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00本我读过的书
在我的故乡华北山区，有十亩平地就被定为地主；有一架双轮手推车就被定为富农。这样的财富，岂不让今天的大款齿冷三天？这样的收入，怎能维持“剥削阶级的天堂”生活？高玉宝曾应邀访问深圳，主人把他接到酒店，被他拒绝。高坚持吃住在一家小招待所，说：“我现在的吃住条件，是地主周扒皮都想不到的！
高曾记否你的书让原型一家吃尽苦头
高曾记否你的书让原型一家吃尽苦头
劉少奇做了主要發言，主題是讚揚毛澤東。稱毛澤東的領導，「是最好的領導」、「最正確的領導」。主張積極地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神是需要祭品的
神是需要祭品的
從1960年9月到12月，信陽地區的十六個縣（市）委書記與縣長鄰被抓了起來，『其個人與家庭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厄運』。原來還準備大開殺戒以平民憤。最後決定馬龍山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處死刑，由毛澤東改為死緩。後來陸續發現餓死人是全國各地普遍的現象，信陽事件只是暴露較早，在信陽遭到逮捕法辦的縣領導幹部減為十二名。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级官员因大量饿死人而被枪毙，文革后恢复待遇，继续高升，而人命做了肥料。。。
因缺少糧食，人們開始食用各種代食品，誤食有毒食品的中毒事件時有發生。據國家衛生部4月中旬通報，因誤食蒼耳幼苗的中毒事故：河南省蘭考縣有1100多人中毒，三十八人死亡；湖北省廣水鎮1200多人中毒，五十八人死亡；河北省徐水縣244人中毒，五人死亡。
对于有人说毛根本不知道饿死人的说法，纯属放屁。
2007年我到河南省某监狱采访，陪同的警察告诉我，他们那儿还有一个“反革命犯”！我很震惊，因为反革命罪在97刑法中已废除。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就请求狱警让我见见，并保证不在报上发稿子。此人犯罪的原因很简单：1974年和大队革委会主任吵架时，被主任痛揍一顿，痛极怒极，高叫要操革委会主任的姥姥，后来变成要操毛主席的奶奶，人民法院判他个无期徒刑。80年代中期，这名犯人服刑10年后伺机脱逃，本世纪初又回监狱自首。原来的反革命罪已不存在，很多反革命犯人都特赦了，但由于他脱逃，所以要服完最后的余刑。考虑到他是自首的，法院根据监狱的意见，从轻处罚，只加了半年刑（一般脱逃罪加刑三年）。监狱里的警察对这名犯人很同情，而且他的翻砂技术很精湛，现在在监狱里基本上当高级技工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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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九莲仍在服刑。朱毅仍在服刑。继钟海源等15人被判刑后，1977年8月，9月，直到1978年初，原“调委会”成员中，又有30余名被逮捕、被判刑。近50人的刑期加起来，共达五个世纪。此外，原“调委会”成员和直接帮助过工作的人员中，有46人被开除工作，或开除留用。有23人受到记过、警告、勒令检查等不同形式的行政处分。数目更为广大的是因同情李九莲问题，支持“调委会”的干部、群众，他们遍及赣州地、市几乎所有的单位，旁及南昌、九江、吉安、宜春等地区。仅在赣州市，就有六百多人受到刑事、行政或党纪处分。如地区林业局，从党委书记、科长到一般干部，就有十人受到组织处分。教育系统中九所中学，就有三所中学的团委书记被撤职，
两所中学的副校长被开除公职，两所中学的工宣队长受株连……下面的县、工矿也不能幸免。赣县，上犹，甚至偏远的全南，每个县都有一二十人因李九莲的问题而受株连。饶有意味的是，赣州冶金机械厂保卫科一位负责人，参与了第一次逮捕李九莲，九年后，他自己也因支持李九莲“翻案”而遭逮捕。原在赣州市公安局工作，后调至赣州齿轮箱厂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当年是第一个审讯李九莲的，同样在九年后，因被李九莲答辩中的忧党忧国之情所动而流露出同情，他自己也被开除了党籍……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子的命运，竟这样改变了成百上千人的命运：有的锒铛入狱，有的流落街头。有的自杀，有的致残，有的逼疯，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变卖细软……可以这样解释——李九莲代表了多数人的政治，而中国，其实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当人民表现出麻木与冷漠时，政治常常只沦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而人民一旦明白政治联系着的是多数人的利益与未来，便会有为它呐喊的热情，献身的勇气。
