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民国政治史（续帖）
作者：edyswghe 回复日期：2009-06-22 06:43:16
发现楼主似乎对于日本陆军评价很高，但事实上，日本陆军在面对更强的对手后表现极差，他的疯狂更多的是一种色厉内荏，关东军败给苏联后居然多年逡巡不敢北上，没有胆量对陷入苏德战争的苏联发起背后的攻击，说明这种疯狗，在真正敢揍他的人面前，一样只是丧家之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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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其实在中国战场已经投入了很多，然后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本来国家就不大，哪还有能力去攻击苏联？与其说是不敢，不如说是不能。再者说，万一被苏联反扑，东北也有可能不保，得不偿失。
东北易帜
自袁世凯死后，民国便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在此之后各方豪杰各施所长，这批人构成了民国的第一代政治核心，希望以己之力促成统一，以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以及孙中山为代表，可惜的是，这几方恶斗数年都未能有所进益，如今后浪推前浪，这些人死的死，隐的隐，已经失去了在民国的话语权。而这些人的衰亡则意味着民国的第一个混战期北洋时代即将落幕，这个时代的是是非非，曲折功过我在下文会有所评及，这个时代对于民众而言可能意味着苦难，但北洋时代的政客们何尝不想结束这样的局面？军阀混战虽然事后看来徒劳无益，只是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以其初衷而言，各派首脑无一不想鼎定天下，奈何时势不允。自北伐以来两年有余的时间内，民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谓一代新人换旧人，民国的政治局面在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后为之一新，国民党内，蒋氏的黄埔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系已经隐成鼎足之势，而汪精卫，胡汉民虽然失势，但力量仍不可小觑；北洋内部，除开久已失势的段祺瑞，吴佩孚隐退，张作霖罹难，如今的北洋已经失去了旧日的光彩，唯有依靠张学良这样的庸才竖起旗帜——而这面旗帜小六子也不想继续打下去了；而共产党则经历了高开低走，跌落谷底的无奈，如今只能依靠在偏远山区搞割据求得生存，不过中共高层似乎乐观的很，他们抱有英特耐雄纳尔即将实现的信念继续搞一些不着四五的冒险。总体而言，北洋式微，国民党勃兴，中共低潮，民国的政治有了新的秩序。
北洋的式微在奉系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自张作霖死后，奉系便陷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张学良显然难以驾驭这样复杂多变的局面。而在奉系内部，张作霖时代的头号红人杨宇霆因为一些旧有怨衍无法与张学良合作，杨宇霆和郭松龄是张作霖直奉一战后骨干换血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如今一死一怨，这让张学良的处境更为艰难。一个派系的气象大多可从人才窥探一二，而此时的奉系无疑正在挣扎，原本张作霖在直奉一战后便已经完成了骨干力量的换血，但是如今新派人物中的代表人物郭松龄已死，杨宇霆与张学良私怨颇重，所以转眼之间奉系又回到了老路。奉系的老人们大多是跟随张作霖打天下的绿林好汉，虽然义气当先，但是才具见识均属有限，要靠这帮步入政治生涯暮年的元老们支撑危局显然并不现实，而甚至张学良本人也在挣扎，不久后为了立威诛杀杨宇霆便是明证。
在下行道上愈行愈远的奉系急需要摆脱如今的不利局面，而张学良的办法则是化敌为友，主动输诚，借国民党之力来缓和日本人对他造成的压力。而东北和平统一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上善之策，国民党久战疲敝，东北军腹背受敌，如能化干戈为玉帛，这不失为双赢的选择，国民党解决了统一的问题，而奉系缓解了压力。这种局面显然是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原本是为了震慑奉系，没想到适得其反，奉系因为老张之死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原本还残存的那点合作关系顷刻化为乌有。因此，日本必须要为他们愚蠢莽撞的行为买单了，虽然关东军还在试图阻挠张学良与国民党接洽，并时时恫吓，但是覆水难收，张学良虽然平庸，国仇家恨也还略知一二，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他屈服并不现实。
日本为了给东北易帜设置障碍也是办法想尽，而奉系老大张学良和宰相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当然也是日本利用的对象，其实杨宇霆虽说是士官派，与日本颇有渊源，但是有感于张作霖知遇之恩，此时也是坚决反日。可惜的是，张学良自郭松龄死后便心性大变，敏感多疑，一点既着，原本跟杨宇霆关系就差，如今日本在背后煽风点火，更是让小张怀疑杨宇霆有不臣之心——这也是最终促成杨宇霆之死的诱因（关于此事，我会在下文详细论及）。据说日本人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史》，暗示杨宇霆是篡夺丰臣霸权的德川家康，而张学良就是那个倒霉的丰臣秀赖，张学良少读书，对于历史典故知之甚少，对日本的暗示竟然信以为真。事实上，杨宇霆虽然桀骜不驯，跟张学良也不相契厚，但是反叛之心却也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如今说杨氏有反意的证据也大多是捕风捉影。而日本打的这手牌使得奉系内部剑拔弩张，张学良的易帜之事当然也因为此而受到了滞延。
奉系内部实际上此时对日本的态度是相当一致的，对于易帜也大多认为势在必行，杨宇霆虽然与小张不睦，但应该持有此议。但是问题在于，小张对杨宇霆始终心怀疑忌，加上外面风言风语，让张学良始终认为在易帜的问题上，杨宇霆会有所阻碍，因此小张一直被这样的幻象所误，迟迟无法下定决心。小张的政治经验当然是严重不足，日本的小小伎俩竟然让7月份就能完成的易帜一事一拖再拖，其缘由居然是压根就不存在的杨宇霆阻挠一事。
当然了，日本也是两手准备，一方面煽动奉系内部的紧张空气，另一方面则严密布控，监视张学良的行动，尤其是他的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的接洽。自从张作霖过世后，小张就一直在做易帜的准备，但是日本方面对他采取了严密的控制，原本在7月份就议定了易帜一事，但是日本显然提前侦知了此事，日本在东北的领事林久治郎就出面阻挠，因此原议告吹，易帜的时间变得不甚明朗。关东军的疯狂尽人皆知，而自以为后方未固的张学良在双重压力下显得举止失措，犹豫不决，既担心日本的报复，又担心杨宇霆的叛乱，一时间易帜竟陷入僵局。
东北易帜并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事，对于当事的另一方来讲，国民党显然是希望早日促成此事，蒋介石自克复北京后春风得意，而如果东北一事能和平解决，对于他而言当然又是另一件能提升其在国民党内威望的大事。蒋介石的谈判团队往来奔走其间，但是张学良似乎有心无力，一直不能给老蒋一个准确的答复，从七月拖到八月，然后再从八月拖到九月，终于拖到了十月份。蒋介石的想法是，张学良如能在双十节——武昌首义发难日——挂上青天白日旗，那么对于老蒋而言，那是大大的有光彩，双十节开启了民国的序幕，而如果民国在历经乱世之后同样能在双十节统一，那么双十的象征意义显然是非凡的。蒋介石打着如意算盘，做着国民党中兴首臣的美梦，但可惜的是，张学良不能如他所愿，小张还是不能下定决心，于是易帜一事只能继续拖下去。
张学良当然想易帜，但是又不能下定立即易帜的决心，而为了表示他易帜的诚意，他当然要做点什么，上文我们说过了，张学良表示诚意的方法可能有些促狭，就是亲手搞定了不愿意与国民党妥协的张宗昌。这一事让国民党方面对张学良的易帜决心有了新的认识，也开始“同情和理解”张学良的处境，但是同情归同情，理解归理解，易帜不能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拖下去啊，如今拖了小半年了，事情拖得越久，变数越大，尤其是政治这样波云诡谲的舞台上。
终于，张学良也觉得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总不能将此事拖到过年吧，最终，在拖了半年时间之后，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选择了易帜。日本人的压力，杨宇霆的桀骜，这些终于不再成为易帜拖延的理由，小张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其实这个决心早就该下了，在这拖延的时日里，形势并没有变得有利，日本人压力越来越大，而杨宇霆的不逊也没有稍减，这样的拖延并没有任何意义。
东北易帜是民国的一桩标志性的事件，在经历了乱战的北洋时代之后，民国终于走向了一统，如今的民国改头换面，有了统一的旗号。国民政府成了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尽管这种统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毕竟形式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了，只是，已经逝去的北洋时代是否真如官方所言一无是处呢？
自袁世凯死后，民国便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在此之后各方豪杰各施所长，这批人构成了民国的第一代政治核心，希望以己之力促成统一，以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以及孙中山为代表，可惜的是，这几方恶斗数年都未能有所进益，如今后浪推前浪，这些人死的死，隐的隐，已经失去了在民国的话语权。而这些人的衰亡则意味着民国的第一个混战期北洋时代即将落幕，这个时代的是是非非，曲折功过我在下文会有所评及，这个时代对于民众而言可能意味着苦难，但北洋时代的政客们何尝不想结束这样的局面？军阀混战虽然事后看来徒劳无益，只是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以其初衷而言，各派首脑无一不想鼎定天下，奈何时势不允。自北伐以来两年有余的时间内，民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谓一代新人换旧人，民国的政治局面在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后为之一新，国民党内，蒋氏的黄埔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系已经隐成鼎足之势，而汪精卫，胡汉民虽然失势，但力量仍不可小觑；北洋内部，除开久已失势的段祺瑞，吴佩孚隐退，张作霖罹难，如今的北洋已经失去了旧日的光彩，唯有依靠张学良这样的庸才竖起旗帜——而这面旗帜小六子也不想继续打下去了；而共产党则经历了高开低走，跌落谷底的无奈，如今只能依靠在偏远山区搞割据求得生存，不过中共高层似乎乐观的很，他们抱有英特耐雄纳尔即将实现的信念继续搞一些不着四五的冒险。总体而言，北洋式微，国民党勃兴，中共低潮，民国的政治有了新的秩序。
北洋的式微在奉系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自张作霖死后，奉系便陷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张学良显然难以驾驭这样复杂多变的局面。而在奉系内部，张作霖时代的头号红人杨宇霆因为一些旧有怨衍无法与张学良合作，杨宇霆和郭松龄是张作霖直奉一战后骨干换血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如今一死一怨，这让张学良的处境更为艰难。一个派系的气象大多可从人才窥探一二，而此时的奉系无疑正在挣扎，原本张作霖在直奉一战后便已经完成了骨干力量的换血，但是如今新派人物中的代表人物郭松龄已死，杨宇霆与张学良私怨颇重，所以转眼之间奉系又回到了老路。奉系的老人们大多是跟随张作霖打天下的绿林好汉，虽然义气当先，但是才具见识均属有限，要靠这帮步入政治生涯暮年的元老们支撑危局显然并不现实，而甚至张学良本人也在挣扎，不久后为了立威诛杀杨宇霆便是明证。
在下行道上愈行愈远的奉系急需要摆脱如今的不利局面，而张学良的办法则是化敌为友，主动输诚，借国民党之力来缓和日本人对他造成的压力。而东北和平统一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上善之策，国民党久战疲敝，东北军腹背受敌，如能化干戈为玉帛，这不失为双赢的选择，国民党解决了统一的问题，而奉系缓解了压力。这种局面显然是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原本是为了震慑奉系，没想到适得其反，奉系因为老张之死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原本还残存的那点合作关系顷刻化为乌有。因此，日本必须要为他们愚蠢莽撞的行为买单了，虽然关东军还在试图阻挠张学良与国民党接洽，并时时恫吓，但是覆水难收，张学良虽然平庸，国仇家恨也还略知一二，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他屈服并不现实。
日本为了给东北易帜设置障碍也是办法想尽，而奉系老大张学良和宰相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当然也是日本利用的对象，其实杨宇霆虽说是士官派，与日本颇有渊源，但是有感于张作霖知遇之恩，此时也是坚决反日。可惜的是，张学良自郭松龄死后便心性大变，敏感多疑，一点既着，原本跟杨宇霆关系就差，如今日本在背后煽风点火，更是让小张怀疑杨宇霆有不臣之心——这也是最终促成杨宇霆之死的诱因（关于此事，我会在下文详细论及）。据说日本人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史》，暗示杨宇霆是篡夺丰臣霸权的德川家康，而张学良就是那个倒霉的丰臣秀赖，张学良少读书，对于历史典故知之甚少，对日本的暗示竟然信以为真。事实上，杨宇霆虽然桀骜不驯，跟张学良也不相契厚，但是反叛之心却也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如今说杨氏有反意的证据也大多是捕风捉影。而日本打的这手牌使得奉系内部剑拔弩张，张学良的易帜之事当然也因为此而受到了滞延。
奉系内部实际上此时对日本的态度是相当一致的，对于易帜也大多认为势在必行，杨宇霆虽然与小张不睦，但应该持有此议。但是问题在于，小张对杨宇霆始终心怀疑忌，加上外面风言风语，让张学良始终认为在易帜的问题上，杨宇霆会有所阻碍，因此小张一直被这样的幻象所误，迟迟无法下定决心。小张的政治经验当然是严重不足，日本的小小伎俩竟然让7月份就能完成的易帜一事一拖再拖，其缘由居然是压根就不存在的杨宇霆阻挠一事。
当然了，日本也是两手准备，一方面煽动奉系内部的紧张空气，另一方面则严密布控，监视张学良的行动，尤其是他的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的接洽。自从张作霖过世后，小张就一直在做易帜的准备，但是日本方面对他采取了严密的控制，原本在7月份就议定了易帜一事，但是日本显然提前侦知了此事，日本在东北的领事林久治郎就出面阻挠，因此原议告吹，易帜的时间变得不甚明朗。关东军的疯狂尽人皆知，而自以为后方未固的张学良在双重压力下显得举止失措，犹豫不决，既担心日本的报复，又担心杨宇霆的叛乱，一时间易帜竟陷入僵局。
东北易帜并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事，对于当事的另一方来讲，国民党显然是希望早日促成此事，蒋介石自克复北京后春风得意，而如果东北一事能和平解决，对于他而言当然又是另一件能提升其在国民党内威望的大事。蒋介石的谈判团队往来奔走其间，但是张学良似乎有心无力，一直不能给老蒋一个准确的答复，从七月拖到八月，然后再从八月拖到九月，终于拖到了十月份。蒋介石的想法是，张学良如能在双十节——武昌首义发难日——挂上青天白日旗，那么对于老蒋而言，那是大大的有光彩，双十节开启了民国的序幕，而如果民国在历经乱世之后同样能在双十节统一，那么双十的象征意义显然是非凡的。蒋介石打着如意算盘，做着国民党中兴首臣的美梦，但可惜的是，张学良不能如他所愿，小张还是不能下定决心，于是易帜一事只能继续拖下去。
张学良当然想易帜，但是又不能下定立即易帜的决心，而为了表示他易帜的诚意，他当然要做点什么，上文我们说过了，张学良表示诚意的方法可能有些促狭，就是亲手搞定了不愿意与国民党妥协的张宗昌。这一事让国民党方面对张学良的易帜决心有了新的认识，也开始“同情和理解”张学良的处境，但是同情归同情，理解归理解，易帜不能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拖下去啊，如今拖了小半年了，事情拖得越久，变数越大，尤其是政治这样波云诡谲的舞台上。
终于，张学良也觉得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总不能将此事拖到过年吧，最终，在拖了半年时间之后，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选择了易帜。日本人的压力，杨宇霆的桀骜，这些终于不再成为易帜拖延的理由，小张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其实这个决心早就该下了，在这拖延的时日里，形势并没有变得有利，日本人压力越来越大，而杨宇霆的不逊也没有稍减，这样的拖延并没有任何意义。
东北易帜是民国的一桩标志性的事件，在经历了乱战的北洋时代之后，民国终于走向了一统，如今的民国改头换面，有了统一的旗号。国民政府成了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尽管这种统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毕竟形式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了，只是，已经逝去的北洋时代是否真如官方所言一无是处呢？
作者：luo7086 回复日期：2009-06-22 10:49:58
