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小札
2月2日《自由在高处》
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王尔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便是一种逆境，谁不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谓“积极生活”，亦不过是超越了被动与困境，在别无选择中积极选择罢了。如果我们只是将集中营当作人生的一种境遇或人的条件，我们便更应该考虑在此环境中囚徒要做些什么，而不是环境在做些什么。
生命是一次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的冒险。——法国人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
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他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肖申克的救赎》
一个热爱自由与幸福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当作远大前程的人，应该始终如一地保有一种“关不住”的精神，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红杏出墙，关心自我实现，追逐自己的命运。
塞里格曼将这种绝望称为“习得性无助”。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绝望，不过是一种积习，它很多是来自过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现在；它只缘于我们疲惫的心，而非完全是因为环境。所以乐观的人会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郝思嘉会说，“毕竟，明天是一个崭新的日子”。89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王尔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便是一种逆境，谁不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谓“积极生活”，亦不过是超越了被动与困境，在别无选择中积极选择罢了。如果我们只是将集中营当作人生的一种境遇或人的条件，我们便更应该考虑在此环境中囚徒要做些什么，而不是环境在做些什么。
生命是一次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的冒险。——法国人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
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他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肖申克的救赎》
一个热爱自由与幸福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当作远大前程的人，应该始终如一地保有一种“关不住”的精神，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红杏出墙，关心自我实现，追逐自己的命运。
塞里格曼将这种绝望称为“习得性无助”。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绝望，不过是一种积习，它很多是来自过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现在；它只缘于我们疲惫的心，而非完全是因为环境。所以乐观的人会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郝思嘉会说，“毕竟，明天是一个崭新的日子”。89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熊培云：第六种自由
对于无孔不入的信息垃圾，人们将何去何从？最近出版的《新周刊》做了一期有关“信息焦虑症”的专题，倡导在信息过剩时代的“不知情权”，几位作者以近乎抗议的口吻道出“抱歉，我不想知道！”。抗议的背景是，全世界每年出版近70万种期刊，60余万种新书，登记40多万项专利，新增期刊近万种向你源源不断地输出层出不穷的新观 点；900多万个电视台、几十万个微波通讯塔、几万个雷达站、30多万个民用电台，以及随时在增加的移动电话和终端电脑时刻提醒你注意全球任一角落发生的大事件。不止有新闻、调查、数据、分析、广告通行世界，更有预言、传言、流言与谣言招摇过市……
上世纪初，晏阳初曾经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第五大自由”。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注意到另一种自由，“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在此，我们姑且将免于倾倒信息（宣传）垃圾的自由称为“第六种自由”。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客厅不过是电视台倾倒垃圾的地方。在过去，性病广告只是贴在厕所、电线杆等“公器”上，而现在贴到了居民日日拂拭的家具上。
如您所知，“一九八四式”的“宣传联播”与“真理联播”早已令人生厌。同样令人生厌的 是，根据Engadget报道，台湾Yi Tien公司正准备生产一种如厕用的RSS阅读器，通过与电脑主机相连的无线网络，将你所订阅的RSS内容打印在厕纸上供你阅读。“恭喜你，你的最后一块 私人领地也被垃圾信息占据了。”（《新周刊》）
真正的现实是，有用的信息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而无用 的信息管道却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内心对信息的隐秘的渴望，以及信息垃圾的无孔不入，使人们在信息时代几乎无路可逃。对网络 的沉迷无疑已经耗费了我们的大部分光阴，每一位“信息成瘾者”更像是信息时代的逃犯，享受信息斋戒的日子只是逃亡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听从内心的召 唤，心甘情愿地被网络引渡回来。
其实，这不过是梭罗笔下的另一种“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正是为了逃离 这种绝望，早在1845年，梭罗带着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了瓦尔登湖边的青葱密林。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住进了自己盖的湖边木屋。对于梭罗来说，这不过是 一次有关生活的实验，或者说，一次有关生活的反叛。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生活。
一百多年以前，在信息时代尚未破晓之时，大概是意识到人们对信息的过度攫取会毁掉自己的生活，梭罗离开了喧闹的城市。就像今天，拔了网线，关了电视，过不被信息垃圾包围的日 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发生在远在天边的大事小情，无论是一场血淋淋的自杀式袭击、绑匪的演讲，还是政治领袖的亲民秀、女明星成功或者失败的隆胸 术，与我们的生活是毫不相干的。
梭罗曾经这样嘲讽那个时代的新闻成瘾者：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 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而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 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 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梭罗甚至说，世界有没有邮局 都无所谓。当然，这种夸张的说法并不代表梭罗具有反文明倾向——他随之而来的解释却是值得回味的。“我想，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的一生之 中，确切地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而且，“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 死于非命了，或者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 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在梭罗看来，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是 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
