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第二十三章 英雄惜英雄 （下）

李璟之所以如此痛心疾首，是有着原因的。寿州是淮南地区重要的战略核心，寿州的得失对争夺淮南地区的双方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地图上找到答案。

所谓淮南，顾名思义就是淮河以南地区，对南唐而言，淮南地区包括了十四个州级行政区划，除了泗洲（今江苏盱眙）、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在淮河北岸外，其他十二州都在淮河南岸，这十二个州包括光州（今河南潢川）、黄州（今湖北黄冈）、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潜山）、寿州（今安徽寿春）、庐州（今安徽合肥）、濠州（今安徽凤阳）、和州（今安徽和县）、滁州（今安徽滁州）、扬州（今江苏扬州）、泰州（今江苏泰州）、楚州（今江苏淮安）。

如果我们把这十四个州的位置坐标都在地图上一一标注出来，就可以发现，这十四个兄弟，除两个在湖北，一个在河南外，其余十一个州中六个在安徽中南部，五个在江苏中西部。

从分布地区来看，这十四个州明显可以划分为东西两片大的区域，我们不妨称之为淮南西部和淮南东部，这两大片地区各自有着区域的中心城市，也就是战略位置最为重要的地方，在淮南东部是楚州，在淮南西部是寿州。

如果拿这两个中心城市相比，寿州的战略位置和重要性显然要比楚州更重要一些，因为寿州位于淮河中上游，楚州位于淮河下游，自古以来河流上游对河流下游都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一旦取得寿州，淮河流域下游也就是淮南懂不地区的防守压力就会骤增，进攻一方可以顺流而下进攻下游，下游想要逆流而上，主动迎击十分困难，只能陷入被动防守的困境。

这下大家可以明白寿州的战略位置是多么重要了吧，无论哪个朝代，对峙的南北政权在争夺淮南乃至整个淮河流域时，寿州都将成为他们争夺的焦点。南唐和后周坚决地围绕寿州进行攻防演练，也都是基于这种考虑。

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寿州城不失守，南唐就能够在淮南地区保持希望。

现在，寿州城已经易主，后周和南唐在淮南地区的均势和僵局被打破，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的变化。

攻下寿州城之后，柴荣再次返回了汴京，他毕竟是一国之君，京城还有很多政事需要他处理，但他更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对于南唐，他的目标是取得整个淮南，区区一个寿州根本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这位年轻的皇帝似乎是御驾亲征上了瘾，在京城皇宫里反而住得不习惯了，回京住了四个多月后，柴荣决定第三次奔赴淮南前线，这次他的目标是淮南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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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德四年十月十九日，淮南。

此时的南唐与后周，实力和士气对比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在柴荣的带领下，周军气势如虹，一路东下，攻城略地，扫荡唐军，不可阻挡，接连攻克濠州、泗洲、扬州、泰州等淮南地区重镇，南唐自恃为优势的水军基本上没有出战表现的机会，就被周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在淮水之上被全歼。

在这一系列战斗中，赵匡胤的表现依然抢眼，可以说，对付南唐军队，赵匡胤已经打出了心得，打出了自信，打出了经验，打出了技巧，淮南之已经成为了他尽情表演的舞台，他已经成为后周禁军中最为闪亮的明星。

反观南唐方面，在后周军队挥师东进的过程中，已经破罐子破摔，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抵抗，除了楚州守将张彦贞顽强抵抗，战至一兵一卒，仍然拒不投降，最后壮烈殉国外，其他城池基本上没费什么力气就一一拿下。据史书记载，这次进攻后周军队“鼓行而东，以追奔寇，昼夜不息，沿淮城栅，所至皆下”，整个淮南东部不到四个月就全部落入后周之手。

经过近三年的反复争夺，南唐赖为屏障的淮南十四州，只有庐州、舒州、冀州、黄州四个州还姓唐，其他十一个州都改姓周了，照目前这个趋势打下去，这四个州对周军来讲也是手到擒来。

对于南唐来说，更可怕的是柴荣似乎还不罢休，大批的后周虎狼之师正陈兵长江北岸，耀武扬威，种种迹象表明，对方随时都有横渡长江，直捣金陵的可能。

面对眼前的这种形势，李璟已经没有了继续打下去的实力和勇气，甚至也没有了谈判的本钱，这种打又打不赢，认输又不甘心的日子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他，让他精神上受到极大压力，甚至到了坐卧不安，寝不安枕，食不知味的地步。

经过激烈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李璟终于做出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向后周求和，保住自己的半壁江山。

对于和平谈判，柴荣还是表示欢迎的，如果和平谈判能够解决他所需要的地盘问题，谁愿意牺牲大批将士来打仗呢？李璟，你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经过双方的平等磋商（实际上是后周单方面提出条件，南唐点头表示全部无条件接受），南唐和后周达成了如下一致意见：

一、南唐皇帝废去皇帝称号，改称江南国主；

二、南唐每年向后周进贡十万，正式确立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

三、双方划江为界，南唐献江北四州，加上后周已经取得的十州之地，约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纳入后周版图。

经过艰苦的淮南争夺战，后周获得南唐州十四，县六十，户口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人口百余万，对柴荣来讲，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硕果累累的丰收。

淮南争夺战对双方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后周如愿以偿达到了既定目标，严重削弱了自己最大的对手，将双方的势力范围界线南移了数百公里，推到了长江一线，使得南唐再也不敢觊觎北望，从而为后周下一步战略实施奠定了基础。

反观南唐，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元气大伤，死伤无数，又是割地称臣，又是赔偿朝贡，从一个堪与后周匹敌的大国沦为了一个二流国家，从此只能偏安江南，保半壁江山。

如果我们看的再远一些，这场战争对历史格局和进程的影响还远非至此。

因为这场战争，有两个人的命运将被改变，这两个人并不是交战双方的最高指挥官柴荣和李璟，却与他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是两个我们更为熟悉的人物，在这里实在很有必要详细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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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李璟的南唐。