两所中学的副校长被开除公职，两所中学的工宣队长受株连……下面的县、工矿也不能幸免。赣县，上犹，甚至偏远的全南，每个县都有一二十人因李九莲的问题而受株连。饶有意味的是，赣州冶金机械厂保卫科一位负责人，参与了第一次逮捕李九莲，九年后，他自己也因支持李九莲“翻案”而遭逮捕。原在赣州市公安局工作，后调至赣州齿轮箱厂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当年是第一个审讯李九莲的，同样在九年后，因被李九莲答辩中的忧党忧国之情所动而流露出同情，他自己也被开除了党籍……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子的命运，竟这样改变了成百上千人的命运：有的锒铛入狱，有的流落街头。有的自杀，有的致残，有的逼疯，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变卖细软……可以这样解释——李九莲代表了多数人的政治，而中国，其实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当人民表现出麻木与冷漠时，政治常常只沦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而人民一旦明白政治联系着的是多数人的利益与未来，便会有为它呐喊的热情，献身的勇气。
12月14日，上午九时，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公判大会。除李九莲外，被押上审判台的还有原“调委会”负责人曾传华等十人，他们分别被判十至二十年重刑。身着黑色囚衣的李九莲，最后押进会场，五花大绑，四人按跪。脚上哗哗铁镣，背插古老亡命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八个字之上，一道朱色斜勾，以示问斩。戴煌先生事后了解到，“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辩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新之被割破喉管，和长春史云峰之被缝起嘴唇两角，‘异曲同工’。”
当黑夜降临时，偌大的一个世界里，只有一个人想起了她。此人叫何康贤，是赣南一个工厂的退休工，未过几天，他也被投进监狱。既然听说他案由也是因李九莲而起，曾传华等人心目里一下引他为战友，并急于找机会结识。后来再一打听，他应该读“它”，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禽兽，在厂里就有搜集女人们短裤、乳罩的恶习，对李九莲，他竟趁无人收尸之机，割去了乳房和阴部，拿回他阴暗的小屋，浸泡在盐水中……
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是我们的同龄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属于有严重家庭问题者之列。如果崔琦当年不去香港上中学，而留在河南宝丰，难逃不宜录取的命运。
后来凤凰台采访他，如果没出来会怎样，崔先生说父母就不会饿死，竟大哭起来，让许多观众也难受，我也是一个
后来凤凰台采访他，如果没出来会怎样，崔先生说父母就不会饿死，竟大哭起来，让许多观众也难受，我也是一个
1633
香港凤凰周刊 2014年06期（大陆扫黄30年） - 凤凰周刊.
扫黄？别开玩笑了，那是支柱产业，不见东莞扫完GDP下滑70%
刘文学事件背后的历史背景就是当年无偿征粮后土改
刘文学，一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名字，现在已为大多数黄发垂髫的“新人类”所遗忘。20 年前，我曾被告知：1959年 11月 18日晚，四川云门镇双江村小学四年级学生刘文学，帮助 队里干活回来，发现地里有一个黑影晃动。仔细一瞧，原来是地主分子王云学偷摘集体的海 椒，他当即大喊一声：“老地主偷海椒啦！”说着就拉他去见生产队长。王见事情败露，马上 拿出一块钱想收买他，可金钱并没有动摇刘文学保护集体财产的决心，他高声叫道：“谁要你 的臭钱！”随即与王展开搏斗，终因年幼力薄，被王用红领巾活活勒死。
在这个经典的少年儿童保护集体财产的故事中，它所发生的时间，1959年 11月 18日， 是理解整个故事的前提。我们知道，1959年正是“三面红旗”迎风招展，举国上下，砸锅卖 铁，如醉如痴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前夜。而在这癫狂的背后，成千上万的农民，在风调雨顺的季 节，挨家挨户地饿死，整村整村地死亡。原来的上等人“地主”，早已在一次次运动中沦为贱 民，他们的生活之悲惨，劳动之苛繁，更有甚于贫下中农。
