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异端”思想，由来已久。为了揭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深度，我们须回顾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所产生的难题。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产业无产阶级极为弱小的社会，而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社会是要靠产业工人阶级才能建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从实际出发，决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战争的道路。当毛泽东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完之后，瞿秋白立即为之作序，号召“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８］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总结，“中国革命的动力是要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合起来构成的”。但是梁先生不无道理地接着说，“中国共产党明明是许多知识分子和农民，却自号为无产阶级，显然名不符实”。耐人寻味的是，梁漱溟先生最终对这“名实不符”给予了解答：“直待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读到彭真市长那篇论文，把他们从一个知识分子或农民怎样在特殊境况中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说出来，乃始恍然而得其解答。”［９］彭真的文章是怎样说的呢？鉴于这一解释的代表性和生动性及其与本文下述论点的关系，这里不妨将其详细引证出来：“他们（共产党）加入在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而且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具有至少是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现在这种党员的实际社会成分，已经不是农民，而是革命职员或革命军人。所谓农民成分，对于他们不过只是一种历史成分。（他们早已脱离了小块土地和小生产对于他们的束缚和局限性）”。［１０］

什么是“大民主”呢？应该说，这一概念的发明权不属于毛泽东，而属于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１９56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觉得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还不够，提出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毛泽东本不同意。但他说：“有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３９］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日，北京一些高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毛泽东对之十分首肯，他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 ? 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４０］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对“大民主”就更是肯定了，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４１］

可见，“大民主”一词是毛泽东从民主党派人士那里借用来的。它不是指小型的单位座谈会，而是指整个制度的民主化。但是，如本文第二节所分析，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和“资产阶级法权”论本身有严重缺陷，故“大民主”在实践中被扭曲了，文革后期中国社会为专制压抑的空气所弥漫 。

今天，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西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反省为借鉴，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毛泽东的“大民主”理论，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构想出如下“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前景。

第一，毛泽东所谓“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应制度化为定期的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直接选举（可从县长、省长、县人大、省人大做起）。应使中国的选举比目前西方国家的具有更大的透明度和代表性，力避金钱和私人大资本对民主过程的干预。美国在１９７４年后，法律规定总统候选人竞选经费由公共财政支出；１９９２年美国大选中限制个人捐款最高数额的呼声激烈。这些做法可供中国参考使用。巴西规定每个公民必须投票的法律，也可供中国借鉴。

毛泽东本人之所以未把“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直接民主选举，是和民国初期的选举给他留下的坏印象有关的。毛泽东多次谈到曹锟贿选的恶劣性（见林克等著《历史的真实》，第２３１页）。因此，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２月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文化结构》，集贤社，香港，１９８８年，第２８０页）。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实际上和新古典经济学大师帕累托（ V. Pareto) 对选举的不信任是一致的。在帕累托以及和他同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家莫斯卡 (G. Mosca) 看来，选举永远是走形式，社会永远是由“权力精英” (Power elite) 或“统治阶级” (Political class) 所统治的。有趣的是，列宁对选举的不信任，是受他同时代的帕累托和莫斯卡的影响而产生的 ( 见 Albert Hirschman,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 14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但是，毛泽东未能认识到，选举并不必然是贿选。选举本身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的。例如，古希腊城邦有选举，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规定了全国选举，但这时工业资本主义尚未出现。后来，资产阶级的确用金钱破坏了选举的民主性。但这不等于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把选举搞得真正具有民主性。连美国１９７４年选举法还规定个人捐款不得超过一千美元；中国若发展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大民主”选举，一定能比美国做得更好。

毛润之先生坚持的是尧及尧之前的天下禅让制的道统，是真正的人类祖先之地本应具有的天子皇帝正脉的道统，视天下为一体，视人类无二。他将蒋介石先生和蒋介石先生维持的法统赶到了台湾，让所有的把人民视为屋棚里的牲畜的人瑟瑟发抖。

毛润之先生是国家系统最纯正的继承者，是国家法理体系最精深的理解者，是国之核心——暴力系统最精准的主持者，是国之根本——家庭最公正仁慈的保护者。他领导着新中国迅速完成科技发明、工业创造、兵工生产、通讯交通的高速化巨量化等支持暴力使用的体系的建设，他捍卫了中国人作为人类祖先之地守火者的尊严，阻止了天子皇帝号从中国中原流出的可能。润之先生评自己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走蒋介石先生，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是对的，他是正确的，他是伟大的。