之前我们说过李璟即位之初搞了一个兄终弟及的约定，也就是自己要是挂了，就又自己的弟弟继位，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按照这个约定，当时的南唐，李璟是现任皇帝，一把手；皇太弟李景遂是首席替补皇帝，二把手，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法律术语也称第一顺位继承人；齐王李景达是次席替补皇帝，三把手，第二顺位继承人。

如果一切按照这个约定进行下去，估计南唐的历史就得重新改写，但是这场淮南争夺战改变了这一切。

由于南唐惨败，痛失淮南十四州，李璟痛心疾首，甚至准备向柴荣申请，辞去皇位以示对自己的惩罚，但柴荣没有允许他这么做，所以李璟还是不情愿地继续在龙椅上坐着。

不过皇太弟李景遂却在第二把交椅上做不下去了，这位仁兄责任心很强，脸皮也很薄，他见自己的皇兄都如此高调地表示不想做皇帝了，自己也深感责任重大，主动要求引咎辞职谢罪，他先后递交了十封辞职信，表示自己作为皇太弟，遇到国家危难之时却无力匡扶，实在不好意思再当这二把手了，请求容许我辞去皇太弟职务，出宫到地方担任藩镇吧！

要说这位仁兄还真实很有主人翁精神的，一把手都没辞职，你这二把手倒是挺自觉，你这所作所为，让你的哥哥李璟情何以堪啊！

李璟一看，自己这皇太弟态度还很坚决，挽留是挽留不住了，只好免去了他的皇太弟称号，另行安置。

二把手一走，按照依次替补原则，就该由三把手，齐王李景达来顶上补缺，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位两次统帅大军北上作战，两次惨败而归，两次狼狈而回的齐王李景达也提出了辞职。

这倒不是因为他自感罪行深重，而是作为间接又间接责任人的李景遂都主动辞职走人了，自己这位逃跑战线上的常胜将军、淮南争夺战失利的直接责任人，要是厚着脸皮继续恋栈权位的话，估计就得被人给拉下马，留下千古骂名，与其如此，还不如自己趁早溜号走人。

史书记载李景达辞职的态度是“固辞”，意思就是坚决地辞职，李璟同样是照章办理，给他也安排了个去处。

前面我们介绍过，李璟就有这两个弟弟（另外一个弟弟已提前报销），两个弟弟都不愿意做继承人，自己当初那个兄终弟及的誓言自然也就失去了法律效力，成为一个无法履行的协议。

就这样，不管李璟是有心还是无意，皇位从自己的弟弟那里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儿子身上，也就是李璟的长子李弘冀。

话说这位李弘冀身为嫡长子，颇有文才武略，又立有军功，是皇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李景遂在辞职时就曾经建议立这位大侄子为皇储，现在条件已经成熟，李弘冀就顺理成章地被立为皇太子。

作为李璟嫡长子的李弘冀早就对老爹那个兄终弟及的约定十分不满，要是按照约定，自己这第三替补想要打上主力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可老爹的约定在前，自己又无计可施，现在天上掉了个大馅饼砸到自己头上，李弘冀禁不住是欢天喜地，得意洋洋，皇位这样转都能转到自己身上，没办法，自己天生就是皇帝命，不想当都不行啊！

不过，这位皇太子虽有一些优点，却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疑心极重，而又性情凶残。或许是因为自己这个皇位继承人的身份来之不易，李弘冀万分珍惜，整天害怕别人抢夺了自己继承人的位置，尤其担心自己的叔叔们万一哪天再回心转意，要回皇位继承人的资格，为免夜长梦多，他竟然暗中派人毒死了主动给他让出位置并且建议立他为皇储的亲叔叔李景遂，所谓狼子野心，大概就是用来形容这位皇太子的。

除了对自己的叔叔，李弘冀对自己的弟弟们也不放心。

如果说叔叔们是排在他前面的主力替补，那自己的弟弟们就是排在自己后面的替补，既然自己有机会超越叔叔们成为皇位继承人选，那以此类推，自己的弟弟们也有可能超越自己这个哥哥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选，甚至说不定哪个弟弟有朝一日会学习效仿自己干掉叔叔一样，把自己这个哥哥给黑掉，他发扬了怀疑一切的精神，对自己的弟弟们也处处设防，时时戒备，甚至想找机会把坏事做绝，彻底免除自己继承皇位的后顾之忧。

可惜的是，这位皇太子虽然一开始运气不错，从老爹和叔叔们那里捡来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但他的好运没能继续到底，因为老天爷给了他担当皇位继承人的机会，却没有给他当皇帝的命运，就在他谋害叔父几个月后，这位皇太子居然暴病而亡，死因不明。

长子李弘冀提前报销，皇太子的位置又空了出来，这对李璟来讲倒不是什么为难的事情，他用不着像历史上很多皇帝一样，因为生不出来儿子而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苦恼，他足足有十个儿子，皇储的位子根本用不着担心空闲，有的是替补。

李璟虽然生了十个儿子，但是由于当时育婴水平有限，孩子成活率比较低，除了老大李弘冀外，从老二到老五都没能长大成人，早早夭折，现在老大李弘冀也死了，按照继承顺位的规则，他的第六个儿子李从嘉就成了皇位的继承人。

对于李从嘉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很不熟悉，甚至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也很正常，因为李从嘉只是这位幸运儿的曾用名，在历史上，他还有一个更加正式、更加响亮的名字：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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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就是我们所说被淮南之战改变命运的两个人之中的第一个人，而另一个被淮南之战改变命运的人，则是我们的老熟人赵匡胤。

在历时三年、旷日持久的淮南争夺战中，后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与高平之战、围攻太原以及西征后蜀战役中担纲主力的符彦卿、王彦超、刘词、向训等宿将元老们不同，这一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大多都是比较年轻，资历较浅的少壮派，比如韩令坤、高怀德、王审琦、马仁瑀等等。

