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放弃高中、大学，直接选择技工学校，学门手艺和技术；5%的上层家庭根本不玩中国高考游戏，也看不上国内质量越来越差的本科教育，这些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选择每年学费高达数十万的国际学校，高中甚至初中就到欧美发达国家继续接受最优质的教育，他们将是未来中国社会甚至国际化的精英。对教育最抓狂和焦虑的当属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孩子输不起，稍不努力考不上一本、985、211大学，他们的社会流动轨迹就将滑向底层。这就是中国社会当下，生动的阶层教育画像。





曾经，“读书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是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教育是中国亿万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的一剂强心针。

如今，“一毕业就失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口号却戏谑地调侃了教育，这个曾是渴望向上流动的人们赖以改变命运的独木桥。许多令人困惑的情况出现了——


第一，“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已然变味。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已经提高，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与必需的教育。受教育已不是提高个人档次的问题，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

第二，教育不再是让一个家庭脱贫致富的好事。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大学学费无异于天文数字。一个人考上大学，一个家族都会被拖入贫困的泥潭。加之如今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城市生活成本日益趋高，即使大学毕业，对家庭的回报也没有保障。

第三，欠缺高等教育，同样可以获得高的社会地位。许多名人并未受过高层次的教育，但有着可观的金钱和较高的地位。再加上所谓的“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断涌现，使得“读书无用论”有了生存的土壤。

种种现象似乎表明，教育促进社会成员的升迁性社会流动的功能减弱了，高层次的教育并不必然带来好的收入和职业地位。“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不再像过去那么令人信服了。而中国的不同阶层，对待教育的态度也有了截然不同的差别。


（一）

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一位两个孩子均在外打工的家长说：“读个初中就行了，读多了也没用的！”“以前村子里的人都认为我目光短浅，瞧不起我，现在，他们好多人反过来求着我，让我儿子帮他们的孩子找工作。念大学又怎么样，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可是现在，机会多的是，不是非要上大学。”

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调查发现，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

由此可见，认为“读书无用论”再次泛滥的结论并不正确。中高层从未说过读书无用，相反，他们更加疯狂。

（二）

疯狂的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与过度重视

且不提一线城市天价却依旧供不应求的名校学区房，根据今年七月的一则新闻报道，一位80后上海妈妈为今年9月即将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除了各种学习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营以外，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从中国不断高企的学区房价和愈发火热的补习班便可一窥全貌。

而一条新的道路越来越成为新中产阶级的家庭标配，那就是读私立学校和出国读书。2016年6月10日，南京某私立学校的幼升小面试中，5086名孩子竞争216个名额，录取比例破23:1。而其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与该校针对出国留学的教育方式有不容忽略的关系。

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继续接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让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学习各种才艺和礼仪，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拥抱阶层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为此他们不惜搁置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避之不及。

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安全感：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熊易寒：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副面孔，《文化纵横》2016年8月）

这些现象都带给人们极大的困惑：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底层的上升通道关闭了吗？教育与社会流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三）

人们为什么讨厌那些“二代”？


观察当前的中国社会可以发现，社会阶层固化趋势显现，向上流动困难。

第一，教育面前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仍很严重。


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八场报告中指出，我国教育公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表现在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四大教育差距”方面。以上这些教育差距（除第四个差距）主要是因地域差距造成的，但同时也有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因素，不同家庭背景为孩子提供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差距越来越大。具有较好社会经济条件的家庭会为孩子选择较好的教育。此外，家长在学校教育之外的投入也因家庭条件的不同而差距很大，家庭条件好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找家教、选择辅导班和进行各种才艺培训。


这些，都导致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拥有不同的教育成就。


第二，优胜劣汰公理遭“二代”现象挑战。


“二代”现象反映了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替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放大和强化而传递给下代。在地位获得方面，一方面，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影响下代的教育水平，从而影响下代的地位获得，即上代可以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在地位获得上取得优势；另一方面，上代可以直接利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下代获得较好的职位。有研究表明，社会就业竞争越激烈，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就越大。“拼爹”是对这一现象最形象的概括。

由于高等教育的扩张，获得大学文凭不再是件困难的事情，但大学文凭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功能。对于某些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好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可能只具有象征性的功能，他们的就业不需要完全依靠这张文凭；而对于家庭社会背景差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则具有实在的工具性功能，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资本。