王云学想撇开人民群众，先富起来吗？不是，相关的资料显示他偷辣椒的动机不过是养家 糊口：作为一名淘粪工，他想利用到城里淘粪的机会——注意，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最为低贱的 工作——将偷来的辣椒拿到自己的粪船上去卖。即使“产品”没有被屎水污染，销路顺畅，一 斤也只有四角钱。
王云学是天生的杀人狂吗？也不是，从开头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当左倾少年刘文学大喊一 声，“老地主偷海椒啦！”并要拉他去见村行政最高首脑的时候，在红色风暴里生活了整整 10年的“政治贱民”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后果。即便如此，求生的愿望仍然战胜了一个男 人“攻击的本能”，他拿出一元钱想拉拢腐蚀眼前这个 14岁的贫困少年（刘文学自幼丧 父），但“谁要你的臭钱！”刘文学的一声断喝，打破了王云学玫瑰色的梦。阶级的仇恨就这 样被点燃了。对这时的王云学来说，如果听凭刘文学拉去见官，那么等着他的就是没完没了的 批斗、游街，无数愤怒的拳头、口号将对准他和他的家人，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而与刘文学 搏斗，则说不准会吓倒他，从而避免一场灾难的降临，而最终是刘的不依不饶，导致了王狠下 杀心。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不过悲剧对双方的意义截然不同：刘成了全国闻名的英雄，王却成了 十恶不赦的坏蛋。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这个悲剧的现场，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另一端。我要特别指出，刘文学出 场时喊出的第一句，“老地主偷海椒啦”，是十分关键的线索。注意，是“老地主”，而不是 “老贫农”、“老中农”，更不是 “王先生”、“王总”或“青年企业家王云学”偷海椒。 这句不经意间喊出的抓贼口令，泄漏了意识形态教育的所有秘密——说明在这个 14岁的少年 心目中，真正严重的问题不是“偷海椒”，而是“老地主偷海椒”，也就是说早在刘文学将偷 辣椒的人作出身份界定之前，已经将王云学这个自然人作了有罪推定。正如当奥特将军喊出 “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说明在他内心已经将这个南方士兵无罪释放了一样。
那么，1959年的王云学是个什么样子呢？首先，他的阶级早在 10年前就已经消灭，现在 他不仅和贫下中农一样，要自食其力，而且还必须接受来自政治上的歧视和体力上的超负荷支 出。也许他曾拖欠过长工的工钱，也许他曾在国家的法定假日让无产阶级加班加点，也许他曾 大斗进，小斗出，为追求剩余价值不遗余力——像现在大多数私企老板所做的那样——但在 1959年 11月 18日的深夜，当他臂挎箩筐出现在辣椒地里时，他只是一个饿得发慌的老人； 也许他曾有良田数顷，瓦房若干，也许他曾手拿芭蕉扇，包过“二奶”、“三奶”——像目下 许多“成功人士”和“儒商”所做的那样——但今夜当他颤巍巍地掏出一元钱，求告比他小 30多岁的孩子“放过一马”时，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为生活的重担压垮了肩膀 的男人。
但没有人告诉刘文学，地主也是人，更没有人告诉他，在阶级的标准、政党的标准之上还 有一个人道的标准。他打小听惯的就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翻在地，再踩上 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因而他不可能像奥特将军那样，说“给这老人弄个筐子，让他 多带点回去。看这阶级斗争，把这老人整成什么样儿了！”——他所做的，他不知道。而且真 正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他想知道，又有谁会告诉他？也就是说，在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度里，如 果刘不想接受“狠斗私字一闪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鬼话，又有什么样的信 息系统可以提供别的选择？因而当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我们重新打量这个意识形态精心打造的 英雄神话时，发现刘文学也不过是吃人道德的牺牲品。
