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选择与命运
以前有人问我：“你信不信命运？”“当然不信！”因为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然而换了现在，我会相当滑头地回答：“这得两看。”
陶渊明有一首诗：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总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意思是，陶渊明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在乱世之中，一切努力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选择了牺牲，又何悔之有？
那么，为什么选择斗争，而不是选择苟活或者富贵呢？因为--这就是命啊！
当我们越是深入地探究，越能够体察到在人的意志之外，存在着有目的地进行着，因而是必然性的历史进程--对此，古人称之为天道，也可以称为命运。
命运正是一种必然性。人们有自由选择权，但只能在必然的前提下选择。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今晚吃鱼还是吃鸡，甚至可以选择生还是死，但是不能选择出身和性格。
俗话说得好：性格定命运。当此盛世，我仍穿着破旧的军大衣招摇过市，当然难免让人联想起那位跟风车搏斗的骑士。
其实我原本倒是一个虔诚的“接班人”，小学当过少先队大队长，中学当过三年学习委员和团干部。在一中的时候，班上的几个女孩子入团，在宣誓时笑个没完，我还在日记里狠狠斗私批修一通。
可能是因为以前过于模范，把一生的积极性都透支了，所以高考结束那晚，我在宿舍把全部课本都烧了。
上大学后，开始有计划地逃学，大部分时间都泡图书馆。先是受何新影响，斗胆写了一篇论文，凡数万言，论证中国是官僚社会，呈系主任后，批了两字：偏激。我大不服，拼命翻书，翻出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结果一头扎进了这位俄国革命家的怀抱。直到毕业后才有所改变。
我的性格与信仰，不完全是读书所致，跟出身及社会地位也有关。
我来自一个山区小镇，父亲行医，母亲经商，在本镇也算有头有面。后来考入本市最有名的重点中学，来到陌生的城市，尽管我仍旧考第一，但我的口音，我的笨拙，土气的衣衫，一身的汗臭，往往会让同学敬而远之。
我的同桌是一县委书记的公子，这位贵邻将我衬得愈加寒酸。他最喜欢在睡前大谈其性理论，最讨厌考试放榜，因为他没有一次不亮红灯。可是这并不妨碍一帮同学围着他转，每个礼拜班主任都叫他到家里喝汤。
我只能拼命念书，考上重点大学，以改变自己的身份。
可惜，出身这东西并不像衣服那样可以更换，哪怕我考上大学、跳出龙门后，我还能感觉到它紧紧的套在我身上。我毕业后到市政府报到，人事局一个科长拿着我的档案看了又看，然后说：哦，农村来的。他的口气是那样的轻蔑，就好像他们的祖宗八代没有一个是农民。
一位什么学问家讲过，一个人年轻时不是左派是值得羞愧的；如果他到了30岁还是左派，那是也值得羞愧的。我看呢这也未必。例如我的同学就说过：“中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先富的，一种是不想富的，他们懒，所以受穷。”他本人当然属于先富一族，其父贵为某重点中学的校长，早就为爱子预备了一份稳定而多金的工作。假如他必须像我一般，骑着一辆除了车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迎着扑面的水泥尘，在市政府同事的摩托车甚至豪华小汽车中躲躲闪闪，那么他转过头恨恨地吐一口唾味，也是情有可原的啊。
在这个时代，权贵高居千万豪宅，而打工者几十人挤在几平方的宿舍里；商场数千元30毫升的香奈儿5号供不应求，升斗市民却为了几颗烂白菜拼命讨价还价；入夜的海珠广场，下岗女工在霓虹灯下瑟缩，一样年轻美丽的同龄人却在国外留学、成了“长翅膀的绵羊”。你瞧，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并不是蓝天白云、莺歌燕舞，而是红黑两色，泾渭分明。我无法只为自己鼻子尖下的一点点小利益而愤怒，却对身边非正义的事情熟视无睹。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这个大陆的一部分，别人的苦难也就是自己的苦难，救渡他人也就是救渡自己。
在红与黑的分野中，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其实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希望同阵营的人们能够明白，个人奋斗是必须的，但过于强调个人奋斗是没有意义的。旧日的奴隶已经牢牢占据了地主的象牙床，已经没有给后来者留下空位，除非彻底打碎这象牙床。
大学毕业写留言，我写道：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拥有一份好工、一位娇妻、一生平安。虽然我现在妻子孩子房子都已经有了，但是我仍然没有改变年轻时代的信仰，我不会让自己所拥有的，像蜗牛的壳一样重重地压在自己背上；不会因此失去愤怒与忧思。所不同的是现在我已经知道，我对于国家民族是微不足道的，对于爱你的人，却是一切。我会牢记心头，不会再让爱我的人等待，不会再让爱我的人流泪。 （刘琅）
2007-2-10
陶渊明有一首诗：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总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意思是，陶渊明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在乱世之中，一切努力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选择了牺牲，又何悔之有？