张学良原来还是打过不少胜仗的嘛，除了张宗昌，郭松林，好像还打败过傅作义，后来还有石友三，好像还是挺能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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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看实力对比，张学良这种胜仗也根本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小张立威
话说张学良接掌奉系权印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国民党继续向北推进，直隶将不日告破；而日本在炸死张作霖后就开始对他这个接班人软硬兼施，试图迫其屈服；而在奉系内部，小张的地位也并不稳固。奉系高层之所以能在抬出小张的问题上取得一致，完全是因为局势逼迫，从能力而言，小张并不足以让人心服，因为在此之前小张给人留下的印象无外乎三样：鸦片，女人以及亦师亦友的心腹郭松龄，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只不过是个幸运的纨绔子弟。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关于四公子的具体版本有很多，本人不想深究，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世显赫，而为人放浪，有一般旧社会贵公子的所有不良习气。张学良当然难以免俗，他是出了名的烟鬼，吸食鸦片甚至使其形销骨立，一度让人认为他命不久矣；另外，张学良爱女人，他与赵四小姐的那段情史是民国上层社会浮华的缩影，也是几乎所有讲到民国爱情时都会涉及的话题，而其正妻于凤至与赵一荻之间的和谐关系也传为一时美谈。本来这些习气对与贵公子而言本也算不得稀奇，但是如果他的身份从贵公子变成守土有责、需要处理方方面面关系的一方诸侯，那么这种习气就显得恶劣了。
张学良很早就吸食鸦片，郭松龄在世时，尚能以师长身份劝诫敦促，此时的张学良还没有烟瘾，只是在战争期间以之提神。但在郭松龄死后，张学良一方面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大变，心情郁结，情绪颓废，另一方面失去了老师的监督，因此本来自制能力就很差的张学良经常借烟消愁，终至上瘾。可以说，郭松龄一事是张学良鸦片史的转折，从中也可看出小张不具备负担起危局的精神气质：小张内心脆弱，在遭遇变故时想到的不是猛省自身，而是吸毒麻痹；更要命的是，他还缺乏足够的自制能力；这两点都决定了张学良终究无法真正负担起东三省这样的重荷。或许像他这样的贵公子，除非如蒋经国一般在苏联历经磨砺，否则必定难成大器，耳濡目染终究只能学到一个花架子，而要真正成一时俊杰则是非经历磨练不可，天将降大任于私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诚哉斯言。
事实上，郭松龄的叛乱不单是张学良烟民史的转折，同样也是其个性发展的转折。在此之前，张学良重义气，信朋友，对郭松龄更是百依百顺，引为至交，此时的小张对于政治舞台的诡谲多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虽然在老张的影响下也初通权变，但毕竟太嫩；而在此之后，张学良真正认识了政治，他对郭松龄如此信任，掏心掏肺，既便如此，郭松龄依然以他的名义造反，这将他政治舞台上存在交情的天真想法敲得粉碎，从此，张学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谁都不信任，遇事独断专行，没有心腹，也没有帮衬。
政治无信义不假，但是要统领一个庞大的派系，维持其生命力，则必须遵循一般的政治规律——任何一个派系都必须有个二当家，不管老二对于老大是否忠诚，这都是必须的。以蒋介石为例，黄埔系的二当家是何应钦，何应钦对蒋介石忠诚吗？大家心知肚明。但是蒋介石为什么还要立这样一个反复无信，对己不忠之人当自己派系的二当家呢？原因很简单，人都有倒霉的时候，所以一个政客要做的不是避免倒霉，而是能在倒霉以后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这必须建立在派系不散的前提下。所以说，何应钦的作用是什么呢？他的作用就是保证黄埔系在蒋介石倒霉的时候不散，给他复出创造机会。一个没有二当家的派系是经不起波折的，只要老大倒霉，这个派系就会立即土崩瓦解，而这个倒霉的老大也会因此失去再起的能力。当然，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处理，老二太火，老大就会失势，比如直系中曹锟与吴佩孚；老二太温，那么也起不到关键时刻支撑派系的作用；所以说如何能保证二当家不温不火，既不影响老大的权势，又同时保证一定的影响力，这对于派系建设来说实在是个大难题。但是，二当家的存在始终是必须的，不管老二和老大的关系处理的如何，对于一个派系而言，有一个二当家始终优于没有二当家。
我们再回到张学良的问题上，很显然，小张是对郭松龄一事心有余悸，因此自此不设心腹助手，这对于张学良稳固地位当然有一定帮助，但是副作用同样明显，那就是奉系再也经不起诸如老张罹难之类的波折了。张学良没有认真总结郭松龄叛乱带来的经验教训，只是从直觉上做出了人皆无信的判断，但是政治是政治，为人是为人，两者岂可混谈？事实上，小张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交情。郭松龄为什么会叛乱？是因为对小张没有感情？当然不是，郭松龄尽管有反骨，但是也并非是一个不念交情之人，郭松龄叛乱因为这是政治！张学良与郭松龄的交往是交情，但更多的成分应该是政治，可惜的是，张学良似乎并没有分清楚这一点，其后果便是他与郭松龄全无主臣之别，交情二字将政治上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给覆盖了起来。因此，张学良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好的政客，因为他缺乏政客的思维，做事更多时候是依靠直觉而不是理智。
其实，在如今的奉系内，并非没有一个二当家的潜在人选，杨宇霆，这个人便是奉系天然的二当家。但是，杨宇霆和张学良的关系过于恶劣，郭松龄在世时，士官派便与陆大派争斗不休，而作为陆大派的后台，太子张学良便与士官派头子杨宇霆结下了梁子。如今老张新丧，杨宇霆的身份一是旧臣，二是原太子党的对手，不管从哪个方面而言，似乎杨宇霆都会不容于新主张学良，但是如今奉系的局面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张学良苦心经营的太子党集团随着郭松龄反水而瓦解，如今张学良缺乏一个亲信集团作为支撑。如果杨宇霆和张学良抛弃旧怨，通力合作，奉系或可步入平稳，维持东三省的局面也能有利，可惜的是，杨宇霆倨傲不逊，张学良冲动幼稚，这让原本可能出现的平和局面顷刻丧失。杨宇霆作为老臣，不但没有去尽力缓和与张学良的旧有矛盾，反而倚老卖老，完全没有把少主放在眼里。其实，杨宇霆压根就没想过要反对小张，他的这种态度完全是性格使然，而这种性格也决定了这位奉系内部颇有才具的方面之才的悲剧命运。杨宇霆有才，但可惜的是，他缺乏一个政客应有的睿智，于是，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屡屡出现的权臣与幼主的故事再次上演。
杨宇霆看不起张学良，这本不足为奇，怀就坏在他将这种情绪当众表露了出来，既然他不想反对小张，那么，言语傲慢必会成为取祸之道。杨宇霆性情豪放，恃才傲物，而有时又有些促狭，这样的人容易引起别人的忌恨。杨宇霆常在人前称小张为阿斗，这当然会为小张所不容。小张初掌权柄，根基未固，又缺乏得力亲信，而杨宇霆位高权重，资历深厚，杨宇霆对小张的言语不敬当然是对小张威信的最大伤害。郭松龄叛乱，失之小张立威不够，而此时杨宇霆言语无礼，则正是戳到了小张的痛处。
杨宇霆好比一匹烈马，虽然性情暴躁，但是日行千里，能否尽其千里之才取决于骑师的水准。张作霖是个好骑师，能让这匹千里马一展其长，但可惜的是，小张缺乏足够的力量，也没有高超的技术，无法驾驭这匹烈马。在明确自己根本不可能驾驭杨宇霆之后，小张采取了令人叹息的极端手段。于是，为奉系立下大功的杨宇霆最终被有心立威的小张诛杀，陪葬者是杨宇霆的心腹常荫槐，这对于新丧旧主，惊魂未定的奉系而言无疑又是重大打击，在局面将覆的危难之际先诛能臣，这实在谈不上有多高明。
诛杀杨宇霆体现了小张在处理复杂局面之时的任性和笨拙，在奉系用人之际因为一己私怨而痛下杀手只能使亲痛仇快。杀人是一门学问，而诛杀权臣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小张显然仅仅只是这门学问的初学者——因为无法驾驭而杀人这是政治杀人学中最低级的阶段。那么杀掉杨宇霆起到了立威的效果吗？至少在我看来，小张体现的更多是隐藏在强悍之下的惶恐。而杀掉杨宇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奉系走向覆亡的开端，而亲手为奉系掘墓的不是别人，正是老张苦心栽培，不足而立便已成一方诸侯的接班人张学良。老张泉下有知，可能瞑目？
话说张学良接掌奉系权印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国民党继续向北推进，直隶将不日告破；而日本在炸死张作霖后就开始对他这个接班人软硬兼施，试图迫其屈服；而在奉系内部，小张的地位也并不稳固。奉系高层之所以能在抬出小张的问题上取得一致，完全是因为局势逼迫，从能力而言，小张并不足以让人心服，因为在此之前小张给人留下的印象无外乎三样：鸦片，女人以及亦师亦友的心腹郭松龄，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只不过是个幸运的纨绔子弟。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关于四公子的具体版本有很多，本人不想深究，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世显赫，而为人放浪，有一般旧社会贵公子的所有不良习气。张学良当然难以免俗，他是出了名的烟鬼，吸食鸦片甚至使其形销骨立，一度让人认为他命不久矣；另外，张学良爱女人，他与赵四小姐的那段情史是民国上层社会浮华的缩影，也是几乎所有讲到民国爱情时都会涉及的话题，而其正妻于凤至与赵一荻之间的和谐关系也传为一时美谈。本来这些习气对与贵公子而言本也算不得稀奇，但是如果他的身份从贵公子变成守土有责、需要处理方方面面关系的一方诸侯，那么这种习气就显得恶劣了。
张学良很早就吸食鸦片，郭松龄在世时，尚能以师长身份劝诫敦促，此时的张学良还没有烟瘾，只是在战争期间以之提神。但在郭松龄死后，张学良一方面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大变，心情郁结，情绪颓废，另一方面失去了老师的监督，因此本来自制能力就很差的张学良经常借烟消愁，终至上瘾。可以说，郭松龄一事是张学良鸦片史的转折，从中也可看出小张不具备负担起危局的精神气质：小张内心脆弱，在遭遇变故时想到的不是猛省自身，而是吸毒麻痹；更要命的是，他还缺乏足够的自制能力；这两点都决定了张学良终究无法真正负担起东三省这样的重荷。或许像他这样的贵公子，除非如蒋经国一般在苏联历经磨砺，否则必定难成大器，耳濡目染终究只能学到一个花架子，而要真正成一时俊杰则是非经历磨练不可，天将降大任于私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诚哉斯言。
事实上，郭松龄的叛乱不单是张学良烟民史的转折，同样也是其个性发展的转折。在此之前，张学良重义气，信朋友，对郭松龄更是百依百顺，引为至交，此时的小张对于政治舞台的诡谲多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虽然在老张的影响下也初通权变，但毕竟太嫩；而在此之后，张学良真正认识了政治，他对郭松龄如此信任，掏心掏肺，既便如此，郭松龄依然以他的名义造反，这将他政治舞台上存在交情的天真想法敲得粉碎，从此，张学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谁都不信任，遇事独断专行，没有心腹，也没有帮衬。
政治无信义不假，但是要统领一个庞大的派系，维持其生命力，则必须遵循一般的政治规律——任何一个派系都必须有个二当家，不管老二对于老大是否忠诚，这都是必须的。以蒋介石为例，黄埔系的二当家是何应钦，何应钦对蒋介石忠诚吗？大家心知肚明。但是蒋介石为什么还要立这样一个反复无信，对己不忠之人当自己派系的二当家呢？原因很简单，人都有倒霉的时候，所以一个政客要做的不是避免倒霉，而是能在倒霉以后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这必须建立在派系不散的前提下。所以说，何应钦的作用是什么呢？他的作用就是保证黄埔系在蒋介石倒霉的时候不散，给他复出创造机会。一个没有二当家的派系是经不起波折的，只要老大倒霉，这个派系就会立即土崩瓦解，而这个倒霉的老大也会因此失去再起的能力。当然，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处理，老二太火，老大就会失势，比如直系中曹锟与吴佩孚；老二太温，那么也起不到关键时刻支撑派系的作用；所以说如何能保证二当家不温不火，既不影响老大的权势，又同时保证一定的影响力，这对于派系建设来说实在是个大难题。但是，二当家的存在始终是必须的，不管老二和老大的关系处理的如何，对于一个派系而言，有一个二当家始终优于没有二当家。
我们再回到张学良的问题上，很显然，小张是对郭松龄一事心有余悸，因此自此不设心腹助手，这对于张学良稳固地位当然有一定帮助，但是副作用同样明显，那就是奉系再也经不起诸如老张罹难之类的波折了。张学良没有认真总结郭松龄叛乱带来的经验教训，只是从直觉上做出了人皆无信的判断，但是政治是政治，为人是为人，两者岂可混谈？事实上，小张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交情。郭松龄为什么会叛乱？是因为对小张没有感情？当然不是，郭松龄尽管有反骨，但是也并非是一个不念交情之人，郭松龄叛乱因为这是政治！张学良与郭松龄的交往是交情，但更多的成分应该是政治，可惜的是，张学良似乎并没有分清楚这一点，其后果便是他与郭松龄全无主臣之别，交情二字将政治上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给覆盖了起来。因此，张学良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好的政客，因为他缺乏政客的思维，做事更多时候是依靠直觉而不是理智。
其实，在如今的奉系内，并非没有一个二当家的潜在人选，杨宇霆，这个人便是奉系天然的二当家。但是，杨宇霆和张学良的关系过于恶劣，郭松龄在世时，士官派便与陆大派争斗不休，而作为陆大派的后台，太子张学良便与士官派头子杨宇霆结下了梁子。如今老张新丧，杨宇霆的身份一是旧臣，二是原太子党的对手，不管从哪个方面而言，似乎杨宇霆都会不容于新主张学良，但是如今奉系的局面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张学良苦心经营的太子党集团随着郭松龄反水而瓦解，如今张学良缺乏一个亲信集团作为支撑。如果杨宇霆和张学良抛弃旧怨，通力合作，奉系或可步入平稳，维持东三省的局面也能有利，可惜的是，杨宇霆倨傲不逊，张学良冲动幼稚，这让原本可能出现的平和局面顷刻丧失。杨宇霆作为老臣，不但没有去尽力缓和与张学良的旧有矛盾，反而倚老卖老，完全没有把少主放在眼里。其实，杨宇霆压根就没想过要反对小张，他的这种态度完全是性格使然，而这种性格也决定了这位奉系内部颇有才具的方面之才的悲剧命运。杨宇霆有才，但可惜的是，他缺乏一个政客应有的睿智，于是，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屡屡出现的权臣与幼主的故事再次上演。
杨宇霆看不起张学良，这本不足为奇，怀就坏在他将这种情绪当众表露了出来，既然他不想反对小张，那么，言语傲慢必会成为取祸之道。杨宇霆性情豪放，恃才傲物，而有时又有些促狭，这样的人容易引起别人的忌恨。杨宇霆常在人前称小张为阿斗，这当然会为小张所不容。小张初掌权柄，根基未固，又缺乏得力亲信，而杨宇霆位高权重，资历深厚，杨宇霆对小张的言语不敬当然是对小张威信的最大伤害。郭松龄叛乱，失之小张立威不够，而此时杨宇霆言语无礼，则正是戳到了小张的痛处。
杨宇霆好比一匹烈马，虽然性情暴躁，但是日行千里，能否尽其千里之才取决于骑师的水准。张作霖是个好骑师，能让这匹千里马一展其长，但可惜的是，小张缺乏足够的力量，也没有高超的技术，无法驾驭这匹烈马。在明确自己根本不可能驾驭杨宇霆之后，小张采取了令人叹息的极端手段。于是，为奉系立下大功的杨宇霆最终被有心立威的小张诛杀，陪葬者是杨宇霆的心腹常荫槐，这对于新丧旧主，惊魂未定的奉系而言无疑又是重大打击，在局面将覆的危难之际先诛能臣，这实在谈不上有多高明。
诛杀杨宇霆体现了小张在处理复杂局面之时的任性和笨拙，在奉系用人之际因为一己私怨而痛下杀手只能使亲痛仇快。杀人是一门学问，而诛杀权臣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小张显然仅仅只是这门学问的初学者——因为无法驾驭而杀人这是政治杀人学中最低级的阶段。那么杀掉杨宇霆起到了立威的效果吗？至少在我看来，小张体现的更多是隐藏在强悍之下的惶恐。而杀掉杨宇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奉系走向覆亡的开端，而亲手为奉系掘墓的不是别人，正是老张苦心栽培，不足而立便已成一方诸侯的接班人张学良。老张泉下有知，可能瞑目？
张老帅对东北的开发以及东三省兵工厂的建设无疑是北洋时代最大的亮点。可惜东北军虽然装备全国一流但战斗力实在太差，似乎能在东北军身上找到甲午战争中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影子。而张少帅对于军事和政治的轻率又使东北军这只纸老虎的弱点在日本面前暴露无遗。如果没有中东路的惨败，没有东北军大批大批的入关 9.18或许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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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如此，北洋时代被人低估的地方还太多了，比如文化的繁荣，比如外交上的务实努力，比如言论的自由等等，我会在后面对北洋时代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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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如此，北洋时代被人低估的地方还太多了，比如文化的繁荣，比如外交上的务实努力，比如言论的自由等等，我会在后面对北洋时代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两位老兄稍安勿躁，其实正统与否本就没有一定之数——尤其是乱世，只能说成王败寇，谁赢了自然就是正统，因此根本没有在理论上探讨此事的必要。