这个道德告诉他，贫农是好的，地主是坏的，坏的必须打倒，好的必须热爱。刘看这是好 的，就动手实施了起来。
据刘的家人和同学事后回忆，刘在上小学时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孩子，除了积极参加集 体劳动外，放学以后，还经常帮助邻里担水饮驴，喂马劈柴。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引起了双江 村小学当局的高度注意，不久，就将其吸收为少先队员，而当时，在整个双江村小学获此殊荣 的只有三位[2]。
但即便是这样，死亡也不是刘文学唯一的结局。他完全可以利用当时月黑风高的特点，不 动声色，然后蛇行匍匐，将情况报告给民兵连，甚至当老地主凶相毕露，动手打人时，他也可 以佯装败退，秘密潜回村里，以待群众增援。但没有，当他看清地里晃动的黑影是老地主时， 便怒不可遏，大吼一声，明知力单不敌，还是勇猛出击，最终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刘文学是天生的英雄吗？不是。我们可以想见，起初是由于某种少年人的虚荣心，以及国 家伦理激发起来的英雄主义引领着他。在危机来临的一瞬，他的脑中一定闪过许许多多由国家 意识形态部门策划，假借媒体和人民之口灌输的道德律令，这些道德律令来到他内心的时候， 肯定会和一个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恐惧、怯懦发生冲突，但最终是道德律令战胜了生命本 能。 这些道德律令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人头脑中固有的吗？也不
是。它导源于官员、报纸、伦理机构以及道德民兵的联合作业。当然，少不了刘本人不舍昼夜 地惨淡经营。而在没有遇见王云学，也就是 1959年 11月 18日那个悲伤的午夜之前，刘对这 些道德律令的忠诚只能体现在诸如给孤寡老人送水、割猪草等日常修炼方面。而等国家财物— —一把辣椒——受到威胁时，这些平日积存的道德律令从胸中一跃而出，像一支离弦的箭，直 指国家道德指定的靶心。
英雄就这样诞生了。美国人在战场上把敌人变成了人，中国人却在自己的田园里把人变成 了敌人。面对国家图腾的热烈召唤，刘说，我要成为其中的一位英雄，事就这样成了。
三
刘死后，余荫被及家人，寡母余太珍被请进光荣院，日夜接受着来自全国各地道德香客的 轮番跪拜。他的葬礼更是备极哀荣，由县政府出资，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员出力，一座巨大的花 岗岩陵寝很快在家乡矗立，陵前的铜雕上大书“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同时，文 艺工作者向风而动，为他量身定制了赞美的歌曲，以便人民日夜吟唱：“渠江水呀弯又长，有 颗红星放光芒。少年英雄刘文学，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这一切难道应由刘本人来负责吗？作为一种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交换原则，这么做的目的显 而易见：那就是激励更多的人向一个虚妄的共同体兜售忠诚。它的具体条款甚至可以这么解 释：个人应当向国家提供无尽的道德劳役，必要时应当抛弃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所有，国家则 应当向个人赠谥称号和荣誉，以便他的后人活在一种形而上的浩大荣耀里。尽管这一切已与死 者无干。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不满，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急又转回原道。人在大地 上的事哪一样会恒久不迁？永恒之手只轻轻一甩，这些盛极一时的英雄面目便变得模糊起来。 刘死后不足卅载，无数小道消息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家乡生长开来。据《重庆晚报》报道
[3]：刘几位同乡的伙伴信誓旦旦地确认，刘其实不是勇斗窃贼的勇士。出事的那天晚上，他 也是趁村民都去看电影的机会去偷辣椒的，不料正碰到王云学，他见王偷得比他多，心生嫉 恨，遂与王发生撕扯，最后竟被王掐死了。
这其实就是人在精神被愚弄之后的反向运动。在这儿，刘文学是否真的到辣椒地里偷过辣 椒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寻找这样一个出气的烟囱来发泄我信念受欺的愤懑。人民看这是 好的，于是就传播开来，像传播一条邻家寡妇偷汉的消息。
香港凤凰周刊 2014年06期（大陆扫黄30年） - 凤凰周刊.
