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
2016-10-11 21:21


【编者按】 中国大陆自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逐步向资本主义转轨，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右转，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俘虏，但自1990年代后，国际局势丕变，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毕露无遗，中国大陆在体制变革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促使一些肯于深思的知识分子重新反思中国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回归左翼的立场。去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111周年的诞辰，祝东力与左大培两位先生发表了纪念感言，很能反映大陆一部份中青年知识分子的观点，从中可窥见大陆左翼思潮复兴的消息，值得细读。



“我们这一代”大体是指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出生的人。当然，逝者如斯夫，代际划分不可能像标尺刻度般精确和划一。但是，往前区别于1949年前后出生的红卫兵一代，往后区别于“70后”一代，比较来看，这几代人的经历、个性和思想的确是各具特征的。我作为“这一代”人中的一员，把自己以往尚带着余温的思想曲折叙述出来，也许有点滴的价值，至于有多大的代表性或普遍性，则只好由大家来判断了。

在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中，有几个关键时期和标志性事件，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事件，80年代和八九★事件，以及延长的90年代。

1、文革的转折和红色理想的退却

这一代人中的年长者的确有文革前的点滴经历，但对于整代人来说，最重要的早年记忆无疑是文化大革命。这是20世纪漫长的中国革命抵达顶峰，旋即又面临深渊的时刻。在这个早年记忆中，游行和集会，红宝书、大字报和两报一刊，以及连环画、革命歌曲、战争电影、样板戏和毛 诗词等等，连成片，漫漶不清，却又色彩分明。

我们早年的这个红色背景在确立的同时，也由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而渐渐退色。以这个事件为转折点，文革政治理想开始瓦解，20世纪中国革命也因此走向末路——实际上，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后革命时期：就是说，革命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还在，但是内在的激情和想象却退隐和消失了。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来临，红卫兵一代中的许多人走上怀疑和探索之路，逐渐右倾，北京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文艺沙龙，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即朦胧诗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代正处于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萌芽、成长的时期。在虚无主义的氛围中，与红卫兵一代人的怀疑和探索不同，在我们中间形成的是一种调侃、讽刺和颠覆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多年后，北京作家王朔风靡一时，由他所代表的那种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席卷中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调侃、讽刺、颠覆，或者说嘻皮笑脸、油腔滑调，从影视、戏剧（小剧场）、网络论坛、手机短信直到日常人际交往，几乎无处不在。其根源当可追溯到林彪事件后的那个虚无主义时期，而王朔本人也绝非偶然地属于50年代末出生的那一代。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处于武装割据的状态，整个国家面临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包围。中国通过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两场战争，终于打破了这一国际战略包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此前一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这个时期，各西方阵营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这意味着，国际主流社会被迫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性，并接纳中国进入主流社会。这个时候，中国已精疲力竭，同时也面临重大转折。

此前，准确地说，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救亡”阶段。所以，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的建设时期，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包围，中国仍不得不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重点，整个国家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都处于一种准战争体制。但是，由于国际主流社会同中国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此后，中国将进入“发展”阶段，并将实行与之相匹配的和平体制。实际上，中国结束国际范围的武装割据，势必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这个形势既不同于以前从朝鲜到越南的比较单纯的战略攻防，也不同于美苏之间冷战式的战略对峙，而是需要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既斗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外圆内方。面对这种全新的形势，中国在经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各方面显然都缺乏准备。而此时此刻，又恰逢文革陷于困境，毛泽东进入暮年，身心疲惫的中国已无力进行主动的战略调整了。

这一切都不是当年的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只是凭着直感，感觉到革命的意识形态越来越空洞化泡沫化，高亢的政治话语同单调、刻板、萧索的现实生活越来越形成反差。就在我们对革命开始调侃和嘲讽的同时，另一方面，由于中美战略和解，以及中国同国际社会的交往，一个不同于以往的 “西方”形象浮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而且这个形象越来越膨胀，越来越美好。在早年的“红色时期”结束后，我们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蓝色时期”开始了。

2、改革的挫折和西方思潮的反思

从1949年到1966年，经过十几年时间，中国革命已经日益体制化。就思想领域而言，由于中国在国际范围进行武装割据，理论同其它产业一样受到国家权力的高度保护，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同对立的观念体系进行真正的思想交锋，并通过这种交锋使自身的理论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因而日益封闭、教条和僵硬。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到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本来就面临一个自我更新的历史任务。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天命所归的革命内部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这一运动全面溃败，导致革命理论及其价值系统在年轻一代的意识中发生动摇，并渐次瓦解。拨乱反正，无非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思想模式，这种在文革前夕就已经难以为继，因而日益僵化的意识形态，又如何能应对文革之后更为复杂的局面呢？

进入70年代末，在自身理论严重单一和信仰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返回国际主流社会的中国，迎来了西方思潮的大举涌入。

1980年我上北京大学，此前的高中生活非常单一，视野也十分狭窄。入学不久，恰逢北大学生竞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加上几乎每晚必有的学术讲座，各种观念、理论、思潮环绕左右，身如浮萍，似乎只能随波逐流。这些观念、理论和思潮尽管纷纭复杂，但其总体的价值取向又是相当明确的，即怀疑和反抗现实体制，这是文革造反精神夭折之后在新时期的延续，同时也多少契合了我们正值青春期的躁动心理。