但在一定的时间内，民众会认可一个既有思想上的号召力又有实力的某一个政治势力是正统的，国民党形式统一全国后，东北宣布遵从三民主义和挂青天白日红旗，这就说明当时国民党在号召力上还有实力上成为了合法的中央，而阎冯李等地方军阀对抗老蒋，也没有丢弃青天白日红旗和国民党的外衣，另立旗帜，还是名义上尊重国民党的正统地位，而中G是更有思想号召力的政治集团，他是要完全推翻中华民国，国民党，三民主义等的正统地位。现在中G的正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不管现实已经变成资本主义也好，中G依然会喊着拿着拿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旗帜，因为这是他们立党的思想和旗帜，是他们正统地位的一个象征，所以搞市场经济也要加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法制要说社会主义法制，一切改革都要加个社会主义，以证明现在依然是社会主义，虽然只是个口号。国民党也一样，他们的旗帜是三民主义，这是他们取得正统的思想，他们也不会丢。北洋系曾经有实力和合法的政府地位，但他们对民众特别是青年没有思想上的号召力。孙中山最大资本就是有成系统的三民主义思想，让人相信他代表正义，而比国民党更“革命”的中G，也拉起社会主义思想大旗来代表他才是革命的正统，国民党是“背叛”革命，这是国共争夺思想人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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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胜利者都可以编出一万套理由来说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中国古代改朝换代那么多，哪个没有编出理由来说自己是正统？就是最不正统的满清政府，他们不也千方百计想出了一套手段来验证正统一事？所以正统不正统，其实就看你怎么说，而作为胜利者而言，自愿效劳来构建正统性理论的文人不可胜数，随便找些便能理所当然的正统了。因此，老兄大可不必对这些夸夸其谈确又从来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太过在意，因为成败既定，理论自然就可以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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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胜利者都可以编出一万套理由来说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中国古代改朝换代那么多，哪个没有编出理由来说自己是正统？就是最不正统的满清政府，他们不也千方百计想出了一套手段来验证正统一事？所以正统不正统，其实就看你怎么说，而作为胜利者而言，自愿效劳来构建正统性理论的文人不可胜数，随便找些便能理所当然的正统了。因此，老兄大可不必对这些夸夸其谈确又从来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太过在意，因为成败既定，理论自然就可以编纂。
作者：闽南男儿 回复日期：2009-06-23 10:19:20
小张去单挑苏联北极熊，也是为了立威吧，1929年敢单挑苏联，1931年对日本连抵抗都不敢抵抗，真不知是怎么想的，小张当时不知道苏联的实力吗？不过之后小日本也在诺门坎被毛子打得满地找牙。向苏联叫板不但没有收回铁路权，反而丢了黑瞎子岛，现在毛子只还给中国一半的岛，另一半算是小张给毛子的赔罪品了。先丢黑瞎子岛，再丢整个东北，难怪小张晚年不敢回大陆，最感谢他的就是中G了，把他从民族罪人吹成“爱国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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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在中东路上跟苏联折腾，其实就是无知低能的政治手腕的表现，本来有个日本就够难缠的了，再得罪了苏联，岂不是自寻死路？所以说，小张根本不适合搞政治，太冲动了。
乱战前夜
历史总是在冲突与融合中张弛有度的进行着，民国的乱世在1927年达到了最高峰，各派势力不分敌我拼命厮杀，而1928年的民国则相较而言平稳了很多，但平稳的背后则是暗流涌动，在民国，任何一次平稳都只是在为更疯狂的较量蓄力，而发生了很多象征性事件的1928年也终究只是乱战的前夜。
大秤分金银，大块分地盘
二次北伐是老蒋复出以后打出的一张形象牌，虽然老蒋逐渐在派系斗争中占据了上风，但是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做事情总是更加名正言顺——中国人做事情不就讲究个嫡传正宗吗？当然了，为了让各派响应号召，群策群力，蒋介石就不能让各位白干活，此时国民党内四大军事集团中有三位都是军阀出身，没点好处谁愿意卖命？因此，老蒋想出了个所谓设立政治分会的办法，具体是冯玉祥掌管开封政治分会，控制河南，陕西，甘肃；李济深掌管广州政治分会，控制两广；阎锡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下辖山西，绥远，察哈尔；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下辖湖南，湖北。看起来，老蒋是相当慷慨，有点梁山寨主的意思，大秤分金银，大块分地盘，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老蒋只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这些地方即便老蒋不搞这个有名无实的册封仪式也都在老几位的掌握之中，而蒋介石将不属于自己的地盘分给别人不但于己无损，还可以博得慷慨之名。但是老蒋的表态对于几位实力派人物来说依然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这就代表蒋介石已经承认了各派在原属地盘上的地位，这种承认对于老蒋而言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横竖承不承认这些地盘都是他们的，但对于老几位而言，这种承认就是将其在所属地区的地位合法化了。这就比如一个国家取得了一个有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权，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国家还是需要联合国援引《国际法》有关条款对此进行确认，这就是所谓合法性的重要性。老蒋送了一顶廉价的合法性帽子，目的是要各位配合他完成二次北伐，所谓配合，意思就是承认他在二次北伐中的绝对指挥权——因此，老蒋裂地封侯的目的就出来了，无非就是一笔各得所需的政治交易罢了。
待到二次北伐成功之后，局面又有了一点新的变化，主要的变化当然是取得了一点新地盘，直隶和京津到底归谁呢？主要的竞争者是两个，冯玉祥和阎锡山。老蒋自然早有计较，冯玉祥相较而言实力雄厚，属下部队能征善战，而阎锡山相比而言战斗力就要逊色的多，因此，结论就出来了，扶弱不助强啊，老蒋在北方实力有限，但是核心地带又不能不有所控制，所以只能玩均势战略。冯玉祥牛逼，所以地盘不能给他，如果把直隶都给了冯玉祥，那么以冯玉祥的能耐，一旦坐大就无法控制了，所以这块地盘只能给实力稍有不济的阎锡山，在弱者身上加码是均势理论中的常识，老蒋当然深明此道。当然在摆弄政治天平的同时，此举还起到了另外的效果，那就是挑动冯阎二人的矛盾——此二人本就有隙，在北洋时代已有旧怨，而在北伐之后也是明争暗斗，阎锡山两次遭遇奉系老拳伺候，冯玉祥居然两次都笑看风云，从这点来说，阎锡山对冯玉祥是很有些看法的。而冯玉祥心中当然也不满，仗要我来打，地盘却给别人，阎锡山这个货除了挨揍乞援之外一无是处，但如今却坐收渔利，这口气是怎么也理不顺的。虽说双方此时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一心为党国出力，但是新仇旧怨交织决定了北方暗流涌动，而北方不太平对于一心争雄称霸的老蒋而言当然很重要。
新近归顺国民党的张学良当然也要给点好处，蒋介石将热河一并赠与——反正地盘不是自己的，拿出去也不会心疼。老蒋当然知道张学良在北方甚至全国战局的重要地位，因此，对于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老蒋自然不能亏待了，张学良刚说要易帜，老蒋马上应允，并立刻表示将热河划给小张，而在易帜屡屡迟滞之时，老蒋也是大打感情牌，这当然给小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张学良这个人我们说过，压根就不怎么会玩政治，看待问题也更多是从生活经验以及直觉天性出发，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差一些。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而对待性情中人，当然就必须在感情上做文章，老蒋明白这个道理，叙感情，套近乎，言必称汉卿老弟，这当然无形之中为将来张学良关键时刻拥蒋埋下了伏笔。
此次大封功臣，老蒋当然不是真的愿意与各位和睦共处，共享荣华，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有着全国野心的政客来说，这次封侯只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恶战蓄力。自从老蒋下野充电之后，实力已非昔比，找到了新的国际支持，在财界的关系更为牢固，而这一切都是老蒋将来称雄的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性的要素。打仗靠的是什么？答案是靠的是钱，尤其是在长期的鏖战中更是如此，谁最有钱，谁就可能撑到最后，拖死对手。美国冷战中是怎样搞倒苏联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家一块耗，到最后没钱的苏联耗不过有钱的美国，所以冷战就输了，道理就是那么简单。在这些诸侯中，冯玉祥，李宗仁，甚至阎锡山都不是有足够财力的主儿，而真正有钱，能够迅速将军队扩张起来，并且进行迅速再生产的只有老蒋，有了钱，就有了底气，也有了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进行军备竞赛的底气。所以，老蒋这次封侯有着很明确的战略目的，就是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为他整军经武赢得时间。当然了，成果是非凡的，短短半年事件，老蒋的第一集团军便迅速膨胀，发展为20多个军，4个独立师，总计50多万人的武装，而这么快实力并有如此巨大的提升，当然和老蒋有着雄厚的财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蒋介石的黄埔系蒸蒸日上，而黄埔的二号人物何应钦则最近有些倒霉，因为老蒋刚回来就把他给撤了，理由嘛，当然是给这位不听话的副手一点教训。何应钦附和桂系逼宫也就罢了，更让老蒋难以接受的是，他的头号心腹居然在全国舆论为其复出大肆造势的背景下一言不发，态度冷漠，这下彻底惹恼了老蒋。所谓驭下之术恩威并举，老蒋对何应钦可谓仁至义尽，但是何应钦居然如此不识抬举，当然必须给点颜色瞧瞧。但是，老蒋也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何应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个二当家还是得树着，没过多久，老蒋又把他给找了回来，温言抚慰——这就是所谓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老蒋要让何应钦明白，老子才是你的主子，别老跟着桂系那帮人瞎搅和，没你什么好。
下面谈一下桂系的问题，桂系最近发展势头不错，虽然执掌中央的时间很短暂，不久后也失去了党内支持，但是借着这股春风，桂系以中央之名也颇是打开了些通道，比如两湖便进入了桂系的势力范围。湖北没什么问题，但是湖南却着实有些难处，早在和程潜联合倒唐之时，李宗仁便允诺将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位子给程潜，但那毕竟是权宜之计，在军人眼里，地盘远比允诺重要的多。
但是，湖南确实也存在着比较特殊的问题，善后工作不容易，我们知道湖南在民国早年便存在三支武装系统，程潜，谭延闿，赵恒锡三足鼎立，虽然在整合之后，赵恒锡取得了在湖南的霸权，但在北伐之前，赵恒锡被唐生智驱逐，因此唐生智便取代了赵恒锡，成为了湘系武装的另一股力量。而到了现在，湖南依然有三个系统的武装，程潜的第六军，唐生智部将何键的第十五军以及谭延闿系统的鲁涤平第二军，所以李宗仁并没有能力立刻撇开程潜，相反，他还需要借助程潜来稳定局面。但是，程潜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李宗仁终究是要拔掉程潜，由自己控制湖南的。
李宗仁跟蒋介石一直是有嫌隙的，尤其是老蒋册封李宗仁之后，李宗仁居然没有领情，迟迟不接受任命，个中缘由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宗仁对蒋介石的猜忌——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太虚伪，封侯只是在利用自己帮他卖命。李宗仁岂是甘居人下的角色？因此对于老蒋的拉拢不为所动。但是，李宗仁也明白，自己要拔掉程潜，也需要蒋介石的默许——至少老蒋要中立；在跟老蒋的关系上，程潜跟李宗仁一样，也是坚决的倒蒋派；但不同的是，李宗仁是因为派系利益与老蒋存在冲突，而程潜则更多有些感情因素，私人恩怨。所以李宗仁可以为了利益跟老蒋虚与委蛇，而程潜却不行，利益可能重组，而私怨则难处理的多。
而程潜对于老蒋的封侯令当然心怀十二分的不满，认为这是老蒋无视自己的存在，而他对李宗仁的怀疑也日甚一日，最终以税收等等琐碎问题为契机，双方终至翻脸——吃亏的当然是程潜。而李宗仁此时一改往日忠厚之风，竟至于在利用程潜出席武汉政治分会的会议时将其扣押，由此可见，在地盘问题上，政客是不能用常态来衡量的，虽然李宗仁得偿夙愿，但是也知此举不武，在回忆录中也将此引为憾事。不管怎么说，李宗仁终于在赶跑了唐生智之后取得了两湖地盘的实际控制权，桂系在中原也有了地盘基业，势力达到了顶峰。
目前的民国就是如此，国民党内形成了5个颇有势力的军事集团，各自拥有地盘和嫡系武装，这样的局面当然就意味着乱战还将继续，老百姓离和平还非常遥远，北洋系完了，接下来表演混战的变成了国民党，但对于民众而言，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历史总是在冲突与融合中张弛有度的进行着，民国的乱世在1927年达到了最高峰，各派势力不分敌我拼命厮杀，而1928年的民国则相较而言平稳了很多，但平稳的背后则是暗流涌动，在民国，任何一次平稳都只是在为更疯狂的较量蓄力，而发生了很多象征性事件的1928年也终究只是乱战的前夜。
大秤分金银，大块分地盘
二次北伐是老蒋复出以后打出的一张形象牌，虽然老蒋逐渐在派系斗争中占据了上风，但是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做事情总是更加名正言顺——中国人做事情不就讲究个嫡传正宗吗？当然了，为了让各派响应号召，群策群力，蒋介石就不能让各位白干活，此时国民党内四大军事集团中有三位都是军阀出身，没点好处谁愿意卖命？因此，老蒋想出了个所谓设立政治分会的办法，具体是冯玉祥掌管开封政治分会，控制河南，陕西，甘肃；李济深掌管广州政治分会，控制两广；阎锡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下辖山西，绥远，察哈尔；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下辖湖南，湖北。看起来，老蒋是相当慷慨，有点梁山寨主的意思，大秤分金银，大块分地盘，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老蒋只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这些地方即便老蒋不搞这个有名无实的册封仪式也都在老几位的掌握之中，而蒋介石将不属于自己的地盘分给别人不但于己无损，还可以博得慷慨之名。但是老蒋的表态对于几位实力派人物来说依然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这就代表蒋介石已经承认了各派在原属地盘上的地位，这种承认对于老蒋而言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横竖承不承认这些地盘都是他们的，但对于老几位而言，这种承认就是将其在所属地区的地位合法化了。这就比如一个国家取得了一个有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权，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国家还是需要联合国援引《国际法》有关条款对此进行确认，这就是所谓合法性的重要性。老蒋送了一顶廉价的合法性帽子，目的是要各位配合他完成二次北伐，所谓配合，意思就是承认他在二次北伐中的绝对指挥权——因此，老蒋裂地封侯的目的就出来了，无非就是一笔各得所需的政治交易罢了。
待到二次北伐成功之后，局面又有了一点新的变化，主要的变化当然是取得了一点新地盘，直隶和京津到底归谁呢？主要的竞争者是两个，冯玉祥和阎锡山。老蒋自然早有计较，冯玉祥相较而言实力雄厚，属下部队能征善战，而阎锡山相比而言战斗力就要逊色的多，因此，结论就出来了，扶弱不助强啊，老蒋在北方实力有限，但是核心地带又不能不有所控制，所以只能玩均势战略。冯玉祥牛逼，所以地盘不能给他，如果把直隶都给了冯玉祥，那么以冯玉祥的能耐，一旦坐大就无法控制了，所以这块地盘只能给实力稍有不济的阎锡山，在弱者身上加码是均势理论中的常识，老蒋当然深明此道。当然在摆弄政治天平的同时，此举还起到了另外的效果，那就是挑动冯阎二人的矛盾——此二人本就有隙，在北洋时代已有旧怨，而在北伐之后也是明争暗斗，阎锡山两次遭遇奉系老拳伺候，冯玉祥居然两次都笑看风云，从这点来说，阎锡山对冯玉祥是很有些看法的。而冯玉祥心中当然也不满，仗要我来打，地盘却给别人，阎锡山这个货除了挨揍乞援之外一无是处，但如今却坐收渔利，这口气是怎么也理不顺的。虽说双方此时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一心为党国出力，但是新仇旧怨交织决定了北方暗流涌动，而北方不太平对于一心争雄称霸的老蒋而言当然很重要。
