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父那一段似以为还是谨慎些好，二十一条对袁是有点冤枉，但是看日本的条款很难相信某一个政治人物会答应，因为这极有可能会断送他的政治前途-------这比借高利贷还要厉害，就像当年的石敬瑭，搞不好遗臭万年。
==============================================================
这段内容是我很久以前写的了，我现在在对这段做一定修改，也争取能更严谨些。

蒙古问题

尽管满清时期俄罗斯侵占了中国大量的土地，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最耿耿于怀的大概还是外蒙的问题，而外蒙之所以能在独立后被收回，然后终又独立，这其中不管是沙俄还是苏联都必须负主要责任，但是可怜的中国人被人家蹂躏后还必须尊敬地喊一声老大哥，现在思之仍如芒在背。没办法，谁让咱太弱了，搞个革命还得找几个洋人朋友帮帮腔，而被夺走了贞操后还得夸他劲真大……

其实，从满清开始，蒙古就一直是个大问题，满蒙虽说联姻，也结成了同盟关系，但是满族人当然不会忘了自己的祖先是如何被成吉思汗的铁骑夺走了广袤的草原，所以满族一方面通过和亲拉拢蒙古人，另一方面则努力维持蒙古王公的分裂局面，打击任何一个试图坐大的部盟——最典型的当然是康熙年间的征讨准葛尔。连拉带打，丛建诸侯而少其力，这就是当时满清对蒙古的政策，当然，这个政策是有效的，至少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蒙古族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让王公贵族们必须依赖满清的皇权来巩固权势，当然也让蒙古对满清造成不了威胁。但是这种状况在晚清出现了变化，其原因倒不是俄罗斯的介入，而是满清的衰落——满清再也没有能力控制蒙古这批脱缰的野马了。

在蒙古族横行天下，几乎征服了大半个世界——当时美洲还不为人所知——的时代，俄罗斯这块横跨亚欧的广袤土地也成了蒙古的战利品，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拔都征服了这块地方，并建立了著名的金帐汗国。当时的俄罗斯还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一样，俄罗斯当时也在各个部盟首领的控制中——当然这种状态也为蒙古控制俄罗斯提供了便利。由于俄罗斯分裂的状态，蒙古族要做的只是在数量甚众的王公中选择一个听话的来当俄罗斯大公，当然，蒙古人也有能力随时将他册封的大公给搞下台。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的统治持续了二百五十多年，在这个时期，俄罗斯开始从分裂逐渐走向统一——对于很多不受蒙古大汗恩宠的俄罗斯王公而言，蒙古族的入侵夺走了他们的地位，因此他们在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蒙古的过程中逐渐融合。当然，俄罗斯人的身体里也流动着蒙古人的血液——这是征服之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此，俄罗斯人和蒙古人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说比中国人更紧密，这也是蒙古王公总会找到俄罗斯人帮忙的重要原因——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

俄罗斯对蒙古王公的扶持由来已久，历史的发展很奇妙，曾经俄罗斯是蒙古人的领地，而当蒙古人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后却要向原先的奴仆求助，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近代的英美，不同的是，英美之间的差距远小于蒙古和俄罗斯之间的差距。在整个满清时代，俄罗斯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蒙古贵族的扶持，这种拆台脚的行动一方面是在为他们侵吞中国北部的土地创造机会——在签尼布楚条约之时，正是葛尔丹势头最凶猛的时候，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制造一个满清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带——这也是蒙古独立对俄罗斯而言最重要的战略意义。整个西伯利亚平原一马平川，除了寒冷的天气，根本没有任何战略纵深可言，当年蒙古大军西征之所以迅速成功，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俄罗斯一直以来都试图制造一个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从而消除隐患。但是由于彼时满清还很强势，俄罗斯对蒙古的投资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俄罗斯可能是最有耐心的长线投资者之一，他们终于等到了满清的衰落，然后机会就出现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满清饱受诸强凌辱，甚至连弹丸小国日本都在甲午年间给了满清当头痛击，而外患未平，内忧纷至，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与时不时咬上满清一口的革命党都让晚清的日子愈发艰难。就在满清灭亡的前一年（1911年），漠北蒙古（即今天所称的外蒙）诸王公召开大会讨论独立事宜，而在大会之后，这些王公派遣代表团前往俄罗斯寻求帮助，这就拉开了近代外蒙独立的序幕。为什么这些平时明争暗斗的王公们现在会如此团结，居然在一起开会讨论独立呢？原因当然是这些王公的集体利益受到了损害——满清在宣统年间搞过预备立宪，因此这就让漠北蒙古的这些世袭贵族担心起来，思来想去，与其让清廷搞什么宪政，还不如直接独立完事，最起码地位能保住，于是就出现了上述一幕。俄罗斯也真把这事当成事，通过外交手段向清廷抗议，意思是在蒙古是不可能搞什么新政的——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满清会抽了风要在蒙古搞新政，难道是觉得自己保不住优势地位了，临了拉个垫背的？

俄罗斯抗议，满清当然只能收回，但是蒙古的独立显然已经无法遏制，因为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着满清和民国的交替，趁着这股乱劲，俄罗斯扶持蒙古实现了第一次独立，当然蒙古为此付出了诸多代价——但那也比新政强。蒙古就那么块地方，要说现代化也不现实，所以王公们只关心他们的牛羊，至于贸易什么的，他们才懒得管，俄罗斯要经营，就让他们经营好了。

俄罗斯出招了，接下来接招的就变成了袁世凯。袁世凯不容易，他上台之初那个一大摊子烂事，忙都忙不过来，但是蒙古不能说独立就独立呀？中华民国定都的时候，袁世凯就考虑了蒙古的独立问题，坚持定都北京——这也得到了国民党内诸如宋教仁等人的支持。当然了，定都北京倒也不是完全因为蒙古，袁世凯有私心也是确有其事，但是要说没有蒙古的因素，那也太低看了袁世凯。袁世凯上台后就跟俄罗斯交涉，好说歹说终于让俄罗斯承认了中国对于蒙古的宗主权，但是作为交换，蒙古必须自治——同志们，那个时候的自治可跟现如今完全是两码事，说自治其实就是实质上的独立。因此，蒙古问题在袁世凯手里只能说是僵持住了，但是袁世凯能争取到主权，也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自1915年中俄订约之后一晃两年有余，风水轮流转，中国出完内乱，俄罗斯也内乱了，中国终于等到了机会，实质上收回外蒙——没别的，就是军队开路。当时俄罗斯——现在要改称苏联了——一片内乱，布尔什维克和原政府武装打得昏天黑地，所以当然也没功夫来关心蒙古这个小弟了。趁着这个机会，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派遣其心腹爱将徐树铮出兵外蒙，勘定叛乱，徐树铮带兵虚张声势，直入库伦（即乌兰巴托），然后摆下鸿门宴，请君入瓮，不明虚实的蒙古王公上了徐树铮的套，在武力压迫下同意重新归国。这就是著名的徐树铮出征外蒙事件，徐树铮虽然在北洋的混战中一直被吴佩孚压制，最后还死于非命，但是收复外蒙还是颇值得中国人为之骄傲——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都相当提气。

和徐树铮出征外蒙相应的则是民国派军出征西伯利亚，大家一定很奇怪，为什么当时民国那么差的实力居然还派军前往别人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呢？同志们不要惊讶，因为出兵的不单是中国，而是包括十四国军队在内的“苏俄干涉军”，目的嘛，当然是帮助沙俄政府军清剿布尔什维克。但是此次出征虎头蛇尾，最后因为直皖大战，出征军队迟迟等不到援军，最终也不了了之。