若干年前，当我初次走进一些法国朋友的家里时，曾经感慨他们的电视机为 什么那么小。关于这一点，相信看过《天使爱美丽》这部影片的中国观众会有所体会。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比较珍视“第六种自由”。和许多欧洲人一 样，法国人不仅抵制无用的信息与广告对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侵蚀，而且学着关闭了电视和电脑，将自己放到海滩和阳台上，过和大自然一样自然的生活。他们不像今日中国人一样，在物欲症的逼迫下不断地换房子，不断地抱怨自己家的电视不如墙壁宽，用大屏幕的宽度来见证自己人生的视野与财富的极限。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表示单向度的工业社会具有“极权化”倾向。当人们使用着相同的网络，阅读着相同的头条，因为相同的信息垃圾而消化不良，信息社 会同样造就了无数“单向度的思想”与“标准化的人”。确切说，他们不是“标准化的人”，而是“标准化的阅读器”。不幸的是，当网站、电视等各路媒体以争 夺、培育眼球为使命，不停地以信息时代的“狼奶”为眼球喂食，当精神生活简约为饭来张口的观赏和阅读，每个人似乎甘愿放逐自己的后脑，异化为吸附在屏幕上 的两粒饥渴的眼球——就像“发泄球”一样，被一次次地摔打在屏幕上，变成一滩烂泥。
对于无孔不入的信息垃圾，人们将何去何从？最近出版的《新周刊》做了一期有关“信息焦虑症”的专题，倡导在信息过剩时代的“不知情权”，几位作者以近乎抗议的口吻道出“抱歉，我不想知道！”。抗议的背景是，全世界每年出版近70万种期刊，60余万种新书，登记40多万项专利，新增期刊近万种向你源源不断地输出层出不穷的新观 点；900多万个电视台、几十万个微波通讯塔、几万个雷达站、30多万个民用电台，以及随时在增加的移动电话和终端电脑时刻提醒你注意全球任一角落发生的大事件。不止有新闻、调查、数据、分析、广告通行世界，更有预言、传言、流言与谣言招摇过市……
上世纪初，晏阳初曾经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第五大自由”。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注意到另一种自由，“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在此，我们姑且将免于倾倒信息（宣传）垃圾的自由称为“第六种自由”。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客厅不过是电视台倾倒垃圾的地方。在过去，性病广告只是贴在厕所、电线杆等“公器”上，而现在贴到了居民日日拂拭的家具上。
如您所知，“一九八四式”的“宣传联播”与“真理联播”早已令人生厌。同样令人生厌的 是，根据Engadget报道，台湾Yi Tien公司正准备生产一种如厕用的RSS阅读器，通过与电脑主机相连的无线网络，将你所订阅的RSS内容打印在厕纸上供你阅读。“恭喜你，你的最后一块 私人领地也被垃圾信息占据了。”（《新周刊》）
真正的现实是，有用的信息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而无用 的信息管道却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内心对信息的隐秘的渴望，以及信息垃圾的无孔不入，使人们在信息时代几乎无路可逃。对网络 的沉迷无疑已经耗费了我们的大部分光阴，每一位“信息成瘾者”更像是信息时代的逃犯，享受信息斋戒的日子只是逃亡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听从内心的召 唤，心甘情愿地被网络引渡回来。
其实，这不过是梭罗笔下的另一种“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正是为了逃离 这种绝望，早在1845年，梭罗带着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了瓦尔登湖边的青葱密林。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住进了自己盖的湖边木屋。对于梭罗来说，这不过是 一次有关生活的实验，或者说，一次有关生活的反叛。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生活。
一百多年以前，在信息时代尚未破晓之时，大概是意识到人们对信息的过度攫取会毁掉自己的生活，梭罗离开了喧闹的城市。就像今天，拔了网线，关了电视，过不被信息垃圾包围的日 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发生在远在天边的大事小情，无论是一场血淋淋的自杀式袭击、绑匪的演讲，还是政治领袖的亲民秀、女明星成功或者失败的隆胸 术，与我们的生活是毫不相干的。
梭罗曾经这样嘲讽那个时代的新闻成瘾者：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 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而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 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 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梭罗甚至说，世界有没有邮局 都无所谓。当然，这种夸张的说法并不代表梭罗具有反文明倾向——他随之而来的解释却是值得回味的。“我想，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的一生之 中，确切地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而且，“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 死于非命了，或者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 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在梭罗看来，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是 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
若干年前，当我初次走进一些法国朋友的家里时，曾经感慨他们的电视机为 什么那么小。关于这一点，相信看过《天使爱美丽》这部影片的中国观众会有所体会。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比较珍视“第六种自由”。和许多欧洲人一 样，法国人不仅抵制无用的信息与广告对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侵蚀，而且学着关闭了电视和电脑，将自己放到海滩和阳台上，过和大自然一样自然的生活。他们不像今日中国人一样，在物欲症的逼迫下不断地换房子，不断地抱怨自己家的电视不如墙壁宽，用大屏幕的宽度来见证自己人生的视野与财富的极限。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表示单向度的工业社会具有“极权化”倾向。当人们使用着相同的网络，阅读着相同的头条，因为相同的信息垃圾而消化不良，信息社 会同样造就了无数“单向度的思想”与“标准化的人”。确切说，他们不是“标准化的人”，而是“标准化的阅读器”。不幸的是，当网站、电视等各路媒体以争 夺、培育眼球为使命，不停地以信息时代的“狼奶”为眼球喂食，当精神生活简约为饭来张口的观赏和阅读，每个人似乎甘愿放逐自己的后脑，异化为吸附在屏幕上 的两粒饥渴的眼球——就像“发泄球”一样，被一次次地摔打在屏幕上，变成一滩烂泥。
熊培云：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缘起
最近，我在思想国网站上设计了一个问答，“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是一个微乎其乎的测试，但是我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分析。
相关留言林林总总。比如，集中营是“用来关押革命党人的”、“用来上政治课的”、“关押被视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关押人的思想，扼杀每个人的幻想……”、“集中营不过是把人生按了一个快进键而已”、“用思想体系杀人”、“孕育仇恨与敌意”、“让活人变成僵尸的场所”，等等。
当说，上述回答各有精彩。不过，如果大家细心一点，多数回答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施虐者的一边”。我是说，答问者没有从被囚者的角度来思考“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而这一缺失，正是本文之关键所在。
逆境中积极生活或抵抗
