰天主教，轻则驱逐，重则处死。估计只要能走得动的异教徒都不想留下来等死。帝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腾出好多土地，还基本灭绝了由异族异教所引起的纷争。留下来的纯种西班牙人不仅可以休养生息，还有机会多分到土地。
这些手段在当时收到非常良好的效果，不仅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天主教国家，还有利于快速提升国王权威，有利于快速建立国王专制集权统治。
帝国从此进入农业经济快速发展期。
（2）荷兰的手段
十六和十七世纪，荷兰由七个加盟省份组成，面积小且适耕土地不多。但是荷兰拥有海洋及欧洲内河运输便利，在独立之前，已经进入商业资本大发展时期。
在归属于西班牙期间，这七个省份通过多缴纳税收的方式，换取了较大的地方自治权，建立起了主要由商人为代表的议会协商表决的政治模式。
1581年，七个加盟省份共同签署了荷兰独立宣言。
在宣布独立时，荷兰的社会职业划分主要包括贸易商、航运技工、工场业主、手工业者、少数地主及自耕农、金融从业者和渔业者等，其中商人阶层占据政治统治地位。
在宗教方面，由于移民涌进，所以荷兰新教派林立。荷兰包容新教，也不敌视天主教，允许人民自由信仰天主教。在人口总量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相差不大。
为了凸显和西班牙的差别，独立后的荷兰没有把最高统治长官称为“国王”，而是称为“执政”。
荷兰似乎认为需要执政履行的职能只有领导国家独立。在国家成功独立之后，荷兰就不想供养“执政”这个职务。这使得荷兰从独立到被法国占领的214年历史里，就有77年没有执政。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的国家历史里都比较罕见。
虽然不知道这是否和“沉默者”威廉只是比利时女婿而不是真正的荷兰女婿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和商业经济在荷兰占据统治地位有关。
当代国家主要有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职能和文化职能。作为农业经济国家的西班牙帝国，那时候帝国只需履行政治职能。而作为商业经济国家的荷兰帝国，除了履行政治职能之外，还要通过履行经济职能来支持商业资本发展。
商人们或许认为养着“执政”不仅会增加他们的负担，且“执政”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还会以加强政治职能为借口来收取更多的税收，甚至还会不惜牺牲经济职能。商人们的实际渴求与此正好相反。他们希望在国土能够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国家应该全力加强经济职能，甚至可以牺牲政治职能。因此，在商人占据政治统治地位和陆地国土不丧失的情况下，荷兰的商人阶层自然不会有动力设立“执政”职务。
这是我们后来观察到荷兰在军事和外交上缺乏求胜意志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荷兰式战争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
荷兰的四邻包括北边隔着北海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西边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英国，南边紧挨着比利时，再往南过去是法国，东边是尚未统一且较为分散的德国境内各公国。
在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在陆上的敌人是西班牙。在十七世纪下半叶，荷兰在陆上的敌人变成离得更近的法国。而在海上，荷兰的主要敌人是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基本没有来侵扰。
在此背景下，荷兰在增进团结方面的很多做法都和西班牙相反。
在增进国内团结方面，荷兰和西班牙背道而驰。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排斥、驱逐所有异教徒和异族，荷兰却欢迎、包容所有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种族的人群。对那些来自欧洲各地的人而言，这块“低地”不仅意味着信仰自由，更要紧的是还可以保证生命权。于是，大批工匠、资本涌进了“低地”。同时，出于对西班牙残暴专制的恐惧，荷兰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过集权政府，甚至在很长时间里空白着“执政”一职。
在对外团结方面，荷兰并未采取和约或者结盟的措施来维护团结，而是主要采取在国土之外以战止战的措施来保证国土安全稳定。这虽然有一定历史偶然性，荷兰当时可能并没有真的这么想，但是以今天的眼光去衡量，从过程和效果来看，荷兰确实是这么干的。
在陆地上，荷兰在统一后，一直追求揽进南边的比利时和卢森堡。无论是西班牙陆军还是法国陆军，要进攻处于比利时北部的荷兰，都要先拿下处于荷兰南部的比利时。因此，在陆上，荷兰把防御反击的阵地设在比利时境内。在那里对西班牙开展长期激烈战争，有效地将战火隔绝于边境之外。
在海洋上，建国初期的荷兰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是一个德性，不管是对海盗、外国舰队，还是对外国，只要觉得别人的做法会对它不利，它都要进行打击。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第一次荷英海战。为了保护和促进本国海运和贸易产业发展，英国在1651年颁布了新的《航海条例》，规定凡是和英国有关的通商行为都要雇用英国船。虽然这没有往明里说不能雇用荷兰的船，但实际上就是要把荷兰吃了好多年的肉，从荷兰嘴里给硬生生地拽出来，明显不利于荷兰利益。于是荷兰对英国发起了的海战。
十六和十七世纪，荷兰由七个加盟省份组成，面积小且适耕土地不多。但是荷兰拥有海洋及欧洲内河运输便利，在独立之前，已经进入商业资本大发展时期。
在归属于西班牙期间，这七个省份通过多缴纳税收的方式，换取了较大的地方自治权，建立起了主要由商人为代表的议会协商表决的政治模式。
1581年，七个加盟省份共同签署了荷兰独立宣言。
在宣布独立时，荷兰的社会职业划分主要包括贸易商、航运技工、工场业主、手工业者、少数地主及自耕农、金融从业者和渔业者等，其中商人阶层占据政治统治地位。
在宗教方面，由于移民涌进，所以荷兰新教派林立。荷兰包容新教，也不敌视天主教，允许人民自由信仰天主教。在人口总量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相差不大。
为了凸显和西班牙的差别，独立后的荷兰没有把最高统治长官称为“国王”，而是称为“执政”。
荷兰似乎认为需要执政履行的职能只有领导国家独立。在国家成功独立之后，荷兰就不想供养“执政”这个职务。这使得荷兰从独立到被法国占领的214年历史里，就有77年没有执政。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的国家历史里都比较罕见。
虽然不知道这是否和“沉默者”威廉只是比利时女婿而不是真正的荷兰女婿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和商业经济在荷兰占据统治地位有关。
当代国家主要有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职能和文化职能。作为农业经济国家的西班牙帝国，那时候帝国只需履行政治职能。而作为商业经济国家的荷兰帝国，除了履行政治职能之外，还要通过履行经济职能来支持商业资本发展。
商人们或许认为养着“执政”不仅会增加他们的负担，且“执政”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还会以加强政治职能为借口来收取更多的税收，甚至还会不惜牺牲经济职能。商人们的实际渴求与此正好相反。他们希望在国土能够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国家应该全力加强经济职能，甚至可以牺牲政治职能。因此，在商人占据政治统治地位和陆地国土不丧失的情况下，荷兰的商人阶层自然不会有动力设立“执政”职务。
这是我们后来观察到荷兰在军事和外交上缺乏求胜意志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荷兰式战争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
荷兰的四邻包括北边隔着北海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西边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英国，南边紧挨着比利时，再往南过去是法国，东边是尚未统一且较为分散的德国境内各公国。
在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在陆上的敌人是西班牙。在十七世纪下半叶，荷兰在陆上的敌人变成离得更近的法国。而在海上，荷兰的主要敌人是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基本没有来侵扰。