民国解决外蒙问题只是趁着苏联老虎打盹，因此解决也是短暂的，而中国呢，又是内乱仍频，直皖大战一开打，蒙古便解冻了。徐树铮出兵外蒙只有一个旅的兵力，因此在外蒙的驻军也是一个旅，大家想，这一个旅短期忽悠一下可以，但长期下去，迟早还不露馅了？因此，很快这一旅兵力就被打退了，到最后，中国在外蒙历史上的最后一支驻军也成了永远的历史，外蒙再次摆脱中央控制。

驱逐了中国驻军后的外蒙也顺应俄国形势发展，分化成了两股势力，一股是苏共扶持的蒙古人民党，一股是沙俄前政府扶持的世袭王公，这两派势力为了争夺政权也是战得火热，最后蒙古人民党打不过，请求苏联出兵干涉，苏联不含糊，帮助蒙古人民党搞定了此事，从此，蒙古土地上驻扎了苏联的军队。然后的事情就可以猜出来了，蒙古人民党宣布独立，建立政权，而苏联呢，当然是护着小弟了。尽管此后曹吴直系和苏联颇多干涉，但是苏联就是不撤兵，这也造成了最后雅尔塔会议的外蒙悲剧，所以说啊，苏联是咱的老大哥吗？有老大哥还惦记着自己小弟的那点财产的？大哥是那么当的？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好了，这就是北洋时代外蒙问题的梗概，反正前有沙俄，后有苏联，都是一路货，都想煽呼蒙古独立，都不把中国政府放眼里。我们的北洋政府又有什么办法呢？能尽的职责已经尽到，接下来，司命之所属了，但是不管如何，北洋政府为了维护外蒙的地位还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尤其是收复外蒙的徐树铮——尽管为人刻薄，但是作为民族英雄，依然值得我们怀念。外蒙问题就说到这了，明天我们要讲的是西藏问题，谢谢收看，再见。

作者：阳台海带　回复日期：2009-06-26　10:43:49

晕了，今天就这一篇呀？
周末了，也不多更新一点...
======================================================
这是很久以前写的，今天还有一篇。

西藏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蒙古问题已经成了过去式，毕竟，蒙古已经独立了，国际社会也承认了，不管我们如何不忿，似乎都已无可挽回，但是西藏问题不一样，时至今日，西藏问题的余波仍然在不时的触动我们的神经，达赖的任何一次政治活动都会让中国人如癫如狂——在过去的一年里，西藏再次成为了世人的焦点。现在，就让我们来从历史的角度来解析这个困扰我们的民族问题。

在普通中国人的记忆里，西藏给我们的印象无非是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达赖以及班禅，前者述说着西藏和中原的交往史，而后者则代表着西藏如今的政治生态。因此，要了解西藏问题的渊源，我们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松赞干布是西藏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政治首脑，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吐蕃王朝开始走向强盛——吐蕃是藏族人建立的政权，是盛唐时期唯一可与之分庭抗礼的国家，松赞干布与唐太宗隶属同一个时期，而其在吐蕃的历史地位也近于唐太宗之于唐朝。松赞干布13岁因父亲被仇家毒死（有点像铁木真）继赞普（吐蕃君王的称呼）位，在他执政期间统一了青藏高原，而为了巩固自己地位，他分别与 唐朝和尼泊尔结亲，迎娶了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我们耳熟能详的文成公主入藏便是由此而来。松赞干布继位20年，不仅完成了藏地的统一，而且在西藏的文化方面也贡献卓越——创造了文字，引入唐朝历法，劝事农桑，而佛教也在他的治下逐渐在西藏站稳脚跟——尽管据查早在公元3世纪佛教便已入藏，但至今仍有人认为佛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传入西藏的，原因便在于此。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联姻可以算是汉藏文化交流的源头，文成公主带去了唐朝先进的文化，使得吐蕃开始走向文明，也将西藏文化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

但是我们提到西藏文化，最先反映出的仍然是宗教。吐蕃王国当时尚属君主世袭制国家，但是随着僧侣势力的不断扩大，这种统治结构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与吐蕃同时期的唐朝是个推崇佛教的王朝，而吐蕃同样也不例外，可以说，这是佛教的一个黄金时期，唐朝的玄奘西去和鉴真东渡都是佛教交流史上的盛事，但与唐朝的不同的是，僧侣在吐蕃的地位显然要高得多。吐蕃毕竟是个文化闭塞而又落后的国家，统治当然需要知识，而在吐蕃拥有知识的族群显然并不太多——僧侣可以算是其中重要的一股，因此僧侣便逐渐在吐蕃政坛上冒头，尽管总体来讲吐蕃仍是世袭君王制，但是僧侣的势力也在日益膨胀，并最终成为了吐蕃王朝的掘墓人。僧侣最早参与政治是在赤松德赞时期，赤松德赞是吐蕃历史上有作为的赞普，甚至还趁着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攻入了长安，他死后地位很高，与松赞干布，赤祖德赞一起被尊为三法王。但是，僧侣正式在政坛上大红大紫却是在赤德松赞时期，赤松德赞死后，吐蕃对于继承权的争夺趋于白热化，赤德松赞的两个哥哥先后继位，但都是没多久就惨遭仇家谋害，赤德松赞能最终登上赞普之位，最需要感谢的是他的师僧——钵阐布（吐蕃执政高僧译称）娘•定埃增，正是在他的扶持下，他才能在激烈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赤德松赞上位后当然要感谢他的老师了，在其父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升了僧侣的地位，加重了僧侣的特权，僧侣势力正式腾飞。

随着僧侣势力的日益扩大，吐蕃贵族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信佛，另一部分反佛，而吐蕃的灭亡正是由于这两派的冲突。反佛派贵族诛杀信佛派赞普可黎可足之后拥立达玛（可黎可足胞弟），而达玛实行的一系列剥夺僧侣特权的政策则惹恼了僧侣，最后被僧侣暗杀，达玛死后，吐蕃围绕着皇位争夺出现了分裂。达玛的继承人有两个，一个是遗腹子欧松，另一个是大妃养子永丹，此二人分别被贵族劫持，由是展开了导致吐蕃崩溃的赞普争夺战。盛极一时的吐蕃就是在这场战争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从此青藏高原陷入了长期的分裂，直至蒙古人的出现。

在蒙古人征服世界之时，藏地内部正是四分五裂，贵族和僧侣互相利用，教派之间争斗不休，但不管如何，僧侣已经成为了藏地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最终脱颖而出的教派是萨迦派，要感谢的是当时的蒙古第一代帝师罗古罗思坚藏，这个人有个尊称为世人所知——八思巴。因为八思巴在蒙古统治集团中的显赫地位，他所属的萨迦派就成了蒙古人统治时期藏地的主角，而正是在蒙古统治时期，藏地正式开始了他们历时悠久的统治制度——政教合一，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世俗领袖，僧侣成为了藏地的政治主角。

回顾了僧侣集团的发迹史之后，我们言归正传，进入达赖和班禅的主题。达赖和班禅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因为该派僧侣头戴黄帽，因此也称为黄派）的活佛，格鲁派共有四个活佛系统：达赖（统管前藏），班禅（统领后藏），哲布尊丹巴（管辖外蒙），章嘉（统治内蒙），而现在依然为世人熟知的剩下了达赖和班禅两个系统。哲布尊丹巴其实是前文所述外蒙第一次独立的名义领袖，但是由于实权掌握在沙俄顾问手中，因此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则远逊于达赖和班禅。