新近归顺国民党的张学良当然也要给点好处，蒋介石将热河一并赠与——反正地盘不是自己的，拿出去也不会心疼。老蒋当然知道张学良在北方甚至全国战局的重要地位，因此，对于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老蒋自然不能亏待了，张学良刚说要易帜，老蒋马上应允，并立刻表示将热河划给小张，而在易帜屡屡迟滞之时，老蒋也是大打感情牌，这当然给小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张学良这个人我们说过，压根就不怎么会玩政治，看待问题也更多是从生活经验以及直觉天性出发，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差一些。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而对待性情中人，当然就必须在感情上做文章，老蒋明白这个道理，叙感情，套近乎，言必称汉卿老弟，这当然无形之中为将来张学良关键时刻拥蒋埋下了伏笔。
此次大封功臣，老蒋当然不是真的愿意与各位和睦共处，共享荣华，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有着全国野心的政客来说，这次封侯只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恶战蓄力。自从老蒋下野充电之后，实力已非昔比，找到了新的国际支持，在财界的关系更为牢固，而这一切都是老蒋将来称雄的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性的要素。打仗靠的是什么？答案是靠的是钱，尤其是在长期的鏖战中更是如此，谁最有钱，谁就可能撑到最后，拖死对手。美国冷战中是怎样搞倒苏联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家一块耗，到最后没钱的苏联耗不过有钱的美国，所以冷战就输了，道理就是那么简单。在这些诸侯中，冯玉祥，李宗仁，甚至阎锡山都不是有足够财力的主儿，而真正有钱，能够迅速将军队扩张起来，并且进行迅速再生产的只有老蒋，有了钱，就有了底气，也有了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进行军备竞赛的底气。所以，老蒋这次封侯有着很明确的战略目的，就是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为他整军经武赢得时间。当然了，成果是非凡的，短短半年事件，老蒋的第一集团军便迅速膨胀，发展为20多个军，4个独立师，总计50多万人的武装，而这么快实力并有如此巨大的提升，当然和老蒋有着雄厚的财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蒋介石的黄埔系蒸蒸日上，而黄埔的二号人物何应钦则最近有些倒霉，因为老蒋刚回来就把他给撤了，理由嘛，当然是给这位不听话的副手一点教训。何应钦附和桂系逼宫也就罢了，更让老蒋难以接受的是，他的头号心腹居然在全国舆论为其复出大肆造势的背景下一言不发，态度冷漠，这下彻底惹恼了老蒋。所谓驭下之术恩威并举，老蒋对何应钦可谓仁至义尽，但是何应钦居然如此不识抬举，当然必须给点颜色瞧瞧。但是，老蒋也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何应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个二当家还是得树着，没过多久，老蒋又把他给找了回来，温言抚慰——这就是所谓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老蒋要让何应钦明白，老子才是你的主子，别老跟着桂系那帮人瞎搅和，没你什么好。
下面谈一下桂系的问题，桂系最近发展势头不错，虽然执掌中央的时间很短暂，不久后也失去了党内支持，但是借着这股春风，桂系以中央之名也颇是打开了些通道，比如两湖便进入了桂系的势力范围。湖北没什么问题，但是湖南却着实有些难处，早在和程潜联合倒唐之时，李宗仁便允诺将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位子给程潜，但那毕竟是权宜之计，在军人眼里，地盘远比允诺重要的多。
但是，湖南确实也存在着比较特殊的问题，善后工作不容易，我们知道湖南在民国早年便存在三支武装系统，程潜，谭延闿，赵恒锡三足鼎立，虽然在整合之后，赵恒锡取得了在湖南的霸权，但在北伐之前，赵恒锡被唐生智驱逐，因此唐生智便取代了赵恒锡，成为了湘系武装的另一股力量。而到了现在，湖南依然有三个系统的武装，程潜的第六军，唐生智部将何键的第十五军以及谭延闿系统的鲁涤平第二军，所以李宗仁并没有能力立刻撇开程潜，相反，他还需要借助程潜来稳定局面。但是，程潜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李宗仁终究是要拔掉程潜，由自己控制湖南的。
李宗仁跟蒋介石一直是有嫌隙的，尤其是老蒋册封李宗仁之后，李宗仁居然没有领情，迟迟不接受任命，个中缘由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宗仁对蒋介石的猜忌——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太虚伪，封侯只是在利用自己帮他卖命。李宗仁岂是甘居人下的角色？因此对于老蒋的拉拢不为所动。但是，李宗仁也明白，自己要拔掉程潜，也需要蒋介石的默许——至少老蒋要中立；在跟老蒋的关系上，程潜跟李宗仁一样，也是坚决的倒蒋派；但不同的是，李宗仁是因为派系利益与老蒋存在冲突，而程潜则更多有些感情因素，私人恩怨。所以李宗仁可以为了利益跟老蒋虚与委蛇，而程潜却不行，利益可能重组，而私怨则难处理的多。
而程潜对于老蒋的封侯令当然心怀十二分的不满，认为这是老蒋无视自己的存在，而他对李宗仁的怀疑也日甚一日，最终以税收等等琐碎问题为契机，双方终至翻脸——吃亏的当然是程潜。而李宗仁此时一改往日忠厚之风，竟至于在利用程潜出席武汉政治分会的会议时将其扣押，由此可见，在地盘问题上，政客是不能用常态来衡量的，虽然李宗仁得偿夙愿，但是也知此举不武，在回忆录中也将此引为憾事。不管怎么说，李宗仁终于在赶跑了唐生智之后取得了两湖地盘的实际控制权，桂系在中原也有了地盘基业，势力达到了顶峰。
目前的民国就是如此，国民党内形成了5个颇有势力的军事集团，各自拥有地盘和嫡系武装，这样的局面当然就意味着乱战还将继续，老百姓离和平还非常遥远，北洋系完了，接下来表演混战的变成了国民党，但对于民众而言，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看看国共两党的发展，打天下的时候人越多越好，等到分赃的时候又嫌僧多粥少了，各个山头闹得不可开交，是中国人缺乏宽容的精神呢？还是一开始就不要拉那么多人入伙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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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才是政治的常态，政坛上最多的就是可共患难但不可共享福的人。这不是说中国人才这样，西方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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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才是政治的常态，政坛上最多的就是可共患难但不可共享福的人。这不是说中国人才这样，西方同样如此。
占山为王
1927年对于中共而言是个充满着创伤和苦痛的一年，和国民党分手后，中共走上了一条前途黯淡凶险未知的道路，国共破裂后，中共反抗过，挣扎过，但是无奈实力悬殊，三次具有代表性的起义均告失败：南昌起义失败，秋收起义失败，广州起义同样还是失败。尽管都是失败，但是区别还是存在的，南昌起义是平地一声吼，宣告中共也不是软柿子，想捏就捏的；秋收起义则效仿中国历史上诸多的农民起义军，在实力不济之时，占山为王，率先意识到了中共应该取得地盘和应该怎样取得和取得怎样的地盘；而广州起义呢，不说也罢，这是一次愚蠢的送命行动，后果则是让中共早期的军事统帅叶挺走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所以说，这三次起义中真正说得上有点实际意义的还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最起码毛泽东还混了块固定地盘，说句难听点的话，毛泽东好歹是坐寇，这就比南昌起义后的流寇朱德强——尽管这块地盘颇有些穷山恶水的意味。
井冈山在中共历史上意义重大，这倒不是说中共靠这块地盘发了家，其意义在于毛泽东向中共展示了自己熟读史书的成果——任何夺取天下的政治集团都是从占山为王开始的。毛泽东显然是个实事求是的人，在军事问题上更是如此，他知道目前的实力不可能在大城市有所建树，所以他抱定了英雄不论出处的想法，委曲求全，不挑肥拣瘦，先在一块地方落了脚再说。光从这点来说，他就比党中央的那帮成天做梦中心开花的狂热分子强，但是毛泽东是孤独的，因为违反了中央进攻长沙的决议，老毛可是没少挨整，但即便如此也比在广州起义中送命的张太雷要强。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可行的事，就会不顾一切的做，就算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而他认为不行的事，说死了他也不会干，一句话，老毛绝对是个识时务之人——这也是一个优秀政客的必备素质。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拉了两个盟友，都是绿林好汉，不怕死的农民无产者，分别是王佐和袁文才。这两个人都是永新县人，很早就带了一批弟兄造反，后来湖南的农民运动搞得有声有色，这两个人也被中共所接纳，入了党——中共当时也是实在无兵可用，什么成分的，不管以前是土匪还是强盗，只要本人愿意跟着中共干，中共就愿意接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一个集团发展壮大的初期，当然不能想着装纯扮酷，水至清则无鱼，不管是什么部队，只要是对壮大队伍有利，就都可以利用。毛泽东当然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不都是那么过来的？况且要在井冈山站稳脚跟，不跟这两个对本地环境熟门熟路的地头蛇搞好关系怎么成？但其实，中央对这支绿林武装是不信任的，态度也就是纯粹的利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此二人被诛杀的潜因（此事容我们以后再述）。毛泽东虽然也是利用，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些绿林好汉有什么要不得的，这位一心搞农民起义的农民王头脑中没有那些共产主义的条条框框，中央认为绿林武装有损我党威名而且不可靠，所以一直想用完就扔，但是毛泽东就觉得绿林好汉终究是好汉，只要感情处的好，平时控制得力，问题并不大。
如何处理外来武装和地方势力的关系，这一直是政治中的一门重要学问，大到乱世枭雄裂土自立，小到晁盖团伙落草梁山，都离不开这个问题。往近了说，国民党从大陆退往台湾之后便有这样的问题，一度还因为处理不好使得台湾民众对国民党颇有不满，最后还是小蒋觉得老那么跟台湾本土力量对着干也不是办法，况且国民党也需要换血，因此开始适度转型，直到后来李登辉搞了国民党的本土化运动之后，国民党才真正称得上是与台湾融合了。毛泽东上井冈山也是一样，人生地不熟，尽管井冈山是个鸟不拉屎的僻静所在，但是如果不跟当地势力搞好关系，难免不被他们卖了。所以毛泽东从上井冈山之日起就充分重视这个问题，为了跟袁文才和王佐这样的当地好汉搞好关系，毛泽东把该干的都干了，甚至还娶了永新一枝花贺子珍，这一切都是为了和地方势力搞好关系。当然，效果也是显著的，毕竟联姻很多时候就是最有效的政治交际手段，毛泽东娶了贺子珍，那当然立即拉近了和袁王二人的关系，也为他在井冈山站住脚奠定了基础。
因此，在井冈山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是因为和地方派关系搞得不错，所以毛泽东倒也没有太多的危险，再加上和贺子珍的婚姻解决了毛泽东多方面的需要，所以毛泽东倒也没有因为穷山恶水的处境而有太多沮丧。毛泽东在井冈山虽然称不上风光，但是也算是顺当，而这个中共目前第一个固有地盘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中共的其他人物，比如说南昌起义后就在闽湘赣边境打游击的朱德。
朱德是滇军人物，他在滇军中很有些关系，后来从苏联归国后去江西投奔了老友朱培德，混了个公安局长的差事，因为这个差事，朱德在江西地面上也算是人头比较熟，各方面关系也比较复杂，所以尽管当时朱德参加南昌起义仅仅只有一个教导团——实际上十足武装只有一个营，中共也要抬举他当个军长。朱德的这个第九军军长有名无实，大家想想，公安局的人能干啥？无非是抓几个流氓，搞几个混混，实际的战力当然严重不足，更何况在起义军南征途中，他的部下很快就散的差不多了，因此朱德得到的也仅仅是个虚名——不过这个虚名对朱德一生的仕途影响很大，没有这个军长之衔，他又怎么能成为十大元帅之首呢？所以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对比一下叶挺，大家就发现，论当时的威望能力和实力，朱德根本没有一点比得上人叶挺，但是朱德最后位列九卿，而叶挺则历经磨难，这说明了一个人发迹与否还真是跟运气有很大关系。
朱德在南昌起义途中为了护卫革委会进入海陆丰，留守三河坝，和追击的钱大钧残部血战三昼夜，最后因为伤亡惨重，只能退出战斗。但是此时朱德指挥的部队并不是他的公安部队，而是以周士第独立团为基础的第二十五师，这支部队应该说有一定的实力，但是也架不住和钱大钧消耗——更何况，黄绍竑的部队也正在向三河坝挺进。朱德在撤出战斗的过程中也不断有将领率部离队，部队也从2000多人减少到800人，沿途有追兵，给养又成问题，朱德的日子委实不好过。最后还是靠着朱德的人脉解决了问题，他找到了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范石生，范石生很给面子，讲义气，收留了朱德，并且在事泄之后通知朱德离开，并发给银元枪械，好人算是做到家了——由此可见，中共抬举朱德是有道理的，他的旧关系在不少地方都会派上用场。离开范石生之后，朱德总算是有了钱和军需补给，也开始在闽赣湘边境打起了游击，显然，居无定所的游击生涯并不好玩，朱德混的也是远不如毛泽东，一样都是实力不济，但有地盘就比没地盘强得多。
当时在朱德军中的还有陈毅，当然还有林彪，但当时林彪只是个小小的连长，所以不提也罢。陈毅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是作为中央派去的指导员身份工作的，他并不是军人出生，一直以来搞的都是政治工作，最后统兵也算是赶鸭子上架，但历史是奇妙的，就是这样一个文臣最后居然成为了元帅。朱德和陈毅的这支武装打了很长时间的游击，也受够了四处奔走的苦痛，所以当毛泽东派人送去邀请函时，他们几乎马上便同意去井冈山入伙。
最终于1928年4月，在毛泽东的掩护下，朱德率部与毛泽东会师，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会师之后的朱德终于摆脱了日夜不宁的流寇生涯，也算是安了家，被人家打得四处游走的日子不好过，如今朱德总算不用继续颠沛流离。他和毛泽东的部队经过整编之后组成了红四军——这个称号并非是根据序列而言，而是单纯为了纪念在北伐中屡立战功的铁军第四军，也算是当时一个好的想头。
井冈山会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桩大事，不过一直被官方吹嘘的有些过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流寇朱德投奔了山大王毛泽东而已，这是中国历史上经常上演的聚义桥段，水浒中也有类似三山聚义的段子，此次会师性质也基本相当。但是于中共今日的低潮，能够有块地方落脚便已是不易之事，星星之火也可燎原，占山为王虽说不够豪情，但也是草莽之士能成王者必经的磨砺。
1927年对于中共而言是个充满着创伤和苦痛的一年，和国民党分手后，中共走上了一条前途黯淡凶险未知的道路，国共破裂后，中共反抗过，挣扎过，但是无奈实力悬殊，三次具有代表性的起义均告失败：南昌起义失败，秋收起义失败，广州起义同样还是失败。尽管都是失败，但是区别还是存在的，南昌起义是平地一声吼，宣告中共也不是软柿子，想捏就捏的；秋收起义则效仿中国历史上诸多的农民起义军，在实力不济之时，占山为王，率先意识到了中共应该取得地盘和应该怎样取得和取得怎样的地盘；而广州起义呢，不说也罢，这是一次愚蠢的送命行动，后果则是让中共早期的军事统帅叶挺走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所以说，这三次起义中真正说得上有点实际意义的还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最起码毛泽东还混了块固定地盘，说句难听点的话，毛泽东好歹是坐寇，这就比南昌起义后的流寇朱德强——尽管这块地盘颇有些穷山恶水的意味。
井冈山在中共历史上意义重大，这倒不是说中共靠这块地盘发了家，其意义在于毛泽东向中共展示了自己熟读史书的成果——任何夺取天下的政治集团都是从占山为王开始的。毛泽东显然是个实事求是的人，在军事问题上更是如此，他知道目前的实力不可能在大城市有所建树，所以他抱定了英雄不论出处的想法，委曲求全，不挑肥拣瘦，先在一块地方落了脚再说。光从这点来说，他就比党中央的那帮成天做梦中心开花的狂热分子强，但是毛泽东是孤独的，因为违反了中央进攻长沙的决议，老毛可是没少挨整，但即便如此也比在广州起义中送命的张太雷要强。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可行的事，就会不顾一切的做，就算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而他认为不行的事，说死了他也不会干，一句话，老毛绝对是个识时务之人——这也是一个优秀政客的必备素质。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拉了两个盟友，都是绿林好汉，不怕死的农民无产者，分别是王佐和袁文才。这两个人都是永新县人，很早就带了一批弟兄造反，后来湖南的农民运动搞得有声有色，这两个人也被中共所接纳，入了党——中共当时也是实在无兵可用，什么成分的，不管以前是土匪还是强盗，只要本人愿意跟着中共干，中共就愿意接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一个集团发展壮大的初期，当然不能想着装纯扮酷，水至清则无鱼，不管是什么部队，只要是对壮大队伍有利，就都可以利用。毛泽东当然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不都是那么过来的？况且要在井冈山站稳脚跟，不跟这两个对本地环境熟门熟路的地头蛇搞好关系怎么成？但其实，中央对这支绿林武装是不信任的，态度也就是纯粹的利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此二人被诛杀的潜因（此事容我们以后再述）。毛泽东虽然也是利用，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些绿林好汉有什么要不得的，这位一心搞农民起义的农民王头脑中没有那些共产主义的条条框框，中央认为绿林武装有损我党威名而且不可靠，所以一直想用完就扔，但是毛泽东就觉得绿林好汉终究是好汉，只要感情处的好，平时控制得力，问题并不大。
