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湖南道县四类分子大屠 杀（4）
这桩惨案的第二天，蚣坝公社河滩大队上演了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悲剧。
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村寨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中。从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产队苟苟续续涌出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囗汇集到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队文 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囗那样将各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２１个。又清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２１个。这个大队采取的战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
于是，队伍继续向山里前进。
被捆绑着的青壮年汉子们，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了，这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认命吧，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前方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祥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时，心底未免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尚幼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王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就这样去了，留给亲人们的残余日子怎么过啊？！
投错娘胎的也是人，也有儿女情长、恩爱寄托。
即便是投错娘胎，这就是命定他们以承受苦难来偷生、以死来赎罪的理由吗？他们实在是带走太多太多的遗憾了，但更遗憾的是他们到死都未能真正弄懂自己为什么会走向屠场。
屠场就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囗。以往他们打柴、种地、放牧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囗边歇歇脚，消消暑。此时，太阳已从山顶上探出头来，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激动，又有那么一点烦躁。
何兴盛命令民兵将一干“人犯”押到洞囗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他的囗有点乾燥，声音也有点紧张。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这时，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一辈子都伺候你。”
何兴盛嗓子有点干∶“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囗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好多年前，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的。洞囗一年四季冷风嗖嗖。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囗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且将那些绿色的杂草染得紫红。
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文 革主任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浑身异常轻松，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
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大家的中心议题。
“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
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 共蚣坝区委秘书，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见区里似乎不同意杀，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罢了。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在鼓噪，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蚣坝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可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再次挂电话向蚣坝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虎气生生地刚从杀人第一线回来，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如雷，当即指示∶“全部杀掉。”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太阳衔山了。河水彤红如血。整个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了。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了，已预感到了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抖抖嗦嗦从箱子里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随时准备上路。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时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多语的丈夫一道出门修桥补路，两老囗同队上干部群众的关系都还不错。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两囗子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是能尝尝味，也死得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地将家里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收拾乾净，做一锅炖在火塘的撑架上。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扑扑直响，肉香四溢。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却又怜爱地送给妻子先尝。这一送一让的，倒叫这对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想想又觉得有那么几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着笑了起来。也就在这时，敲门的声音响了……
他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那里已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就是杀红了眼睛的人。看热闹的人很少，是个人的都没有胆子去看如此残暴的场面。有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卧床数月，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不辨方向∶“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那里去？”
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倒答得乾脆∶“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
没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该是初秋了，已有点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声。几个孩子被这黑夜的阴森吓得大哭起来，让民兵们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何兴盛忽然感到有话闷在心里。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这是革命形式的需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他何兴盛容不下他们。他乾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指挥民兵将３１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大的７４岁，最小的才５６天。
顺便说说这个５６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偏偏又没选择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第５８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拉走了他７２岁的祖母、３７岁的父亲、１２岁的大哥和３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就在他人生头一次凄惨的啼哭声中，他的６囗之家转眼就失去了４人！
他的母亲能够幸免于难是有原因的。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在床沿，哽咽着，紧紧搂着她最后的亲人。这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白天抓人时，这人最凶也最积极，但张秀华这条命能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年过３７岁的贫农蒋癞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条。尽管白天蒋癞子杀人积极，但还是受到了上面的严肃批评，因为这家伙私心重，还留下了两条人命。经过蒋癞子的苦苦请求，组织上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和蒋眼下的现实情况，最终网开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于是蒋癞子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张秀华的怀里抢走了这个５６天的孩子，抢走了张秀华最后的一线希……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比较文明地请了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拧着一包点心上张秀华那里替他说亲……
话说回来，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一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一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的那五只尚未品尝的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 ∶“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囗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115、湖南道县四类分子大屠 杀（5）

