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不过他们都是被真正的敌人害死的。毛也有子女享受到革命的成果：被他称为“疯了”的毛岸青退休前是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享受副总理待遇，他的女儿李纳做到北京市委书记

一起喝着伏特加酒。他们俩把酒喝完以后，就开始用烟头轮流往彼此的胳膊上戳。后来，他们俩每次见面，就会握手并拍拍对方带着伤疤的手腕，呵呵笑着回忆起那个见鬼的夜晚。
→_→傻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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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家族：嵚崎磊落的人生
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对于钱杨二人我有点想法，人都死了，再说什么有点小子妄言，不说了

二流堂。1943年，夏衍從華南前線撤到重慶。文化名人唐瑜出資在臨江路為他修建了一處住宅，落成後成為重慶左翼文化人士的聚會場所。周恩來、郭沫若常去參加活動。那時邊區正大演《兄妹開荒》，劇中有個人物終日無所事事、四處遊蕩，被呼為「二流子」。有次郭沫若開玩笑説，這裏稱為「二流堂」豈不甚妙！大家欣然採納，風傳幾十年。不料在「反右」、「文革」中都作為政治問題對「二流堂分子」大加批鬥。年12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粉碎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二流堂由是成為顛覆中共政權的反革命組織，對其中重點人物的批判也隨之升級。吳祖光悲憤之餘，寫詩遺兒：「寄意兒孫戒玩笑，一生誤我二流堂」。鬱積悽楚。​​​​​​​​

路透社消息，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布，取消总理纳瓦兹·谢里夫的任职资格。调查小组表示，谢里夫家庭无法解释巨额资产来源。谢里夫已经接受法院裁决！这叫————？ ​​​：谢里夫总理表示：我没贪污巴基斯坦人民一分钱，这些都是某国政府白送的。

所谓抗日胜利，与你党有什么关系？

今天是长者91岁生日

绥德师范是「抢救」取得重大「胜利」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九天的控诉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馀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馀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高一点」，坦白地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男小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据曾参加当 年绥师坦白大会的作家韦君宜回忆：在坦白大会上，一个叫白国玺的学生交代说，「是特务组织指使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绥师的反特经验被上级指定登载在绥德地委的《抗敌报》。当时任该报编辑的韦君宜等将一个已经坦白的女学生刘国秀写的坦白文章加上〈我的堕落史〉的标题刊载。此文一经发表，「后来的来稿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有六岁的小特务」！

这个革命真是漂亮极了

这是一个中国京剧男演员骗法国男外交官自己是女扮男装、他们在北京相爱“生子”从事“间谍活动”、二十年后法国男人在巴黎法庭上发现爱人男儿身的真实故事。故事情节错综复杂，下面只是梗概：

一

伯纳德·布尔西科（Bernard Boursicot）出生于1944年，高中辍学的他20岁去法国驻北京使馆做文员，一个任期两年半的合同职位。他来自一个工人阶级家庭，身高一米七五，有游泳运动一样健美的身材。来北京后不久，他在使馆的圣诞宴会上遇见了比他大六岁的中国男子时佩璞，北京青年京剧团编剧、演员。时佩璞一身中山装，个子不高，流利的法语一下吸引了布尔西科。

他们成为了朋友，时佩璞带布尔西科去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店，一个一个介绍他演过的角色。对布尔西科来说，拥有时佩璞的友谊是极其幸运的。在使馆，他并不被法国外交圈的精英们所接受，而当时的北京也没有电影院或者咖啡店给一个孤单的外国人打发时间。布尔西科后来回忆说，时佩璞讲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不过他们也只是亲密朋友而已。

1965年春天，布尔西科得到了去巴西雨林探险的机会，随即辞去了大使馆的工作。时佩璞很伤心，邀请布尔西科到自己南池子25号的家做客，同时介绍了和自己同住的母亲。五月，在金水桥外的一个四合院里，时佩璞告诉了布尔西科梁祝的故事，并说自己的母亲因为没生过儿子害怕被夫家抛弃，所以在第三个女儿（也就是时佩璞）出生后一直把她当做男孩养。时佩璞其实是个“她”，就像女扮男装认识梁山伯的祝英台。

