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何新《希腊伪史考》、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之后，诸玄识先生的《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近日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下面是年过九旬的老学者 林 鹏 老先生，为本书写的序言

略论“中学西被”
《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序言
林 鹏


（一）欧洲“近现代文明”源于“中学西被”

“文明”（法语：civilisation）一词来源于中国。17—18世纪时，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部分先进人士对中国文明有了清晰的印象，于是导入了“文明”的概念，掀起反对基督教的“启蒙运动”。与启蒙运动“文明”含义——进步、创造、礼乐和高尚——形成对照，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来说“文明”是个贬义词；它意味着：人脱离上帝，而自作自受——原罪爆炸，充满灾难，走向毁灭。后来，西方实际上所走的“文明”之路则是“中表西里”，实质上是走进了“上帝的怪圈”——“创世→末日”，暂时把原罪和灾难转嫁给了外部世界——新大陆（西印度）、亚洲（东印度）及非洲。
欧洲在与东方世界的早期接触中，受到亘久浩大的中国文明的震撼；以致连续两个世纪，欧洲都把中国作为其“近代转型”的文明样板。有一种说法：法国人自诩为欧洲的“文明传教士”；意思是说，与基督教的传播形成对照，法国所传的是“文明教”，而“文明教”的内容则是中国文化。早在16世纪末的法国学者斯卡利杰说：“中国人在正义的制度下过着太平的生活，……这让基督教统治面对耻辱。”[①]查尔斯·费希尔说：“在1785年之后，人们每每称法国为‘欧洲的中国’。”[②]法国路易十四效法中国宫殿生活，建造凡尔赛宫，并开展模仿华夏的“礼仪运动”；其后百余年间，欧洲各国纷纷跟风，形成了大规模竞相营造宫殿的风潮。此前的欧洲，只有城堡，没有宫殿。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的概念。而在14—16世纪欧洲，并不存在一场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换句话说，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应该正名为“中学西被”运动，用英国学者孟席斯的话说，叫做“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也说：鉴于中国的科技发明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北京启迪意大利文艺复兴可能不亚于欧洲本身。[③]
伏尔泰说500年前欧洲无人识字。“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俄罗斯，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④]
伏尔泰是十八世纪人，他说的500年前大约为距今700年前，即所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当时的欧洲基本上是文化荒漠。
明朝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到海外去传播中国文化。据东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不仅到达了印度洋、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而且还曾造访美洲与澳洲，同时还于1434年派遣分队到达意大利佛罗伦萨。当时的佛罗伦萨是教皇的驻地，郑和的副使在那里与教皇尤金四世进行了会面，并向欧洲传播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包括明朝郑和的《星历表》，元朝的《授时历》及科技专著《农书》刻印本等大量信息。[⑤]中国到海外的活动，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与西方“发现”新大陆的殖民灭绝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郑和下西洋传播文化的半个多世纪之后，西方开始了所谓“发现”新大陆及开通东印度航道的“探险”之旅。这种从大西洋出发的探险之旅，无论向西还是向东，始终以寻找中国为目标。当时在欧洲人的地理知识中，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大陆及群岛称为“印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旅所设定的向西航行目的地是“印度的泉州”、“印度的杭州”、“印度的广州”及“印度的日本”；泉州、杭州、广州不用说都是属于中国的地理区域，而日本显然也是属于中国文化影响的区域。
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之后，以为自己到了接近“印度的日本”的地方，前方不远就应该是“印度的杭州”（中国）了，因此将所到达的地方称为印第安（印度）。后来人们才知道，哥伦布所到达的地方并非中国（印度），而是一块新的陆地，因其航路方向由西取道大西洋，因而称之为“西印度”。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达·伽马在探寻“东印度”之旅的目的地也是中国。“东印度”是相对于西班牙之“西印度”（新大陆）而言的，达·伽马在到达了今天的印度半岛南端城市古里时，称印度半岛为“小阿拉伯半岛”，并非“东印度”之旅的目的地。待其夺取马六甲，蛰居澳门后，总算可以远眺“东印度”之旅目的地——中国——的腹地了。早期欧洲称太平洋为“中国海”（或译秦海），称东印度群岛（包括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为“大中国海群岛”。在当时欧洲人贫乏的地理概念中，无论“西印度”还是“东印度”，起初都是以对中国的想象为背景的。
在“东印度”航路开通后不久，西方传教士即由澳门而进入中国。这些传教士以耶稣会士们最为著名，他们在致力于中华归主（基督教征服中国）事业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宋明理学、中国儒学经典等传回欧洲，引起了基督教观念支配下的欧洲社会的巨大反响，从而形成了“中学西被”的一个新阶段。
学术界有一个词汇叫做“东学西渐”，我们认为这个概念不能很好描述这一大规模文化传播运动的实际情况。“东学”的“东”是一个以西方中心论为背景的地理概念，偏于“远东”一隅，是个贬义词；“西渐”的“渐”所表示的是小规模、长时间的缓慢渗透，不足以描述中国学术在短时间内大规模覆盖欧洲“文化荒漠”的景象。相比之下，“中学”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概念，表示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而“西被”则说明中国文化西传欧洲时，好像是铺天盖地而来，势不可挡。因此我们觉得使用“中学西被”这个概念比较贴切。

（二）“中学西被”举隅：西方历史学观念的起源

历史学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在历史长河中，唯有中国有着不间断的纪年记录。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大一统的政治文化，颁行统一的历法是天子的职责；只有通过统一的政令，才能颁行统一的历法。另一方面，因为中国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重视历史记载的文化传统，历代的历史典籍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据记载黄帝时“大挠作甲子”，创造了干支法，起初用于记日；周朝的《四分历》开始将其用于纪年，东汉时复用《四分历》，明确采用干支法纪年，黄巾起义“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其用例。干支纪年法的特点是便于计算、记忆，掐指一算就有结果，不会产生年代错乱。这种六十花甲干支纪年法方便、实用，几千年一直沿用至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上欧洲从来没有过政治统一，因而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纪年法存在。欧洲开始有历史纪年，出现在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后，即在17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历史纪年有了初步了解之后。我们今天常听说西方古代有所谓“古希腊奥运纪年”、“雅典执政官纪年”、“斯巴达监察官纪年”、“古罗马建城纪年”等概念，其实这些说法都是出于后世的伪造。就中世纪以前的欧洲而言，只有神话传说，没有历史记录。

西方的“格列历”来源于元代的《授时历》
从历法来说，中国上古文献《尚书·尧典》就已经明确提出一年为366天[⑥]，杜预《长历》曰：“《书》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将1年365又4分之1天说成366天，是因为“举全数而言，故曰六日，其实五日四分之一。”《史记·历书》记载了黄帝制订历法：“黄帝考定星历”；三代的历法：夏正、殷正、周正[⑦]以及汉代的太初历等。经过历代不断修订，元代所测定、颁行的《授时历》则进一步精确化，将一年确定为365.2425日，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日仅差25.92秒，达到了在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实际测量之前所能达到精准度的极限。
在《授时历》颁行后300多年，欧洲才有了“格列历”（格里高利历），现代世界通行的历法就是以“格列历”为基础的。然而，这部“伟大”的“格列历”是从哪里来的呢？据说是16世纪意大利医生、天文学家、哲学家、年代学家阿洛伊修斯·里利乌斯（Aloysius Lilius，约1519-1576）与克拉乌（ChristophorusClavius）等学者对古罗马“儒略历”加以改革制成的一种历法，由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颁行。无巧不成书，剽窃中国纪年将其用于西方历史的“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在第二年（1583年）发表了这方面的专著《时间校正篇》（Opus de emendatione tempore）；他没有提到“格列历”，却“造出”一个“儒略历”。（详见本书第2 章诸玄识先生的考证）
既然不存在所谓古罗马的“儒略历”，那么“格列历”的来历也就成了问题。事实上，“格列历”与早于它300余年的《授时历》如出一辙[⑧]；因此，与其说“格列历”是教皇格里高利对“儒略历”的改革，毋宁说“格列历”就是《授时历》的翻版。不仅“格列历”袭用了《授时历》，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也脱胎于《授时历》。哥白尼“日心说”直接抄袭了雷乔蒙塔纳斯，而雷乔蒙塔纳斯的知识来源就是中国元朝的《授时历》。从1504年起，哥白尼已在波隆那获得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天文学概要》，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概要》抄袭了郑和的《星历表》，而郑和的《星历表》则以郭守敬的《授时历》为基础[⑨]。这就是“西历”的来历。

