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列传
这本书是我创作计划，【帝国列传】系列的第二本，名为【中华帝国列传】。
主要内容是从秦帝国末年到明清帝国之间的历史变迁，主要事件和人物的故事，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时间跨度大约2000年。
有朋友要问，你这不是相当于又写了一个通史么？还有必要么，你有这个能力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只能说，和我去年完成的【阿拉伯帝国列传】一样，只是个人视角的历史。如果说得再高大上一点，那就是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历史”，或者说对“历史”的解读，在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里，我愿意做一次这样的尝试，如此而已。
这么说吧，我本人认为，普通历史的核心是帝国，而每一个特殊的帝国在我看来是有“生命”的整体存在。对于中国文明来讲，这样的存在就是我认知的【中华帝国】。
全书的规模大概在30万字左右，初稿接近完成，所以朋友们不用太担心“太监”的问题。
全书以夹叙夹议为主，纯粹讲理的部分大都取自于我本人此前若干年所写的一些算是理论的文章，比较枯燥，但好在篇幅只会占1/5,不到1/4的样子。不喜欢理论问题的朋友完全可以忽略，不太影响故事性和全书阅读。
总之，我个人的野心是希望通过尽可能短的篇幅，让读者对浩瀚的中华两千年的帝国史有一个概貌性的，但又不过分失之于单薄的认识。毕竟，很少有人愿意去读动辄以百万字记的大部头历史专著。本书定位，不流俗的通俗性历史读物。
最后，说明一下，本书的基础历史知识，主要是各种历史材料的引用，说明的和未加说明的均出自【百度百科】。如果存在版权问题，还请权力持有人予以及时告知，我会根据您的要求作出调整。我不太了解这种公开版权的具体流程。请理解为盼。
由于时间的关系，同志们的留言我肯定无法一一回复，还请理解为盼，谢谢大家。
主要内容是从秦帝国末年到明清帝国之间的历史变迁，主要事件和人物的故事，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时间跨度大约2000年。
有朋友要问，你这不是相当于又写了一个通史么？还有必要么，你有这个能力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只能说，和我去年完成的【阿拉伯帝国列传】一样，只是个人视角的历史。如果说得再高大上一点，那就是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历史”，或者说对“历史”的解读，在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里，我愿意做一次这样的尝试，如此而已。
这么说吧，我本人认为，普通历史的核心是帝国，而每一个特殊的帝国在我看来是有“生命”的整体存在。对于中国文明来讲，这样的存在就是我认知的【中华帝国】。
全书的规模大概在30万字左右，初稿接近完成，所以朋友们不用太担心“太监”的问题。
全书以夹叙夹议为主，纯粹讲理的部分大都取自于我本人此前若干年所写的一些算是理论的文章，比较枯燥，但好在篇幅只会占1/5,不到1/4的样子。不喜欢理论问题的朋友完全可以忽略，不太影响故事性和全书阅读。
总之，我个人的野心是希望通过尽可能短的篇幅，让读者对浩瀚的中华两千年的帝国史有一个概貌性的，但又不过分失之于单薄的认识。毕竟，很少有人愿意去读动辄以百万字记的大部头历史专著。本书定位，不流俗的通俗性历史读物。
最后，说明一下，本书的基础历史知识，主要是各种历史材料的引用，说明的和未加说明的均出自【百度百科】。如果存在版权问题，还请权力持有人予以及时告知，我会根据您的要求作出调整。我不太了解这种公开版权的具体流程。请理解为盼。
由于时间的关系，同志们的留言我肯定无法一一回复，还请理解为盼，谢谢大家。
中华帝国前传（1）
就从“中华帝国”这个名词开始说起吧。
帝国的建立，无论对东西方文明，都是一件空前重要的事情。甚至有一种比较激烈的看法认为，帝国国家体制的建立，才真正意义上标志着一种文明的开始。我个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也是我之所以选择写帝国列传的原因。
如此，遍观中西方历史中存在的各个帝国。中国无疑是极为独特的存在，都知道，尽管中国历经2000余年的朝代更替，但这些不同的朝代相比于同样往复更替的西方王朝，具有极为强烈的外在治理模式，和内在气韵的统一性，也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绵延2000年的中国古典王朝的历史被赋予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即“中华帝国”，这应该是时下被广泛认同的一个概念。
本书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的故事。
考虑到这个统一的，完整的帝国，在绵延2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材料之丰富，形式变化之复杂（当代历史学家有一个共识，中华帝国的历史比全部的欧洲历史加起来的规模，小不了多少）的事实，我简单地将中华帝国分为三个彼此接续，而又可以分离开来的部分进行讲述。这三个部分即第一帝国（秦汉帝国）；第二帝国（唐宋帝国），和第三帝国（明清帝国）。当然，中间还会加上一个持续400余年的大分裂，即魏晋南北朝时代和一个持续100余年的，统一的蒙元帝国统治的时代。
这样的分类方法我不确定在严肃的中国史学研究中是否曾经存在过，姑且暂时就当是我一个外行的大胆狂妄的发明。当然，我不是全无理由，就我个人的看法，这种分类办法一则符合按照中国历史时序进行材料安排的需要，二则符合中华帝国内在逻辑上的变化规律，这个所谓规律下文中我会写到。
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分类符合讲故事所需要的背景气氛的营造，即符合一种内在情感变化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把中华帝国视作一个灵动的生命体，如此，我就可以把秦汉帝国视作他的青少年，唐宋帝国为壮盛之年，而明清帝国为暮年，或者晚年。同样，他们之间的间隔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所谓的“更年期”。
按照这个规划，本书的正文将会从第一帝国，也就是秦汉帝国的故事开始写起。但在进入正文之前，总还是要有一个整体上的背景介绍的，这个介绍的主要内容将涵盖我个人理解的中华文明的渊源，特征，先秦以及更为久远年代的中国上古社会情况的简单描述，以及对中国文明之所以独特于西方文明的关键问题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我想，这会对接下去理解以后的帝国故事会有帮助的。
当然，这种描述和理论略微有点枯燥，完全可以先行略过，看不看对后续的故事内容基本没有影响。放在这里，既可以当前言，也可以当总结。如此而已。
就从“中华帝国”这个名词开始说起吧。
帝国的建立，无论对东西方文明，都是一件空前重要的事情。甚至有一种比较激烈的看法认为，帝国国家体制的建立，才真正意义上标志着一种文明的开始。我个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也是我之所以选择写帝国列传的原因。
如此，遍观中西方历史中存在的各个帝国。中国无疑是极为独特的存在，都知道，尽管中国历经2000余年的朝代更替，但这些不同的朝代相比于同样往复更替的西方王朝，具有极为强烈的外在治理模式，和内在气韵的统一性，也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绵延2000年的中国古典王朝的历史被赋予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即“中华帝国”，这应该是时下被广泛认同的一个概念。
本书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的故事。
考虑到这个统一的，完整的帝国，在绵延2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材料之丰富，形式变化之复杂（当代历史学家有一个共识，中华帝国的历史比全部的欧洲历史加起来的规模，小不了多少）的事实，我简单地将中华帝国分为三个彼此接续，而又可以分离开来的部分进行讲述。这三个部分即第一帝国（秦汉帝国）；第二帝国（唐宋帝国），和第三帝国（明清帝国）。当然，中间还会加上一个持续400余年的大分裂，即魏晋南北朝时代和一个持续100余年的，统一的蒙元帝国统治的时代。
这样的分类方法我不确定在严肃的中国史学研究中是否曾经存在过，姑且暂时就当是我一个外行的大胆狂妄的发明。当然，我不是全无理由，就我个人的看法，这种分类办法一则符合按照中国历史时序进行材料安排的需要，二则符合中华帝国内在逻辑上的变化规律，这个所谓规律下文中我会写到。
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分类符合讲故事所需要的背景气氛的营造，即符合一种内在情感变化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把中华帝国视作一个灵动的生命体，如此，我就可以把秦汉帝国视作他的青少年，唐宋帝国为壮盛之年，而明清帝国为暮年，或者晚年。同样，他们之间的间隔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所谓的“更年期”。
按照这个规划，本书的正文将会从第一帝国，也就是秦汉帝国的故事开始写起。但在进入正文之前，总还是要有一个整体上的背景介绍的，这个介绍的主要内容将涵盖我个人理解的中华文明的渊源，特征，先秦以及更为久远年代的中国上古社会情况的简单描述，以及对中国文明之所以独特于西方文明的关键问题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我想，这会对接下去理解以后的帝国故事会有帮助的。
当然，这种描述和理论略微有点枯燥，完全可以先行略过，看不看对后续的故事内容基本没有影响。放在这里，既可以当前言，也可以当总结。如此而已。
中华帝国前传（2）
前帝国时代
一，“物理文明”和“伦理文明”
严格地按照时间的顺序对人类文明，或者局部族群文明的进展，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社会伦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详尽的描述和论述那是专业史学家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只是引用他们的成果。所以在此我把本书所描绘的中国文明发展的起点大致设置为古代中国史中的殷商王朝时代，时间上可以同样大致的确定为公元前15世纪左右。
这样做的理由有二，一是商王朝是历史学家们现在已经能确定的“信史”时代，我们目前已知的各种史料已经基本上可以描绘出当时的社会图景。其二，也是更为主要的理由，对我们下面所要描绘的中国文明的整体进展而言，在殷商王朝时代，她的雏形，或者说她的开端已经隐约可见，可以进行分辨和鉴别了，所以就我们的主题而言，这个理由更为关键，因为尽管时序上的历史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真实的历史世界，但另一种隐匿的“历史”也许更加“真实”也未尝可知，而我们这里关注的更多的是后者。
有了这个开端，就让我们沿着时间的长河顺流而下吧。
就在这个文明开始的源头，我们就要进行一次最初的比较，也就是对人类的两大文明主流，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及其所得以成长的环境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这种比较在后面的行文中也会经常出现，毕竟，只有通过互相的印证我们才能对彼此的特性有更加明晰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今天的历史学者们几乎一致的认为导致东西方文明后期发展殊异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是自然地理环境，不管从常识还是学术上来讲，我想这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观点，基本上能被视为人们的共识。
当然哪怕就是出于戏虐的说法，比如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么也可以得出上帝在创造一个具体世界的同时，也必然会创造一个她的对立物吧，不如此，哪怕我们从纯粹神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也会缺失她应有的平衡和完美的特性。古代的中国人过于傲慢，不屑于接受这种安排，总是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这总应该被后世的我们引以为鉴吧。
言及自然地理环境，要说的其实并不太多，但其所产生的后果却是决定性的。先说西方，我们今天所知的古代西方世界的几大文明之源，比如古巴比伦，古埃及以至较后期的古希腊，虽然在时序上互有交错，但其诞生和得以发展的地域都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部分，居于其上的各个社会族群，及其相应的文明成果可以相对便捷的互通有无，互相影响。这种开放性，或者说外向性在比较后来的希腊文明时代得到了很充分的体现。回到东方的中国，这种交流的环境就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中国文明基本上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完整文明。由于交流互通的缺乏，中国文明总体上形成了内向，保守的性格。
需要强调的是，东西方文明特点的差异是不存在所谓好坏，高下的判断的，只是不同的取向，这个在随后的历史进程的开展中我们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到，二者在不同时空下的各自异彩纷呈的展现。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多少是有点矫正今天历史观和文明观的意思，就是说，东西方文明是彼此印证，彼此对立的存在，二者中的其中任何之一都没有资格用自己的观点去观察，甚至审视对方。这就类似于我们今天随时挂在嘴边的所谓“人人平等”的观念一样，如果是真的平等，那么作为这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是无权对其他同等的个体进行评论甚至审判的。
上古中国时期的商王朝还远远不是一个成熟的文明形态，即便是他的后继者周王朝也是如此。只能说是这种基于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的偏内向保守性格的一个沉淀发酵的过程，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其文明成熟的标志应该被竖立为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关于这个我们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还是主要关注这个发展的过程。也许你会问，难道就这么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性格就能成为一个文明的起点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所谓性格特征自然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她也是一种生命过程的沉淀物，甚至可以说，她也许要比我们通常认为更直观，更易发现的比如思维性的因素，或者社会性的因素来得更加久远悠长，也更加深厚。
所以不能轻易对情感性的存在持轻视甚至蔑视的态度，更多时候这种先入为主的态度只是反应了我们的无知而已。举个最为简单的例子，智商和情商是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概念，那么假设真有这样的存在，试问二者中哪一个更为重要一些呢？当然，用性格特征这个词汇是有点显得随意，不太慎重，我倒是更愿意用比如“文明基因”这样的新鲜词来进一步诠释这个观念。
花费这么多笔墨来对这种情感取向做这么多的解释，主要是因为我们接下去要讨论的就是要涉及到给东西方文明定性的大问题了，而这个问题的起始点恐怕能直接进行追溯的就是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情感，或者说性格取向问题。中国相对封闭的环境限制了中国文明的对外交流，成就了中国社会的保守持重内向的文化性格，经过长期的沉淀，自然而然的就使得中国文明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问题和自己内部的关系，当然，中国知识阶层所思考的也主要是这个方向，这样，一个“伦理”导向的社会就逐步成型了，中国的圣人，东周末年的孔夫子就是这种文明，或者说气氛和情感表达的集大成者和奠基者。
前帝国时代
一，“物理文明”和“伦理文明”
严格地按照时间的顺序对人类文明，或者局部族群文明的进展，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社会伦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详尽的描述和论述那是专业史学家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只是引用他们的成果。所以在此我把本书所描绘的中国文明发展的起点大致设置为古代中国史中的殷商王朝时代，时间上可以同样大致的确定为公元前15世纪左右。
这样做的理由有二，一是商王朝是历史学家们现在已经能确定的“信史”时代，我们目前已知的各种史料已经基本上可以描绘出当时的社会图景。其二，也是更为主要的理由，对我们下面所要描绘的中国文明的整体进展而言，在殷商王朝时代，她的雏形，或者说她的开端已经隐约可见，可以进行分辨和鉴别了，所以就我们的主题而言，这个理由更为关键，因为尽管时序上的历史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真实的历史世界，但另一种隐匿的“历史”也许更加“真实”也未尝可知，而我们这里关注的更多的是后者。
有了这个开端，就让我们沿着时间的长河顺流而下吧。
就在这个文明开始的源头，我们就要进行一次最初的比较，也就是对人类的两大文明主流，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及其所得以成长的环境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这种比较在后面的行文中也会经常出现，毕竟，只有通过互相的印证我们才能对彼此的特性有更加明晰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今天的历史学者们几乎一致的认为导致东西方文明后期发展殊异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是自然地理环境，不管从常识还是学术上来讲，我想这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观点，基本上能被视为人们的共识。
当然哪怕就是出于戏虐的说法，比如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么也可以得出上帝在创造一个具体世界的同时，也必然会创造一个她的对立物吧，不如此，哪怕我们从纯粹神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也会缺失她应有的平衡和完美的特性。古代的中国人过于傲慢，不屑于接受这种安排，总是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这总应该被后世的我们引以为鉴吧。
言及自然地理环境，要说的其实并不太多，但其所产生的后果却是决定性的。先说西方，我们今天所知的古代西方世界的几大文明之源，比如古巴比伦，古埃及以至较后期的古希腊，虽然在时序上互有交错，但其诞生和得以发展的地域都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部分，居于其上的各个社会族群，及其相应的文明成果可以相对便捷的互通有无，互相影响。这种开放性，或者说外向性在比较后来的希腊文明时代得到了很充分的体现。回到东方的中国，这种交流的环境就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中国文明基本上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完整文明。由于交流互通的缺乏，中国文明总体上形成了内向，保守的性格。
需要强调的是，东西方文明特点的差异是不存在所谓好坏，高下的判断的，只是不同的取向，这个在随后的历史进程的开展中我们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到，二者在不同时空下的各自异彩纷呈的展现。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多少是有点矫正今天历史观和文明观的意思，就是说，东西方文明是彼此印证，彼此对立的存在，二者中的其中任何之一都没有资格用自己的观点去观察，甚至审视对方。这就类似于我们今天随时挂在嘴边的所谓“人人平等”的观念一样，如果是真的平等，那么作为这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是无权对其他同等的个体进行评论甚至审判的。
上古中国时期的商王朝还远远不是一个成熟的文明形态，即便是他的后继者周王朝也是如此。只能说是这种基于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的偏内向保守性格的一个沉淀发酵的过程，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其文明成熟的标志应该被竖立为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关于这个我们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还是主要关注这个发展的过程。也许你会问，难道就这么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性格就能成为一个文明的起点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所谓性格特征自然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她也是一种生命过程的沉淀物，甚至可以说，她也许要比我们通常认为更直观，更易发现的比如思维性的因素，或者社会性的因素来得更加久远悠长，也更加深厚。
所以不能轻易对情感性的存在持轻视甚至蔑视的态度，更多时候这种先入为主的态度只是反应了我们的无知而已。举个最为简单的例子，智商和情商是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概念，那么假设真有这样的存在，试问二者中哪一个更为重要一些呢？当然，用性格特征这个词汇是有点显得随意，不太慎重，我倒是更愿意用比如“文明基因”这样的新鲜词来进一步诠释这个观念。
花费这么多笔墨来对这种情感取向做这么多的解释，主要是因为我们接下去要讨论的就是要涉及到给东西方文明定性的大问题了，而这个问题的起始点恐怕能直接进行追溯的就是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情感，或者说性格取向问题。中国相对封闭的环境限制了中国文明的对外交流，成就了中国社会的保守持重内向的文化性格，经过长期的沉淀，自然而然的就使得中国文明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问题和自己内部的关系，当然，中国知识阶层所思考的也主要是这个方向，这样，一个“伦理”导向的社会就逐步成型了，中国的圣人，东周末年的孔夫子就是这种文明，或者说气氛和情感表达的集大成者和奠基者。
中华帝国前传（2）
近世以来，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最为普通的意识形态领域，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对“伦理”问题的普遍轻视，似乎认为所谓伦理问题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甚至都不能被算作人类智慧和文明的成果，而简单的以自然而然视之。普通民众这样的看法完全可以理解，并且无可厚非，毕竟，真正意义上的伦理行为活动在人类意识的深处，把握它不是那么看似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社群的知识分子阶层轻视甚至无视它，那就不能原谅了，而且势必会有远为深重的灾难来对这样的社会进行惩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伦理”之所以有如此极端的重要性，是因为伦理也是“理”，而且是真正的人类最为深刻的“理性”体现。不讲“理”的社会是无法存在的，更何况是身为两大核心人类文明之一的儒家中国文明。而“伦理”作为中国文明讲理的最主要方式其地位当然首屈一指。尽管本书的主旨不在于对这个问题进行完全的剖析和展开，但还是要花一些篇幅来做一个说明，虽然说阳光和土壤不可或缺，但决定性的力量还是深深的埋藏在那颗种子之中。
为了比较完整的说明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势必需要来谈谈关于对“理”的理解。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直接的使用这个概念，就仿佛它是先天存在的一个毫无疑义的绝对标准，我们只是简单的用它来进行一个度量的操作，用以说明一个事务或者观念正确与否，这大概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合理”，这个过程中，我们几乎不会考虑这个所谓的“理”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思维其自身“合理”吗？
甚至我们可以更进一步，通常情况下我们谈论是否合理，总是伴随着诸如，如果，那么，因为，所以这样的词汇和表达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些思维框架，或者说方式其自身是先验存在，不加以任何考量就可以放诸于四海而皆准吗？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所有这些看似非常讲理的概念范畴实际上只是西方文明的纯粹形式逻辑的范畴，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被加以运用，比如最常见的所谓科学和法律的框架内，随意的滥用这些概念，尤其是不加审视的将其规则强加于高于它的存在之上，对认真的思考者来说，这是无法原谅的错误。
我们继续“讲理”。首先来看西方的“理”。同样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西方文明形成了相对外向，探索，进取的气质。这样一来，西方社会主要面对的，在最为本质的意义上，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也成就了西方文明知识阶层的主要思考方向。这种思维方式，或者说这种气质属性，导致西方文明将人，自然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分立处理，当然，这么操作的合法性在那么久远的时代是无法加以细细辨识的，和我们先前谈论的中国文明一样，只能大致的说这是气质使然，或者说文明的宿命。