或许有朋友会辩解说，“我们并没有被关在集中营里”。显然，这一解释并不成其为理由。毕竟，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没有参与集中营的建设。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将施虐者比作信息发送者，将集中营比作媒介，将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么，只考虑施虐者“拿集中营做什么”无疑是不全面的。就像我们被问及“报纸是用来干什么”时，有人会站在发行商的角度说“报纸是来卖广告的”，也有人会站在读者的角度说“报纸是用来获取信息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强调在回答“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时，不能忽略被囚禁者的立场。
当然，有人会说，买报纸人是主动的，进集中营的人却是被动的。这种反驳无疑是有力的。然而，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在有限的选择中最后被动地买了报纸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便是一种逆境，谁不是被动地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谓积极生活，亦不过是超越了被动与困境，在别无选择中积极选择罢了。如果我们只是将集中营当作人生的一种境遇或人的条件，我们便更应该考虑在此环境中囚徒要做些什么，而不是环境在做些什么。
进一步说，面对“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一问题时，如果我们局限于复述集中营的某种罪恶，以为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了囚徒的生活（信息反馈），那么这种回答就是一种消极回答，至少它是不全面的回答。而这种被人们不经意间忽略了的“信息反馈”，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把它理解为“在逆境中（积极）生活或抵抗”。众所周知，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反馈使信息接收者变成了信息发送者，使受动者变成施动者。当这种反馈是积极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此解释为人在接到源于逆境的改造信息后，开始以自己为信息源，试图改造逆境。换句话说，在集中营里，囚徒变成了信息发送者，纳粹军警变成了信息接受者，此时，集中营变成了一种为囚徒所用的媒介。对于囚徒来说，从解码到反馈，他至少有两次积极生活的机会。
如前所述，从自由或人生的角度来说，无论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或时代，人的一生都像是在“集中营”里度过，集中营是人的境遇或条件。法国人说，“生命是一次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的冒险”，似乎也给我们的生活罩上了某种末日情绪——逃出去了也是死。然而，当我们试着乐观地看待这一切，不难发现许多人仍然活着逃了出来。否则，为什么每当我徜徉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里，总能在《吃土豆的人们》里面闻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当然，如你所知，这里逃出来的不是肉体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积极生活。积极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关于这个世界的思考与写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样。
几部电影
卢梭有云，“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的朋友黄明雨先生最近在给我信里更进一步，“人心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肉体的枷锁之中”。在我看来，人生不过是一次漫长的大逃狱。我之所以说它是一次大逃狱，是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无数“小逃狱”。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更应该将敬意投向朋霍费尔先生那样的人物，只有他狱里狱外，都能自由生活。朋霍费尔是个教徒，但他关心地上比关心天上多。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冒险犯难，将宗教生活还原到人的内心。在纳粹横行时，朋霍费尔从美国回到了柏林，甚至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行动。朋霍费尔是在盟军解放的前几天被绞死的。临死前，同室的囚徒去向他道别，他说：“这个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殉道者的一生，一天一天，勇敢而平静。
或许同样是出于渴望自由的天性，我时常在平凡而芜杂的生活中，留心搜集一些关于集中营或监狱生活的影片。尽管狱卒或军警的恶行令人触目惊心，时常撞伤我的眼帘，然而我真正关心的，是一个囚犯如何积极生活或抵抗。所以，在所有同题材影片中，《肖申克的救赎》更让我感恩。在我心中，这部电影甚至会让《勇敢的心》变得黯淡无光。
由梅尔吉普森执导并出任主角的《勇敢的心》取材于历史，描述的是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士反抗英格兰的殖民统治的英勇事迹。影片结尾，让人无限伤感，英勇的华莱士高喊“Freedom”被杀了头；《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则是一个入了冤狱的银行家如何前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挖地道出逃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场面宏大的《勇敢的心》叙述的是集体解放，明修栈道，终于功败垂成；而《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却是个体自救，暗渡陈仓，善恶有报。
谈到个体自救，有人可能立刻会想到索尔仁尼琴的有关批评，“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当然，我并不低估散兵游勇的鱼各自穿越网眼的价值。同样显然的是，索尔仁尼琴的批评并不适合银行家安迪——他出逃后不但没有一走了之，而且撕破了整张鱼网。
人类充满艰辛劳苦，不时在希望中走向悲怆。从集中营到古拉格群岛，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群体解放若不是建立于个体自救与独立的基础之上，难免会将这场解放异化为在不同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游戏。就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一样，尽管拿破仑猪赶走了人，解放了曼纳庄园的动物，宣布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用不了多久，有权有势的拿破仑猪便会学人一样直立行走、高谈阔论，把曼纳庄园变成一座“美丽新监狱”。事实上，从纳粹覆灭到苏军进驻，东柏林人便是经历了这样一场“狱间转移”。
“你们自由了，这是西德领土”。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当许多西方政治家与特工沾沾自喜，吹嘘自己的贡献时，柏林人却置之一笑——对于他们来说，柏林墙见证的不是冷战等宏大的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穿越网眼的故事。从主观上说，他们各救自身，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集体冲破鱼网的效果。柏林墙之所以倒掉，是因为即使是那些实施“庸常的邪恶”的卫兵，都要跳到西边去。如有论者指出，正是无数小人物以自己的生命和觉悟，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传说，而这个传说的名字就叫“自由”。只有此时，你才能明白，人们对自由的追逐，不仅解放了被囚禁者，也解放了绑架者。对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场胜负归零、你死我活的游戏，而是寻求共同解放的伟大征程。
德国影片《隧道》很好地还原了这段历史。当无数家庭和恋人被柏林墙阻隔在自由与不自由的两个世界里时，哈里、弗里希、弗雷特、贝克等人为了把滞留在东德的亲人带到西柏林，在柏林墙下挖掘一条长145米的地道。正是这种群起的，不约而同的自救，让“有史以来的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肯尼迪语）变成千疮百孔，弱不禁风。
“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肯尼迪的声音犹在耳边。同样是今天，在柏林墙倒塌了十五年后，当我再次路过柏林墙旧址，那片阴郁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我所见到的只有舒适闲散的日常生活。当年岗哨森严、禁止偷渡的护墙运河上面，漂泊着几艘锈迹斑斑的游船，而运河两岸，早已长满了绿草鲜花。
