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汤武革命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齐宣王明知故问，表面上虚心向孟子请教，其目的是要引出下面一个问题：“臣弒其君可乎”？试探一下孟子对商汤流放夏桀、武王伐纣到底持什么态度。
从春秋到战国，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三家分晋”，一是“田氏篡齐”。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姜子牙于齐地建立了齐国。但到了春秋末期，齐国政权逐渐被陈（田）氏所把持。公元481年，陈成子弒杀齐简公，“田氏篡齐”完成了关键的一步。《论语·宪问》篇记载了这件事。“陈成子弒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弒其君，请讨之’”。
齐宣王姓陈，为大舜的后代，虽血统高贵，但陈氏一族毕竟是在齐国篡夺了吕氏政权，鸠占鹊巢，统治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在没有篡夺齐国国政之前，陈氏以大斗出、小斗进的伎俩收买人心，并时常把自己装扮成为民请命的样子，甚至鼓吹“造反有理”，带领一帮流氓无产者打土豪分田地，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掌握了齐国政权后，他自己便成了土豪，不仅吝啬起来，想法也彻底变了，希望保持稳定，要求臣民对自己忠心耿耿。齐宣王早已把他祖上所做的一系列龌龊事抛在脑后，桀纣贵为天子，汤武身为诸侯谋逆犯上，这样做合理合法吗？他问孟子“臣弒其君可乎”？色厉而内荏，这种“土豪”的心态暴露无遗。
《史记》与《汉书》均记载了辕固生与黄生之间发生的一场辩论。道家黄老术士黄生首先发难：“汤武非受命，乃弒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弒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汉景帝居天子之位，威加海内，毫无疑问，其立场是站在黄生一边的，以下犯上在大汉朝是绝对不允许的。
人世间像齐宣王、汉景帝这一类“土豪”很多，在吸取黑金时，敢于践踏世间一切法律，黑钱洗白后，就开始鼓噪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但汉景帝一听到辕固生把汉高祖居马上得天下的事情掰扯出来，如齐宣王一样勃然变乎色。天下苦秦久矣，汉高祖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剑而取天下，如果汤武革命为犯上作乱，刘氏政权就更不具有合法性了。这个问题太敏感，要赶紧打住，汉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汉景帝似乎熟读《学记》，这句话读起来有些熟悉，正话反说，应是从“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化用而来，虽然那时候大小戴《礼记》还没有成书。
战国时代，七雄并立，诸侯以武力横决天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这逆向淘汰的黑暗时代，孟子欲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游说诸侯也因时制宜，要求不能太高。孟子对梁襄王说“天下定于一”，梁襄王问“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王天下的标准降低到不能再低了，这句话从浩然之气充塞乾坤的亚圣口中说出来，包涵着对时势的多少感伤与无奈。由此也可见孟子把“王道”落实在“仁政”上，与《大学》所谓“治国平天下”，是有区别的。
齐宣王的素质要好于梁惠王父子，但孟子也不好翻旧帐，不能揭齐宣王祖宗的老底，只就事论事，孔子所谓“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孟子要向齐宣王讲明“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一番道理，目的是告诫齐宣王不要整天担心别人犯上作乱，“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当下须把齐国治理好，让齐国老百姓安居乐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唯有获得民心的拥戴，才能长治久安。更不要幻想着以武力一统天下，那是缘木求鱼。如果灭德作威，逞强好斗，以致齐国境内民不聊生，就会沦为独夫民贼，国君的位子就朝不保夕了。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朱子注：“贼，害也；残，伤也。害仁者，凶暴淫虐，灭绝天理，故谓之贼；害义者，颠倒错乱，伤败彝伦，故谓之残。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所以深警齐王，垂戒后世也”。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又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桀纣凶残暴虐，贼仁害义，失去民心的拥戴已经沦为独夫民贼，不再是君主了。故汤武革命不是弑杀，不是犯上作乱，而是“顺乎天而应乎人”。《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独”有褒贬两种涵义。有《中庸》慎独之“独”，有独夫民贼之“独”。侯王称孤道寡，决不是要在全体国民面前装作谦虚，也不是先给自己贴上“独夫”的标签来警戒自己不要失去民心。孤、寡者，独一无二也，取“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义。《中庸》首章先说天命之性与率性之道，后面再说大本之中与达道之和，中间却说一段“慎独”功夫。独者，性也，中也，不贰也。“慎独”为复性功夫，君子唯有能“独”，才能致广大而尽精微。
“一”在儒家经典中也有褒贬两种涵义。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既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孔子说自己为“一以贯之”，而非“多学而识之”，一贯与多学，其间的差别何在？所谓“一以贯之”，能贯者，一本也；所贯者，万殊也。须知，“大”不同于“多”，唯有以“一”贯通“多”，才能成其“大”，孔子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故孔子一贯之道，即《大学》所谓大人之学。《学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其民，即以“一”贯“多”。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儒家主张德治，在今天看来似乎遥不可及、高不可攀。今天的人们应如何来领会“君临天下”？应从德性意义上来解读这个“君”与“临”。君临天下，致广大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也。
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中庸》曰：“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又曰：“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君主唯有德位相配，才能临民、亲民，所谓莅、临或征，即是孟子所谓“仁者以大事小”，有“感”则有“应”，然后百姓才能尊之、亲之。