扫黄？别开玩笑了，那是支柱产业，不见东莞扫完GDP下滑70%
刘文学事件背后的历史背景就是当年无偿征粮后土改
刘文学，一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名字，现在已为大多数黄发垂髫的“新人类”所遗忘。20 年前，我曾被告知：1959年 11月 18日晚，四川云门镇双江村小学四年级学生刘文学，帮助 队里干活回来，发现地里有一个黑影晃动。仔细一瞧，原来是地主分子王云学偷摘集体的海 椒，他当即大喊一声：“老地主偷海椒啦！”说着就拉他去见生产队长。王见事情败露，马上 拿出一块钱想收买他，可金钱并没有动摇刘文学保护集体财产的决心，他高声叫道：“谁要你 的臭钱！”随即与王展开搏斗，终因年幼力薄，被王用红领巾活活勒死。
在这个经典的少年儿童保护集体财产的故事中，它所发生的时间，1959年 11月 18日， 是理解整个故事的前提。我们知道，1959年正是“三面红旗”迎风招展，举国上下，砸锅卖 铁，如醉如痴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前夜。而在这癫狂的背后，成千上万的农民，在风调雨顺的季 节，挨家挨户地饿死，整村整村地死亡。原来的上等人“地主”，早已在一次次运动中沦为贱 民，他们的生活之悲惨，劳动之苛繁，更有甚于贫下中农。
王云学想撇开人民群众，先富起来吗？不是，相关的资料显示他偷辣椒的动机不过是养家 糊口：作为一名淘粪工，他想利用到城里淘粪的机会——注意，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最为低贱的 工作——将偷来的辣椒拿到自己的粪船上去卖。即使“产品”没有被屎水污染，销路顺畅，一 斤也只有四角钱。
王云学是天生的杀人狂吗？也不是，从开头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当左倾少年刘文学大喊一 声，“老地主偷海椒啦！”并要拉他去见村行政最高首脑的时候，在红色风暴里生活了整整 10年的“政治贱民”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后果。即便如此，求生的愿望仍然战胜了一个男 人“攻击的本能”，他拿出一元钱想拉拢腐蚀眼前这个 14岁的贫困少年（刘文学自幼丧 父），但“谁要你的臭钱！”刘文学的一声断喝，打破了王云学玫瑰色的梦。阶级的仇恨就这 样被点燃了。对这时的王云学来说，如果听凭刘文学拉去见官，那么等着他的就是没完没了的 批斗、游街，无数愤怒的拳头、口号将对准他和他的家人，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而与刘文学 搏斗，则说不准会吓倒他，从而避免一场灾难的降临，而最终是刘的不依不饶，导致了王狠下 杀心。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不过悲剧对双方的意义截然不同：刘成了全国闻名的英雄，王却成了 十恶不赦的坏蛋。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这个悲剧的现场，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另一端。我要特别指出，刘文学出 场时喊出的第一句，“老地主偷海椒啦”，是十分关键的线索。注意，是“老地主”，而不是 “老贫农”、“老中农”，更不是 “王先生”、“王总”或“青年企业家王云学”偷海椒。 这句不经意间喊出的抓贼口令，泄漏了意识形态教育的所有秘密——说明在这个 14岁的少年 心目中，真正严重的问题不是“偷海椒”，而是“老地主偷海椒”，也就是说早在刘文学将偷 辣椒的人作出身份界定之前，已经将王云学这个自然人作了有罪推定。正如当奥特将军喊出 “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说明在他内心已经将这个南方士兵无罪释放了一样。
那么，1959年的王云学是个什么样子呢？首先，他的阶级早在 10年前就已经消灭，现在 他不仅和贫下中农一样，要自食其力，而且还必须接受来自政治上的歧视和体力上的超负荷支 出。也许他曾拖欠过长工的工钱，也许他曾在国家的法定假日让无产阶级加班加点，也许他曾 大斗进，小斗出，为追求剩余价值不遗余力——像现在大多数私企老板所做的那样——但在 1959年 11月 18日的深夜，当他臂挎箩筐出现在辣椒地里时，他只是一个饿得发慌的老人； 也许他曾有良田数顷，瓦房若干，也许他曾手拿芭蕉扇，包过“二奶”、“三奶”——像目下 许多“成功人士”和“儒商”所做的那样——但今夜当他颤巍巍地掏出一元钱，求告比他小 30多岁的孩子“放过一马”时，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为生活的重担压垮了肩膀 的男人。