缘起
最近，我在思想国网站上设计了一个问答，“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是一个微乎其乎的测试，但是我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分析。
相关留言林林总总。比如，集中营是“用来关押革命党人的”、“用来上政治课的”、“关押被视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关押人的思想，扼杀每个人的幻想……”、“集中营不过是把人生按了一个快进键而已”、“用思想体系杀人”、“孕育仇恨与敌意”、“让活人变成僵尸的场所”，等等。
当说，上述回答各有精彩。不过，如果大家细心一点，多数回答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施虐者的一边”。我是说，答问者没有从被囚者的角度来思考“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而这一缺失，正是本文之关键所在。
逆境中积极生活或抵抗
或许有朋友会辩解说，“我们并没有被关在集中营里”。显然，这一解释并不成其为理由。毕竟，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没有参与集中营的建设。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将施虐者比作信息发送者，将集中营比作媒介，将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么，只考虑施虐者“拿集中营做什么”无疑是不全面的。就像我们被问及“报纸是用来干什么”时，有人会站在发行商的角度说“报纸是来卖广告的”，也有人会站在读者的角度说“报纸是用来获取信息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强调在回答“集中营是用来做什么的”时，不能忽略被囚禁者的立场。
当然，有人会说，买报纸人是主动的，进集中营的人却是被动的。这种反驳无疑是有力的。然而，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在有限的选择中最后被动地买了报纸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便是一种逆境，谁不是被动地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谓积极生活，亦不过是超越了被动与困境，在别无选择中积极选择罢了。如果我们只是将集中营当作人生的一种境遇或人的条件，我们便更应该考虑在此环境中囚徒要做些什么，而不是环境在做些什么。
进一步说，面对“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一问题时，如果我们局限于复述集中营的某种罪恶，以为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了囚徒的生活（信息反馈），那么这种回答就是一种消极回答，至少它是不全面的回答。而这种被人们不经意间忽略了的“信息反馈”，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把它理解为“在逆境中（积极）生活或抵抗”。众所周知，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反馈使信息接收者变成了信息发送者，使受动者变成施动者。当这种反馈是积极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此解释为人在接到源于逆境的改造信息后，开始以自己为信息源，试图改造逆境。换句话说，在集中营里，囚徒变成了信息发送者，纳粹军警变成了信息接受者，此时，集中营变成了一种为囚徒所用的媒介。对于囚徒来说，从解码到反馈，他至少有两次积极生活的机会。
如前所述，从自由或人生的角度来说，无论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或时代，人的一生都像是在“集中营”里度过，集中营是人的境遇或条件。法国人说，“生命是一次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的冒险”，似乎也给我们的生活罩上了某种末日情绪——逃出去了也是死。然而，当我们试着乐观地看待这一切，不难发现许多人仍然活着逃了出来。否则，为什么每当我徜徉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里，总能在《吃土豆的人们》里面闻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当然，如你所知，这里逃出来的不是肉体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积极生活。积极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关于这个世界的思考与写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样。
几部电影
卢梭有云，“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的朋友黄明雨先生最近在给我信里更进一步，“人心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肉体的枷锁之中”。在我看来，人生不过是一次漫长的大逃狱。我之所以说它是一次大逃狱，是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无数“小逃狱”。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更应该将敬意投向朋霍费尔先生那样的人物，只有他狱里狱外，都能自由生活。朋霍费尔是个教徒，但他关心地上比关心天上多。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冒险犯难，将宗教生活还原到人的内心。在纳粹横行时，朋霍费尔从美国回到了柏林，甚至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行动。朋霍费尔是在盟军解放的前几天被绞死的。临死前，同室的囚徒去向他道别，他说：“这个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殉道者的一生，一天一天，勇敢而平静。
或许同样是出于渴望自由的天性，我时常在平凡而芜杂的生活中，留心搜集一些关于集中营或监狱生活的影片。尽管狱卒或军警的恶行令人触目惊心，时常撞伤我的眼帘，然而我真正关心的，是一个囚犯如何积极生活或抵抗。所以，在所有同题材影片中，《肖申克的救赎》更让我感恩。在我心中，这部电影甚至会让《勇敢的心》变得黯淡无光。
由梅尔吉普森执导并出任主角的《勇敢的心》取材于历史，描述的是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士反抗英格兰的殖民统治的英勇事迹。影片结尾，让人无限伤感，英勇的华莱士高喊“Freedom”被杀了头；《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则是一个入了冤狱的银行家如何前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挖地道出逃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场面宏大的《勇敢的心》叙述的是集体解放，明修栈道，终于功败垂成；而《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却是个体自救，暗渡陈仓，善恶有报。
谈到个体自救，有人可能立刻会想到索尔仁尼琴的有关批评，“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当然，我并不低估散兵游勇的鱼各自穿越网眼的价值。同样显然的是，索尔仁尼琴的批评并不适合银行家安迪——他出逃后不但没有一走了之，而且撕破了整张鱼网。
人类充满艰辛劳苦，不时在希望中走向悲怆。从集中营到古拉格群岛，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群体解放若不是建立于个体自救与独立的基础之上，难免会将这场解放异化为在不同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游戏。就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一样，尽管拿破仑猪赶走了人，解放了曼纳庄园的动物，宣布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用不了多久，有权有势的拿破仑猪便会学人一样直立行走、高谈阔论，把曼纳庄园变成一座“美丽新监狱”。事实上，从纳粹覆灭到苏军进驻，东柏林人便是经历了这样一场“狱间转移”。