那么，为什么选择斗争，而不是选择苟活或者富贵呢？因为--这就是命啊！
当我们越是深入地探究，越能够体察到在人的意志之外，存在着有目的地进行着，因而是必然性的历史进程--对此，古人称之为天道，也可以称为命运。
命运正是一种必然性。人们有自由选择权，但只能在必然的前提下选择。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今晚吃鱼还是吃鸡，甚至可以选择生还是死，但是不能选择出身和性格。
俗话说得好：性格定命运。当此盛世，我仍穿着破旧的军大衣招摇过市，当然难免让人联想起那位跟风车搏斗的骑士。
其实我原本倒是一个虔诚的“接班人”，小学当过少先队大队长，中学当过三年学习委员和团干部。在一中的时候，班上的几个女孩子入团，在宣誓时笑个没完，我还在日记里狠狠斗私批修一通。
可能是因为以前过于模范，把一生的积极性都透支了，所以高考结束那晚，我在宿舍把全部课本都烧了。
上大学后，开始有计划地逃学，大部分时间都泡图书馆。先是受何新影响，斗胆写了一篇论文，凡数万言，论证中国是官僚社会，呈系主任后，批了两字：偏激。我大不服，拼命翻书，翻出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结果一头扎进了这位俄国革命家的怀抱。直到毕业后才有所改变。
我的性格与信仰，不完全是读书所致，跟出身及社会地位也有关。
我来自一个山区小镇，父亲行医，母亲经商，在本镇也算有头有面。后来考入本市最有名的重点中学，来到陌生的城市，尽管我仍旧考第一，但我的口音，我的笨拙，土气的衣衫，一身的汗臭，往往会让同学敬而远之。
我的同桌是一县委书记的公子，这位贵邻将我衬得愈加寒酸。他最喜欢在睡前大谈其性理论，最讨厌考试放榜，因为他没有一次不亮红灯。可是这并不妨碍一帮同学围着他转，每个礼拜班主任都叫他到家里喝汤。
我只能拼命念书，考上重点大学，以改变自己的身份。
可惜，出身这东西并不像衣服那样可以更换，哪怕我考上大学、跳出龙门后，我还能感觉到它紧紧的套在我身上。我毕业后到市政府报到，人事局一个科长拿着我的档案看了又看，然后说：哦，农村来的。他的口气是那样的轻蔑，就好像他们的祖宗八代没有一个是农民。
一位什么学问家讲过，一个人年轻时不是左派是值得羞愧的；如果他到了30岁还是左派，那是也值得羞愧的。我看呢这也未必。例如我的同学就说过：“中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先富的，一种是不想富的，他们懒，所以受穷。”他本人当然属于先富一族，其父贵为某重点中学的校长，早就为爱子预备了一份稳定而多金的工作。假如他必须像我一般，骑着一辆除了车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迎着扑面的水泥尘，在市政府同事的摩托车甚至豪华小汽车中躲躲闪闪，那么他转过头恨恨地吐一口唾味，也是情有可原的啊。
在这个时代，权贵高居千万豪宅，而打工者几十人挤在几平方的宿舍里；商场数千元30毫升的香奈儿5号供不应求，升斗市民却为了几颗烂白菜拼命讨价还价；入夜的海珠广场，下岗女工在霓虹灯下瑟缩，一样年轻美丽的同龄人却在国外留学、成了“长翅膀的绵羊”。你瞧，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并不是蓝天白云、莺歌燕舞，而是红黑两色，泾渭分明。我无法只为自己鼻子尖下的一点点小利益而愤怒，却对身边非正义的事情熟视无睹。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这个大陆的一部分，别人的苦难也就是自己的苦难，救渡他人也就是救渡自己。
在红与黑的分野中，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其实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希望同阵营的人们能够明白，个人奋斗是必须的，但过于强调个人奋斗是没有意义的。旧日的奴隶已经牢牢占据了地主的象牙床，已经没有给后来者留下空位，除非彻底打碎这象牙床。
大学毕业写留言，我写道：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拥有一份好工、一位娇妻、一生平安。虽然我现在妻子孩子房子都已经有了，但是我仍然没有改变年轻时代的信仰，我不会让自己所拥有的，像蜗牛的壳一样重重地压在自己背上；不会因此失去愤怒与忧思。所不同的是现在我已经知道，我对于国家民族是微不足道的，对于爱你的人，却是一切。我会牢记心头，不会再让爱我的人等待，不会再让爱我的人流泪。 （刘琅）
2007-2-10
@天地间的精灵 2018-02-21 23:04:21
说了这么多，你还是屈服了，低头了，虽然你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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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盖棺岂可定论
说了这么多，你还是屈服了，低头了，虽然你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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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盖棺岂可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