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没有信仰是因为中国文化在逻辑上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的世界观是一种二元的世界观，这意思是西方人认为眼前被人类感官感知的现实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是现实世界背后的理念世界、精神世界、本质世界等等，不同的思想家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以普通老百姓比较熟悉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这一对概念来说，大多数人都知道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高端，而精神世界所以成立依赖的就是信仰。物质世界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的，因而其存在没什么可疑，但精神世界却不同，你看不见摸不着，因而对此只能靠信仰来建立。基督徒为什么信仰上帝，就因为上帝的存在是不能用现实世界里的事物来解释的，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就是因为没有一个雕像可以表现出上帝的伟大。基督教里有一句话叫：“正因为上帝存在无法让人相信，所以我才对上帝坚信不疑”，意思是上帝如果能被你们这伙屁民理解，那还是上帝吗？正因为你们理解不了，所以那才是上帝。自古以来信仰就是如此地不讲道理，讲道理的就不叫信仰了。

中国人的世界观则是一种一元世界观，也就是认为除物理世界之外不存在其他的世界，给精神世界完全没有留下存在的空间，那么自然就没有信仰的意义了。古代中国的确也有“上帝”这个词，也有本土的道教、外来的佛教，甚至基督教也很早就传到了中国，但中国的老百姓们却从来没有建立起西方那种信仰的模式，反而在历史上时常有“三教合一”、“五教合一”之类的说法，就是想把当时中国的各种宗教融合起来。以西方人信仰的角度看，任何不同的宗教都是不可能融合的，精神世界的存在只能唯一，“精神”就如同女人一样，本性上就是独占的，哪会允许你对别的女人有想法？别说偷看，动动心思就是犯罪。教堂里都有一个忏悔室，就是为那些收不住心偷看的教徒们准备的，跟主动回家跪搓衣板的性质差不多。其实西方人不仅不可能宗教融合，而且就单单一个基督教就分化出无数的流派，相互间争斗不休。

一元世界观，一切问题都在现实世界里解决，这话说起来容易，但问题是如何解决呢？古代西方人的道德建立在对宗教的信仰上，上帝怎么说西方人就怎样做，社会道德由此建立。不管这建立起来的道德是否真的道德，总之西方人靠宗教信仰有了道德。而现代西方人的道德则建立在人权、自由、法治等抽象观念上，中国的公知们对这些抽象观念信仰得比外国人还厉害，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不相信人权、自由，那么怎么可能有道德呢？公知们顺着外国人的调调指责中国人没有信仰，从而指责中国人没有道德。这些指责只是西方逻辑下产物，并非中国文化的逻辑。

一切问题在现实世界解决，不求助于外在的精神世界，容易想到的一种思路是功利主义思路。精神世界不存在，少拿爱国、集体、人权、自由等左左右右的烂货来忽悠人，真金白银才是实在货，这是对功利主义的一般理解。实际上，功利主义并非中国的产物，最初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家，后来作为一种重要思想也扩展到了很多其他领域。比如帕累托最优，用在政府决策上，它要求政府出台的政策应该不能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差，这就是一种对政府的“道德”要求。

但中国文化对道德问题的解决方法却不是功利主义，而是更符合中国文化的博弈论。博弈论与功利主义在思想上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博弈论的博弈双方在选择策略时的确也是以功利主义的方式来选择，即博弈中的每个人都是功利的，他以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为目标，但博弈的结果却不是两者功利的简单算术。西方人现在对博弈论的研究侧重在博弈均衡，但实际上，博弈过程其实是一种非线性的过程，博弈的结果不一定是均衡，还有可能是发散，双方对砍，双双毙命；还有可能是收缩，双方谁都不搭理谁，形同陌路，比如很多中年夫妻；还有可能是混沌，双方互斗，每天都能擦出新的火花，生活就在不断惊喜与惊吓中渡过。所以博弈论与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功利主义貌似不需要借助精神世界，只算钞票多少就可以，但其实功利主义思想要存在就离不开道德约束，比如帕累托最优就是对功利主义的道德约束，追求钞票可以，但不可以损害他人，这玩意很“道德”，完全看不出啥“功利”，但功利主义却离不开这些约束。所以功利主义本质上还是西方文化逻辑的产物。缺乏道德约束的功利主义在西方世界里也有，叫“马基雅维里主义”，就是西方政客们的哲学，只要对自己有利啥不脸的事都干。中国也有类似的思想，叫“厚黑学”。