“你们自由了，这是西德领土”。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当许多西方政治家与特工沾沾自喜，吹嘘自己的贡献时，柏林人却置之一笑——对于他们来说，柏林墙见证的不是冷战等宏大的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穿越网眼的故事。从主观上说，他们各救自身，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集体冲破鱼网的效果。柏林墙之所以倒掉，是因为即使是那些实施“庸常的邪恶”的卫兵，都要跳到西边去。如有论者指出，正是无数小人物以自己的生命和觉悟，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传说，而这个传说的名字就叫“自由”。只有此时，你才能明白，人们对自由的追逐，不仅解放了被囚禁者，也解放了绑架者。对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场胜负归零、你死我活的游戏，而是寻求共同解放的伟大征程。
德国影片《隧道》很好地还原了这段历史。当无数家庭和恋人被柏林墙阻隔在自由与不自由的两个世界里时，哈里、弗里希、弗雷特、贝克等人为了把滞留在东德的亲人带到西柏林，在柏林墙下挖掘一条长145米的地道。正是这种群起的，不约而同的自救，让“有史以来的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肯尼迪语）变成千疮百孔，弱不禁风。
“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肯尼迪的声音犹在耳边。同样是今天，在柏林墙倒塌了十五年后，当我再次路过柏林墙旧址，那片阴郁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我所见到的只有舒适闲散的日常生活。当年岗哨森严、禁止偷渡的护墙运河上面，漂泊着几艘锈迹斑斑的游船，而运河两岸，早已长满了绿草鲜花。
不要活在新闻里
2010-05-22 01:43:06 新京报
行于思想国
“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闻是免不了要说人性的坏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要在生活中维权，不要在维权中生活”，那好也不要活在新闻里。”
在开始这个题目前，不妨想想人类历史。你一定会轻而易举地想到许多黑暗的场景：冲突、流血、暴动、自杀，甚至屠杀……公平理所当然，不公正的事却长久萦绕于心，时而让你寝食难安。难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先生当年会这样感慨：所谓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写满人性坏话的记事本。而事实上，这世界不只有血流成河，不只有征战杀戮。无论世事怎样变迁，阳光依旧在温暖我们的身骨，草木应季生长，人们生而育女。
那么新闻呢？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新闻一样在不断说着人性的坏话：某位官员腐败了；某地又发生了屠杀婴幼的惨案，而此前其他地方的相同罪恶早已令人发指；某地有人自杀了，而且是几连跳；某地有人自焚了，有人推倒他家的房屋；某地有人在政府门前集体下跪了，为了解决问题；某人遭遇了巨大的不公正，而你对此无能为力……
天天都有这样的新闻，你难免会心生绝望：这世界、我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吗？当然，这样的绝望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常常转瞬即逝，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闻是免不了要说人性的坏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要在生活中维权，不要在维权中生活”，那好也不要活在新闻里。
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媒介素养的问题。所谓媒介素养，说到底就是受众接受、解读媒介信息的一种能力。
就个人而言，如果能积极独立地思考，通常都不会天真地以为新闻里的“坏人坏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并由此得出“形势一片大坏”的结论，正如当年“形式一片大好”的宣传，不能遮蔽现实的困境一样。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
我们应该具有的媒介素养是，负面新闻并不构成对其工作的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媒体包藏恶意。一个人在生活上有洁癖，人们多会同情之理解，毕竟，那也算是个人自治的一部分，其他人无权干涉；但如果带着洁癖去看新闻，去搞管理，难免脱离实际，而且显得公私不分。生活不是童话，童话里也有大灰狼。必须承认的是，媒体报道“说人性坏话的新闻”，除了商业上的考虑，还因为媒体肩负了一种责任，即社会需要通过它了解社会运行是否正常。
最近自杀案与恶性杀人事件频繁出现，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即媒体报道是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些媒体着实需要省思。在过去的报道中，我的确看到许多媒体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杀人过程与杀人现场，唯恐读者不能身临其境。另一方面，过度批评媒体的负面报道，难免有苛责之嫌。
作为平衡，其实重要的是改变受众的观念：一方面，需要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媒体报道远处的一场火灾，你却因此烧毁自家的房屋，不理智的显然不是媒体，是纵火者；另一方面，全社会更要直面已然发生的不幸事件，以求彻底改造，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幼儿园不安全，要加强保安，更要消除“深层次原因”；有人自杀了，更要查找究竟是什么导致其走上绝路。更严重的是，如果一个工厂接二连三发生跳楼事件，这已经不是个体的绝望，而是集体性的绝望。
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给那些潜在的自杀者，以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而不是前仆后继的勇气。说一个人以死“唤醒社会”，实在是轻贱了人的生命，因为谁都应该好好活着；如果这种死不能让社会了解背后更实在的原因，而停留于指责是媒体起了坏作用，并大加讨伐，实在是用错了力。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最近许多人都在讨论“维特效应”。据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造成了极大地轰动，不但使歌德名声在欧洲大噪，而且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说“风潮”，显然言过其实。事实上，《少年维特之烦恼》也让很多人活了下来，消解了内心的忧愁，其中包括歌德本人。
熊培云（资深评论人）
2010-05-22 01:43:06 新京报
行于思想国
“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闻是免不了要说人性的坏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要在生活中维权，不要在维权中生活”，那好也不要活在新闻里。”
在开始这个题目前，不妨想想人类历史。你一定会轻而易举地想到许多黑暗的场景：冲突、流血、暴动、自杀，甚至屠杀……公平理所当然，不公正的事却长久萦绕于心，时而让你寝食难安。难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先生当年会这样感慨：所谓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写满人性坏话的记事本。而事实上，这世界不只有血流成河，不只有征战杀戮。无论世事怎样变迁，阳光依旧在温暖我们的身骨，草木应季生长，人们生而育女。
那么新闻呢？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新闻一样在不断说着人性的坏话：某位官员腐败了；某地又发生了屠杀婴幼的惨案，而此前其他地方的相同罪恶早已令人发指；某地有人自杀了，而且是几连跳；某地有人自焚了，有人推倒他家的房屋；某地有人在政府门前集体下跪了，为了解决问题；某人遭遇了巨大的不公正，而你对此无能为力……
天天都有这样的新闻，你难免会心生绝望：这世界、我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吗？当然，这样的绝望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常常转瞬即逝，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闻是免不了要说人性的坏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要在生活中维权，不要在维权中生活”，那好也不要活在新闻里。
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媒介素养的问题。所谓媒介素养，说到底就是受众接受、解读媒介信息的一种能力。