文革造反传统在新时期扭曲地延续——整个八十年代由启蒙知识界发动的全部思想和文艺运动都可以放在这个框架内来理解。对峙的一方是现实体制，另一方是激进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这同文革造反运动的结构惊人地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文革依托的是毛泽东本人及其晚期思想，而八十年代启蒙的背后则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以及各种若隐若显的境外政治势力。也就是说，从左翼的方向对国家体制进行反省、批判和吐故纳新的运动失败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右翼方向的持续努力。从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到鼓吹多党制、私有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启蒙知识界从抽象到具体，从历史到现实，从课堂书斋逐步走向街头政治，最后迎来了1989年的广场风暴。

有好几个亲历者对我说过，枪响之际，他们所在的路口都有人喊“橡皮子弹！橡皮子弹！”这给我很大刺激。我知道，这绝非孤立的判断，而是从这十年来形成的整套“意识形态”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从这十年来关于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国家与暴力等基本问题的一系列知识和理论体系中得出的一个结论。而这些知识和理论都是西化派知识精英们在八十年代极力鼓吹和传播的。

“八九”之后，我骑车缓缓经过昔日熟悉的长安街。全副武装的军人沿街把守，每隔一两米一名，一个个，数下去，望不到边。惊悸之余，我也意识到，“中国的本质”呈现了，我目击到了“中国的本质”。我不能不承认，知识精英这十年来对中国的判断全是错的，他们的知识和理论全是垃圾。

事后看来，八九运动明显分为两个层面。西化派知识精英依托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在经济改革之后，以政治改革的名义，企图颠覆现存体制，从右的方向改造全能主义的国家。而普通民众则激于八十年代以来经济改革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比如官倒（权力资本化）、恶性通胀和贫富不均，而吁求社会公正和政治廉洁，表达了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倾向，因而在他们的游行队伍中竟纷纷打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符号，即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华国锋的画像。学生群体比较复杂，他们表面上被知识精英的西化理论所蛊惑，而其大多数人的根本立场实际是接近民众的。但是在当时，八九运动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被西化派知识精英所篡据，掩盖了运动的复杂性，从而影响到对这一事件的定性。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我这十年的知识兴趣点先是美学和人道主义哲学，然后是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哲学，越来越凌空蹈虚；1987年毕业后，从读《曾国藩传》开始，辅以中国近代史，渐渐转向实学。在思想上，基本是一种泛自由主义的观点立场。坦率地说，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那些思路，我在八十年代，特别是八九前后，大体都经历过。比如对儒家“圣王”理想的批判，我认为将政治与道德合二为一的结果是既无法在制度上制衡、也无法在舆论上批判当政者， “圣王”理想从而构成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根源；还比如对近代激进主义的清算，我甚至把账算到谭嗣同头上，认为他血荐轩辕式的英雄主义壮举无谓地激化了清末保守与改良、政府与民间的矛盾，从而使后来20世纪的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再比如关于私有化，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我设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形成若干大的财团，由它们分别推出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以此形成多党制的局面，从而推进民主宪政。

3、资本全球化和新左翼知识分子

八九之后，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变色。我先是欣喜，继之怅然，终而惶惑。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资本主义，这种单极世界真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吗？在国内，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全面溃败，继文革后期革命理想衰退之后，启蒙理想再度滑坡。在理想真空的情况下，恰逢我们这一代人进入或接近而立之年，渐渐以独立的社会身份发出声音。这代人早年根深蒂固的那种调侃、讽刺、解构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开始登堂入室，乘虚而入地跻身于主流社会并且盛行。北京作家王朔是文学创作界的代表，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与伴随市场经济而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相结合，在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所谓“后现代主义”。

但是，与此同时，八九之后还萌现了另一种趋向。在八九之后的一两年里，何新作为知识界的一个异数，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发挥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力。 简单地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何新以国家主义为诉求，刷新了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他是九十年代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早期倡导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设计者。八九之后，精英知识界对何新支持政府的立场言行一片谩骂，但几乎无人从学理上认真思考或反驳何新的立论。我开始也未免俗，但渐渐却发现，何新确凿无疑地占有某些事实和逻辑。通过何新的一系列文章和访谈录，我逐渐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同情的理解。可以说，何新是中国思想界从八十年代过渡到九十年代的重要枢纽。

1992年春，邓小平通过南巡谈话的方式强力推进中国改革。从此，中国九十年代的社会特征才真正开始呈现出来，即市场经济和威权政治之下的高速增长、贫富分化、吏治腐败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在国家和社会迅速变貌的同时，国际上，由于冷战结束，国际战略形势发生逆转，中国重新成为美国围堵打压的对象。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变，我们早年关于红色中国的记忆在经过八十年代的长期压抑之后，开始苏醒。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左翼传统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五四以后，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左翼传统逐步占据支配地位，并在1949年以后体制化。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左翼传统的一场自我更新运动，这场运动失败后，左翼传统严重衰落，并在八十年代迅速边缘化，在知识界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自七十年代在中国萌芽、复苏的自由主义传统。如上所述，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在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求学和思索，形成了比较右倾的立场观点。但是，九十年代初期，激于国际国内的重大事变，许多人的思想迅速左转。在此期间，有一件事给我极大的触动。

1994年夏，台湾作家和思想家陈映真先生来北京，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安排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聆听了他的长篇演讲。演讲的主题大致是台湾与中国统一问题，具体内容已经模糊，但其鲜明的左翼立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高超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以及将社会经济、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表象从深层联结起来予以分析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渊博和深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借用梁启超回忆龚自珍对晚清思想解放之作用的一句话说就是：“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我恍然间意识到，知识分子拥有两种彼此嬗替的传统，即左翼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在长期衰落、停滞和僵化之后，左翼传统经过转型，完全可能铁树开花，出现一次伟大的复兴。在稍后写作的一部书稿《美学与知识分子》当中，我初步叙述了这些想法。之后，又比较广泛地涉猎了中外历史、经济学、国际政治等学科，并将各学科的知识做了初步整合，尝试从新的左翼立场出发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梳理，并于1999年草写了一部书稿《反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以中国革命为中心》。