如何处理外来武装和地方势力的关系，这一直是政治中的一门重要学问，大到乱世枭雄裂土自立，小到晁盖团伙落草梁山，都离不开这个问题。往近了说，国民党从大陆退往台湾之后便有这样的问题，一度还因为处理不好使得台湾民众对国民党颇有不满，最后还是小蒋觉得老那么跟台湾本土力量对着干也不是办法，况且国民党也需要换血，因此开始适度转型，直到后来李登辉搞了国民党的本土化运动之后，国民党才真正称得上是与台湾融合了。毛泽东上井冈山也是一样，人生地不熟，尽管井冈山是个鸟不拉屎的僻静所在，但是如果不跟当地势力搞好关系，难免不被他们卖了。所以毛泽东从上井冈山之日起就充分重视这个问题，为了跟袁文才和王佐这样的当地好汉搞好关系，毛泽东把该干的都干了，甚至还娶了永新一枝花贺子珍，这一切都是为了和地方势力搞好关系。当然，效果也是显著的，毕竟联姻很多时候就是最有效的政治交际手段，毛泽东娶了贺子珍，那当然立即拉近了和袁王二人的关系，也为他在井冈山站住脚奠定了基础。
因此，在井冈山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是因为和地方派关系搞得不错，所以毛泽东倒也没有太多的危险，再加上和贺子珍的婚姻解决了毛泽东多方面的需要，所以毛泽东倒也没有因为穷山恶水的处境而有太多沮丧。毛泽东在井冈山虽然称不上风光，但是也算是顺当，而这个中共目前第一个固有地盘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中共的其他人物，比如说南昌起义后就在闽湘赣边境打游击的朱德。
朱德是滇军人物，他在滇军中很有些关系，后来从苏联归国后去江西投奔了老友朱培德，混了个公安局长的差事，因为这个差事，朱德在江西地面上也算是人头比较熟，各方面关系也比较复杂，所以尽管当时朱德参加南昌起义仅仅只有一个教导团——实际上十足武装只有一个营，中共也要抬举他当个军长。朱德的这个第九军军长有名无实，大家想想，公安局的人能干啥？无非是抓几个流氓，搞几个混混，实际的战力当然严重不足，更何况在起义军南征途中，他的部下很快就散的差不多了，因此朱德得到的也仅仅是个虚名——不过这个虚名对朱德一生的仕途影响很大，没有这个军长之衔，他又怎么能成为十大元帅之首呢？所以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对比一下叶挺，大家就发现，论当时的威望能力和实力，朱德根本没有一点比得上人叶挺，但是朱德最后位列九卿，而叶挺则历经磨难，这说明了一个人发迹与否还真是跟运气有很大关系。
朱德在南昌起义途中为了护卫革委会进入海陆丰，留守三河坝，和追击的钱大钧残部血战三昼夜，最后因为伤亡惨重，只能退出战斗。但是此时朱德指挥的部队并不是他的公安部队，而是以周士第独立团为基础的第二十五师，这支部队应该说有一定的实力，但是也架不住和钱大钧消耗——更何况，黄绍竑的部队也正在向三河坝挺进。朱德在撤出战斗的过程中也不断有将领率部离队，部队也从2000多人减少到800人，沿途有追兵，给养又成问题，朱德的日子委实不好过。最后还是靠着朱德的人脉解决了问题，他找到了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范石生，范石生很给面子，讲义气，收留了朱德，并且在事泄之后通知朱德离开，并发给银元枪械，好人算是做到家了——由此可见，中共抬举朱德是有道理的，他的旧关系在不少地方都会派上用场。离开范石生之后，朱德总算是有了钱和军需补给，也开始在闽赣湘边境打起了游击，显然，居无定所的游击生涯并不好玩，朱德混的也是远不如毛泽东，一样都是实力不济，但有地盘就比没地盘强得多。
当时在朱德军中的还有陈毅，当然还有林彪，但当时林彪只是个小小的连长，所以不提也罢。陈毅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是作为中央派去的指导员身份工作的，他并不是军人出生，一直以来搞的都是政治工作，最后统兵也算是赶鸭子上架，但历史是奇妙的，就是这样一个文臣最后居然成为了元帅。朱德和陈毅的这支武装打了很长时间的游击，也受够了四处奔走的苦痛，所以当毛泽东派人送去邀请函时，他们几乎马上便同意去井冈山入伙。
最终于1928年4月，在毛泽东的掩护下，朱德率部与毛泽东会师，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会师之后的朱德终于摆脱了日夜不宁的流寇生涯，也算是安了家，被人家打得四处游走的日子不好过，如今朱德总算不用继续颠沛流离。他和毛泽东的部队经过整编之后组成了红四军——这个称号并非是根据序列而言，而是单纯为了纪念在北伐中屡立战功的铁军第四军，也算是当时一个好的想头。
井冈山会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桩大事，不过一直被官方吹嘘的有些过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流寇朱德投奔了山大王毛泽东而已，这是中国历史上经常上演的聚义桥段，水浒中也有类似三山聚义的段子，此次会师性质也基本相当。但是于中共今日的低潮，能够有块地方落脚便已是不易之事，星星之火也可燎原，占山为王虽说不够豪情，但也是草莽之士能成王者必经的磨砺。
马上要蒋桂开战了，看那战桂系的狼狈，很难想象桂系以后会长期坐有国民党第二大系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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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最牛的就是向心力好，李宗仁驭下有术，不像冯玉祥，亲信也能造反，悲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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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最牛的就是向心力好，李宗仁驭下有术，不像冯玉祥，亲信也能造反，悲哀啊。。
米夫派
1928年的中共是中共建党以来最低潮的年份之一，这突出体现在中共的六大没有在中国召开，而是跑到了苏联。一国政党的内部会议跑到另一个国家去开，而且是到邻国去开，这不得不说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闻，这说明当时中共和苏联的关系不单是暧昧那么简单，而是确有基情。苏联如今对中共这个小兄弟不是寄予了一般的期望，而是把所有赌注都压上了，中国走向何方，变成什么颜色，这对于苏联来说实在是很要紧的事，中国是平衡远东力量的重要一极，其偏向直接决定了苏联是否能在远东获得安宁。因为这层关系，苏联也是变本加厉的加强了对中共的指导，甚至是领导，以前参加中共大会的都是诸如马林，鲍罗斯之类在苏联内部影响力有限的喽啰级人物，而如今参加六大的人中，布哈林这个苏共历史上著名的非主流反对派就赫然在列，这充分说明中国在1927年的剧变已经极大震动了苏联高层，并且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受到了国内反对势力的质疑。
中共的这段历史较为琐碎，也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功业，有意义的事，无非是毛泽东当上山大王，以及中共召开会议之类，所以尽管不甚动人，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中共六大（1928年5月）简单介绍一下。本次大会总的来说是对所谓大革命失败的总结，有进步的是，苏联不再将失败的责任简单归结为不负责任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是承认国共双方实力确有悬殊，并且在坚持苏联高层指示伟~光~正的同时，也开了一条小缝——承认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犯了些错误。总的来说，由于布哈林这样的反对派的出席，苏联对自己的指导还算是有了适度的检讨，这对于傲慢的苏联人来讲，已经算是不错的进步了。
另外，在抓住陈独秀不放的同时，大会也将矛头指向了瞿秋白，认为瞿秋白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很多冒进行动是不合时宜的。瞿秋白这个人并不是有担当的人，政治水准和人品修为都难以让人信服，在拔掉陈独秀之后，此公并没有带领中共走上一条稍微靠谱一点的道路，而如今瞿秋白因为前一段时间的冒进错误给中共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所以也迅速被苏联主子推向前台成为替罪羊。瞿秋白的失势体现了中共中央领导层在苏联淫威下的艰难处境，像毛泽东，张国焘这样不听话不行，而像瞿秋白这样听话也不行，总而言之，他们总是要为苏联的错误指导买单——瞿秋白只不过是又一个牺牲品。
本次大会除了瞿秋白失势这一条人事新闻之外，还出现了将来对中共领导层影响极大的一派势力，这些人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在当时被称为“米夫派”（米夫是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同时还是共产国际中国事务负责人）。这些人虽然在国内尚无影响，但是在大会上却显现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中国去的代表也是颇有不屑——原因是中国去的代表于马克思主义大多是半路出家，而他们则是科班出身，因此理论功底要强得多。说到这，我们不得不谈谈米夫这个在中共史上影响颇大的人物，总的来说，米夫这个人是个权力欲和控制欲都很强的人物，他控制中共的野心在此次大会上便初现端倪——他居然要强行介入中共的内部矛盾，要求或者说是命令瞿秋白和张国焘这对冤家冰释前嫌。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讲究的是曲折微妙，米夫这样直来直往的方式当然会引起当事双方的不满，更何况意见分歧在所难免，米夫无疑是将苏共的专制作风带到了中共内部。米夫和他的学生是本次大会中涌现出来的中共新势力，他们的资本便是共产国际在中共的绝对权威，在三年后，米夫便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一起在中共舞台上掀起了滔天大浪——此为后话，留待下文述说。
另外，此次会议还出现了中共历史上一个试图被官方抹去的人物，中共的耻辱——向忠发，就是这么个料被推举成了中央政治局主席，真有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意思。向忠发是当时苏联介入中共人事体制的产物，由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大多是知识分子，这在苏联看来跟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相去甚远，因此，苏联便要求中共高层必须增加产业工人作为补充，向忠发就是这样的幸运儿。向忠发这个人是有些江湖气息，码头工人出身，在这个圈子里也尚属有些影响——这种影响跟江湖老大的感觉颇为类似，后来凭借着他的投机钻营之能混到了湖北工会主席的位置，如今又在苏联改组中共高层，力求让产业工人上位的大背景下成了中共的老大。向忠发是苏联瞎指挥下的又一个例证，共产国际一厢情愿的认为无产阶级出身势必比知识分子骨头更硬，革命性也更彻底，当然也更好驾驭，但没成想，底层出身的向忠发完全是个流氓无产者，说难听点就是个混混。这样一个“气节比不上妓女”的人成了中共的老大，这当然是有些讽刺的意味，这也足证当时中共在国共分裂后的混乱——连人事问题都不能处理妥当。
向忠发当时是完全的投机派，他明白凭着自己的资历、根基和能力是不可能在中共党内有话语权的，所以他的办法就是投靠米夫。简单而言，他和米夫之间是相互利用，在顺利推出王明之前，米夫需要找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这个人当然不能有太深的根基，但是也要名正言顺——于是，作为无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向忠发被米夫看中，成了这个过渡者；而向忠发呢，他本人也想在党内混的好一些，最起码有面子一些，所以扯起共产国际这面大旗作掩护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从向忠发开始，实际上米夫便一步步的朝着控制中共的方向前进，直到时机成熟，推出他的爱徒王明。
中共六大出现的这些中共高层的洗牌是让人颇有些忧虑的，因为中共非但没有能稍微独立于苏联一些，反而在困难的局面下，更加需要倚仗苏联的指导。事实上，中共需要的并不是苏联的指导，而仅仅是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苏联的指导直到目前来讲并没有表现出久历世故的成熟，文化背景，社会结构的差异注定了中共将命运和路线交由外人来决定是不会有好结局的。
最后我们简单谈谈六大的诸多决议，简单来说这些决议是杂合而混淆的，一方面说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另一方面又在说要建立苏维埃。建立苏维埃的想法无疑是愚蠢的，当年朱元璋造反时采取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而如今中共倒好，居然要另立政府跟国民党打擂台，且不说当时日本气焰逼人，中共合当将日本作为主要假想敌，光从简单的战略学分析，此举也是取祸之道。朱元璋当年在已经拥有了雄厚实力的基础上尚且要低调做人，而中共在实力如此不济的情况下居然想搞苏维埃，这无疑是乱弹琴。中共的决议中一方面高呼要反帝反封建，而另一方面又在那喊要建立苏维埃，那中共的工作重心何在？既然要反帝反封建，又怎么还能继续搞分裂，使得日本坐收中国内乱之利？但凡中共低调一些，国民党后来会如此疯狂的围剿中共吗？正是因为中共叫嚣着要搞政府，国民党才会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意欲除之而后快。在该示弱的时候却硬要逞强，务虚名而处实祸，中共所谓建立苏维埃的决议当然是胡搞。
当然了，决议上还是将反帝列为头条，这也充分说明苏联对日本近来频频介入中国事务的担忧，但是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中共又将反帝抛在了脑后，一门心思的奔着苏维埃去了，所以说虽说本次决议冠冕堂皇，但在中共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却并未起到指导作用。
人事决定政局，一切决议都必须由人来实现，但是中共六大的人事变局却不能让人看到中共低调发展的希望，也看不到任何中国政局步入平稳的可能性，国共激斗结合国民党内部的恶斗，这一切终究只能让日本得利。作为今人在看待当时的那段历史之时，何尝不为当时苏联的愚蠢而痛惜呢？
1928年的中共是中共建党以来最低潮的年份之一，这突出体现在中共的六大没有在中国召开，而是跑到了苏联。一国政党的内部会议跑到另一个国家去开，而且是到邻国去开，这不得不说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闻，这说明当时中共和苏联的关系不单是暧昧那么简单，而是确有基情。苏联如今对中共这个小兄弟不是寄予了一般的期望，而是把所有赌注都压上了，中国走向何方，变成什么颜色，这对于苏联来说实在是很要紧的事，中国是平衡远东力量的重要一极，其偏向直接决定了苏联是否能在远东获得安宁。因为这层关系，苏联也是变本加厉的加强了对中共的指导，甚至是领导，以前参加中共大会的都是诸如马林，鲍罗斯之类在苏联内部影响力有限的喽啰级人物，而如今参加六大的人中，布哈林这个苏共历史上著名的非主流反对派就赫然在列，这充分说明中国在1927年的剧变已经极大震动了苏联高层，并且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受到了国内反对势力的质疑。
中共的这段历史较为琐碎，也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功业，有意义的事，无非是毛泽东当上山大王，以及中共召开会议之类，所以尽管不甚动人，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中共六大（1928年5月）简单介绍一下。本次大会总的来说是对所谓大革命失败的总结，有进步的是，苏联不再将失败的责任简单归结为不负责任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是承认国共双方实力确有悬殊，并且在坚持苏联高层指示伟~光~正的同时，也开了一条小缝——承认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犯了些错误。总的来说，由于布哈林这样的反对派的出席，苏联对自己的指导还算是有了适度的检讨，这对于傲慢的苏联人来讲，已经算是不错的进步了。
另外，在抓住陈独秀不放的同时，大会也将矛头指向了瞿秋白，认为瞿秋白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很多冒进行动是不合时宜的。瞿秋白这个人并不是有担当的人，政治水准和人品修为都难以让人信服，在拔掉陈独秀之后，此公并没有带领中共走上一条稍微靠谱一点的道路，而如今瞿秋白因为前一段时间的冒进错误给中共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所以也迅速被苏联主子推向前台成为替罪羊。瞿秋白的失势体现了中共中央领导层在苏联淫威下的艰难处境，像毛泽东，张国焘这样不听话不行，而像瞿秋白这样听话也不行，总而言之，他们总是要为苏联的错误指导买单——瞿秋白只不过是又一个牺牲品。
本次大会除了瞿秋白失势这一条人事新闻之外，还出现了将来对中共领导层影响极大的一派势力，这些人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在当时被称为“米夫派”（米夫是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同时还是共产国际中国事务负责人）。这些人虽然在国内尚无影响，但是在大会上却显现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中国去的代表也是颇有不屑——原因是中国去的代表于马克思主义大多是半路出家，而他们则是科班出身，因此理论功底要强得多。说到这，我们不得不谈谈米夫这个在中共史上影响颇大的人物，总的来说，米夫这个人是个权力欲和控制欲都很强的人物，他控制中共的野心在此次大会上便初现端倪——他居然要强行介入中共的内部矛盾，要求或者说是命令瞿秋白和张国焘这对冤家冰释前嫌。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讲究的是曲折微妙，米夫这样直来直往的方式当然会引起当事双方的不满，更何况意见分歧在所难免，米夫无疑是将苏共的专制作风带到了中共内部。米夫和他的学生是本次大会中涌现出来的中共新势力，他们的资本便是共产国际在中共的绝对权威，在三年后，米夫便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一起在中共舞台上掀起了滔天大浪——此为后话，留待下文述说。