就个人而言，如果能积极独立地思考，通常都不会天真地以为新闻里的“坏人坏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并由此得出“形势一片大坏”的结论，正如当年“形式一片大好”的宣传，不能遮蔽现实的困境一样。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
我们应该具有的媒介素养是，负面新闻并不构成对其工作的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媒体包藏恶意。一个人在生活上有洁癖，人们多会同情之理解，毕竟，那也算是个人自治的一部分，其他人无权干涉；但如果带着洁癖去看新闻，去搞管理，难免脱离实际，而且显得公私不分。生活不是童话，童话里也有大灰狼。必须承认的是，媒体报道“说人性坏话的新闻”，除了商业上的考虑，还因为媒体肩负了一种责任，即社会需要通过它了解社会运行是否正常。
最近自杀案与恶性杀人事件频繁出现，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即媒体报道是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些媒体着实需要省思。在过去的报道中，我的确看到许多媒体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杀人过程与杀人现场，唯恐读者不能身临其境。另一方面，过度批评媒体的负面报道，难免有苛责之嫌。
作为平衡，其实重要的是改变受众的观念：一方面，需要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媒体报道远处的一场火灾，你却因此烧毁自家的房屋，不理智的显然不是媒体，是纵火者；另一方面，全社会更要直面已然发生的不幸事件，以求彻底改造，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幼儿园不安全，要加强保安，更要消除“深层次原因”；有人自杀了，更要查找究竟是什么导致其走上绝路。更严重的是，如果一个工厂接二连三发生跳楼事件，这已经不是个体的绝望，而是集体性的绝望。
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给那些潜在的自杀者，以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而不是前仆后继的勇气。说一个人以死“唤醒社会”，实在是轻贱了人的生命，因为谁都应该好好活着；如果这种死不能让社会了解背后更实在的原因，而停留于指责是媒体起了坏作用，并大加讨伐，实在是用错了力。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最近许多人都在讨论“维特效应”。据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造成了极大地轰动，不但使歌德名声在欧洲大噪，而且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说“风潮”，显然言过其实。事实上，《少年维特之烦恼》也让很多人活了下来，消解了内心的忧愁，其中包括歌德本人。
熊培云（资深评论人）
屋顶上的矿难
2009-12-21 12:11:37| 分类： 默认分类 |举报|字号 订阅
几天前，《新京报》的朋友在网上给我转来一组新闻照片，让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这组照片见证了一场悲剧：成都一位女企业家，站在自家的屋顶上，浇上汽油，纵身火海。寂静的屋顶，没有风，一边是共和国低垂的旗帜，一边蔽日升腾的浓烟。新闻里说，离这位女子不远的地面上，正有一群如狼似虎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强拆她家的房屋。而这位女子，在火堆边的求饶既没有感动任何人，也没有阻吓住任何人。
这是怎样的一位女子，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悲惨，已经让人无言以对。就在那一天，我给这组照片起了一个名字，叫“屋顶上的矿难”。之所以有此思路，实在没有多想，许是因为矿难作为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种日常的、近乎无法根治的巨大灾难，已经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矿难，是这个时代令人羞耻的溃疡，屡禁不止的哀伤。而潜意识告诉我，这种矿难，从来不只是发生在地下，它同样会发生在地上。
为什么是“屋顶上的矿难”？你也许要责怪我了。屋顶，原本是个多么诗意的字眼啊！“我在屋顶唱着你的歌”“我站上全世界的屋顶”“屋顶上的骑兵”以及“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屋顶是人生的高处，是世界的高处，它连接蓝天与星空，是高歌自由与超越凡俗的象征。同样，在我喜爱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最让我难忘的镜头之一也是来自屋顶，尽管那是一座监狱的屋顶，然而那一刻，它迎来了解放。
《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这段故事几乎尽人皆知了。有一天，被错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和瑞德与其他几个狱友一起为监狱的屋顶铺沥青。在听到一位狱警在边上和他的同行一起抱怨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太高时，安迪突然放下手中的工具，向那位狱警提出自己能够帮他合法避税，交换条件是：完工后狱警能为今天在屋顶铺沥青的所有人送上三瓶啤酒。
在自家屋顶上喝啤酒，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叙述者瑞德是这样回忆这件事的：“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工程结束的前一天，也就是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沐浴着温暖的春光，就像是一个自由人，正在修理自家的屋顶。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然而，在成都这个写满悲情的新闻故事里，自由早已经逃之夭夭。我，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只看到唐福珍低眉垂首的侧影，看到绝望站在高处，看到高处不胜寒。
老实说，我是在几天后才牢牢记住“唐福珍”这个名字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我记忆差，或者看新闻不问究竟，而是因为“悲剧主人翁”有着怎样一个名字在这个时代并不重要。过去，我们常说，不要轻言死去的人们，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现在，我更知道，不要轻言一个人的名字了。这个不幸女人的名字，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名字的一部分。当唐福珍纵身火海的时候，这世界只有两种人或者两个名字——她是受难者，而我们只是侥幸活下来的人，是幸存者。
让人无言的是，唐福珍的自焚，被当地官方解释为“暴力抗法”。唐福珍没有袭击任何人——除了她自己，她的自杀如何成为一种暴力？而在她死后，更让人心痛的是，她的亲戚要求见她最后一面，还被要求“先请示一下领导”。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总是那样似曾相识。大概在几百年前，有一群英国农民因为领主的巧取豪夺这样向国王“上访”诉苦：“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米波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
近些年来，“推土机经济”大行其道，米波尔的幽灵在中国早已经开起了嘉年华与演唱会。在中国，个体的物权又一次被粗暴践踏。2009年的这个冬天，我是真的在那个屋顶上看到一场矿难。只是，和以往矿难不同的是，在那里不是藏在暗处的地塌了，而是光天化日下的天塌了。我看到物权的天空在屋顶上坍塌。
早上的评论课上，我让学生们讨论唐福珍所遭遇的悲剧，并要求他们在纸上写下各自的感想。没有哪个学生不诅咒这样一场悲剧。其中有位女生，用了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标题——“青山无柴烧自己”。所有的评论都终结了，读到这个标题的那一刻，我几乎无法动弹。你甚至不用细看余下的文字就知道这位学生在写什么了。人们不是总在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而这一切，在已然绝望的唐福珍那里，早已经失去了意义。权利的青山如此荒凉，剩下的或许真的只有“拆下肋骨当柴烧”了。
从张海超开胸验肺到孙中界断指自清，再到这场屋顶上的自焚，有时候，你又不得不悲叹：维权者“反求诸己”究竟上演了一出出怎样的悲剧！别人抢夺你的房屋，你却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又是怎样的一种不幸！