如果说，传统左翼理论一方面由于难以解释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挫折和问题（特别是文革），另一方面由于难以容纳西方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战后取得发展的事实，而脱离实际，走向衰落；如果说，代之而起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反思文革出发，倡导回归英美主流文明，却一方面难以面对自由竞争引发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难以认识西方依托世界体系汲取欠发达国家资源和财富的事实，而同样脱离实际；那么，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经验，就理应在反省传统左翼的同时，扬弃自由主义传统，实现否定之否定，构建包容性更强的理论。

九十年代后期是中国思想界发生质变的时代。1996年，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主流刊物《读书》编辑部换届，在汪晖、黄平主持下悄然左转，对知识界散播其影响。一个以“新左派”命名的知识群体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如历史上的印象派、存在主义等名称一样，“新左派”似乎也是由其反对派命名的。但它的确相当准确地标识了中国思想界在九十年代的动向，因而被学界和媒体广泛使用。有趣的是，从人数比例上看，和上一代人即原红卫兵一代相比，这个被称为“新左派”的群体大多属于“我们这一代”，即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此时，中国左翼传统的复兴已近乎事实。2000年夏，由黄纪苏编剧、张广天等导演的话剧《切·格瓦拉》在北京演出。该剧以其鲜明的左翼立场、犀利的语言风格和优美抒情的音乐在现场产生了山呼海啸般的反响，并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当然，中国社会仍旧沿着九十年代的轨道继续前行，直到新世纪初叶，所以我称之为“延长的九十年代”。中共十六大之后，民间称作“胡温新政”，陆续出现了一些转机，但更大的变革仍在人们的期待中。

来源： 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祝东力，1962年生，北京人。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副主编，现任《中国艺术年鉴》副主编、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穿越文艺抵达哲学 (2014-03-18 11:52:54)转载▼
分类： 艺术与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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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喜欢画画，大约从小学三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持续四五年时间。为什么画画呢？是因为喜欢看“小人书”。

小人书是我们广大60后的第一读物。那时候，尤其让我着迷的是“文革”前出版的古今战争题材的那几种，像《三国演义》《岳飞传》《杨家将》《水浒传》，还有《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等。小人书学名连环画，一般采用单线白描，配以简练的文字，64开，方寸之内布局造型，常常是形神兼备，颇具匠心。五六十年代是中国连环画艺术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新中国的文化政策是摒弃大、洋、古，而偏向基层，侧重普及，在这种很特殊的时代环境里，适合青少年和其他低文化读者的连环画受到空前的重视，国家投入了许多人力和物力，加上当时图文作者精益求精的工作伦理，使得连环画成为那个时代极重要的文艺部类。

小时候看到的第一本小人书是《三国演义》中的《长坂坡》，是一册旧版残书，前无封皮后无封底，故事也被掐头去尾——当时小屁孩们手中传看的连环画大多如此。那会儿大约三四岁或四五岁，不认字，全靠大孩子讲解。印象极深的是赵云，英武神勇，一人一骑出入于曹军重围，枪挑剑砍，所到之处，威不可挡，而且在这同时胸前还抱护着婴孩阿斗。常山赵子龙，那真是集勇武与慈柔于一身的英雄啊。

后来，上学识字，陆续又看了几本。但是，这类旧版连环画家里一册也没有，正值“文革”期间社会上也难得一见，只能偶尔从小伙伴那里借着看；而且，一般最多借一晚，次日早上必须还。由于魔障了一样爱不释手，渐渐地就想着照葫芦画瓢，把英雄的形象留下来，于是就试着临摹。

那时候画画，在动机上实在与美术无关，主要是出于一种原始的崇拜英雄的心理。

可是，因为偶尔能得到家长或邻居或同学伙伴有口无心的几句赞扬，便有了上进心，再加上为了画得像，也不得不讲求画艺技法之类，于是渐渐有了那么点意思，除线描外，还琢磨着敷色，并逐步尝试静物素描、水彩画和水墨国画。上世纪70年代前期，功课负担无从谈起，课余时间弹球，爬树，养鱼，打鸟，滑冰，游泳，下棋，粘蝍蟟，春夏秋冬轮着玩，当然也有大把的时间画画。后来，不知不觉也结识了几个小同道，四五个人一起玩，一起画。那段时间，做梦都想当画家，什么齐白石徐悲鸿黄胄，诸如此类，整天供在嘴上。

当然，那些年，除连环画外，还有红歌、样板戏、露天电影等等，也是60后耳熟能详的文艺形式，对他们的成长有莫大影响。只不过它们对于我来说，毕竟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仅仅构成了临摹连环画的一个文化环境而已。

