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民主的本义是法治下的民主政治。毛主席讲：“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宪政》）颁布一个宪法，固定下来，大家共同遵守。宪政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专利吗？毛主席当然否定这一点。他说：“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里他讲了三种宪政，即三种不同阶级内容的民主政治。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宪政，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宪政，还有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宪政。所以宪政不过是一种形式，哪个阶级都可以用。由于现在高喊宪政的人多为自由民主人士，所以左派往往条件反射式地反对宪政。其实当年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但他的思维巧妙，不是反对宪政，而是以此揭露了蒋介石这种（假宪政的）欺骗，将宪政转变为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他说：“他们（国民党）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这就是毛主席的斗争策略。

普选制和政治自由是无产阶级宣传主张、组织力量的有力工具和武器。恩格斯说：“德国工人……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罗曼语族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作陷阱，看作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

在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胡适、陈独秀、鲁迅、青年毛润之、梁漱溟、郭沫若都是“启蒙”一派。但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今天看见，这发轫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派领袖人物之间，理念、精神、性格都大相径庭。尤其是胡适及梁实秋、罗隆基、傅斯年所主张的以自由主义 “改革现实政治”的主张，与鲁迅等人所主张的“改造国民性”其实早已分道扬镳，越到后来越泾渭分明。这两股思潮，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两大资源。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通过鲁迅著作和文学史教材，对“改造国民性”已经非常熟悉，以至于今日连中学生都知道“国民素质太低”，不能实行新政云云。而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反而非常陌生，至多停留在李泽厚所谓“肤浅”的结论上。现在，对这两大思想资源，是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了。

近年来，福山颇为关注中国的发展，并对其“历史终结论”进行了理论修正，但他的基本观点仍未有改变。2009年，福山在接受日本关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演讲以“中国世纪”为题，他指出：在权威主义体制下推进现代化并且成功的例子都集中在东亚，如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越南和中国，它们在历史上都受过中华文明的影响。比较东亚和印度式民主国家的决策过程，很多人赞赏中国式权威主义所具备的比较迅速的决策能力。不过，他认为权威主义政体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为没有法治，也没有选举进行监督，所以其问责只是面向上层即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而非面向政府应该为之服务的人民。当代中国存在许多问题，诸如贪污、环境破坏、财产权等，现行政治制度无法妥善解决。中国给整个东亚创造了强大而有能力的现代性统治机构，这是支撑东亚经济奇迹的宝贵传统。但是真正的现代政治制度除了强大而有能力的国家机构外，还需要同时具备“法治”和“问责”。中国在权威主义体制下的现代化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依然属于较为贫穷的国家。今后十到十五年，中国若保持经济成长，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市民社会的成熟，将会形成要求民主化的压力

当今中国之左右

历史是一面镜子，先人们的昨天也许就是后人眼中的今天。人活一世，时间短暂，我深感目前的情势复杂，也深感我们民族有进行根本变革的必要。毛主席在年轻时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就曾经预言：未来的中华民族将会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没有任何一次变革比这次更深刻、更彻底。

——现在看来这个变革远没有完成。但是很有幸，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历过一次实战演习。关于那次演习我觉得有必要做一次深刻的总结，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我们不仅没有解决，而且竟没有意识到。我深感四五十年前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比现在的许多思想家把问题分析的更透彻、认识的更完善。关于经验我觉得有几条可能是正确的：第一，左派领袖被彻底消灭，右派也就失去了制衡，于是右派的对手只剩下中间派了。进而，随着斗争的深入，中间派也在右派面前失败，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右派独享了大权。当左派遭受重大打击，正在进行重新整合的时候；当中间派正在进行自我反省、懊悔不已的时候，右派已经是高歌猛进，在中国上演了一场独角戏。左派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过分信任中间派，疏远大众，而中间派失败的原因是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打击左派。——面对这一切人民大众似乎仅仅是一个看客。这也就是毛主席为什么反复强调“面向全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必须三五年搞一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一场演习”。毛主席曾含泪说：“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我死以后恐怕是血雨腥风了。”毛主席其实早已经预见到了他去世以后大约50年的历史，他也深知他领导的那场运动仅仅是一场“演习”而已。既然是演习，言外之意就不是“实战”。毛主席的良苦用心恐怕是叫真正的毛泽东主义信仰者深刻总结“这场演习的利弊得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进行最终的实战。第二，“假革命”的巨大危害性。总结过去五六十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假革命”的危害不比“反革命”的危害小。在历史上，慈禧太后曾经准许开设“议会”，她还准许进行“预备立宪”，甚至在晚清时期清政府还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等等，俨然一副“革命先锋”的面孔，其实他们是假革命。同样，我们也看到袁世凯曾经在表面上坚定地拥护共和，支持民主，俨然一副“共和功勋”的面孔。我们也看到段祺瑞极力维护民主，把自己装扮成“再造共和”的英雄。在这些假革命的蛊惑下，竟然有很多人情愿被忽悠，分化了革命阵营。假革命的危害在中国历史上屡屡上演，时至今日。第三，胜利的根本保障在于大众。我看到有些人企图通过一小部分“精英人物”的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也看到了一些人企图通过冒险的方式走向最终的胜利，没有大众的支援，任何正义都不会持久。第四，我们要善于利用一切旧形式为现实的斗争服务。第五，我们要善于利用现代科技为现实的斗争服务。