但没有人告诉刘文学，地主也是人，更没有人告诉他，在阶级的标准、政党的标准之上还 有一个人道的标准。他打小听惯的就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翻在地，再踩上 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因而他不可能像奥特将军那样，说“给这老人弄个筐子，让他 多带点回去。看这阶级斗争，把这老人整成什么样儿了！”——他所做的，他不知道。而且真 正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他想知道，又有谁会告诉他？也就是说，在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度里，如 果刘不想接受“狠斗私字一闪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鬼话，又有什么样的信 息系统可以提供别的选择？因而当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我们重新打量这个意识形态精心打造的 英雄神话时，发现刘文学也不过是吃人道德的牺牲品。
这个道德告诉他，贫农是好的，地主是坏的，坏的必须打倒，好的必须热爱。刘看这是好 的，就动手实施了起来。
据刘的家人和同学事后回忆，刘在上小学时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孩子，除了积极参加集 体劳动外，放学以后，还经常帮助邻里担水饮驴，喂马劈柴。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引起了双江 村小学当局的高度注意，不久，就将其吸收为少先队员，而当时，在整个双江村小学获此殊荣 的只有三位[2]。
但即便是这样，死亡也不是刘文学唯一的结局。他完全可以利用当时月黑风高的特点，不 动声色，然后蛇行匍匐，将情况报告给民兵连，甚至当老地主凶相毕露，动手打人时，他也可 以佯装败退，秘密潜回村里，以待群众增援。但没有，当他看清地里晃动的黑影是老地主时， 便怒不可遏，大吼一声，明知力单不敌，还是勇猛出击，最终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刘文学是天生的英雄吗？不是。我们可以想见，起初是由于某种少年人的虚荣心，以及国 家伦理激发起来的英雄主义引领着他。在危机来临的一瞬，他的脑中一定闪过许许多多由国家 意识形态部门策划，假借媒体和人民之口灌输的道德律令，这些道德律令来到他内心的时候， 肯定会和一个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恐惧、怯懦发生冲突，但最终是道德律令战胜了生命本 能。 这些道德律令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人头脑中固有的吗？也不
是。它导源于官员、报纸、伦理机构以及道德民兵的联合作业。当然，少不了刘本人不舍昼夜 地惨淡经营。而在没有遇见王云学，也就是 1959年 11月 18日那个悲伤的午夜之前，刘对这 些道德律令的忠诚只能体现在诸如给孤寡老人送水、割猪草等日常修炼方面。而等国家财物— —一把辣椒——受到威胁时，这些平日积存的道德律令从胸中一跃而出，像一支离弦的箭，直 指国家道德指定的靶心。
英雄就这样诞生了。美国人在战场上把敌人变成了人，中国人却在自己的田园里把人变成 了敌人。面对国家图腾的热烈召唤，刘说，我要成为其中的一位英雄，事就这样成了。
三
刘死后，余荫被及家人，寡母余太珍被请进光荣院，日夜接受着来自全国各地道德香客的 轮番跪拜。他的葬礼更是备极哀荣，由县政府出资，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员出力，一座巨大的花 岗岩陵寝很快在家乡矗立，陵前的铜雕上大书“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同时，文 艺工作者向风而动，为他量身定制了赞美的歌曲，以便人民日夜吟唱：“渠江水呀弯又长，有 颗红星放光芒。少年英雄刘文学，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这一切难道应由刘本人来负责吗？作为一种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交换原则，这么做的目的显 而易见：那就是激励更多的人向一个虚妄的共同体兜售忠诚。它的具体条款甚至可以这么解 释：个人应当向国家提供无尽的道德劳役，必要时应当抛弃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所有，国家则 应当向个人赠谥称号和荣誉，以便他的后人活在一种形而上的浩大荣耀里。尽管这一切已与死 者无干。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不满，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急又转回原道。人在大地 上的事哪一样会恒久不迁？永恒之手只轻轻一甩，这些盛极一时的英雄面目便变得模糊起来。 刘死后不足卅载，无数小道消息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家乡生长开来。据《重庆晚报》报道