1976年，大事件接二连三，刚好在10月6日晚上，清秋夜色，我家从北京东城搬到朝阳。转学，到新环境，因为落了单，画画的事就慢慢搁下了。原来一起的几个玩伴，有两个后来考了美术专业，其中一位现在是颇有成绩的工笔画家，在一所著名学院里教书。我想，如果当时不搬家，很可能会沿着美术的道儿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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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版连环画很稀缺，可遇不可求。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大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便硬着头皮啃那些感兴趣的“字书”——都是我托老爹从单位图书馆借的。第一本是长篇小说《连心锁》，写淮北新四军，从抗日战争讲到抗美援朝，至今还有印象；第二本叫《渔岛怒潮》，感觉平平；第三本是什么忘了。不久，又磕磕绊绊地读半文半白的《三国演义》，聊补连环画之缺。以后，陆续看过《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烈火金刚》《草原烽火》《李自成》（第一部“文革”前出版），等等。那时候趣味狭窄，非战争题材不看，因此，就很少读到真正好的作品，包括《三国演义》，在四大古典名著里也是相对浮泛粗糙的一部。所以，在我这儿，读小说也和画画一样，同文学趣味无关，主要是为了满足幼稚的战争想象。还有，看小说和画画一样，最初都源自对小人书的饥渴——因为看不够或者看不到。

真正感受到文学的深度，的确比较晚。高中一年级，没心没肺的战争审美告一段落，可能是由于青春期发作，学会了感时伤世，对古典诗文尤其喜欢，最膜拜的是《前赤壁赋》。

这篇赋体散文其实不过五百来字，却相当集中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关于繁华易逝、世事空幻的苍凉感慨。这是一种鲁迅所谓的“悲凉之气”，贯穿于整个中华古典文明，塑造了其独特的世界观：它总是在事物兴盛之际看到其衰败，在事物起始之际看到其终结，从绚烂中看到平淡，从春看到秋。它把情感主要赋予了秋天这个摇落之季，即使吟咏春天也往往偏爱暮春这个落花时节。它与秦皇汉武所代表的王霸之气彼此交织、对冲、互动，极大地平衡了后者，并对一切原始的生命力，对一切欲求、奢望、奇想和雄图给予有效的抑制和消解。

有趣的是，《前赤壁赋》感慨摩挲的那段历史，恰好就是《长坂坡》故事的前后背景。从《长坂坡》到《前赤壁赋》，巧合总裹挟着必然，对于我来说，相隔十几年，文学的世界的确突破、颠覆了之前平面展开的二维世界，使内心向深处伸展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当初即使不搬家，即使能够继续画画，随着年龄增长，最终也会遇到内心的这个关口。

这样，高中时期，又顺理成章地做起了文学梦，不久便考进了大学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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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0年上大学，刚开始还是延续高中时期的趣味，读的多半是古典文学，特别是王维，那种简淡幽远的境界，很对胃口。

不过，周围环境却是另一番面貌。当时在校园里，各种社会或文化思潮、学说、知识一片嘈杂，漫无头绪地传播、更迭、碰撞，像人道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各派现代主义，等等。同时，入学不久，刚好赶上选举区级人大代表，几乎一夜之间，校园里涌现出十几个竞选班子，都是红卫兵、老知青一代，每晚必有演讲，各路人马轮番登台，宣示各种政治设想和改革方案，彼此辩难质疑。这当然是社会进入变动期的征象。

这个时候，单纯的文学，又能够提供什么呢？

文学所承载和表达的情感，是一种飘浮、绵延、弥散的软体，沉浸其中，时间久了，常会让人有茫然自失的感觉，因此需要某种有硬度和韧性的概念、命题和理论框架来约束和范导，通过抽象、概括和解说使其定型，成为确定之物，借此获得内心的稳定感和归属感。在一个社会的急剧变动时期，内心的这种需求就更为强烈。

那时，美学界也正围绕“美的本质”等玄学问题展开大论战，吸引了相关专业的许多学者，围观者甚众，成为一时之显学。这就是当时的“美学热”，其实质是：在60年代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知识分子群体正在构建一种新的审美理想，以取而代之。

由于对文艺的爱好，相邻学科的这股理论热很快抓住了我，渐渐地其疯魔程度便可比于当年追看连环画的情形。那时，隔三岔五，定期必到图书馆翻看各种新出期刊上的有关文章，对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路观点了如指掌。同时，按计划系统地阅读美学史上的各部名著，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休谟、康德、黑格尔、克罗齐，再到别、车、杜，等等。当然，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有名的诘屈聱牙之作，更是反复再三地研读过。

美学兴盛于18、19世纪的德国，特别是成熟于康德，一般是作为某个哲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通过美学，我很自然地对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本科毕业时，便取径美学专业，考进了哲学系读研究生。

以后几年，不可抑制地沉溺于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并渐渐锁定海德格尔，有时恍惚觉得，全部真理似乎都包藏在海德格尔的艰深晦涩的句子里。为此，曾拚命自学德文。而且，为看懂海德格尔，先去读在方法论上给他以重大启发的他的老师埃德蒙特·胡塞尔的现象学，为理解胡塞尔，又去读笛卡尔。回过头来，刚好在1989年，以每小时4页、每天20页的蜗牛速度，大半年如一日地逐字逐句通读了由John Macquarrie和Edward Robinson英译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感觉思路还跟得上。接着，又读了他的《形而上学导论》《论艺术作品的根源》《论物》等的英译本。以后，又读解构主义哲学。

通过几年的系统阅读，总算闹明白了自笛卡尔到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再到德里达，从17世纪到20世纪，三百年来所谓欧陆哲学究竟在干什么，简单说就是：在上帝隐遁之后，代替上帝，以概念为砖石，在一个绝对可靠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支点上重新构建整个世界，最后，再把这个世界打碎，完成了一个思想史的循环。其实，这个哲学的循环也预示着西方现代文明从起源、兴盛到衰落，直至解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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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古典时代，康德、席勒、黑格尔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述过：审美作为感性与理性混而未分的统一体，是人类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中介、过渡或桥梁。

