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照观下，当代中国公知命运波折及趋势的一点分析
锤镰公：长江学者任剑涛10大政治学乱话辑录
【作者按】任剑涛，男，1962年8月生于四川苍溪，1982年本科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1996年获得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曾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2009年9月转会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又转会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是政治学的三大分支，可以说当今世界上都由美国政治学界提供了最多且最重要的作品，最为政治学共同体公认的权威杂志，最有效的学术传播渠道。政治学的“美国化”是一个全球现象。向美国打开大门的中国又怎么会有例外呢？！
（任剑涛：《寻找中国的位置：70年中国政治学国家主题的显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2.自由主义为何能够成为现代性的巨无霸？原因有三：其一，关于现代性的论证，没有其他理论体系能够超过自由主义的理论健全性的。其二，在现代社会的实践建构中，没有任何其他理论体系能够胜过自由主义的实践有效性的。其三，在与社会的现实进程保持一致性并修正自己的理论方向与理论论证方式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理论能够高超过自由主义。
（任剑涛：《全球化、民族性与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9期）
3.须知现代“西方”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它提供了各国无法逃避的现代国家规范结构，其普适性已经为 500 余年的世界史所证明。在这点上国人没过心理关，反驳西方人时只顾将其归为地方性知识，殊不知把自己的普世也输掉了。
（任剑涛：《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中国投资》2017年第1期）
4.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执着于自身的历史快感记录和被侵略后的痛苦记忆，对1840年的无法忘怀，就显得过于狭隘了：这既让人无法走出历史阴影，也让人无法以宽广的胸怀为人类未来发展进行筹划。
（任剑涛：《中国时刻与理论突破》，《天府新论》2014年第2期）
5.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亟须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一路线图，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刻画出来，那就是从党内民主推进到人民民主。这一时间表，也由 20 年中长期规划大致给出，更由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之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的政治目标给定。就前者言，即时启动党内的竞争性民主改革，是给人们民主发展希望感的起点，也是能够重新聚集政治体制改革资源的基本功。以中央换届为周期，五年到十年之间，党内民主机制应该基本建成。进而将党内民主推向党际民主，使得多党的良性竞争成为优化政党政治的组织资源。
（任剑涛：《中国政改：问题的持续与期盼的继续》，《中国经营报》2012年1月9日）
6.当中国的现代建国遭遇政治动员严重不足的糟糕情况时，势必引发人们倾力思考并悉心解决国家建构的政治动员机制。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和尝试中，致力于建国的政党组织浮现出来。专门从事建国的政党，不是现代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所可以理解的、在国家立宪完成后经由选举进行权力争夺的规范政党，而是雄心勃勃地缚住国家巨龙的、全能且超级的政治组织。这样的政党组织，志不在国家之下通过党际竞争获得阶段性执掌国家权力的机会，而是要借助政党力量建构一个服从自己政治意志的国家结构。
（任剑涛：《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7.中国的两个政党国家政治实体，均创造出了国家建构与发展的奇迹。但其长程的演进轨迹，到晚近阶段出现了重大的分流：中国国民党创制的政党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后，走上了宪政民主的发展轨道。中国共产党创制的政党国家， 在经历了从高绩效的计划经济及其衰变、采纳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出一波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之后，处在一个国家政体选择的十字路口。
（任剑涛：《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8.“现代”不同于现代。现代加不加引号，有一个实质性区别：前者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一个概念，后者是一个并无特别含义的时间概念。就前者讲，它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现代理念紧密相连，与宪制、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安排环环相扣，与宽容、多元和文明的生活风格内在嵌合。后者仅仅是一个表示处在当前今下这个时间段的概念。……迄今为止，370 余年的中国“现代”认知史，对“现代”的呈现而言，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任剑涛：《以“现代”理解现代》，《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9. 绝对不能以民主选民仅仅只是周期性地选择性投票，除此之外无法有效限制国家权力的视角看待现代政治生活存在的普遍选举现象。即使这样的选举不可避免地在技术上要使用金钱手段、竞争方式，甚至下流手段，也不妨碍人们清醒地把握选举所具有的保证国家权力公共特质的独特意义。在现代超大型的政治体——国家的实际权力运行过程中，不存在普遍选举之外足以控制国家权力的途径。抽签之类的“真正民主”的幻象，管理民主、经济民主、协商民主之类的国家运行的次级制度设计，都无法有效地将国家权力限制起来。