有了这个基点，接下来的西方文明的发展就比较好理解了，既然人和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分离的，那么就可以分别的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观察。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古典希腊哲学，逻辑学和前科学各部门取得辉煌成果的前提条件。当然，这是看上去西方的“理”比较好的一面，自然也有不好的一面，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奴隶制在西方社会的长期广泛的存在，这种“理”难责其疚，不要以为奴隶制仅仅只是一种权宜的经济上的制度安排，只有所谓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才会这么简单的看待问题，奴隶制在最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意识形态，或者说根本的伦理问题，所谓经济考虑只是外因。
西方文明的这个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在给予了人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便利的对自然和环境进行研究，进行思考的同时，其副作用就是开启了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被物化的这条足以让西方文明羞惭的后门，从纯粹理念的角度讲，实际上，当人和自然能够分立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其实就已经潜在的存在了。
所以，对于西方文明的这个所谓的“理”，我们可以将其简单的冠名为“物理”，或者“自然之理”，来与中国文明的“伦理”互相进行一个印证。对于西方文明“物理”的发展这里还要做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与后来中国文明的发展虽然气质迥异，但大的发展路径和框架上却相差不多。西方文明的这种“物理”的特性或者说气质属性使其天生的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的全体都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尽管希腊罗马时代取得了那么灿烂辉煌的文化成果，成就了那么庞大的帝国国家，但本质上他们都不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成熟状态，只能算是西方文明的酝酿期或者准备期，可供比较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商周，春秋战国时代。西方文明的成熟标志应该被视为一神教，或者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被完全承认，并取得国教地位的时候。对于西方“物理”的文明形态而言，人与自然是其永恒的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唯一神”观念的存在得以解决。
只有这样地位的“神”才能赋予这个世界以完整性，“合理性”，从而解决古代人类最为核心的伦理问题，不至于人类社会由于内部无穷无尽的争斗而分崩离析。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这种由于“物理”上不得已的分立状态而导致的“神”的存在毕竟是一种外部的限制和规范，在气质上，他是用刚性的办法维护了西方世界的完整和统一，但其付出的代价就是西方社会千年之久的压抑和痛苦，以及同样几乎无穷无尽的潜在的社会和族群的分裂性，其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大小规模的宗教纷争不绝于史。
现在我们就能明白，所谓西方文明的“理”从某种意义上也能归咎于一种气质性的情感存在，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明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在西方，这种气质最终完全地体现在了一神教的教义当中，至于我们通常认识中的，尤其是今日盛行不衰，如日中天的形式逻辑化的所谓“讲理的系统”，不过只是这种更深的“理性”存在的一件看上去还算华丽的外套而已。
再考察了西方世界的“理”之后，我们就能来对中国文明的“理”进行研究并与之比较了。显然，比之于西方的“物理”，中国所形成的就完全是所说过的“伦理”了。生活的环境造就了古代中国文明的内向性，使得中国人相对于自然而言，更加关注人际的，族群的，乃至社会层面的关系，这几乎就是天然的伦理取向。甚至可以这么说，西方世界的伦理秩序某种意义上是基督教塑造的，或者说在西方，在基督教诞生之前，西方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关系，当然，这是针对中国文明的参考而言，并不是说此前的西方社会就没有人际间的自然关系和必要的社会关系，只是说所谓“伦理”绝不是那么简单的外在形式和现象。
实际上，不能不说，基督教之于西方世界的历史功勋就是弥合了有可能分崩离析的社会，其手段就是完整提供了一套基督教伦理秩序，但是不管怎样，就整体的西方文明的发展而言，这种伦理其自身是外在的，是被“创造”出来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它几乎必然的存在着不安定的隐忧。
而我们再看中国文明，她是纯粹以伦理为基础，为导向的，她的成员是根本不存在所谓天生的分裂性，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国而言，不存在所谓成员这一说法，因为整体和部分是不做区分的。既然一开始中国人就没有像西方一样对纯粹的自然和人做出区分，那么这一基本区分所隐含的主客，物我，家国的区分也就不会那么被刻意强调了。
那么西方的“物理”社会和东方中国的“伦理”社会到底差异何在呢？先举个最为简单的例子，同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人？如果你问一个典型的西方人，你最可能得到的回答是，人是上帝根据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一个属灵的，神圣的存在；如果你再问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恐怕根本不会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如果要比较“理论”的回答二者的区别，那么大致上是可以说“物理”文明注重世间所有存在清晰可辨，而“伦理”文明更注重完整，于是这就又回到了一种气质。
近世以来，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最为普通的意识形态领域，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对“伦理”问题的普遍轻视，似乎认为所谓伦理问题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甚至都不能被算作人类智慧和文明的成果，而简单的以自然而然视之。普通民众这样的看法完全可以理解，并且无可厚非，毕竟，真正意义上的伦理行为活动在人类意识的深处，把握它不是那么看似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社群的知识分子阶层轻视甚至无视它，那就不能原谅了，而且势必会有远为深重的灾难来对这样的社会进行惩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伦理”之所以有如此极端的重要性，是因为伦理也是“理”，而且是真正的人类最为深刻的“理性”体现。不讲“理”的社会是无法存在的，更何况是身为两大核心人类文明之一的儒家中国文明。而“伦理”作为中国文明讲理的最主要方式其地位当然首屈一指。尽管本书的主旨不在于对这个问题进行完全的剖析和展开，但还是要花一些篇幅来做一个说明，虽然说阳光和土壤不可或缺，但决定性的力量还是深深的埋藏在那颗种子之中。
为了比较完整的说明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势必需要来谈谈关于对“理”的理解。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直接的使用这个概念，就仿佛它是先天存在的一个毫无疑义的绝对标准，我们只是简单的用它来进行一个度量的操作，用以说明一个事务或者观念正确与否，这大概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合理”，这个过程中，我们几乎不会考虑这个所谓的“理”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思维其自身“合理”吗？
甚至我们可以更进一步，通常情况下我们谈论是否合理，总是伴随着诸如，如果，那么，因为，所以这样的词汇和表达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些思维框架，或者说方式其自身是先验存在，不加以任何考量就可以放诸于四海而皆准吗？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所有这些看似非常讲理的概念范畴实际上只是西方文明的纯粹形式逻辑的范畴，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被加以运用，比如最常见的所谓科学和法律的框架内，随意的滥用这些概念，尤其是不加审视的将其规则强加于高于它的存在之上，对认真的思考者来说，这是无法原谅的错误。
我们继续“讲理”。首先来看西方的“理”。同样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西方文明形成了相对外向，探索，进取的气质。这样一来，西方社会主要面对的，在最为本质的意义上，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也成就了西方文明知识阶层的主要思考方向。这种思维方式，或者说这种气质属性，导致西方文明将人，自然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分立处理，当然，这么操作的合法性在那么久远的时代是无法加以细细辨识的，和我们先前谈论的中国文明一样，只能大致的说这是气质使然，或者说文明的宿命。
有了这个基点，接下来的西方文明的发展就比较好理解了，既然人和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分离的，那么就可以分别的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观察。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古典希腊哲学，逻辑学和前科学各部门取得辉煌成果的前提条件。当然，这是看上去西方的“理”比较好的一面，自然也有不好的一面，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奴隶制在西方社会的长期广泛的存在，这种“理”难责其疚，不要以为奴隶制仅仅只是一种权宜的经济上的制度安排，只有所谓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才会这么简单的看待问题，奴隶制在最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意识形态，或者说根本的伦理问题，所谓经济考虑只是外因。
西方文明的这个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在给予了人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便利的对自然和环境进行研究，进行思考的同时，其副作用就是开启了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被物化的这条足以让西方文明羞惭的后门，从纯粹理念的角度讲，实际上，当人和自然能够分立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其实就已经潜在的存在了。
所以，对于西方文明的这个所谓的“理”，我们可以将其简单的冠名为“物理”，或者“自然之理”，来与中国文明的“伦理”互相进行一个印证。对于西方文明“物理”的发展这里还要做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与后来中国文明的发展虽然气质迥异，但大的发展路径和框架上却相差不多。西方文明的这种“物理”的特性或者说气质属性使其天生的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的全体都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尽管希腊罗马时代取得了那么灿烂辉煌的文化成果，成就了那么庞大的帝国国家，但本质上他们都不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成熟状态，只能算是西方文明的酝酿期或者准备期，可供比较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商周，春秋战国时代。西方文明的成熟标志应该被视为一神教，或者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被完全承认，并取得国教地位的时候。对于西方“物理”的文明形态而言，人与自然是其永恒的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唯一神”观念的存在得以解决。
只有这样地位的“神”才能赋予这个世界以完整性，“合理性”，从而解决古代人类最为核心的伦理问题，不至于人类社会由于内部无穷无尽的争斗而分崩离析。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这种由于“物理”上不得已的分立状态而导致的“神”的存在毕竟是一种外部的限制和规范，在气质上，他是用刚性的办法维护了西方世界的完整和统一，但其付出的代价就是西方社会千年之久的压抑和痛苦，以及同样几乎无穷无尽的潜在的社会和族群的分裂性，其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大小规模的宗教纷争不绝于史。
现在我们就能明白，所谓西方文明的“理”从某种意义上也能归咎于一种气质性的情感存在，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明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在西方，这种气质最终完全地体现在了一神教的教义当中，至于我们通常认识中的，尤其是今日盛行不衰，如日中天的形式逻辑化的所谓“讲理的系统”，不过只是这种更深的“理性”存在的一件看上去还算华丽的外套而已。
再考察了西方世界的“理”之后，我们就能来对中国文明的“理”进行研究并与之比较了。显然，比之于西方的“物理”，中国所形成的就完全是所说过的“伦理”了。生活的环境造就了古代中国文明的内向性，使得中国人相对于自然而言，更加关注人际的，族群的，乃至社会层面的关系，这几乎就是天然的伦理取向。甚至可以这么说，西方世界的伦理秩序某种意义上是基督教塑造的，或者说在西方，在基督教诞生之前，西方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关系，当然，这是针对中国文明的参考而言，并不是说此前的西方社会就没有人际间的自然关系和必要的社会关系，只是说所谓“伦理”绝不是那么简单的外在形式和现象。
实际上，不能不说，基督教之于西方世界的历史功勋就是弥合了有可能分崩离析的社会，其手段就是完整提供了一套基督教伦理秩序，但是不管怎样，就整体的西方文明的发展而言，这种伦理其自身是外在的，是被“创造”出来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它几乎必然的存在着不安定的隐忧。
而我们再看中国文明，她是纯粹以伦理为基础，为导向的，她的成员是根本不存在所谓天生的分裂性，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国而言，不存在所谓成员这一说法，因为整体和部分是不做区分的。既然一开始中国人就没有像西方一样对纯粹的自然和人做出区分，那么这一基本区分所隐含的主客，物我，家国的区分也就不会那么被刻意强调了。
那么西方的“物理”社会和东方中国的“伦理”社会到底差异何在呢？先举个最为简单的例子，同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人？如果你问一个典型的西方人，你最可能得到的回答是，人是上帝根据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一个属灵的，神圣的存在；如果你再问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恐怕根本不会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如果要比较“理论”的回答二者的区别，那么大致上是可以说“物理”文明注重世间所有存在清晰可辨，而“伦理”文明更注重完整，于是这就又回到了一种气质。
中华帝国前传（4）
二，前帝国时期的商周王朝
上古时代的时间和空间给人的感觉总是遥远，悠长而缓慢的，哪怕我们找不到很多直接的证据，但也恐怕难以想象在那个人类文明尚处在开端，粗糙简陋的时代，能有什么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大事件”整日的萦绕在人们面前和脑海里。对于已经基本上进入了农耕文明，素以保守著称的中国而言恐怕就更是如此了。从大约公元前17，8世纪开始的商王朝，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这将近1500年的漫长时间的长河里，大多数时间应该说是宁静安详的，中国开始真正走向喧嚣和混乱那基本上是这1500年中最后两三百年的事，也就是著名的战国时代了。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时代的普通人，包括社会统治阶层的生活想象成后世文艺作品理经常出现的所谓田园牧歌的场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那都是个技术水平低下，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毕竟人类整体上也只是从茹毛饮血的纯粹野蛮时代脱身而出不久。
1，政治经济
上古时代，人类的经济活动都相对单一，中国尤甚，重农轻商的一贯传统保持了数千年，一直到帝国时代的结束。尽管商王朝的立国者“殷商”氏族在同时代的族群中似乎是以善于经商而著称的，但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所谓商业发展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应该是及其有限的，商王朝加上后继的周王朝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国家根本的。二者的区别恐怕也就在于商朝是基本完全的使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也就是全面的奴隶制，周朝继承了这种制度，但到了周后期，也就是史称的东周时代，随着中央权威的下降，诸侯间的竞争加剧，大规模提高社会生产能力的需求不断高涨，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其妨碍了古代社会最大的经济要素，人力资源的充分的，合理的配置和使用，从而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被社会所放弃，此后也基本上完全的淡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与这种商周王朝主要靠奴隶劳动的完全农业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就是著名的“井田制”，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最基础的经济制度，国家政策的安排，也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前才逐步遭到废弃，更为具体完备的介绍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相关专门的史学资料。
与这种多少有些暗淡的经济活动相比，商周王朝的政治形态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也更为丰富多彩一点。上古中国的政治活动之所以稍显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安全的原因，古代的社群或者国家并不像我们今天的政治实体一样具有如此严谨的形态，而且她所面对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比如内部的纷争和外部的袭扰，这就导致了她对安全的关注远大于经济活动，而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安全。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商周时代的政治活动以及由此直接催生的社会秩序方面的基础规则，不但是儒家文明得以完全建立的历史基础，同时在后世中国社会的进展中也都能找到相应的影子。总之，商周社会的总体形态已经能让我们很有把握的确定，这就是中国了。
现在就让我们大略的来描绘一下这种政治秩序。简而言之，就是分封制，或者说真正的所谓封建制度，天子以下，按照血统的远近亲疏和对王朝建立的贡献大小，不同等级的大小贵族获得相应的封地，并领受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权威。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在缴纳了规定的贡赋，以及完成必须的役使之后，其威权范围内的所有事物基本上可以独立裁决。
这样，一种通行于全社会的秩序就初步建立了起来，并将整个社会结合为一个整体。有历史学家将这种社会秩序的成因主要的归结于中国文明主要发源地黄河流域的“黄河情节”，即特殊的黄河流域的地质水文条件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不得不集中力量营建巨大的水利工程，同时协调流域各个族群对水资源的使用，这种大型社会工程所必需的组织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文明这种威权政治模式的形成。不管怎样，人类社群总是和其所生活的环境有着几乎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观念去看待这样的古代王国，显然会发现她的这种制度安排是非常粗糙，简易的，甚至会有“草台班子”的嫌疑。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这样的王国构建基本没有对外扩张的能力，因为他的社会动员能力，社会整体资源的使用能力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社会管理方式中最为无力的，而这种特性，随着时间的流淌也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即便是到了后期的中国帝国时代，除了极个别的时间段以外，也依然如是，大致上也可以被视作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了，当然，更多的时候，尤其是近代一般都被视为重大的弱点。
话说回来，这不正是分封制的本质属性么？用今天流行的学术语言形容就是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过高导致外部效用降低。其实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回到我们开始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就能清晰简明的理解这种情形了，商周的分封制其主要针对的是内部的秩序问题，整个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是提供一种协调的机制来保持当时社会最为需要的稳定性，至于其他的考虑尚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再者，社会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发展中的技术，它和任何人类的技术手段一样，都需要人类长期劳动实践的积累才能逐渐得以成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帝国体制的形成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讲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因为起码帝国的管理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高超的技术层面的进步，而以人类上古时期的文明发展成果，这一点是根本无法企及的。我们不再过多说明这个现在来看基本属于常识性的问题，而将焦点集中于属于中国文明特色的问题上。
首先，商周王朝的分封制与后来西方中世纪前后前后形成的西欧的封建体制是有本质性差异的，虽然二者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需要对这个本质属性有所甄别，只是简单的把中国上古的分封制理解为某种早熟的结果，这种习以为常的认识是不行的，那就无形中抹杀了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这种区别简单的说就是商周时期的分封制是统一体制下的分封制，这种统一集中的体现在了“天子”的概念上。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天子”，代表着国家的统一和权威，当然，这个时候的“天子”和后世中华帝国的皇帝，也用“天子”的称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天子”已经被非常成熟的意识形态系统赋予了“半神”的地位，他是上天意志的代表，服从天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个时候的“天子”还不具备这样的权力，虽然也秉承“天意”，但恐怕更多还是被认为是统治阶层，或者说贵族社会的代表，但即使如此，也足够显示出中国政教合一的传统的雏形。在古代中国而言，分封制更多的是具有手段，方法的意味，并不具备什么永恒的价值，随着社会的变化，它完全有可能被更替，这就是我们在后来中国历史的进展中所看到的实际情形。列国大战之后，分封制被改变成大一统的帝国形态，而没有成为我们在近代史中所看到的欧洲民族国家林立的社会形态，欧洲这种形态不也正是通过长期的整合和战争最后达成的历史结果吗？这就是东西方不同文明在社会管理形态层面的体现之一。
为了更进一步的加深对商周分封制政治形态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对处在同一个历史发展时段的西方社会的政治情形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将比较的对象设定为古典希腊和罗马时代，因为二者应该说比较典型，同样可以大致视为西方历史的发展开端。我们知道，和东方中国商周时代略显沉闷的社会政治状况迥然不同的是，古希腊和罗马，尤其是古希腊，在城邦国家的基础形态上，发展出了几乎各式各样的政治形态，为我们现在熟知的就有民主制，独裁制，贵族议会制等等，几乎可以用异彩纷呈来形容了。