自己上述的一点点经历，刚好符合这个重要的美学原理——以原始的英雄情结为契机，进入文艺，浅尝之后，再从这里转向哲学，由此形成了自己从感性到理性的前半个循环。后半个循环——从抽象回到具体，即通过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从那种偏离本土经验的哲学观念，回到中国的现实——这个过程大体在90年代中后期完成，我前些年在一篇题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的文章里曾经涉及，属另一个话题，这里不再赘述。

研究生毕业后，几个偶然原因凑一起，进了现在这所艺术科研单位，一待就是二十几年。回顾起来，的确乏善可陈，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点关于艺术的体会，或许值得一说：

与人类的其他领域相比较，文艺这种精神样式对应的是更精致、更细腻、更敏感的内心，如果任由其按自身逻辑片面发展，可能会使一个人的心性变得过分柔靡和脆弱——对于一个社会和文明体来说，同样如此，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南朝和南北宋。因此，需要其他文化样式来平衡和校正艺术能力的发展，例如哲学，例如历史和社科，更重要的，还有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更高、更综合的立场上来理解艺术。

作者： 清江游 ：

我们过去理解前三十年是打基础的三十年远远不够，这对前三十年的评价是不完整的。其实，前三十年不仅是在打基础，也在做规划，也在订目标，也在搞突破，也在不断地开放中，也在进行着大变革。客观讲，我们特别不能低估新中国前三十年大变革的伟大意义。新中国的建立不是简单的一个国家体制的改变，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是社会体系的大变革，是经济体制的大变革，是思想意识的大变革，没有这些大变革，我国不可能取得奠定雄厚物质基础、精神基础、科技基础、人才基础的成就。同时，前三十年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树威的三十年，是为创造中国和平发展机会的三十年，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三十年，是抢抓机遇的三十年，是广泛发展结交世界各国朋友的三十年。

接上：

长期以来，我国国内总有那么一帮人为引进西方民主体制，为在中国搞所谓西方式的政治改革，配合西方集团企图颠覆我国，将新中国的七十年分割来说，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并将此作为借口到处宣扬，把新中国的成就只说成是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成就。

不过，这次王副 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中概述新中国成就时，明确讲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七十年的成就而不是四十年的成就。对这一点，西方经济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曾进行挑衅，在与王副 的交流中，说“您刚才提到了中国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公开歪曲王副 的讲话，王副 当场进行了纠正，“我讲的是过去七十年”，掷地有声啊！这表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不仅在国内明确得到认可，在国际上也要公开宣示新中国的七十年是不可分割的，企图分割新中国七十年的成就是别有用心的，没有前三十年的发展成就，后四十年要建空中楼阁吗？吃水不忘打井人啊。

@回形镳 2019-02-06 22:19:46
楼猪这傻B，跳了广场舞，也不计自嘎猪似地蹦挞地哗众取宠，就还以为广场是他这个人妖的了。
混论坛发了点咸鱼贴，就以为论坛也都是他这个人妖的了。
这人妖寥无生趣到，到处写“人妖到此一游”。到了故宫也写，然后就到处嚷嚷说故宫也是他这只人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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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安慰你一下：此刻你又一次开始发作了，内里积压的黑，总要释放出来，其实我也是很理解的，所以，我总会给你机会的，每个贴都给你留着空，等你可怜的表演，希望你在这种扭曲的表演中终于从动不动就耍娇式的省级社科进化到正常人。

从美国对中贸易战所提出的无耻要求看，显然，极限施压促变下，既不断加压，又隐含诱导改革颜色变天之机巧，因为，他们发现，我们党领导下的事关国计民生命脉的大国企，是他们颜色演变的大障碍，当然，归根结底是，是为了着力对作为中国执政性质与执政能力所拥有的经济基础进行演变的关键斗争。

在这里，想想也蛮有意思的，你美国不是信奉新自由主义哈耶克等理论吗，不是相信历史之所以终结，就是因为“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干预”“公有制度”“国企效率低下”才让苏联等自动解体了吗，那就让一切社会主义一天天烂下去自动垮台好好，着什么急啊，而自己尽可以按照自由主义的十个航母精准导弹崭新杀人武器以及几百年海盗贩奴殖民打砸打逻辑从胜利走向胜利好了，怎么，自由主义现在在你美国人手里，又一变成对人家的自由发展模式的选择，要随时干涉？天底下除了强盗持有这种自由主义道理，还有什么道理可言？！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人，居然还真迷信了这种唯美国是从的“新自由主义”！

而我恐怕的是，是否真会有一些内部人，借已经积习的旧改革理念，完全脱离深化改革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的崭新时代变迁性情况，一些人是不是真的不再需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了，还想一如继住以全面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教条逻辑，设置关于改革的新两个凡是，凡是私有化就是对的，凡是市场化就是真理，行扩大分化继续撕裂社会之实，以设置“公有”“民营”对立，掩盖中国目前真正面临的内外矛盾力量纠缠的真实残酷性质，误导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之虞？

因此，我现在欲将那些躺在改开前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旧理念基础上论改革开放、以市场万能私有化普世为标准、倾向于守成既得利益格局的人，称之为旧改革派，而将从崭新的历史条件出发，直面崭新的问题导向，破除一切既成条条框框的真正锐意革新派，称之为新改革派，如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图强再出发的希望，兼顾健康与安全，公平与效率，民生与国强，显然在后者，形成障碍的恰恰往往是前者-----因为，他们已经事实是有意无意形成了阻碍改革再出发扼制进一步思想解放的新凡是派！