在此背景下，荷兰在增进团结方面的很多做法都和西班牙相反。
在增进国内团结方面，荷兰和西班牙背道而驰。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排斥、驱逐所有异教徒和异族，荷兰却欢迎、包容所有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种族的人群。对那些来自欧洲各地的人而言，这块“低地”不仅意味着信仰自由，更要紧的是还可以保证生命权。于是，大批工匠、资本涌进了“低地”。同时，出于对西班牙残暴专制的恐惧，荷兰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过集权政府，甚至在很长时间里空白着“执政”一职。
在对外团结方面，荷兰并未采取和约或者结盟的措施来维护团结，而是主要采取在国土之外以战止战的措施来保证国土安全稳定。这虽然有一定历史偶然性，荷兰当时可能并没有真的这么想，但是以今天的眼光去衡量，从过程和效果来看，荷兰确实是这么干的。
在陆地上，荷兰在统一后，一直追求揽进南边的比利时和卢森堡。无论是西班牙陆军还是法国陆军，要进攻处于比利时北部的荷兰，都要先拿下处于荷兰南部的比利时。因此，在陆上，荷兰把防御反击的阵地设在比利时境内。在那里对西班牙开展长期激烈战争，有效地将战火隔绝于边境之外。
在海洋上，建国初期的荷兰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是一个德性，不管是对海盗、外国舰队，还是对外国，只要觉得别人的做法会对它不利，它都要进行打击。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第一次荷英海战。为了保护和促进本国海运和贸易产业发展，英国在1651年颁布了新的《航海条例》，规定凡是和英国有关的通商行为都要雇用英国船。虽然这没有往明里说不能雇用荷兰的船，但实际上就是要把荷兰吃了好多年的肉，从荷兰嘴里给硬生生地拽出来，明显不利于荷兰利益。于是荷兰对英国发起了的海战。
（3）英国的手段
十八和十九世纪，人类社会进入更高层次的不平衡发展。
那时再也不会出现哥伦布无法把信送达中国皇帝的情况了，世界各国的交流融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宽敞和便利。十七世纪开始就有外国人才在中国任职。十八世纪马噶尔尼代表大英帝国访问中国。十九世纪国父中山先生到檀香山求学，中堂李鸿章遍访欧美。
英国一直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国家，不像日本那么偏执。这或许和英国的特殊历史有关。英国在很早之前就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在很早之前就加入欧洲民族大交融进程，根本不在乎国王是否就在海岛上土生土长。
英国学习、实践了其他欧洲国家一些促进团结和促进发展的手段。在西班牙实施宗教纯种政策获得成功之后，英国也进行模仿但是独辟蹊径，推行统一的国教。通过排斥、驱杀天主教徒，建立起国王专制的统治制度，对部分教会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不管是从保卫国家安全角度评判，还是从向海洋要发展角度出发，英国都必须要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大力发展了海军力量。虽然受财力限制，只能建造一些小巧灵的海盗船，但是在1588年，英国海军就可以击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班牙海军舰队。在目睹荷兰经济发展和审视国内阶层力量分布之后，英国修正了严苛的宗教制度，增强了社会包容性，同时步荷兰之后尘，大力发展海洋运输及商业贸易产业。
在世界交融由宗教、政治和商业拓展到科学和技术等领域后，英国在学习消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科学技术发展。这一点在当时很多科学理论和应用发明的身上都显露无遗。不管是牛顿的科学理论，还是瓦特的应用发明，都不是在封闭的情况下被英国创造出来的。
英国一边审时度势，一边学习借鉴它山之石，在各领域里全面探求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好东西。
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的社会阶层构成主要有传统皇室贵族、土地贵族、商人、新产业业主、教会从业者、农民、手工业者、服务产业者和雇佣军人等。但是，不管是贵族，还是商人和新产业业主，都不占有压倒性统治优势。这是英国在1640年和1688年虽然审判了国王但是没有取缔国王的原因。这些拥有大量财富的所谓高级阶层在交融共生中发展。同时，新产业和殖民地都可以为其他阶层提供足够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当时英国社会的总体稳定性要高于像法国等国家。
在国际形势方面，由于英国孤悬海外、海军日益强大、欧洲大陆工业经济发展在当时又相对落后，且均势政策的牵制效果非常明显，所以英国所面临的本土安全威胁几乎为零。在所参与的欧洲陆战中，英国胜多败少，被称为“欧洲常胜军”。在海上及殖民地方向的战争中，英国更是一枝独秀，很少有败仗。
在十八世纪，英国参与的大战争主要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四国同盟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克里米亚战争、美国独立战争、英荷战争和反法同盟战争。以今天的眼光看，英国在这些战争中既有大收获，又有大损耗。大收获就是成功地拖住法国，为其十九世纪发展消除了一个潜在的最大对手。大损耗就是成全了德国和美国，为其二十世纪带来最大的破坏者和最终的领先替代者。
真心想知道那个时代英国有没有能料到后一种情形的先贤。
进入十九世纪，在1815年于滑铁卢打败拿破仑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战争方面，世界上只有英国想不想打人的份，就如同今天的美国。
在此背景下，英国顺应时代变化，将国家职能拓宽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全部领域，在增进团结方面采取了更多有效的措施。
政治上，英国从农业社会君主制，逐渐过渡到立宪君主制，有效地限制了王权。在经过长时间的统治实践后，英国通过《权利法案》及其一系列修订补充法案，扩大了土地贵族及新产业业主的权利。按照法律，英国国王仍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即使在立法方面，也还拥有被咨询权和签字确认权等。但是英国国王的实际权力总是随着国王参与政治的热情度而发生变化。另外，英国还不断地修订已经被沿用了超过百年的选举法和议会法，让更多较低阶层的人有机会参与到政治中来。
宗教上，帝国的做法介于西班牙和荷兰中间。它压制过天主教，取消过天主教徒公民权。但是没有像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对待异教徒那样赶尽杀绝。在1801年和爱尔兰合并后，由于爱尔兰天主教徒众多，所以涉及天主教徒权利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为了维护统一，缓和社会矛盾，增进内部团结，同时避免爱尔兰分裂引发殖民地的连锁分裂效应，帝国不断增加天主教徒的权利。1829年，帝国通过《天主教解放法》，赋予天主教和其他教派同等权利，赋予天主教徒平等的公民权。
军事上，如果说1756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仍有保护国王领地汉诺威的隐含用意的话，那这之后英国就没有为国王而打的对外战争了。要么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如英荷战争和反法同盟战争，要么是为了保护较为广泛阶层所拥有的海外利益，如克里米亚战争、美国独立战争。虽然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英美第一次战争仅是国王的战争，但即使是在北美的“国王领地”上，国王乔治三世其实也几乎没有直接利益。
外交上，帝国为了贸易商、新产业业主、殖民参与者和军人的利益，无所顾忌地使用均势政策。帝国经常以创建“新世界”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其他国家殖民地上所发生的独立战争，支持其他国家的分裂战争。这一切都是为了扩大帝国和其他国家殖民地的通商利益，或者为了牵制其他国家不让其轻松坐大。前者如支持美洲国家独立，后者如支持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联盟国。为了国土安全，帝国也通过外交手段促使比利时成为永久中立国，避免敌对势力从敦刻尔克向大不列颠发起渡海进攻。