“西元”纪年出现于耶诞17世纪
说了“西历”，再说“西元”。20世纪为西方霸权扩张的极盛期，整个世界都被迫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公元纪年”的耶诞纪年法，以耶稣诞生为公元元年。1949年9月27日中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西元。”然而，这种耶诞纪年法实际上是欧洲人在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一套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纪年后，才导入欧洲“历史学”的。“用耶稣诞辰作为公元纪年基点的方法要晚得多。1627年，裴达提乌斯首次在历史著作中使用了公元纪年，到18世纪被西方各国学者广泛接受。这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公历纪年。”[⑩]
关于耶诞纪年法的出现时间，有人以比德所著《英吉利教会史》为依据，主张早在8世纪时英国的教士比德在基督教修道院中就采取了这种纪年法；实际上这种说法不可靠，因为《英吉利教会史》不仅是孤证，并且确实是一部伪书。[11]而所谓的“公元纪年”为6世纪宗教法规学者小狄奥尼修斯所创立的说法，更是无根游谈，不值一驳。
在“中学西被”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在伦理和政治方面给欧洲带来了广泛的影响；1740年之前欧洲发现中国历史纪年，所造成的影响则尤为震撼。

欧洲的“创世纪”纪年法
18世纪时，欧洲的世界历史纪年依然处于一片蒙昧之中。当时，欧洲人在对照中国历史纪年，清理《圣经》年代时，发现不同语言版本的《圣经》之间，关于创世纪的时间完全牛头不对马嘴。
当佩迪库罗索（Pediculoso）修士——人称贫者——启程去圣地时，拉古萨[12]的嘉布遣修会会长要求他：“请给我带回《圣经》希伯来语原文文本、撒玛丽亚原文文本和由七十子编篡的《圣经·旧约》译本，它们记载的洪水发生的年代分别为创世1,656年、2,309年和2,062年；请将这三个文本统一起来，学习普吕施（Pluche）院长的做法，得出一个准确的年代来。”[13]
嘉布遣修会是当时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的方济各会的分会，其会长提出对于圣经不同版本时间体系进行统一的要求，反映了欧洲天主教应对中国纪年挑战的迫切性。
1769年首次在日内瓦刊印的《阿玛贝德书简》中说：他刚刚读过一本世界通史，“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都从他们那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创世开始计算时代。我的欧洲学者向我出示了他们的宗教历书之一，大家由此可知其现在的同胞们生活于创世之后的5,552年或6,244年，也可能是6,940年，根据大家所希望的情况而定[14]。这种奇怪的做法使我惊奇。我曾问他同一种事件为什么会有三个不同的时代。我对他说：‘你自己不可能同时30岁、40岁和50岁，你们的宇宙怎可能会有三个互相形成鲜明对照的时间呢？’……”
“这同一部书论述了一个叫做亚当的世界第一人，该隐、马太和一名在洪水淹没了整个地球之后栽培了葡萄园的诺亚，最后是我从未听说过和从未在我们的任何书中读到的大量事物……。”
《阿玛贝德书简》继续写道：“我抱怨欧洲的这些不幸之辈，他们最多只是自69,649年以来才被造成，而我们的年代却已经是115,652年。我更抱怨他们缺少胡椒、桂皮、丁香、茶叶、咖啡、丝绸、棉花、油漆、神香、香料和一切能使生活变得较舒适的东西，……还有人声称他们在卡利卡特（Calicut,古里）仅仅为了胡椒就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这样做使印度人的天性感到战栗。印度人的体制无论如何也与他们不同，因为他们胸膛上长满了汗毛。”[15]
从这封书简中的关键概念胡椒、茶叶、咖啡、茶叶、丝绸、香料以及卡利卡特（古里）、印度人等可以看出，当时欧洲人由“发现”东印度而对东方世界感到惊奇。修道士是当时欧洲的主要知识分子，从上面引文中“他们最多只是自69,649年以来才被造成，而我们的年代却已经是115,652年”这句话，可知当时欧洲人对历史纪年的认识完全不靠谱。
在此27年以前，伏尔泰于1741年介绍了一个传奇性故事,借一位在荷兰的中国商人之口讲到东方的历史，说中国与越南（交趾/东京）及日本之间的战争史长达22,552年时间，说蒙古帝国向欧洲天主教会派出使团的时间为上帝创造世界之前的50,000,000,000,007,912,345,000年（五万万亿零七十九亿一千二百三十四万五千年），尽管伏尔泰也许是在讲述一个戏弄天主教的笑话，然而这也反映出欧洲在受到中国历史纪年影响后所产生的思想混乱。

孟德斯鸠的年代观——从“创世纪”到“末世”计6000年
伏尔泰的对手孟德斯鸠也不可能不思考世界的纪年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如此紧迫，孟德斯鸠本人也假装对于希伯来文本和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圣经》之间的不相吻合感到不知所措，我们看一下他是怎样解释这种年代不一致现象的：
“当耶稣—基督降世时以及继此之后很久，有一种传说认为世界只能持续6,000年。当耶稣—基督降世时，大家只会计算到世界已接近末日，也就是说从6,000年又大大地向前移了。这就使圣保罗去讲世界末日之事…….
在3世纪时，由于这一末日未曾出现，任何人都不希望它如此过早地到来，大家只能计算到5500年，这就是非洲人儒勒（Jules）的纪年。
在5世纪时，还必须继续后移，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世界的这一末日，以至于大家只能有5,200年了…….最后，由于已超过了预定的时间，所以还必须再把时间后移，把直到耶稣—基督降世的时代定为4,000年。
到7世纪末，大家在《塔木德》(Talmud）中发现了赫利家族，其中记载说世界应持续6,000年，2,000年的混沌、2,000年的法治、2,000年由救世主治理，这样就使在6,000年之前还有很长的时代。因此，大家看到随着自耶稣—基督降世以来时代的增长，耶稣—基督降之前的时代就应该递减。”[16]

欧洲第一部“世界通史”采用“创世纪”分期纪年法
博绪埃（Jacques Benigne Bossuet，1627-1704）于1681年出版的《论世界史》（Discourssurl’histoireuniverselle)为欧洲第一部“世界通史”。这部著作是法王路易十四做太子时的老师博绪埃为教育王储而写的教材，该著作采用“创世纪纪年法”，从伊甸园一直写到查理曼大帝立国。
博绪埃“世界通史”的第一个日期是亚当的出现，或者是创造世界。其次一个历史断限是诺亚，或称之为洪水时期。接下来是亚伯拉罕的受命，或曰上帝和人们联盟之开始。第四阶段是摩西，或曰成文法典的出现。随后引用一个重大事件——占领特洛伊作为一个阶段，从博绪埃所抱定的圣经传统观点来看，有些出人意料。第六个阶段是所罗门，或由他来创立教堂。第七阶段是罗慕洛的统治或创建罗马城。第八阶段是犹太人从巴比伦的囚禁中解放出来。第九阶段是斯奇庇奥，或曰毁灭迦太基。第十阶段是耶稣基督的诞生。第十一阶段是君士坦丁，或称基督教的胜利。第十二阶段是查理大帝建立新帝国。他把从创造世界直到查理大帝统治结束的时代称作古代史，而把从查理大帝到路易十四世称作现代史。[17]
《大英百科全书》与《大美百科全书》对博绪埃都有高度评价，新近出现的一些西方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博绪埃也被列入到中世纪思想大家的行列。
博绪埃的世界历史年代是以圣经观念为背景的法国中心论的表现，遗憾的是路易十四没有成功，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也失败了，因此，博绪埃的世界历史也就成了笑话。