【1】 寡婆桥
道县大屠 杀期间，寡婆桥曾是有名的刑场。杀人时，桥两头都布了岗，任何人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明晃晃的马刀一挥，尸体就被从桥上一脚踢到河里。杀得多时，河水腥红一片；有没杀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桥两头的民兵便沿河追赶，用鸟铳射杀。
听说前道县师范一位负责人就是在这里被砍头的，笔者专门采访了道县师范老校长尹少萼。他告诉我们，杀的是该校原教导主任何聘之。这位鬓发苍苍的老知识分子，含泪诉说了何聘之老师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热情、正直、有能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协助地下党迎接道县解放。解放后，先在区里当干部，后来在县法院工作。五十年代，组织上又调他到道县二中教语文。他干一行爱一行，工作都很出色。１９５８年，筹备成立道县师范，让我负责，我第一个就挑了何聘之来当助手。建校初期，他带领学生挑土方、捞河沙，累得两只眼睛都陷下去了。你们看，就是下面那楝教学楼，所有的木材，全部是他领着学生从６０里外的东江源扛回来的。他可是我们的建校功臣啊！当上教导主任后，工作认真得让人感动；他提倡为人师表，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
他这人多才多艺，精力旺盛，喜欢搞点创作。19５８年下半年，写了个剧本，叫《红旗越举越高》，是歌颂三面红旗的。现在看来算是“左”的了。但就是这个剧本，让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师吃尽了苦头。在那些荒唐之极的年代，有人竟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当成作者的反动思想。５９年反右倾时，他受到批判。文 革初期，又旧事重提，以“反对党的领导、抵制毛 泽 东思想、攻击三面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除回乡。
在农村，他老老实实劳动，定期向大队党支部写思想改造汇报。就在被牵到寡婆桥上杀头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会乱杀人。他反复向民兵们解释∶“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些民兵那里听他这一套。死时，他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喊出囗，壳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何上明。
【2】灭门之祸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远的杉木岭翻红薯藤。”桥头乡桥头村的村民周福妹诉说了周文楝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生产队周队长猛吹一声哨子，喊道∶“大家快点动手！”于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几个劳动力涌上去，将正弯着腰劳作的周文楝，以及他的妻子陈莲娥、子周辉死死扭住。周队长接着命令道∶“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楝晓得大祸临头，跪下哭着求饶，哪还管什么用？人们发疯一样把他们一家三囗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那种场面，走开了。过去，我当过别人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太阳快落山了，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楝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回村。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是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８岁的周大妹正带着熟睡的弟弟在家，见人来了，还招呼伯伯们喝水。他们说不喝，你妈妈要带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们。单纯的小姑娘哪知是计，背起弟弟跟他们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见杉木岭那边冒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弟，一个拖着大妹赶到杉木岭。周队长已等得不耐烦了，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囗；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８岁大的扎着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可怜这好好的一家五囗人，哪晓得会遭到灭门大祸。造孽呵！… …
这一带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当晚，周文楝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楝何许人也？我们从１９８５年６月３０日道县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楝的《平反通知书》（编号为０７８９）中才知道，他１９４９年考入解放军１３７师某军政干部学校，王业后在部队工作，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教师。１９５７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 派，开除回家务农。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16、湖南道县四类分子大屠 杀（6）