在经济职能方面，帝国近乎放任经济发展，对这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由议会以投票方式裁决。哪怕明知道有些阶层在议会里没有代表，也要把涉及这些阶层的矛盾交给议会通过投票方式解决，如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中期才平息的圈地矛盾。在这其中，《谷物法》属于非常典型的事例。《谷物法》是一个土地贵族和新产业贵族不断斗争妥协的法案。它限定了农产品最低价，一旦触及该最低价就要停止进口，旨在保护土地贵族的利益。但是这会损害海外垦殖者的利益，损害海外廉价原材料购买者的利益，甚至会损害所有城市居民的利益。在贸易方面，不管是要堵还是要疏，帝国也完全由相关阶层在议会里立法确定。但是，一旦确定方向，作为“守夜人”的帝国政府和军队，将坚决为经济保驾护航。如为了压制其他国家发展新产业，议会立法规定不许出口机器、图纸，不许业主、技工移民，帝国暴力机器会毫不留情地处罚违法者。还有，为了保障通商权，后来改变为保障自由贸易权，帝国军队会野蛮地向外国特别是又肥又弱的国家发动进攻。
在文化职能方面，帝国大力发展大学，大力发展教会教育机构。为了解决日益增多的城市居民的子女教育问题和增加熟练技工，帝国还对更多教育体系进行了资助。
在社会职能方面，为了解决城市里日益严重的盗抢凶杀问题，帝国建立并大范围推广了警察体系，提高了城市治安水平。
十八和十九世纪，人类社会进入更高层次的不平衡发展。
那时再也不会出现哥伦布无法把信送达中国皇帝的情况了，世界各国的交流融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宽敞和便利。十七世纪开始就有外国人才在中国任职。十八世纪马噶尔尼代表大英帝国访问中国。十九世纪国父中山先生到檀香山求学，中堂李鸿章遍访欧美。
英国一直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国家，不像日本那么偏执。这或许和英国的特殊历史有关。英国在很早之前就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在很早之前就加入欧洲民族大交融进程，根本不在乎国王是否就在海岛上土生土长。
英国学习、实践了其他欧洲国家一些促进团结和促进发展的手段。在西班牙实施宗教纯种政策获得成功之后，英国也进行模仿但是独辟蹊径，推行统一的国教。通过排斥、驱杀天主教徒，建立起国王专制的统治制度，对部分教会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不管是从保卫国家安全角度评判，还是从向海洋要发展角度出发，英国都必须要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大力发展了海军力量。虽然受财力限制，只能建造一些小巧灵的海盗船，但是在1588年，英国海军就可以击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班牙海军舰队。在目睹荷兰经济发展和审视国内阶层力量分布之后，英国修正了严苛的宗教制度，增强了社会包容性，同时步荷兰之后尘，大力发展海洋运输及商业贸易产业。
在世界交融由宗教、政治和商业拓展到科学和技术等领域后，英国在学习消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科学技术发展。这一点在当时很多科学理论和应用发明的身上都显露无遗。不管是牛顿的科学理论，还是瓦特的应用发明，都不是在封闭的情况下被英国创造出来的。
英国一边审时度势，一边学习借鉴它山之石，在各领域里全面探求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好东西。
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的社会阶层构成主要有传统皇室贵族、土地贵族、商人、新产业业主、教会从业者、农民、手工业者、服务产业者和雇佣军人等。但是，不管是贵族，还是商人和新产业业主，都不占有压倒性统治优势。这是英国在1640年和1688年虽然审判了国王但是没有取缔国王的原因。这些拥有大量财富的所谓高级阶层在交融共生中发展。同时，新产业和殖民地都可以为其他阶层提供足够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当时英国社会的总体稳定性要高于像法国等国家。
在国际形势方面，由于英国孤悬海外、海军日益强大、欧洲大陆工业经济发展在当时又相对落后，且均势政策的牵制效果非常明显，所以英国所面临的本土安全威胁几乎为零。在所参与的欧洲陆战中，英国胜多败少，被称为“欧洲常胜军”。在海上及殖民地方向的战争中，英国更是一枝独秀，很少有败仗。
在十八世纪，英国参与的大战争主要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四国同盟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克里米亚战争、美国独立战争、英荷战争和反法同盟战争。以今天的眼光看，英国在这些战争中既有大收获，又有大损耗。大收获就是成功地拖住法国，为其十九世纪发展消除了一个潜在的最大对手。大损耗就是成全了德国和美国，为其二十世纪带来最大的破坏者和最终的领先替代者。
真心想知道那个时代英国有没有能料到后一种情形的先贤。
进入十九世纪，在1815年于滑铁卢打败拿破仑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战争方面，世界上只有英国想不想打人的份，就如同今天的美国。
在此背景下，英国顺应时代变化，将国家职能拓宽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全部领域，在增进团结方面采取了更多有效的措施。
政治上，英国从农业社会君主制，逐渐过渡到立宪君主制，有效地限制了王权。在经过长时间的统治实践后，英国通过《权利法案》及其一系列修订补充法案，扩大了土地贵族及新产业业主的权利。按照法律，英国国王仍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即使在立法方面，也还拥有被咨询权和签字确认权等。但是英国国王的实际权力总是随着国王参与政治的热情度而发生变化。另外，英国还不断地修订已经被沿用了超过百年的选举法和议会法，让更多较低阶层的人有机会参与到政治中来。
宗教上，帝国的做法介于西班牙和荷兰中间。它压制过天主教，取消过天主教徒公民权。但是没有像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对待异教徒那样赶尽杀绝。在1801年和爱尔兰合并后，由于爱尔兰天主教徒众多，所以涉及天主教徒权利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为了维护统一，缓和社会矛盾，增进内部团结，同时避免爱尔兰分裂引发殖民地的连锁分裂效应，帝国不断增加天主教徒的权利。1829年，帝国通过《天主教解放法》，赋予天主教和其他教派同等权利，赋予天主教徒平等的公民权。
军事上，如果说1756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仍有保护国王领地汉诺威的隐含用意的话，那这之后英国就没有为国王而打的对外战争了。要么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如英荷战争和反法同盟战争，要么是为了保护较为广泛阶层所拥有的海外利益，如克里米亚战争、美国独立战争。虽然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英美第一次战争仅是国王的战争，但即使是在北美的“国王领地”上，国王乔治三世其实也几乎没有直接利益。
外交上，帝国为了贸易商、新产业业主、殖民参与者和军人的利益，无所顾忌地使用均势政策。帝国经常以创建“新世界”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其他国家殖民地上所发生的独立战争，支持其他国家的分裂战争。这一切都是为了扩大帝国和其他国家殖民地的通商利益，或者为了牵制其他国家不让其轻松坐大。前者如支持美洲国家独立，后者如支持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联盟国。为了国土安全，帝国也通过外交手段促使比利时成为永久中立国，避免敌对势力从敦刻尔克向大不列颠发起渡海进攻。
在经济职能方面，帝国近乎放任经济发展，对这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由议会以投票方式裁决。哪怕明知道有些阶层在议会里没有代表，也要把涉及这些阶层的矛盾交给议会通过投票方式解决，如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中期才平息的圈地矛盾。在这其中，《谷物法》属于非常典型的事例。《谷物法》是一个土地贵族和新产业贵族不断斗争妥协的法案。它限定了农产品最低价，一旦触及该最低价就要停止进口，旨在保护土地贵族的利益。但是这会损害海外垦殖者的利益，损害海外廉价原材料购买者的利益，甚至会损害所有城市居民的利益。在贸易方面，不管是要堵还是要疏，帝国也完全由相关阶层在议会里立法确定。但是，一旦确定方向，作为“守夜人”的帝国政府和军队，将坚决为经济保驾护航。如为了压制其他国家发展新产业，议会立法规定不许出口机器、图纸，不许业主、技工移民，帝国暴力机器会毫不留情地处罚违法者。还有，为了保障通商权，后来改变为保障自由贸易权，帝国军队会野蛮地向外国特别是又肥又弱的国家发动进攻。