绝望无济于事。自杀式的维权表达，虽然能激起社会的注意，甚至也会在客观上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对个体而言，终究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是在给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而此前我之所以常说“悲观是卧底”，即是因为我意识到悲观会与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强大的侵权者构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或者像唐福珍一样，因绝望而消灭自己的身体。
有生命就有希望。虽说“人人死而平等”，但每个人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因此之故，我愿诚心诚意地希望，那些因抗争命运而绝望的人，在试图结束外界施加于自己的种种暴政之时，首先更应该结束的是自己杀死自己的那一场“暴政”。
2009-12-21 12:11:37| 分类： 默认分类 |举报|字号 订阅
几天前，《新京报》的朋友在网上给我转来一组新闻照片，让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这组照片见证了一场悲剧：成都一位女企业家，站在自家的屋顶上，浇上汽油，纵身火海。寂静的屋顶，没有风，一边是共和国低垂的旗帜，一边蔽日升腾的浓烟。新闻里说，离这位女子不远的地面上，正有一群如狼似虎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强拆她家的房屋。而这位女子，在火堆边的求饶既没有感动任何人，也没有阻吓住任何人。
这是怎样的一位女子，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悲惨，已经让人无言以对。就在那一天，我给这组照片起了一个名字，叫“屋顶上的矿难”。之所以有此思路，实在没有多想，许是因为矿难作为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种日常的、近乎无法根治的巨大灾难，已经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矿难，是这个时代令人羞耻的溃疡，屡禁不止的哀伤。而潜意识告诉我，这种矿难，从来不只是发生在地下，它同样会发生在地上。
为什么是“屋顶上的矿难”？你也许要责怪我了。屋顶，原本是个多么诗意的字眼啊！“我在屋顶唱着你的歌”“我站上全世界的屋顶”“屋顶上的骑兵”以及“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屋顶是人生的高处，是世界的高处，它连接蓝天与星空，是高歌自由与超越凡俗的象征。同样，在我喜爱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最让我难忘的镜头之一也是来自屋顶，尽管那是一座监狱的屋顶，然而那一刻，它迎来了解放。
《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这段故事几乎尽人皆知了。有一天，被错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和瑞德与其他几个狱友一起为监狱的屋顶铺沥青。在听到一位狱警在边上和他的同行一起抱怨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太高时，安迪突然放下手中的工具，向那位狱警提出自己能够帮他合法避税，交换条件是：完工后狱警能为今天在屋顶铺沥青的所有人送上三瓶啤酒。
在自家屋顶上喝啤酒，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叙述者瑞德是这样回忆这件事的：“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工程结束的前一天，也就是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沐浴着温暖的春光，就像是一个自由人，正在修理自家的屋顶。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然而，在成都这个写满悲情的新闻故事里，自由早已经逃之夭夭。我，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只看到唐福珍低眉垂首的侧影，看到绝望站在高处，看到高处不胜寒。
老实说，我是在几天后才牢牢记住“唐福珍”这个名字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我记忆差，或者看新闻不问究竟，而是因为“悲剧主人翁”有着怎样一个名字在这个时代并不重要。过去，我们常说，不要轻言死去的人们，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现在，我更知道，不要轻言一个人的名字了。这个不幸女人的名字，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名字的一部分。当唐福珍纵身火海的时候，这世界只有两种人或者两个名字——她是受难者，而我们只是侥幸活下来的人，是幸存者。
让人无言的是，唐福珍的自焚，被当地官方解释为“暴力抗法”。唐福珍没有袭击任何人——除了她自己，她的自杀如何成为一种暴力？而在她死后，更让人心痛的是，她的亲戚要求见她最后一面，还被要求“先请示一下领导”。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总是那样似曾相识。大概在几百年前，有一群英国农民因为领主的巧取豪夺这样向国王“上访”诉苦：“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米波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
近些年来，“推土机经济”大行其道，米波尔的幽灵在中国早已经开起了嘉年华与演唱会。在中国，个体的物权又一次被粗暴践踏。2009年的这个冬天，我是真的在那个屋顶上看到一场矿难。只是，和以往矿难不同的是，在那里不是藏在暗处的地塌了，而是光天化日下的天塌了。我看到物权的天空在屋顶上坍塌。
早上的评论课上，我让学生们讨论唐福珍所遭遇的悲剧，并要求他们在纸上写下各自的感想。没有哪个学生不诅咒这样一场悲剧。其中有位女生，用了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标题——“青山无柴烧自己”。所有的评论都终结了，读到这个标题的那一刻，我几乎无法动弹。你甚至不用细看余下的文字就知道这位学生在写什么了。人们不是总在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而这一切，在已然绝望的唐福珍那里，早已经失去了意义。权利的青山如此荒凉，剩下的或许真的只有“拆下肋骨当柴烧”了。
从张海超开胸验肺到孙中界断指自清，再到这场屋顶上的自焚，有时候，你又不得不悲叹：维权者“反求诸己”究竟上演了一出出怎样的悲剧！别人抢夺你的房屋，你却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又是怎样的一种不幸！
绝望无济于事。自杀式的维权表达，虽然能激起社会的注意，甚至也会在客观上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对个体而言，终究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是在给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而此前我之所以常说“悲观是卧底”，即是因为我意识到悲观会与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强大的侵权者构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或者像唐福珍一样，因绝望而消灭自己的身体。
有生命就有希望。虽说“人人死而平等”，但每个人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因此之故，我愿诚心诚意地希望，那些因抗争命运而绝望的人，在试图结束外界施加于自己的种种暴政之时，首先更应该结束的是自己杀死自己的那一场“暴政”。
公民膝下有黄金
时间：2006年12月28日05:32 我来说两句
有奖评新闻
【来源：新京报】
公民膝下有黄金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2-28 2:01:54 · 来源： 新京报
湖南省某高校一名2007届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日前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求职时，竟当场跪倒在院长的面前。