布尔西科后来回忆说，他对时佩璞的话并不感到惊讶，好像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一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布尔西科说，“我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回家的路上，布尔西科才感受到这个秘密对他的冲击。一切都不一样了。他对自己说他一定要拥有时佩璞。他是一个男人，时是一个女人，他要照顾她、保护她，让她重新成为女人。

时佩璞对布尔西科不抗拒但也不那么热情。她关上灯，告诉布尔西科自己为看起来更男性化曾服用过荷尔蒙。布尔西科也接受了时佩璞的羞怯，只当是中法文化差异。

那年年底，在布尔西科要离开中国之前，时佩璞说她可能怀孕了。布尔西科说，如果是男孩的话我们就叫他Bertrand，如果是女孩的话就叫Michele。

二

布尔西科四年以后才回到中国，他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未经世事的年轻小伙了。四年间，他去了亚马逊丛林深处探险，和一个法国医科学生有过一段认真的感情。可是这次回到中国、回到法国外交事业，布尔西科就是为了找到时佩璞。

当时中国的环境很不稳定，布尔西科骑着大使馆借来的自行车趁天黑到处找时佩璞的消息。几天后在一个公寓的二楼，他终于找到了心中的爱人。一见面，他们拥抱、亲吻。“我们有孩子吗？”布尔西科问。“是的，”时佩璞说，“我以后慢慢告诉你。”

因为布尔西科的外国身份，他和时佩璞能见面的时间很少。有一次时佩璞给他看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有着和布尔西科一样的方脸。可是她说安全起见，照片不能给布尔西科保存。布尔西科有的时候和时佩璞相隔很远地坐在长安街上。他看不清她的表情，可是他对她的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烈。

之后的几个月，在他们相见的短暂时光里，时佩璞告诉了布尔西科更多关于他们孩子的消息。孩子在布尔西科走之后的那个夏天出生，8月12日，正好也是布尔西科生日。时担心孩子欧洲人的五官会给他带来危险，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西部的边境小城了。边境地带气候严寒，时佩璞担心孩子的健康，但她别无选择。

时佩璞的公寓经常有身着军装的人造访。为了争取和时佩璞在一起的时间，布尔西科决定向来访的两个中年男子提供他在法国使馆可以接触到的情报，尤其是法国驻莫斯科和华盛顿外交人员发来的报告。他把文件藏在衬衫底下，带到时佩璞家，由中年男子拿去复印。不过几周过去了，布尔西科拿到的文件只有行政内容：大使需要添置加湿器和奶酪拼盘、蒙古国即将上映歌剧《卡门》。

1972年春天，布尔西科的外交工作结束，他离开了中国。可是他还是不能忘记时佩璞和他们的孩子，他请求那个造访时佩璞公寓的康姓男子让时佩璞离开中国和他一起回欧洲，中年男子拒绝了。

三

1973年11月15日是布尔西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他于清晨抵达北京，履行他几周前电报里对时佩璞的承诺，重新回来找她。时佩璞说：“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不过我有个惊喜给你。”门后面一个七岁孩子探出脑袋，那是他们的孩子。

他去友谊商店给儿子买了足球和玩具飞机，给儿子洗澡。他叫儿子Bertrand。儿子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只叫他“飞机叔叔”。时佩璞纠正说：“他不是叔叔，是爸爸。”因为布尔西科已经不再是外交人员，所以这次只能在北京待上几周。他没有见任何大使馆的朋友，谁都不知道他在北京。虽然时光短暂，但他终于得以和爱人住在一起。因为孩子和时佩璞的母亲也住在公寓里，他和时佩璞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克制。

在时佩璞家，他们还和那个康姓男子吃了一顿饭。根据布尔西科回忆，时佩璞对儿子说这是家里很好的朋友，儿子应该叫他“爸爸”。饭后时佩璞对布尔西科说，这么做是在强迫康保护他们的儿子。