另外，此次会议还出现了中共历史上一个试图被官方抹去的人物，中共的耻辱——向忠发，就是这么个料被推举成了中央政治局主席，真有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意思。向忠发是当时苏联介入中共人事体制的产物，由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大多是知识分子，这在苏联看来跟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相去甚远，因此，苏联便要求中共高层必须增加产业工人作为补充，向忠发就是这样的幸运儿。向忠发这个人是有些江湖气息，码头工人出身，在这个圈子里也尚属有些影响——这种影响跟江湖老大的感觉颇为类似，后来凭借着他的投机钻营之能混到了湖北工会主席的位置，如今又在苏联改组中共高层，力求让产业工人上位的大背景下成了中共的老大。向忠发是苏联瞎指挥下的又一个例证，共产国际一厢情愿的认为无产阶级出身势必比知识分子骨头更硬，革命性也更彻底，当然也更好驾驭，但没成想，底层出身的向忠发完全是个流氓无产者，说难听点就是个混混。这样一个“气节比不上妓女”的人成了中共的老大，这当然是有些讽刺的意味，这也足证当时中共在国共分裂后的混乱——连人事问题都不能处理妥当。
向忠发当时是完全的投机派，他明白凭着自己的资历、根基和能力是不可能在中共党内有话语权的，所以他的办法就是投靠米夫。简单而言，他和米夫之间是相互利用，在顺利推出王明之前，米夫需要找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这个人当然不能有太深的根基，但是也要名正言顺——于是，作为无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向忠发被米夫看中，成了这个过渡者；而向忠发呢，他本人也想在党内混的好一些，最起码有面子一些，所以扯起共产国际这面大旗作掩护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从向忠发开始，实际上米夫便一步步的朝着控制中共的方向前进，直到时机成熟，推出他的爱徒王明。
中共六大出现的这些中共高层的洗牌是让人颇有些忧虑的，因为中共非但没有能稍微独立于苏联一些，反而在困难的局面下，更加需要倚仗苏联的指导。事实上，中共需要的并不是苏联的指导，而仅仅是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苏联的指导直到目前来讲并没有表现出久历世故的成熟，文化背景，社会结构的差异注定了中共将命运和路线交由外人来决定是不会有好结局的。
最后我们简单谈谈六大的诸多决议，简单来说这些决议是杂合而混淆的，一方面说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另一方面又在说要建立苏维埃。建立苏维埃的想法无疑是愚蠢的，当年朱元璋造反时采取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而如今中共倒好，居然要另立政府跟国民党打擂台，且不说当时日本气焰逼人，中共合当将日本作为主要假想敌，光从简单的战略学分析，此举也是取祸之道。朱元璋当年在已经拥有了雄厚实力的基础上尚且要低调做人，而中共在实力如此不济的情况下居然想搞苏维埃，这无疑是乱弹琴。中共的决议中一方面高呼要反帝反封建，而另一方面又在那喊要建立苏维埃，那中共的工作重心何在？既然要反帝反封建，又怎么还能继续搞分裂，使得日本坐收中国内乱之利？但凡中共低调一些，国民党后来会如此疯狂的围剿中共吗？正是因为中共叫嚣着要搞政府，国民党才会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意欲除之而后快。在该示弱的时候却硬要逞强，务虚名而处实祸，中共所谓建立苏维埃的决议当然是胡搞。
当然了，决议上还是将反帝列为头条，这也充分说明苏联对日本近来频频介入中国事务的担忧，但是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中共又将反帝抛在了脑后，一门心思的奔着苏维埃去了，所以说虽说本次决议冠冕堂皇，但在中共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却并未起到指导作用。
人事决定政局，一切决议都必须由人来实现，但是中共六大的人事变局却不能让人看到中共低调发展的希望，也看不到任何中国政局步入平稳的可能性，国共激斗结合国民党内部的恶斗，这一切终究只能让日本得利。作为今人在看待当时的那段历史之时，何尝不为当时苏联的愚蠢而痛惜呢？
作者：闽南男儿 回复日期：2009-06-24 16:22:58
中G在苏维埃时期完全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控制下，他们抗日口号居然是“武装保卫苏联”，简直是荒唐到极点。难怪老蒋骂T G是“俄匪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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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对中共的控制到了极点，老毛也被米夫派给整倒了，对于中共来说，那就是党史最黑暗的阶段。直到长征后老毛确定党内地位苏联才从事无巨细的指导变成大事件的沟通，将中共的权力完全给了老毛，否则很难想像中共能最终夺取天下。
有一点无关大局的小疑惑想请教一下楼主：
北洋时代的晚期，总统曹锟被囚禁，张作霖把持北京，国民党北伐，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名义上的合法政府依旧是北京的北洋政府啊。但是找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包括教材，似乎都对这一时期的北洋政府的中央选择性忽视了。虽然说掌实权的是张大帅，但是张作霖的公开官衔一直是大元帅啊。那么从曹锟下台之后一直到1928年北洋时代结束这段挺长的时间里，北洋政府的大总统、总理都是谁呢？
楼主之前对北洋的总统啊总理啊这些人讲的都很详细，虽然说这些人很多都是傀儡，实权把握在军阀手里，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北洋晚期他们的中央政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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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执政 段祺瑞 1924.11.24—1926.4.20
1924.11.25—1925.12.26 据《临时政府组织条例》不设总理，由临时执政主持国务会议。
国务总理 许世英 1925.12.26—1926.3.4 免。1926.2.15请假，由贾德耀代。
贾德耀 1926.3.4—4.20 免。
胡临德 1926.4.20—5.13 临时内阁，4.20署理兼。
临时执政 国务院
摄行 1926.5.13—1927.6.17
国务总理 颜惠庆 1926.5.13—6.22 免。
杜锡圭 1926.6.22—10.1 代理内阁。
顾维钧 1926.10.1—1927.6.17 辞。代理内阁，10.1兼代。
安国军大元帅 张作霖 1927.6.18—1928.6.3
国务总理 潘复 1927.6.18—1928.6.3 逃。
大多是短命内阁，而且也没什么实际意义，所以我就没说。
北洋时代的晚期，总统曹锟被囚禁，张作霖把持北京，国民党北伐，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名义上的合法政府依旧是北京的北洋政府啊。但是找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包括教材，似乎都对这一时期的北洋政府的中央选择性忽视了。虽然说掌实权的是张大帅，但是张作霖的公开官衔一直是大元帅啊。那么从曹锟下台之后一直到1928年北洋时代结束这段挺长的时间里，北洋政府的大总统、总理都是谁呢？
楼主之前对北洋的总统啊总理啊这些人讲的都很详细，虽然说这些人很多都是傀儡，实权把握在军阀手里，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北洋晚期他们的中央政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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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执政 段祺瑞 1924.11.24—1926.4.20
1924.11.25—1925.12.26 据《临时政府组织条例》不设总理，由临时执政主持国务会议。
国务总理 许世英 1925.12.26—1926.3.4 免。1926.2.15请假，由贾德耀代。
贾德耀 1926.3.4—4.20 免。
胡临德 1926.4.20—5.13 临时内阁，4.20署理兼。
临时执政 国务院
摄行 1926.5.13—1927.6.17
国务总理 颜惠庆 1926.5.13—6.22 免。
杜锡圭 1926.6.22—10.1 代理内阁。
顾维钧 1926.10.1—1927.6.17 辞。代理内阁，10.1兼代。
安国军大元帅 张作霖 1927.6.18—1928.6.3
国务总理 潘复 1927.6.18—1928.6.3 逃。
大多是短命内阁，而且也没什么实际意义，所以我就没说。
楼上老兄，我这个帖子已经被和谐过一次了，中共是真抗日还是真反蒋，我想我还是了解的。但是本帖不想成为愤青的集散地，也不想惹上那种百年口水，更不想再次被和谐，所以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谢谢。
宋案现在一致认为是袁世凯指使的，可国民党内部也觉不是没有嫌疑。孙中山在司法程序已经按部就班的进行时，却公然勾结外国反叛分裂、践踏司法，难道不是做贼心虚。只不过袁世凯现在被贴上“窃国大盗”的标签，所以所有的屎盆子往他头上扣也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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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本来就对自己出让大总统不满，借着宋案这个机会赌博一把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成是做贼心虚就过了。宋案是否是袁世凯主使，没有明确证据，而且袁世凯也没有足够的动机，但是从这么多迹象来看，袁世凯绝对脱不了干系。两派本来就没有合作的诚意，借着宋案这个好机会一拍两散也并非不能理解，至于什么宪政，我想没人认为民国有条件将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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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本来就对自己出让大总统不满，借着宋案这个机会赌博一把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成是做贼心虚就过了。宋案是否是袁世凯主使，没有明确证据，而且袁世凯也没有足够的动机，但是从这么多迹象来看，袁世凯绝对脱不了干系。两派本来就没有合作的诚意，借着宋案这个好机会一拍两散也并非不能理解，至于什么宪政，我想没人认为民国有条件将其付诸实施。
彭德怀入伙
当时中共比较明显的分为两个集团，一个就是去苏联参加了中共六大的中央派，这是当时中共的主流派，其特点是和苏联关系紧密，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最高指示，这些人都跟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另一个就是井冈山上的毛泽东非主流集团，毛泽东跟苏联的关系较为平淡，既没有表现出狂热的支持，也没有歇斯底里的反对，总之，毛泽东当时并不想跟苏联有什么太多瓜葛，他只是默默的积攒力量，因为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在党内也同样是适用的。毛泽东深知跟苏联厮混并没有太多好处，一不小心还会成为苏联愚蠢指示的牺牲品，远到陈独秀，近到瞿秋白，他们个个都非常顺从共产国际来的那帮太上皇，但不幸的是，每当这些爷出现了瞎指挥的情况，倒霉的却总是中国的追随者——伴君如伴虎，就是此理，横竖听不听话都有错。毛泽东明智的对共产国际敬而远之，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他在中央的地位，但在当时也不失为明哲保身的好选择。
但是毛泽东这个非主流集团却是当时中共内部最有活力的一股力量，虽然他们并没有能掀起太大的风潮，也不会登上报纸头条，但是，他们低调，务实，即便与夺取政权的目标相差千里，但是最起码他们能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看起来有些消极，但是一个弱者要最终成长为强者，就必须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在政治上，没有一个弱者会通过某次偶然的爆发就跃升为强者，强弱之间的转化总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强弱之间的转换总是需要一个契机，或者说一点运气，国民党最终能够击败强大的北洋系，其缘由正在于此，孙中山大半辈子折腾并没有换来国民党的强大，而当他终于静下心去踏踏实实的做些实际工作，转机就出现了，黄埔军校的成立，北洋内乱迭乘，强弱之势终于一点一点发生了变化，而最终的北伐只是耐心工作的收获。因此，弱者要击败强者，最基础的就是保存自己，而至于最终能否成功，一切皆看天意，踏实的工作就是为了把握住上天送来的机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古语正是如今割据战略的核心。
为什么我要说井冈山集团是目前中共内部最有活力的一股力量呢？口说无凭，我们看一下建国以后册封的十大元帅十大将中有多少具备井冈山背景，就目前而言，十大元帅已聚其四（朱德，林彪，陈毅，罗荣桓），而十大将中，粟裕（中共党内军功仅次于林彪，但却因种种原因未能评上元帅）和谭政也赫然其中。而在朱德率部上山后不久，另一个中共军界的重量级人物彭德怀也入伙井冈山。
彭德怀绝对是中共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和毛泽东恩恩怨怨多年，既合作又对抗，是中共史上最重量级的一对活冤家。和毛泽东一样，他的性情中也充满了叛逆和固执，这与朱德的忠厚长者之风截然相反，两个同样叛逆的人聚一块当然就像是两只刺猬，靠的太近就容易互相刺到对方，不巧的是，这两个人在中共建政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共事，而在彭德怀独立带兵的朝鲜战争中又将太子毛岸英给弄没了，所以这才有了后来庐山会议的那一幕。当然了，这两个人之间的恩怨相信同志们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我也会在以后的介绍中详细铺开，给大家原原本本的展示中共党史中的最大噱头。
闲言少叙，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下彭老总。彭德怀的最大个性就是叛逆和固执，同样，毛泽东也是这个性格，但是这两人的性格形成确实因为不同的原因，毛泽东就像是孙悟空，骨子里就有着叛逆的基因，但是彭德怀不同，彭德怀是被逼出来的叛逆。毛泽东家里虽然算不得什么豪门富贾，但是日常食用尚属宽裕，并且家里还能供得起毛泽东念书；而彭德怀的家境则要差得多，八岁丧父，母亲病重，家中长辈年迈，彭德怀被迫从八岁开始便要担负起家中的责任，而正是这种经历，让彭德怀的反叛心理逐渐萌生。彭德怀18岁入湘军，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从军对于贫苦的彭德怀而言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民国很多人都是通过从军拼杀出了荣华，湖南人天生就是打仗的材料，而彭德怀的威猛狠辣虽然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有些不合时宜，但是这却是一个优秀军人的重要素质。
与贺龙一样，彭德怀也不是一个甘居人下的人物，虽然出身贫寒，但是彭德怀志向却并不小，在湘军中干当然没什么大前途，所以彭德怀在认识了一些中共党员后，就有了跟共产党干的想法——以他当时的地位和资历，在主流军界混一辈子都混不出个样来，但是投靠共产党，他就能算个人物。于是，在1928年中共最低潮的时候，他加入了中共，并在7月给中共送上了一份见面礼——平江起义。本次起义当然也没太多可以一叙的地方，跟以前一样，起义发动后没多久遭到了镇压，然后彭德怀率部撤出平江，去湘鄂赣地区打了几个月游击，然后就跟朱德一样，上了井冈山，如此而已。
平江起义的部队后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滕代远率领继续在三省边界打游击，而主力则随彭德怀上了山。彭德怀部队的番号是红五军，但实际兵力也就一个团，与朱德的部队上山后既与毛泽东所部整编不同，彭德怀的部队一直有极强的独立性——这也是造成后来井冈山内部诸多问题的诱因。彭德怀是新党员，当然在对待中央指示的问题上与毛泽东等人态度不相一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彭德怀都是中央指示的拥趸，而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中央的瞎指挥向来是不屑的，这也正是后来毛泽东称彭德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初始原因。血性刚烈的彭德怀在军事问题上并不如毛泽东那样沉稳老练，事实上中共内部很多人一开始都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法有看法，这样打仗确实不够痛快，对于那些正规军校毕业的学生来说——彭德怀好歹在从军后也在湖南讲武堂念过一年书，这种战法是有些离经叛道，不合常理。当然，也正是如此，才显出毛泽东过人的才智，才会在党内逐渐形成对毛泽东的崇拜——因为毛泽东确实很神。