16世纪德国发明“世纪纪年法”——以每百年为1个世纪
在中世纪后期，欧洲新教徒“发明”了以百年为单位，把神学及其事迹排成时间序列的纪年方法，这是欧洲人在中国历史纪年的影响下，试图创造自己历史纪年的缘起。埃里克·库珀说：皮斯卡托《城区教会记事》（1526年）分为连续的几个百年，这是作者获得了新的历史方法。……首次在历史著述中分为百年，即是《城区教会记事》，但该书是在皮斯卡托死后三十年，被提及于新问世的《马格德堡世纪史》（Magdeburg Centuriators, 1559年）；这个历史方法开始出名，以致英语中的“世纪”（century）一词的诞生，可能是直接受此影响。……中世纪后期，存在着多种尝试来实行百年的计算方法。
佛拉西斯（Matthias Flacius, 1520—1575年）著作《马格德堡世纪史》（教会史）是一部原始社会水平的“历史”。中国古人写编年史都分年月日，叙述详细，前后照应。而《马格德堡世纪史》则分为十三个百年，每个百年中堆积素材，各个事件都是孤立的，全无联系，也没有具体时间……[18]

印刷术普及之前欧洲没有历史记录，亦没有历史观念
亨利·珀金森教授说：（欧洲）中世纪的学者从来不用历史方法。的确，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甚至宣称，在中世纪，人们没有历史感。他们缺少过去和现代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他们没有历史的透视和往昔的意义。当然，他们只知道过去已经过去了，是混沌的，不去注意过去时代和文化有什么不一样。……印刷术带来了历史感，它出现在15世纪的后期。历史感是基于被写的历史的可行性的。……此前，基督教尽可能使书写历史毫无必要。……它的教条被编成神秘文字，……不仅描绘神变成人的整个故事，而且记录“神的话”。如此手稿所包含的信息不是历史，而是无限；不是时间，而是神圣。……印刷术改变了一切。带着大量副本的手稿被制造出来，散布的各地。印刷术使基督教面对抨击。……历史学破坏了经院主义。[19]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没有历史
休谟是欧洲启蒙时代著名的思想家，著有多卷本的《英国史》，称为欧洲史学名著。按照他的观点，中世纪早期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时代不过是老鹰与乌鸦之战的时代。而启蒙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则认为研究早期中世纪的历史，就像研究狼与熊的活动，是没有价值的。[20]
在谈到法国中世纪历史时，伏尔泰说：“如果从法国的历史著作，或者不如说，从有关法兰克国王和他们的宫相的历史著作中，要删去的只是这样一些故事，那我们还可以勉强一读；但是这些历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谎言比比皆是，我们怎能接受？这些历史著作中不断说到围攻城市和堡垒，其实这些城市和堡垒并不存在。当时在莱茵河以东只有一些没有城墙、靠木桩和堑壕来防卫的小镇。我们知道，只是在920年捕鸟者亨利时期，日耳曼才有筑有城墙和设防的城市。总之，有关这些时期的细节都是一些无稽之谈，而且都是令人厌恶的无稽之谈。”[21]
欧洲的这些故事没有年代，好像我们儿时听长辈们讲故事时所说的：从前有个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道吹洋号；吹得是什么呢？还是从前有个山，山里有个庙……，如此反复不断地吹下去，重重无尽。

十八世纪欧洲人如是说：只有中国编年史详实可靠
伏尔泰在1765年出版的《历史哲学》中专门谈到编年史的历史学方法时写道：“无可否认，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中国的这些编年史连续不断，详尽无遗，撰述严谨，没有掺杂任何神奇的成分，而且全都以4152年的天文观察为依据。”[22]
伏尔泰的是从世俗角度撰写欧洲版“世界通史”的第一人，他撰写的《风俗论》是欧洲第一部世界历史，这部著作包括了圣经以外东方各民族的历史，因而伏尔泰对于编年史学最有发言权。
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时间序列，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掀起轩然大波。
“在1640和1770年间，大家曾大量地争论了《书经》中记载的一次天文观察的具体时间，大家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这次天文观察只能是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从事的。……”[23]
“一旦当西方人了解到中国人的这种假定的古老历史时，便一片轰动。……1686年，柏应理神父发表了《自中国的第一位帝王黄帝以来统治中国的前三朝的纪年表》，他们共有过相继执政的86位君主，要上溯到公元前2457年。因此，1686—1743年间，也就是当尼古拉·弗雷烈在金石和美文科学院宣读对于他1733年11月宣读的有关中国纪年的古老性和可靠性的论文所作的澄清时，仅仅就此问题就相继出现了10多部著作。毕诺引证了在1630—1700年间发表的40多部著作，其中有30部是17世纪下半叶的。这就说明了当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24]

欧洲编年历史学的真正始祖——斯卡利杰
法国“文明传教士”中有一人名叫约瑟夫·斯卡利杰（Scaliger, Joseph Justus，1540-1609年），此人在中国知名度很低，然而他却是西方历史纪年的开山祖师，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欧洲“历史学之父”。欧洲版的世界历史最初是由他一手构造出来的，现代通行的关于古代世界和中世纪欧洲的编年史，主要是基于16—17世纪的约瑟夫·斯卡利杰的系列著作，以致西方历史学可被称为“斯卡利杰历史学”（Scaligerian History）。
然而，斯卡利杰是欧洲伪造历史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汇总了杜撰的神学故事，用其充当历史；而且还把许多发生在中古的事以及由拉丁文翻译成希腊文的伪书，都编篡成是古代史。
斯卡利杰袭取了中国的纪年体系，并参考中国的纪年杜撰了“圣经编年”，欧洲的历史纪年就建立在斯卡利杰所设计的“圣经编年”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欧洲的世界历史纪年并无事实根据，欧洲版的世界历史宗本于斯卡利杰所炮制出来的仿制品，其所模仿的内容就是中国的历史纪年。
据诸玄识先生考证，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追随中国影响而转到荷兰之际，斯卡利杰就从法国赶到那里；他参照和模仿中国历史（中国的朝代帝王年表等），建立了“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希腊、罗马、埃及和巴比伦等“时间序列”），用它们来经纬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建立起这个框架之后，斯卡利杰就把他之前的所有伪造品，当做素材，填入其中。在斯卡利杰死后的两百年中，即在17—18世纪，大群西方学者——包括科学家牛顿——都在利用越来越准确的“中国信息”，来校对、修改、批评或补充“斯卡利杰编年史”。中国式的西方历史学，成为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之间最热门的“显学”。整个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就是这样缘起的。

（三）“中学西被”的后果——“文明”之变异

一年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董并生的著作《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我在为该书所作题为《“文明”的唯一性》的序言中，提出了“文明”概念的三个标准：第一，作为“文明”的核心标准首先必须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项要素；第二，有了文字，还必须要“文以载道”；第三，既称“文明”，必须“照亮历史”。
其中，“照亮历史”的标准有两层含义。首先，顾名思义“历史”由“历”与“史”构成，既云“历史”，必须有“历”有“史”，“历”指“历法”，“史”指“史册”，“史册”即“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各种历史档案及历史著作；其次，“文明”必须要有礼乐典章制度，也就是政治文明制度。有了这两个条件，才能“照亮历史”，才称得上文明社会。
作为《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的姊妹篇，山西人民出版社今年又推出了诸玄识先生所著《真文明只有一个——论中国产生西方文明及其“世界历史”》一书。上面从我们对欧洲历史纪年起源的探讨中可以见到，是中国文化照亮了欧洲的近现代历史，换句话说“西方近现代文明”起源于中国。这也是诸玄识先生著作中的主要观点。