最后，关于“国营”“民营”“公有”“私有”“计划”“市场”问题，我现在的观点是，只要有利于中国安全强大与发展活力，我都支持。没有什么凡是。林毅夫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理论，陈平的集体主义学习追赶与个人主义的创新开放之间关系的分析，都很好说明着中国的精彩问题，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新自由主义凡是。

当然，出于安稳民营军心，坚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丰富作出更大的贡献，两个毫不动摇，基本经济制度一百年不变的承诺，就是明确的答案。并且，随社会进展的历史条件的不断扩展，依据合理性逻辑，混合其间，互补互促，共同健康发展壮大，在目前美国焦虑情况下，多少着重强调一下对民营经济的重视，忽悠下美国人的智商，我自然是不反对的。并且，确实，只要是健康的，于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活力的民营经济，而不是挖墙脚的非健康性的投机经济（诸如为了一点小利不惜生态污染害百年及靠偷腥漏锐违法擦边的投机性恶劣私营经济，尤其是那些与恶性外资金融内外勾结合谋套利中国，甚至企图围猎国企的假民营经济），比如马云马化腾任正非等，理所当然值得扶持与尊重：）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进展，尤其科技信息条件的不断创新化进展，无论国营还是民营，都需要在符合生产力的崭新发展中不断进化，总不能，一提公有国营就是必须被淘汰肢解，一提民营就必须无条件保护，这还有什么逻辑可讲？难道几千年进化而来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公有国营本质上不正是全民所有、是最根本的民营？！

总之，定调前三十年“国民经济崩溃边缘”为由割裂两个三十年承接关联的改革开放，正如文革发动前张春桥们定调前十七年属于黑线专政一样，都是属于彻头彻尾不实事求是不历史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

分析问题，看待中国当代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史，我们就是要以陈平老师为榜样，以更扎实的理工科思维，实实在在地结合历史诸分量的实际，才有可能更逼近真理！：）

从苏丹小镜子，到美国大镜子，习惯的发散，想到了一些其他的

看着这些天苏丹的裂变，如一架老旧疲劳破损百出的机器，达到一定力平衡失缺极限，政权崩溃甚至社会崩溃，实在并不令人惊讶。若无增量更新建设，若无好材料好队伍不断更新换代支撑，若无各阶层各部件跟着上时代运行速度进展步伐的有效润滑，阶层固化，摩擦激增，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高速运转的趋势，并且，小国，更有外部势力易介入助燃的不可测准点，一日发生轰隆隆断裂，真是不那么奇怪。

若不能保持不断有效的自我革命与建设，就可能被革掉命，忽然联想到老人家晚年与苏联老大哥决裂后，毕其一生心力而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革命接班人的焦虑，同时想到苏联后来的崩溃，很感叹。

苏丹事，其实，只能算是一面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小国镜子，于大国，还是缺了点信息通量。对照美国的乱，欧洲的乱，全球的乱，才是大镜子。好在大国如美国，抗疲劳耐磨能力要远比小国好，还能反向外转嫁危机，而不是被输入危机，可以吸纳新鲜血液，不断修补气息。

现在，尤其美国，当它还事实上作为你的明确对手戏的时辰，美国的意义，对中国新千年的不断自我革命性开创性进展，非同小可。其他都不能算数，苏联也只是个单一教材。因此，这星球，无论正负，老美才是我们的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从中国与美国到世界大乱现状的一点思考，忽然就想到那个“文明的冲突”论。

关于文明的冲突，我们的老祖宗，经历无数群雄战乱，生灵苦难，本来老早就意识清晰，首先从人类精神上，明智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即，天下文明，和而不同。可是，来到了几千年后，由于仅这几百年，西洋人于科技锐进育成武力先进，通过主动冲突，掠夺资源，转嫁矛盾，获得了太多的好处，习惯了优势，养成了一种智力的傲慢，以致于关于人类文明的命题，变得虚无。

即使体现在如亨亭顿这样高智商之类西洋士子，也油然以冲突论一切，是谓一种“思维的野蛮化”或者叫做“野蛮化的思维”之典型，与达尔文的物种竞争论一脉相承，可谓一种精神领域的物种竞争论。它们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增进了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路径，却由于在不知不觉是浸入人类的主观意念，造成加倍的精神隔阂与现实的主动性相互攻击心理势能，很可能，在全人类的事实历史演进中，不断形成冲突裂式链后遗症，于人类命运的和平建设，遗害无穷。

所以，在这里，确实有两种绝然不同时的文明观，一种就是，天下文明，和而不同，学习学习再学习；一种就是，天下文明，你死我活，竞争竞争竞争。

何是何非，大家看着办。

20190413

另外，纵观他的讲演话语架构，同时翻阅了一下他的个人学历，他所代表的“政治学”，确实典型表现了他在以哈佛为代表的西方学府政治学所经历的洗礼痕迹。即使就学术角度，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量！何谓“政治学”，“政治学”是研究什么的？他的表达无疑集中于对行政权力的纯粹技术性解决方案，但，事实世界，政治真只是一个纯粹的权力操作机制问题么？这种种西方传导来的纯粹权力操作机制背后，难道没有更多更深更隐秘更致命的要素？比如意识形态，比如精神系统，比如信仰，比如文化！为什么，他的政治学讲演，刻意将毛的人民民主精神系统全盘抛开而言？一切以西方学术为准？因为毛非学术？那么。学术相对真实的人类命运历史，又算什么？！