从上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达赖和班禅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其实是相同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达赖系统的势力越来越大，而班禅系统则日见式微，因此从实际影响力而言，达赖在藏民心目中的地位要高于班禅——而正是因此，班禅才比达赖更接近于中央，没办法，不借中央的力量，班禅便被达赖压制的太狠。因为达赖和班禅的继承制度是转世灵童制度，因此，达赖和班禅不管转生几次，在宗教意义上来说都是同一个人，因此大家普遍关注的师徒关系是互为师徒，简单来说，就是转世较早的达赖或班禅做转世较晚的达赖或班禅的老师——由于达赖转世较多，因此班禅作为老师的次数更多些，这也造成了班禅为达赖师的误解。达赖和班禅在清朝都要受清帝册封，否则地位不予承认，比如著名的八世达赖仓央嘉措便是如此，清廷册封达赖和班禅，正是清王朝对西藏主权的明证。

铺垫做足，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了，我们开始进入所谓西藏问题的近代篇（现代篇太敏感，不说也罢）。蒙古问题是因为俄国人，而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是英国人，大家都知道，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与印度毗邻的西藏则一直以来被英国惦记着，和俄国人在蒙古问题上欲言又止不同，英国人玩的更直接——出兵。英国人对清廷的废柴那是相当的了解，所以他们也压根没把清廷放在眼里，1988年，英国从印度出兵，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当然是英国获胜，英国和驻藏大臣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条约的核心是将锡金与西藏的分界线东移至则列拉山，结果使得西藏失去了大片的牧地。

第一次侵藏战争只是牛刀小试，中方虽然利益受损，但好歹未曾伤及根本，真正让西藏问题成为问题的是1903年的第二次侵藏战争。英国人在上次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次把部队开到了拉萨，十三世达赖被迫流亡外蒙，并通过哲布尊丹巴转奏清廷，要求派兵增援，那么清廷的态度是什么呢？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清廷的愚蠢，埋下了中央和达赖系统不和的种子，清廷不说出兵救援，反而对失败的十三世达赖痛加训斥，在派遣大臣去西藏强硬善后的同时，撤消了十三世达赖的封号。达赖流亡与俄国关系密切的外蒙，而清廷又对达赖态度如此，这些都颇让人玩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第一次侵藏战争中，清廷的表现让人绝望，不单没有为此次战争提供兵力支持，而且在其后还签订了让藏民无法忍受的条约，从此，藏民开始对清廷的能力丧失了信心，他们转而联俄，开始通过哲布尊丹巴的关系和俄国眉来眼去。达赖和俄国人私通款曲，而且在失败后居然不是来北京求助，而是直接去了外蒙，这让清廷的面子很是挂不住，于是为了一点可怜的尊严，出现了清廷雷霆震怒的一幕。清廷如此态度，达赖不得不思考自己的策略是否有问题，此时英国聪明的采取了怀柔政策，因此让达赖开始心思活动，有了投英之意。虽然最终清廷迫于压力恢复了达赖封号，但是达赖与清廷的关系已经难以挽回了，达赖和驻藏大臣矛盾不断，在他们终于引发冲突后，清廷派兵弹压，这彻底让达赖投向了英国怀抱——达赖直接流亡去了印度而不是蒙古。此后，达赖和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虽然该条约因未得到清廷同意而无效，但是，这毕竟宣告了西藏的分裂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时间拉到民国，清廷灭亡了，当然达赖也趁着这股乱劲杀回来了，在英国的帮忙下，达赖居然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四川与青海的部分地区，最终的结果当然是中方的讨伐，但是达赖毕竟有英国当后台，所以不久之后战事陷入僵局。为了全盘解决此事，英使朱尔典向袁世凯提交了所谓的8.17五点节略（内容在本节最后贴出），袁世凯当然不同意了，英方借势要求召开三方会谈商讨解决方案，最终中方在压力下作出让步，同意参加会谈。

在转年（1913年），中，英，藏三方召开了西姆拉会议，会议中藏方在英方的授意下提出了让中方难以接受的方案（基本与五点节略类似），最终会谈不欢而散。既便如此，英藏双方还是在1914年签订了著名的《西姆拉条约》，但是因为中方代表未签字，因此该条约无效。但是由该条约引出的事情却时至今日依旧存在，那就是著名的麦克马洪线，这成为了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冲突的根源。

应当说，在北洋时代中方虽然一直没有放弃对西藏的主权，但是实际控制力却大打折扣，这场由清廷引发的混乱却要让北洋来承担后果，北洋当然仅仅是替罪羊而已。不过，十三世达赖终究会有老死的一天，只要解决好十四世达赖的问题，中国又将从英国手中抢到西藏问题的主动权，这个工作将会由蒋介石来完成，以后我们在总结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时还将说到此事，在此留个悬念。北洋时代的西藏问题就是如此，大家应该有数了，尽管很多争议爆发于北洋时代，但其实祸根早在晚清便已种下，指责北洋毫无意义，北洋已经做了他们能做到的一切。下面我们要讲的是北洋的修约外交，这也是弱国外交的奇特景观，敬请关注。

附录：
西藏问题五点节略：
一、中国军队不得干涉西藏内政；
二、中国官员不得在西藏行使行政权；
三、中国军队不得无限制留驻西藏；
四、据以上各点订立协定，英国承认中华民国；
五、断绝从印度入西藏之交通。

本朝的民族政策比起其它CP国家还算可以了，只是人口政策有些问题，最好的民族政策还是不断融合，让他慢慢消失掉，没有了人就没有了民族。
================================================================
有些民族的排外性很强，比如藏族，回族，维吾尔族这样有自己独特宗教文化的民族，我朝倒是想去融合，人家也不愿意啊。

少数民族毕竟人口少些，如何像汉族一样计划生育，人口只会越来越少，然后强制性的鼓励移民（当然要想个类似于建设边疆之类的好名字），不断的稀释，人口结构改变了就好说了。
======================================================================
强制移民只会加剧地区摩擦，造成很多不安定因素，其实现在我朝处理的不温不火，挺合适的、

修约外交

我们知道，北洋从清廷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在外交方面尤其如此，清廷跟洋人签了大小条约无算，但基本来说，这些条约都和两个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屈辱。北洋政府接过了清廷的权杖，但同时也得忍受清廷在外交上给中国带来的伤害，不忍受又能怎样呢？当时的中国可没有能力硬气的将所有这些条约当成废纸去擦屁股，因此，北洋只能接受，但是在接受的同时，北洋也希望能将外交局面有所改变，因此就有了算不得轰轰烈烈，但在中国外交史上仍然值得大家尊重的修约外交。

没有能力谈废约，当然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搞修约。修约，顾名思义就是修订以前签署的条约，中国虽然是弱国，但是弱国也有尊严，弱国也不能任人蹂躏，在有限的尺度内，中国需要在以往那些条约中讨回尊严。当然，修约比废约更需要技巧，废约不过就是当众大呼从今往后我就不鸟你们了，然后摆出一副谁要不同意咱们就干一场的架势，有气势但不需要技巧——北洋当然做梦也希望如此，但很可惜，目前还没这个筋骨；修约就比废约复杂得多了，必须要小心翼翼的观察局势，看准时机下手，然后还得表现出一种咱现在订约才是童叟无欺的态度，要看准时机是因为没有谁会愿意主动放弃到手的利益，虔诚的态度才能保证最小限度的惹到对手——谨小慎微，如绣花般的精细，这就是修约的特点。弱者的无奈从修约中所需花费的心血就可见一般，更无奈的是，当后世评价他们的工作时，却仍有流言蜚语说些不够革命，不够爷们的风凉话，真可说是吃力不讨好。