3.战略上的政治和文化霸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强行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推行西方经济政策、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从战略上讲，是不折不扣的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者通过各种方式极力向我国推行贸易自由化、公共领域市场化、国有经济私有化，其目的是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演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不管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体国家如美国，还是被迫推行的南美和东南亚国家，都遭到了严重挫败。而宪政民主思潮大肆鼓吹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将西式民主无限美化并将之普世化，向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进行推广。一些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西方宪政民主的国家，不仅给本国政治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陷入了政治“休克”或“半休克”状态，而且加剧了政局的不稳乃至混乱，比如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法律范围内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宪政民主是以西方“三权分立”原则为依据的，是一种权力制衡下的消极民主，是少数人支配下的金钱民主，完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华势力肆意攻击和诋毁我国的民主制度，目的就是要把西方的宪政民主强加给我国，这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霸权主义。同样的，“普世价值论”者通过道德绑架的方式，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强加于我国，这完全是文化霸权主义。
4.心态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论”的支持者们之所以妄图把他们的思想观念、政策制度强加于中国，除了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心态上一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从历史上看，现代化道路的确是由西方国家开创的，并且首先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进步。客观地说，开始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正因如此，西方国家，尤其是某些西方大国，就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总是居高临下，以现代化的先驱和鼻祖的姿态出现，要求其他国家都效仿或参照他们的现代化模式，走西式的现代化道路。然而，纵观人类发展史，没有哪两个或几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完全相同的，能不能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应不应该走西式现代化道路，这要依各国的实际国情、依各国人民的意愿而定的，而不是由西方国家决定的。某些西方国家学者公然宣称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此后再无更高水平的人类社会形态。这种历史观上的盲目乐观主义，也是心态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中表现。事实是社会主义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史上的发展奇迹，西方多次预言的“中国崩溃”不仅没有出现，中国崛起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模式已经迸发出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强大生命力。事实也将越来越能够证明，历史没有也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

我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指的是自由主义思潮中相对比较左的一方。右翼自由主义，指的是自由主义思潮中相对比较右的一方。我特别想要指出，左翼自由主义跟右翼自由主义，在对基本自由的看法上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些重要差异的。
大家知道，左跟右是法国大革命后才出现的界定意识形态相对位置的一种说法，或标签。当年坐在国王左边的，或支持第三等级的，后来叫做左派。坐在国王右边的，或支持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后来叫做右派。这是现代左右区分的滥觞。左和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只是标示出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上的相对位置而已。但是广义地说，左翼自由主义一般用来指称带有相对稍强的「平等」倾向的自由主义论说、思想或意识形态。我这里把「平等」放在括号里面，以表示这个用法并不精确，只是一个很粗略的概括。
左翼自由主义（left liberalism）并不是新提法，它不但早就存在，而且存在已久。它公认的代表性人物第一位是密尔。第二位是19世纪末牛津大学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T. H. Green，他是英国新自由主义的哲学代表，但这个新自由主义不是今日所谓的neo-liberalism，当时说的是new liberalism，也叫social liberalism。T. H. Green借用了一些欧陆哲学的要素，他特别看重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或社群环境问题。另外，把杜威界定为左翼自由主义者也很贴切。Michael Walzer在当代政治哲学论辩中大家把他理解为社群主义者，他自称是一个社会民主派，但是他相当有意识地去继承美国进步自由主义的传统，称他为左翼自由主义者并不为过。当然，左翼自由主义者还包括罗尔斯、德沃金。哈贝玛斯也可以算进来。

上周，民间的温和派左翼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次聚集一堂。从网上公开的论坛记录上看，聚会的主题是“对话：2011年中国社会思潮”。大家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去认真面对彼此的立场，借此把握社会现状，为未来探寻出路。

当前中国的社会思潮，究竟应该是四分法还是六分法，该分为中左、中右、极左、极右；还是极左、左、中左、中右、右、极右？辨析不同思潮与它们的产生背景，如今已不纯为学术问题，而是具有现实指涉性的现实问题。

在王立军事件后，这些讨论显得更为重要。虽然所谓“重庆模式”的标志人物之一出事了，但是中国社会现实并没有改变；不论重庆的做法是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妙方，中国贫富两极化，腐败久治不愈，依然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按“中左”学者杨帆的说法，2003年至2005年，中国启动“国退民进”（国有经济在一些领域逐步退出，民有民营经济在这些领域的逐步进入），内部人借由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都是极右思潮抬头、迷信市场万能导致的恶果，标志了中央政策走到“极右”。他当年参与主导反对“国退民进”的辩论，意义就在于基本遏制了极右思潮。