回想更可气的是，说自己走了许多西方国家，外国人怎么讲诚信，从不担心骗人，中国人怎么到处都是骗子，简直匪夷所思，明明这些年来，中国人到西方国家遭遇多少诈骗抢盗事迹累累，居然在他今天的讲演中完全面目全非，我真的难以想象，是不是教授下乡纯粹有一种骗骗乡下人的优越感，导致这样胡言？

当然，说到反腐败与民众监督参与度，新闻媒体自由度成正比等，还是值得赞赏一下的。想美国三十年代，出了个扒粪者运动，对腐败进行具有公信力的媒体制约，还真是值得借鉴的。

随后，又以美国经验为借鉴，大论一通反腐的机制与制度建设，基本是满口西洋镜，其实实在是空空的老生常淡，什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呀，什么“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呀，等等诸如此类，早已经几十年大家耳熟的一套套。

前不久发生的美国对中国学者的拒签交流类奇怪事，这说明，事情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也说明，美国黑暗势力已经神经过敏到了何等脆弱的地步，生怕他们的学界与人民反被逆向“洗脑”了，人民由此在资本操纵民主自由一切的迷魂汤里普遍觉醒而起来，华尔街对已经闹过一次了，虽然强压下去了，但人民普遍觉醒而来的力量，对现在黑暗垄断势力与秩序的洞穿，后果实在不可预测，对现在操纵一切的黑暗势力，那可就太危机了。可我们的政治学教授，居然至今还在推荐给他的博士阅读一百多年前的《论美国的民主》，当作最重要的论著。想想真的可悲！

转录参考：


“民主更像一个修饰词，并不适合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口号。啊西式民主全称应该是民主选举。民主选举，也就是说只在选举上民主，之后的政策讨论就没人民什么事了。人民的呼声很难反映在政策之中。而且选举上的民主也不是货真价实的，因为候选人往往都是由资本包装与推选出来的。人民再怎么选也摆脱不了资本的控制。资本为了塑造选举的民主外表，往往推出一些不称职、不专业的候选人，以此来麻痹和误导群众。同时不断削弱和消除民众参与政策讨论的意愿和能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教育宣传文化意识形态的中心任务。教育产业化以及法律党这等具体政策，就是用来强化集中加速来完成这个中心任务的。

真正的民主应该是民主参政、议政，选举应该根据工作水平、业绩来决定。简言之就是选举出称职的干部，制定出为民的政策。”

这几十年改开中，深融于买办势利逻辑中的一些发财逻辑，倒不一定纯粹是出于个人品德上的缺陷，而是出于商业模式买办化的势利陷入缘由，习惯了一种深嵌于西方主导规则下的世界资本主义约束，从思维方式到精神面目，都已经自动趁同于服从西方主导的精致利己主义操作模式，并且，利益捆绑之深，一时难以自拨。或者，也可以解释为，利益陷入太深，无法自拨而活，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以投机逻辑看风行事。联想是一个典型。在这种结构性情况下，贸易战以来，国内出现种种低调俱乐部说，甚至投降说，就很容易理解了。

楼主：潇潇叶林Lv 9 时间：2019-06-22 16:21:01
联想也是可怜，我就不映射软件工程了。他就是贸工技基因，技这个进程的优先级太低了抢不到资源，优先级高的是销售部门挣钱，长期技术没有足够资源就没有人才没有技术积累，这样的部门再引入人才空降也外来的和尚难念经。唯一有点工程技术含量的设计部门都在美国，杨也没有多少产业发展前景预判的能力，几次失败就得过且过，指挥老美团队恐怕不强势吧，很大可能被反向管理了。公司文化公司基础不扎实，浮肿的步子虚浮的巨人，挽救他有没有价值难说。杨和上层管理团队日子蛮难过的，估计。老美那里看人脸色。老美团队的奖金，薪酬抬得很高。老美演讲培训掐架那些，杨估计完全不是对手。

再想想七十年前的旧中国，因为己丧失资夲自立先机，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工商贸易领域基夲盘以卖办为主，事实上再无发迹成第二美国之可能。因此，想象着简单模仿资本主义兼新教伦理，根本救不了中国-----世界力量分割决定，列强至今不容你中国哈耶克式经济自由“务实主义”演进！同样，所谓回归“中国传统--贤能理性”，更不可能，否则，也不至于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这里，反映出一种很浅显的道理：以经济的观点论政治，或者就是解构政治，相对厚重的事实历史，总是那么容易显得点轻飘。

只有真正地直面厚重的历史，才有真思想！才有真希望！

小泥童于20190701

附：中国思想来了！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36291&s=fwzxfbbt

现在有一个棘手的难题，值得所有劳动人民来面对，那就是，因为一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它，已经成了一切反人民共和国内外勾结势力的一种有力口实，成了全面攻击人民共和国，否定人民革命全部历史，对中国百年人民革命历史实施反攻倒算的有力口实，他们，有的是当年还乡团的遗孽，有的是海外通过网络渗透的枪手，有的是，内部的两面人，他们其实是人民共和国本身的疯狂敌人，他们的企图，无非希望由此缺口撕开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以达彻底改变颜色的终结历史，而不是什么理性的批评者。因为，理性的批评是帮助人民成长，而他们，完全是全面否定人民革命历史整体！面对这样那样由文革“十年浩劫”口实，而否定百年人民革命英雄历史的一切的滔天白沫，我们显得是如此软弱无力，常常只能默默忍受，何其可悲！怎么办？