但所有的这些体制或者说尝试，最终都被罗马帝国的铁蹄所碾碎了。难道是所有这些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政治形态都没有帝国形态完善吗？更何况有些我们听上去似乎比我们今天一些国家的政治状况都要来得更高尚文明一些，比如耳熟能详的“民主”政治。要完全解释这个问题，需要费一些笔墨，出于简化行文起见，这里只是引用一些结论。
这个结果就是实际上对于处于这个文明发展阶段的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还远未成熟，所有的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这种外在的形式必须经历漫长的沉淀以后才能真正成为具有文明意义的存在，对东方的中国而言，这种成熟要等到汉帝国；对于西方，等待的时日要更漫长一些，大致要到西方的中世纪。总之，在这个文明的轮廓逐渐显现的时候，东方是统一的，完整的存在；而西方是分裂的，碎片化的存在。
二，前帝国时期的商周王朝
上古时代的时间和空间给人的感觉总是遥远，悠长而缓慢的，哪怕我们找不到很多直接的证据，但也恐怕难以想象在那个人类文明尚处在开端，粗糙简陋的时代，能有什么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大事件”整日的萦绕在人们面前和脑海里。对于已经基本上进入了农耕文明，素以保守著称的中国而言恐怕就更是如此了。从大约公元前17，8世纪开始的商王朝，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这将近1500年的漫长时间的长河里，大多数时间应该说是宁静安详的，中国开始真正走向喧嚣和混乱那基本上是这1500年中最后两三百年的事，也就是著名的战国时代了。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时代的普通人，包括社会统治阶层的生活想象成后世文艺作品理经常出现的所谓田园牧歌的场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那都是个技术水平低下，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毕竟人类整体上也只是从茹毛饮血的纯粹野蛮时代脱身而出不久。
1，政治经济
上古时代，人类的经济活动都相对单一，中国尤甚，重农轻商的一贯传统保持了数千年，一直到帝国时代的结束。尽管商王朝的立国者“殷商”氏族在同时代的族群中似乎是以善于经商而著称的，但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所谓商业发展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应该是及其有限的，商王朝加上后继的周王朝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国家根本的。二者的区别恐怕也就在于商朝是基本完全的使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也就是全面的奴隶制，周朝继承了这种制度，但到了周后期，也就是史称的东周时代，随着中央权威的下降，诸侯间的竞争加剧，大规模提高社会生产能力的需求不断高涨，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其妨碍了古代社会最大的经济要素，人力资源的充分的，合理的配置和使用，从而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被社会所放弃，此后也基本上完全的淡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与这种商周王朝主要靠奴隶劳动的完全农业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就是著名的“井田制”，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最基础的经济制度，国家政策的安排，也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前才逐步遭到废弃，更为具体完备的介绍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相关专门的史学资料。
与这种多少有些暗淡的经济活动相比，商周王朝的政治形态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也更为丰富多彩一点。上古中国的政治活动之所以稍显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安全的原因，古代的社群或者国家并不像我们今天的政治实体一样具有如此严谨的形态，而且她所面对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比如内部的纷争和外部的袭扰，这就导致了她对安全的关注远大于经济活动，而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安全。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商周时代的政治活动以及由此直接催生的社会秩序方面的基础规则，不但是儒家文明得以完全建立的历史基础，同时在后世中国社会的进展中也都能找到相应的影子。总之，商周社会的总体形态已经能让我们很有把握的确定，这就是中国了。
现在就让我们大略的来描绘一下这种政治秩序。简而言之，就是分封制，或者说真正的所谓封建制度，天子以下，按照血统的远近亲疏和对王朝建立的贡献大小，不同等级的大小贵族获得相应的封地，并领受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权威。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在缴纳了规定的贡赋，以及完成必须的役使之后，其威权范围内的所有事物基本上可以独立裁决。
这样，一种通行于全社会的秩序就初步建立了起来，并将整个社会结合为一个整体。有历史学家将这种社会秩序的成因主要的归结于中国文明主要发源地黄河流域的“黄河情节”，即特殊的黄河流域的地质水文条件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不得不集中力量营建巨大的水利工程，同时协调流域各个族群对水资源的使用，这种大型社会工程所必需的组织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文明这种威权政治模式的形成。不管怎样，人类社群总是和其所生活的环境有着几乎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观念去看待这样的古代王国，显然会发现她的这种制度安排是非常粗糙，简易的，甚至会有“草台班子”的嫌疑。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这样的王国构建基本没有对外扩张的能力，因为他的社会动员能力，社会整体资源的使用能力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社会管理方式中最为无力的，而这种特性，随着时间的流淌也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即便是到了后期的中国帝国时代，除了极个别的时间段以外，也依然如是，大致上也可以被视作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了，当然，更多的时候，尤其是近代一般都被视为重大的弱点。
话说回来，这不正是分封制的本质属性么？用今天流行的学术语言形容就是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过高导致外部效用降低。其实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回到我们开始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就能清晰简明的理解这种情形了，商周的分封制其主要针对的是内部的秩序问题，整个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是提供一种协调的机制来保持当时社会最为需要的稳定性，至于其他的考虑尚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再者，社会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发展中的技术，它和任何人类的技术手段一样，都需要人类长期劳动实践的积累才能逐渐得以成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帝国体制的形成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讲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因为起码帝国的管理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高超的技术层面的进步，而以人类上古时期的文明发展成果，这一点是根本无法企及的。我们不再过多说明这个现在来看基本属于常识性的问题，而将焦点集中于属于中国文明特色的问题上。
首先，商周王朝的分封制与后来西方中世纪前后前后形成的西欧的封建体制是有本质性差异的，虽然二者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需要对这个本质属性有所甄别，只是简单的把中国上古的分封制理解为某种早熟的结果，这种习以为常的认识是不行的，那就无形中抹杀了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这种区别简单的说就是商周时期的分封制是统一体制下的分封制，这种统一集中的体现在了“天子”的概念上。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天子”，代表着国家的统一和权威，当然，这个时候的“天子”和后世中华帝国的皇帝，也用“天子”的称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天子”已经被非常成熟的意识形态系统赋予了“半神”的地位，他是上天意志的代表，服从天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个时候的“天子”还不具备这样的权力，虽然也秉承“天意”，但恐怕更多还是被认为是统治阶层，或者说贵族社会的代表，但即使如此，也足够显示出中国政教合一的传统的雏形。在古代中国而言，分封制更多的是具有手段，方法的意味，并不具备什么永恒的价值，随着社会的变化，它完全有可能被更替，这就是我们在后来中国历史的进展中所看到的实际情形。列国大战之后，分封制被改变成大一统的帝国形态，而没有成为我们在近代史中所看到的欧洲民族国家林立的社会形态，欧洲这种形态不也正是通过长期的整合和战争最后达成的历史结果吗？这就是东西方不同文明在社会管理形态层面的体现之一。
为了更进一步的加深对商周分封制政治形态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对处在同一个历史发展时段的西方社会的政治情形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将比较的对象设定为古典希腊和罗马时代，因为二者应该说比较典型，同样可以大致视为西方历史的发展开端。我们知道，和东方中国商周时代略显沉闷的社会政治状况迥然不同的是，古希腊和罗马，尤其是古希腊，在城邦国家的基础形态上，发展出了几乎各式各样的政治形态，为我们现在熟知的就有民主制，独裁制，贵族议会制等等，几乎可以用异彩纷呈来形容了。
但所有的这些体制或者说尝试，最终都被罗马帝国的铁蹄所碾碎了。难道是所有这些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政治形态都没有帝国形态完善吗？更何况有些我们听上去似乎比我们今天一些国家的政治状况都要来得更高尚文明一些，比如耳熟能详的“民主”政治。要完全解释这个问题，需要费一些笔墨，出于简化行文起见，这里只是引用一些结论。
这个结果就是实际上对于处于这个文明发展阶段的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还远未成熟，所有的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这种外在的形式必须经历漫长的沉淀以后才能真正成为具有文明意义的存在，对东方的中国而言，这种成熟要等到汉帝国；对于西方，等待的时日要更漫长一些，大致要到西方的中世纪。总之，在这个文明的轮廓逐渐显现的时候，东方是统一的，完整的存在；而西方是分裂的，碎片化的存在。
中华帝国前传（5）
2，思想和意识形态
上古时代的人类社会宁静悠长，发展缓慢，时空在某种程度上都像是静止一般，和这个情况相适应的就是，人类文化，思维成果的积累也是非常缓慢的，能供我们讨论的可以清晰识别的资料非常有限，大致上古代社会的人类文明成果都集中于很有限的不同族群的典籍当中，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典籍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当属号称群经之首的“易经”。但要比较充分的完整的研究任何一个上古社会的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还是需要等到她的首次文化成果在经过长期的沉淀之后，能比较集中的展现出来的一个标志性时代。
对于西方世界，这个时代就是希腊雅典时代，对于中国，自然就是东周后期，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但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来看儒家的发展情况，一则孔夫子确立儒家基础教义的时代要略早于我们所说的诸子百家，更本质的原因是儒家是不能被简单的混同于诸子百家，而作为一种所谓的学术体系去理解的，如果那样，那就好比拿基督教教义去和古希腊雅典时代万花筒般的某种哲学体系进行比较，往轻里说那是对中国文明本质彻底的无知，往重里说，那是对中国文明的降格和轻蔑。
我们前面提及，中国文明是“伦理”文明，但这个真正的，可靠的“理”在商周时代还并没有完全，显明的被建立起来。她还是完全的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而弥漫在整个中国古典社会中。也就是说，她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寻，尤其是她还没有系统化的被表述出来。 经过了千年的沉淀，主要是分封制所塑造的稳定，有序的社会规范，以及可以想见的仪礼朝拜，婚丧嫁娶等等人伦日用的规则，我们应该不难设想深藏在这些外在形式之后的人们更深沉的情感归宿和思维的状况，我想最简单能设想的就是对社会规则的尊重敬畏以及由此直接引致的对尊长的服从以及对先祖的崇拜，可见，后世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集体优先的原则和厚重的历史感在这个远古的时代其实就已经初具雏形了。
但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无论称呼这种存在为一种气质，精神或者其他什么，比如思维，伦理，她还都是以粗糙，模糊，隐晦的状态存着着。因为显而易见，她的整个体系里还缺乏一种至关紧要的，核心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对生命的解释，或者用现在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西方化的观念来讲就是对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这种终极问题的回答。缺乏对这种问题的回应，或者说只是敷衍的，粗糙不堪的回应是不能被称之为人类核心文明的。
而这个工作就是孔夫子在公元前六世纪，在总结他以前的上古文化基础之上完成的，这也就是后世我们所称的儒家文明的原点。后辈的儒家学者是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寂夜”来形容孔夫子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儒家文明的完全确立标志着中国文明的成熟，就像同样的基督教的确立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成熟一样。
现在我们可以来明确一下所谓中国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关系问题了，上古中国文明，直接的是商周文明孕育并诞生了儒家文明，而儒家文明作为核心要素滋养了后世2000余年的中国帝国文明，或者说后世中国文明是儒家文明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本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这两个词汇的。
有关儒家义理方面的辨析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了，这不是本书的主旨所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相关的专门论述。我们主要从儒家产生的大的文化背景以及其对中国后世文化，社会体制的影响上来谈论儒家，从而对中国文明的总体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我们承认孔夫子的天纵英明，但从文化的角度上讲，夫子也只是这种文明，或者说这片特殊的土地孕育出来的，是这种文明的集中体现。前面已经提及，孔夫子是在总结上古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儒家教义体系的。请注意一个词“总结”，我想这个似乎并不显眼的词汇已经很能够说明儒家文明和上古中国文明的接续关系了，儒家文明，相比其他核心文明最大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这种渐进性，她不是“凭空”被创造出来的，不是通过极端精微，细致，完备的思维活动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这种特点，也是我们后世评论儒家现实性的主要来源。
那么，这种生成的血统或者说背景又赋予了儒家文明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们接着说，显然，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对族群过往历史的完全承认甚至尊崇，而这种承认在义理或者说思维层面就会直接的导致一个整体论世界观的形成，即在儒家看来，历史，今天，未来是无法严格进行区分的，否则生命的完整性将无法存在，亦无法理解。这种核心思维的通俗化的演绎就是我们说的儒家文明的现世论，或者叫一个世界论，实际上，儒家的确主张一个世界，只不过这个世界不仅仅只是我们生活的当下的世界，而毋宁说是打通了历史，当下，未来的整体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和自己的先祖，后人同生共死。而且，我们说这种世界观念潜在的还是一种完全发展，开放的体系，她没有对未来，对彼岸的承诺，也无法承诺，她无形中赋予了人类活动的极大自由，同时寄希望于，并相信人的“自性”的觉悟和觉醒。
比较一下西方基督教的诞生就可以更为清晰的了解这种文明气质的差异了。先姑且抛开其他的要素，宣称神创造世界，除了人心底里对神圣的追求，难道这种诉求里就没有人们对现世生活的彻底绝望和离弃？对现实中的丑恶和肮脏的极端厌恶的感情？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让人们去选择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毫不吝惜的放弃现实世界和祖先的历史。
一神教当然也是完整的世界，但这种完整显然是被分割，继而再行拼凑的完整。由于没有了对历史的自然继承，基督教对历史的解说我们看到的就是以上帝和人的订约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对这种完整性的维护也就只能采取外部教条或者戒律的形式，而且，即便如此，分裂性作为一神教的本性是根本无法根除的，这就是我们在后世所看见的其社会发展的常规形态的思维层面的来源。
回到我们讨论的儒家文明，有了对儒家文明历史根源与基本的气质特性的了解，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的理解其后中国文明所表现出的特点了。正如我们如果不去深入的认识基督教的背景和核心教义的内涵就无法真正理解其后西方社会的发展一样。当然，孔夫子时代所建立的儒家体系只是具备了理论或者说义理的完备性，还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实用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化，而且在当时，儒家也仅是被当作众多学术体系的一种来看待的，全面的和社会融合的过程是后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完成的，这个以后再说。
后来的中国社会高度关注“伦理”秩序，几乎可以说是过分的尊重历史的成规，儒家只是强化了这一点，要说到根源恐怕就是中国文明的本性使然了。儒家将上古中国文明的各个文化要素统一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这种整体论的世界观稳定，几乎天然的密不可分，这也就是中国社会总是倾向于统一的本质原因。当然，稳定的代价某种程度上就是保守，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可以堪称保守主义的楷模，即便直接称中国人为世界的“保守党”也不能算是言过其实，也许未来的人类能从中国文化中得益最多的就是这种真正的保守主义精神。如果从理智与情感的角度对东西文化进行一个评价，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文明更偏重于情感，是人类的良心。而西方文明更偏重于理智，代表人类的力量。
下面我们要来说说儒家文明的缺点了，其实很难用缺点这种字眼来描述一种尤其是核心文明，这很不恭敬，但通常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就当从俗好了。中国有句古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概能算这种情形的最好描述，人世间恐怕无法找到所谓完美的存在吧。儒家文明在带给中国这片土地两千余年的相对而言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的同时，在某些时段这种生活甚至可以称之为优雅，自然也免不了其局限性，尤其是我们以现在的角度将其与西方文明做比较的时候，这种遗憾或者说苛责就来得更为严厉一些。
主要的批评意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人自己的批评，主要的论调是儒家的中国古典社会形成的所谓礼教传统压抑了人性，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这种批评，我的意见是基本可以置之不理，理由有二，一是近代尤其是当代的中国人由于百多年来深受西方打击，加上多属应激性反应的盲目的向西方的学习，导致了对自己先祖文化的认知几近于泯灭，这种状态下的所谓批评也罢，反思也罢毫无自性可言，所以不能算作真正有意义的思维活动。再者，批评中呈现的“人性”，“发展进步”类似这样的词汇到底所指为何，都是些空洞无物的词藻的堆砌，毫无意义。另一种批评，或者说结论吧，就是在近现代人类社会最有活力的进展，即科学和技术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的建设的层面儒家文明贡献苍白，乏善可陈，甚至是中国在近现代史中落后挨打的最大原因。
这种意见基本上是国际上对儒家文明的主流认知，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千古一问“现代科学体系何以没有在中国产生”振聋发聩。这是事实，也的确是儒家文明的软肋，而且当然是一个值得重视，并且必须要给予回答的问题。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的说持整体论的儒家世界观是天然摒弃形而上学的，而形而上学的思辨是科学体系得以发展的前提，对这个问题的完整的解答需要对儒家义理和一神教教义系统进行深入的比较和探索，远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相关其他专文。我们只是引用一个结论，即儒家文明真正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艺术层面而不是科学，这一点随着我们接下来对中国文明研究的深入大家会体会到。
以上我们所说的主要还是儒家文明在宏观层面的上的影响或者说特性的体现。而对其范围内的成员，个体心性的塑造也是一个文明的主要体现。传统上，一般认为深受儒家价值观熏习的中国人更注重集体价值而轻视个人，这无疑是大局上的，或者说在普遍的社会思维和一般的意识形态而言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全然忽略儒家文明对个性的适当，有时候甚至是极度的张扬，比如有为我们所熟知的表达“虽千万人，吾往矣”，“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能夺志”。何等决绝，还有比这样更个性的行动吗？
究其根本，我们说儒家本来秉持的就是一种全然开放的世界观，世界和由此而来的人生都是未定的，自为的，动态的，并不存在一个什么形式化的界限要求人必须服从，这样当然就赋予了个体行动实际上的完全自由。最保守，对个体限制最大的儒家文明有时候却表现出最大的自由度，而最激进，最为自由的基督教有时候却牢牢地将人禁锢其中，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抑或人类的吊诡。
2，思想和意识形态
上古时代的人类社会宁静悠长，发展缓慢，时空在某种程度上都像是静止一般，和这个情况相适应的就是，人类文化，思维成果的积累也是非常缓慢的，能供我们讨论的可以清晰识别的资料非常有限，大致上古代社会的人类文明成果都集中于很有限的不同族群的典籍当中，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典籍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当属号称群经之首的“易经”。但要比较充分的完整的研究任何一个上古社会的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还是需要等到她的首次文化成果在经过长期的沉淀之后，能比较集中的展现出来的一个标志性时代。
对于西方世界，这个时代就是希腊雅典时代，对于中国，自然就是东周后期，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但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来看儒家的发展情况，一则孔夫子确立儒家基础教义的时代要略早于我们所说的诸子百家，更本质的原因是儒家是不能被简单的混同于诸子百家，而作为一种所谓的学术体系去理解的，如果那样，那就好比拿基督教教义去和古希腊雅典时代万花筒般的某种哲学体系进行比较，往轻里说那是对中国文明本质彻底的无知，往重里说，那是对中国文明的降格和轻蔑。