对于北洋政府而言，一战的爆发无疑是对中国外交的利好消息，因为一战中参战的各国都在中国或多或少的有点利益，而打仗嘛，又总是有输有赢，对于中国来说，不管谁输谁赢，在华利益国的数量必定会因为此战而大幅缩水。即便那些失去利益的国家最终转手将所得利益完全交给了他国，这对于中国最终整体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也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我们打个比方，比如一个人遭到一伙强盗的抢劫，刚开始这群强盗一拥而上对着这个人拳打脚踢，这时候那个人当然会很无助，因为他连还击都不知道应该对谁；但是过一会这伙强盗因为分赃不均相互打了起来，最终剩下了少数几个最有气力的强盗，虽然拳脚的密度和硬度甚至都加强了，但至少这个遭劫的人心里有了底，知道应该针对谁采取自卫了。当时的中国就是那个遭劫的人，而在华利益国就是那伙强盗，而一战的意义就在于中国至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对手，然后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只要和这几个主要国家解决了问题，那么晚清遗留下的乱摊子就可望彻底收拾了。中国在最终走出半殖民地的阴影就是沿着这条轨迹进行的，一战削减了在华利益国的数量，二战干脆将最主要对手日本KO出局，然后在国共内战后跟另一个主要对手美国说了拜拜，此后翅膀硬了的中共跟赫鲁晓夫的苏联划清了界限，自此，中国的外交奴役史算是基本划上了句号。中国毕竟是弱国，想要同时对付多个对手根本是不现实的，而如果对手的数量是有限的，那可能中国还有希望遇到天上掉馅饼的美事——比如二战中日本招惹了强大的美国，借助美国之力，中国真正实现了梦想中的以夷制夷——从而摆脱困境。

当然，对手数量减少只是一战给中国带来的最底线的好处，实际所得则远不止如此。虽然在巴黎和会上各国还穷凶极恶的抓住中国不放，日本更是交好英法试图接收原先德国在胶东的权益，无奈的北洋政府在国内的强大压力下选择了拒签，但是巴黎和会毕竟是不够完整的，战争刚结束，各国还尚未整理出思绪，等到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召开，局面就对中国有利多了。这时候各国把自己在战后的定位，以及在新秩序中所应扮演的角色给弄清楚了，所以中国的日子更好过了。原先英法等国同意日本接收德国在胶东的权益仅仅是因为日本在刚结束的一战中好歹帮忙打了太平拳，而如今呢，这些国家都缓过劲来了，当然就不能允许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了；而美国呢，在一战后取代英国俨然成了国际政治的新领袖，如此春风得意当然不能容忍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因此，中国隐隐的找到了突破口，事后发现，这个突破口找的确实不错。

华盛顿会议召开的目的是解决巴黎和会的遗留问题，以及重新确立国际政治的新秩序，因此本次会议在国际政治史上也是颇具分量，而对于中方来讲，就更是如此了。巴黎和会中悬而未决的主要是中国问题，因为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玩了一出拒签，这让中国问题并没有随着巴黎和会的落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华盛顿会议的主要议题便是中国问题。目前在中国问题上，有两个国家最有发言权，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美国，像诸如英法之类的老牌在华利益国则显得有些有心无力了，毕竟人家刚打了仗，伤筋动骨也得一百天，更何况是进行了4年多的大战了，因此华盛顿会议其实就是美日的角力。

中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显著，因此，谁能在中国问题上占据主动，谁就能取得远东以及太平洋地区的主动，角力的结果是如日中天的美国获胜，日本在中国扩大权益的想法彻底泡汤。这次会议的结果对于日本来讲几乎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本次会议中二十一条宣告无效，巴黎和会中未曾解决的山东正式归还中国，日本在中国的折腾可谓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美国的强势间接帮助中国顶住了日本与日俱增的在华野心。作为东道主的美国如愿以偿，原本日本在中国的领地上走的更远，但是凭借着一战建立起来的威势，美国又通过会议将差距拉平，美国在中国领地上利益均沾的设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本次和会签署了《九国公约》（具体内容在本节后贴出），尽管看起来各国终于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了利益均沾，但对于中国而言，利益均沾的态势比以前饿狼扑食不守规矩的状况仍然是好得多，更关键的是，中国借着美国之力让日本的企图落了空，使得中国不至于被日本马上生吞活剥。因此，不管怎么说，中国朝着独立自主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各国在中国的特权被废除），虽然仍旧是个弱国，但中国这个弱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尊严比起晚清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

虽然历史上并不把华盛顿会议作为修约外交的范畴，但以笔者看来，华盛顿会议中所订的《九国公约》实际是中国对以往各次条约的总修订案，这是一次宏观上的修约，也为以后微观修约（即对具体条约提出修订）奠定了基础。而这次会议上中国所采取的借力打力的策略也成为以后历次修约的主体战略，因此，实际上华盛顿会议可以看成是北洋修约外交的先声和总纲。

在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当年，中国便与德国签订了《中德协约》，从而废除了德国在华特权，这也是近代中外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而在1925年的修约年（这段时期的北洋外交是历史上所称的修约）中，对外交涉的核心部分诸如关税，法权等问题，和奥地利，芬兰两国的成功交涉，以及废除中比，中西条约，极其此后与法国，日本的无效交涉都是遵照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进行。

北洋政府的修约努力饱含辛酸，付出了很大努力，也极力据理力争，但是仍然不时有挫折出现，比如上段所言废除中比，中西条约即是如此，中方并没有在此问题上和两国取得一致，最终也是强行废除，而在与法国和日本的交涉中也是无功而返，所谓修约也并不能得其全功。但不管怎样，北洋政府毕竟为以后的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取得进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修约外交中所展示的政治智慧以及不懈努力也值得后来给予足够的尊重。一个弱国，能在实力并无显著提升的基础上在外交上取得如此成绩，除了鼓掌叫好，我们还能干些什么呢？

通过以上四节对北洋外交的回顾，我们应该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事实上，北洋政府非但不卖国，而且还谨慎而热烈的爱着国，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所取得的成绩绝对不容后世进行任何玷污。

附录：

九国公约：

第一条 除中国外缔约各国协定：
（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
（三）施用各国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四）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

第二条 缔约各国协定不得彼此间及单独或联合与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或协定或协议或谅解，足以侵犯或妨害第一条所称之各项原则者。

第三条 为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更为有效起见，缔约各国除中国外，协定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取：
（一）任何办法为自己利益起见，欲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有关于商务或经济发展之一般优越权利；
（二）任何专利或优越权可剥夺他国人民在中国从事正当商务实业之权利；或他国人民与中国政府或任何地方官共同从事于任何公共企业之权利；抑或因其范围之扩张，期限之久长，地域之广阔，致有破坏机会均等原则之实行者。
本条上列之规定，并不解释为禁止获取为办理某种工商、或财政企业、或为奖励技术上之发明与研究所必要之财产及权利。
中国政府担任对于外国政府及人民之请求经济上权利及特权，无论其是否属于缔结本约各国，悉秉本条上列规定之原则办理。