据称相同情形还发生在湖南女子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两起研究生下跪事件，引得舆论哗然。（《潇湘晨报》报道）有论者认为，“下跪求职”表明昔日的“天之骄子”今已部分沦入社会底层，而导致硕士生下跪的原因是“霍布斯选择效应”，言下之意，他们在找工作方面已经“别无选择”。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日前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也表明，城乡居民将“就业失业”仅次于“看病难、看病贵”列为第二大问题。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让悲情遮掩希望，得出一个“别无选择”的结论。毕竟，没有哪个用人单位逼迫研究生在求职时下跪。进一步说，面对激烈社会竞争时，尽管“天之骄子”失去往日的光环，仍不足失去他的尊严。只要承认自己是公民，即使输掉一切，仍有机会从头再来。
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批评有些中国人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应该说，研究生下跪同样是源于这样一种“高度浪费”。不久前，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尽管几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从社会心理来说，作为“文化”或“风俗”留存的“下跪”仍是许多人得心应手的行事方式，甚至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应急机制”。在许多人心里，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凡此种种，我们不难从近两年来的网络文化与新闻生活中找到证据。比如某些网民在往上夸张地“跪求”某某注册码或软件；西安曾有十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聋哑女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向用人单位下跪讨要一份工作，与此对应的是，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违章车，司机70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名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还有不久前，河南一个记者因为受访者下跪而“陪跪”采访了10分钟。
不可否认，下跪因为其潜在的“道德胁迫”同样具有某种“进攻性”。众所周知，“求职”并非“乞求”一个职业，而是“寻找”一个职业。“乞求”是自我矮化、等待施舍，而“寻找”却是订立契约的过程。显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决定录用或不录用谁，正是基于社会契约之上的社会分工，而非出于对社会布施恩情，或受迫于某人“膝盖下的重压”。
上世纪初，面临救亡图存，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曾说“有我（自我）在，中国不亡”。
应该说，今日中国转型同样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与“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显然，以上发生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下跪”事件，无论是对于执法者还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都无益于国家与社会的真正成长。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相信中国转型的成败取决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组织之间的充分博弈，就不得不承认———若要社会受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尊重，社会就必须挺直腰杆做个好儿男，就必须体悟什么是“社会膝下有黄金”。在我看来，所谓“社会膝下有黄金”，本质上就是“公民膝下有黄金”。
熊培云（北京学者）
时间：2006年12月28日05:32 我来说两句
有奖评新闻
【来源：新京报】
公民膝下有黄金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2-28 2:01:54 · 来源： 新京报
湖南省某高校一名2007届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日前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求职时，竟当场跪倒在院长的面前。
据称相同情形还发生在湖南女子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两起研究生下跪事件，引得舆论哗然。（《潇湘晨报》报道）有论者认为，“下跪求职”表明昔日的“天之骄子”今已部分沦入社会底层，而导致硕士生下跪的原因是“霍布斯选择效应”，言下之意，他们在找工作方面已经“别无选择”。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日前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也表明，城乡居民将“就业失业”仅次于“看病难、看病贵”列为第二大问题。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让悲情遮掩希望，得出一个“别无选择”的结论。毕竟，没有哪个用人单位逼迫研究生在求职时下跪。进一步说，面对激烈社会竞争时，尽管“天之骄子”失去往日的光环，仍不足失去他的尊严。只要承认自己是公民，即使输掉一切，仍有机会从头再来。
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批评有些中国人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应该说，研究生下跪同样是源于这样一种“高度浪费”。不久前，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尽管几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从社会心理来说，作为“文化”或“风俗”留存的“下跪”仍是许多人得心应手的行事方式，甚至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应急机制”。在许多人心里，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凡此种种，我们不难从近两年来的网络文化与新闻生活中找到证据。比如某些网民在往上夸张地“跪求”某某注册码或软件；西安曾有十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聋哑女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向用人单位下跪讨要一份工作，与此对应的是，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违章车，司机70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名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还有不久前，河南一个记者因为受访者下跪而“陪跪”采访了10分钟。
不可否认，下跪因为其潜在的“道德胁迫”同样具有某种“进攻性”。众所周知，“求职”并非“乞求”一个职业，而是“寻找”一个职业。“乞求”是自我矮化、等待施舍，而“寻找”却是订立契约的过程。显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决定录用或不录用谁，正是基于社会契约之上的社会分工，而非出于对社会布施恩情，或受迫于某人“膝盖下的重压”。
上世纪初，面临救亡图存，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曾说“有我（自我）在，中国不亡”。
应该说，今日中国转型同样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与“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显然，以上发生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下跪”事件，无论是对于执法者还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都无益于国家与社会的真正成长。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相信中国转型的成败取决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组织之间的充分博弈，就不得不承认———若要社会受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尊重，社会就必须挺直腰杆做个好儿男，就必须体悟什么是“社会膝下有黄金”。在我看来，所谓“社会膝下有黄金”，本质上就是“公民膝下有黄金”。
熊培云（北京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