诸玄识著作所揭示的“中学西被”内容概要
诸玄识先生寓居文化异乡，甘于寂寞，长期以来搜集了大量相关的外文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潜心研究，博采许多天良未泯、敢于自曝学术丑闻的西方学者新近研究成果，大致梳理出了“中学西被”的历史脉络，揭露了欧洲版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袭用中国历史作为其造史基础的真相，揭示了“西方近现代文明”形成过程中所受到中国文化广泛、深入影响的概貌。
诸玄识先生得出结论认为，与中国接触之前西方本来是原始社会，它几乎从零开始、百分之百地拥抱源自中国的“文明”。基于中国文明成果的西方“文明元素”可以分为：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国家制度、自由经济和哲学思想等内容。其概略如下：
1.科技：中国的科技发明奠基了西方的科学—工业革命，而中国的有机自然的哲学则引导现代与后现代的科学。
2.民主：儒家的自然哲学、选贤举能和科举考试，分别“启蒙”欧美的天赋人权、民主立宪和文官制度。
3.制度：欧美的民族国家步武战国七雄，兼取中国历朝的行政管理，各种现代制度差不多袭用的都是中国的原创。
4.经济：西方的经济思想、经济体制和财政金融以及全球贸易体系，基本上都是基于中国的成就。宋朝开启了世界的近代化。
5.哲学：中国哲学的“道”（宋明理学的“理”）到西方被“一分为二”：逻各斯和辩证法：分别被用于塑造“希腊哲学”和近代哲学。
应当指出，在西方中心论远未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毋宁说在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还保有非常巨大势力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不畏强权，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提出全面否定西方中心论理论基础的尖锐论点，可以说是需要巨大理论勇气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诸玄识先生的这部著作，可以为全面质疑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

传播中国“文明教”者何许人也？
法国的“文明传教士”著名者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杜尔哥、魁奈、孔多塞等，也就是被称为“哲学家”（法语：Philosophes）的那一帮人。
法国是近代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但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则不限于法国，可以说在整个近代欧洲，都曾受到中国文化广泛、深入的影响。这些文明传播的接棒人包括：莱布尼兹、莱辛、赫尔德、歌德、洛克、休谟、波令布鲁克、费格逊、亚当·斯密、普莱斯、普利斯特雷，还有新大陆的杰弗逊、富兰克林等。“这些人不管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的民族与个人的特色，全都是启蒙运动的真正儿女。哲学家的王国是一片国际领地，法国只不过是它的母国，巴黎则是它的首都。无论你愿意走到哪里——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到处都会遇到他们这些‘哲学家’，说着同样的语言，被同样舆论的气候维系着。他们是属于一切国家的，并不属于某一个国家，他们公开宣称效忠于全人类。”[25]
何以见得上述这些18世纪欧洲的“文明传教士”及其接棒人在欧洲所传的“文明教”是中国文明呢？
首先，欧洲启蒙运动来自中国文化的影响，启蒙运动的四个核心概念，理性、自然、自由、进步都来源于中国。欧洲的“理性”概念来源于宋明理学的“理”，在此之前欧洲存在理性观念一说，出于后世伪托；欧洲的“自然”概念包括自然法与自然神学，其来源为宋明理学中“天理”的概念；“自由”概念则出于“权利”概念，欧洲的“权利”概念来自“自然法”概念，而欧洲“自然法”的鼻祖是荷兰人格劳秀斯，格劳秀斯的老师就是真正的“欧洲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而斯卡利杰的学术来源就是中国历史。“进步”的概念则来自欧洲对中国技术的引进，尤其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引进[26]，在欧洲引起“古今之争”，这是欧洲“进步”概念的缘起。
其次，启蒙运动是针对欧洲传统的基督教而言的，基督教本身不能产生否定自身的世俗文化，需要借助外来力量以破除信仰启示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个外来力量就是中国文明。
还有，被称为“哲学家”的这帮“文明传教士”在欧洲来说属于另类，换句话说，启蒙运动人物的思想并非产生于欧洲自身的传统。不论这帮人是站在推崇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抑或是站在抵制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所关注与讨论的问题，都来自中国对欧洲所产生影响的结果。传播中国“文明教”的人物，原来就是我们百余年来所熟悉的这些“西方神圣”！
在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于1989年5月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中国依然被称为“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与之对应，英国则被称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27]。欧洲列强在其崛起过程中，一方面全面袭用中国文明的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项内容，兼容并包，巨细靡遗，一方面将中国文明成果的真实来历掩盖起来、谎称其为欧洲自身“古典历史”的“文艺复兴”。与此同时，近现代欧洲在袭用中国文化时，将其王道政治的核心要素——道德内核舍弃不顾，导致了中国文明的“西方变异”。

中国疑古思潮的西方背景
西方学者们正是在斯卡利杰虚构的编年史的基础上，塑造欧洲“古典文明”、“东方古老文明”以及欧洲中世纪历史的。萨义德将欧洲人所虚构的东方历史（古埃及—两河—波斯与印度史）的行为取名为欧洲的“东方主义”，后者旨在为欧洲列强及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服务。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西方进行着如火如荼地大规模伪造“世界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了一股来势迅猛的针对中国真实历史的疑古风潮。从顾颉刚提出“大禹是条虫”的口号，到胡适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历史拦腰斩断，对老子之前的历史一概否定，一时间怀疑中国古史的风潮恶浪汹涌。
更为有趣的是，欧洲杜撰古希腊的虚假历史和在中国否定自己的真实历史时，两者所采用的历史学方法却如出一辙，欧洲造假与中国疑古都采用了“古史辨”的方法——所谓“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我在《平旦札》中曾经提出：“疑古派怀疑一切的理论，正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强大的世界思潮。这个思潮在西方产生了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崇拜，在东方则恰恰相反，对西方的崇拜带来了对东方的蔑视。”[28]
中国“古史辨派”对“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的经典表述：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勘探古史时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根据这种方法，顾颉刚提出“大禹是条虫”的说法。这实际上是20世纪初日本学者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29]的翻版。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鼻祖是英国史学家康诺普·瑟尔沃尔。19世纪2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引进德国古典学,康诺普·瑟尔沃尔为这期间的代表人物。他第一次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进行了表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30]这种古史观还反映在19世纪中晚期的英语世界标准古典学的教科书威廉·史密斯爵士的《希腊史》中。
西方的“层累造成古史说”之目的是编造种族主义虚假历史的神话。19世纪时，欧洲发明了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所谓“历史科学”，对于此前所编造的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不能满意，于是以比较语言学为根据对前此的各种传说进行扫荡，从而形成属于印欧语系的纯种的古希腊—日耳曼种族伪史。
这种本来是服务于虚构古希腊文明的西方古典学方法，经过日本传到中国之后，形成了中国的“疑古派”的方法，用以对中国古史进行否定，结果充当了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文化”工具。从民国时期到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其基本倾向是向西方的意识形态看齐，陷入了否定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之中。

