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雅典以后，亚里士多德周游希腊各地，了解各城邦的政治、社会情况。之后他和狄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一起考察动植物，写出了许多动物学著作。狄奥弗拉斯特既是柏拉图学园的学生，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大弟子，在亚里士多德死后成为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的掌门人，他写了许多植物学著作。狄奥弗拉斯特的生卒年份跟中国的孟子几近吻合，相差不过一两年。亚里士多德在42岁那年应马其顿国王腓力之聘，担任13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柏拉图一辈子都想做帝王师，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一目标甚至几次死里逃生，没承想，这个愿望却被亚里士多德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亚历山大后来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在所征服的土地上传播了希腊的文明。亚里士多德曾向腓力建议对雅典等城邦采取和平政策，这一点，腓力父子二人都做到了。47岁时亚里士多德开始写《政治学》第七卷。

公元前33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遇刺去世，20岁的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49岁的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在雅典城东北郊的吕克昂筹办学校，后人称之为吕克昂学园。
亚历山大没有白受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挥师东征波斯，他在所有的远征中都随军带着工程师、地理学家和测量师。这些人绘制了被征服国家的地图，记载下这些国家的资源，搜集了大量自然、历史和地理的资料，派人不断地给亚里士多德送来动植物标本和各种资料，这些为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近代欧洲国家的统治者继承了亚历山大的这个好习惯，英国军队和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在远征时也总是带上一些各领域的科学家以便搜集自然资料，进行科学研究。
在吕克昂期间亚里士多德写下大量著作。公元前323年，年仅33岁的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病逝，失去靠山的亚里士多德被雅典人控告“不敬神、危害雅典”。这是雅典人第三次以渎神罪迫害哲学家并欲置之于死地，第一次是迫害阿那克萨哥拉（杀人未遂），第二次是毒杀苏格拉底。雅典虽然是个伟大的城市，但总有一些针对哲学家的迫害狂让雅典背上恶名。虽然其他地方也有针对学者的迫害，但都没有雅典这样臭名远扬，因为雅典人迫害的都是“人类导师”这一级的人物，“苏格拉底之死”经过柏拉图著作的传播更是尽人皆知。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学过中国的三十六计，但他还是深谙“走为上”的生存铁律，为了不让雅典人“第二次对哲学犯罪”，他逃离了雅典城邦。次年，62岁的亚里士多德因经受多年胃病折磨而客死他乡。

人们通常把亚里士多德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其实不仅仅如此，因为亚里士多德不只是整理和记录下了当时所积累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他还写下了大量的开创性的著作，为人类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他的著作可以分为三大类：（1）理论的科学，包括物理学、动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逻辑学以及被后人称为形而上学的哲学；（2）实践的科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3）创造的科学，即诗学。实际上这三大类基本上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哲学等各大领域。我们现在的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本上都是由亚里士多德奠基的或开启的。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既是覆盖众多学科的全新理论体系，又是人类最早的且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是人类的第一套百科全书。

在17世纪科学革命以后，有人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称为精神枷锁。需要说明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本身不是精神枷锁，相反，它是对蒙昧时期人类思想的启蒙，它的进步性在人类历史上至少保持了1600年之久，直到13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把它变成宗教教条，它才在一个时期被屈“尊”为精神枷锁。实际上阿奎那的教条也不是不可质疑的，在中世纪的后期，大学里的学者们就公开对亚里士多德的一些物理学观点提出批评，并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这些探索成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先声。
伽利略等科学先驱之所以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确实有东西可反，他们不反巴门尼德、不反柏拉图、不反世界各地的其他先哲，是因为这些先哲没有提出什么值得去反的东西，没有提出值得研究的自然科学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没有物理学，也没有科学，只有自然哲学以及几何学、修辞学。希腊最早的哲学家都是自然哲学家。自然哲学是从古希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伊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城邦的泰勒斯开始的。伊奥尼亚在现在土耳其西部靠近沿海一带。