正如杜里－柏拉和让丹所指出的：“虽然文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为了获得某一社会职位有文凭就足够了。”“现实中，择优录用的运作似乎被社会因素严重扭曲了。在学业成功和选择某一教育与家庭环境不无关系的事实之外，社会出身继续对教育水平相当的青年们的职业插入产生影响，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继续介入其中。”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底层人们向上流动受阻，对教育绝望。而中产阶级，却开始了地位焦虑和对教育的疯狂。社会阶层结构变得更加固化，“拼爹一代”成为人生赢家。与此同时，社会矛盾极易激化，富二代、官二代成为了诸多社会矛盾的来源，和一触碰就燃起熊熊舆论之火的敏感词。

（四）

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


教育，究竟能否促进升迁性的社会流动？

事实上，这取决于大的社会结构，当一个社会是开放公正的，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其知识与能力，而不是其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教育所起的作用就会较大；反之，当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封闭固化，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先赋因素，依靠对上代优势的“继承”，教育所起的作用就很小。其次，取决于教育本身是否公平合理，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是否公平地向每个阶层的人开放，教育中是否不带有任何阶级偏向。因为只有公平合理的教育才能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此外，还要考虑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性。这就是说，教育能否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并不仅仅是由教育本身决定的，还受社会因素制约，而且归根结底是社会结构起决定作用。

只是，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你有什么理由放弃努力？你有什么理由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努力是你唯一的宿命。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面对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文凭虽然只是“一个日渐疲软的通货”，但是中国中产阶级孩子除了拼高考，还有什么路可走？


教育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隐秘再生产的途径。上层阶级的父母用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为子女提供了最优质且稀缺的教育资源，这些出身背景相似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只和同样社会地位的孩子社交，形成上层精英封闭的人际网络。底层社会放弃高等教育这个中产阶级的孵化器，将世代都是蓝领个人。而中产阶级家庭多数孩子在普通大学毕业后将成为低收入的低级白领，要么是城市贫困群体，要么继续啃老。

这是合理的现象吗？政府的责任何在？父母该为孩子的阶层负责吗？这些，或许都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转载自网络，我觉得有点人话就贴了过来

伊然像当今学术委员会在开会评定职称，颇有民主讨论的氛围；其实却像阎王殿，众“判官”多为虚设，一锤定音的常是“阎罗”。该小组组长是校党委书记陆平，常务副组长是一位副书记，往往是谁的材料还未念到一半，陆平便发话了： “这还用讨论吗？” 那位副书记也立马跟着说：“行了，够划右派了。”…… 随后两人在某人定性为右派的表格上签上大名，轻快得好似洛克菲勒在以花哨的字体签出一张张支票，一个个年轻人的政治性命顷刻间便给“支出”了。 报上来的材料里，有的学生年纪太小，如中文系有个从浙江农村来的学生，只有17岁，一向沉默寡言，鸣放时经不住党员的一再动员，说了这么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家里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里的几棵核桃树换点油盐钱，可核桃刚下树，便被村干部收走……

其实我说句公道话，后来文革北大那么疯，也是跟陆平彭佩云不无关系，即使彭佩云何其高位，我也要说在她任上强制生育欠了多少债！

过去两年多的下乡采访，我们发现一个非常不幸的现象：地主后代的配偶几乎都有大小不同的残疾，他们的后代很多也有先天性缺憾。最典型的是阿发，父母是地主，因熬不住日夜批斗，1952年双双悬梁自尽，留下他们兄妹三人相依为命。1973年经好心人介绍，阿发娶了一个先天性肢体不全的女子做老婆。生的两个女儿倒没什么，但儿子却是自闭症患者。土改使成千上万的地主成为阶级敌人，他们的后代成为贱民，处处低人一等，受尽侮辱。相同的劳作，得不到相同的工分。购物分配，贫下中农不要了，才有资格分到一点。与人冲突，不管你是对是错，你是地主出身就是你错。你想建房子，村里也不会分配土地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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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谈汪辜会谈，我倒真没觉得会谈有实质意义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前辈及其子女，他们至今境况很糟，仍被歧视、被侵权，有的住房被侵占，多方上访无效，挣扎于贫困绝望之中。2008年在上海给我和弟弟以多方关照并支付两万元律师费的黄肇川女士，其父原为财政局干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安徽劳改农场20余年。获释后，其祖居住房被亲友侵占，无处说理，只能借居他处，不几年在贫病中客死他乡。成都84岁的右派分子黄绍甫（1943年赴印缅英勇作战的抗日远征军老兵），劳改22年获释回原单位，不久又被陷害，判了无期徒刑。12年后改判获释（累计坐牢34年），1996年出狱。祖居住房已被亲友侵占，他孤身一人，长期借居，经常搬家，靠每月120元 的低保维持生存