四

布尔西科回到法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母亲她有个七岁的孙子。然后布尔西科在巴黎的圣丹尼路安顿下来。虽然已经一年多没有工作，但他并不担心。他卖从沙特和中国带回来的毯子和陶瓷，沉醉于巴黎多彩的夜生活。

几个月以后，他爱上了一个叫蒂埃里（Thierry）的23岁男子。蒂埃里刚刚辞去了文员的工作，没有什么长远计划。他认为生命重在享受，他喜欢阅读，喜欢旅行。不同于时佩璞起伏的情绪和众多的要求，蒂埃里性格安静、生活节奏缓慢而规律。布尔西科带着他去各地旅行，两年内搬了四次家。

可是布尔西科还是放不下他的Bertrand。他已经不爱时佩璞，可还是希望孩子能和父母在一起。他和蒂埃里提出把母子俩接到巴黎他们一起住。蒂埃里不情愿地同意了。

1976年，他向法国内政部写信，询问在远东地区有没有任何职位。恰巧法国驻乌兰巴托使馆需要一个秘书，兼任打字员、会计、文员。乌兰巴托是法国最小的驻外使馆，只有三个员工。蒙古被沙漠覆盖，冬天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度。

布尔西科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乌兰巴托到北京只要坐36小时火车。

五

1977年，布尔西科去北京时佩璞家见了康姓男子。苏联当时在蒙古有数量可观的军队和经济顾问，布尔西科承诺一定尽可能传递情报。他叫康好好照顾他和时佩璞的儿子，“请记住，（我儿子）叫你爸爸。”“他也叫你爸爸，”康说。

布尔西科回到乌兰巴托之后为他的“表弟”蒂埃里向大使申请了蒙古签证。蒂埃里不在的时候，他和乌兰巴托大学的女学生也走得很近。

每一个半月布尔西科都要去北京给那里的法国使馆传信。他没什么时间留给时佩璞。在北京的三天里，除了工作任务，他还要参加外交圈的社交活动，给时佩璞和乌兰巴托的女孩们在友谊商店买东西。

他早已不爱时佩璞。肉体的愉悦他从蒂埃里和那些蒙古女孩那里获得。长时间的多地往返使他身心俱疲。可是时毕竟是他孩子的母亲。在北京时佩璞的家里，布尔西科带着眼罩躺在床上，半睡半醒，由时佩璞满足他。

布尔西科的间谍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他接触到的情报包括“东德在蒙古建立肉类加工厂”、“法国大使：蒙古政客的帽子让他们看起来像美国黑帮”。布尔西科不想让中国方面认为他只是个小丑。

情报工作持续一年多以后，康姓男子让布尔西科不要再传递任何报告了，理由是间谍工作太危险。

六

1982年，布尔西科终于帮时佩璞母子争取到了法国三个月的文化交流签证。当母子俩来到巴黎的时候，布尔西科却已被派到伯利兹使馆，只能由同住公寓里的蒂埃里来照顾他们。时佩璞穿男式衬衫和西装外套，和巴黎男人无异，可她身上流露出的女性气息让蒂埃里对她的性别无比确定。

布尔西科回到巴黎后向家人介绍了自己的孩子，却说时佩璞是孩子的“叔叔”。

公众场合，时佩璞还是个“他”。他活跃于法国艺术圈，九个月里演了两部电视剧和多场京剧，把签证延长了一年。时佩璞被巴黎人成为“时先生”，而“时先生”对他的新朋友都绝口不提布尔西科。

七

1982年冬天，法国国土情报监测部门对布尔西科，一个“法国外交部驻外公务员”，和时佩璞，一个住在同一地址的“中国公民”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1983年6月30日，督查开始了对布尔西科和时佩璞涉嫌犯间谍罪的问询。督查从布尔西科那里了解到时佩璞是他孩子的母亲，可是佩璞喉结突出，手却很小，声音既不男性也不女性，音调高而起伏。时佩璞解释说出现这些矛盾的体征是因为她心脏不好，可是时并不肯接受医生检查。（注：男扮女装只是警方调查间谍罪的时候感到奇怪的地方，警方的间谍指控与两人的性别或性取向无关。）