第四条 缔约各国协定对于各该国彼此人民间之任何协定，意在中国指定区域内设立势力范围，或设有互相独享之机会者均不予以赞助。

第五条 中国政府约定中国全国铁路不施行或许可何种待遇不公之区别。例如运费及各种便利，概无直接间接之区别。不论搭客隶何国籍，自何国来，向何国去；不论货物出 自何国，属诸何人，自何国来，向何国去；不论船舶或他种载运搭客及货物之方法，在未上中国铁路之先，或已上中国铁路之后隶何国籍属诸何人。
缔约各国除中国外，对于上称之中国铁路基于任何让与、或特别协约、或他项手续，各该国或各该国人民得行其任何管理权者，负有同样之义务。

第六条 缔约各国除中国外，协定于发生战事时，中国如不加入战团，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中国声明，中国于中立时愿遵守各项中立之义务。

第七条 缔约各国协定无论何时遇有某种情形发生，缔约国中之任何一国，认为牵涉本条约规定之适用问题，而该项适用宜付诸讨论者，有关系之缔约各国，应完全坦白互相通知。

第八条 本条约未签字之各国，如其政府经缔约签字各国承认，且与中国有条约关系者，应请其加入本约。
因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于未签字各国应为必要之通告，并将所接答复知照缔约各国。任何国家之加入自美政府接到该国通知时起发生效力。

第九条 本条约经各缔约国依各该国宪法上之手续批准后，从速将批准文件交存华盛顿，并自全部交到华盛顿之日起发生效力。该项批准文件笔录由美国政府将正式证明之誉本，送交其他缔约各国。

本条约英文、法文一律作准，其正本保存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档库，由该政府将正式证明之誉本，送交其他缔约各国。
兹将议定条约由上列各全权代表签字，以昭信守。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二月六日订于华盛顿

楼主这话总结的不错，可惜楼主还是看的有关共产和马恩的书较少，不能从根本上看到老毛的意图
================================================================
作为一个经济学科班出身，看过资本论的人，我可以很严肃的说，共产主义这玩意我就算不相信，但也是理解的。毛泽东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其实也就是半路出家，而且他也未必就相信这东西，毛泽东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很多的中国元素的，他的理想虽然高远，但也称不上有多高明，毕竟并没有什么可行性。

我想在今天是无法对老毛作出客观评价的马马虎虎的，只是本朝还没有建立起可以起拧聚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如西汉时的“儒皮法里”），民族问题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
现代国家称为民族国家，因此，民族问题哪个国家都会有，中国当然难以避免，不过我朝的处理还是不错的，虽然有摩擦，但基本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毕竟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比较明显的排他性，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比较难以解决。至于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我认为对于现今的中国而言，可能重铸价值体系的紧迫性不比其他热点话题低。

北洋时代的文化

文化人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始终是个不讨巧的角色，某伟人曾经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皇帝搞统治最要紧的就是太平，而给太平造成最多威胁的就是那些比平头百姓更有些政治洞察力的知识分子，所以皇帝总在想办法控制住这群人。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的文官制度领先于世界，在别的国家都还在搞贵族世袭或者军功制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了科举取士，其目的就是将民间的知识分子纳入统治轨道。科举至少是控制了大部分知识分子，让他们不是寒窗苦读就是出官入仕，没工夫愤世嫉俗，但例外总得有，中国历史上好些个屡试不中又有些才气的知识分子就喜欢没事发发牢骚，写点揭露社会黑暗的东西，但是这些例外想来也是无法避免的，如果影响不大，牢骚就牢骚吧，皇帝也没空管。

但是到了民国，问题就来了，科举在清末就取消了，知识分子寒窗苦读也没了出路，因此，免不了就多发些牢骚，而牢骚发多了，总会形成繁荣的文化局面。北洋时代又确实是个让知识分子不甚满意的时代，老也打仗不说，而且还不容易让人看见光明，北洋政府从皖系换到直系，然后终又换到奉系，但是换来换去，中国总还是老样子，忧国忧民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国家看不到进步，而个人呢，生活又不太顺遂，因此这样的大环境最容易产生新思想。因此，北洋时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潮，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可以说，这个时期出现的人物，讨论的主义，研究的问题直至今日都仍是文化界的标尺——如果有人硬要说如今天天谈的和谐社会这样的概念当时未尝触及，那我也只有无话可说了。

北洋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很迷茫，但是也很热闹，不像现在这样天天在研究怎么糊弄老百姓，让他们相信社会能和谐起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大多对于政府都有种批判的态度，有说要民主宪政的，有说要联省自治的，有说要无政府主义的，也有说要社会主义的，林林总总，归结起来总是对于政府的不满。北洋政府虽然偶尔也有找人写几篇文章反击一下，但是总体来讲，只要这些文化人不太出格，政府是不太去限制他们的言论的——这就是乱世的好处，想说什么说什么，政府太忙，也顾不得管你，要搁太平年月说这些不着五六的话，早被整顶帽子戴上了。北洋政府总体来说是尊重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的，除非这些知识分子都去干些反政府的政治勾当，否则北洋政府是不会让他们下牛棚的，举个例子吧，当时新文化运动那么多文化人唧唧歪歪，也没看见哪个因为说了几句犯忌讳的话就下了监狱，北洋政府对于文化的宽容是让知识界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

当然了，提到北洋政府，大家脑子闪现的总是诸如独断专制之类的词汇，这样的政府统治期间怎么还能出现文化繁荣呢？事实上，所谓独断专制只不过后人为了附会政治需要而套上的词汇，诚然，北洋时代确实不够好，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苦巴巴的，知识分子的薪资也总发不上，但是在尊重知识分子方面，大概做得比国共两任政府都要好。可能有人会说文化繁荣有些客观因素，比如新旧文化的冲突，国家民族命运的迷途啊等等，但是，大家想想，光靠这些能够支撑起一个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吗？政府不喊停，这才是文化能够繁荣最直接的因素。因此，再不要说什么北洋独断专制之类的胡话了，事实上乱世之中想要如此也根本缺乏条件，北洋时代言论的自由度是国民党政府直到如今都望尘莫及的。

说到北洋时代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有两个人是必须要提的，一个是鲁
迅，另一个是胡适。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同样是文化界的翘楚，但是二人却在官方史书上得到了迥然相异的评价。要说原因其实也简单，只不过一个更激进些，而另一个更温和些，在本身就是激进派的我党眼里，当然激进的鲁迅更讨巧，而温和一些的胡适不受待见一些。其实要论学术成就，胡适不管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是强于鲁迅的，只不过在那个提倡无产阶级文化的年代，谁会把真正的学术当回事呢？当学术也要扯上诸如左右之类分明的界限时，学术早就不成为学术了，文化也只是被当成政治生活的附属品而已。把文化人物泛政治化，我向来是极为反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见得一个人的看法更温和些就一定是不可救药的，价值就不如那个绝对激进的，胡适和鲁迅同样爱国，只不过一个更为深沉，一个更为热烈，如果这样都能成为两个人优劣的标准，那么历史对于人的评价也过于儿戏了。可惜的是，直至今日，这种儿戏的评判方式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鲁迅依然是呐喊的猛士，而胡适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反面典型而已，或许当哪天我们能够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评判两个人的是非之时，此时我国的人文才算有了理性。