科学实际上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科学的特点：首先，它是分科的学问，对客观事物划分领域进行研究，对具体的庞杂的事物进行分类研究，这是科学的外在的明显特点；科学还有其内在的特点，那就是以事实为根据，具体地说是以观测的事实为根据，以逻辑推理和实验归纳为工具。
只所以说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科学，是因为他第一个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分科研究：关于物质及其运动的物理学、动物学、地理学、天文学，另外还有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学、伦理学等。在方法方面，亚里士多德建立了逻辑学，使人们可以自觉地运用逻辑推理工具；他还亲自动手进行实验观察，对客观事物、现象进行分类分析，并提出了归纳方法。

当然，亚里士多德创建的科学是粗糙的，他在具体问题上的许多观念存在着错误。首先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之前的自然哲学还处于一个原始的阶段，当时缺乏观测资料，更没有科学方法和理论。亚里士多德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科学方法和粗糙的科学体系，已是很大的飞跃。第二，亚里士多德不是数学家，不注重精密计算，他不可能创建精密化的定量科学。一百年后的阿基米德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他第一个创建了精密物理学，发现了可以用数学形式来描述的精确的物理学定律。17世纪定量科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实际上其中的领军人物如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都是杰出的数学家。这期间的其他科学家以及之后的科学家也都开始注重数学工具在物理学中的应用。
亚里士多德主观上也不主张对自然科学采取精密的研究方法，这也是他没有发展出精密物理学的一个根本原因。他说：“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求高度的数学精密，精密只是超物质问题上有此需要。全自然既假定着具有物质，自然科学便不需要过度精密的方法。我们必需先研究自然是什么，再进而考察自然科学所讨论的是些什么。”（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6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观点放到自然科学初创的时代去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亚里士多德在创建物理学时并不认为物理学可以带来技术进步，他对物理的探索纯粹是为求知而学术。他说：“因为物理学之学和其他学术一样，专研一个门类的事物，这类本体，其动静皆出于己，故物理之学既非实用之学，亦非制造之学。凡物之被制造，其原理皆出于制造者──这是理知或技术，或某些机能；凡事物之被作成者，其原理皆出于作者……”（《形而上学》第118页，同上）他把客观物质世界的原理跟技术制造的原理完全割裂开来，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认识局限。

古希腊的雅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城邦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民主社会里自然免不了持各种不同政见者的相互争执，对政治、对社会道德、对客观事物的各种不同意见不断地相互碰撞，所以这个时代特别流行辩论术。亚里士多德正是从辩论术中总结出了人们必须去遵守的“同一律原理”。他在《形而上学》这部伟大著作中讲到：“有一个原理我们不可为之掩饰，而且相反地，必须永久承认其为真实──这就是‘同一事物不能同一时既是而又不是，或容许其它类似的相反两端’。关于这样的真理，虽有各别实证，却没有完全的普遍实证。因为要完全证实某一原理，必须由一个更确实的真理为之包涵，而对于这真理，我们找不到更确实的真理。谁想向一位执持相反论点的人证明他是错误的，他必先要求对方承认与此恰是相同的原理──这原理就是‘同一事物不能同时既是而又不是’；唯独如此，他才能将自己的论据向那位在同一主题上确乎执持相反论点者作出实证。参加辩难的两方必须默契此意；如其不同意这一规律，他们的辩论怎能进行？”（《形而上学》第216页）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也指出了这一原理的基础性和公理性，不可能找到更为基础的原理来证明这一原理。

在讨论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规范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不矛盾律，他说：“凡为每一个有些理解的人所理解的原理必不是一个假设；凡为有些知识的人所必知的原理当是在进行专门研究前所该预知的原理。现在，让我们进而说明什么是这样一个最确实原理。这原理是：‘同样属性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这就是一切原理中最确实的原理。”亚里士多德强调了不矛盾律的自明性，他指出：“我们现在认为任何事物不可能在同时既是而又非是，并且认为这原理能自明为一切原理中最是无可争论的原理。有些人甚至要求将这原理也加以证明，实在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教育；……一切事物悉加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将作无尽的追溯。而最后还是有未加证明的）；假如承认不必求证的原理应该是有的，那么人们当不能另举出别的原理比现在这一原理（矛盾律）更是不证自明的了。”（《形而上学》第63页）