几天以后，布尔西科和时佩璞双双入狱，等待审判。布尔西科对时佩璞和他同在男子监狱感到惊讶，可他并没有怀疑时的性别。“没事的，”他对时佩璞说。

按照惯例，警官带着两位到他们的公寓搜查。当着蒂埃里的面，布尔西科对时佩璞说：“我们结婚吧，结婚可能能让我们早点出狱。”“太晚了，”时佩璞说。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法官对布尔西科和时佩璞进行了单独审问。时佩璞的证词和后来进行的医学检查都显示时佩璞是男儿身，且没有接受过变性手术的迹象。时佩璞向法庭承认了他的真实性别，可坚持Bertrand是通过人工授精获得的孩子，属于布尔西科。

布尔西科不相信他昔日的爱人欺骗了他。直到有一天，他站在牢房里面对时佩璞，时佩璞把裤子松开了几秒，他这才相信。“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布尔西科问。“当时没有时间告诉你，”时佩璞说。

12天后，时佩璞因为身体状况不良被准许回家等待审判结果。布尔西科陷入抑郁。他并不向来探访的朋友大骂时佩璞，只是流泪。

又一年春天，布尔西科得到了最坏的消息。Bertrand并不是他的孩子，也不是时佩璞的。这个中文名叫时度度的孩子来自中国西部，小时候因为家境窘迫被母亲卖给了别人。

布尔西科躺在牢房里的床上，盯着窗栅栏。我死了对大家都好，他想。他吃饭用的小刀只有8公分长，到不了心脏。他找出一次性刮胡刀，割自己的喉咙。

1986年5月，审判开始。“这个故事的两个主人公心理脆弱而兴奋。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梦里，因为希望相信对方而对对方的话不曾有疑，”时佩璞的律师在法庭上说。

时佩璞和布尔西科被判入狱六年。

八

不到一年后的1987年4月，法国总统赦免时佩璞。8月，布尔西科也被赦免。

九

2009年7月，70岁的时佩璞在巴黎去世。

布尔西科身患中风，住在法国一家疗养院。在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布尔西科说时佩璞有三个小儿子，时度度（他曾经的Bertrand）住在巴黎。布尔西科还说，他和时佩璞这么些年联系很少，几个月前通过一次电话，时佩璞告诉他他依然爱他。

在时佩璞生前接受为数不多的采访里，他曾在1988年说过这么一句话：过去我对男人和女人都很着迷。我的性别、他们的性别都不重要。（“What I was and what they were didn’t matter.”）

十

1988年，美国剧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从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个故事，并创作了戏剧M. Butterfly（中译本：蝴蝶君），“M.”刻意省略的是Madame（夫人）、Monsieur（先生）的称呼，象征女主角模糊的性别。该剧作得到了当年的托尼奖（戏剧界的奥斯卡），后又被翻拍成电影。

黄哲伦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创作该剧时并没有互联网，因此只知道真实故事的大意、不了解细节，剧情几乎全是自己虚构。多年以后他才在报纸里读到当年那个真实故事，居然和他虚构的出奇相似：布尔西科听说时佩璞是男性之后确实在监狱里试图自杀，和他剧里写的一样；他剧里的中间人“康姓男子”在真实故事中居然也姓“康”。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不久，布尔西科在伦敦看了M. Butterfly的演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剧里描绘的感情都是真实的。

2009年，黄哲伦在给《时代》杂志的时佩璞悼文中写道，他想把他通过戏剧获得的版权收入分一些给作品原型，但时佩璞说他只想获得在纽约卡耐基大厅单独表演的机会。这个愿望最后当然没有实现，但这可能是最真实的时佩璞——他归根结底是个表演者。