我们前面提及，中国文明是“伦理”文明，但这个真正的，可靠的“理”在商周时代还并没有完全，显明的被建立起来。她还是完全的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而弥漫在整个中国古典社会中。也就是说，她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寻，尤其是她还没有系统化的被表述出来。 经过了千年的沉淀，主要是分封制所塑造的稳定，有序的社会规范，以及可以想见的仪礼朝拜，婚丧嫁娶等等人伦日用的规则，我们应该不难设想深藏在这些外在形式之后的人们更深沉的情感归宿和思维的状况，我想最简单能设想的就是对社会规则的尊重敬畏以及由此直接引致的对尊长的服从以及对先祖的崇拜，可见，后世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集体优先的原则和厚重的历史感在这个远古的时代其实就已经初具雏形了。
但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无论称呼这种存在为一种气质，精神或者其他什么，比如思维，伦理，她还都是以粗糙，模糊，隐晦的状态存着着。因为显而易见，她的整个体系里还缺乏一种至关紧要的，核心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对生命的解释，或者用现在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西方化的观念来讲就是对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这种终极问题的回答。缺乏对这种问题的回应，或者说只是敷衍的，粗糙不堪的回应是不能被称之为人类核心文明的。
而这个工作就是孔夫子在公元前六世纪，在总结他以前的上古文化基础之上完成的，这也就是后世我们所称的儒家文明的原点。后辈的儒家学者是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寂夜”来形容孔夫子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儒家文明的完全确立标志着中国文明的成熟，就像同样的基督教的确立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成熟一样。
现在我们可以来明确一下所谓中国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关系问题了，上古中国文明，直接的是商周文明孕育并诞生了儒家文明，而儒家文明作为核心要素滋养了后世2000余年的中国帝国文明，或者说后世中国文明是儒家文明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本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这两个词汇的。
有关儒家义理方面的辨析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了，这不是本书的主旨所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相关的专门论述。我们主要从儒家产生的大的文化背景以及其对中国后世文化，社会体制的影响上来谈论儒家，从而对中国文明的总体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我们承认孔夫子的天纵英明，但从文化的角度上讲，夫子也只是这种文明，或者说这片特殊的土地孕育出来的，是这种文明的集中体现。前面已经提及，孔夫子是在总结上古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儒家教义体系的。请注意一个词“总结”，我想这个似乎并不显眼的词汇已经很能够说明儒家文明和上古中国文明的接续关系了，儒家文明，相比其他核心文明最大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这种渐进性，她不是“凭空”被创造出来的，不是通过极端精微，细致，完备的思维活动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这种特点，也是我们后世评论儒家现实性的主要来源。
那么，这种生成的血统或者说背景又赋予了儒家文明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们接着说，显然，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对族群过往历史的完全承认甚至尊崇，而这种承认在义理或者说思维层面就会直接的导致一个整体论世界观的形成，即在儒家看来，历史，今天，未来是无法严格进行区分的，否则生命的完整性将无法存在，亦无法理解。这种核心思维的通俗化的演绎就是我们说的儒家文明的现世论，或者叫一个世界论，实际上，儒家的确主张一个世界，只不过这个世界不仅仅只是我们生活的当下的世界，而毋宁说是打通了历史，当下，未来的整体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和自己的先祖，后人同生共死。而且，我们说这种世界观念潜在的还是一种完全发展，开放的体系，她没有对未来，对彼岸的承诺，也无法承诺，她无形中赋予了人类活动的极大自由，同时寄希望于，并相信人的“自性”的觉悟和觉醒。
比较一下西方基督教的诞生就可以更为清晰的了解这种文明气质的差异了。先姑且抛开其他的要素，宣称神创造世界，除了人心底里对神圣的追求，难道这种诉求里就没有人们对现世生活的彻底绝望和离弃？对现实中的丑恶和肮脏的极端厌恶的感情？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让人们去选择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毫不吝惜的放弃现实世界和祖先的历史。
一神教当然也是完整的世界，但这种完整显然是被分割，继而再行拼凑的完整。由于没有了对历史的自然继承，基督教对历史的解说我们看到的就是以上帝和人的订约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对这种完整性的维护也就只能采取外部教条或者戒律的形式，而且，即便如此，分裂性作为一神教的本性是根本无法根除的，这就是我们在后世所看见的其社会发展的常规形态的思维层面的来源。
回到我们讨论的儒家文明，有了对儒家文明历史根源与基本的气质特性的了解，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的理解其后中国文明所表现出的特点了。正如我们如果不去深入的认识基督教的背景和核心教义的内涵就无法真正理解其后西方社会的发展一样。当然，孔夫子时代所建立的儒家体系只是具备了理论或者说义理的完备性，还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实用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化，而且在当时，儒家也仅是被当作众多学术体系的一种来看待的，全面的和社会融合的过程是后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完成的，这个以后再说。
后来的中国社会高度关注“伦理”秩序，几乎可以说是过分的尊重历史的成规，儒家只是强化了这一点，要说到根源恐怕就是中国文明的本性使然了。儒家将上古中国文明的各个文化要素统一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这种整体论的世界观稳定，几乎天然的密不可分，这也就是中国社会总是倾向于统一的本质原因。当然，稳定的代价某种程度上就是保守，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可以堪称保守主义的楷模，即便直接称中国人为世界的“保守党”也不能算是言过其实，也许未来的人类能从中国文化中得益最多的就是这种真正的保守主义精神。如果从理智与情感的角度对东西文化进行一个评价，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文明更偏重于情感，是人类的良心。而西方文明更偏重于理智，代表人类的力量。
下面我们要来说说儒家文明的缺点了，其实很难用缺点这种字眼来描述一种尤其是核心文明，这很不恭敬，但通常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就当从俗好了。中国有句古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概能算这种情形的最好描述，人世间恐怕无法找到所谓完美的存在吧。儒家文明在带给中国这片土地两千余年的相对而言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的同时，在某些时段这种生活甚至可以称之为优雅，自然也免不了其局限性，尤其是我们以现在的角度将其与西方文明做比较的时候，这种遗憾或者说苛责就来得更为严厉一些。
主要的批评意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人自己的批评，主要的论调是儒家的中国古典社会形成的所谓礼教传统压抑了人性，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这种批评，我的意见是基本可以置之不理，理由有二，一是近代尤其是当代的中国人由于百多年来深受西方打击，加上多属应激性反应的盲目的向西方的学习，导致了对自己先祖文化的认知几近于泯灭，这种状态下的所谓批评也罢，反思也罢毫无自性可言，所以不能算作真正有意义的思维活动。再者，批评中呈现的“人性”，“发展进步”类似这样的词汇到底所指为何，都是些空洞无物的词藻的堆砌，毫无意义。另一种批评，或者说结论吧，就是在近现代人类社会最有活力的进展，即科学和技术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的建设的层面儒家文明贡献苍白，乏善可陈，甚至是中国在近现代史中落后挨打的最大原因。
这种意见基本上是国际上对儒家文明的主流认知，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千古一问“现代科学体系何以没有在中国产生”振聋发聩。这是事实，也的确是儒家文明的软肋，而且当然是一个值得重视，并且必须要给予回答的问题。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的说持整体论的儒家世界观是天然摒弃形而上学的，而形而上学的思辨是科学体系得以发展的前提，对这个问题的完整的解答需要对儒家义理和一神教教义系统进行深入的比较和探索，远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相关其他专文。我们只是引用一个结论，即儒家文明真正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艺术层面而不是科学，这一点随着我们接下来对中国文明研究的深入大家会体会到。
以上我们所说的主要还是儒家文明在宏观层面的上的影响或者说特性的体现。而对其范围内的成员，个体心性的塑造也是一个文明的主要体现。传统上，一般认为深受儒家价值观熏习的中国人更注重集体价值而轻视个人，这无疑是大局上的，或者说在普遍的社会思维和一般的意识形态而言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全然忽略儒家文明对个性的适当，有时候甚至是极度的张扬，比如有为我们所熟知的表达“虽千万人，吾往矣”，“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能夺志”。何等决绝，还有比这样更个性的行动吗？
究其根本，我们说儒家本来秉持的就是一种全然开放的世界观，世界和由此而来的人生都是未定的，自为的，动态的，并不存在一个什么形式化的界限要求人必须服从，这样当然就赋予了个体行动实际上的完全自由。最保守，对个体限制最大的儒家文明有时候却表现出最大的自由度，而最激进，最为自由的基督教有时候却牢牢地将人禁锢其中，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抑或人类的吊诡。
中华帝国前传（6）
3，学术，文化和艺术
首先我们来谈谈这一阶段的中国文明的学术成果。通常的认识上，以上我们所探讨的儒家也是被归入学术的范畴的。这种提法是完全不符合中国文明的发展逻辑的，儒家应该从人类思维和情感发展的高度来考量，或者换个说法就是儒家是所谓“经学”或者简单的“经”，其地位就是西方基督教体系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一样，没有这个最为基本的认识，是没法去认识人类文明的发展的。至于我们现在要谈的学术层面上的发展，就相当于我们对西方同样情形的了解，那就是著名的古典希腊雅典的，主要是现在被称为哲学和科学等范畴的一些东西。
在中国，这些学术现在被统称为诸子百家，其发展的时代大体上是在东周末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这的确好像是人类古典社会发展的常态，社会秩序越混乱，思维和学术方面的表现就越突出。其实这个情形也好理解，毕竟在古代社会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的整体安全，或者说保守性趋向都是最主要的，而所谓学术总是要和创造，创新这样的过程连接在一起的，显然这样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意味这对既有社会秩序和格局的颠覆，那么自然只有在原有秩序松动或者崩塌的时候学术才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和前进的空间。
另外，商周前期，中期的这方面的进展一方面由于资料的稀缺，再加上客观上也只是处于这种思维发展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内容非常模糊，我们姑且略过，直接从其呈现出比较完整的体系，也就是上述的春秋战国时代切入。
总得说来，这样的中国古典学术派别主要有道家，墨家，法家以及更为实用也更像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社会管理技术层面的一些派别，比如阴阳家，辩论术等，甚至还有更为具体的比如“兵家”，军事学，“名家”，逻辑学等学派。总体上和中国文明更注重内部“关系”的特点相适应的，这些学派多涉及的都是社会方面的内容，这个特点和希腊雅典的学术气质相比差异一目了然。以下我们选择其中最为重要的，也是对后世中国影响更大的几个派别做简单评价。
首先是道家，今天的学术界一般都是把儒道并列的，再加上后世传入中国的佛教体系，中国文化一直有所谓的“儒释道”三教并立之说。但如果我们较真，对“道”的内涵作出确定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个“道”本质上只是现代哲学所讲的本体论而已，或者说一种宇宙论，那么这么一来，其层级和地位就只能归结为学术了。至于所谓“道”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影响，只是因为在表面的气质上道家由于其追求出世的基本态度而得以成为了儒家的必要心理补充而已，这一点在普通知识分子群体中体现尤为广泛。
其实我们如果深究儒家的基本义理，这种所谓的不流俗，在一定条件下放弃世俗生活的倾向或者说选择，儒家自身就已经有了很充分的表达，比如儒家的复圣“颜子”的身体力行难道不是这种选择的最好诠释吗？难道还一定需要隐遁山林，弃绝人世才能表达对成仙成神的渴望和对“道”的追求吗？此外，当然我们要说，“道”不光指自然的，宇宙的道，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研究任何问题都很难完全的脱离整体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伦理的影响。所以，老子所著的道家经典“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是个浑然一体的存在，既是宇宙间，也同时是人世间最高的“真理”。请注意我这里所用的“真理”的这种表达方式，如果道家能往前再走一步，实际上就已经是西方文明中一神教的“神”的观念了，难道不是吗？
“道”是世界的原点，是世界的开始，结束，“道”孕育了世界并提供世界运行的规则，也只差一步就能说是这个“道”创造并控制世界了，是世界的绝对真理和唯一真实的存在了，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神”吗？但是，就这看似的一小步，其实是无论无何也无法跨越的。“道”是在整体论的世界中用纯粹客观角度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我们去观察同期西方希腊的古典哲学就能很容易得看出这种“假的”客观和真的客观之间的巨大差异了，或者可以这样讲，“道”家实际上是整体论必然的副产品。
更为直观的解释就是，在纯粹逻辑上，基督教是先有“天国世界”后才有人间秩序，也就是说伦理之于西方文明是第二性的存在，但在中国文明，伦理是第一性的，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这样你还如何去想象一个自然属性如此强烈的存在，不管它叫什么名字，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中流砥柱。好了，有关道家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更为复杂繁难的辨析就不在本书的范围内了。
墨家我们就不多说了，其主旨是追求“兼爱”，提倡艰苦朴素的团体生活和亲历亲为的积极行动，但如果要说到思维，恐怕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其主要著作是“墨子”。我们还要说一下“法家”，之所以说“法家”倒并不是说其有多重要，只是有必要进行一下辨析而已。说到“法”，我们直接就会想到今天人类社会通行的法律思想和相应的体系，比如所谓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等等，总之，是源于西方文明的法律体系的延续。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二者都是“法”，那么是一样的或者说起码类似的存在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显然需要追溯二者的起源，我们知道，今天西方法律体系源起于罗马法，而罗马法得以存在的本质其实是希腊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西方的律法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体系在社会管理层面的表现，没有了这种行上的思维，尤其是其内含的完全的逻辑化导引根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法律系统。用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上述讨论的“法家”，你就会明白，这个“法家”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完全拼凑出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大杂烩，他就同如何建造房子一样，本质上是一门专业技术。其实跟学术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言及到此，突然想到我们惯常总是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科学体系”这个问题，实际上，和这个问题同质的就是“中国也没有产生法律”，二者共同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形而上学的自然发展，是形而上学在纯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上的不同体现，而中国文明整体论的特性已经在本质上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摒弃，自然，所谓科学与法律也就与中国文明自此无缘。除了我们以上介绍的几个影响较大的学术领域，当然在这个时代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相应的学派，但总体上都流于过于具体化，因此我们也就不再一一讨论了。
接着再来谈这个时期的中国艺术。其实艺术品的出现是一个社会的思维和情感发展到很高水平后才会有的体现，商周和先秦的中国文明如我们以上所介绍的，虽然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而且中国文化的奠基性工作都已经完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距离要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尚有时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文明至此还更多的停留在学术和义理的阶段，还不能说被社会广泛认同乃至成为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尤其直接而言在普通知识分子当中的普及和影响还处在萌芽阶段，所以这个时期还无法谈论艺术品这个概念，只能说是前艺术阶段。
其代表就是现在我们还能看见大量流传下来的商周青铜器皿，这就是著名的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中国这个时代的青铜器无论从工艺，技术，精美的程度等任何角度来讲，都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顶峰，后世中国再也无从重现，就是放眼世界的范围，也无出其右，堪称世界青铜文化的巅峰。这里我们不去分析具体的技术细节，只是从其气质表现上来做一些讨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皿除了必要的实用器外，流传至今的大多都是所谓祭器和礼器，在当时都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或者说都是社会秩序，伦理，传统的具体体现。
也许除了技术上的直接原因，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必须要予以体现的社会价值，才使得上古的中国人选择了青铜这种媒介，并且更进一步的通过造型等技术手段，赋予了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古朴，厚重，谨严，，深沉等比较偏暗色调的气质，后世哪怕在技术上，在精美的程度上，已经能仿造的惟妙惟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这种气质上却远为不如。总体上，我们可以认为青铜文化是古代中国造型艺术的一次集中展示，而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其后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对秩序，规范，伦理价值的无比看重。
我们完全可以和西方同时代的希腊雅典的造型艺术，就是著名的希腊雕塑品，进行对比，显而易见，要论精美程度和视觉，观感上的冲击力，中国青铜器是不如希腊雕塑的。希腊雅典的雕塑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人的“张力”，或者说向上“提升”的趋向和类似于一种进取心的存在。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希腊雕塑体现出的气质也是脆弱而缺乏根基的，因为她几乎毫无社会性的因素，不食人家烟火。反观中国的青铜器，几乎就是希腊雕塑的反面，他厚重，坚韧，不屈不挠。
4，汉字
再来说说中国特殊的语言文字系统。众所周知，中国的语言文字在人类世界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大多数民族的语言都是很大程度上的表音符号，以字母或者某种变形的字母体系为基础构造的文字系统。而中国的汉字却是主要以表意为基础的，这样，操着不同方言的人群彼此之间可能无法听懂，但大家的文字书写却是一模一样，几乎万古不变，以致今天的人们稍加训练就能完全看懂2000年前的文字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想想很多以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几百年的时间就能变得面目全非就多少能理解这种差别何其大哉。
总之，这种文字体系表现出和中国文明如出一辙的持续性和保守性，乃至于今天我们要回答到底是中国文明选择了这种文字呢？还是这种文字催生了中国文明？这种两难的问题很是困难，大概也只能将其归结为永恒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吧。此外，这种文字，这里我们特指古汉语，其语义的高度抽象性和线条型的构造，也许能算是比较意外的给中国后世大放异彩的，也几乎是最为主要的两种艺术形式，即诗歌和书法奠定了物质，或者说材料的基础，缺乏构造形式美感的可能性，是无法企及艺术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以后在相应的章节再说。
3，学术，文化和艺术
首先我们来谈谈这一阶段的中国文明的学术成果。通常的认识上，以上我们所探讨的儒家也是被归入学术的范畴的。这种提法是完全不符合中国文明的发展逻辑的，儒家应该从人类思维和情感发展的高度来考量，或者换个说法就是儒家是所谓“经学”或者简单的“经”，其地位就是西方基督教体系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一样，没有这个最为基本的认识，是没法去认识人类文明的发展的。至于我们现在要谈的学术层面上的发展，就相当于我们对西方同样情形的了解，那就是著名的古典希腊雅典的，主要是现在被称为哲学和科学等范畴的一些东西。
在中国，这些学术现在被统称为诸子百家，其发展的时代大体上是在东周末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这的确好像是人类古典社会发展的常态，社会秩序越混乱，思维和学术方面的表现就越突出。其实这个情形也好理解，毕竟在古代社会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的整体安全，或者说保守性趋向都是最主要的，而所谓学术总是要和创造，创新这样的过程连接在一起的，显然这样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意味这对既有社会秩序和格局的颠覆，那么自然只有在原有秩序松动或者崩塌的时候学术才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和前进的空间。
另外，商周前期，中期的这方面的进展一方面由于资料的稀缺，再加上客观上也只是处于这种思维发展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内容非常模糊，我们姑且略过，直接从其呈现出比较完整的体系，也就是上述的春秋战国时代切入。
总得说来，这样的中国古典学术派别主要有道家，墨家，法家以及更为实用也更像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社会管理技术层面的一些派别，比如阴阳家，辩论术等，甚至还有更为具体的比如“兵家”，军事学，“名家”，逻辑学等学派。总体上和中国文明更注重内部“关系”的特点相适应的，这些学派多涉及的都是社会方面的内容，这个特点和希腊雅典的学术气质相比差异一目了然。以下我们选择其中最为重要的，也是对后世中国影响更大的几个派别做简单评价。
首先是道家，今天的学术界一般都是把儒道并列的，再加上后世传入中国的佛教体系，中国文化一直有所谓的“儒释道”三教并立之说。但如果我们较真，对“道”的内涵作出确定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个“道”本质上只是现代哲学所讲的本体论而已，或者说一种宇宙论，那么这么一来，其层级和地位就只能归结为学术了。至于所谓“道”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影响，只是因为在表面的气质上道家由于其追求出世的基本态度而得以成为了儒家的必要心理补充而已，这一点在普通知识分子群体中体现尤为广泛。