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在相反叙述之间也不能有间体，于一个主题我们必须肯定或否定一个云谓。”（《形而上学》第79页）这就是“排中律”。
既然不矛盾律和排中律都是自明的公理，那么应该人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还要专门拿出来加以强调呢？因为在当时的辩论中确实存在着大量违反这些基本规律的现象，结果这样的辩论都无法辩出个是非真假。不仅如此，之前的著名自然哲学家也违反这些原理。古希腊的第一个辩证法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违反过不矛盾律，认为一切事物既是又不是；而阿那克萨哥拉则“在两项相反之间设立间体”。

在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分类中，一类是“诗的”科学，一类是“实用的”科学，一类是“理论的”科学。“理论的”的科学分为数学、物理学、哲学。在这个分类法中没有逻辑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没有把逻辑作为一门科学，而只是看作科学的“工具”（organon）。因此，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是世界的规律，而只是思维和语言必须遵循的规则。我在《信息之巅》中讲到“知识的工具”时说过，工具是有层次性的，在人类的全部文化中，一般性的东西是较为具体的东西的工具。同一律能够成为科学的工具，恰恰是因为它是最一般性的东西，是最具有理论性的东西，因而同一律是世界中最基础、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
有人认为同一律完全是对思维过程说的，并不要求客观事物保持同一、绝对不变。的确，同一律是从语言辩论和大脑思维中总结出来的，但是这一规律绝不只是一个主观世界的规律，它一定是来自客观事物，然后才能要求主观的思维和语言的表达必须去遵守它。

亚里士多德深入研究了作为数学推理的基本原理，并将它们区分为公理和公设。公理是一切科学公有的真理，而公设则是某一门科学所依赖的第一性原理。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公理实际上就是逻辑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逻辑的基本规律，即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伟大的几何学家欧几里得运用公理和公设方法在《几何原本》中建立了恢宏的几何学大厦，这是人类建立的第一个完整、严谨的科学体系。《几何原本》成为后世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的光辉典范，后来的所有科学理论无不运用公理和公设的方法，即后人所说的“公理-逻辑方法”。阿基米德的静力学和流体力学、牛顿的动力学都是这一方法的杰作。

亚里士多德是人类探索、发现、认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转折点。在他之前，哲人们主要是靠思辨来提出关于世界的理论，例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柏拉图的相论都是如此。原子论对于近代化学、现代原子论、现代的量子论以及基本粒子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论关注的是事物的共性和事物的不变性，或者说它关注的是事物的分类、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事物的规律性，而这些是正是科学研究的内容。尽管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对科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投入到实际的科学活动中去。第一个真正投入到科学实践并从中总结出科学理论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对物体的运动进行过大量的观察和总结，他做过大量的动物解剖实验并总结出人和动物的生理结构、生理过程和原理。亚里士多德还从思维和语言中分析、归纳、总结出比较完备的演绎逻辑原理和推理方法，为科学和数学的推理奠定了基础。如果说科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活动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科学的起点。亚里士多德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完成了空前宏大的哲学体系，同时他也完成了从哲学到科学的转向。
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是开放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就是说后人可以在实践活动中发现新的事实、新的规律，也可以在新发现的基础上纠正旧的理论中的错误。吕克昂学园的继承者狄奥弗拉斯特对大量的植物进行了考察、分类，建立了初步的植物学。他还放弃了亚里士多德的所谓“目的因”，主张科学关心的只是“动力因”。他建议用自然事物中的过程来说明自然现象。吕克昂学园的第三任掌门人斯持拉托还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的部分错误进行了纠正。