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见证人∶周军阳，女，５１岁（１９８６年），道县蚣坝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然可见年轻时的俊秀；那双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声音嘶哑，连哭泣都是嘶哑无声的。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反复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但我父亲曾在*南京交通警察总局当过科长，中师王业后我被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 革开始不久，我俩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老家大山窝里的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们老老实实劳动，安分守己度日。没想到分到点新粮还没开始吃，就大祸临头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我已经带着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我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起来，起来，开会去！”唐支书声色俱厉，完全不同往常的样子。我感到凶多吉少，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对吓哭的大孩子林海说∶“在屋里带好弟妹，妈妈去去就回来。”
我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１４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枪的民兵押着。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安慰我说，关几天就会放的。这时汉镇见到我，挣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他们就拿来铁丝，几个人按住他用铁丝捆。痛得汉镇直叫，火把下，我见他脸上流着黄豆大的汗珠，心如刀铰般痛。张光松叫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我还以为真是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人的。突然间，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好歹毒的唐兴浩，为什么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记得那年汉镇见他困难，还借了１００块钱给他，至今未还。那时１００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人啊，怎么说呢！一会儿，我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地拖来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我的手被绑着，我那６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８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后面。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要杀人。心猛地一沉，天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三个孩子怎么办，谁来护养他们啊？！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６０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从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囗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我爱人蒋汉镇，他已吓懵了，被他们像推木头一样推到洞边……我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我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我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我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６岁小女孩的哀求……我见女儿还活着，头脑清醒了许多，背过身子让雪原帮我解开了绳子。这时，我身边的一个本家兄弟蒋汉元也苏醒了，叫道∶“嫂子，快来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脱了臼，动不得，就用牙帮他咬开了绳子。蒋汉元当时只有十七八岁，身子灵活，竟然爬出了天坑，因外面正逢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没办法再来救我们。
天坑分好几层，我们跌在上面这一层，后来石头松动，我们又滑到下面一层。这时我发现蒋汉镇和我另外两个孩子都摔在这里，居然还活着。四下全是尸体，除了我们大队的外，这天早些时候，枫木村也扔下了８个人。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但这是什么样的场合??，坐也在尸体上，睡也在尸体上，我想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三个孩子都囔着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里有水呀。我没办法，只好解小便，用手捧着给叫得最凶的林松喝。可怜的孩子，他才３岁啊！汉镇的手还让铁丝捆着，我们解不开。这时他精神已经失常，在尸体上走来走去，“我要撒点高粱，我要撒点高粱，给小孩吃。看罗，高粱红了呵……”孩子们被他踩得哭；我说∶“汉镇，清醒点，这是在天坑里。”他听了，不再吭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不知过了几天几夜，孩子们渐渐没有声响了。岩洞上偶有冰凉的水珠滴在脸上，使孩子猛然惊动，我才知道他们还活着。林海嗫嚅着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一个８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着林松、雪原也死了。我把他们兄妹摆放在汉镇身边，心里反倒安稳了，孩子们终于解脱了，而我们一家人不管怎样也死在了一起。
我发现上方的一个石坎上，有个叫蒋福桂的姑娘也没死。女人家不知为什么，总比男人经得熬。她十七八岁，是个富农的女儿。这会也疯了，老是在叫∶“妈妈，快点灯，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虚弱，没法帮她，只能在下面尽量安慰这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
９月１日，外面下了一场大雨，我喝了几囗流进洞里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９月３日，彷佛听到洞囗上有人叫我，仔细一听，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我在这一带教过８年书。他们听到我和蒋福桂说话，就约好来救我们。“周老师，外面已经不准杀人了。你不要怕。”他们说着把四根棕绳连在一起，放下洞来。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这里了，我一个人还回去作什么呢？他们就守在洞囗苦劝，还吊了竹筒水给我喝。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因为我们一家５囗、我的孩子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啊！
他们刚刚把我吊上洞囗，我就昏了过去。这时，我已在天坑里过了整整７天。
我得提一句，那个唐兴浩１９８５年被开除了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１００元还给我。

117、湖南道县四类分子大屠 杀（7）
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广安人，５４岁（１９８６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还要显得苍老。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囗。常常半夜里惊叫着骇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老杨一起去了… …
我丈夫叫杨天顺，木易杨，四十年代王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王业后，他既没从政，也没跟蒋 介 石跑到台湾去，他回到他的家乡，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老杨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 革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画毛主席像。别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时的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画了金光。可人家说，那是箭头。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王业的，怎么说得清？把他开除回家劳动改造已是宽容的了。我和孩子们仍然留在县城里。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林铺公社，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１９６７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记得那是８月２６日中午，他参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刚睡，村子里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他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没说，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杨同许多人一起被关在离祥林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里面很热，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下午四点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只能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便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打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边绕来绕去。我抬起头看，门囗拿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就低下头，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１２个人，拖到不远的鸟塘边，用马刀砍死的。又过了几天，叫出去３６个人，也是拉到鸟铳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那几天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度过的，我怕死，我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顺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３６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说∶“听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３６个人后，没来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３６个人的眼睛都是紧紧闭着的，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不敢看。我们是拿着发给的油茶树木钩，把尸体一一拖进塘边的土坑里的。忙完后，坑里已堆得满满的。押我们的人在上面盖了层薄薄的黄泥，就算了事了。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死在里面，她一见到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着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６９５０部队的人到了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也就这样得救了。