为了革命，可以毁掉普通人一生？

国军空军人员多次驾机“起义”飞入中国领空，竟然无一次被发现，遑论遇到战斗机拦截引导。其中以黄植诚、李大维和林贤顺的案例最搞笑。 1981年8月8日，国军空军第5联队少校考核官黄植诚借考核新飞行员之机，驾驶F-5E教练机“起义”。当他飞入福州空域时，後座学员许秋麟发现到了大陆，便坚决要求回台湾。黄植诚尊重他的意愿，便掉头飞出大陆，飞到国军控制的东引岛上空，让许跳伞，随後再次飞往大陆，在福州机场安全降落。黄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如入无人之境，中共空军从头到尾毫无察觉。直到他降落在福州机场上后，机场人员才大吃一惊。

1983年4月22日，国军陆军航空兵第1支队第1分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6A侦察机从台湾花莲起飞，飞往大陆。因当时天气恶劣，他无法找到机场，在福建宁德三都港盘旋时被港内军舰误会，遭到高炮射击，便在海滩上迫降。李在福建上空为寻找机场盘旋良久，连军舰上的官兵都用肉眼发现了，空军的雷达却就是毫无所觉，笨到这个地步，令人咄咄称奇。

1989年2月11日，国军空军第737联队第5大队中校辅导员林贤顺驾F-5E战斗机飞往大陆。台湾机场迅即发现他的出逃，命令12架战斗机起飞追击。因为心情急切，台湾指挥部竟然在无线电话中用明语发令，若林的飞机飞越海峡中线，发现后立即击落。这明令被对岸中共空军监听到后，当即派出4架战斗机去迎战12架飞机。光这数量比就提示，共军乃是从无线电监听中获得情报，并非从雷达上发现台湾飞机的异动。那4架战斗机其实是飞上去作肉眼侦察的。
台湾方面为避免恶化情势，在战斗即将爆发前把己方飞机召回去了。于是共军的4架飞机就开始寻找林贤顺的飞机。但据说因为当天大陆上空雾很大，始终找不到，只好返航。林飞入大陆后，到处寻找机场，一直找到汕头、丰顺都未找到，最后燃料用尽，只好在丰顺城外跳伞。他在大陆上空安全旅游了很长时间，从福建一直玩到广东。我英勇的人民雷达兵竟然懵然无觉，而我英勇的人民空军也就慷慨大方地让他到祖国各地看看大好河山！

最搞笑的还是官方媒体披露的另一则笑话， 只是无法确定故事发生在何时。 话说当年空七军航修厂修好一架歼6飞机，组织试飞，鉴定修理成果。飞机起飞后按照规定的试飞航线飞行。跟踪雷达起初还能准确掌握该机动态，通报其飞行坐标。不料试飞航线上有几个山头，飞机飞过山头时，跟踪雷达竟丢失了目标，却把山头当成目标，围绕着几个山头报来报去，以为飞机在试验转弯盘旋的飞行性能。等到该机返航时，被警戒雷达发现，报到了雷达团指挥所，值班人员误判为敌机入侵，以敌情编批通报了出来。空七军指挥所随即命令驻宁明机场的航空兵团紧急起飞四架歼6迎敌。 那试飞飞机完全给蒙在鼓里，平安返航。4架歼6用肉眼找了一阵找不到，也就返航了。空七军指挥所却忘记了自己发的命令，把它们当成了入侵敌机，便下令导弹二营击落之，总算因导弹营长惦记那飞出去的4架歼6的下落，没有听令，才避免了击落自家的飞机（43）。 以上故事都是官方媒体披露的，由此可见我英勇的人民空军当年是什么窝囊样。

文革是中华民族以浩劫为代价所得的经验，为何不能讲？当今的执政者对此浩劫没有任何责任，还是受害者。有什么理由禁谈文革。我们以什么来对待文革中死去的数百万无辜百姓， 道义何在？文革余孽还执迷不悟，不怕中华民族再次重蹈覆辙吗？”

每次看到1加到100 就会出现高斯的故事..

如果有一天你醒来发现躺着一个浴缸里面，但是你身上又啥东西都没少的话，那么就是多了什么东西了。

有点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