能够拥有如此众多优秀的青年才俊和新生力量，一向赏罚分明的柴大老板自然是喜出望外，不吝赏赐，回京之后论功行赏，几乎所有将领都得到了赏赐，或者升了官，或者涨了工资，或者发了奖金，韩令坤等一干表现突出的骨干们大多都被提拔担任了禁军的中高级将领，大家建功立业的热情得到有效激发，打仗卖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提高，对后周和柴大老板的忠诚度也大幅度提升。

在这些新生代优秀将领中，最耀眼的那个人无疑还是赵匡胤。

由于在高平之战和整顿禁军过程中的优异表现和良好业绩，赵匡胤受到了柴大老板的赏识和器重。淮南之战中，当战局在寿州陷入僵持时，柴荣多次将狙击南唐援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重任交给了他，这是对赵匡胤的信任和其中，也是对他的磨练和考验。

只有亲身经历战场上最为残酷的搏斗厮杀，体会到世间最为惨烈的生死较量，亲眼目睹血肉横飞的杀戮和死亡，而依然能够幸存下来并且愈战愈勇，越来越镇定的人，才能成长为真正的一代名将，就像顽石经过磨砺方成宝玉，就像铁矿经火淬炼方能成钢。

让柴荣倍感欣喜的是，赵匡胤没有辜负他的厚望，在每次最为危急和困难的时刻，赵匡胤总是担当攻坚克难的先锋和主力，他不吵不闹，不争不抢,不等不靠，更不和上级领导讲条件，要资源，讲困难，利用手中有效的资源，屡次以小博大，以少胜多，以极低的成本代价赢取了高额的利润回报。

从涡口到清流关，从滁州倒流河，从寿州到滁州，从楚州到瓜步，赵匡胤连战连捷，无一败绩，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敌军阵中，无人敢其锋芒，可谓打遍南唐无敌手，讨平淮南第一功，毫不夸张地说，赵匡胤是柴荣征讨淮南战争中最大的收获。

对于这样能够自己的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的“明星下属”，柴荣更是大加提拔。

显德三年十月，擢赵匡胤为殿前都指挥使，领匡国军节度使，这一年他只有三十一岁；显德四年五月，擢赵匡胤为义成军节度使；显德五年五月，擢赵匡胤为忠武军节度使。这里面看似没有提升，实际上里面的学问却大得很，同样是节度使，级别规格却不一样，丛匡国军到义成军再到忠武军，规格是越升越高，地位也是如此。

我们略微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从无名小卒到节钺将帅（即获得节度使衔，这是武将的最高官衔），赵匡胤只用了八九年的时间，上升速度之快，即便是在武将遍地的五代十国时期也是十分罕见的。

赵匡胤不是柴荣，没有干枢密使的姑父，更没有当皇帝的老爹，从一名普通士兵，白手起家，孤身奋斗，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和战场上的打打杀杀搏来的，实在是很不容易。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柴荣对赵匡胤的知遇之恩，没有柴荣这位老板的雄才大略，伯乐相马，知人善任，不拘一格用人才，赵匡胤这匹千里马就算空腹一身本领，恐怕也要熬资历熬成老马识途，才能熬出头来，就像他的父亲赵弘殷一样，关于这一点，赵匡胤本人也十分清楚。

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的是，在柴荣慧眼识才，知人善用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在当时只有柴荣自己知晓的秘密，确切的说，是柴荣本人的一个政治意图，帝王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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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第二十五章 一龙二虎 （上）

在显德年间的后周军界高层中，明显存在着“一龙二虎”的格局。所谓“一龙”当然是指皇帝兼后周军队最高统帅柴荣，所谓“二虎”则是指禁军的两大统帅张永德和李重进。

作为九五之尊、雄才大略的皇帝，“一龙”柴荣的地位自然是无人可以动摇，而那“二虎”张永德和李重进也非泛泛之辈，这两个人分别执掌禁军的两大主力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无论谋略威望，还是军事战功，在当时的后周军队中都是一流水平，在高平之战和征伐淮南战争过程中也立下了赫赫战功，表现十分抢眼，估计只有红透半边天的赵匡胤比他俩更加火爆一些了，这“一龙二虎”的称呼可谓是恰如其分。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龙二虎”之间并非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实际上他们的关系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密切地多，而他们这种密切关系都源自于同一个人—郭威。

柴荣这条龙与郭威是什么关系，我们前面已经交代的非常清楚了，而张永德和李重进这两只虎也都与郭威有着很深的渊源。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也就是郭威亲生女儿的丈夫，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他的母亲就是郭威的姐姐，再联系柴荣是郭威的侄子兼养子，你就能大体搞明白他们这“一龙二虎”到底是什么密切关系了。

具体地说，这里面，张永德是柴荣的（姑表）妹夫，柴荣是张永德的舅表哥兼大舅哥，李重进是柴荣的姑表弟，柴荣是李重进的舅表哥，这又是姑表又是姨表又是舅表的，岂一个乱字了得！

简单地说，人家根本就是一家人。

当然，这三个有着密切关系的“一家人”本来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三个人因为郭威这个媒介被联系到了一起，并且成为有着密切亲属关系的同辈“兄弟”，换句话说他们都是有资格继承郭威的皇位的。

现在，如果抛弃个人能力差别不言，也不搞马后炮，只是从原始的亲疏关系来选择，假设你是郭威，驾崩之前要从以上三个人选中为自己指定一位皇位继承人，你会做何种选择呢？或许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如果让我来选择，从关系的亲疏来排序，选择顺序会是这样的：女婿—外甥—内侄，也就是张永德—李重进—柴荣。

诸位先别忙着喷我，暂时听我的解释和理由。女婿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好歹是你我的亲女婿；外甥岁带着一个“外”字，却与我有着血缘关系，也不是外人；内侄虽然带着一个“内”字，确实名不副实的“外人”，因为他并不是我与我同姓的侄子，而是我内人的侄子（故称“内侄”），也就是我老婆的侄子，别人家的人。