真文明遭无视，伪文明得追捧的怪现象
西方人没有历史，对照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时自惭形秽；于是，花了差不多前后500年时间，伪造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期证明自己的民族更为绵长而深厚，没有历史遗迹就千方百计新造景点以冒充古迹，于是17世纪时“古罗马建筑遗存”遍地开花。然而，谁知这些纵横数千里、上下两千年的“古罗马建筑遗址”千人一面，既无时代特征、也无地域差别，更无建筑材料、设计者个性的不同，都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可偏偏擅长考据的中国人也相信那是真古董，令人难以理解。所谓古希腊第一古建遗址雅典“帕台农神庙”，本来是土耳其的一座无名神庙，历史上经多次战火，早已成为废墟；西方人先设计好图纸，于19世纪时将其重新修建，土耳其的无名神庙就成了“古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将假古董雅典娜神像放进去供人观瞻顶礼。
再如，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人本来是一群难民的后代，觉得这座城市没有圣人、面子上挂不住，828年有两名威尼斯商人打听到使徒圣马可遗骸存放在埃及的亚力山大港，于是连哄带骗将遗骸偷运回威尼斯，获得全城热烈欢迎，随后兴建了兼具陵寝与教堂意义的建筑，称为“飞狮”，成了威尼斯的象征。[31]由此可见，西方人锻造伪历史与假古董不遗余力。
时下常听人说，西方有识之士早已提出，西方文明已呈没落之势，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世界看东方，东方数中国，中华民族复兴重儒学，众望所归在孔子。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推重的是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的文化传统，《论语》所云“斯文”是也。孔子讲学使用“雅言”，雅者“夏”也，雅言就是“夏言”，中国最早的书面语言就是夏言，四千年不间断的古汉语就是在夏言基础之上形成的。中国最早的辞典名曰《尔雅》，“尔”者近也，“雅”者夏也，尔雅的意思指以夏言为标准对当时各种方言进行训诂的意思。“夏言”为尧、舜、禹所使用的语言。
令人振奋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尧帝的古都——陶寺遗址被发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仅有历史纪录，经过中国考古工作者们不辞辛苦的工作，居然将人类历史上唯一文明的最早遗址完整地发掘了出来，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个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镇，距今4300多年前，该遗址不仅面积超大、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具有国家首都的规模，而且出土了文字，还正巧是“文明”的“文”字；这里有观象台，有大型成套礼乐器等大批珍贵文物出土。像这样完整反映礼乐文明制度的早期大型遗址，在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为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证明。[32]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本来我们可以用人类唯一文明的真遗址、真文物，与古希腊的假文明、假遗址进行对照比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现代人看不懂，我们的子孙未必一定也看不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听说这个可以印证人类文明起源的早期大型遗址，不知何故已经被轻率地回填了……
中国人真大方啊！也许因为中华文明是唯一具有连续不断历史的文明，真的古文化遗存随处多有，于是也就不当回事了吧……

西方中心论——“文明”的怪胎
近三百年来，东方民族逐渐受制于欧洲列强及西方帝国主义，而其思想武器则是被称为“西欧中心论”（意、法、英、德）、“欧洲中心论”（包括俄国）及“西方中心论”（包括美国）的意识形态。我们发现“西方中心论”是以古希伯来《圣经》与伪古希腊为内核，虚构的“东方主义”概念为幔帐，直接杜撰的西方近代民族历史为表层的一个三重结构。
西方中心论的实质为“西体中用”：1.“西学为体”的核心内容为《圣经》上帝选民观念及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观念是西方“文明”的各种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西方民族特殊论及一切“双重标准”的理论基础。2.“中学为用”则是“文明”的怪胎，袭用宋明理学及中国儒学的若干理念，将其核心的道德因素抽空抛弃，滥用“权利”概念，将“天理”的概念偷换成“人欲”的内容。
近现代欧洲是“中学西被”的结果。近现代西方以扭曲了的中国文明成果为基础，打造出冠冕堂皇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反过来凭借这种变异了的“文明怪胎”，打压正版的文明中国及亚非拉各民族。
还是那句话，只有全面认清“西方中心论”的真面目，同时彻底解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才能彰显“中华文明”的光辉。

2016年4月15日于太原东花园


[①]Mingjun Lu: The Chinese Impact upo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5, p.8.
[②] Charles A. Fisher: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36, No. 4, Dec., 1970, pp. 549.
[③] Lynn T. White: Medieval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xiii.
[④][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87页。
[⑤] 参阅[英]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2011年台北远流）、[英]孟席斯《谁发现了美洲？》（2015年台北远流），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2012年台北联经）、李兆良《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2013年台北联经），[加]保罗·夏亚松《口述：最早发现北美洲的中国移民》（三联书店）等。
[⑥]《尚书·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一年确定为366天的明确记载。
[⑦]《史记·历书》：“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史记索隐》：“世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
[⑧]1279年，郭守敬向元世祖报告时，提出在太史院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的想法，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国各地设立二十七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在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在今西沙群岛上），选派14名监候官员分别到各观测点进行观测。郭守敬也亲自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进行观测。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向太史局进行汇总报告。郭守敬根据这些数据，花了两年时间编出了这部《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为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不到26秒。这部《授时历》同现代世界通行的格里历（即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时间上却比格里历早302年。
[⑨]详见董并生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2015年，第456—458页。
[⑩]晏绍祥《执政官年表与早期雅典历史的年代学》，载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编《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161页。
[11]从罗马占领到大宪章的英国历史，基本上都是后世伪造的，详见诸玄识新浪博客。
[12]拉古萨位于克罗地亚南端，现名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面积364平方公里，人口5.6万。现为奈雷特瓦省省会，重要的旅游和海运城市，素有"亚得里亚海滨明珠"的美誉。杜布罗夫尼克（斯拉夫语中译为：橡树林）建于公元7世纪中叶。
[13][法]艾田蒲著《中国之欧洲》，许钧、钱林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下卷，第159页。
[14]这是在希伯来文本、撒马利亚文本和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圣经》之间的差异。
[15][法]安田朴著《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下册，第727—728页。
[16]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下册，第732页。
[17][俄]叶·阿·科斯敏斯基著《中世纪史学史》，郭守田等译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78-179页。
[18]Erik Kooper: The Medieval Chronicle, Rodopi, 1999, p.137.
[19]Henry J. Perkinson: How Things Got Better: Speech, Writing, Printing, and Cultural Change, Bergin & Garvey, 1995, p.92—93.
[20][英]乔治·皮博迪·古奇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上册，第85页。
[21][法]伏尔泰著《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册，导论，第226页。
[22]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导论，第220页。
[23] 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下册，第730页。
[24] 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下册，第731—732页。
[25][美]卡尔·贝克尔著《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27页。
[26][美]马丁·贝尔纳著《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159页。
[27][法]阿兰·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译本，三联书店，1993年。当时中国对英国的称呼：英夷。夷人翻译为野蛮人。按：“野蛮人”的概念出现在“文明”的概念导入欧洲之后。
[28] 林鹏《平旦扎》稿本，第53则。
[29]1909 年东瀛学者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讲演，声称：厘清中国哲学就要研讨中国古代传说。传说的思想背景为儒学，其中人物多与儒学相关。传说常衍变为真实，少有人怀疑与考实，其中可置疑而当否定的是有关“尧舜禹”的传说。他大胆议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以“曰若稽古”起句，皆非当时所记。尧、舜、禹为古代圣王，孔子推崇，然而着实研讨，却有很多值得怀疑的理由，倘能舍弃成见，当不以“吾人之论断”为不当。这就是轰动史界的“尧舜禹抹杀论”。其记录在《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以《支那（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刊出。
[30]C.Thirlwall（1835，第一卷，p.64），转引自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第295页。
[31]详见《威尼斯共和国的故事》导读三，工头坚Ken Worker《海国威尼斯的魅力》，威廉·麦克尔尼《威尼斯共和国的故事》，台湾，广场出版社，2012年。
[32]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编著《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本书洋洋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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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 浙江大学 黄河清教授 撰写的 序言