右翼学者则声称，损害大众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为右翼知识分子中的“个别人士”所支持。大多数右翼学者对权贵资本主义同样深恶痛绝。

然而，右翼的药方与左翼不同。前者认为，中国标榜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不真实，走到底也不能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建设更合理的社会，出路在于引入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基本按照国际惯例行事。

仔细看左右阵营的论说，外人会发现这两派主张——这里指其中温和人士的主张，实际上并非全然不可调和。因为，前者的不满主要指向经济制度，后者的炮火则主攻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究竟是市场化的本身，还是权力高度集中下的市场化，才是各种问题的根源？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家主义究竟是中国的优势，是过渡时期的有益工具，还是隐患？这是不同思潮的核心分歧点。

每一种论说，都有其论证基础与难以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待各方继续理性辩论，以求得真理越辩越明之效。一次爆炸性的政治事件后，各方都冷静下来，未尝不是好事。

在过去一周里，不止一个学者提醒说，不要抱着清算重庆经验的态度，重庆公租房、户籍改革的意义，它一系列民生举措的合理性，现在更值客观、理性的评估。

倒是，与民间的激烈讨论相比，中国政府显得安静，被动。过去一年多来，当局对各种讨论基本保持抽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民间的左翼话语代替了官方话语，与自由主义思潮互斗长短。

这个局面，是隐藏着风险的。中国社会不公、贫富两极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是极易产生极端思想的土壤。应该承认，社会发展大势，中国经济资源的分配总体上是倾向右翼这一边。比较起来，草根左翼比右翼更有极端化的可能，谁鼓励这个星星之火，为社会分裂、冲突埋下引信，未来也难免要背上历史责任。

吴思先生写的《潜规则》，揭示了广泛的社会现象。“潜规则”一词一问世，就成了当代流行语。这是他的思想贡献。吴思先生接下来写了《血酬定律》。此书揭露了传统制度弊端，发人深省。但吴思先生概括的“血酬定律”是否成立，值得商酌。

所谓“血酬定律”，吴思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是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从表面上看，血酬定律可以成立，暴力最强者的确有制定规则的权力。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历史，一套正式的比较成熟的制度（即规则体系，包括官制，税赋、兵制、刑律等制度）的建立，不是那么简单事情，不是仅仅凭借暴力就可以决定的。

为了便于论述，我们把民主的内容简单地划定为政治自由和普选权。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指的是专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和普选权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民主下，无产阶级应该是没有普选权和自由的。那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确实毫无干系，我们从刚才看到的历史上会发现确实有很多时期由于财产的限制无产阶级没有普选权。例如英国从1832年到1870年代这个期间，如果算上农村无产阶级，这个时期要延至1880年代，如果算上妇女的话，这个时期要延至1912年了。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没有关系，我想是这个意思吧。相反，无产阶级争得了普选权和政治自由，起码说明无产阶级获取了一定的政治权利，虽然不是统治权。恩格斯关于普选权对工人阶级的意义有过论述：“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大概的意思是说普选制可以促使工人阶级意识走向成熟，它是一种公开的宣传和斗争。同时不要指望通过议会制度实现“更多的东西”——社会主义，最后一击还是要靠革命来解决。但是，“这也就足够了”。而且恩格斯的意思要争取这个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阶级斗争进行决战的场所。他甚至说：“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无独有偶，马克思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作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哥达纲领批判》）现在有些人害怕选举、害怕政治自由，是不是害怕和资产阶级决战呢？或者对普选和政治自由满不在乎，是不是没有考虑想和资产阶级决战呢？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掌握着有系统、有组织的镇压机器，而无产阶级是一盘散沙，觉悟又很低，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获得能够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的条件，这是不是对革命的一种背叛呢？

编者按：在中国思想界林林总总的各种思潮中，新左派、自由主义、儒家三大思潮“三足鼎立”，自由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曾有广泛的影响，但在贫富悬殊、国企MBO的热潮中，却渐渐退化为一种为社会不公和权贵资本“抢劫”进行辩护的理论。近年来“右翼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破产，预示了全盘西化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因此，追求公平正义的“左翼自由主义”思潮被视为是一种对“右翼自由主义”的反拨。认真辨析“左翼自由主义”思潮，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推进中国当下的社会变革和价值构建，不无裨益。