“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齐宣王明知故问，表面上虚心向孟子请教，其目的是要引出下面一个问题：“臣弒其君可乎”？试探一下孟子对商汤流放夏桀、武王伐纣到底持什么态度。
从春秋到战国，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三家分晋”，一是“田氏篡齐”。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姜子牙于齐地建立了齐国。但到了春秋末期，齐国政权逐渐被陈（田）氏所把持。公元481年，陈成子弒杀齐简公，“田氏篡齐”完成了关键的一步。《论语·宪问》篇记载了这件事。“陈成子弒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弒其君，请讨之’”。
齐宣王姓陈，为大舜的后代，虽血统高贵，但陈氏一族毕竟是在齐国篡夺了吕氏政权，鸠占鹊巢，统治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在没有篡夺齐国国政之前，陈氏以大斗出、小斗进的伎俩收买人心，并时常把自己装扮成为民请命的样子，甚至鼓吹“造反有理”，带领一帮流氓无产者打土豪分田地，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掌握了齐国政权后，他自己便成了土豪，不仅吝啬起来，想法也彻底变了，希望保持稳定，要求臣民对自己忠心耿耿。齐宣王早已把他祖上所做的一系列龌龊事抛在脑后，桀纣贵为天子，汤武身为诸侯谋逆犯上，这样做合理合法吗？他问孟子“臣弒其君可乎”？色厉而内荏，这种“土豪”的心态暴露无遗。
《史记》与《汉书》均记载了辕固生与黄生之间发生的一场辩论。道家黄老术士黄生首先发难：“汤武非受命，乃弒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弒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汉景帝居天子之位，威加海内，毫无疑问，其立场是站在黄生一边的，以下犯上在大汉朝是绝对不允许的。
人世间像齐宣王、汉景帝这一类“土豪”很多，在吸取黑金时，敢于践踏世间一切法律，黑钱洗白后，就开始鼓噪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但汉景帝一听到辕固生把汉高祖居马上得天下的事情掰扯出来，如齐宣王一样勃然变乎色。天下苦秦久矣，汉高祖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剑而取天下，如果汤武革命为犯上作乱，刘氏政权就更不具有合法性了。这个问题太敏感，要赶紧打住，汉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汉景帝似乎熟读《学记》，这句话读起来有些熟悉，正话反说，应是从“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化用而来，虽然那时候大小戴《礼记》还没有成书。
战国时代，七雄并立，诸侯以武力横决天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这逆向淘汰的黑暗时代，孟子欲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游说诸侯也因时制宜，要求不能太高。孟子对梁襄王说“天下定于一”，梁襄王问“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王天下的标准降低到不能再低了，这句话从浩然之气充塞乾坤的亚圣口中说出来，包涵着对时势的多少感伤与无奈。由此也可见孟子把“王道”落实在“仁政”上，与《大学》所谓“治国平天下”，是有区别的。
齐宣王的素质要好于梁惠王父子，但孟子也不好翻旧帐，不能揭齐宣王祖宗的老底，只就事论事，孔子所谓“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孟子要向齐宣王讲明“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一番道理，目的是告诫齐宣王不要整天担心别人犯上作乱，“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当下须把齐国治理好，让齐国老百姓安居乐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唯有获得民心的拥戴，才能长治久安。更不要幻想着以武力一统天下，那是缘木求鱼。如果灭德作威，逞强好斗，以致齐国境内民不聊生，就会沦为独夫民贼，国君的位子就朝不保夕了。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朱子注：“贼，害也；残，伤也。害仁者，凶暴淫虐，灭绝天理，故谓之贼；害义者，颠倒错乱，伤败彝伦，故谓之残。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所以深警齐王，垂戒后世也”。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又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桀纣凶残暴虐，贼仁害义，失去民心的拥戴已经沦为独夫民贼，不再是君主了。故汤武革命不是弑杀，不是犯上作乱，而是“顺乎天而应乎人”。《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独”有褒贬两种涵义。有《中庸》慎独之“独”，有独夫民贼之“独”。侯王称孤道寡，决不是要在全体国民面前装作谦虚，也不是先给自己贴上“独夫”的标签来警戒自己不要失去民心。孤、寡者，独一无二也，取“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义。《中庸》首章先说天命之性与率性之道，后面再说大本之中与达道之和，中间却说一段“慎独”功夫。独者，性也，中也，不贰也。“慎独”为复性功夫，君子唯有能“独”，才能致广大而尽精微。
“一”在儒家经典中也有褒贬两种涵义。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既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孔子说自己为“一以贯之”，而非“多学而识之”，一贯与多学，其间的差别何在？所谓“一以贯之”，能贯者，一本也；所贯者，万殊也。须知，“大”不同于“多”，唯有以“一”贯通“多”，才能成其“大”，孔子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故孔子一贯之道，即《大学》所谓大人之学。《学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其民，即以“一”贯“多”。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儒家主张德治，在今天看来似乎遥不可及、高不可攀。今天的人们应如何来领会“君临天下”？应从德性意义上来解读这个“君”与“临”。君临天下，致广大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也。
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中庸》曰：“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又曰：“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君主唯有德位相配，才能临民、亲民，所谓莅、临或征，即是孟子所谓“仁者以大事小”，有“感”则有“应”，然后百姓才能尊之、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