118、广西“四 类 分子”大屠杀（1）
（1）一扫而光，斩草除根
一九六七年九月间，湖南省道县这股杀人之风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东山区，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于十月二日上午和晚上两次召集会议策划杀人。晚上在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上，黄天辉煽动说：“湖南道县、江华的四 类 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四 类 分子，我区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一扫而光，斩草除根，留下子女是个祸根。”
但治保主任杨隆义却强调要讲政策和策略。两种意见都有支持者，争论激烈。黄天辉开始蛮不讲理，压服不同意见，说：“其余的地富子女给你们管，看你管不管得了！“最后威胁道：“哪个不同意（大屠 杀），就是和地主有联系！”当有的干部提出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时，黄天辉大包大揽：“我在区里开了会，难道连这点都不晓得？一切责任由我负。”公社会计黄天爰又提出：“杀完就不行了。譬如有的贫下中农到地富家招亲的，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贫下中农家招亲落户的，杀了那恐怕不好，贫下中农有意见，会引起动乱的。”最后议决分别对待：贫下中农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杀，地富到贫下中农家的女的不杀，男的要杀。最后，黄天辉公布了纪律：“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走脱地主了，就要和地主一样对待！”会议结束，已是十月三日凌晨二点。
黄天辉带着民兵挨门挨户地把地富及家人从睡梦中喊醒，捆起来就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有人刚刚醒来，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有的心如死灰，一声不吭地奋身跳下。有的求饶，有的讲理，一律枪托棍棒齐下，打得哭声震天，最后还是被民兵用叉子叉下坑去。凶手们兽性大作，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
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等共坑杀地富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广西文 革大事年表》记述：10月2~4日，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联指”组织负责人等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三十佘人骨干开会，会上黄传言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即将人推下黄瓜冲山洞，并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务，各村自报名单，会后，黄天辉连夜带民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有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孩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

（2）对四 类 分子及其家属“格杀勿论”
24日，《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社论《一定要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六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头版还同时刊登消息《南宁八十万军民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七.一八”指示，决心掀起更大规模宣传贯彻〈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这条消息发表后，全区进一步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刮起了杀人的“十二级台风”的狂潮，从城镇到农村，成批乱杀人。
宾阳县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中，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了人。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一天里，全县被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十一人，教师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体工七十五人，农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使一百七十六户全家灭绝），占全县在“文 革”中死三千九百五十一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
灵山县的屠 杀组织者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分子）的社会”，提出“天下一片红”的口号，对四 类 分子及其家属“格杀勿论”、“铲草锄根”。该县文 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四 类 分子”就有二千一百三十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该县三海公社无辜杀死、逼死五百一十九人，其中谭礼一个大队就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基本是“四 类 分子”及其家属。檀圩公社杀死、逼死五百六十人，是灵山县死人最多的一个公社。灵山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二十多户。
（3）杀孩子斩草除根
蒙山县某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虐杀其父母，然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认得是常来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伯伯，你莫开玩笑……。话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咙。案卷上凶手们的供词：“我们套上就跑，背后大路上尘土飞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一家夫妇，男人有出身问题，女人却是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女人抱着即将被杀害的几个（三个？）孩子哭成一团。她的要求不高：“给我留下一个最小的也好啊！”但民兵们不答应，毫无人性地连她怀中正吃奶的孩子也一起套走。（有的母亲忍泪给将死的孩子换上新衣，说叔叔们要带他去外婆家。天真的孩子怎知这是他幼小生命的末日，欢天喜地而去）。
杀孩子是为了“斩草除根”，因此有的地方在行刑前鉴别男女性别，杀男留女。一案卷中载：一凶手抱起孩子一摸，说是女的，又一凶手上前复查；组织者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小女婴方得幸免。桂北融安县便有一条“寡妇街”。一条街的男人和男婴均被屠戮殆尽，唯存女性。
杀完人，便杀被害者的猪鸡鸭鹅，贱价拍卖家产，买酒“庆功”，行同盗匪，无耻之尤！这个去县城仅二华里左右的村庄（其他村也杀），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
一晚，巡逻民兵无聊，想进某家坐坐。拍门声惊得主人喃喃自语：“该我了，该我了……”马上悬梁自尽。民兵们听到响声，砸开门将他救活。（此人文 革后任生产队长。）滥杀无辜、人人自危之状，可见一斑。