6年前，看着有中国特色“自由主义”的那副样子，我像余秋雨同志一样“含泪劝告”—“自由主义”早被号称“自由主义者”的那帮人玩臭了，还是换一批人吧。
6年后，在一片沉寂中，另一批人终于上来说话了。
他们拿出了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版本：平等自由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这个版本在西方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德沃金——以及德沃金的学生、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金里卡。
2014年4月，青年学者周濂在和香港作家陈冠中对谈时，说“其实我觉得平等自由主义或者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是时候应该亮出来了”。我相信，这句话无论是从周濂的嘴里说出，还是从别人的嘴里说出，都憋了很长的时间。
8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的30多位学者、作家、文化名人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这是华人思想界第一次以左翼自由主义为主题所召开的研讨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繁荣了祖国的文化事业，挺好的。
10月，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动态“新特点新动向”的调查分析文章，说“自由主义阵营中出现了左翼”。看来，“左翼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存在，已被各方所正视。
但存在了，在这个社会，又能有怎样的命运呢？

例３．中国大陆１９９４年的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大量涉及了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重新评价。其中说道：“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到四人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一步发生了偏误？……根本否认毛泽东的思索和忧虑，或仅把它看作精神过敏性偏执者的一种恐惧型臆想，这是不公正的。”［２］不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是谁，此书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事实，说明社会上有着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之得失的客观需求。

例４．中国 1995 年的畅销书《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中，多处涉及如何将文革中的“大民主”制度化的问题。该书第 365 页中写道：“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怄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遵 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顾准早年奔赴延安，解放后担任上海首任财政局长。孙冶方于 50 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受到顾准的启发的。在受到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艰难环境下，顾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基本理论探索，写作了《希腊城邦制度》，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等著作。虽然顾准不幸于 1974 年去世，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内的独立思考者，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先驱，今天终于被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了解和敬仰。因此，顾准关于文革中“大民主”应予制度化的思考，在现代中国民主理论发展史上，格外具有象征意义：他在文革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两党制”（《顾准文集》第 370 页）的萌芽，尽管这是以扭曲形式生成的萌芽。

6．走向帝国，也曾经是革命

中国革命，“反专制”一直是旗号。国民党、共产党都打这个旗号。专制和民主，两种政体，西方都有。它们怎么变成一黑一白，太值得研究。专制，本来是古典时代希腊对波斯的诬蔑，小国对大国的诬蔑。近代，这个概念被泛化，又被帝国主义拿来诬蔑东方古国（东方专制主义），诬蔑亚非拉，诬蔑伊斯兰国家，诬蔑共产主义。他们把专制主义与绝对主义、共产主义与主义（法西斯主义）一锅乱炖，混合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概念。有人说，民主是西方的基因，专制是东方的基因，更是扯得没边。如果西方光有雅典，没有斯巴达，没有马其顿，没有罗马，没有中世纪，还有欧洲吗？如果西方从来就民主，它还闹什么革命？

芝加哥大学有个东方研究所，我去过好几次。他们对波斯考古、波斯铭刻研究最深。现在事情很清楚，希腊跟波斯根本没法比。希腊化在亚历山大以前早就开始，是万邦来朝，波斯接纳的少数民族文化（小亚细亚半岛的文化）。马其顿并不民主，亚历山大也很残暴。他是酒鬼，经常借酒撒疯，乱杀身边的人。有人抵抗，他就屠城。波斯波利斯就是让他一把火烧掉。波斯败于希腊，是因为疆域太大，疲于应付，这边平了，那边又乱。有个美国专家说了，问题和美国差不多。美国样板戏，《五百壮士》、《亚历山大》，大家别上当。特别是《亚历山大》，活脱脱就是美国打伊拉克。

亚历山大的大，罗马帝国的大，是西方的旧梦，新梦是资本帝国的全球化。

中国，帝制最发达，两千多年，硕果仅存，当然可以戴上一顶“专制”的帽子，但这个标本，在古代绝对代表先进。18世纪，欧洲的绝对主义，即所谓开明专制，就是效仿这种专制，咱们一点儿也不必脸红。中国，近代闹革命，很多人说，中国骨子里就不民主，一无是处。