袁庾华和台湾毛派青年的通信

毛泽东与台湾左翼运动

─《毛泽东思想论稿》台湾版序言

杨伟中(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前会长，前国民党中央发言人)：

毛泽东，这个在过去高压时代完全属于禁忌的名字，在台湾社会有着奇特的影响力。在昨天，他还是万恶的匪酋，是「杀朱拔毛」的对象，在今天，却是传记、野史、谋略等各种书籍讨论的主题。毛泽东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左翼运动的范围，不管左派、右派都谈论他的事功，演绎他的言论，感染他的魅力，和毛有关的各种物品也往往成了贩卖的商品。不过毛的思想与功业真正发生深远影响力的还是在台湾的左翼圈子。
台湾的左翼运动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后历经日本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清洗，左翼思想连扎根都难，遑论进行真正深刻的路线与理论的辩论，进行运动方向的澄清，同时获致一定的发展。尤其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有心人往往只能从匪党批判之类的书籍摸索左翼思想，或者透过极有限的管道取得外来思潮，其中邻近的中共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反对国民党的人当然有可能向成功击败国民党的人取经，批判资本主义的人当然要向号称已消灭资本主义的中共学习，怀抱中国统一富强希望的人当然有可能崇敬那个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英明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就这样浸润了台湾左翼人士的头脑。值得深究的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影响了台湾左翼运动，产生了哪些正面、负面的作用？
在白色恐怖时代，毛和中共的影响仍是不绝如缕。著名作家陈映真便说「在一九六八年，我怀着这文革的激动被捕，接受拷讯、走进了黑牢」。到了1970年代，保钓运动可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引入了新思潮，打开了青年知识分子社会关怀的视野，这个运动据陈映真说：「奇迹一般地打开了一块反主流、反冷战的思潮的空间--现代诗批判、学术中国化运动和乡土文学论争。在冷战与内战交织的白茫茫的荒野上，提出了关心工农、反对帝国主义、民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性……这些尖锐的口号」。陈映真更将运动的思想渊源至少部分联系到大陆的文革：「没有保钓左派，就没有这一段“脱冷战“的思想运动，而没有中国大陆的文革，就没有保钓左翼--也就没有七十年代的现代诗批判，没有学术中国化运动，更没有著名的乡土文学运动」。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是政治转型、社运蜂起的时刻，左翼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史和文学的书籍在较大的范围内流传以至公开贩售，斯诺描写毛传奇的《西行漫记》被翻印了出来、《毛泽东著作选读》等在私底下影印流传、大陆援引马恩列斯毛语录的理论、历史作品遭盗版出售，只是语录往往被删节或是名字被「毛润之」甚或「M」代替，流亡海外、旅居海外的左翼人士不是回台就是扩大与台湾内部的接触，笔者也是在此时接触到了毛的著作与思想。在运动圈，毛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等成为读书会的文本，毛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成为一些人的信仰，虽然他们或有不同的诠释，毛的策略成了学习对象，毛本身为许多人所崇拜。

今日官场的风气如何?举一个例子来说。

浙江嘉兴的一群购房者带着律师，到该市规划管理局申请公布相关信息，某副局长一口拒绝，还将已经摆上他办公桌的申请书，哗地扔出办公室，说：你们应该送传达室，我这儿不收!某报记者看了现场录像，联系该市纪委，得到该纪委的如下“调查结果”：是那律师在被拒绝之后，仍“坚持要求”，并“强行将材料留下”，才导致副局长“口头说‘我放在地上了’。事后，……(该副局长)仍然将材料收下了，并转交给有关单位。”据此，该纪委宣布：“事实并不像有关报道所说的那样，……(该副局长)并没有将材料扔掉”，他只是“言辞不当”，别无过错。(见《东方早报》2009年7月9日A24版)