119、广西“四 类 分子”大屠杀（2）
（4）宾阳杀人现场会
宾阳是南宁附近的交通枢纽，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这里杀人数目全区之冠。驻军某师长兼任县革委主任，觉得无组织的乱斗乱打死人气派还不够大，阶级斗争的台风刮得还不够猛，便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民兵，武装干部，在县城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某某地主，剥削劳动人民；某某右 派，攻击社会主义；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 化 大 革 命……”每人寥寥一、二语。然后高声问围观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人群发出一声吼叫：“杀！”便一拥而上，有人提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有人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一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
“杀人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副师长则坐镇县革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该首长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短二十天内，便屠 杀三千余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一时间里，全县一片“红色恐怖”，连县城卢墟城的闹市也死尸遍地。这个几乎位于广西正中的交通枢纽，顿时交通断绝。无人敢收殓掩埋的尸体堵塞了道路。尸体和血泊上洒满石灰。血腥味和尸臭弥漫在县城的街市。每日天未黑尽，街道上已杳无人迹……。十几年来，许多当年的刽子手都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而这位宾阳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却在军队保护下荣升为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并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广州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当年的杀人凶手们，纷纷交上会议记录、电话记录，对于他们伏法、而全县屠 杀的总指挥者逍遥法外大呼冤屈。
上林——南宁附近一山区小县，人口少，但杀人按比例全区第一。 一阵“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来，人们便开始乱抓乱打乱杀。一时间杀人如麻（数字不在手边），县城电线杆上皆挂满人头。
武宣等县竟出现吃人的野蛮惨剧。有一案例是：某将人活活剖腹取肝后得意洋洋提回家吃。半途见一人，问：被杀者同意你吃他肝了吗？答曰没问。不行不行，他若不答应，你吃他的肝没用。（本地迷信，吃甚补甚。）某将肝丢弃，又去抓了一个“阶级敌人”，用种种酷刑，逼迫被害者同意被食，遂活剖取肝而食。
某人谈了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一日晨，被专政的“牛鬼蛇神”们正在田里劳改，忽一队武装民兵来押人去开批 斗会。他见难友们都被押走，却无人叫他，便恭敬地问一民兵。那民兵考虑一番，说：“只叫我来带自己村的人，你去不去我不管。”他遂未去会场。而那日参加批 斗会的人，全被打死，无一幸免……。

（5）割下地主女儿的头颅当篮球
杀人丑恶的案例：有强迫白子背年迈无力的老祖父赴刑场的；有强迫儿子捧起刚被打死的父亲的血涂在“烈士墓碑”上让亡灵享血祭的；有教师想吃“美人心”而将自己漂亮的女学生打死挖心的。
博白县有一案：一浪荡贫下中农子弟趁乱欲强奸一地富女儿，女不从，便将女杀死。又到公社革委领导处要求入党、表扬：我对阶级敌人斗争多坚决！领导说：光我们知道还不行，得让大家都了解你的事迹……。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蹦来跳去，“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人人自愧弗如。于是大会表扬，光荣入党……。

文 革中，钦州地区被无辜杀害的已脱帽或未脱帽的四 类 分子及其亲属共计六千三百多人（其中大部份是地逼），占整个地区全部被害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多。也就是说，地富及其子女亲属是钦州文 革中被害者的最多数。杀人还普通伴随著抄家、拆房、没收所有财物，在经济上同时实行「专政」，使幸存者也无以为生。
灵山县的屠 杀组织者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分子）的社会」，提出「天下一片红」的口号，对四 类 分子及其家属「格杀勿论」、「铲草锄根」。该县文 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四 类 分子」就有二千一百三十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该县三海公社无辜杀死、逼死五百一十九人，其中谭礼一个大队就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基本是「四 类 分子」及其家属。檀墟公社杀死、逼死五百六十人，是灵山县死人最多的一个公社。灵山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二十多户。