所以要是只按照原始的亲属关系来排序，柴荣同学在排队时只能被排在第三位，也就是末尾，即便他认了郭威作养父，也不能改变他与郭威较为疏远的原始关系。

当然，我们知道实际情况与我的感情选择是相反的，柴荣同学成了郭威的指定接班人，而柴荣之所以能完成逆袭，成为皇位继承人，主要是因为他具备两个突出优势，这两个优势是张永德、李重进两人无法比拟的。

柴荣的第一点优势是身份和感情。

除了内侄外，你别忘记柴荣还是郭威的养子，我们在前面说过，这个养子可不是随便乱认，而是要改姓归宗的，也就是柴荣是经过当时的正式法律程序从柴家过继给郭家当儿子，改姓郭而不再姓柴的，从名分上说，郭荣的父亲是郭威而不是柴守礼，虽然不是郭威的亲生儿子，但却是法律上的唯一儿子。

更重要的是，郭荣小朋友在未成年前就与姑父、姑姑生活在一起，感情自然比其他亲戚要亲密许多，而且这位小朋友还十分懂事，年轻时吃苦耐劳，外出打工来帮助姑姑、姑父来养家糊口，很受郭威的喜欢，光凭姓郭和感情这两点，什么李外甥，张女婿一下子就成了“外人”，只能委屈靠边站了。

柴荣的第二点优势能力和素质。

从行军打仗方面来比较，郭儿子、张女婿、李外甥三个人都是一把好手，这三个人基本上都是从军营里成长起来的，跟着郭威历经大小战斗无数次，身体力行，耳濡目染，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实战经验，论英勇智谋也都是不分轩轾，但柴荣的治国施政能力和大气谨厚的性格比起张永德和李重进两个人要胜出太多，简单地说，他比李重进和张永德更像一个政治家，更适合做一个皇帝。

正是因为柴荣的上述两点优势，郭威在建立后周之后，就开始有意栽培这位养子兼内侄，到了自己职业生涯末期，郭威更是连出重拳，拔掉王峻、王殷两个扎手刺脚的硬钉子，为自己的接班人扫除了一切潜在障碍。

据史料记载，柴荣在临终之时，还亲自召见了柴荣和李重进，而且是同时召见。两人来到病入膏肓的皇帝面前，躺在床上的郭威命令自己的外甥李重进向自己的养子柴荣行君臣之礼。郭威的这一举动有着深刻的政治用意，不但明确告诉二人，柴荣是铁板钉钉的皇位继承人，而且还相当于逼着李重进当着自己这位“先帝”的面立下誓约，永远臣服效忠于新皇帝。

就这样，在郭威周密细致的安排下，柴荣顺利挤掉其他两位关系密切、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入继大统，成为后周新一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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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荣登基之后，并没有忘记昔日的亲密战友兼竞争对手，对既有亲戚关系又有能力的李重进、张永德加以重用，这两个人很快就被提拔为禁军两大主力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最高长官，这应该也算是对他们两人另一种形式的补偿和感情上的安抚笼络。

但在信任和重用的同时，柴荣还有一丝隐忧，那就是两个人潜在的威胁和风险。

李重进和张永德两位虽然当不上“真龙”，却是两条真正的“猛虎”，两人长期在军队工作，统帅禁军，手握重权，屡立战功，又都是太祖郭威的近亲，人气威望一直很高，万一有一个人哪天心血来潮，图谋不轨，搞个什么兵变之类的把戏，仓促之间，柴荣一个人还真未必能应付得来，要是两个人暗中联合对付自己一个人，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其实有这种心理，也不能怪柴荣疑心重，在那个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时代，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皇位的十有八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后晋皇帝石敬瑭，他是以先帝（后唐明宗李嗣源）女婿的身份干掉了先帝养子李从珂（后唐末帝）而夺取皇位，所以当时皇帝猜防部将、猜防大臣、猜防亲人是属于合情合理的正常现象，不猜防才是不正常的。

当然，光是猜防，不采取一些有效的实质性措施是没有用的，还是前面的李从珂，就是因为对石敬瑭猜防，却迟迟没有采取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结果被石敬瑭反咬一口，丢了自己的皇位，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类似的例子在五代十国还有不少，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有兴趣的可以专门去研究，这方面资料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有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柴荣对此也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这些防范措施既不能作表面功夫，否则只会隔靴搔痒，起不到实质效果，又不能太过严厉公开，以免逼人狗急跳墙，实在是很讲究政治性和艺术性。

柴荣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御驾亲征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对柴荣而言，御驾亲征除了因为柴荣本人的兴趣爱好，以及表示领导对战争的高度重视，激励三军将士上下用命外，提高自己的威望，保持对手握兵权的武将们的震慑和控制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要是自己整天坐在皇宫里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放心大胆的让张永德、李重进们在外带兵作战，长期以往，战功归于主帅，声望聚于将领，自己这个皇帝有人多少人肯俯首贴面地服气，死心塌地地宣誓效忠呢？我们经常会评价柴荣这个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这些评价背后反映的正是他巩固皇权的意图和手段。

除了御驾亲征外，柴荣还有其他的手段用以达成自己的目标。张永德和李重进是自己的亲戚，却并不能成为自己真正的心腹，因为在一定的环境下，亲戚关系有时会比敌人关系更危险，这在五代十国时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提拔心腹将领就称为极为重要的一招。

柴荣着力提拔年轻的优秀将领，固然是为了满足军队更新换代、补充新鲜血液的正常需要，也是培养自己心腹亲信的手段。试想一下，九五之尊的皇帝把一些低级甚至最底层的将校提拔起来，担任中高级将领，给他们升官发财的机会，这是何等的厚待和荣耀，受到皇帝隆恩浩荡沐浴的这些武将们一定会对皇帝感恩戴德，高呼万岁，从而绝对效忠于皇帝，并且成为皇帝的亲信将领，这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