这位副局长的推诿、官腔、盛气凌人，本来不算新闻，中国官场里，这种人多得是。令我惊心的，是那纪委的“调查结果”：明明人家手上有录像，毫无抵赖的余地了，却依然死赖，而且那么可笑地咬文嚼字、偷换概念：我没有“扔”啊，我只是“放在地上”，而且也只是“口头说”要这么“放”，后来不还是接受了，没有“扔掉”吗?这样的东西，居然白纸黑字写下来，堂而皇之发送给报馆：恕我粗暴，实在是相当的不要脸。我小时候班上有个小无赖，把鼻涕抹同学衣服上了，却矢口抵赖：“我没抹啊，我只是往地上甩……”记得他父亲二话不说，一个巴掌就挥过去。就该这样。可今天，谁来挥巴掌?

以中国官场之大，出几个不像样的官员，没什么，那是个人行为，无碍大体。但嘉兴这件事情，却让我看到了一种强横和无赖之气：什么是非、真伪、公众形象，我都不管，我就这么看、这么说了，其奈我何?连纪委这样的机关出具的公文，都毫不掩饰此种气概，事情真是麻烦了。

今日中国，巨大的屋顶之下，差不多就只有政府这一根主梁，它的斜正，对整个房子的影响就太大了。中石油们越轻蔑民意、强行抬价，小贩子就越心安理得，往牛肉里注水;那么多官员到大学来蜻蜓点水、硕士博士，也就难怪大学生公然作弊，跟监考老师发急：“我要去实习找工作，哪里有时间上课!”…… 说得极端一点，如果官场的风气持续败坏，很难指望普遍人心的健康。“人文精神”，因此与官场风气息息相关。

看起来，无论官场内外，新房子旧房子，真要打开一个良性的局面，还得从人心入手。鲁迅当年说：中国老百姓的一盘散沙，是被统治者“治”出来的。这没错，可是，如果以为只要换了“治”，一盘散沙就会钢铁一块，却又想得太容易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价值观念、伦理情感、审美意识这样的“虚”物，是自有其生成、变异的漫长轨迹，不是一时一地的“制度”所能决定的。要在制度和人心的复杂互动中一米一米地开出新路，需要极为坚韧的长期的奋斗。不是没有路，只是很难走。

并不是我们今天才碰到这个难，100多年前，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就遇到了。他们当时深陷的，正是这个悖反的困境：社会危机的最深重处，是人心和人的败坏，而真要克服这个危机，又只有靠人才行。如何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改变风气，激励奋进的人心?这是他们当年的难题。也是我们今天的难题。他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解题之道，包括那个在1990年代遭人讥笑的“启蒙思潮”。很难说他们成功了多少，也许失败之处甚多。但相比起来，我们更差，20年来，我们经常是有意无意，连这个难题本身也视而不见。

回到官场风气。既然这风气对社会影响这么大，就必须要改变它，绝不能让嘉兴那样的集体心态，在其中愈演愈烈。在种种“威逼利诱”——涨薪、纪委、禁令——之外，是否还能开辟别样的办法，切实改善官场风气，培养健康、正派、积极的官员人格?没有这样的风气和人格做底子，国策再好，也是白搭。

套一句当年毛泽东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

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显示，中国大陆得分40分，列亚洲第9，世界第80位。亚洲清廉度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香港以75分的得分列亚洲第2，世界第15位。台湾得分61分为亚洲第5，世界第36。

这个成绩居于中等偏下。对于自信满满于“中国梦”的人而言，这个也许不算是大问题。一向喜欢拿进步与经济来标榜一切的人，动辄会拿西方阴谋论来搪塞外来的批评。这种话偶尔说说无妨，老这么说，难免给人以敷衍了事的感觉。其实西方人的评价体制相对于我们，算得上客观。一个排行榜，那么多国家在列，为什么不歪曲其他国家，偏偏要歪曲你？情理上说不过去。而且，这种排行榜是有数据作为支持的，并非某个领导拍脑袋的结果。若以中国来排名这个榜，进不了前三名才是咄咄怪事。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求真的科学精神，另一个是维护个人利益与意志的结果，二者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明眼人一看便知。