120、中国的特殊贱民：“四类分子”

人一旦划为“四类分子”就是敌我矛盾，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 全国划为“四类分子”有2000多万，这是一个数以千万计的庞大社会群体（包括实际受影响的人口）；对于当今中国大多数的年轻一代来说，并不清楚“四类分子”是何物。所谓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 从1978 年 12 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到1984年摘帽，四类分子在中国长达35年！

这群人不仅自己遭罪，还殃及子女，他们在人前低人一等，失去政治生命……
中国的特殊贱民：“四类分子”

一划分：


1、划分地主分子的政策标准：指“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

2、划分富农分子的政策标准：“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

3、划分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标准：将反革命分子分为十一类：⑴特务间谍；⑵反动党团骨干分子；⑶反动会道门头子；⑷恶霸；⑸土匪；⑹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⑺托匪分子；⑻汉奸；⑼蒋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⑽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⑾其他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现行反革命又有专指：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正在进行或图谋进行涂写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进行反革命的宣传鼓动、窃取机密、杀人、放火、投毒、暗害、爆炸、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严重破坏民族团结、组织逃跑、投敌叛变和暴动等活动的分子。

在这里，不仅有历史上反共的宿敌、有敌对行为的现行犯，还有了以文获罪的思想反革命。

4、划分坏分子的政策标准：坏分子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开始的说法是“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坏分子，所谓其他坏分子是指除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坏分子。”“其他坏分子”则包括：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的分子。后来逐渐将反革命分子分离出去，坏分子就指：政治骗子、叛变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中的盗窃犯、抢劫犯、杀人犯、放火犯、奸犯、诈骗犯、贪污犯、以及严重破坏公共秩序和生产秩序的流氓阿飞等等。此外，社会上还有些经常做坏事的人，虽然还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已经接近犯罪的边缘，人民群众公认他是坏人的人也是坏分子。

命运
“四类分子”的管制和监督改造政策
国家对“四类分子”的社会改造工作，主要是采取管制和监督改造两种形式。在 30 多年的社会改造工作中，管制和监督改造的社会政策也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变化。

1、管制政策

作为对阶级敌人的行政强制措施：建国初期所使用的管制，兼有行政性和刑罚性的双重属性，适用对象主要以反革命分子为主。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农村的一些被管制分子又被逐步放入合作社内进行监督生产，同时把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分子也列入管制范围。

作为刑罚的管制：“在管制期间的被管制分子，如果发现有新的犯罪行为，需要延长管制期限，或者因为表现良好，立有功绩，需要缩短管制期限或者提前撤销管制，也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或裁定。”这样，管制作为一种刑罚，由人民法院判决，公安机关执行，交基层党政组织、治保组织和人民群众具体实施。而对可捕可不捕的反革命和坏分子，监督改造劳动中表现不好、屡教不改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及其他虽构成犯罪，但捕后尚不够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亦实行：交基层党政组织、治保组织和人民群众具体实施管制。

2、监督改造政策

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进行规划入社工作，根据其表现将他们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正式社员，不再列为监督改造对象；二是候补社员；三是监督生产。还有一些依法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也放到合作社内自行管制。到 1958 年人民公社化后，入社的“四类分子”的类型又改为正式社员、非正式社员、监督劳动和依法管制四种。对他们施以：建立监督改造小组、三包一保证的责任制、好人夹坏人的包夹制度、建立评审升降制度、社办劳动教养、短期集训等等多种改造策略，并收到很好的效果。

3、戴帽与摘帽

建立四类分子戴帽与摘帽的评审制度，使之确定和转换他们的身份，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决定着他在社会上的命运。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其政治身份就是阶级敌人，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要被剥夺公民权，接受管制或者监督改造。所以，“四类分子”千方百计地争取摘帽。