其实我们如果深究儒家的基本义理，这种所谓的不流俗，在一定条件下放弃世俗生活的倾向或者说选择，儒家自身就已经有了很充分的表达，比如儒家的复圣“颜子”的身体力行难道不是这种选择的最好诠释吗？难道还一定需要隐遁山林，弃绝人世才能表达对成仙成神的渴望和对“道”的追求吗？此外，当然我们要说，“道”不光指自然的，宇宙的道，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研究任何问题都很难完全的脱离整体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伦理的影响。所以，老子所著的道家经典“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是个浑然一体的存在，既是宇宙间，也同时是人世间最高的“真理”。请注意我这里所用的“真理”的这种表达方式，如果道家能往前再走一步，实际上就已经是西方文明中一神教的“神”的观念了，难道不是吗？
“道”是世界的原点，是世界的开始，结束，“道”孕育了世界并提供世界运行的规则，也只差一步就能说是这个“道”创造并控制世界了，是世界的绝对真理和唯一真实的存在了，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神”吗？但是，就这看似的一小步，其实是无论无何也无法跨越的。“道”是在整体论的世界中用纯粹客观角度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我们去观察同期西方希腊的古典哲学就能很容易得看出这种“假的”客观和真的客观之间的巨大差异了，或者可以这样讲，“道”家实际上是整体论必然的副产品。
更为直观的解释就是，在纯粹逻辑上，基督教是先有“天国世界”后才有人间秩序，也就是说伦理之于西方文明是第二性的存在，但在中国文明，伦理是第一性的，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这样你还如何去想象一个自然属性如此强烈的存在，不管它叫什么名字，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中流砥柱。好了，有关道家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更为复杂繁难的辨析就不在本书的范围内了。
墨家我们就不多说了，其主旨是追求“兼爱”，提倡艰苦朴素的团体生活和亲历亲为的积极行动，但如果要说到思维，恐怕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其主要著作是“墨子”。我们还要说一下“法家”，之所以说“法家”倒并不是说其有多重要，只是有必要进行一下辨析而已。说到“法”，我们直接就会想到今天人类社会通行的法律思想和相应的体系，比如所谓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等等，总之，是源于西方文明的法律体系的延续。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二者都是“法”，那么是一样的或者说起码类似的存在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显然需要追溯二者的起源，我们知道，今天西方法律体系源起于罗马法，而罗马法得以存在的本质其实是希腊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西方的律法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体系在社会管理层面的表现，没有了这种行上的思维，尤其是其内含的完全的逻辑化导引根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法律系统。用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上述讨论的“法家”，你就会明白，这个“法家”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完全拼凑出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大杂烩，他就同如何建造房子一样，本质上是一门专业技术。其实跟学术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言及到此，突然想到我们惯常总是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科学体系”这个问题，实际上，和这个问题同质的就是“中国也没有产生法律”，二者共同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形而上学的自然发展，是形而上学在纯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上的不同体现，而中国文明整体论的特性已经在本质上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摒弃，自然，所谓科学与法律也就与中国文明自此无缘。除了我们以上介绍的几个影响较大的学术领域，当然在这个时代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相应的学派，但总体上都流于过于具体化，因此我们也就不再一一讨论了。
接着再来谈这个时期的中国艺术。其实艺术品的出现是一个社会的思维和情感发展到很高水平后才会有的体现，商周和先秦的中国文明如我们以上所介绍的，虽然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而且中国文化的奠基性工作都已经完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距离要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尚有时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文明至此还更多的停留在学术和义理的阶段，还不能说被社会广泛认同乃至成为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尤其直接而言在普通知识分子当中的普及和影响还处在萌芽阶段，所以这个时期还无法谈论艺术品这个概念，只能说是前艺术阶段。
其代表就是现在我们还能看见大量流传下来的商周青铜器皿，这就是著名的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中国这个时代的青铜器无论从工艺，技术，精美的程度等任何角度来讲，都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顶峰，后世中国再也无从重现，就是放眼世界的范围，也无出其右，堪称世界青铜文化的巅峰。这里我们不去分析具体的技术细节，只是从其气质表现上来做一些讨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皿除了必要的实用器外，流传至今的大多都是所谓祭器和礼器，在当时都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或者说都是社会秩序，伦理，传统的具体体现。
也许除了技术上的直接原因，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必须要予以体现的社会价值，才使得上古的中国人选择了青铜这种媒介，并且更进一步的通过造型等技术手段，赋予了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古朴，厚重，谨严，，深沉等比较偏暗色调的气质，后世哪怕在技术上，在精美的程度上，已经能仿造的惟妙惟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这种气质上却远为不如。总体上，我们可以认为青铜文化是古代中国造型艺术的一次集中展示，而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其后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对秩序，规范，伦理价值的无比看重。
我们完全可以和西方同时代的希腊雅典的造型艺术，就是著名的希腊雕塑品，进行对比，显而易见，要论精美程度和视觉，观感上的冲击力，中国青铜器是不如希腊雕塑的。希腊雅典的雕塑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人的“张力”，或者说向上“提升”的趋向和类似于一种进取心的存在。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希腊雕塑体现出的气质也是脆弱而缺乏根基的，因为她几乎毫无社会性的因素，不食人家烟火。反观中国的青铜器，几乎就是希腊雕塑的反面，他厚重，坚韧，不屈不挠。
4，汉字
再来说说中国特殊的语言文字系统。众所周知，中国的语言文字在人类世界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大多数民族的语言都是很大程度上的表音符号，以字母或者某种变形的字母体系为基础构造的文字系统。而中国的汉字却是主要以表意为基础的，这样，操着不同方言的人群彼此之间可能无法听懂，但大家的文字书写却是一模一样，几乎万古不变，以致今天的人们稍加训练就能完全看懂2000年前的文字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想想很多以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几百年的时间就能变得面目全非就多少能理解这种差别何其大哉。
总之，这种文字体系表现出和中国文明如出一辙的持续性和保守性，乃至于今天我们要回答到底是中国文明选择了这种文字呢？还是这种文字催生了中国文明？这种两难的问题很是困难，大概也只能将其归结为永恒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吧。此外，这种文字，这里我们特指古汉语，其语义的高度抽象性和线条型的构造，也许能算是比较意外的给中国后世大放异彩的，也几乎是最为主要的两种艺术形式，即诗歌和书法奠定了物质，或者说材料的基础，缺乏构造形式美感的可能性，是无法企及艺术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以后在相应的章节再说。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1】
两个人的相逢
一个人，一个帝国，一个故事，都有一个起点。那就让我们从据说是两个人一生中唯一一次相逢来开始中华帝国的故事。
这两个人分别是两个帝国的开国君主，秦帝国的始皇帝嬴政和汉帝国的高祖刘邦。据说，只能是据说啊，因为没有明确的史籍记载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话说某日，秦始皇外出巡游，旌旗飘扬，威风八面，场面恢弘壮大，恰被当时身为秦朝小吏，去京城咸阳公干出差，后来的汉高祖刘邦遇见。刘邦发了一句著名的感慨，“大丈夫当如是也！”。
就是这次说起来很是勉强的相遇，这次对始皇帝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感觉的相遇；对后来的高祖刘邦来说，也不过就是感慨了几句命运的闲话的相遇，我们不妨浪漫一点地想，也许就是在冥冥之中上天特意安排的一次权力的交接。始皇帝的使命已经完成，未竟的事业要托付给他的继任者，汉高祖刘邦了。
这么说，起码在一般的历史意义上是合理的。史学家们通常总是把秦始皇开创的短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帝国和他的后继者汉帝国放在一起进行考量。的确是这样，没有秦帝国对统一的国家形式的摸索和先期带有诸多实验性质的治理实践，以及对上古中国封建政治形式的毁灭性打击，和更为重要的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精神层面的荡涤，恐怕无法想象汉帝国怎么可能如此迅捷地完成整个中国的统一，并能顺利地通过前期的治理危机和政权瓶颈，并进而成为了万世不移的中国王朝模式的开创者。
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了，继续我们的故事。
话说大概算是差不多同期吧，还有一次相遇，也挺有意思。这次相遇除了始皇帝外，另一个主角换了个人，也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甚至某种程度上比高祖刘邦还要有名一些。这就是著名的千古悲情英雄，霸王项羽。当年，年少轻狂，素有大志的项羽也曾经指着路过的始皇帝的车驾说，“彼可取而代之”，英雄豪情溢于言表。据说当时和他在一起的，他的叔叔项梁赶快拉着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伏下身子，并心中狂喜，天可怜见，我们项家报仇雪恨，光复故国就得靠这个志存高远的小子了。
你别说，项家祖上积德，项羽叔侄二人的愿望和诉求均得到了上天的回应。报仇雪恨，项羽后来将秦朝国都咸阳付之一炬，三个月的大火将据说是世间无双的阿房宫烧成了一片瓦砾。并且也建立了以彭城为都城的西楚王国。
但是，也就仅止于此了。估计，天老爷在回应九泉之下的项羽叔侄的不满和抱怨的时候会说，这也怨不得我啊，你们当时要求的就那么多啊，我都满足了的。看来，向上天祷告的时候还是要想得稍微周全一些才是。
玩笑归玩笑，但这两次遇见还是值得我们再咀嚼一番的。
“彼可取而代之”，翻译成现代汉语，这货是可以被取代的，被谁取代，当然是我，这是潜台词。无需多说，这番话里满满地是赤裸裸的权力欲。从现在流行的心理分析的角度讲，这是充满了自信的宣言和论断。当然，考虑到说这个话的时候，项羽正值青春年少，目空一切的年纪，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这的确也昭示了项羽一生的人生基调，甚至可以说，对项羽的命运已然做出了一种裁决，来自上天的裁决。因为项羽的这种精神状态“很不中国”，它缺乏中国式的隐忍和厚重，他过于决绝和强悍，而少了宽宏，随和，甚至有点随遇而安，随波逐流的中国色彩。所以注定他是没有可能成为中华帝国的真正的开创者。这种认知有宿命论的味道，但我想，其中不无道理。
索性再来评说几句这位刘邦的老对手，中国最为著名的“悲剧英雄”西楚霸王项羽吧。说项羽同志是刘邦的对手，从史实的角度来看没错，毕竟，两个人打了那么多年仗，好几次还有把刘邦置于死地的机会，当然是敌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比如精神，个人觉得项羽最多算是刘邦人生的一种磨砺。项羽乌江自刎时不过三十出头，从一般的常识上来说，这个年纪的人还谈不上能成为一个开国君主的对手，况且这个“国”，完全地可以把他引申为整个的，绵延2000余年的中华帝国整体。也就是说，刘邦开创了整个的中华帝国。
至于说项羽的“英雄称号”，我个人是无法苟同的。理由是，他太年轻了，还没有来得及经历人生真正的悲凉和对苦痛的咀嚼。缺乏了这样的底色，英雄的称号是有些虚浮的。总之，项羽的故事，他的经历，他的遭遇，和着那个时代的背景是凄美的。尤其悲剧式的故事结尾更让一切充满了凄凉的美感。但他本人，与美无关。
再来看刘邦的名言，“大丈夫当如是也”。这个话里面有艳羡，有期望，也有野心，但是，它的语气语调弱化了很多，他充满了弹性，甚至一些自我调侃的心境，它昂扬奋发但同时又不失乐天知命和对自我现实状态的一种充分理解。我们普通人不也经常自言自语，或者对身边人唠叨，“哎，人就应该这样活啊！”。尽管我们没有机会像我们设想的“那样活”，但我们多数人依然还是生活的不错。
再者说，刘邦这个话，不知道你发现没？它其实并没有过于强烈的所谓使命感，它更多地是表达了刘邦想风风光光的生活的“小愿望”，只是因为他的这个小愿望只有通过成为帝王才可以实现而已。用我们现代人的理念来解释刘邦先生的这番心思呢，可以这么说，刘邦基本上能算个“人本主义者”，我要过好自己的生活，至于国家不国家的，那只是顺便的事情，并不是我的直接目的。
显然，刘邦更“中国”，我们不一定会喜欢他，人天生讨厌和自己相像的人，但一定能很容易地接受他的想法，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他说出了我们心底里的心思，他做的事情大多符合我们的期望和习惯。所以，他成功了，他才能创造一个我们能够生活在其中的帝国。实际上，从这个意义来讲，说刘邦先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实际建立者也不算太过。
两个人的相逢
一个人，一个帝国，一个故事，都有一个起点。那就让我们从据说是两个人一生中唯一一次相逢来开始中华帝国的故事。
这两个人分别是两个帝国的开国君主，秦帝国的始皇帝嬴政和汉帝国的高祖刘邦。据说，只能是据说啊，因为没有明确的史籍记载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话说某日，秦始皇外出巡游，旌旗飘扬，威风八面，场面恢弘壮大，恰被当时身为秦朝小吏，去京城咸阳公干出差，后来的汉高祖刘邦遇见。刘邦发了一句著名的感慨，“大丈夫当如是也！”。
就是这次说起来很是勉强的相遇，这次对始皇帝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感觉的相遇；对后来的高祖刘邦来说，也不过就是感慨了几句命运的闲话的相遇，我们不妨浪漫一点地想，也许就是在冥冥之中上天特意安排的一次权力的交接。始皇帝的使命已经完成，未竟的事业要托付给他的继任者，汉高祖刘邦了。
这么说，起码在一般的历史意义上是合理的。史学家们通常总是把秦始皇开创的短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帝国和他的后继者汉帝国放在一起进行考量。的确是这样，没有秦帝国对统一的国家形式的摸索和先期带有诸多实验性质的治理实践，以及对上古中国封建政治形式的毁灭性打击，和更为重要的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精神层面的荡涤，恐怕无法想象汉帝国怎么可能如此迅捷地完成整个中国的统一，并能顺利地通过前期的治理危机和政权瓶颈，并进而成为了万世不移的中国王朝模式的开创者。
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了，继续我们的故事。
话说大概算是差不多同期吧，还有一次相遇，也挺有意思。这次相遇除了始皇帝外，另一个主角换了个人，也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甚至某种程度上比高祖刘邦还要有名一些。这就是著名的千古悲情英雄，霸王项羽。当年，年少轻狂，素有大志的项羽也曾经指着路过的始皇帝的车驾说，“彼可取而代之”，英雄豪情溢于言表。据说当时和他在一起的，他的叔叔项梁赶快拉着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伏下身子，并心中狂喜，天可怜见，我们项家报仇雪恨，光复故国就得靠这个志存高远的小子了。
你别说，项家祖上积德，项羽叔侄二人的愿望和诉求均得到了上天的回应。报仇雪恨，项羽后来将秦朝国都咸阳付之一炬，三个月的大火将据说是世间无双的阿房宫烧成了一片瓦砾。并且也建立了以彭城为都城的西楚王国。
但是，也就仅止于此了。估计，天老爷在回应九泉之下的项羽叔侄的不满和抱怨的时候会说，这也怨不得我啊，你们当时要求的就那么多啊，我都满足了的。看来，向上天祷告的时候还是要想得稍微周全一些才是。
玩笑归玩笑，但这两次遇见还是值得我们再咀嚼一番的。
“彼可取而代之”，翻译成现代汉语，这货是可以被取代的，被谁取代，当然是我，这是潜台词。无需多说，这番话里满满地是赤裸裸的权力欲。从现在流行的心理分析的角度讲，这是充满了自信的宣言和论断。当然，考虑到说这个话的时候，项羽正值青春年少，目空一切的年纪，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这的确也昭示了项羽一生的人生基调，甚至可以说，对项羽的命运已然做出了一种裁决，来自上天的裁决。因为项羽的这种精神状态“很不中国”，它缺乏中国式的隐忍和厚重，他过于决绝和强悍，而少了宽宏，随和，甚至有点随遇而安，随波逐流的中国色彩。所以注定他是没有可能成为中华帝国的真正的开创者。这种认知有宿命论的味道，但我想，其中不无道理。
索性再来评说几句这位刘邦的老对手，中国最为著名的“悲剧英雄”西楚霸王项羽吧。说项羽同志是刘邦的对手，从史实的角度来看没错，毕竟，两个人打了那么多年仗，好几次还有把刘邦置于死地的机会，当然是敌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比如精神，个人觉得项羽最多算是刘邦人生的一种磨砺。项羽乌江自刎时不过三十出头，从一般的常识上来说，这个年纪的人还谈不上能成为一个开国君主的对手，况且这个“国”，完全地可以把他引申为整个的，绵延2000余年的中华帝国整体。也就是说，刘邦开创了整个的中华帝国。
至于说项羽的“英雄称号”，我个人是无法苟同的。理由是，他太年轻了，还没有来得及经历人生真正的悲凉和对苦痛的咀嚼。缺乏了这样的底色，英雄的称号是有些虚浮的。总之，项羽的故事，他的经历，他的遭遇，和着那个时代的背景是凄美的。尤其悲剧式的故事结尾更让一切充满了凄凉的美感。但他本人，与美无关。
再来看刘邦的名言，“大丈夫当如是也”。这个话里面有艳羡，有期望，也有野心，但是，它的语气语调弱化了很多，他充满了弹性，甚至一些自我调侃的心境，它昂扬奋发但同时又不失乐天知命和对自我现实状态的一种充分理解。我们普通人不也经常自言自语，或者对身边人唠叨，“哎，人就应该这样活啊！”。尽管我们没有机会像我们设想的“那样活”，但我们多数人依然还是生活的不错。
再者说，刘邦这个话，不知道你发现没？它其实并没有过于强烈的所谓使命感，它更多地是表达了刘邦想风风光光的生活的“小愿望”，只是因为他的这个小愿望只有通过成为帝王才可以实现而已。用我们现代人的理念来解释刘邦先生的这番心思呢，可以这么说，刘邦基本上能算个“人本主义者”，我要过好自己的生活，至于国家不国家的，那只是顺便的事情，并不是我的直接目的。
显然，刘邦更“中国”，我们不一定会喜欢他，人天生讨厌和自己相像的人，但一定能很容易地接受他的想法，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他说出了我们心底里的心思，他做的事情大多符合我们的期望和习惯。所以，他成功了，他才能创造一个我们能够生活在其中的帝国。实际上，从这个意义来讲，说刘邦先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实际建立者也不算太过。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2】
汉高祖刘邦其人
自古来以，汉高祖刘邦作为中华帝国的奠基者，是不太受人待见的。尤其是在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和普通大众中，理由是很好理解的。毕竟，刘邦生前是以鄙视和讨厌各种空话满篇的读书人著称的，尤其是当时那些所谓尊师重道，言必称规范秩序的“腐儒”。在刘邦的诸多笑话轶事中，很多都有他戏弄，轻慢儒生的内容，而这些，当然无法得到中国古代后来以儒家为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原谅，撰写历史的读书人也自然不会给这样的刘邦有什么“好话”可说。
至于普通人，情形就简单了。刘邦作为一个几乎彻头彻尾的平民，甚至一个接近于“混混”的角色存在，无非就是得到了命运特殊的垂青，跃居天子的高位罢了。一代代小有点野心的普通中国男人也许都在心头暗自揣度，如果刘邦这样的老天爷都能看上，那也许某一天，他老人家也能看上我呢。总之，高祖刘邦的这个“准流氓”的出身实在让我们普通人对他难以升起过多的敬畏感，也很难把他和什么高贵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最后我们来看同行评价，显然这个会客观很多。刘邦在真正的大人物，比如后世的帝王和政治家当中的好评率非常高。知名的就有唐太宗和毛泽东对他的评价，都给予了刘邦几乎古今一人的高度赞誉。著名西方历史学家，【历史研究】的作者，汤因比先生更是直接把刘邦和凯撒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东西方各自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政治家。
一般而言，当然是官当得大的说了算。唐太宗和毛 的官最大，所以他们的结论我们必须认真领会精神。但这里面又冒出个外国人，所以事情还得换个角度看看再说。
刘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一个英明果断，宽宏睿智的帝王呢？还是一个得过且过，不拘小节的“流氓大亨”呢？
从他丰富多彩的一生来看，这两种东西似乎从来就没有彼此远离过。只不过某些时候，其中的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罢了。
那么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或者说认知算是比较合适呢？
在写刘邦之前，好像先得回答一个问题。按理说，毕竟中华帝国的开创者，严格按照时间和实际工作的完成情况来说，始皇帝才是第一人。无疑，从一般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做符合常规，无可指摘。但是，秦始皇毕竟继承的是大秦帝国的衣钵，他本人出身皇室，虽然也历经了权力斗争，但这种斗争总有一种被无情的命运驱赶，迫使的意味。这一点后来又被晚年秦始皇本人的那种不可一世，好大喜功而又内心忐忑，甚至忧惧不安的精神状态所加强。
简单说吧，秦始皇是个无趣，几乎没有幽默感的人。他的人生没啥大意思，他也无法代表后来中华帝国的那种特殊的气质。
所以，我选择从刘邦开始中华帝国的故事。这样的选择对于常规的普通历史讲述说不通，但是，也许，只是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接着说汉高祖刘邦。刘邦聚众起事的时候大概已经40多岁了，只能是大概啊，高祖刘邦的出生日期不太确定，一说是公元前256年，一说是公元前247年，两者前后相差大概10岁左右。只能慨叹一声，刘邦先生的出身确实是低微了一点，偌大一个伟大帝国的开创者的生辰居然都没办法得以确定。而我们今天的一个凡夫俗子都会把自己的生日看得比天还重。
未发迹前的高祖刘邦说得好听点一介布衣，说的不好听那就只是一个“市井混混”。30多岁的时候才通过自己在所谓江湖上的人脉关系谋得了大秦帝国的一个小小的亭长职位，大概职级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街道办事处主任吧。这个人生成绩，放在今天的中国也就还算勉强过关，毕竟好歹是公务员么。可是放在当时的大秦帝国，就显得有点落魄和不上台面了。当时，像亭长这样的小吏属于无编制的临时雇佣人员，算不上吃皇粮的，他的身份其实很类似像现在美国一些郡县的“警长”，“治安官”这种职位。
这样的亭长刘邦恐怕也就只能在他的那帮狐朋狗友里有点威信和所谓面子，他和一般的家底稍微殷实点的，身家清白的平民恐怕都比不了。这么说应该是有依据的，刘邦35岁的时候在蒙吕公看重，把自己的女儿，后来的吕雉皇后下嫁给他为妻室之前，并没有正式的妻子。当然，刘邦有女人，曹夫人，还有曹夫人给他生的长子刘肥。但是，曹夫人并不是明媒正娶的，不太恭敬，但实事求是的说，应该就是一种姘居，好听一点讲同居的关系。
30多岁还没结婚，放在今天都是能让父母愁白了头的烦心事。在刘邦的时代，虽然还没有后世中国法度森严的礼教规范的高压，但对于从根子上看重血脉延续，宗族祭祀的中国社会来说，刘邦的生活状态几乎绝对是让家族和父母蒙羞的，估计他们没少为这个多少有点离经叛道，恨铁不成钢的儿子操心。
让我们不妨从刘邦的角度来审视一下高祖的内心。在一个人均寿命不过40来岁，绝大多数人20岁就已经结婚生子，中规中矩地在地里刨食的时代里，一个出身农家，素有大志，游历四方，但人过中年依然一事无成的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这么说吧，刘邦和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兴许身上多了一层所谓的现代性，即那个无比壮阔恢弘的世界好像是触手可及，可实际上却相去万里的无奈和蹉跎感。今天的你我不就正是都生活在这种若有若无的缥缈和朦胧的气氛之中么，憧憬和焦虑在我们的生活中交织，纠缠。刘邦会不会也有类似的心境呢？