鲁迅的文章读起来总是酣畅痛快，因为他对旧文化的批判总是不遗余力，并且他的批判看起来总是那样尖利，文风总是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但是鲁迅终究只是个彷徨无措的知识分子，他痛恨现实，却不知道光明在何方，因此，鲁迅只是个优秀的批评家而已。胡适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关心实际政治，甚至一度也参与其间，而作为一个新派人物，他对传统的看法比鲁迅要理性的多，因此他的文章读起来并不显痛快，但却很有余味。

如何对待传统，这就是北洋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主题，鲁迅认为旧文化中字里行间写满的都是吃人二字，中医也大抵是骗人的把戏——这是鲁迅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血泪之言，对旧文化是面的批判；相较而言，胡适对旧文化的批判则更多从点上着手，比如名教，比如差不多，胡适幼年接受过完整的老式教育，因而对此比鲁迅有更深的体会。胡适和鲁迅一个温和一个激烈的对待旧文化的态度大概可以看做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缩影，尽管这些干将都知道旧文化已经不适于时代，但是究竟是完全抛弃还是有所保留，在文化界依然还存在争议。就如今这个缺乏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而言，共产主义的迷梦已成幻影，如何进行价值体系重构又重新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事实上，我们仍然可以从鲁迅和胡适们当年的争论中找到借鉴，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何尝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题呢？

北洋时代文化界的另一个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关注，不如此，也不会出现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大辩论，不仅如此，知识分子还崇尚亲身参与政治，五四运动便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场政治性游 行。到后来，光游 行已经难以满足知识分子的政治欲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与李大钊甚至还组建了政党，参与到实际的政治中来。而且，不单是文化界名人，一些青年学生也开始逐渐的参与到政治中来，中共早期的主体便是这样一个族群，除了南陈北李这样的社会名流，大多数都是热血青年，他们因为感受到了五四运动的热浪而参与到救国的政治工作中来。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关注政治，这直接影响了民国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五四运动最重大的意义，一个民族的未来总是在于青年，而如果青年对于政治麻木不仁，那么乱世便没有停歇的可能。

北洋时代的文化便是在新旧冲突，以及对于国家命途的讨论中前进的，前者体现了一个新字，而后者则对民国后期的政治影响深远，但归结起来，北洋政府的宽容都是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冲撞的基础。与外交一样，北洋政府总是承受着人们太多的误解，当我们静下心来细细整理思绪之时，我们才赫然发现，那个被我们诋毁，为我们不屑的时代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其活力超过了我们通常认为优秀的时代。

我觉得中国的民族自然融合过程被中G的民族分化政策打断了，民国时期提出了五族共和以及中华民族的国族概念，但总的趋势是朝着民族自然融合的路走，并没有从政治上划分某人是哪个民族，而中G的民族划分政策是学自苏联，为了自我标榜所谓的民族平等，不仅把已经融入汉族的南方少数族群划为独立的民族，为没有文字少数民族造自己的文字，还把本已融入汉族，民族意识已经淡薄的满族重新划分出来，并给与少数民族不同于汉族的政治经济的优惠，造成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并打击汉族的民族意识，批判所谓子虚乌有的“大汉族主义”，压制汉族人的民族意识，把历史上汉族的民族英雄说成不是民族英雄，这一系列的民族分化政策打断中华民族自然融合之路，是和苏联，南斯拉夫一样的取祸的民族政策，为了自我标榜所谓的民族平等，用政治强力划分民族，打断民族自然融合，使民族的区别固定化。在这样一个人为制造民族区隔而不是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必然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汉族人不满民族变相歧视，极端汉民族主义思想就会被激发，给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优惠，区别于汉族而不是促进民族融合，只能使少数民族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如果现行的民族政策不改变，民族矛盾只会越来越积累。
=================================================================
汉族本来就是强势民族，适当的放低姿态完全必要，给少数民族适当优惠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民族歧视。其实中国的民族问题主要是集中于两三个，其他少数民族根本没有什么独立倾向，而有问题的这几个民族，最重要的问题也不是民族政策，而是他们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所导致的高度排外性。由于历史原因，有问题的这几个民族大多数跟汉族有极强的敌意，因此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民族自然融合。现在我朝的政策是一种缓和式的，不人为加剧摩擦，如果有所谓的强制移民，反而倒会造成连续不断的冲突与摩擦。至于我朝对民族自治区域的控制力，可能老兄也过于低估了，想想胡哥当年会怎样在藏区戡乱的吧。

重建核心价值观虽紧迫，但必然快不了，中国上次重生是从春秋到西汉，用了好几百年时间

而这次，旧中国从1840中了第一刀起,到WG中被老毛撤底杀死，用了100多年进间，新中国从旧中国的尸体中从孕育到出生要用多长时间？恐怕短不了
==================================================================
从春秋到西汉，中国经历了一段文化繁荣期才最终重塑了核心价值观，从晚清到中共建政，中国同样经历了这样的时期，因此，只有文化的繁荣才能给民族重构价值观一个必要的空间。但是，现如今社会这么和谐，文化的繁荣又在哪呢？

那个张国滔最后怎样了

LZ
=============================================================
抗战中投靠了国民党，晚景凄凉，后来依靠一本回忆录才能勉强丰衣足食。

啊，他这样的没被老毛杀了，没被灭族？？？
=========================================================
因为他发现情况不妙，就提前脱身，脱离了苦海。

作为一个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应该看看1930年代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之间的争论，就会明白共产主义的缺陷之所在
=============================================================
作为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相信像《通往奴役之路》这样的基础著作还是看过的，所以不要老是觉得别人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北洋时代的政体

在英国人敲开中国国门之前，中国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都习惯于向皇帝跪拜磕头高呼圣明，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也从未觉得这会有什么问题，似乎国家需要皇帝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的朝代更迭无数，但是只有皇帝这个名号自始皇帝以来未尝更替。因此，中国人考察自己的政治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皇帝，举个例子，为什么明朝很多人都看不上，原因就是皇帝废柴，而清朝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行呢，原因也在于皇帝都还凑活，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思维方式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皇帝其实就代表了中国的历史——直到民国的成立。

民国的概念跟中国历史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中国的改变并不是像欧洲国家一样是自然而然的，皇帝这个概念的消失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太突兀，以至于当民国灭亡时，老百姓高呼带有浓重帝制色彩的诸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时都显得那样自然——这其实才是中国老百姓一直在做，也最擅长做的事情。但是不管是否可以接受，民国都成立了，带来的是一种对于大多数中国很陌生，甚至于对某些老派政客而言也很陌生的政治体制，从此刻开始，中国人开始了摸索，摸索在没有皇帝的日子里应该如何生存。事实证明，中国人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尽管他们对袁世凯称帝，宣统复辟都不甚感冒，但是当我朝太祖武皇帝横空出世时，中国人还是不由自主的喊起了万岁——这才是中国人熟悉的政治，一个必须有万岁圣明的领袖存在的政治。