当然，这里也不是要自我菲薄。中国发展这么多年，成绩的确有目共睹，不能抹杀。但如果看不到成绩背后的阴影，一味歌功颂德，这些被有意忽视的阴影将来会集聚成堆，涓涓不壅终为江河，成为中国发展的巨大绊脚石。在一片形势大好的歌声中，泼点冷水，未必不是好事情，热情过头，容易偏离理性，当头棒喝，有助于清醒认识自己的位置。

当下一个声音，是对制度的自信。假如只看那影影绰绰的GDP数字，也许要当浮一大白。如果暂且把那数字暂且搁一边，看看另一些数字，就不该那么自信了。就拿前面那个廉政排行榜来说，堂堂中国，辉煌无比，居然排名八十，这算是个好成绩吗？这个成绩不该从制度层面去反思？一直以来，我们喜欢强调自己做的好的一面，选择性忽视那些不好的一面，有人戏谑道：文革不是党的错，拨乱反正是党的功劳；饿死人不是党的错，先富起来是党的功劳。总之，这是一个永远正确没有确定缺点的党。今天同事给了我一本书，一位五十年代的川大大学生写的人生，香港出版的。由于涉及到文革，估计国内是不会出版社，国内对文革一向讳莫如深，如越雷池。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要维持这个体制运作，必须要有一个人，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这个人在任何国家都找不到的，这是一个神，不是一个人。

中国的问题，很多在于对人与对制度的神化上。追求完美，这是一种理想，并无不对，但是将这种理想用在政治与民生上，很可能适得其反，变成党同伐异的斗争。文革也好，现在也好，这种习气一直没有根除。它的弊端也就不绝如缕。看党报党刊，每天源源不断在报喜不报忧，这种数十年如一日遮丑表功的精神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以这种方式培养起来的“自信”，由于看不到真相，最终变成一种自欺。这正像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由于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而看不到或故意不去看别人的成绩，以为自己才高八斗，是铮铮佼佼的人物。成天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最终如何，可想而知。
中国的经济如今到了瓶颈，接下去怎么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再抱着制度无往不胜的神话思维来解决经济问题，不但无益于经济，还会把经济拖入一个水坑。

制度这个东西，还是多一些审慎的反思好。尤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既然一切都是未知的，你又怎么敢说自己自信？

现在再谈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和过去不一样了，如果未来要改，它一定是一场“新”的改革。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新”呢?过去30多年，我们要改革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几十年所形成的一个旧体制，经过30多年的改革，这个旧体制实际上还没有改完，新的、所谓的稳定的“过渡体制”又产生了，所以下一轮改革，要面对的其实是两个体制。没改完的旧体制，再加上新情况，就出现了新弊端——经过30多年的演练，新的权贵阶层和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左翼激进主义死灰复燃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权威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造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个关于重庆模式的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跳出来公然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文革左派在乌有之乡上发文，公然把打倒“四人帮”说成是一场“硬性政变”，把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称之为“软性政变”，把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称之为“汉奸卖国贼”，有一位左派愤青在《乌有之乡》网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了。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获得了“重庆唱红运动”而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又有许多退下来的部级干部与毛的亲戚等“红色贵族”积极参与其中，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绪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事实上，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曾以官方身分欢迎极左派的“红色网友参观团”，在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由此可见，激进左派大联合的趋势，发展到今天已非一日之功。

最低。

结论：公众具有一定的投票意识，但投票意识受一定的人情因素影响
参与投票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公民可以通过投票来选择领导人从而影响公共政

老毛是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是无政府主义者，思想非常激进。这对他一生的自由主义追求都有根本影响。接受马列后，才变成共产主义者。他不是教条的人，但却信仰执着。他不是恶人，而是善人。他相信阶级，事实上也确实存在阶级。建国后，他把以财产定义的阶级消灭了，却发现这并不能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共产主义没有共产主义道理是根本不可能的。建国后，他没有尝试取货币，保留了社会主义工商业，这在客观上表明，他并不极左。

民族问题自近代以来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是二战时期与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的抗争，民族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旗帜，也可以说是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与此相关的是，在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也是颇为流行，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在反对殖民主义，反侵略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殖民主义霸权本来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形成的，民族主义的反侵略反殖民也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反资本主义。
但是随着民族国家越来越多，殖民主义的瓦解（指的是18，9世纪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越来越走向了对立面，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利益凌驾于阶级利益之上了。就像1914年德国社会工人党投票支持战争预算一样，以及以后的苏联的扩张主义、中越战争、中苏对峙，共产主义越来越在民族主义面前退缩了。
在一些战争和冲突中，民族主义也都担当了很负面的角色。
民族主义还在客观上维护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对于无产阶级的联合也起到了巨大地阻碍作用。两个敌对国家的资本家可能关系很融洽，但是两个敌对国家的无产者反倒是相互敌对。
值得警惕的是，当民族主义扩张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扩张主义，从而引发冲突和动乱。
民族主义到底是一种分离主义、侵略主义、利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一部分？
民族主义的愈演愈烈在何种程度上打击了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的“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
民族主义是一种本土自发产生的真实的情感，还是被知识分子、统治者所宣扬和灌输的呢？