文革1.0已经作为失败的事实，留在历史之中，文革2.0数字板，则正在进行时之中。如果说，还想简单重复文革1。0，那是没有脑子，那么，任何企图抹黑天启数字化的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崭新文革2.0版，那就是对人民完全没有感情与良知。因为，文革，说到底，无论形态与当年的操作过程，存在多少错乱，都无法否定，它的初心，是，为了让所有劳动者永远捍卫其国家主人地位，为了让一切还企图处心积虑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少数人，永远害怕报应。

文革，无论曾经的，还是正在进行中的，无论过程细节，有多少粗糙，有多少糟糕，有多少错乱，那，都是人民自己学习求索进步过程中的错，而不是反对自己的罪，它反腐败，反封建，反资本主义法权，反修正主义变质，反三座大山重现，以保人民民主主权永值人民心田，它的初心是如此宏伟，因此，它就其本质，它是一种关于人类文明的探索性预紧，而不是破坏！是为了让人类，向着更文明的方向行进，而不允许它向着少数人的任性胡作非为。这几十年的事实与灵魂实践检阅，出了那么多的腐败者与两面人，都不幸印证了文革所担心的，变质问题确实存在，这也真是特别值得人民反思的重大崭新教训之一！

卢尚草：一些高校引进人才缺乏政治把关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总强调，

【“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

总的这一要求非常重要，但是从实际落实情况看，许多高校还有很大差距，高校学科建设、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还存在一些严重政治问题。一些高校在人才引进工作中缺乏政治把关，引进人才只看成果数量，不看成果质量，更不看政治素质，有的高校引进一些在政治上存在严重问题的所谓人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教育主管部门及各高校党委高度重视。

最近，察网发表了一篇题为《长江学者任剑涛10大政治学乱话辑录》的文章，文章指出，任剑涛长期崇拜、传播西方宪政民主理论，长期批判、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但是，就是这样一位长期鼓吹错误思潮的人，2016年被清华大学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进入已被孙立平、刘瑜、郭于华等“公知”弄得乌烟瘴气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系基层党组织和学校党委在引进人才政治把关问题上集体失察。

一个教师的政治素养不是抽象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一个教师的判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的学术成果，看他在各种场合说了什么、写了什么。我想这不是一件什么困难的事情，敬请清华大学的相关人士睁大你们的双眼，从头到尾仔细打量一下任剑涛，看看你们得到的这一宝贝究竟是个什么货色。2016年，就有网友看清了任剑涛的真实面目，相信一流大学各级干部的水平不会低于一个网友的水平。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上海交通大学身上，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成功引进了一位“高层次人才”，他的名字叫高全喜。2007年11月—2016年7月，高全喜任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曾担任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主管北航特色文科项目——知行文科实验班，2016年7月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引进。同任剑涛一样，高全喜长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在其一些文章中发表了一些极其错误、极其激烈的政治观点。


2012年12月15日，高全喜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持召开了一个主题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研讨会，张千帆、许章润、许纪霖等自由主义大咖就会议主题发表了“高见”。高全喜在发言中照搬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妄断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目前的中国，政治上虽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基本上缺乏内在正当性的支撑，国家内部的治理并未搭建出一个优良的法治宪政结构，政治和经济是用党这样一个新型组织的权力统辖在一起的，这样就很难形成一个自由的政体，就难以有一个正当性的主权，因而导致其政治正当性的疑问。外部呢？也是一塌糊涂，周边形势很不看好，在对外关系上也很难说已经深刻地体悟到了现代国家利益的精义。另外，与经济相关联的社会结构十分闭塞，匿名的等级制私自畅行，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环境的透支严重，等等。与此同时，几乎激荡了整个 20世纪的激进主义对传统中国的冲击和破坏也使得我们与华夏文明几乎完全两相隔膜。凡此种种，我们现在的社会本身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紊乱、重病在身，致使社会上的民情、道德非常吊诡和混乱。”（详见《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
高全喜的“理论逻辑”就是：只要中国不搞西方宪政民主，不建立所谓“自由的政体”，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上就没有正当性。

高全喜从不掩饰他对自由主义宪政制度的偏好，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兜兜转转直至当代，近三十多年来终于重回文明国家之正道。但是，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未来也仍然充满风险。上述有关宪法精神及规范发生机制的分析和判断，如何实现？在笔者看来，立宪主义宪法的规范性必然要通过政治过程而建构起来，不可能通过纯粹法律技术手段的小修小补来解决。因而笔者所谓的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同时也就是自由精神的宪法政治，用萨托利的话来说，‘无论过去和现在，宪政制度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就是宪政——动态地看待自由的法律概念以求解决政治自由问题的宪政’。”（详见《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5期）】


2013年12月21日，高全喜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组织召开了主题为“中国时刻的思想创发”的研讨会，许章润、任剑涛等人再次到会为他们的自由主义理想摇旗呐喊。高全喜在发言中再次重申他的自由主义宪政理论，

【“我主张的自由主义文明国家论，首先是宪政国家，宪政塑造文明；其次是文明规范国家，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只有具备了深厚的文明基础的国家才成就宪政国家。这似乎是一种吊诡的辩证关系原理。当今我们面临的不是为这个国家唱赞歌，而是要找到一条塑造一个真正的宪政国家的道路，因为只有建立一个宪政国家才有真正的文明，才有真正的文明国家。” （详见《天府新论》2014年第2期）】
同任剑涛一样，高全喜也特别高产，学术成果一大堆，其实这一大堆成果反复宣扬的就是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特别是西方宪政民主理论。但是，同清华大学一样，上海交通大学的院系基层党组织和学校党委在引进人才政治把关问题上同样集体失察。这个失察的责任谁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