（任剑涛：《谁能创制并捍卫公共: 在上帝、哲学王与民主选民之间》，《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5期）
10. 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之间的本质界限，乃是一个为理论界讨论甚多的话题。可以简略复述一下萨托利的重要提点，以便人们清楚两者的不同: 在有机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之间、在赘词的人民民主与授权的人民民主之间、在国家专政与国家依法行政之间、在爱民如子与人民自治之间，处处显示出两种民主的实质性差异。
（任剑涛：《卫道士、装修工与颠覆者: 现代民主的三种理论家》，《学海》2017年第5期）
【作者按】任剑涛，男，1962年8月生于四川苍溪，1982年本科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1996年获得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曾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2009年9月转会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又转会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是政治学的三大分支，可以说当今世界上都由美国政治学界提供了最多且最重要的作品，最为政治学共同体公认的权威杂志，最有效的学术传播渠道。政治学的“美国化”是一个全球现象。向美国打开大门的中国又怎么会有例外呢？！
（任剑涛：《寻找中国的位置：70年中国政治学国家主题的显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2.自由主义为何能够成为现代性的巨无霸？原因有三：其一，关于现代性的论证，没有其他理论体系能够超过自由主义的理论健全性的。其二，在现代社会的实践建构中，没有任何其他理论体系能够胜过自由主义的实践有效性的。其三，在与社会的现实进程保持一致性并修正自己的理论方向与理论论证方式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理论能够高超过自由主义。
（任剑涛：《全球化、民族性与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9期）
3.须知现代“西方”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它提供了各国无法逃避的现代国家规范结构，其普适性已经为 500 余年的世界史所证明。在这点上国人没过心理关，反驳西方人时只顾将其归为地方性知识，殊不知把自己的普世也输掉了。
（任剑涛：《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中国投资》2017年第1期）
4.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执着于自身的历史快感记录和被侵略后的痛苦记忆，对1840年的无法忘怀，就显得过于狭隘了：这既让人无法走出历史阴影，也让人无法以宽广的胸怀为人类未来发展进行筹划。
（任剑涛：《中国时刻与理论突破》，《天府新论》2014年第2期）
5.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亟须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一路线图，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刻画出来，那就是从党内民主推进到人民民主。这一时间表，也由 20 年中长期规划大致给出，更由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之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的政治目标给定。就前者言，即时启动党内的竞争性民主改革，是给人们民主发展希望感的起点，也是能够重新聚集政治体制改革资源的基本功。以中央换届为周期，五年到十年之间，党内民主机制应该基本建成。进而将党内民主推向党际民主，使得多党的良性竞争成为优化政党政治的组织资源。
（任剑涛：《中国政改：问题的持续与期盼的继续》，《中国经营报》2012年1月9日）
6.当中国的现代建国遭遇政治动员严重不足的糟糕情况时，势必引发人们倾力思考并悉心解决国家建构的政治动员机制。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和尝试中，致力于建国的政党组织浮现出来。专门从事建国的政党，不是现代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所可以理解的、在国家立宪完成后经由选举进行权力争夺的规范政党，而是雄心勃勃地缚住国家巨龙的、全能且超级的政治组织。这样的政党组织，志不在国家之下通过党际竞争获得阶段性执掌国家权力的机会，而是要借助政党力量建构一个服从自己政治意志的国家结构。
（任剑涛：《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7.中国的两个政党国家政治实体，均创造出了国家建构与发展的奇迹。但其长程的演进轨迹，到晚近阶段出现了重大的分流：中国国民党创制的政党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后，走上了宪政民主的发展轨道。中国共产党创制的政党国家， 在经历了从高绩效的计划经济及其衰变、采纳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出一波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之后，处在一个国家政体选择的十字路口。
（任剑涛：《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8.“现代”不同于现代。现代加不加引号，有一个实质性区别：前者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一个概念，后者是一个并无特别含义的时间概念。就前者讲，它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现代理念紧密相连，与宪制、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安排环环相扣，与宽容、多元和文明的生活风格内在嵌合。后者仅仅是一个表示处在当前今下这个时间段的概念。……迄今为止，370 余年的中国“现代”认知史，对“现代”的呈现而言，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任剑涛：《以“现代”理解现代》，《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9. 绝对不能以民主选民仅仅只是周期性地选择性投票，除此之外无法有效限制国家权力的视角看待现代政治生活存在的普遍选举现象。即使这样的选举不可避免地在技术上要使用金钱手段、竞争方式，甚至下流手段，也不妨碍人们清醒地把握选举所具有的保证国家权力公共特质的独特意义。在现代超大型的政治体——国家的实际权力运行过程中，不存在普遍选举之外足以控制国家权力的途径。抽签之类的“真正民主”的幻象，管理民主、经济民主、协商民主之类的国家运行的次级制度设计，都无法有效地将国家权力限制起来。