亚里士多德的缺点是在自然哲学的问题上过于依赖思辨。思辨如果脱离坚实的事实基础（如公理）就容易产生臆想。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之所以能够避免亚里士多德那样的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完全依赖坚实的公理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近代科学家们的成功就是得益于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方法和亚里士多德开辟的道路。公理──逻辑方法在本质上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三段论方法。
亚里士多德为人们提供了构建“公理──逻辑”系统的方法，但是他没有构建出一个“公理──逻辑”的知识体系（也称公理化体系）。他通常的做法是：先广泛搜集整理各种观点，罗列各种难题，然后加以详尽考察，从而找到解决的方法。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建立知识体系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分析──归纳”的方法。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没有运用他的公理逻辑方法，是因为运用这个方法的前提是先要有一个公理（公设）系统，就物理学而言，这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还做不到。那个时候逻辑推理的用武之地主要在数学领域，亚里士多德尽管通晓当时的数学知识，但他不是一位数学家，他似乎也没有把兴趣放到数学的研究上。亚里士多德的兴趣极其广泛，而像生物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领域基本上没有数学推理的用武之地。
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曾用一句话概括了亚里士多德的一生：“亚里士多德出生，思考，而后死去”。的确，亚里士多德的一生就是思考的一生。这看起来似乎亚里士多德的一生过得非常单调无趣。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亚里士多德一生经历了两段宫庭生活、两段学院生活，中间有一段游历生活，最后因形势所迫过上了流亡生活，其人生经历远比常人丰富。他学习和研究的内容更是无所不包、广博多彩。亚里士多德虽然有满脑子的学问，但他并不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乏味学究。相反，他特别喜欢穿衣打扮，年轻时是一个时髦青年，50岁以后也是逍遥自在。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园的林荫道上边散步边给弟子讲课，这是让今天的学子和先生们多么羡慕和向往的美妙情景！他的学派因而被称为逍遥学派。

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可以算作同一个时代的人，德谟克利去世的时候柏拉图是57岁，亚里士多德14岁。柏拉图是雅典人，亚里士多德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雅典学习、著述和讲学，德谟克利特也曾在雅典长期学习和著述。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域和城市，产生了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影响深远的三个伟大理论，这是古希腊和它的奇迹般的城市雅典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就古希腊对人类的思想贡献和科学贡献而言，它先后出现过三个奇迹城市：早期的是爱琴海东岸伊奥尼亚的米利都，中期的是爱琴海西岸希腊本土的雅典，后期的是地中海南岸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城）。米利都代表的是古希腊科学思想发育生长的少年时期，雅典代表的古希腊科学思想日趋成熟的青年时期，亚历山大里亚代表的是古希腊科学思想果实累累的壮年和晚年时期。

3. 亚里士多德之后

亚历山大帝国解体以后，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们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带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此后的希腊文明时期被后人称为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成了希腊化时代的最大的学术中心，在这里成长起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包括我们熟悉的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
亚历山大里亚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时期的学术中心，是因为当时的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是一位科学发烧友。托勒密是亚历山大幼时的好友，后来成为亚历山大麾下大将，他在亚历山大死后成为被亚历山大征服的埃及这片土地的统治者。托勒密年轻时和亚历山大一起跟着亚里士多德学习，这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像亚历山大一样重视科学研究。托勒密聘请亚里士多德的再传弟子、吕克昂学园的第三任掌门人斯特拉托（Strato）做他儿子的教师，并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学园──缪司（museum）学园，它是以希腊的文艺女神的名字命名（司艺术和科学的共有九位女神，统称缪司女神）。后来的“博物馆”一词就源自这里。学园拥有一个藏书达50万册的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一个动物园、一个植物园、一个天文台和许多解剖室。学园聘请了上百位教师，这可是当时前所未的、此后一千多年也未被超越的庞大师资力量。这个学园持续了六百年之久，但它产出科学成果的黄金期只是前二百年。
希腊化时代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学术中心，一个是小亚细亚的柏加曼（Pergamum），这是古罗马最著名的医学家盖伦的出生地；另一个是意大利南部西西岛上的叙拉古（Syracuse），又译锡拉库萨，它是阿基米德的出生地，阿基米德年轻时到亚历山大里亚留学后又回到叙拉古进行科学研究。