推翻西方伪史，扶正中华文明
——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受托为诸玄识先生新著《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写个序，深感不胜任。但阅后感慨万千，还是写几句。
首先要说的是，这是一本颠覆性的书，颠覆大量的“常识”，将150多年来西方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文明史”（及伴生的“中国专制史”），整个掀翻在地！
诸先生寓居伦敦，中西贯通，博引西籍中典，文笔平和，但笔底激荡风雷，振聋发聩。
事实上，学术界已经有人质疑西方文明“正史”。梁漱溟先生（我最推崇的民国学界思想家），在五四时期一派西化氛围中大唱反调，写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认为中国、印度和西方文化是三股道上跑的车，最终中国文化更为优越。朱谦之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和《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史》等著作，可谓首创中学西渐之说。近年，何新先生出版《希腊伪史考》，董并生先生出版《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可谓开创了中国学界质疑西方“文明史”的一个崭新阶段。
诸先生不同于先哲今贤，闻所未闻地宣告：古今西方文明并非自创，而是整个地“复制”了中国！
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
说“古希腊文明”出于虚构，中国学界已有很多人觉得受不了。这下说整个西方文明都是抄搬“拷贝”中华文明，那是要让他们彻底地“毁三观”啊！
试举诸先生主要论点：
1.西方复制了中国的时间：现代西方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1540—1609年）是参照和模仿中国历史，建立了“圣经编年”。今天所谓“公元纪元”，只是元朝《授时历》的改写。
2.西方复制了中国的空间：发明指南针的中国，开启了世界海洋时代。
3.西方复制了中国的文明：在蒙古征服、郑和远航、教士使华、丝路延伸和地理连通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科技与文明信息在西方发生了“爆炸性效应”，让欧洲在原始蛮荒的中，获得机遇突然兴起。现代科技总源于中国。现代世界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展开。
诸先生书中还有一些令人震惊的说法：
- 欧洲上古和中古欧洲是原始社会。真正的古希腊是半原始、无文字、频战乱的氏族部落社会，滞留于史前状态。“希腊语”不属于希腊。
-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等人及其著作,都是中世纪后期杜撰的。塔西佗《罗马编年史》是伪造的。
- “埃及学”衍生于汉学。“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共济会、拿破仑和商博良三者的杰作。
- 整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是出自一位德国中学年轻数学教师的酒后赌注以及一位在波斯服役的英国青年的猎奇兴趣。
- “人的文明”和“人的历史”只存在于中国。西方则是“神的社会”，它对于“人”的一切，不是包容和调节，而是禁锢或窒息。
- 西方民主是儒家的成果与变种，孔子是自由“守护神”。
- 美国是“以儒建国”，英国《大宪章》出于伪造。
- 《拉奥孔》雕塑是米开朗琪罗本人伪造。
- 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佬”，黑格尔抄袭中国哲学……
诸先生这些论点，乍看似乎有悖“常识”，细寻却非信口开河，而是基于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学术论证，尤其引征了大量西方文献原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些论点独具慧眼，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权，具有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其实好多“逆天”说法，就来自一些追求真理、富于正义感的西方学者。例如：
- “耶稣是中世纪的人，生于1152年，被钉十字架于1185年。”
-“在11世纪之前，没有一个（西方）文献是可信的。”“西方的世界历史（包括埃及和两河）不会超过1千年，而且在公元1700年之前不存在信史。”
- “伏羲这个人物被变成多个智者的名字，诸如埃及和希腊的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奇斯图斯、希伯来的以诺和波斯的琐罗亚斯德”。
- “许多历史学家都主张，是东方主导中期世界的；但不尽相同的是，哪个文明对世界贡献最大？大多数人倾向于中国是这个千年的领袖……是中国发明了近代农业、造船、天文观测、石油工业、纸币、十进位数学、轮子推车、绕线轮、多节火箭、枪、伞、热气球、棋和威士忌，乃至蒸汽引擎的基础设计……若非中国的航海技术，哥伦布是不可能航行到达美洲的。”
- “太多抄袭中国的（so many plagiarisms from China）！” ……
还有诸先生认为：欧美文明是中华母体的派生与退化，是华夏的“阴阳运动的周期律”的一段极危险的“阳亢”。因为西方文明是征服自然的“无序运动”，导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而中华文明“遥契天道，和合自然”，是“有序运动”。因此，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死亡之海的光明岛”。华夏使人类社会具有了生命性和可持续性。人类文明全部的希望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中国文化扭转乾坤……
诸先生此书比以往国内学者更激烈、更彻底、更全盘地否定了西方历史，高扬了中华文明，其颠覆性是空前的，想必也将在学界引起空前激烈的反响。

我本人也有长期海外生活的经历。受梁漱溟和西哲列维-施特劳斯的启示，1990年底在巴黎写成《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结论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平等“差异”的关系，而不是先进落后的“差距”关系。尤其揭示：西方19世纪兴盛的“进步论”——社会进化论，以物质经济水平衡量一个社会文化的先进落后，物质先进文化就先进，实质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或“欧洲种族中心主义”（列维-施特劳斯语），构成百年中国人深重文化自卑感的总根源。
此后，本人一直鼓呼清算社会进化论，破除国人文化自卑感，为中国文化争取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地位。在中国学界，即使说中西文化平等，已经千难万难，所以没有心力去论证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尽管心里觉得中国的“和”文化——“人与天和（道）、人与人和（儒）、人与己和（释）”的关系上，要比西方文化更高明。
拙著《现代与后现代》是论证西方“现代性”文化陷入困境，转向所谓“后现代”，其实是归合于中国文化，由此证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平等，甚至优越：“西方现代文化是一种‘争’的文化，与自然争，与他人争……而‘争’的文化已被证明有很多问题，西方出现‘后现代’文化现象便是证明。只有与自然和，与他人和，人类才有希望。”（462页）甚至提出：“中国应当实行适度工业化，保持准农业风格，保持一种低消费或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共存……”（452页）还设喻:西方文明像“流彩四溢，蔚为壮观”的焰火转瞬即灭，而东方中华文明像“光影微微”的蜡烛，“久久在黑夜中长明”……（14页）
这些观点，与诸先生完全相同，但在当时还是中气不足。
1999年，深感社会进化论给中国知识精英带来病入膏肓的文化自卑感，又写成一本《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阐明社会进化论在价值、时间和空间上三重否定中国文化，构成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只有破除进步论（社会进化论），中国文化才能正名。
1980年代所谓“新启蒙”那一代知识精英普遍文化自卑，僵固于一种崇西贬中的“河殇式思维”，始终生活在“80年代”。他们膜拜西方，咒骂自己，骂自己文化“落后”“劣根”，骂“祖宗和我们自己罪孽深重”，骂中国从古到今的“专制”，不跟人家那样搞“民主”。他们迷信西方多党宪政，迷信市场万能。其实今日之右，与当年之左，左右是一家，都信奉同一个西方“民主乌托邦”。（参阅拙著《西方民主的乌托邦》）左的法国大革命的龙种已收获过跳蚤，右的美国恐龙种将在中国收获什么呢？
30多年过去了，他们依然迷信西方极乐园，可谓一种真正的“现代迷信”或“新蒙昧主义”。可悲的是，他们如今都成为政府、大学、媒体和文化知识界的骨干力量，具有很大的影响。
当今中国已经在物质经济军事上相当程度地崛起，这些知识精英为何还是那么文化自卑？究其原因，除了社会进化论“先进落后”的原理，还有另一个更隐匿的原因，那就是：西方对中国的百年奴化教育，用一部虚构伪造的“西方文明史”，美化西方文化历史，污蔑中国文化历史，给百年中国人洗脑！
西方人深知，要征服一个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历史的民族，仅靠武力是不够的，必须在精神上奴化之，才能彻底征服。美国学者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申明：“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英国外交官和军官们常常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看做是一个教育过程，一个通过枪炮和笔所进行的、由教育和学习两个方面构成的过程。”所以，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在中国大办教育。外国人办的大学，占了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大半壁江山。
可以说，西方人不仅向中国出口物质鸦片，还出口精神鸦片！
“物质先进文化就先进”，这个社会进化论基本原理所导致的文化自卑，随着中国物质水平的提升，在80后、90后一代青年身上开始渐渐淡去。而今中国人的文化自卑，越来越根本地是出自教育，出自西方虚构的“西方文明史”的洗脑。西方伪史，构成了目前西方精神鸦片祸害中国人最阴险、最长效、最剧毒的部分。
而诸先生这本《虚构的西方文明史》，提供了国内学界闻所未闻的西方史料，全盘彻底地推翻了“西方文明史”，全盘彻底地为中华文明正名，具有空前的学术意义。诸先生直探要害，整体地否定西方伪史——当今国人文化自卑的主要缘因，将极大地有助于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
非常同意诸先生的结论：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也基本同意诸先生四个“划时代的50年代”：1750年代，西方崛起；1850年代，西方超过中国；1950年代，西方衰落；2050年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许可以把西方超过中国推前50年到1800年。最同意的是“1950年代”的“划时代”。尽管我与诸先生对于苏联和美国对华关系的历史，观点不尽相同，但诸先生认为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遏制了美国的海洋霸权，敲响了西方海权的丧钟，标志了西方的衰落，我完全同意。
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在毛泽东领导下，抗美援朝战争抵挡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海洋暴力”。是毛泽东力挽狂澜，以西方之“阳”、克西方之“阳亢”，给积贫积弱到谷底的中国注入了阳刚之气，从而使中国实现了“强”。有了“强”，和平有保障，“富”是自然而然的事。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了西方由盛转衰，毛泽东厥功至伟。