钱穆想不通。他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说，中国历史，岂能用“专制”二字一棍子打死。此公保守归保守，但话并不全错。因为革命有革命的道理，历史有历史的道理，古代有古代的道理，现在有现在的道理。我们不能执古律今，但执今律古也不对。更何况，当时的中国正饱尝凌辱，这个概念还包含了太多的西方偏见，基本上是个骂人打人杀人的藉口。

其实，专制主义作为学术概念是一回事，作为政治概念是又一回事。历史怪圈，很多人都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当年的走向帝国和近代的走向共和，同样是历史上的革命。革命就是翻天复地的大变化。近现代的革命，从长程的历史看，其实是二次革命，一个革命革了另一个革命的命，以前的地变成了天，以前的天变成了地。我们和西方走上的是同一条路。

从2014年起畅销至今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指出，不平等的增加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所以，不平等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现象，而是一个世界现象。但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与中国相比，真叫小巫见大巫。中国社会基尼系数的增长是非常惊人的。

法国人皮克迪(Piketty)所写的《21世纪资本论》，比较好的一点是它尊重历史。与皮克迪PK的一个对手，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他的理论是，发展的初期不平等增加，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平等进入平稳期，再继续发展，不平等现象就会减少。

他认为从贫到富，一定要经历从低不平等到中不平等、高不平等，然后再下降的过程。这是个趋势，就是库兹涅茨曲线。

改革后期形成的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最后，不妨加上一句本来是多余的话：我们谢绝接受"反对改革"的吓人帽子。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有一个语义上的混淆在作怪：谁要是对当前"改革、转轨"的根本方向提出疑问，谁就被扣上"反对任何改革"的"保守倒退"的大帽子，当前的"改革、转轨"被悄悄偷换成代表人类有史以来一切进步运动的概念。但我们的看法是：广义的改革，或确切地说，人类争取自由解放、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从很早以前就有了，其中最具有重大意义的，恰恰是那些有千千万万劳动群众参与的、继续不断的社会革命，是社会下层不断争取自己的权利尊严、不断地破除精英神话和打倒精英权威的持续努力。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不屈不挠、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不是最根本、最深刻意义上的改革，又是什么呢？那些主张"告别革命"、"反对激进"的自由派人士（也就是今天最起劲地"反左"的人），不是最大的反改革派，又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改革，也并不是在十九年前才象外星人的飞碟一样降临在中国大地上的异物。新中国建立以后，无时无刻不是处在广泛深刻、前所未有的改革之中：短期内照搬苏联经验后，很快就转向自己的艰辛探索开拓，不断从自己的经验和失误中学习、调整，创造新生事物，连共产党人自己的领导人都坦承自己是"秧歌王朝"；现在动辄就是"旧体制"，这个十分流行的称谓，充满意识形态偏见，而根本无法用来概括一个发生巨大变迁、充满了不断变革意识的时代。如何评价那个时代的变革，是另外的问题，正如同十九年来的"改革开放"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一样。

本文行文之中，凡加引号的"改革"，皆特指十九年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加引号者，则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因存在上述的语义混淆，这个特指和泛指相区别的用法，欢迎大家借用和推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际推行的"改革"的现实效果，和人们在一般意义上对改革的美好期许，正在发生巨大的矛盾冲突。当然人们可以用"转型期"特色、"改革不到位"等来解释，但不要忘记，对"转型"完成、"改革"到位的期待也已经很久了，为何直到今天还象海市蜃楼一样，越走越远？

"平等改革派"正是观察到"改革"的实际效果与对"改革"的期许之间的矛盾，才渐渐成为"改革"内部的一个异议声音。然而，"平等改革派"至今还没有放弃这样一个希望：在"改革"道路的尽头有一个"成功转型"、"改革到位"、蜕掉了一切"转型期"丑恶、"起点平等"的美好纯粹的"市场经济"。然而，不需要诅咒打赌，我们就知道这个"美好天国"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将要到来的，是更多的"暴富群体"、"寻租行为"、"权钱交易"，更多的"腐败合法化"，其实这才是"改革"的真正归宿，在这一点上，"改革"精英中的右翼，反而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作为"改革"精英中的左翼的"平等改革派"，即使现在不清醒，也或迟或早要清醒过来的，我们期待"平等改革派"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和分化：其中会有一部分继续发挥"小骂大帮忙"的功能，另一部分则会越来越对"成功转型"发生幻灭，最终走向"改革"的反面，真正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