在文化职能方面，帝国大力发展大学，大力发展教会教育机构。为了解决日益增多的城市居民的子女教育问题和增加熟练技工，帝国还对更多教育体系进行了资助。
在社会职能方面，为了解决城市里日益严重的盗抢凶杀问题，帝国建立并大范围推广了警察体系，提高了城市治安水平。
2、拓宽关系
牛顿如果回到公元1000年，不仅每天要花绝大部分时间干农活糊口，还接触不到其他欧洲科学家的文章，那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当然，历史上还是会有人提出同样的理论体系，只不过那个人名可能不叫牛顿。
奴隶团结起来后，如果光杀猪怎么着也分不到更多肉。那时候哪有几户人家养猪呀，猪是非常有限的。好歹还得再看其他人家里有没有牛、羊、狗等，伺机向多目标下手才能分得更多肉。
新教派信徒团结起来后，如果仅满足于短期内少交税怎么着也省不下几个钱。教皇暂时收拾不了你，但是时刻会惦记着你，不是趁自己长力后再来打你，就是趁你病要你命。新教徒还得拓宽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关系，千方百计变得更加强大，才能防得住教皇的攻击。
哥伦布如果没有和伊莎贝拉女王建立起合作关系，那发现美洲的人可能就不会是他。当然，伊莎贝拉女王如果不屑于和航海家建立起合作关系，那西班牙不知道何时才能获得丰厚的海外财源，不知道还能不能建立起无敌舰队来横扫地中海及大西洋。
荷兰使人、国家和航运贸易广泛深入地联系起来，不仅使人和国家得以积累大量财富，还为人类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都必须不断地去拓宽关系，才能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才能更好地维护团结和增强发展的持续性。
就广度而言，拓宽关系是指扩大人们可以选择的发展范围及发展方向，如在奴隶社会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耕作，而在工业社会人们就可以在农业、工业、文化和政治等更多领域里选择具体的发展方向。就深度而言，拓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如在股份公司制出现之前，由于船造价高，为了参与航运贸易，一般人只能借贷，要付出很高的利息成本，在股份公司制出现之后，想参与航运贸易的人就可以不用付息借贷了，他们通过寻找合伙股东也可以筹集足够资金，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1644年，清兵入关，1912年，宣统退位，大清关门。
1649年，克伦威尔处死查理一世，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帝祚长传至今。
十七世纪中叶后，英国耕田、种棉、纺线、织布、挖煤、炼铁和贸易，在经济种类组成方面和大清没有太大差别。
如果说大清因田土兼并导致社会矛盾大爆发而失去政权，那圈地运动却为什么没有把英国国王彻底赶出历史？
大清对田土兼并睁只眼闭只眼，对纺织、挖煤和炼铁等小规模作业发展为大规模生产也非常不在意。
而英国不仅允许地主扩大田土面积，还促使纺织、采掘、冶炼、机械制造、运输和贸易等产业扩大，还开展了罪恶的殖民事业。
两者区别的内涵在于，英国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比清朝善于和敢于拓宽人和世界更多事物之间的关系。
在英国，失地人民可以在农业之外，选择进入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领域谋求发展，而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越来越有能力容纳更多的人民。
此举使得英国不仅缓和了国内矛盾，还维护住了社会各阶层共存共生的局面。
在古代和近代中国，由于农业之外的其他经济体系不能很好地发展起来，到每个朝代的末期，越来越多的人民往往会面临选择少、生活条件下降且看不到希望的窘境，所以无奈之下只能以暴力的方式揭竿起义，以重新分配土地的方式来缓和矛盾。
对国家而言，必须尽可能拓宽人民和世界所有具有发展促进作用的事物的关系，包括已有的事物和将会出现的事物，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发展。
否则后果将非常严重。
牛顿如果回到公元1000年，不仅每天要花绝大部分时间干农活糊口，还接触不到其他欧洲科学家的文章，那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当然，历史上还是会有人提出同样的理论体系，只不过那个人名可能不叫牛顿。
奴隶团结起来后，如果光杀猪怎么着也分不到更多肉。那时候哪有几户人家养猪呀，猪是非常有限的。好歹还得再看其他人家里有没有牛、羊、狗等，伺机向多目标下手才能分得更多肉。
新教派信徒团结起来后，如果仅满足于短期内少交税怎么着也省不下几个钱。教皇暂时收拾不了你，但是时刻会惦记着你，不是趁自己长力后再来打你，就是趁你病要你命。新教徒还得拓宽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关系，千方百计变得更加强大，才能防得住教皇的攻击。
哥伦布如果没有和伊莎贝拉女王建立起合作关系，那发现美洲的人可能就不会是他。当然，伊莎贝拉女王如果不屑于和航海家建立起合作关系，那西班牙不知道何时才能获得丰厚的海外财源，不知道还能不能建立起无敌舰队来横扫地中海及大西洋。
荷兰使人、国家和航运贸易广泛深入地联系起来，不仅使人和国家得以积累大量财富，还为人类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都必须不断地去拓宽关系，才能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才能更好地维护团结和增强发展的持续性。
就广度而言，拓宽关系是指扩大人们可以选择的发展范围及发展方向，如在奴隶社会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耕作，而在工业社会人们就可以在农业、工业、文化和政治等更多领域里选择具体的发展方向。就深度而言，拓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如在股份公司制出现之前，由于船造价高，为了参与航运贸易，一般人只能借贷，要付出很高的利息成本，在股份公司制出现之后，想参与航运贸易的人就可以不用付息借贷了，他们通过寻找合伙股东也可以筹集足够资金，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1644年，清兵入关，1912年，宣统退位，大清关门。
1649年，克伦威尔处死查理一世，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帝祚长传至今。
十七世纪中叶后，英国耕田、种棉、纺线、织布、挖煤、炼铁和贸易，在经济种类组成方面和大清没有太大差别。
如果说大清因田土兼并导致社会矛盾大爆发而失去政权，那圈地运动却为什么没有把英国国王彻底赶出历史？
大清对田土兼并睁只眼闭只眼，对纺织、挖煤和炼铁等小规模作业发展为大规模生产也非常不在意。
而英国不仅允许地主扩大田土面积，还促使纺织、采掘、冶炼、机械制造、运输和贸易等产业扩大，还开展了罪恶的殖民事业。
两者区别的内涵在于，英国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比清朝善于和敢于拓宽人和世界更多事物之间的关系。
在英国，失地人民可以在农业之外，选择进入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领域谋求发展，而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越来越有能力容纳更多的人民。
此举使得英国不仅缓和了国内矛盾，还维护住了社会各阶层共存共生的局面。
在古代和近代中国，由于农业之外的其他经济体系不能很好地发展起来，到每个朝代的末期，越来越多的人民往往会面临选择少、生活条件下降且看不到希望的窘境，所以无奈之下只能以暴力的方式揭竿起义，以重新分配土地的方式来缓和矛盾。
对国家而言，必须尽可能拓宽人民和世界所有具有发展促进作用的事物的关系，包括已有的事物和将会出现的事物，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发展。
否则后果将非常严重。
（1）西班牙的手段
西班牙拓宽了人民和境内稳定的关系。
农业经济怕天灾，怕人祸战乱。天灾躲不了，人祸战乱可避免。通常国王专制开明的集权统治，就可以避免人祸战乱发生。一旦没有人祸战乱，人民和土地都可休养生息，国家就可实现经济自然发展。
农业经济国家要想发展，首先要给人民提供稳定的国内生产生活环境。拥有稳定环境的人越多，农业经济就会发展得越好。
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统一了国家，建立起集权统治政府，再加上清理异族异教，很好地保障了国内稳定。当时，北边的法国才和英国结束百年战争不久，没有太多实力向西班牙境内侵扰。东边的奥斯曼帝国主要围绕着东欧和西亚进行征战，西边的葡萄牙要忙于航海，南边非洲阿拉伯人的力量也明显衰弱。国内和国外环境都非常有利于西班牙，有利于西班牙稳定，有利于促进西班牙发展。
西班牙拓宽了人民和土地的关系。