还同意诸先生认为2050年，随着以中国为主轴的“海陆有机、丝路经纬、洲洋整合、共赢互惠”，“中华重新成为‘天下太平’的中坚。汉语和人民币分别取代英语和美元的主导地位。”诸先生的这一眺望，极具有洞见性。可能这一前景会稍稍更晚一些时日实现，但它必然实现。
我同样坚信，中国将重新恢复历史性大国地位，中华将重新成为“中国”——天下之中，人类文明的中心。西方“现代性”文化涵有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注定是一种自杀性的文化：人类中心主义——反自然；个人中心主义——反社会。唯有中华文明崇尚“天人合一”，人与人和，才可以久远，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我曾与当年契·格瓦拉的战友、法国哲人雷吉斯·德布莱，讨论过中国文化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人文主义”，并据此认为：中华“尊重他人”的文化必将取代“统治（奴役）他人”的西方文化。“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将趋于终结，“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正在来临……
西方只是“武化”，而非“文化”（文明）。所谓“武化”，就是亨廷顿所说“整部欧洲历史，战争是常态，和平是非常态”。西方的崛起并非因为其文化的优越，而只是靠了“有组织的暴力”。待到毛泽东让中国也具备了可以与西方抗衡的“有组织的暴力”，西方的衰落便是注定的，一发而不可收拾。君不见当今之时，以联合国为框架、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正日陷困境，而以一带一路为框架、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正方兴未艾……

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根本前提。而西方伪史的百年流毒，严重阻碍了国人的文化自信，阻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27年前我就在拙著中呼吁：“今天中国最需要启蒙的不是百姓大众，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受西方伪史毒害最深，最文化自卑。
诸先生这本《虚构的西方文明史》是开创性的。因为至今尚无有人如此深地探入西方学界，引用如此丰富的外语原文史料，证伪“西方文明史”。本书可以说是打开了一扇大门，里面有无数的路径，可以让后人进一步探究。书里的有些论点，也许可以存疑，但这本书空前地打开了我们的思路。
全面推翻西方伪史，扶正中华文明，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未来几代中国青年学子持续接力才能完成的事业。我觉得我和诸先生这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为这项伟大事业开一个好头。
诸先生为这个开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敢称之为序，只是信笔写来，表达一点对诸先生的敬佩之意。

河清

丁酉夏末 于杭州西湖之畔

下面，是 本人 阅读 后的 读书感言


浮云遮不住，大道正回归
----读诸玄识先生《虚构的西方文明史》的感言

继何新《希腊伪史考》、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之后，诸玄识先生的《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近日出版了。
诸玄识先生用来自于西方的大量文献资料，论证了这样的事实：
1、“西方文明及其一切方面都是伪命题”：“西方文明源于中国……基于中国成果的西方‘文明要素’是：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国家制度、自由经济和哲学思想等”；“西方的‘历史’源于中国”。
2、人间有大道，人类行大道才有未来：“中华文明驱动的是‘道的运动’”，而所谓的西方文明是“中华派生矛盾的对立面----文明的怪胎”。
关于此书精华与独到处，林鹏先生的《略论“中学西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e2f7890102x6el.html），黄河清先生的《推翻西方伪史，扶正中华文明》（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5df8390102x4rr.html），这两篇序言已经做了精彩的论述，我就不赘言了。

一
我很怀疑，诸玄识先生的这部著作，能否登“大雅之堂”----获得学术界积极而公正地对待。
目前，任何怀疑西方世界的文字，一旦进入“学术界”，都无异于秋行夏令，不合时宜。何新先生的《希腊伪史考》已出版多年，董并生先生的《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于去年出版，无不遭到“学术界”的“三不”冷遇：不知道（假装）、不传播、不评论。个别沉不住气的“学者”，则要么口出脏言，要么诬之为“民科”。
如此“学术氛围”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鸦片战争爆发后，某些人患上了“恐洋症”，所以，洋人毫不费力地在中国大地上圈占了大批的租界。
辛亥革命后，胡适之流把持的学术界，患上了“媚洋症”，他们竭尽全力把洋人塑造成高大上，处心积虑地把自己的祖宗描绘成假丑恶。
《河殇》之流问世后，“媚洋症”发展为“跪洋症”，某些人索性匍匐在洋人面前，以洋人为“真理”的化身、精神上的“主子”、肉体上的大脑，进而痛恨黄河、黄土地，以黄皮肤为耻。在这些不愿堂堂正正做人，跪惯了洋人的“学者”看来，当今中国任何超越洋人的言行，比如高铁的诞生，比如加强国防建设，比如民族复兴的提出，都是欺君罔上罪不容诛的。
中国必须永远跪在洋人面前----就是“跪洋症”者的思维模式，自然，对洋人的任何怀疑，都是大逆不道的、“反人类”的行为。
没有自己头脑的《河殇》之流，完全失去了思考问题的能力。他们近乎的基本逻辑是：因为欧美人今天了不得，所以，他们自古了不得。
对于“古希腊文明”，“跪洋族”们比洋人还要崇拜。
继何新和董并生专门揭露希腊伪史之后，诸玄识以大量的文献资料论证了“古希腊哲学是中国翻版”，“文艺复兴伪造柏拉图等哲学家”。
对“古希腊”， 我没有什么研究，但是，基于常识，我便推断出历史上不可能诞生什么“雅典文明”。
希腊半岛是一片穷山恶水之地，位于只适宜于种植葡萄、橄榄等作物的地中海气候地区。不出产主粮、贫瘠的山区，在二、三千年前，是典型的不宜人居的地方。葡萄与橄榄，绝对支撑不起高大上的雅典文明。洋奴们声称，雅典玩的是商业文明。且不论雅典生产、销售什么，也不论同样是地中海气候的地中海沿岸是否有粮食卖给雅典，也不论天天与雅典打仗的地方是否愿意卖给雅典粮食，我只是请洋奴们计算一下：如果雅典有十多万人口，即便是二三万人口，一年得消耗多少粮食？在二、三千年前，在没有帆船的时代，那些粮食是如何运到雅典的？我曾经撰写过《克里特岛上诞生过强大的“米诺斯王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b7f3810102ebw4.html，大家可以参阅。如此常识性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所谓的“古埃及文明”（《 神奇的古埃及有多大版图？有多少人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b7f3810102xsqd.html）。
一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方，能发展出引领世界的先进文明？一群天天饿着肚子的人，能有心思琢磨天上有几颗星星、地上有几个真理？
直到中国明朝中晚期，欧洲大陆依然是一片蛮荒。法国19世纪的学者丹纳说：“到1550年，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黏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像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至于法国，到15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像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歌德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16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
诸玄识告诉我们，是中国文化，教会了欧洲人如何生活。