（任剑涛：《谁能创制并捍卫公共: 在上帝、哲学王与民主选民之间》，《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5期）
10. 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之间的本质界限，乃是一个为理论界讨论甚多的话题。可以简略复述一下萨托利的重要提点，以便人们清楚两者的不同: 在有机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之间、在赘词的人民民主与授权的人民民主之间、在国家专政与国家依法行政之间、在爱民如子与人民自治之间，处处显示出两种民主的实质性差异。
（任剑涛：《卫道士、装修工与颠覆者: 现代民主的三种理论家》，《学海》2017年第5期）
面朝大海
大时代中的小香港和香港之乱的最大经验教训：中国必须重新掌握全球话语权和对美意识形态对抗优势
香港之乱不过是中美对抗的新战场、谁都知道中国政府有绝对力量恢复香港的秩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应该直接在武力上介入香港评报，这些问题首先是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本职工作。在此次香港暴乱过程中最大的教训是目前中国已经失去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优势；中国最高战略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在亡羊补牢，在深圳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就是取得对香港和西方意识形态优势和话语权优势的最新战略部署；深圳的成功将衬托香港的衰败和中国制度磅礴兴起的全面优势，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但中国必胜！
前苏联崩溃以后，中国逐步取得了与美国渐渐缩小差距的战略力量增长;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已经全面超越前苏联鼎盛时期的经济力量，正在逐步追赶美国并将在中期即10-20年之内在国家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中国事实上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为全球体系中唯一具备各种与美国对抗实力基础的超级大国。更重要的是中国以自己独特的发展路线和国家和平战略，拒绝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从而为自己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实现了一个超过30年和平周期的经济增长期;在这个长时段和平周期里，中国经济实现了人类历史有记录以来最长不间断经济增长周期，从而一步步把中国推向世界强国，成为最终在经济总量上将超越美国的全球性大国。而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也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而持续发生重大变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关系过程中，现阶段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最严重威胁，除部分来源于世界体系中美国军事力量对中国的威胁外，更多直接来源于因美国无形国家力量、包括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敌对力量长期对中国的和平渗透。现阶段美国在非战争周期对中国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制度上的渗透，已经在中国内部形成了货真价实的特洛伊木马和第五纵队;包括对中国青年一代意识形态和中国信息网络空间和观念世界的渗透与控制。 这些源于美国的国家力量以非战争的形式从外部渗入到中国内部，从而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行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就是新型的战争的形式既“颜色革命”的本质。
正是从中美战略对抗在中国内部已经形成的危险事态而言，长期与美国的暧昧关系以及特定的中国国内政治选择，已经使中国内部产生了危险的美国利益代言人和第五纵队，而这一切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甚至要比美国从外部对中国施加的军事压力更危险;这是政治中的老生常谈“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而一旦中美之间外部军事和安全对抗加剧，中国势必在内部预先清除美国在中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和第五纵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美之间保持适当的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对抗，对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矫枉过正以及中国社会政治凝聚力的恢复，都有莫大的好处。
因此当中美趋向新的紧张周期过程中，我们势必看到美国长期对中国渗透影响、数十年间在中国布局下的特洛伊木马和第五纵队，包括对中国信息网络空间和社会公众观念的渗透，将在中美关系紧张过程中被压抑和清洗。仅仅这一点的实现，就是中美外部安全和军事紧张而事实上促进的中国国家安全的强化和进步;因此是美国在玩弄对中国战争边缘战略威慑时，对美国安全利益的自我打击。美国从外部对中国进行的安全和军事威胁，直接强化了中国内部清洗美国渗透和美国的第五纵队，因此强化了中国对美的战略优势;这一点美国人将在与中国持续不断的冲突过程、包括在南海危机的过程中，痛彻心扉地领教到——对中国的任何战略和安全压力，最终都是美国自我衰亡和和毁灭的一部分!
