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放在后面看，因为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全局。当是时的喧嚣，等到冷静下来的时候，当然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面相。比如五四运动因为巴黎和会而起。运动的高潮时，学生跑到私人家庭中打了两个去谈判的大使，还烧了人家的房子。在一派严惩卖国贼的声浪中，中国人最终没有在和会上签字。
当时的氛围，今天再检讨的话，确实很多东西可说，比如和会上出卖中国的内容其实是北洋当局自己放出来的，放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国内义愤，对外造成内部的压力风暴。而两个被打的大使呢，无论如何都是被冤打了。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和前清因为甲午失利跑去日本谈判的李鸿章还不一样。李是当时主持国政乃至战局，打败了，罪过首当其冲。和伊藤博文谈的再悲情，也难抵其失败之过。章陆曹这些人，只是具体办事的人，谈的不好，是因为底气不足，而这个底气不足是国家的虚弱所致。不解决根本的问题，而只是拿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泄愤，是很值得唏嘘的事情。
袁世凯谈二十一条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状态。袁是世故的官僚。其办事周全老道，甚至好过李鸿章。面对日本那么大的压力，就好比电影上演的，袁世凯问段祺瑞，假如对日作战的话能打多久。段说一个星期吧。有说，袁世凯问段的时候，段还不知道二十一条。等知道了，段祺瑞愤怒言道“谓有图破坏中国之安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慷慨激昂，闻者落泪。但中国毕竟不能毁于一朝一夕，还是要徐图谋略。后来袁世凯处置二十一条，极尽权谋之能事。也算把个所谓丧权辱国的条约办到几乎徒有其表的《民四条约》。叫日本人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中国也不算输的太干净。
凡事，有因就有果。当时打的太极拳，必然留下绵绵不断的余波荡漾。日后中国与日本一系列纠缠，又何尝不是这个和稀泥的《民四条约》中发酵。但即便如此，也不该说这个条约当时不能这么签，当时的情况，不这样还能哪样？
而且说到底，事情是随着时间发展变化的，不可能有一刀两断的干脆。所以，遇到事情动不动就指望一了百了，不是情绪发作，就是思想上存在惰性。
袁道，还是要自己奋发图强。可惜，他日后自己做了皇帝，叫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重归于混乱。历史的唏嘘，在袁世凯身上，是最为淋漓尽致的。因为中国的近代史，本不该如此。
国家竞争的意义，还是在于实力。至于民族情绪，虽然可以促进团结，但往往失于理智。尤其在你还不算那么弱的情况之下。毕竟竞争的目的在于更好的生存下去，而不是鱼死网破。
蒋介石抗日的策略，日后检讨，还是值得肯定的。大的来说，是以以空间换时间。如果不是张学良那么早的丢掉东北，··抗战之役，恐怕就会有另一种局面。等到西安事变后，已经不得不要正式对日宣战，也就没有游移的空间。宣战之初，蒋集中兵力在上海与日决战，几乎是战略的自杀。但这个当下，不决绝不足以激荡国民奋发。
可是现实呢，一败再败，中国之幸，还在于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于是最终还是回到空间换时间的老路上。艰苦卓绝坚忍不拔，才是真正的不惜一切代价。
有余地的时候，就不宜把话说得太死。很多东西，是需要战略的，有些时候，需要隐忍不发。有些时候，得了便宜也是不能到处去说的。胜败倒也无所谓，就是不适合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宣布自己赢了。或者明明艰难之局，却灌输国民等闲视之。淡定是必要的，但给自己灌迷魂汤就是作死了。话说的容易，界限却是很难分野。至于愚民还是号召民心，也就存乎执政当局的一念之间了。
检讨历史，为的是学会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策略，实在策略不够优选的时候，或者干脆情况都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至少要学会如何表态。
因为你说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就开始付出代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