（本文作者为萧喜东，原载于马列之声2016年6月2日。责任编辑：signifier,八目于晸 图片编辑：Negation.N）

毛派，其社会基础主要是大多数下层、底层劳动人民，以及一些受马列主义、毛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小官、爱国进步的中小企业家，相当多没有改变信仰而又无能为力的普通党员。毛派的政治诉求是、重新走上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被称为“毛化”。

第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只能是一种社会公正、自由与世界和平、生活美好的社会模式。[2]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极具虚幻性、迷惑性、煽动性，个别学生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很大的相同点的观点，引起了一些学生思想混乱，并赞同应该继续在中国进行民主社会主义改革。
第二，自由主义思潮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自由主义思潮主张自由化、市场化、全面私有化，提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大肆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败论，搞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放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未对过。这些言论动摇了部分青年和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一些大学生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建立私有制。
第三，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有的人并不满足于在理论上研究和介绍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而是以此理论介入现实，就某一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展示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他们以自由的批判性和独立性与我们的国家和党争夺话语权。有些青年和大学生以这种理论为时尚，迎合公共知识分子的公正立场和中立态度，对主流意识提出质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局面，消减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第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此思潮宣称新中国成立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主流和本质，把它说成是诸多错误的延续。这一思潮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出现在学术会议、学术刊物上，影响到部分青年和大学生的思想，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好像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全错了。

网络社会思潮相比现实社会思潮更为多元和庞杂，网络环境下，亟须反思和重构社会思潮的引导策略。 资料图片

社会思潮作为观点、诉求或主张的系统化阐释形态，其一旦成型便力求传播和扩散以影响社会和政治的特点，内在地决定了社会思潮不会忽视日益发展的网络载体和空间。由于具备了网络的特点，网络社会思潮呈现出与现实社会思潮相异的发展动向。

网络社会思潮的发展动向

在形态层面，网络社会思潮相比现实社会思潮更为多元和庞杂。一方面，现实社会的各种思潮不断谋求在网络空间的呈现与传播，出现了现实社会思潮的网络化；另一方面，网络特定的信息交流方式、社会交往结构及话语情感模式，促使网络社会不断孕育在指向、诉求、主张等方面与思潮原初形态相异的变种，如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消费主义等；第三，网络社会作为新的社会空间，也在不断创造和传播新的思想潮流，虽然这些思想潮流缺乏特定、明确的代表人物、理论体系和政治主张，但其对网民以及民众思想、认知甚至行为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网络仇官仇富思潮、网络审丑思潮、网络戏仿思潮等。

在主体层面，网络社会思潮主体摆脱了传统思潮主体单一化精英格局。一方面，传统社会思潮代表人物为扩大思潮影响，被迫或自觉进驻网络空间进行传播；另一方面，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公共人物为强化话语权或引领网民思想，也会进行职业、身份及观点、诉求的跨界作为，由此，具有一定社会或网络话语权的公共人物成了特定社会思潮的代言人，或成为新思潮创造者；第三，由于网络赋权，一些在现实社会无法获得表达或传播空间的人，不断利用公共或个人化媒介，对自我创造或杂糅整合的思想主张进行大规模传播，以满足关注需求。

在指向层面，网络社会思潮更为现实化、具体化和极端化。一方面，网络社会思潮主体更愿意基于网民及大众渴求、期盼、不满或怨恨的层面，提出让底层民众心动的见解和主张；另一方面，网络社会思潮在观点、主张等层面越发脱离国家和政党可吸纳的范畴，一些网络社会思潮甚至直接针对主流意识形态展开质疑或批驳，以试图博取眼球。

在传播层面，网络社会思潮集文字、图片、影像等为一体，注重利用各种新载体进行传播。传播方式上，网络社会思潮既注重集合式传播，如开办网站或论坛；也注重分散化传播，如开设个人博客、微博、微信等进行贴文高频次、批量化生产；还有的偏向对抗式传播，即通过质疑主流意识形态或批判其他思潮观点兜售自己的主张。

其他思潮，如“新左派”、“新儒家”，目前还只活跃在学术、文化范畴内。

分类简单了。权贵资本阶层基本差不多；自由派的人员组成和思想状况比较复杂，思想上一类完全西化，一类认为应当继承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并和西方的普世价值有机结合。如台湾情况。人员组成基本为大部分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及部分小知识分子，人数约为30%以内。毛派的情况比较简单，就是回归毛时代，但人数也只在30%左右。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思想的人，跟着权利走，上面怎样说就怎样。

不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