大时代中的小香港和香港之乱的最大经验教训：中国必须重新掌握全球话语权和对美意识形态对抗优势
香港之乱不过是中美对抗的新战场、谁都知道中国政府有绝对力量恢复香港的秩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应该直接在武力上介入香港评报，这些问题首先是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本职工作。在此次香港暴乱过程中最大的教训是目前中国已经失去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优势；中国最高战略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在亡羊补牢，在深圳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就是取得对香港和西方意识形态优势和话语权优势的最新战略部署；深圳的成功将衬托香港的衰败和中国制度磅礴兴起的全面优势，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但中国必胜！
前苏联崩溃以后，中国逐步取得了与美国渐渐缩小差距的战略力量增长;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已经全面超越前苏联鼎盛时期的经济力量，正在逐步追赶美国并将在中期即10-20年之内在国家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中国事实上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为全球体系中唯一具备各种与美国对抗实力基础的超级大国。更重要的是中国以自己独特的发展路线和国家和平战略，拒绝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从而为自己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实现了一个超过30年和平周期的经济增长期;在这个长时段和平周期里，中国经济实现了人类历史有记录以来最长不间断经济增长周期，从而一步步把中国推向世界强国，成为最终在经济总量上将超越美国的全球性大国。而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也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而持续发生重大变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关系过程中，现阶段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最严重威胁，除部分来源于世界体系中美国军事力量对中国的威胁外，更多直接来源于因美国无形国家力量、包括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敌对力量长期对中国的和平渗透。现阶段美国在非战争周期对中国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制度上的渗透，已经在中国内部形成了货真价实的特洛伊木马和第五纵队;包括对中国青年一代意识形态和中国信息网络空间和观念世界的渗透与控制。 这些源于美国的国家力量以非战争的形式从外部渗入到中国内部，从而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行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就是新型的战争的形式既“颜色革命”的本质。
正是从中美战略对抗在中国内部已经形成的危险事态而言，长期与美国的暧昧关系以及特定的中国国内政治选择，已经使中国内部产生了危险的美国利益代言人和第五纵队，而这一切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甚至要比美国从外部对中国施加的军事压力更危险;这是政治中的老生常谈“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而一旦中美之间外部军事和安全对抗加剧，中国势必在内部预先清除美国在中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和第五纵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美之间保持适当的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对抗，对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矫枉过正以及中国社会政治凝聚力的恢复，都有莫大的好处。
因此当中美趋向新的紧张周期过程中，我们势必看到美国长期对中国渗透影响、数十年间在中国布局下的特洛伊木马和第五纵队，包括对中国信息网络空间和社会公众观念的渗透，将在中美关系紧张过程中被压抑和清洗。仅仅这一点的实现，就是中美外部安全和军事紧张而事实上促进的中国国家安全的强化和进步;因此是美国在玩弄对中国战争边缘战略威慑时，对美国安全利益的自我打击。美国从外部对中国进行的安全和军事威胁，直接强化了中国内部清洗美国渗透和美国的第五纵队，因此强化了中国对美的战略优势;这一点美国人将在与中国持续不断的冲突过程、包括在南海危机的过程中，痛彻心扉地领教到——对中国的任何战略和安全压力，最终都是美国自我衰亡和和毁灭的一部分!