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
社会地位

（1）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剥夺：按照解放初期的各种法规，四类分子的公民权利是被剥夺的，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通讯、居住和行动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各地在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过程中，一般都采取这些限制性措施：建立外出请假，来客报告制度，一定时期内汇报思想、检查改造情况的制度。

（3）受教育权的剥夺。这项权利的剥夺，主要是“四类分子”的子女们。他们都深受其父辈的株连之苦。在强调教育必须贯彻阶级路线的错误政策下，“四类分子”的子女入学受教育十分困难，甚至被完全剥夺。

（4）财产权的剥夺。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地主的土地等财产就被没收了。土改以后，“四类分子”的财产权利也是没有保障的。在人民公社中，“四类分子”及其子弟，都是干最重的活，却拿最低的报酬。而且，他们的个人财产是得不到保护的，随时都有被再次剥夺的可能。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四类分子”的财产如房屋、金银首饰、珠宝，家具等等，都可能被没收、被充公。

生活状况

（1）无休止的批斗。

（2）定期接受训话。

（3）无偿承担义务工。

（4）日常生活的艰辛。

（5）子女受到的株连。

（6）随时有杀身之祸

社会关系的调整和解决四类分子问题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处理历史遗留的各种问题是新时期全面拨乱反正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胡耀邦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就曾经说过：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是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同样，“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服服帖帖，改邪归正了，为什么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从1978 年 12 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在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解决“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全部解决“四类分子”的条件已经成熟。历时6年，最后到1984年对 全国2000 多万名“四类分子”全面评审摘帽的历史任务终于胜利完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0118b0102eb0t.html

121、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韩钢

20世纪的中国，如果说到变化，最深刻、最广泛、最举世瞩目的变化无疑是改革开放。1976年粉碎“四人帮”并实际终结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逐步拨乱反正：清理“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党政班子和调整人事，恢复和整顿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落实农村和农业政策，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平反“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前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和干部政策等等，所有这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条件。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举步维艰。
在一系列拨乱反正中，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正值改革大潮涌动，邓小平说：“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多少年”从什么时候开始？至少可以追溯到1957年。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党从这时起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事业上来。然而，不过一年，中共八大的这一决策就被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在这里拐弯，中国陷入了以主要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误区。即便是以工业化加速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也充满了“阶级斗争”色彩，“反右倾保守”“双反”“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运动，成为那场“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阶级斗争”手段。“大跃进”导致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1960年代，党和国家逐步调整政策，紧张的政治空气一度缓和。然而，调整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不同主张，群众为克服困难采取的包产到户等各种自救措施，再度引发分歧。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被认定为刮“单干风”，是“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抬头”。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尚未根本纠正，政治和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则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被断言都存在资产阶级和复辟企图，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观点占据主导，“阶级斗争”被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一万年也要讲”。有所缓和的国内形势再度紧张，一些提出调整农村政策、统战政策、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受到指责，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遭到严厉批判，政策调整中的高层分歧演变为更为剧烈的冲突，终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文化大革命”将“阶级斗争”推向了极致。晚年毛泽东对整个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严重误判，认定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从而发动了这场所谓“政治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而且在理论上和政策问题上严重混淆了是非。它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干部，打击和排斥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造成了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严重瘫痪和半瘫痪，生产、工作和各项事业以及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干扰和影响。中共中央后来对此作出结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痛定思痛，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反思历史，总结教训。从1957年到1976年，长达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提高，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改善，更遭受了十年“文革”的内乱，深刻的教训在于长期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具深刻意义的转折。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解除了长期阻滞党和国家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思想桎梏，才消解了干部、群众对发展生产力和不断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问题上的种种困惑、疑虑甚至恐惧。思想的闸门打开后，社会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迈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巨大成就。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以“三个转变”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三个转变”归纳到一起，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1990年代，年届九旬的邓小平以中国共产党老革命家的身份嘱咐：“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他最后的政治嘱托，更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应当是永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志。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29/c1001-25759149.html
http://www.chinadmd.com/file/6veezeviwtxieuteriawpuz3eeesa3zvprozvxit_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