奴隶和土地只有劳动关系。自耕农和土地有劳动及承包的关系，还有承包面积大小的关系。地主和土地有产权关系，还有面积大小的关系。
奴隶变成自耕农，和土地的关系拓宽了。自耕农承包面积变大，也是拓宽和土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地主所拥有土地面积变大，同样是拓宽了和土地的关系。
西班牙在驱逐异族异教之后，从异族和教会那里没收了很多土地，可以将这些土地分配给留下来的天主教徒。
西班牙这时候完全有条件让留下来的地主拥有更大面积土地，有条件让留下来的自耕农承包更大面积土地，甚至有条件让留下来的农奴转变为自耕农。
这样，大家的生产热情都会上涨，都会勤劳耕作促进生产。
西班牙拓宽了人民和欧洲以外其他地方的经济关系。
伊莎贝拉女王变卖首饰进行了一项风险投资，资助了四处碰壁的哥伦布。没想到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让西班牙人民可以到达欧洲以外更多地方。
航海者带回了香料、烟草、蔗糖和贵金属。这些东西中部分可以卖向整个欧洲换钱，部分可以向整个欧洲买所需要的物品。
西班牙拓宽了人民和新产业的关系。
新大陆的发现不仅拓宽西班牙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还极大地拓宽了西班牙人和产业的关系。
之前，西班牙人基本只和农业、捕鱼业、小手工业和造船业有关系，难以和其他产业发生关系。因为其他产业要么太小，要么压根就没有出现。
可新大陆的发现及其源源不断的财富效应，刺激或者滋生了造船业、航海业、贸易业和金融业。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让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得以在单一的农业关系之外，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西班牙拓宽了人民和境内稳定的关系。
农业经济怕天灾，怕人祸战乱。天灾躲不了，人祸战乱可避免。通常国王专制开明的集权统治，就可以避免人祸战乱发生。一旦没有人祸战乱，人民和土地都可休养生息，国家就可实现经济自然发展。
农业经济国家要想发展，首先要给人民提供稳定的国内生产生活环境。拥有稳定环境的人越多，农业经济就会发展得越好。
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统一了国家，建立起集权统治政府，再加上清理异族异教，很好地保障了国内稳定。当时，北边的法国才和英国结束百年战争不久，没有太多实力向西班牙境内侵扰。东边的奥斯曼帝国主要围绕着东欧和西亚进行征战，西边的葡萄牙要忙于航海，南边非洲阿拉伯人的力量也明显衰弱。国内和国外环境都非常有利于西班牙，有利于西班牙稳定，有利于促进西班牙发展。
西班牙拓宽了人民和土地的关系。
奴隶和土地只有劳动关系。自耕农和土地有劳动及承包的关系，还有承包面积大小的关系。地主和土地有产权关系，还有面积大小的关系。
奴隶变成自耕农，和土地的关系拓宽了。自耕农承包面积变大，也是拓宽和土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地主所拥有土地面积变大，同样是拓宽了和土地的关系。
西班牙在驱逐异族异教之后，从异族和教会那里没收了很多土地，可以将这些土地分配给留下来的天主教徒。
西班牙这时候完全有条件让留下来的地主拥有更大面积土地，有条件让留下来的自耕农承包更大面积土地，甚至有条件让留下来的农奴转变为自耕农。
这样，大家的生产热情都会上涨，都会勤劳耕作促进生产。
西班牙拓宽了人民和欧洲以外其他地方的经济关系。
伊莎贝拉女王变卖首饰进行了一项风险投资，资助了四处碰壁的哥伦布。没想到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让西班牙人民可以到达欧洲以外更多地方。
航海者带回了香料、烟草、蔗糖和贵金属。这些东西中部分可以卖向整个欧洲换钱，部分可以向整个欧洲买所需要的物品。
西班牙拓宽了人民和新产业的关系。
新大陆的发现不仅拓宽西班牙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还极大地拓宽了西班牙人和产业的关系。
之前，西班牙人基本只和农业、捕鱼业、小手工业和造船业有关系，难以和其他产业发生关系。因为其他产业要么太小，要么压根就没有出现。
可新大陆的发现及其源源不断的财富效应，刺激或者滋生了造船业、航海业、贸易业和金融业。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让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得以在单一的农业关系之外，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荷兰的手段
荷兰拓宽了人和宗教的关系。
这块“低地”在安特卫普以北，与伊比利亚半岛隔着个法兰西王国，在十五世纪末还毫不起眼。它虽然属于西班牙国王，但是地低皇帝不在意，所以可以包容收留来自欧洲各地的新教徒和异族人。这些人不嫌条件差，毕竟生存第一，带来资金、技术和思想辛勤劳作。
这些人绝对是促使荷兰快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桶金。
荷兰拓宽了人和政治的关系。
欧洲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得很早，但十八世纪以前在很多地方都是摆设。
荷兰地主少，商人越来越多，其中很多人都受过地主迫害。
趁国王不注意的时候，荷兰建立起了以商人为代表的议会协商政治制度。有钱后，荷兰又通过多缴税向缺钱的西班牙国王购买了自治特权。
这种制度虽然无法避免荷兰被国外军队没收全部资产，但在一定时期内，它首先可以有效保障商业资本利益不会被国内官僚和军队体系没收，有利于不断促进商业资本发展。
荷兰拓宽了人和安全的关系。
如果人在别的地方有受迫害、受驱逐的危险，在荷兰却能和安全在一起，那就意味着荷兰让人和安全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关系。
荷兰不仅宗教宽容、政治协商较为充分，而且可以御敌于海上或者国境之外。在一定时期内，这些都可以为荷兰人提供安全稳定的国内生产生活环境，为新产业甚至非金融服务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
荷兰是真正拓宽人和造船业、航海业、商业及金融业等新产业关系的国家。
由于造船业、航海业、商业和金融业开始发展的时候，荷兰还属于西班牙，所以西班牙也获得了促进新产业发展的美誉。但是，真正促使这些产业大发展的国家是1581年宣布从西班牙独立的荷兰。
荷兰没有地理大发现，也没有太多人口可用于进行殖民扩张，但是在延伸产业链方面做得非常扎实。它用股份公司制度和支持性金融促使航海业和商业发展，又率先全面发展了现代金融业里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等三大构成业务。荷兰在原有产业或者原有产业细分领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拓宽人可以接触到的和可以发展的新业务，让更多资本和更多人得以和新产业发生直接投资关系，促进国家、产业和人共同发展。
荷兰拓宽了人和宗教的关系。
这块“低地”在安特卫普以北，与伊比利亚半岛隔着个法兰西王国，在十五世纪末还毫不起眼。它虽然属于西班牙国王，但是地低皇帝不在意，所以可以包容收留来自欧洲各地的新教徒和异族人。这些人不嫌条件差，毕竟生存第一，带来资金、技术和思想辛勤劳作。
这些人绝对是促使荷兰快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桶金。
荷兰拓宽了人和政治的关系。
欧洲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得很早，但十八世纪以前在很多地方都是摆设。
荷兰地主少，商人越来越多，其中很多人都受过地主迫害。
趁国王不注意的时候，荷兰建立起了以商人为代表的议会协商政治制度。有钱后，荷兰又通过多缴税向缺钱的西班牙国王购买了自治特权。
这种制度虽然无法避免荷兰被国外军队没收全部资产，但在一定时期内，它首先可以有效保障商业资本利益不会被国内官僚和军队体系没收，有利于不断促进商业资本发展。
荷兰拓宽了人和安全的关系。
如果人在别的地方有受迫害、受驱逐的危险，在荷兰却能和安全在一起，那就意味着荷兰让人和安全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关系。
荷兰不仅宗教宽容、政治协商较为充分，而且可以御敌于海上或者国境之外。在一定时期内，这些都可以为荷兰人提供安全稳定的国内生产生活环境，为新产业甚至非金融服务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
荷兰是真正拓宽人和造船业、航海业、商业及金融业等新产业关系的国家。
由于造船业、航海业、商业和金融业开始发展的时候，荷兰还属于西班牙，所以西班牙也获得了促进新产业发展的美誉。但是，真正促使这些产业大发展的国家是1581年宣布从西班牙独立的荷兰。