还要知道，刘邦可不是生活在一个日久承平，波澜不兴的和平年代里。他成长的岁月正是整个社会剧烈动荡，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时代。也许刘邦的家乡当时还能算是比较平静，有幸免于了战火的涂炭，但烽烟四起，金戈铁马的场面不可能充耳不闻，血流成河，家破人亡的情形也不可能视而不见。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刘邦的心里沉淀，融合。他在渴慕荣耀，追求权势，向往恢弘盛大的人生的同时，心里也一定多少会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命运无常的苍凉悲壮。从他后来以帝王之身所做的几首素朴的吟诵中不难窥见这种情绪的流露。不管怎样，我想，这个时候的刘邦，被他表面上的嘻嘻哈哈和一群狐朋狗友的吆五喝六所掩盖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更为深沉的内心的动荡和反思。
不管怎样，以我的看法，正是这一阶段的沉淀和自省赋予了高祖后来大出于天下诸雄的内在精神力量。他一直在直面惨淡的人生，也正视过淋漓的鲜血。落魄的人生经历让他知晓了为人处世之艰难，这赋予了他宽厚待人，不拘小节，有主见，但不固执己见的行事风格。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自己也没有那么严苛的要求，经常有及时行乐，随波逐流的行为举止。正是这种貌似小富即安，缺乏进取心的表现却无形中使得刘邦获得了一种潇洒自如的魅力和斗争的韧性。
有追求容易，及时行乐也容易，但要把两种素质集合在一个人身上，那就不是一般人的造化了，这就是高祖刘邦的际遇。此外，早年的准流氓的职业生涯和当时遍天的烽火，以及乱世当中不值一文的人生性命，诸如此类的残酷的真实恐怕也早已经让刘邦脱离了空洞幼稚的天真和妇人之仁。他清清楚楚地洞见了人性中残忍无情的一面，这让他对自己真正的敌人毫不留情，痛下杀手。这基本上就应该能算是刘邦几乎终其一生对那些他认为只会发表那些大而不当的说辞的腐儒，文人学士的鄙视和不屑，以及晚年他大力剿灭异己力量的心理根源。
总之，35岁左右的未来的汉高祖大致上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人情练达，宽厚平和，潇洒自如，同时又心思细密，残酷冷静。他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大展鲲鹏，但又能在自己的小亭长的位置上自得其乐。这一切，给了他一种特别的魅力。这种魅力的直接好处就是帮他空手套白狼般地娶了一个媳妇。这个几乎和高祖本人一样著名的媳妇就是后来设计果断清除了韩信，并且在刘邦死后临朝称制多年的皇后吕雉。拒信，吕雉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际拥有皇权的女人。
历史上记载，刘邦用他那素常大胆，泼皮甚至近乎于无赖的行径在宴会上征服了他的那位长于相面的老丈人吕公，把自己20芳龄的爱女吕雉小姐嫁给自己为妻室。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传奇故事之一。
不过如果要是真要较真的话，恐怕事情的原委未必就像太史公在史记里所描写的那般精彩动人。兴许刘邦也就是利用同僚和熟人的身份获得了和当时的社会名流吕公，一个相对比较近距离的交流机会而已，当然，吕公显然是有洞察力和魄力的，把自己家族的命运和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真的是无足挂齿的中年男人连接在一起，但凡为人父母者都会知道这得要多大的决心啊。尽管这位刘邦的岳丈很潇洒的用“女人不懂这里面的道理”回绝了来自于自己妻子对这一行为的质疑，但我相信，心里面的忐忑和迟疑未必就会比言辞上的果断少多少。
当然，当时社会的时局和动荡不安的氛围恐怕也是吕公作出这个决定背后最为关键的动因，吕公相当敏锐的早早就嗅出了后来社会大乱，群雄争霸的来临。在这样 的世道里，苟且偷安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天就有飞来横祸，只能积极进取，也许命好点还能拼出个富贵荣华。
吕公确实目光如炬，选择了刘邦，绝对是人生的大赢家。只是，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要是吕公泉下有知，知道了后来吕雉死后，吕氏一门被满门抄斩，不知会做何感想。
高祖刘邦的生平简历就不细说了，关于他的一些大事，一些传奇故事在中国几乎是尽人皆知的。我在这里捡几件有点意思的事情说道说道。
汉高祖刘邦其人
自古来以，汉高祖刘邦作为中华帝国的奠基者，是不太受人待见的。尤其是在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和普通大众中，理由是很好理解的。毕竟，刘邦生前是以鄙视和讨厌各种空话满篇的读书人著称的，尤其是当时那些所谓尊师重道，言必称规范秩序的“腐儒”。在刘邦的诸多笑话轶事中，很多都有他戏弄，轻慢儒生的内容，而这些，当然无法得到中国古代后来以儒家为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原谅，撰写历史的读书人也自然不会给这样的刘邦有什么“好话”可说。
至于普通人，情形就简单了。刘邦作为一个几乎彻头彻尾的平民，甚至一个接近于“混混”的角色存在，无非就是得到了命运特殊的垂青，跃居天子的高位罢了。一代代小有点野心的普通中国男人也许都在心头暗自揣度，如果刘邦这样的老天爷都能看上，那也许某一天，他老人家也能看上我呢。总之，高祖刘邦的这个“准流氓”的出身实在让我们普通人对他难以升起过多的敬畏感，也很难把他和什么高贵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最后我们来看同行评价，显然这个会客观很多。刘邦在真正的大人物，比如后世的帝王和政治家当中的好评率非常高。知名的就有唐太宗和毛泽东对他的评价，都给予了刘邦几乎古今一人的高度赞誉。著名西方历史学家，【历史研究】的作者，汤因比先生更是直接把刘邦和凯撒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东西方各自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政治家。
一般而言，当然是官当得大的说了算。唐太宗和毛 的官最大，所以他们的结论我们必须认真领会精神。但这里面又冒出个外国人，所以事情还得换个角度看看再说。
刘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一个英明果断，宽宏睿智的帝王呢？还是一个得过且过，不拘小节的“流氓大亨”呢？
从他丰富多彩的一生来看，这两种东西似乎从来就没有彼此远离过。只不过某些时候，其中的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罢了。
那么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或者说认知算是比较合适呢？
在写刘邦之前，好像先得回答一个问题。按理说，毕竟中华帝国的开创者，严格按照时间和实际工作的完成情况来说，始皇帝才是第一人。无疑，从一般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做符合常规，无可指摘。但是，秦始皇毕竟继承的是大秦帝国的衣钵，他本人出身皇室，虽然也历经了权力斗争，但这种斗争总有一种被无情的命运驱赶，迫使的意味。这一点后来又被晚年秦始皇本人的那种不可一世，好大喜功而又内心忐忑，甚至忧惧不安的精神状态所加强。
简单说吧，秦始皇是个无趣，几乎没有幽默感的人。他的人生没啥大意思，他也无法代表后来中华帝国的那种特殊的气质。
所以，我选择从刘邦开始中华帝国的故事。这样的选择对于常规的普通历史讲述说不通，但是，也许，只是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接着说汉高祖刘邦。刘邦聚众起事的时候大概已经40多岁了，只能是大概啊，高祖刘邦的出生日期不太确定，一说是公元前256年，一说是公元前247年，两者前后相差大概10岁左右。只能慨叹一声，刘邦先生的出身确实是低微了一点，偌大一个伟大帝国的开创者的生辰居然都没办法得以确定。而我们今天的一个凡夫俗子都会把自己的生日看得比天还重。
未发迹前的高祖刘邦说得好听点一介布衣，说的不好听那就只是一个“市井混混”。30多岁的时候才通过自己在所谓江湖上的人脉关系谋得了大秦帝国的一个小小的亭长职位，大概职级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街道办事处主任吧。这个人生成绩，放在今天的中国也就还算勉强过关，毕竟好歹是公务员么。可是放在当时的大秦帝国，就显得有点落魄和不上台面了。当时，像亭长这样的小吏属于无编制的临时雇佣人员，算不上吃皇粮的，他的身份其实很类似像现在美国一些郡县的“警长”，“治安官”这种职位。
这样的亭长刘邦恐怕也就只能在他的那帮狐朋狗友里有点威信和所谓面子，他和一般的家底稍微殷实点的，身家清白的平民恐怕都比不了。这么说应该是有依据的，刘邦35岁的时候在蒙吕公看重，把自己的女儿，后来的吕雉皇后下嫁给他为妻室之前，并没有正式的妻子。当然，刘邦有女人，曹夫人，还有曹夫人给他生的长子刘肥。但是，曹夫人并不是明媒正娶的，不太恭敬，但实事求是的说，应该就是一种姘居，好听一点讲同居的关系。
30多岁还没结婚，放在今天都是能让父母愁白了头的烦心事。在刘邦的时代，虽然还没有后世中国法度森严的礼教规范的高压，但对于从根子上看重血脉延续，宗族祭祀的中国社会来说，刘邦的生活状态几乎绝对是让家族和父母蒙羞的，估计他们没少为这个多少有点离经叛道，恨铁不成钢的儿子操心。
让我们不妨从刘邦的角度来审视一下高祖的内心。在一个人均寿命不过40来岁，绝大多数人20岁就已经结婚生子，中规中矩地在地里刨食的时代里，一个出身农家，素有大志，游历四方，但人过中年依然一事无成的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这么说吧，刘邦和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兴许身上多了一层所谓的现代性，即那个无比壮阔恢弘的世界好像是触手可及，可实际上却相去万里的无奈和蹉跎感。今天的你我不就正是都生活在这种若有若无的缥缈和朦胧的气氛之中么，憧憬和焦虑在我们的生活中交织，纠缠。刘邦会不会也有类似的心境呢？
还要知道，刘邦可不是生活在一个日久承平，波澜不兴的和平年代里。他成长的岁月正是整个社会剧烈动荡，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时代。也许刘邦的家乡当时还能算是比较平静，有幸免于了战火的涂炭，但烽烟四起，金戈铁马的场面不可能充耳不闻，血流成河，家破人亡的情形也不可能视而不见。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刘邦的心里沉淀，融合。他在渴慕荣耀，追求权势，向往恢弘盛大的人生的同时，心里也一定多少会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命运无常的苍凉悲壮。从他后来以帝王之身所做的几首素朴的吟诵中不难窥见这种情绪的流露。不管怎样，我想，这个时候的刘邦，被他表面上的嘻嘻哈哈和一群狐朋狗友的吆五喝六所掩盖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更为深沉的内心的动荡和反思。
不管怎样，以我的看法，正是这一阶段的沉淀和自省赋予了高祖后来大出于天下诸雄的内在精神力量。他一直在直面惨淡的人生，也正视过淋漓的鲜血。落魄的人生经历让他知晓了为人处世之艰难，这赋予了他宽厚待人，不拘小节，有主见，但不固执己见的行事风格。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自己也没有那么严苛的要求，经常有及时行乐，随波逐流的行为举止。正是这种貌似小富即安，缺乏进取心的表现却无形中使得刘邦获得了一种潇洒自如的魅力和斗争的韧性。
有追求容易，及时行乐也容易，但要把两种素质集合在一个人身上，那就不是一般人的造化了，这就是高祖刘邦的际遇。此外，早年的准流氓的职业生涯和当时遍天的烽火，以及乱世当中不值一文的人生性命，诸如此类的残酷的真实恐怕也早已经让刘邦脱离了空洞幼稚的天真和妇人之仁。他清清楚楚地洞见了人性中残忍无情的一面，这让他对自己真正的敌人毫不留情，痛下杀手。这基本上就应该能算是刘邦几乎终其一生对那些他认为只会发表那些大而不当的说辞的腐儒，文人学士的鄙视和不屑，以及晚年他大力剿灭异己力量的心理根源。
总之，35岁左右的未来的汉高祖大致上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人情练达，宽厚平和，潇洒自如，同时又心思细密，残酷冷静。他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大展鲲鹏，但又能在自己的小亭长的位置上自得其乐。这一切，给了他一种特别的魅力。这种魅力的直接好处就是帮他空手套白狼般地娶了一个媳妇。这个几乎和高祖本人一样著名的媳妇就是后来设计果断清除了韩信，并且在刘邦死后临朝称制多年的皇后吕雉。拒信，吕雉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际拥有皇权的女人。
历史上记载，刘邦用他那素常大胆，泼皮甚至近乎于无赖的行径在宴会上征服了他的那位长于相面的老丈人吕公，把自己20芳龄的爱女吕雉小姐嫁给自己为妻室。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传奇故事之一。
不过如果要是真要较真的话，恐怕事情的原委未必就像太史公在史记里所描写的那般精彩动人。兴许刘邦也就是利用同僚和熟人的身份获得了和当时的社会名流吕公，一个相对比较近距离的交流机会而已，当然，吕公显然是有洞察力和魄力的，把自己家族的命运和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真的是无足挂齿的中年男人连接在一起，但凡为人父母者都会知道这得要多大的决心啊。尽管这位刘邦的岳丈很潇洒的用“女人不懂这里面的道理”回绝了来自于自己妻子对这一行为的质疑，但我相信，心里面的忐忑和迟疑未必就会比言辞上的果断少多少。
当然，当时社会的时局和动荡不安的氛围恐怕也是吕公作出这个决定背后最为关键的动因，吕公相当敏锐的早早就嗅出了后来社会大乱，群雄争霸的来临。在这样 的世道里，苟且偷安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天就有飞来横祸，只能积极进取，也许命好点还能拼出个富贵荣华。
吕公确实目光如炬，选择了刘邦，绝对是人生的大赢家。只是，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要是吕公泉下有知，知道了后来吕雉死后，吕氏一门被满门抄斩，不知会做何感想。
高祖刘邦的生平简历就不细说了，关于他的一些大事，一些传奇故事在中国几乎是尽人皆知的。我在这里捡几件有点意思的事情说道说道。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3】
鸿门宴
最著名的应该要算“鸿门宴”了。这个历史桥段几乎都能作为中国文化某种层面上的代表了，不知道为多少文艺作品提供了无尽地可以描摹的内容，这三个字被无数代中国人津津乐道地，不知疲倦地讲述了几乎两千多年。毫不夸张地说，“鸿门宴”三个字就是一个中国的文化符号。这一切的得来，真的是有赖于太史公那精彩绝伦的描述。这个描述让我们沉醉，真正的事实在这一刻未必重要，太史公让我们看到的世界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因为他代表着美。
从美丽中回到现实。其实仅就鸿门宴这个事件而言，也许真实的情况是刘邦远远没有那么危险。什么摔杯为号，项庄舞剑，以及后来的项羽被人诟病为缺乏决断，纵虎归山，以至最终败与刘邦之手，丧失了大好河山都不过是一些艺术化的加工。两个当时最高的政治领袖会商，而且还是在全国大多数地域都不安定，混乱不堪，你争我夺的情况下，如果项羽直接对刘邦动手进行清除，那么对全国形势，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所谓中央权力产生的政治影响力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这都是需要考虑的。毕竟，项羽虽然被后人描写为一个莽夫，但是，你要知道，他毕竟也是一个政治集团的最高领袖，他不是普通人，他需要进行广泛的衡量。他的幕僚，他的参谋班子也绝不会是范增一个人，幕僚的意见也绝不会是完全统一的。我想这才符合一般的常理。
说一千道一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诛杀刘邦绝对没有我们后来在太史公的史记里看到得那么简单，那么危在旦夕，那么直接。鸿门宴是一个政治的大会，政治从来就没有简单之说。
综上所述，我的个人看法倾向于，鸿门宴的版权实际上不应该属于刘邦，项羽等一众大小演员。鸿门宴的美属于“编剧”，伟大的太史公，司马迁先生。
鸿门宴
最著名的应该要算“鸿门宴”了。这个历史桥段几乎都能作为中国文化某种层面上的代表了，不知道为多少文艺作品提供了无尽地可以描摹的内容，这三个字被无数代中国人津津乐道地，不知疲倦地讲述了几乎两千多年。毫不夸张地说，“鸿门宴”三个字就是一个中国的文化符号。这一切的得来，真的是有赖于太史公那精彩绝伦的描述。这个描述让我们沉醉，真正的事实在这一刻未必重要，太史公让我们看到的世界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因为他代表着美。
从美丽中回到现实。其实仅就鸿门宴这个事件而言，也许真实的情况是刘邦远远没有那么危险。什么摔杯为号，项庄舞剑，以及后来的项羽被人诟病为缺乏决断，纵虎归山，以至最终败与刘邦之手，丧失了大好河山都不过是一些艺术化的加工。两个当时最高的政治领袖会商，而且还是在全国大多数地域都不安定，混乱不堪，你争我夺的情况下，如果项羽直接对刘邦动手进行清除，那么对全国形势，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所谓中央权力产生的政治影响力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这都是需要考虑的。毕竟，项羽虽然被后人描写为一个莽夫，但是，你要知道，他毕竟也是一个政治集团的最高领袖，他不是普通人，他需要进行广泛的衡量。他的幕僚，他的参谋班子也绝不会是范增一个人，幕僚的意见也绝不会是完全统一的。我想这才符合一般的常理。
说一千道一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诛杀刘邦绝对没有我们后来在太史公的史记里看到得那么简单，那么危在旦夕，那么直接。鸿门宴是一个政治的大会，政治从来就没有简单之说。
综上所述，我的个人看法倾向于，鸿门宴的版权实际上不应该属于刘邦，项羽等一众大小演员。鸿门宴的美属于“编剧”，伟大的太史公，司马迁先生。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4】
刘邦的“能力”
可能是因为刘邦的出身实在低微，或者是因为他周边的，为他所用的人过于传奇，富有光环，那真的是一个充满着浪漫传奇的时代。想想那些人和他们的故事，韩信，张良，萧何，哪怕是屠夫樊哙，都是那么地生动，充满着性格的张力。
无形中，他们的老板，刘邦似乎有点被忽略了。后世的人们似乎简单化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人们主要是接纳刘邦这种慷慨大度的性格，从而都愿意帮助他，或者说围绕在他身边工作。刘邦自己呢，也知道这一点，从而充分的利用这一点，让能干的人工作，他负责平衡这帮能干的人之间的关系，结果最终取得了天下。历史上也记载了，刘邦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创业团队的评价，包括对自己的评价大致上也就是这样啊。
表面上确实大致如此。但是如果 你只是简单地停留在表面上，认为好像汉高祖刘邦只是个好脾气，好性格的人，那实在就是有点不可原谅了。后世的评价，仅就能力而言，在中国的帝王谱系中，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应该是居于前两位的，道理不言自明，两位都是彻底白手起家一统江山的。如果再考虑到时代的原因，刘邦的能力应该更强一些，毕竟在刘邦以前，大一统的世界除了短短的秦帝国的那几年失败的经历，根本没有先例可循。刘邦的工作，创造性显然更高。
再说到具体的能力，刘邦显然是个一专多能，高度复合型的人才，他几乎没有明显的短板。政治规划，战略，人事安排这是他的专长，自不必说。军事领导，战场指挥，在韩信没有加入他的创业团队之前，从沛县起兵，到入关灭秦，哪一场不是他亲自指挥实施的呢？甚至一直到晚年的平叛英布，他也是御驾亲征完成的。所以，显然，刘邦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指挥大军团作战的能力。
而且，作为最高领袖，他一旦发现在具体的业务能力上比他更专业，更合适的人选，只要政治层面的安全性能够得到保证，他就立刻会进行相应地授权。用现在的流行术语来形容，这就是对资源的管理水平高超的表现。而且元首本身就精通业务，下面的人想在业务方面欺瞒刘邦，那几乎没可能性。一般而言，同行相轻，业务出身的领导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直接插手具体事务。刘邦真正高明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人家是真能拿得起，放得下。
单说拿起，放下其中一个都不算太难。但要同时做到这两个，没有人世间真正的磨砺和心性上的反复锤炼那是不可能的。表面上大而化之，甚至有点不太着调的刘邦，隐藏着的是一颗无比深沉，不可测度的内心世界。总之，刘邦能够在烽烟四起，群雄逐鹿的秦末乱世里创立大汉帝国。仅从个人能力来讲，是没有什么侥幸的，他的确是一众小伙伴们中的最强者。
可贵，甚至可以说可敬的是，高祖刘邦真正的魅力还不是这些外在的能力所能完全涵盖的。他的豪迈，坦率的个性，随遇而安的潇洒，内心里的公正再加上些不修边幅的粗俗，不但为他赢得了当时他身边人的喜爱和支持，就算是我们这些现代人，恐怕也会被刘邦的风姿所折服，因为我们还能在他身上观察到在古代社会很难得见的所谓“幽默感”。
说两件刘邦的轶事吧！
公元前196年，韩信因谋反被诛杀。因其临死前慨叹自己没有“用蒯彻之计”，刘邦于是严令逮捕这位鼓动韩信背叛的策士。蒯彻被捕后，刘邦亲自审问他：“若教淮阴侯反乎？”蒯彻说：“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刘邦愤怒地下令烹杀他。
蒯彻大呼冤枉，辩解说：“秦之纪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惟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史记·淮阴侯列传》）
这自然是一种狡辩。因为当时蒯彻完全知道韩信是刘邦的臣子，策动臣子反叛自己的主君，显然是一种叛逆之罪。但刘邦听过他的似是而非的辩护之后，还是赦免了他。因为蒯彻说的的确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很多，刘邦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非常宽宏的处理办法。这种大度在古代帝王中是非常罕见的，我想，刘邦的这种自信不能只是简单的归结于什么人性的光辉之类的空疏辞藻，它更应该被视为刘邦对权力本质和人性极为深刻的洞见和认知。这已经接近了最大的宽厚和仁慈。
还有一件被称为“病榻问相”的轶事。史载：吕后看着弥留中的刘邦，问他死后人事的安排：“ 萧相国死后，由谁来接替呢？”刘邦说曹参。吕后问曹参之后是谁，刘邦说：“王陵可以在曹参之后接任，但王陵智谋不足，可以由陈平辅佐。陈平虽然有智谋，但不能决断大事。周勃虽然不擅言谈，但为人忠厚，日后安定刘氏江山肯定是他，用他做太尉吧。”吕后又追问以后怎么办，刘邦有气无力地说：“以后的事你也不会知道了。”
这段对话最精彩的是最后一句。“以后的事你也不会知道了。” 当然，也没必要知道了。除了洒脱之外，这还反映了刘邦身上其实一直弥漫着的一种“宿命感”。只有通达了世界的人才会产生这种宿命感，所谓的“知天命”，它有着哀愁甚至唯美的意味，这是真正的中国化的精神和情感。与两千多年后，主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先生的那句名言，“不用太担心未来，以后的人肯定会比我们更聪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据史籍记载，刘邦很多时候是鄙视儒生的，起码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就是因为这些表面上对儒家弟子不太尊重的行为，招致了后世很多掌握着文化发言权的腐儒们的非难和攻击。其实，要我说啊，刘邦才是真正的孔子门徒，真正的儒家弟子，甚至真正的“君子”，因为他践行者儒家的生活方式。遍观刘邦一生，他有志向，有能力，不耻下问，向任何人学习，宽宏厚重，但绝不推卸责任，有行动能力。而且更重要的，他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快乐，也能接受命运的无奈。
刘邦晚年曾经试图为他最宠爱的妃子和他们的儿子谋划一个未来，想了各种办法来取代当时的皇太子刘盈。但遭到各种阻挠而无法达成，刘邦当然清楚这种结果在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但贵为皇帝的他，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大醉一场后对此事从此绝口不提。
总之，如果说孔夫子在中国是千古一人的话，那么这千古的第二人选我觉得非刘邦莫属，是他们两人，携手开创了绵延两千年的中华帝国文明。
刘邦，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真正的英雄。
刘邦的“能力”
可能是因为刘邦的出身实在低微，或者是因为他周边的，为他所用的人过于传奇，富有光环，那真的是一个充满着浪漫传奇的时代。想想那些人和他们的故事，韩信，张良，萧何，哪怕是屠夫樊哙，都是那么地生动，充满着性格的张力。
无形中，他们的老板，刘邦似乎有点被忽略了。后世的人们似乎简单化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人们主要是接纳刘邦这种慷慨大度的性格，从而都愿意帮助他，或者说围绕在他身边工作。刘邦自己呢，也知道这一点，从而充分的利用这一点，让能干的人工作，他负责平衡这帮能干的人之间的关系，结果最终取得了天下。历史上也记载了，刘邦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创业团队的评价，包括对自己的评价大致上也就是这样啊。
表面上确实大致如此。但是如果 你只是简单地停留在表面上，认为好像汉高祖刘邦只是个好脾气，好性格的人，那实在就是有点不可原谅了。后世的评价，仅就能力而言，在中国的帝王谱系中，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应该是居于前两位的，道理不言自明，两位都是彻底白手起家一统江山的。如果再考虑到时代的原因，刘邦的能力应该更强一些，毕竟在刘邦以前，大一统的世界除了短短的秦帝国的那几年失败的经历，根本没有先例可循。刘邦的工作，创造性显然更高。
再说到具体的能力，刘邦显然是个一专多能，高度复合型的人才，他几乎没有明显的短板。政治规划，战略，人事安排这是他的专长，自不必说。军事领导，战场指挥，在韩信没有加入他的创业团队之前，从沛县起兵，到入关灭秦，哪一场不是他亲自指挥实施的呢？甚至一直到晚年的平叛英布，他也是御驾亲征完成的。所以，显然，刘邦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指挥大军团作战的能力。
而且，作为最高领袖，他一旦发现在具体的业务能力上比他更专业，更合适的人选，只要政治层面的安全性能够得到保证，他就立刻会进行相应地授权。用现在的流行术语来形容，这就是对资源的管理水平高超的表现。而且元首本身就精通业务，下面的人想在业务方面欺瞒刘邦，那几乎没可能性。一般而言，同行相轻，业务出身的领导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直接插手具体事务。刘邦真正高明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人家是真能拿得起，放得下。