然而国际学术界尤其是英美发达国家通常不提什么共产主义，他们谈的是一般是这三个概念：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不存在左右截然对立的状况，而“保守主义”的味道截然相反，基本上是伟光正。而很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都是右派，独裁大坏蛋，都是纳粹爱国贼。
部分人觉得自由主义偏右，社会主义偏左，保守主义试图调和，基于这种左右定义——强调自由的价值，追求效率原则偏右；强调平等的价值，追求公平原则偏左。这看法有些道理，但不能解决概念本身的困境。
崇洋媚外的人例如党报南方系啊，非党内的刘教主的远古邪恶圈啊以及早年就有的带路党什么的，喜欢吹捧所谓国际概念，其实一点也不比zg的定义高明到哪里去。

举几个逻辑混乱点：
1-gcd不讲效率吗？显然不是，老毛还曾经搞大跃进呢！那个追求高效的决心之大，英美自由派能比么？
2-资本家不讲平等么？老马还说过实现共产主义的平等要靠资本家发大财才能实现呢。
3-以撒谎而臭名昭著的南方系，标榜自己是右派，实际他们很多主张都抄袭了英美的自由左派liberalism，但其实这些人很多都不懂哈耶克早就说过的，罗斯福新政在当时被贴上社会主义和左翼的标签后，这总统居然硬改称自己就是自由主义者，于是灯塔国的自由主义就和之前两百年的有了很大不同，变成了倾向于支持大政府——即政府对社会更多的政策干预，或干脆叫计划经济。
4-崇拜英美保守主义的一帮人整天鼓吹右派好，拥有智力道德双重优越感，巴不得现政权赶紧垮台的愿望又根本违背了英美保守主义的保守——保守不就是一味“维稳”嘛！。
……
无论是上述什么派，全部讲政治正确，然后空洞的普世价值大量迷惑人，都给自己冠以好听的“民主”前缀——民主左派、民主右派、民主自由派、民主保守派、民主社会主义者。

概念的混乱原因在哪里呢？
很简单，不信上帝，离开了上帝启示的绝对价值，不以神的律法为公理，必然整个体系概念混乱。
换言之，超验价值的缺席，实用主义理论体系必然概念混乱，所以我多年前就把占据国内大量媒体资源叫嚣个不停的实用主义者们归类为同属一个“北京混混集团”。


现在要从“左右”的源起来破题。
法国是欧陆最世俗化的国家，也就是最远离上帝的国家。近现代政治的左派右派之称，主要来自法国大革命中各派议员在议会中的习惯站位。伴随着法国人弄了个大淫妇像送给灯塔国作灯塔，也就被浪漫为漂洋过海的革命红旗插遍全球了，小小地球村仿佛一夜之间进入了自由王国一般，哪知道后来一下子冷战几十年，也不知道多少法国人自杀。
前面说的偏效率或偏公平什么的，是后来的所谓进化版，在法国大革命中议员的屁股占位中，在左边的号称代表底层民众，右边代表上层贵族，有趣的是，他们当然不会说，我左派代表流氓无产者即各路无赖小混混，我右派代表既得利益者即各路强盗财主和黑社会老大。显然，懒惰的无赖有什么公平？奸诈的黑老大有什么效率？其实在上帝眼中，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滑稽戏码。
屁股占位是一种姿态，嘴皮子吵的可是另一种姿态：什么是激进与保守？换成中国话，问欧陆什么是革命与反革命呢？那答案和今天无知热血青年想象的可有很大不同——萨特1959年针对苏共和法共的情形说道：“今天参加共产党意味着参加一个实际上是保守的政党。”这什么含义呢？必须推广新纪元主义才是激进！追求新的地上天国不惜一切代价才是激进，追求某个集体的利益是保守。因此，知识分子才激进，非知识分子都是保守。换言之，诺斯替主义者才是激进的伟光正理想主义者，一切工农为自己求利益的都是保守。按这个标准，你说老毛到底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你傻眼了吧？他仿佛今天是革命的，明天是反革命的。
可笑的傲慢的知识分子跑人群中骂大家，你们的问题不是工资低，而是某种社会体系使你们成为机械成为奴隶成为被利用的工具，但你们才是这个地球的主人而不是他们，要做的不是提高收入而是当主人建设一个新世界，当然前提是砸烂旧世界。被骂的很多人一愣一愣的，其中大部分就都被忽悠起来争当地球主人了。不但不能反驳骂自己的，反而心甘乐意做炮灰，原因很简单，不信上帝！
所以，当上帝离场，一切都是闹剧，最坏的永远是知识分子。老毛在这个问题上那叫一个纠结痛苦啊！我老毛到底算不算知识分子呢？！我要解放全人类，我左派革命啊；但我又要保住在中国的皇帝之位，要为支持我当皇帝的人谋利益，我右派反革命啊！这就是他从革命党演变为执政党后却不得不维持革命意识形态的悲剧，以至于这上帝之鞭死后被上帝做成不能很快回归尘土的腊肉供给罪人们无边的诽谤谩骂。
所以，连老毛这么聪明的人都闹不清的左派右派，你吹嘘你搞清楚了，纯属扯淡！
日本著名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接受中国报纸采访时不是感叹了这么一句大实话——日本并没有右派，只是些黑社会。