荷兰没有地理大发现，也没有太多人口可用于进行殖民扩张，但是在延伸产业链方面做得非常扎实。它用股份公司制度和支持性金融促使航海业和商业发展，又率先全面发展了现代金融业里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等三大构成业务。荷兰在原有产业或者原有产业细分领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拓宽人可以接触到的和可以发展的新业务，让更多资本和更多人得以和新产业发生直接投资关系，促进国家、产业和人共同发展。
（3）英国的手段
英国拓宽了人和科学技术的关系。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人不仅可以学习借鉴消化更多国内国外的科学技术，还创造了很多具有时代里程碑意义的科学技术，比如牛顿的力学原理，瓦特的蒸汽机等。
在迈克尔?哈特所列的历史上最具影响力100人中，英国入选20人，位居所有国家之首，其中有科学家11人，有9位科学家主要生活在十八和十九世纪。
这是英国拓宽人和科学技术关系的结果，也是英国拓宽人和科学技术关系的最好证明。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推动英国发展，事实上还极大地推动整个人类发展。
英国在人类史上率先尝试全面拓宽人和国家的关系。
人和国家的关系拓宽意味着人可以为国家做更多事，同时国家也可以为人提供更多服务。
在农业经济社会，绝大部分人主要为国家做纳粮交税和服役这两件事。国家为人提供的服务主要是土地分配和管理。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绝大部分人首先可以在农业之外选择其他更多产业为国家做事，然后又可以在经济领域之外选择政治、社会或者文化领域为国家做事。
这极大地拓宽了每个人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向。虽然站在今天去考察会发现英国社会流动性不强，但是给人予更多选择权总是会有利于更多人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英国拓宽了人和产业的关系。
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可以选择到更多产业就业发展，一方面是很多产业能够容纳更多人就业。
在全面发展荷兰所开拓产业的基础上，英国又充分利用工业革命成果，开拓了纺织、采掘、冶金、机械制造和铁路建筑业。另外，英国的社会积累也让更多人能够脱离和体力劳动的关系，拓宽人和脑力劳动的关系，促使文化艺术等产业大发展。
英国拓宽了人和城市的关系。
在农业经济社会里，大部分人只能守着两亩三分地过日子。这导致城市发展缓慢。
进入工业经济社会后，更多人可以脱离和耕地的关系，到城市里谋求其他发展机会。
1550年伦敦仅容纳约13万人。1750年伦敦人口数量达到约70万人。1850年伦敦人口更是高达约270万人。
英国拓宽了人和世界的关系。
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是世界上拥有殖民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英国人可以在全球各地购买消费品和原材料，也可以向全球各地销售消费品，开创出资源全球化和市场全球化的人类发展新模式。
英国人可以到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其他非殖民地国家贸易、垦殖、投资，甚至移民。
英国极大地拓宽了英国人和世界的关系，让更多英国人得以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寻找发展机会，获取发展成果。
英国拓宽了人和科学技术的关系。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人不仅可以学习借鉴消化更多国内国外的科学技术，还创造了很多具有时代里程碑意义的科学技术，比如牛顿的力学原理，瓦特的蒸汽机等。
在迈克尔?哈特所列的历史上最具影响力100人中，英国入选20人，位居所有国家之首，其中有科学家11人，有9位科学家主要生活在十八和十九世纪。
这是英国拓宽人和科学技术关系的结果，也是英国拓宽人和科学技术关系的最好证明。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推动英国发展，事实上还极大地推动整个人类发展。
英国在人类史上率先尝试全面拓宽人和国家的关系。
人和国家的关系拓宽意味着人可以为国家做更多事，同时国家也可以为人提供更多服务。
在农业经济社会，绝大部分人主要为国家做纳粮交税和服役这两件事。国家为人提供的服务主要是土地分配和管理。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绝大部分人首先可以在农业之外选择其他更多产业为国家做事，然后又可以在经济领域之外选择政治、社会或者文化领域为国家做事。
这极大地拓宽了每个人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向。虽然站在今天去考察会发现英国社会流动性不强，但是给人予更多选择权总是会有利于更多人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英国拓宽了人和产业的关系。
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可以选择到更多产业就业发展，一方面是很多产业能够容纳更多人就业。
在全面发展荷兰所开拓产业的基础上，英国又充分利用工业革命成果，开拓了纺织、采掘、冶金、机械制造和铁路建筑业。另外，英国的社会积累也让更多人能够脱离和体力劳动的关系，拓宽人和脑力劳动的关系，促使文化艺术等产业大发展。
英国拓宽了人和城市的关系。
在农业经济社会里，大部分人只能守着两亩三分地过日子。这导致城市发展缓慢。
进入工业经济社会后，更多人可以脱离和耕地的关系，到城市里谋求其他发展机会。
1550年伦敦仅容纳约13万人。1750年伦敦人口数量达到约70万人。1850年伦敦人口更是高达约270万人。
英国拓宽了人和世界的关系。
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是世界上拥有殖民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英国人可以在全球各地购买消费品和原材料，也可以向全球各地销售消费品，开创出资源全球化和市场全球化的人类发展新模式。
英国人可以到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其他非殖民地国家贸易、垦殖、投资，甚至移民。
英国极大地拓宽了英国人和世界的关系，让更多英国人得以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寻找发展机会，获取发展成果。
3、激发建设力量
奴隶和奴隶主团结起来后，如果光抢地怎么着也打不到更多粮。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可用于供应劫匪的余粮更是有限，且弱主也不会时时有，哪能抢到多少地呢。还得想方设法多生产，分别变身为自耕农和地主的奴隶和奴隶主才能获得更多粮食。
奴隶和奴隶主光抢地而不去勤劳生产勤劳建设，最终还是会陷入地竭力枯人亡的境地。元朝历时不足一百年，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警醒的鲜活例子。它的历史教训，人类不能无睹，更不能重履覆辙。
西班牙国家团结起来后，如果仅满足于农业经济和殖民扩张所得的那几个传统的钱，怎么着也经不起心比天高的国王的挥霍。
荷兰国家团结起来后，如果仅满足于运输、贸易和金融所得的那几个钱，怎么着也经不起豺狼和竞争者的暗抢明夺。
前车之鉴，可充当后事之师。国家须不断建设，不断扩大生产，才能持续保持领先。
团结而封闭，国家及国家里所有人和世界的关系得不到有效拓宽，国家及国家里所有人都难以进一步发展。近有开放前的中国，远有无视海洋贸易而最终禁海的明朝，都不失为启迪人类智慧的落脚点。
在人和人、人和产业、人和国家及人和世界等关系得到拓宽之后，随着接触的增多，交流、买卖、服务和合作等关系将会被自然地建立起来。在这些关系广泛并深入地发展后，建设力量将会被不断地激发，促进人和国家的发展。
西班牙以统一的国家、统一的信仰、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及殖民扩张新事业团结了绝大部分国民，通过拓宽人和稳定、人和土地、人和新的地理空间以及人和新产业的关系，激发了国民的建设力量，在十六世纪实现了崛起。
荷兰以独立的国家、包容的宗教信仰、创新的产业团结了各教派各种族国民，通过拓宽人和宗教、人和政治、人和安全以及人和新产业的关系，激发了建设力量，在十七世纪实现了崛起。
英国以统一的国家、良好的生产条件、较为包容的政治制度、创新的产业及殖民扩张事业团结了绝大部分国民，通过拓宽人和科学技术、人和国家、人和新产业、人和城市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激发了建设力量，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实现了崛起。
奴隶和奴隶主团结起来后，如果光抢地怎么着也打不到更多粮。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可用于供应劫匪的余粮更是有限，且弱主也不会时时有，哪能抢到多少地呢。还得想方设法多生产，分别变身为自耕农和地主的奴隶和奴隶主才能获得更多粮食。