单说拿起，放下其中一个都不算太难。但要同时做到这两个，没有人世间真正的磨砺和心性上的反复锤炼那是不可能的。表面上大而化之，甚至有点不太着调的刘邦，隐藏着的是一颗无比深沉，不可测度的内心世界。总之，刘邦能够在烽烟四起，群雄逐鹿的秦末乱世里创立大汉帝国。仅从个人能力来讲，是没有什么侥幸的，他的确是一众小伙伴们中的最强者。
可贵，甚至可以说可敬的是，高祖刘邦真正的魅力还不是这些外在的能力所能完全涵盖的。他的豪迈，坦率的个性，随遇而安的潇洒，内心里的公正再加上些不修边幅的粗俗，不但为他赢得了当时他身边人的喜爱和支持，就算是我们这些现代人，恐怕也会被刘邦的风姿所折服，因为我们还能在他身上观察到在古代社会很难得见的所谓“幽默感”。
说两件刘邦的轶事吧！
公元前196年，韩信因谋反被诛杀。因其临死前慨叹自己没有“用蒯彻之计”，刘邦于是严令逮捕这位鼓动韩信背叛的策士。蒯彻被捕后，刘邦亲自审问他：“若教淮阴侯反乎？”蒯彻说：“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刘邦愤怒地下令烹杀他。
蒯彻大呼冤枉，辩解说：“秦之纪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惟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史记·淮阴侯列传》）
这自然是一种狡辩。因为当时蒯彻完全知道韩信是刘邦的臣子，策动臣子反叛自己的主君，显然是一种叛逆之罪。但刘邦听过他的似是而非的辩护之后，还是赦免了他。因为蒯彻说的的确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很多，刘邦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非常宽宏的处理办法。这种大度在古代帝王中是非常罕见的，我想，刘邦的这种自信不能只是简单的归结于什么人性的光辉之类的空疏辞藻，它更应该被视为刘邦对权力本质和人性极为深刻的洞见和认知。这已经接近了最大的宽厚和仁慈。
还有一件被称为“病榻问相”的轶事。史载：吕后看着弥留中的刘邦，问他死后人事的安排：“ 萧相国死后，由谁来接替呢？”刘邦说曹参。吕后问曹参之后是谁，刘邦说：“王陵可以在曹参之后接任，但王陵智谋不足，可以由陈平辅佐。陈平虽然有智谋，但不能决断大事。周勃虽然不擅言谈，但为人忠厚，日后安定刘氏江山肯定是他，用他做太尉吧。”吕后又追问以后怎么办，刘邦有气无力地说：“以后的事你也不会知道了。”
这段对话最精彩的是最后一句。“以后的事你也不会知道了。” 当然，也没必要知道了。除了洒脱之外，这还反映了刘邦身上其实一直弥漫着的一种“宿命感”。只有通达了世界的人才会产生这种宿命感，所谓的“知天命”，它有着哀愁甚至唯美的意味，这是真正的中国化的精神和情感。与两千多年后，主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先生的那句名言，“不用太担心未来，以后的人肯定会比我们更聪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据史籍记载，刘邦很多时候是鄙视儒生的，起码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就是因为这些表面上对儒家弟子不太尊重的行为，招致了后世很多掌握着文化发言权的腐儒们的非难和攻击。其实，要我说啊，刘邦才是真正的孔子门徒，真正的儒家弟子，甚至真正的“君子”，因为他践行者儒家的生活方式。遍观刘邦一生，他有志向，有能力，不耻下问，向任何人学习，宽宏厚重，但绝不推卸责任，有行动能力。而且更重要的，他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快乐，也能接受命运的无奈。
刘邦晚年曾经试图为他最宠爱的妃子和他们的儿子谋划一个未来，想了各种办法来取代当时的皇太子刘盈。但遭到各种阻挠而无法达成，刘邦当然清楚这种结果在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但贵为皇帝的他，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大醉一场后对此事从此绝口不提。
总之，如果说孔夫子在中国是千古一人的话，那么这千古的第二人选我觉得非刘邦莫属，是他们两人，携手开创了绵延两千年的中华帝国文明。
刘邦，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真正的英雄。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5】
西汉的建立
刘邦建立西汉帝国，有两个关键性要素。
其一，西楚霸王项羽在洗劫了秦都咸阳，火烧阿房宫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彭城，并在彭城分封各路诸侯，自命霸王，成为了当时国际社会的仲裁者。这一举措，实际上直接就注定了项羽的失败。这种失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失败，它反映了项羽本人，以及为他所代表的整个西楚王国政治精英们的愚蠢和麻木。他们可能有点小聪明，但显然已经无法敏锐地感知到当时中国社会的真正走向，这才是国计民生，民心向背的大问题，是最大的政治动向。简单点说，就是他们已经丧失了政治能力。用现在的进步史观来讲，项羽的失败是历史进步的表现。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社会自舂秋末年，一直到战国以及后来的秦一统天下，再到秦末的大乱。其真实的历史本质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来概括就足矣了，这就是“反封建”。中国上古社会已经成熟到需要形成全国，主要是当时的中原地区形成统一的治理模式和中央权力系统来保证各种生产要素在这个区域中的流动，降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和管理的成本。用更简单的话说就是需要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只是当时的商品交易并不十分发达，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论，但实际上大致的结论就是这样。
这种要求是历史性的要求，这是中国社会从封建状态向统一的帝国治理模式变迁的历史性时刻。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上只此一次，可是项羽们对这种要求视而不见，或者说其实他们根本感知不到，居然在推翻了大秦帝国后又回到了自己主导下的封建模式，这就只能是自己找死的节奏了。这和什么技术性的谋略，战略都没有关系，这是纯粹的眼光和格局问题。就像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你还一定要坚持大力发展纸媒一样，基本上属于自寻死路，无药可救。
我们当然不能说刘邦和他的支持者们就一定比项羽这边高明睿智多少，这也许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许只是因为刘邦被贬为汉王，远离家乡，导致了他不断地挑战最高权力。但不管怎么讲，客观上刘邦是在向“封建”开战，仅此一点，他即便失败一万次，他一样能击败项羽，因为他站在了历史的潮头。这恐怕就是项羽乌江自刎时喊出的“非战之力，天要亡我”的真实内涵。
其二，在最后对项羽的合围中，历史中一直都有人假设，如果刘邦的大将，独立指挥一路大军的韩信选择自己称王，那么是不是后来的三国鼎立的态势就会早一点在中华大地上上演呢。而且，的确历史上也有记载韩信的下属和幕僚确实也向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和建议。但只能说如果，历史永远也不会给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我个人对这种情况的判断是这样的。韩信最终没有做出选择自己独立称王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韩信只是一个军事将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并没有取得过治理一个地域的经验和能力，也没有机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具备这种能力，并且完全支持他的小团体。第二，韩信本人并没有创建过一个独立的，以他为领袖的组织，他在刘邦的帝国里只能算是“技术入股”型的高级干部，一旦让他独立操作，他底气不足。其三，刘邦给予了他如此之高的位置，如此之大的权力，这种情感对于一个落魄贵族子弟出身的韩信来讲，可能还是颇有感召力的。他实在是无法背叛刘邦，说白了，韩信没有成为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素质，私人感情束缚了他的内心。
总之，韩信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独立。而这一点，刘邦恐怕是心知肚明的。
以上两个最为根本性的要素，决定了刘邦的胜利，接下去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北）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是为汉高帝。刘邦即皇帝位后，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刘邦最初定都洛阳，后根据戍卒娄敬的建议，定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史称西汉。
西汉的建立
刘邦建立西汉帝国，有两个关键性要素。
其一，西楚霸王项羽在洗劫了秦都咸阳，火烧阿房宫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彭城，并在彭城分封各路诸侯，自命霸王，成为了当时国际社会的仲裁者。这一举措，实际上直接就注定了项羽的失败。这种失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失败，它反映了项羽本人，以及为他所代表的整个西楚王国政治精英们的愚蠢和麻木。他们可能有点小聪明，但显然已经无法敏锐地感知到当时中国社会的真正走向，这才是国计民生，民心向背的大问题，是最大的政治动向。简单点说，就是他们已经丧失了政治能力。用现在的进步史观来讲，项羽的失败是历史进步的表现。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社会自舂秋末年，一直到战国以及后来的秦一统天下，再到秦末的大乱。其真实的历史本质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来概括就足矣了，这就是“反封建”。中国上古社会已经成熟到需要形成全国，主要是当时的中原地区形成统一的治理模式和中央权力系统来保证各种生产要素在这个区域中的流动，降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和管理的成本。用更简单的话说就是需要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只是当时的商品交易并不十分发达，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论，但实际上大致的结论就是这样。
这种要求是历史性的要求，这是中国社会从封建状态向统一的帝国治理模式变迁的历史性时刻。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上只此一次，可是项羽们对这种要求视而不见，或者说其实他们根本感知不到，居然在推翻了大秦帝国后又回到了自己主导下的封建模式，这就只能是自己找死的节奏了。这和什么技术性的谋略，战略都没有关系，这是纯粹的眼光和格局问题。就像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你还一定要坚持大力发展纸媒一样，基本上属于自寻死路，无药可救。
我们当然不能说刘邦和他的支持者们就一定比项羽这边高明睿智多少，这也许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许只是因为刘邦被贬为汉王，远离家乡，导致了他不断地挑战最高权力。但不管怎么讲，客观上刘邦是在向“封建”开战，仅此一点，他即便失败一万次，他一样能击败项羽，因为他站在了历史的潮头。这恐怕就是项羽乌江自刎时喊出的“非战之力，天要亡我”的真实内涵。
其二，在最后对项羽的合围中，历史中一直都有人假设，如果刘邦的大将，独立指挥一路大军的韩信选择自己称王，那么是不是后来的三国鼎立的态势就会早一点在中华大地上上演呢。而且，的确历史上也有记载韩信的下属和幕僚确实也向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和建议。但只能说如果，历史永远也不会给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我个人对这种情况的判断是这样的。韩信最终没有做出选择自己独立称王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韩信只是一个军事将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并没有取得过治理一个地域的经验和能力，也没有机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具备这种能力，并且完全支持他的小团体。第二，韩信本人并没有创建过一个独立的，以他为领袖的组织，他在刘邦的帝国里只能算是“技术入股”型的高级干部，一旦让他独立操作，他底气不足。其三，刘邦给予了他如此之高的位置，如此之大的权力，这种情感对于一个落魄贵族子弟出身的韩信来讲，可能还是颇有感召力的。他实在是无法背叛刘邦，说白了，韩信没有成为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素质，私人感情束缚了他的内心。
总之，韩信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独立。而这一点，刘邦恐怕是心知肚明的。
以上两个最为根本性的要素，决定了刘邦的胜利，接下去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北）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是为汉高帝。刘邦即皇帝位后，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刘邦最初定都洛阳，后根据戍卒娄敬的建议，定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史称西汉。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6】
皇权（政权）的确立和巩固
刘邦即皇帝位后，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皇权的巩固。
那么为什么要巩固皇权呢？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说明才行。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皇权。就像我们今天的热衷于讨论政治问题的人一样，你首先要大致明白什么是主权，什么是人权，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此，你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思索和判断。
皇权，是古代社会的最高权力，其权力形式上是由皇帝代表的，但其本质其实是民权，是一个帝国治下的子民，或者说人民的权力的集合。皇权的对立面，依据不同的时代，被称为诸如官权，族权这样的权力形态。解释一下，在中国，帝国建立后，皇权起初主要是与族权，也可以叫王权，进行殊死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所谓的中唐以前的中国古典政治形态，“门阀政治”。中唐以后，中国社会皇权的对立面逐渐演变为官权，也就是我们通称的世俗地主知识分子阶层。
所以，可不能望文生义的就觉得皇权就是欺负老百姓的东西，那是不负责任的宣传口径。恰恰相反，皇权其实才是老百姓的贴心人，保护神。你看，一般受了冤屈的人们都会仰天长叹，“还有没有王法了？”这就很是说明问题么，说明其实在普通人民的心中，皇帝老儿和他所代表的皇权还是很受尊重的。
学究一点的说，皇权和不同形式官权的斗争构成了任何一个东西方帝国的政治斗争的主流。当然，皇权合作者的名声就不是太好了，很多时候，还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深恶痛绝，在中国历史上，它们主要有以下两个成员构成，外戚和太监，虽然看着不太舒服，可他们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的确是皇权的合作者。这没办法，皇帝是孤家寡人，朝堂之上几乎都是他的敌人，也只有在稍微远一点的亲戚，也就是外戚和奴才这里，他才能找到一点作为常人的心灵的安慰。
了解了一些有关皇权的常识性知识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考察西汉帝国初建时候的政治状态了。其实，此时的汉帝国还谈不上皇权的建设，刘邦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权的稳定。需要解释一下，政权和皇权一字之差，但内涵差距甚远。政权，是现实的，是实实在在的国家权力系统的实际运行，或者简单点说，就是政府的政令是否畅通。而皇权，基于我们以上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权力，他是帝国政权的基础和依靠。
刘邦称帝后，还远远谈不上什么皇权的巨大威慑力。这是有原因的，一则近数百年来，中国社会除了短短几年秦始皇的昙花一现，就根本没有过皇帝，哪来的皇权呢。皇权的形成需要理论创新，需要意识形态的长期沉淀。需要全社会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凝结。这个过程，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是在后来汉武帝刘彻时代，经过了一帮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教徒的努力才逐渐得以基本成型的。在这以前，从刘邦到吕后，以及“文景之治”所追求的不过都是政权的稳定，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
刘邦在位十多年，废杀了诸多此前分封的异姓王，将封地转入刘姓王侯。主观上看，刘邦当然有大肆剪灭国家有功之臣之嫌，但客观上这些手段确实促进了大汉帝国的稳定。这些维稳的政治手段之所以能够得以最终实施，除了刘邦本人的能力以外，恐怕最为主要的安全保证还是此前我们说过的时代的大背景，即去封建化，和中央皇权上升的历史性要求。
总之，到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前为止，汉帝国算是通过了国家初建的第一个瓶颈期。来自于国家外围的安全威胁和动乱的可能性被大大地降低了，所剩下的只是国家权力中枢的两大派系之间的最后对决了。这两大派系就是帝派，以刘氏家族和诸多元老重臣，以及绝大多数官僚构成。后派，基本上的就是吕氏家族加上火线提拔的一些帝国新贵，或者叫权力暴发户组成的班底。
皇权（政权）的确立和巩固
刘邦即皇帝位后，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皇权的巩固。
那么为什么要巩固皇权呢？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说明才行。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皇权。就像我们今天的热衷于讨论政治问题的人一样，你首先要大致明白什么是主权，什么是人权，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此，你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思索和判断。
皇权，是古代社会的最高权力，其权力形式上是由皇帝代表的，但其本质其实是民权，是一个帝国治下的子民，或者说人民的权力的集合。皇权的对立面，依据不同的时代，被称为诸如官权，族权这样的权力形态。解释一下，在中国，帝国建立后，皇权起初主要是与族权，也可以叫王权，进行殊死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所谓的中唐以前的中国古典政治形态，“门阀政治”。中唐以后，中国社会皇权的对立面逐渐演变为官权，也就是我们通称的世俗地主知识分子阶层。
所以，可不能望文生义的就觉得皇权就是欺负老百姓的东西，那是不负责任的宣传口径。恰恰相反，皇权其实才是老百姓的贴心人，保护神。你看，一般受了冤屈的人们都会仰天长叹，“还有没有王法了？”这就很是说明问题么，说明其实在普通人民的心中，皇帝老儿和他所代表的皇权还是很受尊重的。
学究一点的说，皇权和不同形式官权的斗争构成了任何一个东西方帝国的政治斗争的主流。当然，皇权合作者的名声就不是太好了，很多时候，还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深恶痛绝，在中国历史上，它们主要有以下两个成员构成，外戚和太监，虽然看着不太舒服，可他们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的确是皇权的合作者。这没办法，皇帝是孤家寡人，朝堂之上几乎都是他的敌人，也只有在稍微远一点的亲戚，也就是外戚和奴才这里，他才能找到一点作为常人的心灵的安慰。
了解了一些有关皇权的常识性知识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考察西汉帝国初建时候的政治状态了。其实，此时的汉帝国还谈不上皇权的建设，刘邦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权的稳定。需要解释一下，政权和皇权一字之差，但内涵差距甚远。政权，是现实的，是实实在在的国家权力系统的实际运行，或者简单点说，就是政府的政令是否畅通。而皇权，基于我们以上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权力，他是帝国政权的基础和依靠。
刘邦称帝后，还远远谈不上什么皇权的巨大威慑力。这是有原因的，一则近数百年来，中国社会除了短短几年秦始皇的昙花一现，就根本没有过皇帝，哪来的皇权呢。皇权的形成需要理论创新，需要意识形态的长期沉淀。需要全社会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凝结。这个过程，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是在后来汉武帝刘彻时代，经过了一帮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教徒的努力才逐渐得以基本成型的。在这以前，从刘邦到吕后，以及“文景之治”所追求的不过都是政权的稳定，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
刘邦在位十多年，废杀了诸多此前分封的异姓王，将封地转入刘姓王侯。主观上看，刘邦当然有大肆剪灭国家有功之臣之嫌，但客观上这些手段确实促进了大汉帝国的稳定。这些维稳的政治手段之所以能够得以最终实施，除了刘邦本人的能力以外，恐怕最为主要的安全保证还是此前我们说过的时代的大背景，即去封建化，和中央皇权上升的历史性要求。
总之，到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前为止，汉帝国算是通过了国家初建的第一个瓶颈期。来自于国家外围的安全威胁和动乱的可能性被大大地降低了，所剩下的只是国家权力中枢的两大派系之间的最后对决了。这两大派系就是帝派，以刘氏家族和诸多元老重臣，以及绝大多数官僚构成。后派，基本上的就是吕氏家族加上火线提拔的一些帝国新贵，或者叫权力暴发户组成的班底。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7】
皇后吕雉
刘邦的正室夫人，皇后吕雉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女人。作为中华帝国的第一位女主人，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际掌握了政权的女人。吕雉可不是后来成长在深宫大院里的那些女人，她们有时候追逐权力可能是出去恐惧。而吕雉在刘邦之后执掌汉帝国纯粹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多年来，她可以说一直是丈夫刘邦的“贤内助”，甚至可以说是政权的合作者。她可以独立决策处死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如此之大的事情，足见其在以刘邦为核心的最高权力决策层中的地位，作为皇帝的刘邦，对吕后的行为大多数时候也只能能听之任之。这也说明了刘邦晚年在太子问题，以及其他权利安排问题上是多么的无奈。
吕雉和刘邦的婚姻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可以说是政治家的家庭生活的一种典范，而且很有现代性，完全能够给今天的很多不会处理家庭关系的男女们当教材。
吕雉嫁给刘邦时不过二十岁。据记载，她恪守妇道，孝敬公婆，操持家庭经济，抚育后代，吕雉给刘邦生了一男一女。在刘邦刚开始被逼无奈，啸聚山林的时候，她还要负责一些必要的生活供给和打探消息。总之，吕雉展现出的是一个有着高度教养，性格坚毅，忠诚的妻子的形象，后来，虽然刘邦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但吕雉免不了也还是要随着颠沛流离，担惊受怕。一度她还和老丈人，刘邦的父亲一起被项羽的楚军俘虏，还演绎出了一段千古流传的“分我一杯羹”的经典桥段。
皇后吕雉
刘邦的正室夫人，皇后吕雉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女人。作为中华帝国的第一位女主人，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际掌握了政权的女人。吕雉可不是后来成长在深宫大院里的那些女人，她们有时候追逐权力可能是出去恐惧。而吕雉在刘邦之后执掌汉帝国纯粹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多年来，她可以说一直是丈夫刘邦的“贤内助”，甚至可以说是政权的合作者。她可以独立决策处死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如此之大的事情，足见其在以刘邦为核心的最高权力决策层中的地位，作为皇帝的刘邦，对吕后的行为大多数时候也只能能听之任之。这也说明了刘邦晚年在太子问题，以及其他权利安排问题上是多么的无奈。
吕雉和刘邦的婚姻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可以说是政治家的家庭生活的一种典范，而且很有现代性，完全能够给今天的很多不会处理家庭关系的男女们当教材。
吕雉嫁给刘邦时不过二十岁。据记载，她恪守妇道，孝敬公婆，操持家庭经济，抚育后代，吕雉给刘邦生了一男一女。在刘邦刚开始被逼无奈，啸聚山林的时候，她还要负责一些必要的生活供给和打探消息。总之，吕雉展现出的是一个有着高度教养，性格坚毅，忠诚的妻子的形象，后来，虽然刘邦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但吕雉免不了也还是要随着颠沛流离，担惊受怕。一度她还和老丈人，刘邦的父亲一起被项羽的楚军俘虏，还演绎出了一段千古流传的“分我一杯羹”的经典桥段。