朱德上山是朱毛双方你情我愿的，甚至毛泽东还为此给朱德发去了邀请函，但是彭德怀上山则完全不同，某种意义上说，他打破了井冈山的政治平衡，是中央势力渗入井冈山的标志。井冈山原本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属于毛泽东个人的小王国，但是彭德怀上山之后，井冈山便纳入了中央的控制之中，这对毛泽东的苦心经营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毛泽东原本已经逐渐在井冈山经营起了一个独立于中央的小集团，毛泽东显然也将此作为将来在党内谋得话语权的基础，但是彭德怀的上山将毛泽东的计划完全打碎了，虽然彭老总并不是中央直系，但是因为他新人的身份，所以实际上他的红五军就成为了中央打入井冈山的一个楔子。毛泽东之所以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浮浮沉沉，直到遵义会议才奠定了首席之位，与彭德怀进入井冈山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当然也埋下了毛泽东与彭德怀不和的种子。
同样都是入伙，但是彭德怀显然就不如朱德那样受欢迎，因为朱德上山后很快变成了毛泽东的死忠，而彭德怀则带着他的刚硬和倔强一起上了井冈山，更何况，彭德怀部队的独立性也对井冈山原有势力造成了牵制，因此，井冈山从此不再独属于毛泽东，这已经成了中共的共有地盘。政治的微妙就在于此，看起来相似的事情性质却截然相反，只有细细品味，才能读出其中的奥妙，因为这层关系，官方对彭德怀上井冈山的评价就远不如朱毛会师，而实际上，彭德怀带上山的兵力远多于残兵败将的朱德。
彭德怀和毛泽东的会师，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也增加了井冈山的战力，但实际上事情远非如表面的那么简单，以后我们将发现，彭德怀的加入会对井冈山这块地盘甚至中共内部的政争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毛泽东因此被迫卷入了和中央直接交锋的漩涡中，尽管毛泽东因着他的手段心机一样笑到了最后，但是其过程的艰辛则因此加剧，中共两大集团已经打破了互相独立的状态，接下来对于最高领导权的争夺就显得更加扑朔了——谁将成为陈独秀离去后稳固的NO.1呢？
当时中共比较明显的分为两个集团，一个就是去苏联参加了中共六大的中央派，这是当时中共的主流派，其特点是和苏联关系紧密，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最高指示，这些人都跟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另一个就是井冈山上的毛泽东非主流集团，毛泽东跟苏联的关系较为平淡，既没有表现出狂热的支持，也没有歇斯底里的反对，总之，毛泽东当时并不想跟苏联有什么太多瓜葛，他只是默默的积攒力量，因为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在党内也同样是适用的。毛泽东深知跟苏联厮混并没有太多好处，一不小心还会成为苏联愚蠢指示的牺牲品，远到陈独秀，近到瞿秋白，他们个个都非常顺从共产国际来的那帮太上皇，但不幸的是，每当这些爷出现了瞎指挥的情况，倒霉的却总是中国的追随者——伴君如伴虎，就是此理，横竖听不听话都有错。毛泽东明智的对共产国际敬而远之，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他在中央的地位，但在当时也不失为明哲保身的好选择。
但是毛泽东这个非主流集团却是当时中共内部最有活力的一股力量，虽然他们并没有能掀起太大的风潮，也不会登上报纸头条，但是，他们低调，务实，即便与夺取政权的目标相差千里，但是最起码他们能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看起来有些消极，但是一个弱者要最终成长为强者，就必须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在政治上，没有一个弱者会通过某次偶然的爆发就跃升为强者，强弱之间的转化总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强弱之间的转换总是需要一个契机，或者说一点运气，国民党最终能够击败强大的北洋系，其缘由正在于此，孙中山大半辈子折腾并没有换来国民党的强大，而当他终于静下心去踏踏实实的做些实际工作，转机就出现了，黄埔军校的成立，北洋内乱迭乘，强弱之势终于一点一点发生了变化，而最终的北伐只是耐心工作的收获。因此，弱者要击败强者，最基础的就是保存自己，而至于最终能否成功，一切皆看天意，踏实的工作就是为了把握住上天送来的机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古语正是如今割据战略的核心。
为什么我要说井冈山集团是目前中共内部最有活力的一股力量呢？口说无凭，我们看一下建国以后册封的十大元帅十大将中有多少具备井冈山背景，就目前而言，十大元帅已聚其四（朱德，林彪，陈毅，罗荣桓），而十大将中，粟裕（中共党内军功仅次于林彪，但却因种种原因未能评上元帅）和谭政也赫然其中。而在朱德率部上山后不久，另一个中共军界的重量级人物彭德怀也入伙井冈山。
彭德怀绝对是中共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和毛泽东恩恩怨怨多年，既合作又对抗，是中共史上最重量级的一对活冤家。和毛泽东一样，他的性情中也充满了叛逆和固执，这与朱德的忠厚长者之风截然相反，两个同样叛逆的人聚一块当然就像是两只刺猬，靠的太近就容易互相刺到对方，不巧的是，这两个人在中共建政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共事，而在彭德怀独立带兵的朝鲜战争中又将太子毛岸英给弄没了，所以这才有了后来庐山会议的那一幕。当然了，这两个人之间的恩怨相信同志们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我也会在以后的介绍中详细铺开，给大家原原本本的展示中共党史中的最大噱头。
闲言少叙，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下彭老总。彭德怀的最大个性就是叛逆和固执，同样，毛泽东也是这个性格，但是这两人的性格形成确实因为不同的原因，毛泽东就像是孙悟空，骨子里就有着叛逆的基因，但是彭德怀不同，彭德怀是被逼出来的叛逆。毛泽东家里虽然算不得什么豪门富贾，但是日常食用尚属宽裕，并且家里还能供得起毛泽东念书；而彭德怀的家境则要差得多，八岁丧父，母亲病重，家中长辈年迈，彭德怀被迫从八岁开始便要担负起家中的责任，而正是这种经历，让彭德怀的反叛心理逐渐萌生。彭德怀18岁入湘军，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从军对于贫苦的彭德怀而言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民国很多人都是通过从军拼杀出了荣华，湖南人天生就是打仗的材料，而彭德怀的威猛狠辣虽然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有些不合时宜，但是这却是一个优秀军人的重要素质。
与贺龙一样，彭德怀也不是一个甘居人下的人物，虽然出身贫寒，但是彭德怀志向却并不小，在湘军中干当然没什么大前途，所以彭德怀在认识了一些中共党员后，就有了跟共产党干的想法——以他当时的地位和资历，在主流军界混一辈子都混不出个样来，但是投靠共产党，他就能算个人物。于是，在1928年中共最低潮的时候，他加入了中共，并在7月给中共送上了一份见面礼——平江起义。本次起义当然也没太多可以一叙的地方，跟以前一样，起义发动后没多久遭到了镇压，然后彭德怀率部撤出平江，去湘鄂赣地区打了几个月游击，然后就跟朱德一样，上了井冈山，如此而已。
平江起义的部队后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滕代远率领继续在三省边界打游击，而主力则随彭德怀上了山。彭德怀部队的番号是红五军，但实际兵力也就一个团，与朱德的部队上山后既与毛泽东所部整编不同，彭德怀的部队一直有极强的独立性——这也是造成后来井冈山内部诸多问题的诱因。彭德怀是新党员，当然在对待中央指示的问题上与毛泽东等人态度不相一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彭德怀都是中央指示的拥趸，而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中央的瞎指挥向来是不屑的，这也正是后来毛泽东称彭德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初始原因。血性刚烈的彭德怀在军事问题上并不如毛泽东那样沉稳老练，事实上中共内部很多人一开始都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法有看法，这样打仗确实不够痛快，对于那些正规军校毕业的学生来说——彭德怀好歹在从军后也在湖南讲武堂念过一年书，这种战法是有些离经叛道，不合常理。当然，也正是如此，才显出毛泽东过人的才智，才会在党内逐渐形成对毛泽东的崇拜——因为毛泽东确实很神。
朱德上山是朱毛双方你情我愿的，甚至毛泽东还为此给朱德发去了邀请函，但是彭德怀上山则完全不同，某种意义上说，他打破了井冈山的政治平衡，是中央势力渗入井冈山的标志。井冈山原本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属于毛泽东个人的小王国，但是彭德怀上山之后，井冈山便纳入了中央的控制之中，这对毛泽东的苦心经营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毛泽东原本已经逐渐在井冈山经营起了一个独立于中央的小集团，毛泽东显然也将此作为将来在党内谋得话语权的基础，但是彭德怀的上山将毛泽东的计划完全打碎了，虽然彭老总并不是中央直系，但是因为他新人的身份，所以实际上他的红五军就成为了中央打入井冈山的一个楔子。毛泽东之所以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浮浮沉沉，直到遵义会议才奠定了首席之位，与彭德怀进入井冈山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当然也埋下了毛泽东与彭德怀不和的种子。
同样都是入伙，但是彭德怀显然就不如朱德那样受欢迎，因为朱德上山后很快变成了毛泽东的死忠，而彭德怀则带着他的刚硬和倔强一起上了井冈山，更何况，彭德怀部队的独立性也对井冈山原有势力造成了牵制，因此，井冈山从此不再独属于毛泽东，这已经成了中共的共有地盘。政治的微妙就在于此，看起来相似的事情性质却截然相反，只有细细品味，才能读出其中的奥妙，因为这层关系，官方对彭德怀上井冈山的评价就远不如朱毛会师，而实际上，彭德怀带上山的兵力远多于残兵败将的朱德。
彭德怀和毛泽东的会师，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也增加了井冈山的战力，但实际上事情远非如表面的那么简单，以后我们将发现，彭德怀的加入会对井冈山这块地盘甚至中共内部的政争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毛泽东因此被迫卷入了和中央直接交锋的漩涡中，尽管毛泽东因着他的手段心机一样笑到了最后，但是其过程的艰辛则因此加剧，中共两大集团已经打破了互相独立的状态，接下来对于最高领导权的争夺就显得更加扑朔了——谁将成为陈独秀离去后稳固的NO.1呢？
共产主义者是讲国际主义的，如果要评论共产主义者，就得了解共产主义者的思维，苏联当时被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看作大本营，自然他们是要保卫的对象
至于老毛，“他骨子里就是个民族主义者，最多是半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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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其实也就是对些根本不懂事的热血青年而言，对于老毛这样的成熟政客来说，他明白一切都是出于利益，也不会相信这些苏联编造出来的鬼话。
至于老毛，“他骨子里就是个民族主义者，最多是半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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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其实也就是对些根本不懂事的热血青年而言，对于老毛这样的成熟政客来说，他明白一切都是出于利益，也不会相信这些苏联编造出来的鬼话。
北洋时代回顾
本人从不想将本文写的太有学术感——本人也没这个能力，但是一个时代终结了，而悄无声息地让他溜去总是不好的，因此，我们还是需要简要回顾一下这段民国史上难以抹去的时代，闲言少叙，我们就先从外交谈起。
北洋时代的外交
说起中国近代史的外交，我们总不免黯然神伤，因为我们积贫积弱，因此，在这个场合上我们只有被欺负的份儿，清王朝给民国留下了一大烂摊子，签下了一大撘的条约——当然条款上总是写些割地赔款之类的东西。所以说，北洋政府从袁世凯开始就面临着帮清政府擦屁股的难题，中国总是个弱国，因此北洋也没有能力直起腰杆说我们就是要让以前的条约不作数这类的话，正因为如此，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总是容易让人造成这样或是那样的误解，认为北洋政府必定是软弱的，必定是卖国的。其实造成这种印象完全是官方模棱两可的宣传所致，除了历史系学生，大概没有多少人会详细去探究北洋时代那些值得尊重的外交努力。笔者虽不是历史系科班，但自认对历史政治的理解非等闲可比，因此，今日不揣冒昧，就北洋的外交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有不到之处还望指正。
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不外有三个，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二十一条的问题，然后是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丢掉蒙古让我国版图的形状从叶子变成了雄鸡，而西藏问题则时至今日还在困扰我们。现在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二十一条
谈到二十一条，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倒霉的袁大总统因为这件公案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至今被人诬为国贼汉奸，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倒霉的袁世凯只不过被饱受的屈辱的中国人当成了另一个活靶子而已。当时的情况是，欧洲诸强正打得热火朝天，无暇东顾，这种情况当然是让日本近水楼台先得月，日本抓住这个时机，压迫袁世凯，称如不答应，那就战场上见。袁世凯一开始还虚与委蛇，能拖就拖，但是日本人显然是瞅准了这个天赐良机，根本就不给袁世凯机会。打，当然是也不过，而签约当然更是万难接受的——哪个混政治的愿意将来被当成国贼写进历史？所以说袁世凯也是左右为难，更何况里面还夹着孙中山在那里胡搞，这更加把倒霉的袁世凯逼上了绝境。
二十一条看起来只是日本和袁世凯的较量，其实我们的国父大人才是幕后黑手。那么国父大人和此事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请容我慢慢道来。其实，孙中山跟日本的关系那才叫一个暧昧，孙中山当年反清，联合各派组织同盟会就是在日本；而等到孙中山因为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打得一败涂地之后，去的还是日本；可以说日本就是孙中山事业遭遇困境时的避难所。孙中山这个人从不消停，为了挤垮袁世凯，孙中山就公然向日本献媚，据说他给大偎重信（时任日本首相）去过一封信，意思是如果日本支持他，他就愿意给好处，而这些好处最后整理出来就成了二十一条的雏形？！日本为什么会想出了一个二十一条呢？因为孙中山给了他们灵感——日本跟袁世凯说了，我们提的条件你要不是不同意，有人会同意，你如果耍横，不单我们要和你打，连你的老对手孙中山一会跟你打——我们借钱给他打，所以说，你自己掂量掂量。
同志们，这才是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同志们要有兴趣可以去查这方面的文章，现在对此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了。我们敬爱的国父才是彻头彻尾的混蛋，类似的许愿信不单单只给过日本，而是很多国家都给过，只不过是没人愿意搭理他而已。为什么最后很多革命党老人包括黄兴在内跟孙中山闹翻了？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中华革命党要摁手模的那点事，最根本的还是孙中山的公然卖国，黄兴就曾在给国父的一封信中说过其“效法平西，意图一逞”，暗示孙中山就是当年引清兵入关的平西王吴三桂。所以说啊，真正的国贼是谁啊？不是苦心与日本周旋但遭唾弃的袁世凯，而是光环笼罩的哪怕卖了国也被认为是为了救国的孙中山。更绝的是，孙中山回了国马上就泼了袁世凯一身污水，说袁世凯跟日本签约那是要为了称帝，这就是所谓卖国称帝说的由来。
袁世凯当时是腹背受敌，想死的心都有了，有句话叫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我们的孙公就是那个难防的家贼，有了这么个货色，民国安得不败？但是，袁世凯毕竟斗争经验非常丰富，即便被日本逼到了绝地，他也有办法恶心日本。日本在别的国家打得火热的时候趁火打劫，这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日本在跟袁世凯交涉之初就说了，这事要秘密进行，不能宣扬出去。而袁世凯就充分利用这一点，秘密把消息透了出去，结果一时间搞得满城风雨，中国国内舆情大哗，而其他在华利益国尤其是美国更是对日本十分不满。美国的中国政策叫做“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而日本就干脆把后半句给改了，搞成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么一改，意思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你说美国能高兴？当然，要指望美国出头那也是不现实的，但最起码日本有了顾忌，把名声给搞臭了。后来日本一看不对，说袁世凯你丫怎么回事，不是让你别说，你怎么乱说呢，还不赶紧让报纸把嘴闭上？中方的态度是，现如今是民国了，讲究新闻自由，人家报纸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管不着。末了，本来计划暗度陈仓的日本居然让二十一条搞得沸沸扬扬，弄得举世皆知，虽说袁世凯还是搞不定日本，但最起码他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算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了。