奴隶和奴隶主光抢地而不去勤劳生产勤劳建设，最终还是会陷入地竭力枯人亡的境地。元朝历时不足一百年，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警醒的鲜活例子。它的历史教训，人类不能无睹，更不能重履覆辙。
西班牙国家团结起来后，如果仅满足于农业经济和殖民扩张所得的那几个传统的钱，怎么着也经不起心比天高的国王的挥霍。
荷兰国家团结起来后，如果仅满足于运输、贸易和金融所得的那几个钱，怎么着也经不起豺狼和竞争者的暗抢明夺。
前车之鉴，可充当后事之师。国家须不断建设，不断扩大生产，才能持续保持领先。
团结而封闭，国家及国家里所有人和世界的关系得不到有效拓宽，国家及国家里所有人都难以进一步发展。近有开放前的中国，远有无视海洋贸易而最终禁海的明朝，都不失为启迪人类智慧的落脚点。
在人和人、人和产业、人和国家及人和世界等关系得到拓宽之后，随着接触的增多，交流、买卖、服务和合作等关系将会被自然地建立起来。在这些关系广泛并深入地发展后，建设力量将会被不断地激发，促进人和国家的发展。
西班牙以统一的国家、统一的信仰、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及殖民扩张新事业团结了绝大部分国民，通过拓宽人和稳定、人和土地、人和新的地理空间以及人和新产业的关系，激发了国民的建设力量，在十六世纪实现了崛起。
荷兰以独立的国家、包容的宗教信仰、创新的产业团结了各教派各种族国民，通过拓宽人和宗教、人和政治、人和安全以及人和新产业的关系，激发了建设力量，在十七世纪实现了崛起。
英国以统一的国家、良好的生产条件、较为包容的政治制度、创新的产业及殖民扩张事业团结了绝大部分国民，通过拓宽人和科学技术、人和国家、人和新产业、人和城市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激发了建设力量，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实现了崛起。
（三）国家崛起之后
国家由兴起到繁盛，实现崛起，因时因势并由人，非常不容易。
任何国家，都是在内外发展不平衡、内外新旧矛盾交织和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形下崛起的。崛起之后仍会面对这些情形。
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前，世界上没有太多的国际法、国际准则、国际秩序和国际责任。
那时候，什么“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只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才能享用的，且还不是所有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都可以享用的。
这意味着在二战之前，国家在崛起之后不需要为世界做什么，只需要全力去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
关键在于如何保持领先？
如何才能继续增进团结，如何才能进一步拓宽关系，如何才能激发更大的建设力量？
这些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更是难以做好的事情。
西班牙历三世而衰，核心原因在于继任国王好战。继任国王趁着力气大，为天主教而战，为领土而战，为外国继承人废立而战，为婚姻而战，为镇压反叛而战，连绵不断，不亦乐乎。国王好战必致财政紊乱，必致团结难存。
连团结都不想维护的国王，应该鲜有考虑如何拓宽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和如何激发人的建设热情。
可以说，是交织着的内外新旧矛盾和血性国王让西班牙丧失了领先地位。
从1581年宣布独立到1795年亡国，荷兰由兴及盛到衰亡历时214年。
不管在什么时代，很多国家自身发展的不平衡都具有结构性不平衡的特点。
在十七世纪，荷兰新产业经济力量强，但是海军力量并未明显占优，陆军较弱。而虽然英法两国新产业经济差于荷兰，但是英国海军力量强大，法国陆军力量强大。
荷兰以风力为动能，运输贸易金融业发达。但是没有太多地种棉花，也没有丰富的煤矿、铁矿，纺织业、采掘业、冶金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基础几乎都不存在。在这种资源条件下，到十八世纪时，荷兰真的很难引导或者充分利用刚敲开人类大门的工业文明成果。在那个人类知识非常有限的时代，确实也没有其他产业门类可供荷兰选择了。
荷兰国土小，旁边立着英虎法狼，安全环境容易受到外来力量冲击，其赖以崛起的海运、贸易和金融产业等，也容易受到动乱和敌对行为制约。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战乱频仍，荷兰不能置身于外，更无法凭一己之力做到以战止战。
在随后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特别是在与英国的竞争中，即使荷兰小心翼翼地避免内外新旧矛盾爆发，也难以避免被具有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科技及产业创新优势的英国超越。
英国在美国独立100年后的1876年，册封维多利亚为“印度皇帝”。
那时候，虽然英国控制领土面积已经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大于非洲，但是随后还要继续疯狂地扩张殖民地。这足见当时世界各国对资源和市场的竞争是多么地激烈。明知道让殖民地挂在脖子上很沉重，但是各国仍要趁联合国没有成立没有人管理地球时，把殖民地先抢过来再说。宁可自己短期受苦，也不能让别人吃香，谁知道这些殖民地会不会像南非那样也挖出大金矿呢。
这还说明干自己熟悉且显得比别人有优势的事情容易，比如英国干殖民扩张这事，而发展自己不具备优势的创新产业不容易。
维多利亚在印度称帝时，发电机技术、内燃机技术、石油开采技术和炸药技术都已经出现，并开始应用推广，拉开了现在仍稳居世界产值前十的新型交通工具制造、石油开采和化学等产业的发展序幕。
或许是因为尊重专利，或许是因为无法寻找到避开前人专利的蹊径，英国在这些产业发展的前期，基本上只是扮演消费者和贸易商的角色。
即使是首创于英国并广泛应用于铁路运输及军事指挥的电报技术，也不能促使英国取得通讯产业的领先地位。这总不能怪贝尔先生移民吧。
以中国人的眼光衡量，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工业规模、城市规模、消费能力和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比美国和德国都明显的优势，完全有机会自主发展起那些新产业。
要说交流广泛和善于学习的英国看不到这些产品和产业，那绝对是造谣。
但是英国宁愿选择非常熟悉的殖民扩张事业，也不选择紧跟创新产业步伐和自主发展创新产业。
英国要是倒过来选择，那肯定不会在甲午年让维多利亚像光绪皇帝一样感到伤心了。前者因为工业产值被美国超越，后者因为被日本打败。
在竞争和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英国还要面对发展要素流动问题，特别是资金、人和技术等发展要素流动问题。
发展要素在国家间流动具有一定规律性。
大部分人喜欢移民到安全、存在熟悉发展空间和可以获得更高回报的国家。
资金和技术由人掌控。它们的流动性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随着人走，另一个是也喜欢流向拥有安全、能让人更加轻松便捷赚钱和能让人获得更高回报的国家。
十八、十九世纪，由于海洋运输便利和各国人口管理宽松，如美国宪法规定“入境者可征收每人不超过10美元的税金或关税”，所以移民基本没有门槛，可能现今的所有偷渡活动在当时都是合法的移民行为。
对于移民来说，国家有时候就像是他们的一件消费品。谁物美价廉，谁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移民。
在美国独立之前，英国凭着安全和发展机会多的优势，吸引了不少来自欧洲大陆特别是荷兰的发展要素。
美国独立之后，就比英国更加自由，更加不缺发展机会。除去居住着印第安人的边境地区，美国的总体安全环境不比英国差。同时，美国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百业前期待兴后期勃发，所以能够让发展要素获得比英国更高的回报。
从内外新旧矛盾角度评判，美国作为新国家，所积累的矛盾再怎么着也不会比从事世界干涉和阶层镇压工作超过500年时间的英国多。
移民在比较了美国和英国这两种国家级消费品后，更多会倾向于选择购买前者。其他发展要素即使只冲着回报，也会喜欢流向美国。
这导致英国从一个发展要素净流入国家变成净流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会不断削弱英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国家，崛起不易。
国家，在崛起之后，保持领先也不易。
如果说，西班牙丧失领先是因为缺乏对国王的有效约束机制，那荷兰和英国就是受累于矛盾和竞争。