在刘邦的早年革命生涯中如此重要，又经历了这么多忧患，斗争的女人显然不是一般的女人。楚汉相争的后期，刘邦和吕雉的分工大致上是刘邦在前线组织军事斗争，而吕雉和萧何在汉中的后方为前线提供支持。此时，这对革命伴侣婚姻中的爱与亲情的因素已经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事业上的合作关系。
吕雉对和刘邦关系的这种转变有什么样的感受不得而知，但显然她很好的适应了这种转变，从她后来一系列的行为来看，她完全取得了和刘邦“天下共主”的地位。当然，人是复杂的，吕雉毕竟是女人，她应该对和刘邦私人情感上的分离还是耿耿于怀的，这从她后来掌握政权后，对刘邦晚年的宠妃，戚夫人残忍异常的报复上可见一斑。
吕雉对和刘邦关系的这种转变有什么样的感受不得而知，但显然她很好的适应了这种转变，从她后来一系列的行为来看，她完全取得了和刘邦“天下共主”的地位。当然，人是复杂的，吕雉毕竟是女人，她应该对和刘邦私人情感上的分离还是耿耿于怀的，这从她后来掌握政权后，对刘邦晚年的宠妃，戚夫人残忍异常的报复上可见一斑。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吕雉很早就有了一个“面首”，审食其。刘邦也知道这件事情，但刘邦选择了充耳不闻。后来，刘邦死后，吕雉和审食其的关系就变得公开化了，这当然被后世的儒教徒们视为离经叛道，荒淫无耻的行为。刘邦的不干涉是耐人寻味的，除了显示出他们彼此的默契和关系的稳定性外，当时的整个社会风尚恐怕也还是很自由的。否则，以后世中国的高度严苛的礼教约束，怎么可能在皇帝和皇后之间出现这样的行为。
残害戚夫人，和审食其先生拍拖，对一个最高统治者来讲，哪怕有些过分，但毕竟是小节，是私德，无足轻重。吕雉在政治上最大的失败是她晚年着力培养自己的亲族子弟，试图使他们在自己百年之后继续执掌这个国家。这个行为充分显示了吕雉，作为一个女性统治者的短视和政治上的幼稚，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她与刘邦的合作中，她只是处于合作者，辅助者的地位，这个地位并不会因为她在短期内掌握了最高权力而有多么根本性的改变。意识不到表面的政治角逐背后权力运行的真正内涵，只能说吕后是亲手把自己的家族送上了断头台。
残害戚夫人，和审食其先生拍拖，对一个最高统治者来讲，哪怕有些过分，但毕竟是小节，是私德，无足轻重。吕雉在政治上最大的失败是她晚年着力培养自己的亲族子弟，试图使他们在自己百年之后继续执掌这个国家。这个行为充分显示了吕雉，作为一个女性统治者的短视和政治上的幼稚，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她与刘邦的合作中，她只是处于合作者，辅助者的地位，这个地位并不会因为她在短期内掌握了最高权力而有多么根本性的改变。意识不到表面的政治角逐背后权力运行的真正内涵，只能说吕后是亲手把自己的家族送上了断头台。
吕雉是一个刚毅的女人，这点据说刘邦都是自叹不如的。但是，晚年的吕雉，这种刚毅变成了固执和封闭，最终招致了自己家族的毁灭。
放眼历史，吕雉不但开启了中华帝国外戚专权的先例，也同时昭示了外戚专权的悲惨下场。更为重要的是，吕雉政治上的成功，姑且算成功吧，大概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中华帝国，女人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一直是开启的，而在西方，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帝国里，比如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这种情形的出现不说绝无仅有吧，也是极其罕见的。
放眼历史，吕雉不但开启了中华帝国外戚专权的先例，也同时昭示了外戚专权的悲惨下场。更为重要的是，吕雉政治上的成功，姑且算成功吧，大概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中华帝国，女人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一直是开启的，而在西方，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帝国里，比如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这种情形的出现不说绝无仅有吧，也是极其罕见的。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8】
汉初三杰.留候张良
齐王韩信，留候张良和宰相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这三个人的能力被刘邦认为是自己之所以取得天下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这三个人给后世留下了众多无比精彩的典故，传说和故事，一代代中国人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着生命的营养。先说韩信，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军神”一样的存在，论冷兵器时代军事指挥的水平，如果韩信称第二，在中国怕是没有人敢称第一。韩信尤以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而著称，历史上广为流传着一个典故，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但是从个人的心性上来讲，尽管韩信也有早年承受胯下之辱的涵养和担当，甚至在大权在握后对曾经侮辱过自己的人也宽宏以待，显示了博大的胸襟。但也就仅止于此了，观察韩信后来的诸多首鼠两端，甚至畏手畏脚的，在政治上极为幼稚天真的行为，不难判断韩信内心的脆弱和自卑。可以这么说，韩信对政治，对人生际遇，包括对自己的大老板刘邦都缺乏真正的洞见，这使得他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从而也使得他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在他之上的人逐渐对他失去了信心，他的命运是被注定的。
总之，韩信更像是一个刘邦的打工仔，一个首席军事技术工程师，一个高技术的工具。但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合伙人，韩信恐怕根本没有能力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他的命运只能是悲剧。韩信死的时候才35岁，一个35岁的男人，从某种角度讲，他真正的人生甚至都还没有机会开始。
再来看丞相萧何。要说人生的传奇和华丽，萧何根本没法和韩信相提并论。萧何以扎实的组织，治理国家的才干，以及对人心，世故的洞达著称于世。勤勉，富有效果的工作和关键时刻的政治嗅觉以及坚忍持重保证了萧何职业履历的完美和基本的善始善终。
基本没有遗憾恐怕就是萧何人生的最大遗憾。萧何出道时，和刘邦一样，年纪已经不小了。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看到年轻人的天真和轻狂，当然，也很难看到年轻人的热血和激情，造反，之于他们，更多的恐怕就是一种生活，和平常的生活认真说起来也别无二致。
萧何一生中最大的亮点，或曰最大的激情，在我看来就是著名的历史桥段“萧何月下追韩信”。因为，此时的萧何，显而易见，有着对和刘邦共同事业的无限激情，以及不由自主的对一种卓绝才华的倾心仰慕，这是一颗富有激情和正义的心灵才能拥有的行为。
最后，我们来看留候张良，他才应该是我们真正关心，和倾慕的人。
张良，世家公子出身，祖上均是韩国高官。秦灭韩后，张良痛失家园。他倾尽家财，组织刺杀秦始皇，亲自参加了著名的古博浪沙刺秦行动，虽败犹荣。张良刺秦从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中最为知名的故事之一。这个时候的张良，一腔热血，满腔愤怒。他像一个勇士一样的行动，毫无畏惧，一往无前。他漠视生死，自己的和别人的一概漠视，这完全是一种战士的心境，他一心追求复仇和恢复故国。是不是有点熟悉，这不就是当今的伊斯兰战士在做的事么。张良在大秦帝国的眼里，和中东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在今天美国政府的眼里，应该是差不多的，眼中钉，肉中刺，典型的恐怖分子。
青年时代的张良和同样青年时代的韩信，对于突然加之的屈辱有着不同的反应。韩信选择隐忍，因为韩信有着巨大的抱负，没必要在有些无聊的事情上将自己置身险地。张良选择以暴制暴，以血还血，毫不妥协。因为他心中的怒火无法遏制。当然不能简单地给出一个所谓高下的评价，他们两人背景迥异，处在不同的地位，环境下得选择只能说各得其所。但泛泛观之，韩信的选择我们一般认为更“中国”一些，而张良的选择更极端，更血性。
可是，放大来看，少时隐忍，退让的韩信却死在了妄自尊大和头脑简单上。反倒是青年时代嗜血无畏的张良成为了刘邦最好的合作伙伴，并安然度过了大开大合的一生。其中玄机，耐人寻味啊。
继续说张良。当张良心中的愤怒逐渐平息下来，也许是秦始皇的去世使得他丧失了报复的具体对象，他世家公子出生的见识和才华逐渐开始得以展现了。他把个人的仇恨转化成了重建国家的的努力。这对张良来说应该不算难，毕竟他的祖祖辈辈都是韩国重臣，耳濡目染之下，他很容易就能进入到国家层面的思考。为了复国大计，他需要思考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各种各样的理论准备，还需要结交各种力量和社会关系，比如和刘邦的联合。
总之，在血与火的磨砺下，在对历史的痛苦反思中，张良快速地成熟了起来，他开始以一种真正的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起初，张良和刘邦的联系并不算紧密。张良只能算是刘邦个人的朋友，和刘邦权力集团的外围谋士，或者战略顾问这样的角色。于张良而言，他心中迟迟无法放下恢复故国的志愿，或者说执念。他三番五次地尝试和努力，都遭到了失败。这个时候的张良，应该说是痛苦和迷茫的。最后解除他痛苦的人应该说还得算霸王项羽，前206年，项羽不知何故，在彭城处死了毫无实权的韩王成，韩王成是张良一手拥立的韩王，是多年的工作伙伴。他的死几乎浇灭了张良心头恢复故国的最后一丝希望。
项羽诛杀韩王成的原因，有两个猜测，都和张良有关。其一是项羽想得到张良的效忠，但无奈张良的君主尚在，无法实行，故不得已为之。要知道，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风尚在君臣大义上是极端重视的，尤其是像张良这样的世家弟子，对主君的效忠几乎是完全无条件的。这个情形有点像后世的日本封建时代的状态。
其二，通过杀韩王来报复张良此前在一些事情上对刘邦的包庇，张良的一些谋划和建议有误导项羽集团战略选择方向的嫌疑。当然，这种事情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事。毕竟，别人的谋划和建议总是一面之词，最后还是得你自己说了算。所以，吃了亏的项羽把一腔怒火发泄在了毫无反抗能力的韩王成身上。
以上只是猜测，而且这两种猜测的基础都是说，张良在项羽的心目中很重要。可是事发后很短时间内，张良便从项羽的都城，彭城逃了出来。显然，对张良的防范很松懈，总之，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姑且一听吧。
要活下去，还要建功立业，投奔刘邦恐怕是此时的张良唯一的选择。
同年冬天，再无牵挂的张良正式入伙刘邦，受封为成信侯，从此常伴刘邦左右，成为画策之臣。刘邦的诸多最为紧要的战略决策背后都有张良的影子。
这一次变故，在我看来，是张良一生中最大的转变。他从一个“民族主义者”正式地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当然，那个年代中华大地上还没有现在我们所谓的民族，张良效忠的是他的韩国，和韩人而已。当韩国已然不可恢复的时候，张良只能接受为更大的目标，也就是一统天下而工作了。很难说是被动的接受，还是张良真实地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和新的政治形态的来临。
我想，即便张良并没有明晰地确认统一的帝国模式才是华夏大地的未来。但以他所受过的历史和传统的教育，再加上戎马半生的拼搏和持续不断的思考，应该能模糊地意识到，他先前不共戴天的仇敌，大秦帝国，恐怕并不像他年轻的时候所认为的那么罪恶，那么不堪，这个庞然大物所带来的也未必全都是不可接受的事情。他张良，应该努力帮助刘邦去实现将整个国家统一起来的梦想，这也许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总之，作为刘邦集团的首席战略官，张良主动，或是被动的在政治上成熟了。他顺应了时代的呼唤，统一中国。
前204年（汉高祖三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汉王刘邦大为焦急，询问群臣有何良策。谋士郦食其献计道：“昔日商汤伐夏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王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社稷，使之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六国君臣、百姓必皆感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便能南向称霸，楚人只得敛衽而朝。”
简单说就是让刘邦分封天下，然后指望这些封建诸侯们来勤王灭楚。这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夸夸其谈，当时刘邦并没有看到它的危害性，反而拍手称赞，速命人刻制印玺，使郦食其巡行各地分封。
张良一听说此事，立刻强烈反对，并向刘邦陈述其中利害。当然，张良用的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那一套说辞，这个太复杂了，不是刘邦这种大老粗能理解的东西。张良用的是最朴素的人情世故的道理，也是刘邦最擅长的东西说服了刘邦，你把土地和财富都分给了那些不相干的人等，那我们这些拼死拼活地在这打仗的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你刘邦，也是，您是有那么些魅力，但也还没大到值得我们付出生命去追随吧，我们是为自己在打仗。就差说，你能领导领导，不能领导换人了。
刘邦何其聪明的人，一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而且刘邦还格外敬重这样坦率直言的人。刘邦和张良的君臣际遇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那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楷模。能成就这样的的关系，其本质原因是他们二人都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是一个层级的人物，他们是各自领域里面最为顶尖的选手。
这样的一次论战后，统一中国就成了刘邦集团的核心意志，不再动摇。张良为刘邦出谋划策，屡建功勋，但这一次驳斥分封，坚持统一的战略方向，我认为是张良最大的贡献，因为它在最大的战略方向上保持了和中国大历史前进步调的协调。也自然就具备了保证汉帝国扬帆远航的基本条件。同时，就我们的主人公而言，这也是张良本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最高峰。
就在大汉帝国横空出世的时候，张良，作为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却选择了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逐渐远离了权力的核心舞台，退出了权力的争夺，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保持了一个超然的态度。这才是张良被后世的人们所敬仰和不遗余力地赞颂的最主要的原因。这种适可而止，含蓄淡然的态度在中国文化内核中近乎于一种永恒的追求。它在更深的层面上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对永恒的认知。
张良，一个乱世中国破家亡的世家公子，一个血脉喷张的决死刺客，一个经天纬地的政治天才，一个青灯古卷前的孤独背影。
汉初三杰.留候张良
齐王韩信，留候张良和宰相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这三个人的能力被刘邦认为是自己之所以取得天下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这三个人给后世留下了众多无比精彩的典故，传说和故事，一代代中国人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着生命的营养。先说韩信，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军神”一样的存在，论冷兵器时代军事指挥的水平，如果韩信称第二，在中国怕是没有人敢称第一。韩信尤以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而著称，历史上广为流传着一个典故，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但是从个人的心性上来讲，尽管韩信也有早年承受胯下之辱的涵养和担当，甚至在大权在握后对曾经侮辱过自己的人也宽宏以待，显示了博大的胸襟。但也就仅止于此了，观察韩信后来的诸多首鼠两端，甚至畏手畏脚的，在政治上极为幼稚天真的行为，不难判断韩信内心的脆弱和自卑。可以这么说，韩信对政治，对人生际遇，包括对自己的大老板刘邦都缺乏真正的洞见，这使得他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从而也使得他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在他之上的人逐渐对他失去了信心，他的命运是被注定的。
总之，韩信更像是一个刘邦的打工仔，一个首席军事技术工程师，一个高技术的工具。但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合伙人，韩信恐怕根本没有能力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他的命运只能是悲剧。韩信死的时候才35岁，一个35岁的男人，从某种角度讲，他真正的人生甚至都还没有机会开始。
再来看丞相萧何。要说人生的传奇和华丽，萧何根本没法和韩信相提并论。萧何以扎实的组织，治理国家的才干，以及对人心，世故的洞达著称于世。勤勉，富有效果的工作和关键时刻的政治嗅觉以及坚忍持重保证了萧何职业履历的完美和基本的善始善终。
基本没有遗憾恐怕就是萧何人生的最大遗憾。萧何出道时，和刘邦一样，年纪已经不小了。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看到年轻人的天真和轻狂，当然，也很难看到年轻人的热血和激情，造反，之于他们，更多的恐怕就是一种生活，和平常的生活认真说起来也别无二致。
萧何一生中最大的亮点，或曰最大的激情，在我看来就是著名的历史桥段“萧何月下追韩信”。因为，此时的萧何，显而易见，有着对和刘邦共同事业的无限激情，以及不由自主的对一种卓绝才华的倾心仰慕，这是一颗富有激情和正义的心灵才能拥有的行为。
最后，我们来看留候张良，他才应该是我们真正关心，和倾慕的人。
张良，世家公子出身，祖上均是韩国高官。秦灭韩后，张良痛失家园。他倾尽家财，组织刺杀秦始皇，亲自参加了著名的古博浪沙刺秦行动，虽败犹荣。张良刺秦从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中最为知名的故事之一。这个时候的张良，一腔热血，满腔愤怒。他像一个勇士一样的行动，毫无畏惧，一往无前。他漠视生死，自己的和别人的一概漠视，这完全是一种战士的心境，他一心追求复仇和恢复故国。是不是有点熟悉，这不就是当今的伊斯兰战士在做的事么。张良在大秦帝国的眼里，和中东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在今天美国政府的眼里，应该是差不多的，眼中钉，肉中刺，典型的恐怖分子。
青年时代的张良和同样青年时代的韩信，对于突然加之的屈辱有着不同的反应。韩信选择隐忍，因为韩信有着巨大的抱负，没必要在有些无聊的事情上将自己置身险地。张良选择以暴制暴，以血还血，毫不妥协。因为他心中的怒火无法遏制。当然不能简单地给出一个所谓高下的评价，他们两人背景迥异，处在不同的地位，环境下得选择只能说各得其所。但泛泛观之，韩信的选择我们一般认为更“中国”一些，而张良的选择更极端，更血性。
可是，放大来看，少时隐忍，退让的韩信却死在了妄自尊大和头脑简单上。反倒是青年时代嗜血无畏的张良成为了刘邦最好的合作伙伴，并安然度过了大开大合的一生。其中玄机，耐人寻味啊。
继续说张良。当张良心中的愤怒逐渐平息下来，也许是秦始皇的去世使得他丧失了报复的具体对象，他世家公子出生的见识和才华逐渐开始得以展现了。他把个人的仇恨转化成了重建国家的的努力。这对张良来说应该不算难，毕竟他的祖祖辈辈都是韩国重臣，耳濡目染之下，他很容易就能进入到国家层面的思考。为了复国大计，他需要思考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各种各样的理论准备，还需要结交各种力量和社会关系，比如和刘邦的联合。
总之，在血与火的磨砺下，在对历史的痛苦反思中，张良快速地成熟了起来，他开始以一种真正的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起初，张良和刘邦的联系并不算紧密。张良只能算是刘邦个人的朋友，和刘邦权力集团的外围谋士，或者战略顾问这样的角色。于张良而言，他心中迟迟无法放下恢复故国的志愿，或者说执念。他三番五次地尝试和努力，都遭到了失败。这个时候的张良，应该说是痛苦和迷茫的。最后解除他痛苦的人应该说还得算霸王项羽，前206年，项羽不知何故，在彭城处死了毫无实权的韩王成，韩王成是张良一手拥立的韩王，是多年的工作伙伴。他的死几乎浇灭了张良心头恢复故国的最后一丝希望。
项羽诛杀韩王成的原因，有两个猜测，都和张良有关。其一是项羽想得到张良的效忠，但无奈张良的君主尚在，无法实行，故不得已为之。要知道，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风尚在君臣大义上是极端重视的，尤其是像张良这样的世家弟子，对主君的效忠几乎是完全无条件的。这个情形有点像后世的日本封建时代的状态。
其二，通过杀韩王来报复张良此前在一些事情上对刘邦的包庇，张良的一些谋划和建议有误导项羽集团战略选择方向的嫌疑。当然，这种事情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事。毕竟，别人的谋划和建议总是一面之词，最后还是得你自己说了算。所以，吃了亏的项羽把一腔怒火发泄在了毫无反抗能力的韩王成身上。
以上只是猜测，而且这两种猜测的基础都是说，张良在项羽的心目中很重要。可是事发后很短时间内，张良便从项羽的都城，彭城逃了出来。显然，对张良的防范很松懈，总之，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姑且一听吧。
要活下去，还要建功立业，投奔刘邦恐怕是此时的张良唯一的选择。
同年冬天，再无牵挂的张良正式入伙刘邦，受封为成信侯，从此常伴刘邦左右，成为画策之臣。刘邦的诸多最为紧要的战略决策背后都有张良的影子。
这一次变故，在我看来，是张良一生中最大的转变。他从一个“民族主义者”正式地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当然，那个年代中华大地上还没有现在我们所谓的民族，张良效忠的是他的韩国，和韩人而已。当韩国已然不可恢复的时候，张良只能接受为更大的目标，也就是一统天下而工作了。很难说是被动的接受，还是张良真实地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和新的政治形态的来临。
我想，即便张良并没有明晰地确认统一的帝国模式才是华夏大地的未来。但以他所受过的历史和传统的教育，再加上戎马半生的拼搏和持续不断的思考，应该能模糊地意识到，他先前不共戴天的仇敌，大秦帝国，恐怕并不像他年轻的时候所认为的那么罪恶，那么不堪，这个庞然大物所带来的也未必全都是不可接受的事情。他张良，应该努力帮助刘邦去实现将整个国家统一起来的梦想，这也许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总之，作为刘邦集团的首席战略官，张良主动，或是被动的在政治上成熟了。他顺应了时代的呼唤，统一中国。
前204年（汉高祖三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汉王刘邦大为焦急，询问群臣有何良策。谋士郦食其献计道：“昔日商汤伐夏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王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社稷，使之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六国君臣、百姓必皆感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便能南向称霸，楚人只得敛衽而朝。”
简单说就是让刘邦分封天下，然后指望这些封建诸侯们来勤王灭楚。这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夸夸其谈，当时刘邦并没有看到它的危害性，反而拍手称赞，速命人刻制印玺，使郦食其巡行各地分封。
张良一听说此事，立刻强烈反对，并向刘邦陈述其中利害。当然，张良用的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那一套说辞，这个太复杂了，不是刘邦这种大老粗能理解的东西。张良用的是最朴素的人情世故的道理，也是刘邦最擅长的东西说服了刘邦，你把土地和财富都分给了那些不相干的人等，那我们这些拼死拼活地在这打仗的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你刘邦，也是，您是有那么些魅力，但也还没大到值得我们付出生命去追随吧，我们是为自己在打仗。就差说，你能领导领导，不能领导换人了。
刘邦何其聪明的人，一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而且刘邦还格外敬重这样坦率直言的人。刘邦和张良的君臣际遇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那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楷模。能成就这样的的关系，其本质原因是他们二人都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是一个层级的人物，他们是各自领域里面最为顶尖的选手。
这样的一次论战后，统一中国就成了刘邦集团的核心意志，不再动摇。张良为刘邦出谋划策，屡建功勋，但这一次驳斥分封，坚持统一的战略方向，我认为是张良最大的贡献，因为它在最大的战略方向上保持了和中国大历史前进步调的协调。也自然就具备了保证汉帝国扬帆远航的基本条件。同时，就我们的主人公而言，这也是张良本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最高峰。
就在大汉帝国横空出世的时候，张良，作为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却选择了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逐渐远离了权力的核心舞台，退出了权力的争夺，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保持了一个超然的态度。这才是张良被后世的人们所敬仰和不遗余力地赞颂的最主要的原因。这种适可而止，含蓄淡然的态度在中国文化内核中近乎于一种永恒的追求。它在更深的层面上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对永恒的认知。
张良，一个乱世中国破家亡的世家公子，一个血脉喷张的决死刺客，一个经天纬地的政治天才，一个青灯古卷前的孤独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