[3]：刘几位同乡的伙伴信誓旦旦地确认，刘其实不是勇斗窃贼的勇士。出事的那天晚上，他 也是趁村民都去看电影的机会去偷辣椒的，不料正碰到王云学，他见王偷得比他多，心生嫉 恨，遂与王发生撕扯，最后竟被王掐死了。
这其实就是人在精神被愚弄之后的反向运动。在这儿，刘文学是否真的到辣椒地里偷过辣 椒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寻找这样一个出气的烟囱来发泄我信念受欺的愤懑。人民看这是 好的，于是就传播开来，像传播一条邻家寡妇偷汉的消息。
同样的报道显示，刘死后人民也并不像官方报道的那样披麻蒙灰，如丧考妣，许多人甚至 拍手称快。原因是刘生前做了不少缺德事，比如喜欢把别人地里的南瓜挖个洞，然后在洞里拉 屎送尿，有次甚至把他的老师推倒在土坎下，摔断了胳膊。这种把人民的南瓜切开施肥，甚至 和老师较量膂力、最终将其制服的事，在许多具有攻击型人格的儿童身上并不鲜见，如区区在 下也未能幸免，但发生在刘文学身上，人民是无法原谅的。这显示了人民对英雄的过度期待。
好在等这些道德英雄的荣誉、光环被肢解完毕，人民的信念将很快转到当初他们被迫信仰 的反面，如金钱、物欲以及与禁欲主义相反的肉体交欢上面。这是意识形态宣教者，包括伟大 领袖本人都没有想到的。但事情就是这样，而且无法逆转。当地一位热爱刘文学的官员这样告 诉访问者：“刘文学死后，每年的 11月 18日，都有不少小学生来扫墓。特别是在六七十年 代，来扫墓的学生数以万计，密密麻麻的，整个墓园根本挤不下。到了九十年代，人就少些 了。现在就更少了，除了双江小学的人全部到齐外，其余小学都是派代表来扫墓了”[4]。
看周刊提到刘文学，顺手找了材料，我相信刘文学是去偷辣椒
在討論中，大家認為，應該把決心下在專家統統撤走、所有援助的設備統统不給、條約統統撕毁上。當然，估計他們還是想做生意的。我們要認真算一算賜，我們欠他的债怎麽辦？他們賴帳怎麼辦？ 經遇計算，周恩來説，按八十億盧布算，過去我們每年還他五億元左右的樣子，如果按五億左右算，我們要十六年才能還淸。如果提高一點，每年按八億算，那我們要十年才能夠還淸。
中央政治局決定，要爭取五年還淸。要號召 各部門、各省勒聚腰帶，要爭這口氣，要盡快把欠蘇聯的债全部還淸（中國共欠蘇聯的152億盧布，真正屬於經濟援助的只佔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是抗美援朝時蘇方以半價賣給中國的軍火錢）。毛澤東在會上説，不管怎麽樣，過去我們答應買武器彈藥按半價的，現在我們還是按半價還债，一個錢也不賴。經濟建設的設備也是一個錢不賴，欠多少還多少。因為這是蘇聯人民的錢，我們要對得起蘇聯人民，在我們困難的時候他們幫助了我們。各地方、各部門要下決心把東西擠出來。要勒緊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债務還淸。會議決定：成立中央外貿小組，各地方也成立一個外貿小组。 7月31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的報吿。當時，中國進出口贸易，對蘇質易額佔着一半。中國出口的主要是糧、油、肉、蛋等農產品。因連續兩年農業大幅度減產，糧、油、肉、蛋等不能按計劃收購上來，對蘇貿易欠賬達二十五億盧布。與會人員了解到這種情況後，激起了勒緊腰帶還债的憤懣情緒。紛紛表示，「要爭口氣，明年把债還掉」。「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拍板：「明年還淸這個賬。」【周恩來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0年7月31日）
其实没人逼债，就是有病
毛泽东执政28年，没订过一部民法、刑法。土改时期，县一级土改工作团就可批准杀人。文革中，公安局的军管会就可批准杀人。草率杀人，几同儿戏。追随毛泽东执行其专政任务的人，往往最终也难逃被毛戏耍凌辱打击陷害的命运。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越回顾越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重庆大学的地下党员，49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自己蹲进这座监狱苦不堪言，死里逃生后写诗记其事：“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少言人道”的人，多半也遭受别人不把他们当人的折磨。
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
当年若知后来事，是否也应知人也有权力活着，好好活着！
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
当年若知后来事，是否也应知人也有权力活着，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