矛盾和竞争会破坏或者不利于国家增进团结，不利于国家拓宽关系，不利于激发建设力量。
但是，无论面临多少矛盾，无论面临多大竞争，崛起者都必须要忘掉已经崛起的事实，都必须要继续增进团结、拓宽关系和激发建设力量。
老招不行，用新招。
新招没有，找新招。
在二十世纪后，人类在历史上大肆使用各种遏制其他国家崛起的组合拳。
这里头有老伎俩，有新手段，有老药方，有新集成。
花样层出不穷。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止其他国家崛起，以达到让崛起国家保持领先地位的目的。
姑且将这些组合拳统称为遏制新招。
这是一套阴招、损招。它脱胎于英国的均势政策，从中国古语“半渡而击”的意境里可以感受到它。它的身影在人类智慧里四处闪现。
它的对象是其他国家，任务是遏制其崛起，动力是保持自己领先地位，性质是反动的，前途是不确定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历史里，可以充分地体会到它。
国家由兴起到繁盛，实现崛起，因时因势并由人，非常不容易。
任何国家，都是在内外发展不平衡、内外新旧矛盾交织和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形下崛起的。崛起之后仍会面对这些情形。
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前，世界上没有太多的国际法、国际准则、国际秩序和国际责任。
那时候，什么“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只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才能享用的，且还不是所有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都可以享用的。
这意味着在二战之前，国家在崛起之后不需要为世界做什么，只需要全力去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
关键在于如何保持领先？
如何才能继续增进团结，如何才能进一步拓宽关系，如何才能激发更大的建设力量？
这些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更是难以做好的事情。
西班牙历三世而衰，核心原因在于继任国王好战。继任国王趁着力气大，为天主教而战，为领土而战，为外国继承人废立而战，为婚姻而战，为镇压反叛而战，连绵不断，不亦乐乎。国王好战必致财政紊乱，必致团结难存。
连团结都不想维护的国王，应该鲜有考虑如何拓宽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和如何激发人的建设热情。
可以说，是交织着的内外新旧矛盾和血性国王让西班牙丧失了领先地位。
从1581年宣布独立到1795年亡国，荷兰由兴及盛到衰亡历时214年。
不管在什么时代，很多国家自身发展的不平衡都具有结构性不平衡的特点。
在十七世纪，荷兰新产业经济力量强，但是海军力量并未明显占优，陆军较弱。而虽然英法两国新产业经济差于荷兰，但是英国海军力量强大，法国陆军力量强大。
荷兰以风力为动能，运输贸易金融业发达。但是没有太多地种棉花，也没有丰富的煤矿、铁矿，纺织业、采掘业、冶金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基础几乎都不存在。在这种资源条件下，到十八世纪时，荷兰真的很难引导或者充分利用刚敲开人类大门的工业文明成果。在那个人类知识非常有限的时代，确实也没有其他产业门类可供荷兰选择了。
荷兰国土小，旁边立着英虎法狼，安全环境容易受到外来力量冲击，其赖以崛起的海运、贸易和金融产业等，也容易受到动乱和敌对行为制约。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战乱频仍，荷兰不能置身于外，更无法凭一己之力做到以战止战。
在随后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特别是在与英国的竞争中，即使荷兰小心翼翼地避免内外新旧矛盾爆发，也难以避免被具有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科技及产业创新优势的英国超越。
英国在美国独立100年后的1876年，册封维多利亚为“印度皇帝”。
那时候，虽然英国控制领土面积已经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大于非洲，但是随后还要继续疯狂地扩张殖民地。这足见当时世界各国对资源和市场的竞争是多么地激烈。明知道让殖民地挂在脖子上很沉重，但是各国仍要趁联合国没有成立没有人管理地球时，把殖民地先抢过来再说。宁可自己短期受苦，也不能让别人吃香，谁知道这些殖民地会不会像南非那样也挖出大金矿呢。
这还说明干自己熟悉且显得比别人有优势的事情容易，比如英国干殖民扩张这事，而发展自己不具备优势的创新产业不容易。
维多利亚在印度称帝时，发电机技术、内燃机技术、石油开采技术和炸药技术都已经出现，并开始应用推广，拉开了现在仍稳居世界产值前十的新型交通工具制造、石油开采和化学等产业的发展序幕。
或许是因为尊重专利，或许是因为无法寻找到避开前人专利的蹊径，英国在这些产业发展的前期，基本上只是扮演消费者和贸易商的角色。
即使是首创于英国并广泛应用于铁路运输及军事指挥的电报技术，也不能促使英国取得通讯产业的领先地位。这总不能怪贝尔先生移民吧。
以中国人的眼光衡量，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工业规模、城市规模、消费能力和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比美国和德国都明显的优势，完全有机会自主发展起那些新产业。
要说交流广泛和善于学习的英国看不到这些产品和产业，那绝对是造谣。
但是英国宁愿选择非常熟悉的殖民扩张事业，也不选择紧跟创新产业步伐和自主发展创新产业。
英国要是倒过来选择，那肯定不会在甲午年让维多利亚像光绪皇帝一样感到伤心了。前者因为工业产值被美国超越，后者因为被日本打败。
在竞争和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英国还要面对发展要素流动问题，特别是资金、人和技术等发展要素流动问题。
发展要素在国家间流动具有一定规律性。
大部分人喜欢移民到安全、存在熟悉发展空间和可以获得更高回报的国家。
资金和技术由人掌控。它们的流动性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随着人走，另一个是也喜欢流向拥有安全、能让人更加轻松便捷赚钱和能让人获得更高回报的国家。
十八、十九世纪，由于海洋运输便利和各国人口管理宽松，如美国宪法规定“入境者可征收每人不超过10美元的税金或关税”，所以移民基本没有门槛，可能现今的所有偷渡活动在当时都是合法的移民行为。
对于移民来说，国家有时候就像是他们的一件消费品。谁物美价廉，谁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移民。
在美国独立之前，英国凭着安全和发展机会多的优势，吸引了不少来自欧洲大陆特别是荷兰的发展要素。
美国独立之后，就比英国更加自由，更加不缺发展机会。除去居住着印第安人的边境地区，美国的总体安全环境不比英国差。同时，美国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百业前期待兴后期勃发，所以能够让发展要素获得比英国更高的回报。
从内外新旧矛盾角度评判，美国作为新国家，所积累的矛盾再怎么着也不会比从事世界干涉和阶层镇压工作超过500年时间的英国多。
移民在比较了美国和英国这两种国家级消费品后，更多会倾向于选择购买前者。其他发展要素即使只冲着回报，也会喜欢流向美国。
这导致英国从一个发展要素净流入国家变成净流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会不断削弱英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国家，崛起不易。
国家，在崛起之后，保持领先也不易。
如果说，西班牙丧失领先是因为缺乏对国王的有效约束机制，那荷兰和英国就是受累于矛盾和竞争。
矛盾和竞争会破坏或者不利于国家增进团结，不利于国家拓宽关系，不利于激发建设力量。
但是，无论面临多少矛盾，无论面临多大竞争，崛起者都必须要忘掉已经崛起的事实，都必须要继续增进团结、拓宽关系和激发建设力量。
老招不行，用新招。
新招没有，找新招。
在二十世纪后，人类在历史上大肆使用各种遏制其他国家崛起的组合拳。
这里头有老伎俩，有新手段，有老药方，有新集成。
花样层出不穷。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止其他国家崛起，以达到让崛起国家保持领先地位的目的。
姑且将这些组合拳统称为遏制新招。
这是一套阴招、损招。它脱胎于英国的均势政策，从中国古语“半渡而击”的意境里可以感受到它。它的身影在人类智慧里四处闪现。
它的对象是其他国家，任务是遏制其崛起，动力是保持自己领先地位，性质是反动的，前途是不确定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历史里，可以充分地体会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