所以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北洋时代共和体制的沉沉浮浮都无足轻重，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足轻重——尽管精英们很是把这段历史当回事，甚至觉得要不是某某，中国早就走上了民主繁荣的康庄大道。对于这种论调，本人颇不以为然，我不相信在一个适应了几千年帝制社会，并且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的国家，会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不要说是大部分基本不懂政治的老百姓，即便是很多在政坛混迹多年的政客甚至对民主都是一知半解。就拿很多人顶礼膜拜的孙中山来说，尽管孙公天天把法统，民主挂嘴边，甚至还要为了临时约法的废除跟段祺瑞大打出手，但是孙中山懂得什么叫民主吗？很遗憾的说，国父大人的偶像并不是华盛顿，而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石达开——当他走上反清道路时，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上述二人，而所谓民主，只不过是狗肉铺里挂着的羊头而已。而当孙中山跟袁世凯屡屡较劲失败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发扬党内民主，而是要在党内搞集权，要让人摁手模，宣誓效忠。至于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曹锟以及张作霖之流，更是从没有接受过民主的教化，因此，所谓民主，只不过是现如今缺乏话语权的在野精英们构建出来的迷梦而已。

因此，我的看法已经很明确了，在民国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民主，宪政的破灭只不过是顺理成章的历史必然而已，即便北洋不去打破，国民党，共产党都一样会去打破，这便是中国政治的现实。但毕竟，民国还是曾经出现过类似宪政的体制，有过国会，有过内阁，而这一切的断送者很不幸的，都是北洋政府——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北洋政府断送的这一切都没有在国共的手里复活呢？原因再清楚不过了，中国的三大政治集团都从来不是民主派，而北洋只是那个倒霉的靶子而已，谁让赶上了那一段呢？于是，有三个人因为在破坏宪政的过程中出力最大，因此被视作阻碍中国进步的罪魁，此三人分别是称帝的袁世凯，炮制了安福国会的段祺瑞以及贿选的曹锟。其实，这只不过是笨拙的北洋没有学会如何摆pose而已，他们不会搞政党政治，不会用政党的专制来取代皇权的专制，所以他们活该因为破坏民主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国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虽然跟民主毫不沾边，但是因为有了政党作为掩护，专制也就有了新的生存方式，而我党更是拿出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作为掩饰——相比较于跟中国历史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民主，显然均富，均田更能吊起老百姓的胃口。

很多人至今对袁世凯称帝耿耿于怀，认为他无疑是开了历史的倒车，我的看法是，如果袁世凯有能力称帝，并且将中国带出泥淖，为什么不呢？遗憾的是，袁世凯缺乏称帝的实力，同时也没办法拯救中国，所以当他想要当皇帝时，当然会惹来一身骚。法国历史的头号英雄，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拿破仑不也称帝了？有人说过拿破仑开了历史的倒车吗？相反，拿破仑是法国人的骄傲，因为只有在他手里，法国人才真正是欧洲的霸主，而之前法国为英国压制，之后法国更是两负德国，拿破仑用他的实力让法国人的质疑闭嘴。法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崇尚民主的国家，大革命也是闹得轰轰烈烈，但是法国人尚且不拒绝一个强势人物当他们的皇帝，那么向来习惯于皇帝统治的中国人又为何会神经过敏呢？因此，中国人并非不接受皇帝，而是不接受袁世凯当皇帝，同样，后来宣统的复辟被称为历史闹剧，原因也在于此，袁世凯和溥仪都不是中国人理想中的皇帝。

而段祺瑞，他先是将临时约法扔到一边，然后更是将国会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同样是北洋时代被认为阻碍中国政治进步的祸首。其实，民国的政治再怎么倒腾，也只不过是精英政治，即便是搞了国会也不能改变这个性质，而口口声声要民主的人们难道期待的仅仅是精英政治？如果那些成天叫嚣民主的文人仅仅只是精英政治的拥趸，那么搞不搞民主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所以说，段祺瑞只不过是在精英政治的基础上，将其变得更为简单而已，将有议员（大部分都是社会名流）聒噪的精英政治改成和谐一些的精英政治，如此而已。所谓民国，不过只是少数精英的民国，对于大部分老百姓而言，民不民国又怎样？日子反而比晚清还难熬了。要说有错，也是民国的所谓宪政娘胎里便有的错，那是民国的经济水准，人口素质，社会结构的错。段祺瑞的错只是让国民党的那帮议员出局了而已，而国民党的议员与安福国会的那帮议员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接下来说说曹锟的贿选。曹锟的贿选丑闻让国会这个中国政治中的新鲜事物声名狼藉，从此正式走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从贿选的那一刻开始，国会这个象征着民主社会崇高理想的政治名词失去了所有的神圣，原来，国会也不过是一个利益的交换所而已。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桩政治丑闻之所以称之为丑闻，是因为这是个责任体系，曹锟有责任，但是议员们同样难辞其咎。选举中的黑幕总是有的，但是像曹锟贿选事件一样，将丑恶体现的如此淋漓尽致的却并不多见，权钱交易本不足为奇，但是这次事件显然更为庸俗，如此赤裸裸不加掩饰，就差跟大街上叫喊的交易，只能让民主梦彻底破灭。曹锟只不过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即便权钱交易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也不该如此赤裸，明目张胆的丑恶更让人难以接受，这就是为什么陈水扁在我们心中比大陆比比皆是的赃官更可恶的原因，毕竟政治还是需要遮掩的，即便玩些把戏也要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范。

对于当时中国的乱局，本人向不认为可以通过民主来解决，乱世需要的是强权，需要的是英雄，所以民主的尝试从一开始便偏离了轨道。世界上从没有乱世中造就的民主，或许会有为了民主而造成乱局的现象，却从未听说过通过民主来收拾乱局的成功案例，乱世需要的不是民主似的抽丝剥茧，而需要强权人物的一锤定音。民国终究会走上比拼强权的道路，只不过，在此之前，北洋很不幸的成为了民主的掘墓人，但是只要我们不那么就事论事，我们便不难发现，北洋其实只是做完了那些国共早晚要做的工作，如此而已。

希望有一天楼主的思想能转向毛派

也希望有人能多从民国社会最底层人的角度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
到底底层人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后获得了多少利益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具欺骗性的话题。毛泽东愿意在自己的威权下为底层人构建一个属于他们的政府，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发现，这样的尝试通常只意味着混乱，因此，底层人民应该有怎样一个合理的社会地位？是该拔苗助长还是如何？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战乱以及苦难

之所以将北洋时代的丑恶放到最后，并且不准备用太多的篇幅，原因很简单，关于这样的论调随处可见，不管是去看史书，还是去看同时代作家的作品，都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因此，对于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我认为还是不需要说太多了，因为很明显，大家都听腻了。衡量一个时代可以有很多层面，诸如政治，文化，外交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当然是经济。老百姓过得好不好才是考量一个时代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在温饱面前，所有其他都必须让位，而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层面，北洋政府非常失败，因此利用经济层面的一票否决权，我们完全可以说，北洋时代是一个很坏的时代。

搞经济建设，最基本的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这也是我党天天在喊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因，毕竟现阶段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不幸的是，北洋时代并不具备这个对于发展经济而言最关键的要素。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乱世之一，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见北洋时代打仗的新闻，派系老大之间的较量，地方军阀之间的争斗，天天打，月月打，既有小打小闹，也有大开大阖，总之，战乱就是北洋时代的标签。自从袁世凯这个北洋系的老大死了之后，北洋系就陷入了混乱之中，从段祺瑞掌权到张作霖当安国大元帅，各派之间的内讧便是无穷无尽，这其中总计有直皖大战一次，直奉大战两次，而至于各地方的纷争更是难以尽数，在内耗中，最终北洋系把自己领先国民党的那点优势给耗完了。如果单单是北洋系自己打也就罢了，问题在于国民党似乎也不想闲着，孙中山最喜欢的就是凑热闹，一会讨袁，一会护法，一会又要北伐，然后干脆因为和陈炯明意见不合也打了一仗，反正一句话，北洋的乱世国民党也难脱干系，至少也是主犯之一。各派老大为了自己能够成为“特殊的那一个”（穆里尼奥初到英伦时的自称），纷纷厉兵秣马，但是争到最后也没个所以然，北洋时代的核心政客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以及孙中山都没能成为救世主，真正将民国重新变成一个形式上的整体的俨然是一个晚辈——蒋介石。唉……