博弈论形式上是毫无道德可言的。也就是说，当你用博弈论的思想来处理问题时，你不需要对你的策略有任何道德上的约束，原则上任何不要脸的事都可以做。西方文化显然不是这个思路，比如爱国人士的爱国行动，在采取爱国行动之前你必须先确定这个行动是爱国的，而后你才有理由去做；而对于人权斗士来说，行动之前当然也必须保证行动是符合人权的。西方人的这种思路产生的“道德”其实是一种“先验道德”，西方文化所以必须要有信仰也正在于此，西方人在行动之前就必须知道是非对错。

博弈论不需要“先验道德”，自然也就不需要信仰，博弈论里博弈双方可以采用任何策略，无论无耻还是有耻。博弈论不是以博弈双方的策略是否道德来判定是非的，而是以博弈的结果来判定是非的。容易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是一种长期博弈，这一次你采取卑鄙手段赢了，下一次别人必然报复，大不了“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一拍两散，谁都得不着好处。至此，大家就可以理解中国人的“道德”是从哪里来的了，中国文化中的“道德”思想是一种“后验道德”，它实际上是无数次人与人之间博弈积累而来的经验，因而只需要在经验世界中就可以解决。现在我们有了博弈论的工具，大家可以找些博弈论的书来看，特别是关于长期博弈的，很容易看出来博弈要有稳定的结果，那么博弈双方就应该追求“正和”博弈，也就是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双赢”。

长期博弈里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例子，你上次与人博弈被人坑了，下次再与其博弈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忘记过去当老好人，这次仍然对对方好，这是“以德报怨”的策略；对那个坑了你的人见一次坑一次，不死不休，这是“牙呲必报”的策略；对方坑你一次，你必然坑回去一次，而后下一次再选择合作，这是现代博弈论研究出来的最好答案，也是儒家所说的“以直报怨”的策略。

理解了中国人“道德”的来源，就应该明白博弈论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考方法。怎样只在现实世界内思考而无需借助于精神世界？奥秘就在于博弈论。博弈论虽然由西方人发现，但其逻辑基础却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下是解释不了博弈论的思维模式的。如果大家了解博弈论的早期来源的话，就更加可以明白博弈论的中国文化特征了。博弈论早期在中国出现时，中文的翻译并不叫博弈论，而是叫对策论，并且也不是作为经济学的理论，而是在运筹学中，通常是作为运筹学里的最后一章。运筹学是二战时期军事后勤的产物，战争中的后勤工作是相当重要，后勤物资如何最快最好地运到前线，就是运筹学最初要解决的问题，后来运筹学成了管理学中的基础科目。国内运筹学最后一章的对策论中举的经典例子就是“田忌赛马”，通过对上中下三种马的不同安排从而赢得赛马比赛。田忌赛马无疑是中国古代的例子，所以博弈论的早期发展中就已经溶入了中国文化的影子。

后来，博弈论在纳什发现了纳什均衡之后，逐渐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重要方法。西方经济学家们都知道博弈论的经济学与西方传统的经济学不同，都知道博弈论会产生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经济学，但为什么不同却说不明白，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没有看到西方人将博弈论经济学为何与西方传统经济学不同的原因讲明白的。在将博弈论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从东西方文化的逻辑比较上，大家应该可以知道博弈论是中国文化逻辑的体现了，博弈论经济学所以与西方传统经济学不相容，根子就在于其文化背景不同。