当然了，最后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下，袁世凯妥协了，不过他只答应了二十一条（全部条款笔者将在本节最后贴出）的前四条，而对于受核心第五条，他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接受，最终双方在1915年5月份签署了民四条约。但是，即便袁世凯在压力下与日本签了民四条约，日本也没有能够拿到太多好处，因为条约某种意义上就是废纸，只有得到实行才有意义，日本就是在实行上除了问题。山东问题嘛，因为巴黎和会中国玩了一出拒签，所以日本本来的如意算盘——先逼迫中国低头，再到国际上征得英法等国支持——落了空，而到了华盛顿会议上，干脆胶东的主权正式归还给了中国。而在满洲呢？不巧的是，日本碰上了出了名难缠的张作霖，除了前清已经给了日本的，张作霖对日本的新要求从来都只会打哈哈，不说不同意，也不说同意，只说最近比较忙，我们以后再聊，然后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最后不了了之。关东军为什么对张作霖恨得牙痒痒？原因就在于张作霖实在是太能纠缠了，跟他打交道连句痛快话都捞不着，那大家说，日本在东北还怎么可能更进一步？中日签订民四条约的过程可谓是雷声大雨点小，日本折腾的挺凶，但所得有限，而即便是让日本并不满意的民四条约实际上也没有存在多久——关于此事我们将在讲到修约外交时详细说明。
二十一条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卖国条约，但是因为国民党时代的瞎忽悠以及我党出于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孙中山的感激，此事一直都是把责任全都推给了袁世凯，但是通过上文的叙述，大家一定会发现，其实袁世凯不单无过，而且还是有功，问题只在于写历史的不是他的嫡系而已。袁世凯是挺窝囊的，但是我们能把窝囊的责任推给袁世凯吗？袁世凯不想当爷们？不想路见不平一声吼？不想直接对日本人说滚丫的？但是不行啊，中国当时实力不济，而且背后还有个孙中山在时刻准备拆台脚，因此，即便袁世凯有这心，他也没这个力。据顾维钧（巴黎和会时中国代表团成员，拒签的主要功臣，知名外交家）回忆，当时袁世凯召集文武大臣开了个紧急会议，席间他问段祺瑞，以中国的实力，能抗住日本多长时间的进攻，结果段祺瑞说只能48小时……这就是当时袁世凯遇到的困境，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袁世凯考虑，就不会再去指责袁世凯软弱无能，丧权辱国了，好歹袁世凯还是坚决的拒绝了二十一条的第五号，这就已经足够爷们了。拿我朝来说吧，建国初期还不是请了一堆的苏联顾问，而且渗透到了国家的方方面面，相比较当时不考虑请日本顾问的袁世凯，到底谁更硬气呢？
因此，二十一条只是个概念性的产物，北洋从来没有签订过这样的条约，而被迫签订的民四条约也并没有让日本在中国的权益更进一步，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已经算是非常大的胜利了——这可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而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所以说，一直被拿来作为北洋软弱口实的二十一条非但不能作为北洋软弱的证据，而是相反，我们需要为此向北洋政府击节赞叹。那么，在民国丢失的蒙古，以及现在一直搞不清楚的西藏，这其中北洋政府到底有功还是有过呢？这留待下文再做详述。
附录：
二十一条全部条款：
第一号，关于山东省四款：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特权；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概不让或租借他国；准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线之铁路；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日本在南满、东蒙权益七款：将旅顺、大连租借期并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展到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东蒙、南满享有建厂、租借或所有土地、居住往来、经营商工业、建造铁路借款优先权、开矿等特权；聘用日本人任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权委任日本政府，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将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公司产业权力中国不得自行处分；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一款：中国政府允准将沿海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关于日本愿望七款：中国政府聘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允许日本在中国的医院、寺院、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和军械厂；将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间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省内享有筹办铁路、开矿、整顿海口的借款优先权及日本人在中国的布教之权。
本人从不想将本文写的太有学术感——本人也没这个能力，但是一个时代终结了，而悄无声息地让他溜去总是不好的，因此，我们还是需要简要回顾一下这段民国史上难以抹去的时代，闲言少叙，我们就先从外交谈起。
北洋时代的外交
说起中国近代史的外交，我们总不免黯然神伤，因为我们积贫积弱，因此，在这个场合上我们只有被欺负的份儿，清王朝给民国留下了一大烂摊子，签下了一大撘的条约——当然条款上总是写些割地赔款之类的东西。所以说，北洋政府从袁世凯开始就面临着帮清政府擦屁股的难题，中国总是个弱国，因此北洋也没有能力直起腰杆说我们就是要让以前的条约不作数这类的话，正因为如此，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总是容易让人造成这样或是那样的误解，认为北洋政府必定是软弱的，必定是卖国的。其实造成这种印象完全是官方模棱两可的宣传所致，除了历史系学生，大概没有多少人会详细去探究北洋时代那些值得尊重的外交努力。笔者虽不是历史系科班，但自认对历史政治的理解非等闲可比，因此，今日不揣冒昧，就北洋的外交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有不到之处还望指正。
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不外有三个，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二十一条的问题，然后是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丢掉蒙古让我国版图的形状从叶子变成了雄鸡，而西藏问题则时至今日还在困扰我们。现在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二十一条
谈到二十一条，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倒霉的袁大总统因为这件公案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至今被人诬为国贼汉奸，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倒霉的袁世凯只不过被饱受的屈辱的中国人当成了另一个活靶子而已。当时的情况是，欧洲诸强正打得热火朝天，无暇东顾，这种情况当然是让日本近水楼台先得月，日本抓住这个时机，压迫袁世凯，称如不答应，那就战场上见。袁世凯一开始还虚与委蛇，能拖就拖，但是日本人显然是瞅准了这个天赐良机，根本就不给袁世凯机会。打，当然是也不过，而签约当然更是万难接受的——哪个混政治的愿意将来被当成国贼写进历史？所以说袁世凯也是左右为难，更何况里面还夹着孙中山在那里胡搞，这更加把倒霉的袁世凯逼上了绝境。
二十一条看起来只是日本和袁世凯的较量，其实我们的国父大人才是幕后黑手。那么国父大人和此事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请容我慢慢道来。其实，孙中山跟日本的关系那才叫一个暧昧，孙中山当年反清，联合各派组织同盟会就是在日本；而等到孙中山因为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打得一败涂地之后，去的还是日本；可以说日本就是孙中山事业遭遇困境时的避难所。孙中山这个人从不消停，为了挤垮袁世凯，孙中山就公然向日本献媚，据说他给大偎重信（时任日本首相）去过一封信，意思是如果日本支持他，他就愿意给好处，而这些好处最后整理出来就成了二十一条的雏形？！日本为什么会想出了一个二十一条呢？因为孙中山给了他们灵感——日本跟袁世凯说了，我们提的条件你要不是不同意，有人会同意，你如果耍横，不单我们要和你打，连你的老对手孙中山一会跟你打——我们借钱给他打，所以说，你自己掂量掂量。
同志们，这才是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同志们要有兴趣可以去查这方面的文章，现在对此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了。我们敬爱的国父才是彻头彻尾的混蛋，类似的许愿信不单单只给过日本，而是很多国家都给过，只不过是没人愿意搭理他而已。为什么最后很多革命党老人包括黄兴在内跟孙中山闹翻了？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中华革命党要摁手模的那点事，最根本的还是孙中山的公然卖国，黄兴就曾在给国父的一封信中说过其“效法平西，意图一逞”，暗示孙中山就是当年引清兵入关的平西王吴三桂。所以说啊，真正的国贼是谁啊？不是苦心与日本周旋但遭唾弃的袁世凯，而是光环笼罩的哪怕卖了国也被认为是为了救国的孙中山。更绝的是，孙中山回了国马上就泼了袁世凯一身污水，说袁世凯跟日本签约那是要为了称帝，这就是所谓卖国称帝说的由来。
袁世凯当时是腹背受敌，想死的心都有了，有句话叫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我们的孙公就是那个难防的家贼，有了这么个货色，民国安得不败？但是，袁世凯毕竟斗争经验非常丰富，即便被日本逼到了绝地，他也有办法恶心日本。日本在别的国家打得火热的时候趁火打劫，这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日本在跟袁世凯交涉之初就说了，这事要秘密进行，不能宣扬出去。而袁世凯就充分利用这一点，秘密把消息透了出去，结果一时间搞得满城风雨，中国国内舆情大哗，而其他在华利益国尤其是美国更是对日本十分不满。美国的中国政策叫做“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而日本就干脆把后半句给改了，搞成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么一改，意思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你说美国能高兴？当然，要指望美国出头那也是不现实的，但最起码日本有了顾忌，把名声给搞臭了。后来日本一看不对，说袁世凯你丫怎么回事，不是让你别说，你怎么乱说呢，还不赶紧让报纸把嘴闭上？中方的态度是，现如今是民国了，讲究新闻自由，人家报纸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管不着。末了，本来计划暗度陈仓的日本居然让二十一条搞得沸沸扬扬，弄得举世皆知，虽说袁世凯还是搞不定日本，但最起码他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算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了。
当然了，最后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下，袁世凯妥协了，不过他只答应了二十一条（全部条款笔者将在本节最后贴出）的前四条，而对于受核心第五条，他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接受，最终双方在1915年5月份签署了民四条约。但是，即便袁世凯在压力下与日本签了民四条约，日本也没有能够拿到太多好处，因为条约某种意义上就是废纸，只有得到实行才有意义，日本就是在实行上除了问题。山东问题嘛，因为巴黎和会中国玩了一出拒签，所以日本本来的如意算盘——先逼迫中国低头，再到国际上征得英法等国支持——落了空，而到了华盛顿会议上，干脆胶东的主权正式归还给了中国。而在满洲呢？不巧的是，日本碰上了出了名难缠的张作霖，除了前清已经给了日本的，张作霖对日本的新要求从来都只会打哈哈，不说不同意，也不说同意，只说最近比较忙，我们以后再聊，然后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最后不了了之。关东军为什么对张作霖恨得牙痒痒？原因就在于张作霖实在是太能纠缠了，跟他打交道连句痛快话都捞不着，那大家说，日本在东北还怎么可能更进一步？中日签订民四条约的过程可谓是雷声大雨点小，日本折腾的挺凶，但所得有限，而即便是让日本并不满意的民四条约实际上也没有存在多久——关于此事我们将在讲到修约外交时详细说明。
二十一条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卖国条约，但是因为国民党时代的瞎忽悠以及我党出于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孙中山的感激，此事一直都是把责任全都推给了袁世凯，但是通过上文的叙述，大家一定会发现，其实袁世凯不单无过，而且还是有功，问题只在于写历史的不是他的嫡系而已。袁世凯是挺窝囊的，但是我们能把窝囊的责任推给袁世凯吗？袁世凯不想当爷们？不想路见不平一声吼？不想直接对日本人说滚丫的？但是不行啊，中国当时实力不济，而且背后还有个孙中山在时刻准备拆台脚，因此，即便袁世凯有这心，他也没这个力。据顾维钧（巴黎和会时中国代表团成员，拒签的主要功臣，知名外交家）回忆，当时袁世凯召集文武大臣开了个紧急会议，席间他问段祺瑞，以中国的实力，能抗住日本多长时间的进攻，结果段祺瑞说只能48小时……这就是当时袁世凯遇到的困境，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袁世凯考虑，就不会再去指责袁世凯软弱无能，丧权辱国了，好歹袁世凯还是坚决的拒绝了二十一条的第五号，这就已经足够爷们了。拿我朝来说吧，建国初期还不是请了一堆的苏联顾问，而且渗透到了国家的方方面面，相比较当时不考虑请日本顾问的袁世凯，到底谁更硬气呢？
因此，二十一条只是个概念性的产物，北洋从来没有签订过这样的条约，而被迫签订的民四条约也并没有让日本在中国的权益更进一步，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已经算是非常大的胜利了——这可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而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所以说，一直被拿来作为北洋软弱口实的二十一条非但不能作为北洋软弱的证据，而是相反，我们需要为此向北洋政府击节赞叹。那么，在民国丢失的蒙古，以及现在一直搞不清楚的西藏，这其中北洋政府到底有功还是有过呢？这留待下文再做详述。
附录：
二十一条全部条款：
第一号，关于山东省四款：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特权；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概不让或租借他国；准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线之铁路；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日本在南满、东蒙权益七款：将旅顺、大连租借期并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展到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东蒙、南满享有建厂、租借或所有土地、居住往来、经营商工业、建造铁路借款优先权、开矿等特权；聘用日本人任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权委任日本政府，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将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公司产业权力中国不得自行处分；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一款：中国政府允准将沿海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关于日本愿望七款：中国政府聘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允许日本在中国的医院、寺院、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和军械厂；将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间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省内享有筹办铁路、开矿、整顿海口的借款优先权及日本人在中国的布教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