无知不足惧，可怕的，还自以为很聪明
作者：苏州河 。
无知的社会并不足惧，可怕的，是一个本来就无知的社会，里面的人们，却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而香港，正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当今的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游行的世界，这些人当中，有经济泡沫年代，以不合理的高价买入房地产和股票的投资者、有因为技不如人而失去工作的失业汉、也有因为经济转型而无法再获得不合理高工资的所谓“中产阶级”。
可以看到的是，这班人都是一群失败者──他们搞不清如何在新的经济模式之中立足，以为用过去那一套经济泡沫年代“蒙混过关”的伎俩，就可以在新经济年代生存。 当残酷的现实宣布他们失败时，他们仍然不认输，他们认为自己没有错，于是便要找一些人来“赖帐”，其中最大的冤大头，就是“97回归”，其次，纯粹是因为“特区政府的错”，是“董建华的错”。 但其实谁都知道，香港的成功，只是建基于历史上中国大陆的苦难之上。
满清以来的被西方入侵半殖民掠夺、几十年来的闭关自守政策、西方世界的集体禁运与制裁，令一个只有1000平方公里的小小香港，竟然控制了96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大陆土地上，大部分货物的中转事业。 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怎么可能不会创造经济起飞的“奇迹”？
试想，如果没有往返大陆的货物，单靠英国人，香港的经济，可以搞出什么花样？抗战之前，别说上海，香港连广州都比不上！
到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又再一次为香港带来机会了！ 中央政府率先容许香港厂家到大陆发展，利用中国大陆当时超低的生产成本，为香港厂家带来丰厚利润，和无比的竞争力。 当时外国的厂家，眼都红了，可是苦无进入中国的办法，于是只好投资到香港的厂家身上，为香港带来了不绝的外来投资。 香港人再一次利用这个绝不平等的机遇，令自己无需努力，就可以轻易赚到滚滚财源.....
始终，香港人是无知、浅薄的，他们没有好好利用这些“容易钱”，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竞争力，而快要撤出香港的英国人，当然也不会鼓励你们这班傻瓜，去做一些可能会威胁他们的事情。 正当各地的商家，都想尽办法争取资金，去搞产业升级的同时，香港人却仍然认为他们可以永远垄断中国的劳动力，因而从没想过，要将劳动密集的低技术工业升级。
他们将赚回来的“容易钱”，拿去炒卖自己的土地、房地产和股票。一个50平方的小型公寓单位，不消一个月，转一转手就可以涨价两成！这对于一个年通涨当时只有百分之八的城市来说，正常吗？
但很可惜，无知的香港人，不管这些，只想赚钱。一时间“实业无用论”在香港大盛，种下了今日的祸根，在80年代所谓“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造就了无数个靠炒作发家的暴发户，按照他们的话说，每天吃一餐鱼翅捞饭，家家都可以做到，这是何等的暴利！
香港回归后，亚洲金融风暴，揭露了香港的经济基础，是如何薄弱。 香港虽然在中央政府的倾囊相助下，顶住了货币冲击，但只靠热钱支持的股市和楼市，却顶不住调整的压力。
此时，中国大陆持续对外资开放，中国大陆的劳动力，不再由香港人垄断了，中国大陆的货物(甚至只是广东省的货物) 也不一定要经香港出入口了。
在市场竞争之下，香港传统以来所依赖的经济优势，没有了，香港的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但其实，这正是返璞归真的一个过程。
本来，即使环境如此险恶，但香港仍然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多年来所获得的营商及市场经验，仍然是宝贵的，只要官民齐心，集中自己的优势，依靠庞大的大陆市场，香港虽然没法再创奇迹，至少可以慢慢摆脱低潮，稳步上扬。
但这时，香港人却没有耐性，甚至失去了理性。
作者：苏州河 。
无知的社会并不足惧，可怕的，是一个本来就无知的社会，里面的人们，却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而香港，正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当今的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游行的世界，这些人当中，有经济泡沫年代，以不合理的高价买入房地产和股票的投资者、有因为技不如人而失去工作的失业汉、也有因为经济转型而无法再获得不合理高工资的所谓“中产阶级”。
可以看到的是，这班人都是一群失败者──他们搞不清如何在新的经济模式之中立足，以为用过去那一套经济泡沫年代“蒙混过关”的伎俩，就可以在新经济年代生存。 当残酷的现实宣布他们失败时，他们仍然不认输，他们认为自己没有错，于是便要找一些人来“赖帐”，其中最大的冤大头，就是“97回归”，其次，纯粹是因为“特区政府的错”，是“董建华的错”。 但其实谁都知道，香港的成功，只是建基于历史上中国大陆的苦难之上。
满清以来的被西方入侵半殖民掠夺、几十年来的闭关自守政策、西方世界的集体禁运与制裁，令一个只有1000平方公里的小小香港，竟然控制了96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大陆土地上，大部分货物的中转事业。 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怎么可能不会创造经济起飞的“奇迹”？
试想，如果没有往返大陆的货物，单靠英国人，香港的经济，可以搞出什么花样？抗战之前，别说上海，香港连广州都比不上！
到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又再一次为香港带来机会了！ 中央政府率先容许香港厂家到大陆发展，利用中国大陆当时超低的生产成本，为香港厂家带来丰厚利润，和无比的竞争力。 当时外国的厂家，眼都红了，可是苦无进入中国的办法，于是只好投资到香港的厂家身上，为香港带来了不绝的外来投资。 香港人再一次利用这个绝不平等的机遇，令自己无需努力，就可以轻易赚到滚滚财源.....