可以说，培养提拔年轻将领既是军事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而在这一大批年轻将领中，赵匡胤无疑是柴荣重点培养的对象，这与他自身的优势条件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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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张永德、李重进相比，赵匡胤在军队中没什么复杂的裙带关系和深厚的人气威望，他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和渊源，起点比较低，父亲赵弘殷虽系武将出身，却并非高官，没给自己儿子进步提供便利条件，反倒是他沾了儿子的光，享了儿子的福。

其次，与那些流氓无赖出身的兵痞们和只知道打打杀杀，动辄砍人造反的暴力男相比，赵匡胤家族往上追溯数代都是官宦之家，虽不显贵却家教甚严，这位赵大郎年轻时也是个惹是生非的主儿，但从军之后的表现还是十分踏实的，他尊重领导，服务上级安排，这样的人一般是比较忠诚的。

再次，赵匡胤的个人能力和表现也十分突出。从高平之战的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到整顿禁军时的雷厉风行，严谨治军，再到征伐淮南时的屡战屡胜，势不可挡，赵匡胤智勇双全、指挥若定的军事能力和奖惩分明、军法严明的治军之术体现的淋漓尽致。

正是基于这种有目共睹的卓越表现，才促使柴荣能够顺理成章地对他青睐有加，大力提拔，同时又不至于引起其他高级将领的不满。

最后，赵匡胤与柴荣的关系也让后者十分放心。柴荣在担任开封府尹时赵匡胤就任马直军指挥使，这个职务相当于柴荣的近卫骑军团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军职，一般都由自己的亲信担任，从这个角度来说，赵匡胤算得上是柴荣的“潜邸旧臣”，是他在准皇储期间的储备干部，忠诚度是经受了时间和实践考验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赵匡胤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在后周众多的新老将领中，他能够异军突起，甚至后来者居上，是时机成就了他，是柴荣重用了他，更是他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帮助了他。

平定淮南后，张永德为殿前司都点检，李重进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赵匡胤为殿前司都指挥使，虽然他仍然是张永德的下级，但谁都知道赵匡胤是皇帝的红人和心腹，个人能力和战功都不下于张永德、李重进任何一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柴荣有意的安排下，禁军高层格局已经隐隐开始出现“一龙三虎”的趋势，这是柴荣最希望看到的权力格局，对柴荣而言，这是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变化，因为从几何学角度来分析，三角形是最为稳固的形状，三虎相争，既能分散权力，相互制衡，又不至于必有一伤，分权制衡的意图得到完美贯彻实现。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太过小题大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给描绘成了一个满腹机谋，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其实，柴荣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并不矛盾，对一个遭逢乱世，身居至尊的皇帝来说，雄才大略与机谋心计两者不可或缺，必须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否则就有可能成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可怜虫（典型如李从珂、刘承祐），或者有所成就却因为寡于谋略被更具心机的野心家半路黑掉（典型如李存勖），这样的的结局恐怕是任何一个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而柴荣恰恰是近乎完美地将二者融合在一起运用自如，他才能在短短数年内，取得前四代王朝皇帝无法比拟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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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第二十六章 限佛运动 （上）

柴荣确实是五代十国最为杰出的帝王，他的能力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上马平天下，下马治国家”。

“上马平天下”指的是他的军事能力和成就，这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不需要再详细叙述了，至于“下马治国家”，我们前面曾经大略讲过他治理国家的表现，比如鼓励垦荒，发展生产，均定田赋，减轻赋税等等，他在郭威的基础上，进一步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促进了后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此处略去一百字，详见历史教科书），这些都是教科书上的老生常谈，也是一般贤明君主惯用的治国策略，并没有什么突破创新之处。

柴荣之所以是柴荣，之所以名垂青史，除了他的文治武功外，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他所做的两件事情，两件十分特别的事情，这两件事情，一件是大事，一件是小事。

柴荣所做的一件大事是限佛。

说到佛教，应该算是地地道道的进口宗教，它发源于古印度，大概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在此之前，广大中国人民群众也有着花样繁多的宗教信仰，什么牛鬼蛇神，妖魔鬼怪，但大多数都可以归入封建迷信之列，民间并没有有组织、有教义、体系化、规模化且影响广泛的宗教信仰。于是，佛教这个“舶来品”就趁机抢占了这片当时世界经济最繁荣、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市场，迅速填补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市场空白。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大小寺院遍布全国，僧侣和尚人丁兴旺，善男信女更是数之不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对佛祖顶礼膜拜，就连许多皇帝都是释迦牟尼先生的忠实粉丝。

综观当时的中国宗教市场，佛教的市场占有率之高，信徒数量之多，影响之广泛深刻让其他宗教信仰望尘莫及，就连佛教最大的竞争对手，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道教都被压制的喘不过气来，就更别提后来才挤入中国市场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之流了。

事实上，一直到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佛教仍然是中国的第一大宗教，这是着事实证据的，比如说武当山一直干不过少林寺，无论从功夫水平还是从旅游热度来看都是如此。

佛教在全中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竞争激烈的市场领域，都必须善于发现并且把握时机，迅速抢占市场空白，凭借先入为主建立起自己的竞争的优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令人称奇的是，在中国风光无限的佛教，在自己的发源地印度的地位却远没有在中国风光，在印度宗教市场占有率排行榜上，佛教只能屈居老二，另一支土生土长的宗教—印度教才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而且两者之间的地位和占有率差别还不小，这种现象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墙里开花墙外香，东边不亮西边亮”。

佛教的地位在中国和印度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反差，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扶持和推广，而他们之所以大力扶持和推广佛教，当然不是因为接受佛祖的聘任，立志做一名义务免费传教者，而是在于佛教教义提倡世人不要反抗，不要争斗，要忍受现世的痛苦，弃恶从善，以换取来世轮回，下辈子不再受苦。