1622
李吉诃德：昏聩的权力.当毛继续活着吧

评论 自有真情在人间：虽然说是你外公行为非常不好，但那个年代并非少见，只要知道不对，并把东西还给人家，也没什么，就怕害人命而无悔，不是东西。

我也只能尽人言了

石弯脚板是我儿时的同学石明海的祖父，我记事时他已因积劳成疾死去，但他勤俭发家的故事却广为人知，至今流传。他勤劳过人，又极其 节俭，靠着身强力壮日夜操劳，耕田种地，喂猪养鸡，卖粮卖谷，卖菜卖柴，流血流汗过日子。由于长年赤足行走，又肩负重担，他的五个脚趾都互相分开，就像柴扒，两个大脚趾因长期用力过度，向内弯曲变形。大家赠送他一个绰号，叫做石弯脚板。石弯脚板精打细算，地里的出产和山上的柴薪都一挑一挑挑到镇上变卖，同时拼命节约吃穿用度。他终年不穿鞋袜，夏天赤裸上身，只穿一条短裤，晚上用松明子照明。为节约盐巴钱，吃盐蛋时不准家人丢弃蛋壳，必须把蛋壳细细嚼碎吞下，因为蛋壳有盐味，丢了可惜。挑着货物去百里外的城里，来去三天两夜，不住旅店，在别人的屋檐下打个盹即可；吃饭时只买饭不买菜，取出随身带的一个盐蛋挑出一些下饭。蛋壳一齐吃下，三天的菜肴就是一个盐蛋。凭着旁人难以想像的勤俭，他积攒下足够的银两，买了30石田地。他死以后，儿子把田地出租，以后就成了地主，家破人亡，几近灭门。

【公民的生命尊严，高于一切】有个事想了两天，不太好理解：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残酷杀害两中国年轻人，好一阵了，媒体静悄悄，没人知道这两年轻人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从事什么工作，以及他们的家人需要什么安慰帮助。（图一）
两个中国公民被恐怖分子用枪打成了筛子，一切像没发生一样，没有主流媒体的鞭挞，没有微信微博怒转，没有全民愤慨抗议辱华。微博上左右派一致冷漠的态度让我吃惊，我的体会是怎么会这样。
同样是年轻人，一位马里兰杨姓留美女生，赞美一句“美国甜美的空气”，瞬间引爆国家媒体，群情踊跃，怒骂辱华声讨言论刷屏社交媒体，大家立刻知道了她的家乡，她的父母，甚至她高中和小学同学的名字。（图二）
这种鲜明的对比，发生在经济已经不再落后，声称做好准备代替美国领导世界的文明国家，还真是让我吃了一惊。
同样的事发生在美国，会怎样？2014年8月，美国自由媒体人James Foley被ISIS斩首，视频流回美国，全美震惊愤怒，社交媒体一片谴责，新闻媒体深挖事件背景：（图三、四）
James Foley 无视美国国务院旅行警告，执意入境叙利亚采集新闻卖给西方媒体，但传统媒体和社交网络显然对James如何来到叙利亚，做什么工作毫无讨论兴趣，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毫无人性的凶手，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普通人。
据美国媒体当时报道，在James被杀害前一个月，2014年7月，奥巴马总统曾亲自指挥，成立特别行动小组，调动包括160美军特别行动航空师在内的多只美军部队参与营救，还动用大批直升机，战斗机、无人机，铁三角特种部队等国家武装力量介入，前前后后花了数千万美元以挽救James的生命。（图5）
但由于复杂的地形和ISIS绑架经验丰富，援救行动最终失败，随后美国司法部启动特别调查程序，问责政府营救失职，这笔帐算到了美国情报部门失职的头上。
受谴责的情报部门为了给国民一个交代，誓言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范围内找到凶手，为James报仇。
2015年初，投入巨资苦苦寻找凶手的美国情报机构收到好消息，并锁定了嫌疑人Jihadi John。8个月后，美军经过精心策划和追踪，于11月使用遥控无人机发射导弹将Jihadi John炸成了肉酱，随后美国媒体和国防部宣布确认这一消息。（图6）
一天后，美国时代广场民众自发游行，奥巴马在华盛顿发表电视讲话称 “正义的审判已经得到执行”（Justice has been done）。
在我理解，公民的生命尊严代表国家尊严，它高于一切。