逻辑体系的创建大师是亚里士多德，逻辑推理运用大师则是欧几里得。


欧几里得

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330-前275年）是希腊化时代三大数学家之首，另两位是阿基米德和写出《圆锥曲线论》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欧几里得在总结前人的几何学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几何学的公理体系，并用逻辑方法写出了十三卷本的几何学巨著《原本》，我们现在学习的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都没有超出两千三百年前《几何原本》的内容。《几何原本》大概是亚历山大里亚缪司学园的课本。除此之外，欧几里得还有《光学》等5本著作流传至今。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成了之后两千多年数学的光辉典范，后人的数学体系几乎都是按着他建立的“公理──逻辑”结构体系去建立的，就连牛顿那部伟大的物理学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都是遵循了欧几里得这一模式。《几何原本》的内容当然并不都是欧几里得自己的研究的成果，他是把前人的几何学成果搜集起来，用公理化结构和逻辑论证方法进行了体系化编排。亚里士多德已经对公理──逻辑方法有了系统的总结，而第一个对它付诸实施的则是欧几里得。
欧几里得出生于雅典，可惜后人对他的身世知道得很少。欧几里得比亚里士多德小54岁，亚里士多德去世时欧几里得只有8岁。欧几里得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出身，他出身于培养出亚里士多德的柏拉图学园。欧几里得在柏拉图学园里学习了前人的几何学，不过对欧几里得影响最大的还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虽然欧几里得不可能聆听过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教诲，但他后来离开雅典到了亚历山大里亚，他应该曾受教于亚里士多德的再传弟子斯特拉托（公元前约340-前270年），至少在这里受到了斯特拉托等人的重要影响。欧几里得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写成的。

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饭馆在公元389年的一次基督教人叛乱时被烧毁了，缪司学园在公元640年被另一大宗教的教徒毁掉了。公元529年，雅典的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都被拜占庭皇帝查士尼查封。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人类早期关于地球是平的、地下和上空都是水的学说又恢复了。人类文明的倒退很多情况下是宗教和政治对学术的不当介入造成的。权力对文明的贡献就是它要给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工匠，提供发现、创造和表现的充分的自由空间，最好还能再给他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就像托勒密一世所做的那样，俄罗斯的彼得一世做得也不差。一个没有权力对公民的研究创造进行干预、只有权力去维护和平与公平正义的社会也是有利于文明进步的，这样的社会通常是公民自治的法治社会，古希腊的雅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社会。

对于亚里士多德在科学上所起的作用，科学界以及科学史界的评价负面的较多，这直接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对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使得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普遍印象就是一个保守的老顽固，是科学发展的阻力和绊脚石。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论断非常典型，他提出亚里士多德在科学上的权威性是“对科学进步的一个严重障碍。从17世纪初直到现在，几乎每一项重大的进步，都必须从批判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教条做起”。他虽然批评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在科学上的权威性”，但实际上伤及的是“亚里士多德在科学上的作用”。从罗素的这句话，我们应该可以读出跟字面相反的意思：在两千三百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提出并试图研究了几乎所有的科学问题，显然，亚里士多德是科学领域的开拓者。另外，科学史家们大都没有特别指出，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话当成教条，吕克昂学园的学生们也没有把亚里士多德的话当成教条，使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成为教条的是亚里士多德去世一千多年以后才出生的保守派。
的确，掀起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科学家们，大都是从批驳亚里士多德的言论起家的，我们都知道，在天文学方面，哥白尼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然后在物理学方面，伽利略批驳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再后来波义耳否定了亚里士多德一些涉及化学的结论。实际上，伽利略并不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置疑的第一个人，早在14世纪，英国的牛津就有了小群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理论中在子弹运动问题和落体加速问题上的两个最薄弱的论点提出了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