佛教这种教义精神对于统治者麻痹劳动群众的反抗意识，教化广大百姓安于现状，忍受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所以历代统治者才会不遗余力的扶持和推广佛教，并且适应中国社会需要，对佛教进行适当的改造，甚至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崇敬佛祖，整日诵经念佛，由此涌现出一大批狂热的佛家忠实粉丝，梁武帝萧衍、一代女皇武则天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此特别声明，上述这些并不是我个人见解，而是历史教科书和专家老师们告诉我的，如果你作为宗教信仰者对此有异议，完全可以保留意见。

换个角度来说，任何一件事物，只要有喜欢的，提倡的，就一定会有厌恶的，反对的，而喜欢、提倡佛教，与厌恶、反对佛教这两种行为有着特有的专业术语称呼，分别叫“崇佛”和“辟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反对佛教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不乏著名人士，比如范缜、韩愈等等，但他们主要是在理论上反佛，对限制佛教发展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真正名垂“佛史”的反佛战士是著名的“三武一宗”组合。

所谓的“三武一宗”是指历史上的三个皇帝，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世宗柴荣，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一国之君，并且都是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相对反佛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是有能力采取实际措施反对佛教的。事实上他们也确实都亲自牵头制造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反佛运动，这些运动在佛教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

对“三武一宗组合”中的“三武”及其辟佛事迹，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详细探讨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翻阅相关历史资料，我们要重点介绍的是周世宗柴荣的限佛运动。

【更新】第二十六章 限佛运动 （上）

我之所以用“限佛”而不是“辟佛”、“废佛”这样的词汇，是因为相对前面的“三武”前辈们，柴荣对佛教的总体态度并非是深恶痛绝，一棍子打死，而是适当限制，因为在当时，佛教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限制的地步。

五代十国的连年混战让整个中原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但与此同时，佛教却再次迎来了赢来了发展的繁荣期,最直接具体的表现就是，佛教寺院遍布全国，和尚尼姑数量激增。

据《资治通鉴》记载，显德元年，后周全国共有大小寺庙三万三千零五十四座,如果按照每座寺庙平均拥有员工（也就是和尚尼姑）10人来计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了），全国应该有和尚尼姑三十三万人左右。

请大家务必注意刚才所说的这个年份：显德元年。这一年柴荣刚刚即位，后周的地盘只有近九十个州，六七百万人口，平均计算下来，每个州拥有寺庙三百多座，僧尼近四千人，僧尼总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全国军队的总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组数字和比例岂止是惊人，简直就是骇人听闻了。

数字本身是枯燥无味的，但这一系列数字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当然，这种影响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消极的，具体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

首先，全国人民都跑去当了和尚尼姑，从事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的劳动力自然就减少了，导致耕地荒废，农业生产衰退，粮食产量下降，老百姓生产积极性萎缩，国家赋税收入也随之减少，因为粮食始终是国家赋税收入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其次，寺院的大量建设必然会占用大量耕地，由于当时没有土地法，也没有严守耕地红线的基本国策，所以只要想投资房地产，不用搞招拍挂，更不用交土地出让金，随便找块地就能开工建设寺庙，只要建成了就拥有了完整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绝对不会被认定为违法建筑，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还可以美名其曰属于慈善公益事业，堂而皇之的享受税收减免等各项优惠政策，耕地的减少当然也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产量，进而影响国家赋税收入。

再次，经营一家寺院，除了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外，还要进行配套工程建设、室内外装修装饰，这跟现代工程建设没什么两样，而在寺院配套和装修装饰工程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铸造佛像，也就是佛教术语中常说的“塑金身”。

本来很多佛像都是泥塑的，所以民间才有“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种俗语说法，然后在泥胎外面涂上彩漆，就当是“塑金身”了，反正“佛祖在你我心中”，佛像只是供人瞻仰的，大家也都不那么计较，至于以救苦救难、普渡终生为己任的西天众佛祖，大人有大量，当然也不会在乎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一般只有遇到财大气粗的大善人在布施捐款时，寺院才能有钱铸造一尊铜制佛像，然后当做镇院之宝小心供奉着，这种铜制佛像就算是名副其实的“金身”了，因为在中国古代，铜属于流通货币的主要原材料，就已经算是贵金属了，大部分时候人们所说的金即是铜，铜即是金，如果真的用纯金打造一尊佛像，或者铜制佛像外面镀金，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土豪金”了，其实并不受佛教信徒们的欢迎。

按照寺庙这种正常的资金运作方式，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问题是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这种资金运作方式就变得不正常了，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各地兴起了铸造铜佛像的狂潮，问题也随之产生。

铜是国家专营的重要战略物资，严禁任何私人擅自开采，这些铸造佛像的人是没有办法自己开采冶炼铜矿的，可佛像不能不铸，否则何以表达对佛祖大人们的虔诚呢？于是这些狂热的信徒们把铸铜所需原材料的视线转向了现成的铜制品，包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铜盆、铜罐、铜勺、铜碗、铜盘等等各种铜制品，反正只要是跟铜字沾上边的，哪怕不是纯铜，也全都奉献出来给佛祖塑金身，而在这些种类繁多的铜制品中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来源则是一种人人皆有的东西——铜钱。

【更新】第二十六章 限佛运动 （中）

使用这些铜制品铸造佛像的方法流程也很简单，把铜钱等各种铜制品回炉再炼，高温熔化成铜水，然后再重新铸造成佛像。

只要你想象一下一尊铜佛像，哪怕是一个拳头大的佛像与一个铜钱在体积和重量上的巨大差别，就可以发现这种熔铜铸像的行为是对铜资源多么可怕的浪费，这边官办的矿场和铸币厂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地采矿、冶炼、铸币，那边全民崇佛，不吃不喝地熔铸铜佛像，一边生产，一边消费，而且还是单向消费，不能回笼，再大的生产规模和速度也赶不上民间熔铸铜像的浪费挥霍啊！