当然，北洋时代的政客并不都是好战派，也有厌战派，最典型的就是在湖南搞联省自治并成效不菲的赵恒锡，以及因为不愿意北伐而跟孙中山闹翻了的陈炯明，还有被称作和平督军的长江三督之首李纯，或许还应该包括不问世事多年的阎锡山——不过阎锡山更多是为保存实力。但是，终究这些声音都是微弱的，联省自治虽然当时被很多人看成是解决中国乱局的好办法，但是终究这只是一时的倡议——毛泽东早年也是联省自治的拥趸，但结果呢？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中央集权从来都是主流，即便是诸侯遍地，最符合联省自治原则的春秋战国，各国也都是在为了统一进行着不懈努力，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影响下，是不可能出现美国，德国这样的联邦制的。中国的历史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分只不过异态，合才是常态，所以分裂对于中国而言必定就意味着战乱，一切试图维护现状的和平主张在中国的传统下都显得那样的脆弱。

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居然在历史上一直都是统一占据主流，这似乎并不好理解，看起来中国的乱世从不可能出现长时间稳定的均势局面，乱世总是匆匆，历史总是在推动中国走向统一。中国从来就没有一个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宗教，在中国历史的统治结构中，世俗君王就是一切，可能正是由于缺乏宗教权威，中国人才总是期待一个世俗世界的权威，或许这就是中国的乱世难以持久的原因。对于权威的崇拜大概是人类的天性，与很多国家都拥有宗教权威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哪个宗教能够强有力的渗透进政治，因此，中国总是难以容忍世俗权威的长时间缺位——不确定性总是会带给民众内心的恐慌。权威崇拜可能就是中国历史总是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的原动力，或许这才是国不可一日无主的本意。

于是，在北洋时代出现了混乱的影像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无休止的统一战争，所有的中国主流政客都在历史的驱动下竭尽所能的去向统一迈进，而政治集团的整合本来就不是一件短期内便能见分晓的事，因此才有了北洋时代十数年的战乱史。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民国政治势力整合的速度已经算得上很快，但毕竟，中国已经告别了冷兵器时代，现代化战争带来的苦难显然不是冷兵器时代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十数年的战乱看起来似乎并不长，但若从破坏力而言，北洋时代似乎不会逊色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乱世。当战乱成为了北洋时代的标志后，其孪生兄弟苦难便接踵而来。

中国老百姓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打发的一群了，只要给口饱饭——甚至菜里不见荤腥也行——就不会闹腾，但不幸的是，北洋时代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都很难满足。我不喜欢数据，因为数据总是会骗人。就比如我国现在GDP蹭蹭的往上窜，但是伴随着的难道是人民的生活水准也跟着GDP的增长率同步增长？结果是悲哀的，事实上，中国人的收入增长远不如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出现了数据与现实的背离，看起来中国经济一片大好，但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并不像数据显示的那样美好。篮球迷都知道，爱刷数据的球员并不一定都能给球队带来胜利，数据并不能完全体现球员的价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邓肯，光看数据，根本难以将他和统治这个词联系起来，但实际上，邓肯就是21世纪和鲨鱼并列的两大统治力量——他的作用，数据是体现不出来的。只有追求严谨的老学究们才会去关注数据，笔者并不想写成一篇论文，所以要估量北洋时代人民的生活状况，办法很简单，就是从直观的描述中寻求答案，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应该就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诸位必须要原谅我的才疏学浅，笔者看过的文学作品实在是非常有限，但是幸运的是，我看过的作品中就有能很好的反映北洋时代社会状况的——鲁迅的《呐喊》以及《彷徨》。同志们莫要觉得我俗，专看些鲁迅的东西，但以我的见识，能把鲁迅的东西看明白大概也足以自慰了。这两部小说集都成书于北洋时代，所反映的东西也大抵是这个时代的气息，因此，管中窥豹对我们而言已经足够了。《呐喊》这部小说集很难给人以欢快的感受，几乎所有作品中体现的都是时代的悲凉，除了鲁迅对于旧文化和辛亥革命的不满之外，更多的我们能看见的恐怕就是北洋时代老百姓生活的不堪了。文章中的主人公几乎全都承受着生活的困难，贫农阿Q，落魄书生孔乙己，寡妇单四嫂子，爱说差不多的方玄绰，成年闰土等等，这些人的结局最终都称不上完满，阿Q被枪毙，孔乙己苍凉的死去，单四嫂子失去了她的独子，闰土失去了童年的灵性，而看似社会地位最高的方玄绰也面临着政府欠饷的问题。而《彷徨》这部小说集更是可以但从名字看出究竟，呐喊过后的鲁迅看不到方向，以至于陷入彷徨的境地，事实上，彷徨的不单是鲁迅本人，他作品中的人物同样也在彷徨，最典型的当然是《祝福》中的祥林嫂。

文学作品虽然高于生活，但毕竟来源于生活，对于我们粗略映像的需求而言，这样的艺术夸张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不妨碍我们真实的感受。或许我们已经可以为北洋时代民众的生存状况做一下认定了，由于无法保证民众吃饱穿暖的最基本需求，北洋政府确实并不算一个称得上好的时代，即便无法称之为灰暗，至少色调也总是压抑的——或许这就是北洋时代总为人诟病的根由所在。

或许是因为《君王论》和《教父》的影响，笔者判断一件事物的角度总是异于常人，相比较史家的论调，我更愿意相信简单直观的东西，对于社会科学，笔者总是持有怀疑的态度——我总是觉得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附着于政治之上的伪科学。历史虽然是无法更改的确信的东西，当其成为一门学科，就会不可避免的染上社会学科的通病，因此，历史学还原的历史总是政治需要他们还原的那部分。所以历史总是带有人的主观倾向，而我所评述的北洋时代同样是我眼中的那个，我不能要求大家和我意见完全一致，于我而言，写出自己的看法，这就足够了。

看见毛太诅在AB团里肃反，清洗光所有人，我只感到后背发凉，为撒都是红军，一定要杀一大片红色军人，用他们红色的血在证明我老毛才是老大


难道就不能用别的办法吗？？一定要用清光，杀光敌队老毛的红军
==============================================================
这就是政治的残酷性，只有胜败，没有对错。

正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所以中国人才需要一个世俗权威给他们带来安全感，才无法容忍长期的分裂，才会分久必合。中国人实用主义是不错，但是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统一都是比分裂更好的选择，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为什么从来不会形成城邦制，而只要有机会就会倾向于中央集权——这在春秋战国中体现尤其明显，那么多年诸侯的战争其实只是为了统一。中国历史几乎不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彼此相安无事的割据时代，在乱世，中国的主旋律永远是统一战争，难道这5000年来的文明史还不足以说明中国人的大一统倾向？
至于近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其实博弈论和成本收益分析这些工具的使用才推动了传统理论的深入，其实说起来也并不复杂，无非就是能更准确的量化利益主体各种行为的期望收益罢了，这也让对比各种制度和行为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