另外，大家如果再仔细看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如果从博弈论角度来考查，那么儒家文化其实也是博弈论思想的成果。比如说，儒家为何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所谓伦理，其实处理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博弈论中博弈双方的博弈结构上完全类似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研究？自然首先是将关系分类，儒家将此分为“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以博弈论的角度来处理这五类人之间的关系，博弈论告诉我们正和博弈、双赢才是最好的结果，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不是都可以作为达成双方共赢所需要的品质？儒家一直讲“以孝治天下”，原因何在？就在于这是五伦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跟爹妈都处不好关系，还能指望跟其他人处好关系？而儒家对“孝”的处理也是双向的，即要求“父慈子孝”，爹要像个爹样，儿子才能像个儿子样，那些事是爹该做的，那些事是儿子该做的，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双赢。所以，要理解儒家文化最好的角度是博弈论，而儒家文化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博弈论的引入也是其最有前途的方法。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新冠肌炎疫情以来，大家都看出来中国人行为上与西方人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文化上的不同。中国人很团结，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的道德告诉大家互利才能共赢。中国人都知道，你这次帮了别人，下次有困难别人才会帮你。但对西方人这种情况就不一定了，你帮了他，西方人不一定感激你，他可能认为这是上帝恩赐了一个中国人来帮助他，他感激的是上帝而不是中国人。西方人还可能认为你帮西方人是应该的，因为“大爱”、“人权”会要求中国人去帮西方人，所以他们感激“大爱”、“人权”，下回西方人就会更努力地为中国带来“大爱”与“人权”了。还有的西方人甩锅中国，认为问题是中国人导致的，中国人就是该赔偿他们。以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是不是傻？钱在中国人手上，现在又不是过去，外国人还能抢了去？所以，说这些犯贱的话有意义吗？反而招致中国人的报复，这种对自己毫无好处的事做了有意义吗？反观中国人，对别人给的东西都笑纳，决不说一句坏话，到了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还礼还回去，其实是指望下回人家还能帮忙；如果遇到白眼狼，中国人狠起来比谁都狠，不要逼咱不“道德”，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中国人的感恩文化其实就是博弈论思想的体现，“礼尚往来”也是这种文化的体现，“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其实就是一种博弈策略。

另外，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总是追求大一统？这一关于中国文化的经典疑问用博弈论的思想很容易解释。统一的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促进各地的交流，从而达到更好的共赢。以美国作为反例，美国人各州归各州，这次为抢抗疫物资各州大打出手，哄抬物价，美国政府居然还管不了。如此就可以看出，美国虽然貌似是统一的国家，但其内部相当分裂。中国在疫情初期也出现过某些省扣押邻省的物资，但中央政府一出面，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这就是中国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原因，这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完全是文化的原因。如果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各省之间相互乱斗、相互坑害，中国人还没有信仰、啥招数都使得出来，全国上下岂不是乱成一团了。由此大家也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信仰在大一统的年代里没有问题，因为有政府可以约束个人的行为，而到了动乱年代，这就是一大缺点了，中国人之间的互斗往往毫无底线，比西方人残酷多了，无论是春秋战国、汉未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一到乱世，杀人盈野，“人相食”，中国绝对是人间地狱。有一个网名“火锅大王”的外国人拍了个视频说中国人骨子里反对国家分裂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分裂给中国人带来了太多的灾难，这说到了点子上，但除了历史原因之外，文化上的特性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比如台湾现在的那些政客，大陆一直优待台湾，给台湾人完全是超国民待遇，但台湾政客们的行为却相当之无底线，毫无理由地仇视大陆，不统一一下怎么行呢？

最后，有信仰的西方人为什么无耻？首先要来个“政治正确”，强调一下是部分西方人，不是所有人都无耻。信仰导致的无耻很容易理解，因为信仰的东西大多数是大而化之的抽象概念，那个抽象概念里能装得下大大一筐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爱国”这个大概念，右派公知们对爱国主义的攻击让很多人都看到了某些盲目爱国行为导致的混乱与灾难，公知们喜欢将那些左派的爱国者称之为“爱国贼”。但考查一下右派们的“人权”、“自由”等大概念，又何尝不是如此？那些缺心眼的人权斗士、自由爱好者们也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权畜生”、“自由垃圾”。前些天看过一个视频，是一个外国主持人采访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主持人心眼很坏，故意用一些问题引导那些美国老百姓导致矛盾，但搞怪的是那些美国人最后虽然知道了自己自相矛盾，但仍然对特朗普坚定支持。这就是不讲道理的信仰产生的奇葩，即便特朗普的种种政策其实是损害这些底层老百姓的利益，但这些人就是支持特朗普。所以，与有信仰的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如果他们的信仰凑巧不损害你的利益，那就由他去吧，反正改变不了他们；如果他们的信仰损害了你的利益，那么别客气，不要有心理负担，做一个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