随着这股熔钱之风越刮越盛，大量铜钱变身铜像，造成了市场上流通的铜钱不断减少，进而造成了这个国家铜资源的匮乏，政府也无法铸币及时弥补市场上的货币需求，必然造成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进而造成物价上涨，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

这是经济学和金融学中最基本浅显的规律，不但你我明白，千年前的古人也很清楚，只是那些痴狂的善男信女和无知的僧侣尼姑们似乎并不懂得，史书记载，后周“久不铸钱”，至于其中原因，倒不是郭威、柴荣这些皇帝们不想铸钱，而是没有足够的铜料让他们铸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最后，佛教寺庙的兴盛造就了大批只知索取，不知奉献的社会蛀虫。

当时寺院中的僧尼都是专业全职的佛教信徒，每天的工作就是诵经念佛，敲敲木鱼，撞撞大钟，不用从事农业生产，完全靠社会捐助和他人辛苦劳动成果来养活自己。即便有些寺院拥有自己的土地，也绝不会自己亲自下地劳动，而是出租出去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佃农去耕种，自己则坐收租金或者粮赋，当起了地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和尚地主们所有收入都不用交税，绝对算的上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正因为当和尚有如此众多实惠，所以就成了那个时代很有前途的一份职业，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纷纷放弃了自己完整的家庭，放弃了其他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比如耕地、种茶、当小贩等等，毅然投身到这份很有发展前途的事业中去，其热门程度远远超过如今的公务员，至于什么蓝领、白领、金领、红领等等更是统统不在话下。在那个时代，只有跟着佛祖大爷混才是硬道理。

由于佛教僧尼专业队伍的不断壮大，加上当时没有严格的职业准入和招考制度，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经过简单的剃度仪式，剃光了头发就能成为专业和尚，所以出于种种诱惑因素，很多动机不纯粹、信仰不坚定的人也混进了僧尼队伍的行列，什么江洋大盗，奸人细作，潜逃罪犯，亡命之徒等等走投无路时也往往会把出家当和尚作为避难的手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些人可不是什么真正的善男信女，他们不过是披着袈裟的俗人，披着羊皮的狼，胆小的混吃混喝，求个衣食无忧，饱食终日，胆大的投机取巧，蝇营狗苟，图个发财致富，个别无耻之徒还会打着和尚的名头，干一些坑蒙拐骗、打家劫舍，甚至奸淫妇女、杀人越货的罪恶勾当。

可以说，佛教发展到五代十国后期，已经从统治者用于麻痹百姓的“精神鸦片”变成了阻碍国家社会发展的“毒瘤”，已经从统治者的同盟者转向了对立面，其负面和消极影响已经完全超过了其正面和积极作用，佛教已经堕落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更新】第二十六章 限佛运动 （中）

讲到这里，你可能不太相信我的话，佛教的恶劣影响有这么严重吗？

其实，我在上面所讲的这些还算是比较客气的，《资治通鉴》、《新五代史》等史书上对这方面的记载更加全面、更加丰富，批评的态度也更加强烈。

如果你没兴趣研究这些正史，也可以读一读《水浒传》，这本书中对佛教寺院的情况多有描述，其中频繁出现的和尚、道士非奸即盗，基本上没什么好人，他们的种种恶劣行径描述得也更加生动形象。《水浒传》这本书叙述的是北宋徽宗时期的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后周乃至整个五代十国时期佛教寺院的负面影响只会远远超过北宋时期。

同时，我也要再次严正声明，本人并非有意对佛教进行攻击，以上这些记载全部都是见诸各类记载，有据可查的内容，绝非本人杜撰和自由发挥，而且佛教专业信徒中的不法之徒，害群之马毕竟是少数的，大部分信徒都还是虔诚的佛门子弟，而其他业余信徒更是拥有坚定信念的四好公民，这一点是必须要澄清的。

面对佛教的日益堕落和恶性膨胀，柴荣决定对佛教动一次大手术。

柴荣整治佛教并不是为了压制佛教同时尊崇其他宗教，或者完全凭借自己的个人好恶对佛教大加封杀，而是因为佛教的过度发展导致的侵占土地、耗费资源、阻碍生产、聚敛财富、逃避税收等等问题，，就好像疯狂生长的野草与种植的庄稼抢夺有限的营养和资源，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不对这些野草和杂草进行有效整治，自己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大业将无从谈起。

显德二年五月，在发兵夺取了后蜀的成、阶、秦、凤四州后，柴荣以一纸诏书拉开了大规模整治佛教的序幕。概括地说，柴荣的宗教整顿活动主要采取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是削减寺院数量。除了原来官方承认的合法寺院得以保留外，其他未经批准、无照经营的非法寺院全部取缔，占用的土地全部收归政府所有，原有的佛像、和尚、尼姑全部归并分流到合法寺院统一处理安置，并且规定今后禁止再新建寺院庙所。

这样一来，寺院的数量就得到了大幅度削减，并且被严格限制在了一定的数额范围内，保证了寺庙数量不再大规模增长。

第二是严格剃度管理。禁止寺院在未获官方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剃度僧尼，凡是自愿投身佛门的有志青年们，如果想要出嫁，必须经过父母、祖父母或者叔伯这类直系血亲或关系比较密切的旁系血亲同意后，才能向寺院申请出家。

除了法定监护人同意这个环节外，在正式剃度之前还得通过僧尼入门理论考试。考试内容就是佛经，想当和尚的必须要能背诵经文一百纸，或者能阅读经文伍佰纸，想当尼姑的必须能北宋经文七十纸，或者能阅读经文三百纸。

这种考试方式在今天历经考试熏陶的广大青少年来讲，实在是太简单了，无非就是死记硬背或者文字朗读，最多也就是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考试水平，但是在学前教育远未普及的一千多年前，普通百姓家十个孩子有九个是文盲，剩下一个还是半文盲的教育水平下，能阅读经文三百纸并且错别字少于一半的，也能算半个秀才了。