绑架死的是两个人，言论搞不好，死的是千秋万代的基业

真实与学弟谈话记录

我大四和一帮金融专业的住一起 天天dota 毕业论文排版还是我帮他们搞的
一个个成绩比我差
一毕业全进银行了
最屌的是二舅在当地银监局的
表哥面试太紧张了
几位面试官一看，莞尔一笑 “别紧张，自己人，自己人”
在天朝是关系决定命运，不是知识改变命运。
银监的面试都没面试
体检还是自己去的，没有参加统一安排。“
爱要不要，我要回来打dota”
怎么可能不要
电视剧里那些不接受父母安排命运的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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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七四期
我真不赞同我的同龄人去那么危险地方传教

朱院士我理解无能

世界史非历史学，那中共党史是什么吗？小说？

在濒临台湾海峡的一个小镇上，有个叫孙X厚的年轻人。孙父临解放时赴台谈生意，滞台未归。解放后，他与母亲成了镇中最为忌讳的台属，列入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好在他父亲每年通过香港亲友寄回一笔生活费，母子得以苟且偷生，相依为命，过着与世隔绝的蜗居生活。文革期间的一天，他母亲被红卫兵挂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游街，他忍无可忍冲出去和人家理论。红卫兵毒打了他一顿后，又抄了他的房间，搜缴了他的日记本和一本写满评注的《毛主席诗词》。在日记里，他倾诉了自己满腹的心酸、痛苦与屈辱，言辞间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这当然被认定为是“恶毒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妄想复辟万恶的旧社会”。更致命的是他写的那些评注。虽然有褒有贬，但所贬之词，每个字都够砍他的脑袋，诸如“此词暴露了作者严重的帝王思想，可见其借革命之公器，谋君临天下之私利”云云。年仅二十八岁的孙X厚，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死前，他咬破指头，在看守所墙壁上留下八个血字：“如此世道，民何以堪！”其母当天收埋了儿子的尸体后，面向那块让她母子梦萦魂牵的海外孤岛，上吊自尽。若干年后，其父回来，带走妻儿的骨灰。临行对族人说：“此生永不再踏祖地一步。”果如其言，次年，其父87岁病逝于台北家中。

文化革命中我下乡的地方发生一件事。一张姓农民，妻子长得漂亮，受村支书的引诱，二人发生通奸关系。有天晚上，姓张的外出归家，看见村支书与妻子正在床上，气愤极了，要拉支书去政府说理。支书骑在荡妇身上，根本不当回事，从从容容，继续行云作雨。同时还厉声喝问姓张的：“你啥成分？”姓张的一听此问，身子软了半截，怯怯懦懦回答道：“我是富农。”书记与荡妇继续干到尽兴，做完那事儿，气粗胆壮地拉姓张的到官府说理。见了主事官员，姓张的告支书与她的妻子通奸。村支书反告说，别听他的，他是富农，他是在搞阶级报复。主事官一听双方所控罪名，明白了，判姓张的阶级报复罪，念其情节较轻，关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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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律师漫谈.在天朝律师无毛用，唯有当屁声

夹边沟是一弹丸，全国地图画上难。缘以沙沉右派骨，微名赢得倍酒泉。

那时，所有被残酷斗争的人，有嘴不让申辩，有理无处可讲，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呼喊毛主席万岁。革命群众胆子再大，也不敢怒斥你不许呼喊毛主席万岁！所以呼喊毛主席万岁便成了当时的一种喊冤方式了。有个人斗人很积极，每当被斗人试图辩解时，他就愤怒呵斥：“不许放狗屁！”一次，被斗人一连几次申辩都被“不许放狗屁”给拦回去。那被斗人无奈之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位积极分子听都没听，仍然习惯性地怒骂“不许放狗屁！”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迟了。他立刻被革命群众拳打脚踢，并当即被勒令站在被批斗的位置上。一秒钟内，河东河西。

某纺织厂有一位姓刘的电工，一天夜里下夜班回家途中突然感到内逼，急着要方便，但身上没带纸。急促中，他跑到前面的大字报宣传栏，看四周无人，撕下一块纸，躲到后面方便去。第二天当还在睡梦中，专案人员已“光临”他家。他才知道，被他半夜拿来擦屁股的那块纸，竟然是半张伟大领袖的头像。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送到劳改农场不到半年，刘某病死。衣袋里存着一小本子，上面写满了一句话：“毛主席呀，我不是有意的！

吃些屎，总是没有坏处的，文革后，毛语录之类用来揩屁股，母亲亲口告诉我，印刷厂的库房语录揩到九几年，可见书何其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