始终，香港人是无知、浅薄的，他们没有好好利用这些“容易钱”，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竞争力，而快要撤出香港的英国人，当然也不会鼓励你们这班傻瓜，去做一些可能会威胁他们的事情。 正当各地的商家，都想尽办法争取资金，去搞产业升级的同时，香港人却仍然认为他们可以永远垄断中国的劳动力，因而从没想过，要将劳动密集的低技术工业升级。
他们将赚回来的“容易钱”，拿去炒卖自己的土地、房地产和股票。一个50平方的小型公寓单位，不消一个月，转一转手就可以涨价两成！这对于一个年通涨当时只有百分之八的城市来说，正常吗？
但很可惜，无知的香港人，不管这些，只想赚钱。一时间“实业无用论”在香港大盛，种下了今日的祸根，在80年代所谓“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造就了无数个靠炒作发家的暴发户，按照他们的话说，每天吃一餐鱼翅捞饭，家家都可以做到，这是何等的暴利！
香港回归后，亚洲金融风暴，揭露了香港的经济基础，是如何薄弱。 香港虽然在中央政府的倾囊相助下，顶住了货币冲击，但只靠热钱支持的股市和楼市，却顶不住调整的压力。
此时，中国大陆持续对外资开放，中国大陆的劳动力，不再由香港人垄断了，中国大陆的货物(甚至只是广东省的货物) 也不一定要经香港出入口了。
在市场竞争之下，香港传统以来所依赖的经济优势，没有了，香港的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但其实，这正是返璞归真的一个过程。
本来，即使环境如此险恶，但香港仍然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多年来所获得的营商及市场经验，仍然是宝贵的，只要官民齐心，集中自己的优势，依靠庞大的大陆市场，香港虽然没法再创奇迹，至少可以慢慢摆脱低潮，稳步上扬。
但这时，香港人却没有耐性，甚至失去了理性。
现在要特别注意一些人为了继续他们的新自由主义鬼经济术话语，挟小平同志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名着说为三十年改开唱歌，实则死守明显已经过时的旧改开理念，对抗崭新的符合新历史趋势的深化改开理念，为纯粹的守卫既得利益固化服务，纯粹与买办利益合流。
这种兼具新封建主义固守特征的买办性特殊势力的对抗，说穿了，其实是借“改开”为名，借苏式老条社会主义的口实，经过无限污化，对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崭新人类历史阶段明显已经显现的光明潜力及其崭新发展生命力本身。
我的事实哲学的基本原理：话语无论如何翻来复去，得服从力学逻辑。白头盔可以一时操纵与制造事件的假象，混乱视听，这种伪造本身是一个事实，服从它背后服务的特定势力的力学逻辑。
201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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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利于买办特殊政商势力的，就要被灭掉，凡是为人民利益说话的，就要灭掉，现在，这两个凡是正借网络技术操纵便利，配合国际大势力的极限施压，进入最后的疯狂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