二

值得指出的是，洋人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早在牛顿时代，西方人伪造历史之风，就到了疯狂的地步。但是清醒者也大有人在。诸玄识说：“英国科学家牛顿着迷于中国编年史。据此，牛顿批评西方学术造假歪风，他发表了《古代王国的编年史》，以期拨乱反正。”
上述几部揭露西方伪史的著作，所引用的资料，基本来自于西洋人的著作。诸玄识先生为撰写《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一书，多年废寝忘食于西洋的图书馆，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英文文献资料，将诸多铁证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以为，跪惯了洋人的“学者”们，对洋人也该一视同仁，认真对待这些揭露西方伪史的舶来品。
有些人坚称，西方自古先进，最早发现地球是圆的，最早探讨地球中心与太阳中心，最早绘制世界地图，等等。
诸玄识指出了一个为洋奴们所回避的常识性问题：欧洲地处高纬度地区，这是一个粮食产量极低的地区。在这里搞游牧，也许还行；搞定居农业，那就不容易了。生存艰难之地，必然战乱不止，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没完没了的相互屠杀。欧美人亲情淡薄，大体源于这弱肉强食的战争文化。事实上，一部欧洲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如此环境，谁有功夫有心情去研究天上的事情？
依据西方文献资料，诸玄识指出：“耶稣纪元来源于华夏授时”，所谓的格里高利历，原来是中国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的翻版！
其实，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发现，所谓儒略历的故事，本身就是乱七八糟的童话，完全经不住推敲。
据说，公元前46年，罗马帝国的老大恺撒组织学者编了一部历法，一回归年365.25天。就此，欧洲开始了儒略历时代。据说，俄罗斯一直沿用儒略历，即俄历。
著名的十月革命，并不是发生在公历1917年10月，而是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这就是说，误差已累计至13天。
根据这个儒略历活化石，我们可以不查任何资料，做一个简单的倒推。
儒略历，一年365.25天，每4年闰1天。今日公历为年365.2425天。
那么，实行儒略历，
1、每4年会透支0.03天：
0.2425×4 – 0.25×4﹦ -0.03天
2、每133.33年，会透支1天：
1÷0.03×4=133.333年
3、透支13天历时：
133.333…×13 ﹦ 1733.329年
4、以1917年计算，那么，儒略历的元年应该是：
1917年 －1733.329年﹦ 184年左右，即中国东汉时期。
显然，如果儒略历真的存在过，那么，它的起始年应该在公元184年左右，与什么凯撒大帝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至于耶稣纪元（基督纪元），更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了。诸玄识指出：欧洲“17世纪的著作仍然记载耶稣诞生于11—12世纪”。
更加显而易见的是，1667年，巴黎天文台成立，这是法国 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1675年，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这时，明朝已经灭亡30多年了。
一个没有天文台的地方，是如何搞出儒略历、格里高利历的？只有耶稣知道。
一个没有天文台的地方，是如何搞出太阳中心与地球中心的？同样，只有耶稣知道。

三

我一直认为，西洋人发达后，拔高一下自己的祖宗，树雄伟一点的碑，立高大一点的传，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因此，对于揭露西方伪史，我毫无兴趣。在《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中，我就表达了这一观点。
我之所以参与到揭露西方伪史中来，是因为得了“跪洋症”的那些人过于猖獗，终日胡言乱语，误人子弟。中国要发展，要复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大写的人前赴后继地奋斗。
我多次谈及这一段历史。唐朝初年，大唐的边疆，如同突厥的后花园。唐高祖刚刚禅位于太宗的武德九年（626年）八月，“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唐太宗只好与他们会盟。根据《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安府君墓志铭并序》，面对颉利可汗陈兵三十万于长安城下，通过沟通，颉利可汗同意谈判，但是要求唐太宗亲自来谈，而且不得带随从。唐太宗只带了这位名叫安元寿的卫士，亲自到颉利可汗帐中。显然，这极其冒险又迫不得已。双方谈了些啥，不得而知，反正突厥退兵了。
无疑，这是千古屈辱。经受如此屈辱，唐太宗君臣没有一人论证“全盘突厥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大唐男人都是纯爷们。突厥退兵后，唐太宗立即召见文武百官，他说：自古以来，突厥和中国都是此消彼长，各有盛衰之时。中国奋发图强，突厥就衰落；中国不思进取，突厥就强盛。从现在起，士农工商各安本业，军人要苦练弓马。唐太宗说到做到，亲自带领将士们练兵。
四年之后，大唐军队主动出击，突厥颉利可汗成了大唐爷们的阶下囚，后来当上了唐太宗的卫士。不久，唐太宗成为已知世界的“天可汗”。
汉唐盛世，是血性男儿创建的；身患 “恐洋症”、“媚洋症”、“跪洋症”的一群，除了败家，便是爬行。
四
诸玄识先生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既有的卓越贡献、对人类未来的引领价值。历史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血脉----中华文化是高贵的，我们的祖先是伟大的。
政治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选贤任能和科举取士的制度。
经济上，直到鸦片战争爆发那一刻，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科技上，宋朝就编制出与现行一致的历法。
文化上，京剧昆曲黄梅戏，融歌剧、舞剧、话剧、诗书画于一炉，实乃大美。
军事上，我们祖先的行动，三次直接改变欧洲历史。汉朝打败匈奴，唐朝击溃突厥，而匈奴、突厥分别灭西罗马、东罗马；蒙古大军的成果更是尽人皆知。
生活上，当林黛玉穿着丝绸、品着茶、吃着中国菜，吟诵《葬花吟》的时候，欧洲的国王王后正在随地大小便，拒绝洗澡。
正当中国处于最艰难时期的1939年，钱穆大师在他的名著《国史大纲》开篇便说：“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今天，中国崛起已成势不可挡之势。这，已成为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国正在快速进步，还会继续进步。
“恐洋症”、“媚洋症”、“跪洋症”的一群，到了该调整心态的时候了。Lawrence H. Summers教授，是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这里，摘他《Grasp the reality of China’s rise》http://larrysummers.com/2015/11/09/grasp-the-reality-of-chinas-rise/中一段话，供“跪洋族”玩赏：
In the years ahead, China is likely to account for between one-third and one-half of growth in global incomes, trade and commodity demand, and its significance will only increase as its share of the world economy rises.

本人的体会，原文

《浮云遮不住，大道正回归----读诸玄识先生《虚构的西方文明史》的感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b7f3810102xt8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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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 诸玄识 简介

@特别郁闷 2017-10-10 19:50:24
一哥们国庆去了趟埃及阿联酋，回来最大的感受却是六个字：中国还差得远。
1、很少看到汉字。除了几家吃饭的饭馆。
2、很少看到有关中国的新闻。也许没新闻就是好新闻，但应该还是与影响力有关吧。
3、很少看到中国车。只看到一两辆奇瑞（也许还是沾了那什么沃尔沃的光）。除了欧美就是日韩。
4、很少看到中国品牌。不管是广告还是产品。哪都有希尔顿看不到锦江之星，哪都有麦当劳看不到狗不理。
5、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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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书感言中已经说了：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今天，中国崛起已成势不可挡之势。这，已成为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中国正在快速进步，还会继续进步。
“恐洋症”、“媚洋症”、“跪洋症”的一群，到了该调整心态的时候了。Lawrence H. Summers教授，是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这里，摘他《Grasp the reality of China’s rise》http://larrysummers.com/2015/11/09/grasp-the-reality-of-chinas-rise/中一段话，供“跪洋族”玩赏：
In the years ahead, China is likely to account for between one-third and one-half of growth in global incomes, trade and commodity demand, and its significance will only increase as its share of the world economy rises.

@大国情怀 2017-10-10 20:02:24
楼主，请等等慕降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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