林前2:14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只有真正的基督徒，特别是时代的先知，才能真正解决左右派的迷惑。
解决的切入点还是这里，法国大革命的右派强盗黑老大主要都是什么人啊？是修士主教们！他们代表着腐败教会的堕落利益！上帝让左派流氓毫不留情的打败了腐败教会头目们，正如上帝后来让老毛打败了假基督徒孙文蒋介石一样。日光下无新事。
文士们千方百计要掩盖这一历史事实，啧啧。
实际不是什么左右问题，而是上下问题，是让假基督徒继续胡作非为沽名钓誉呢还是干脆让“蛮夷”罪人们掳掠自以为义的假基督徒们呢？
圣经的答案很明确，让亚述和巴比伦灭掉悖逆的以色列。如此才显明上主的荣耀。
不懂的人还以为啥左派多厉害，就拜为革命偶像了，所以老毛和格瓦拉的神像贴满全球文艺青年的T恤。
其实贱人石原慎太郎说的还是太含蓄，什么右派，本来就是腐败教会的黑社会。他根本没胆子攻击他的美国爹，也没足够智慧学识看清楚法国大革命。

没有左右派，只有信上帝的真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和不信上帝的假共产主义假资本主义的斗争，一切世界历史都是祂的故事，属灵战争永远是历史的中心。
可参看笔者文章《破解近五百年的政治难题——给资本主义一个正确定义》
http://bbs.tianya.cn/post-no01-511004-1.shtml

『希腊民主——始于分赃的菜市场民主』

世所称颂的希腊民主建立在商业带来的优厚利润之上，参与贸易的财富又主要为对奴隶的高度压榨和武装抢掠。即便这样，民主也只是人群中的一部分——贵族和公民的民主，他
们之间的妥协建立在牺牲奴隶之权益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牺牲贸易和掠夺所至地区的人民之权益之上。希腊民主是从分赃行为衍生而来的菜市场民主。
希腊各城帮国家中公民的比例之所以较高，在于它的商业性质和城帮中主要的劳动形式，它不过是周边各帝国的共同市场。其“民主”不可能做大推广，反而透过历史，甚至可以
从希腊的城帮民主眄视到现代欧美民主的必然影像。
市场在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那里，在现存的每一种制度那里都存在。市场甚至早于分工，区域间的自然采猎的必然差异，甚至某一时段内偶然的差异，都会令部族间产生交换行
为。市场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由市场而来的市场民主显然也不是，这种民主更像是市场的产物，就也有更多市场属性，方便交易和达成更多交易成为这种民主的中心性格。
人们对这种民主的要求也就不在于它能为个人，为群体带来多少自由，达成多少主张，而是它能不能把市场化进行到底。

重要的是一些思潮已经不是停留在学术、文化的层面上，而是直接进入了广泛的基层社会。

近十几年来，被外媒称为“海德公园”式的政治广场已遍布中国大中城市的公园等公共场所，各种思潮、观点在这些地方的传播、争论经久不衰。

近十几年来，被外媒称为“海德公园”式的政治广场已遍布中国大中城市的公园等公共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