这个入门理论考试的设置实在是精巧得很，广大有志出家的男女青年在剃度之前，就先要刻苦读书，努力认字，先通过文字考试关，相当于大大提高了进入僧尼队伍的门槛，一下子就堵住了僧尼队伍的来源，从源头上限制了队伍的无限制扩大。

除了入门考试外，官府还加强对僧尼户籍的管理，规定所有州县的合法僧尼都要造册登记，并且将登记花名册报朝廷备案，朝廷则每年定期不定期进行僧尼人口稽查，一旦发现黑户，也就是不在册的非法僧尼，一律勒令蓄发还俗。若是发现任何寺院收容罪犯、强盗、间谍等亡命之徒或者违法犯罪分子的，整个寺院上下全部都要连坐受罚。

【更新】第二十六章 限佛运动 （下）

第三是禁止熔铜藏铜。

官府规定，寺院民间所有非法铸造的铜佛像都要嫌弃上缴充公，供朝廷再次熔化解体后铸钱使用，到期不交者按量论罪，私藏铜五斤以上者就要杀头处死，五斤以下可以免死，但活罪难逃，也要予以严惩。

当然，为了鼓励大家积极献铜、充公，对于主动按期上缴铜器的居民们，官府也是会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为了展现破除封建迷信，禁止私藏铜器的决心，柴荣还亲自动手，抡起大斧头，砸毁了一座巨大的铜制佛像，让很多佛教信徒们对他恨得牙痒痒。

事实证明，真正敢于为所谓宗教信仰坚持原则，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绝对是稀缺品，大部分寺院在官府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措施下，选择了向现实低头，乖乖交出了大量铜铸佛像和法器。

在熊熊燃烧的烈焰中，各种铜铸的佛像、法器以及其他用具再次被熔化成滚烫的流质铜液，然后恢复成他们原本的模样——铜钱，承担起最能体现他们价值的角色——货币，困扰后周一时的“钱荒”现象终于得到有效缓解。

第四是禁止僧尼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五代时期的各色佛教徒中有一些所谓的“苦行僧”，他们为了刻意追求修行和极致真理，往往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帯铃挂灯”甚至自残、自杀等极端化人体行为艺术之举，还有些“假和尚行”则打着幌子，玩一些“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观、还魂、坐化、圣水” 等街头表演之术，凡此种种花招，无非是为了忽悠广大愚昧无知的百姓，骗取钱财的把戏，正常人是不会上当的。

可惜的是，我国心灵纯洁的广大人民群众偏偏非常吃这一套，对种种少儿不宜的表扬，往往是“震骇非常”，深信不疑，然后自掏腰包，破财消灾。

实际上，这也怪不得老百姓愚昧，上述这些历史悠久却经不起任何考验，一戳就穿的伎俩直到人类科技高度发达的二十一世纪和文明社会，依然是大有市场，更何况在那个封建迷信十分严重的封建社会。

对于这些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和习俗风气，严重侵害大周子民百姓善良淳朴心灵的群体和行为，柴荣进行了坚决取缔，规定此类现象一经发现，表演者发配到边远地区，勒令归俗，情节严重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给予相应的刑事处分，有力肃清了社会风气。

经过一系列全面有力的整治，柴荣的“限佛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仅在显德二年当年，全国就废除寺庙三万三百三十六处，保留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处，废除率达到90%以上；当年全国保留合法在籍僧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人，尼姑一万八千七八五十人，其余全部还俗，还俗率达到80%以上。

单从这两个数字来看，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就凭这一点，柴荣就足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浓厚的一笔。

不过，对于柴荣和他的后周来讲，更为实在和重要的是数字背后的东西。

限佛以后，大量耕地资源被释放，社会劳动力得到有效补充，铸造钱币的铜料获得充分保障，社会秩序也进一步稳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和百姓而言，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正是出于以上原因，历史上把柴荣与情节更为严重的、辟佛、毁佛、灭佛的“三武”并列，视柴荣为佛教“法难”的罪魁祸首之一，实在是冤枉了这位爱国爱民的好皇帝。

恰恰相反，柴荣对佛教的这次整治事实上拯救了迷失方向乃至滑向深渊和堕落的佛教，将佛教从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拉了回来，更加顺应乃至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柴荣对佛教的贡献完全可以与那些崇佛、敬佛、礼佛的帝王们媲美，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十六章 限佛运动】完 下次更新【第二十七章 拿圣人开刀】

【更新】第二十七章 拿圣人开刀

讲完了柴荣“限佛”这件大事之后，我们下面要讲的是他所做的一件小事。

与“限佛”这场轰轰烈烈并且为他换取了千夫所指骂名的运动相比，这件小事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无人知晓的事情，但就是这件无人知晓的小事，其意义却非同凡响，这件小事就是征税。

税收本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之一，怎么就变成小事了呢？因为这一次柴荣所要收的税并不是普天之下、全部老百姓的税，而是一小撮特殊人群的税。

一千多年来，官府征税，百姓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无论是农民种地，商人经商，还是渔民捕鱼，猎户狩猎，屠户养猪，只要你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有产出，有交易，有收入，就必须要缴纳各种名目繁多的税，这些税也是自古以来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一般来说，纳税是全体公民的义务，除了享有税收减免优惠权的皇室宗亲、王公贵族和国家高级公务员外，都得乖乖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当然，在搞特殊十分普遍的中国，例外总是存在的，有一般的，就有一般之外的。除了上面所讲的部分特权阶层外，还有一小部分群体也是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的，那就是孔老夫子的后代，确切的说是生活在曲阜的孔氏家族。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老夫子就被戴上了圣贤的桂冠，后来的历代帝王，不管有没有文化，喜不喜欢孔子那一套学说，大多都对孔圣人尊敬有加，毕竟人家经过了官方认证，已经被正式确立为圣贤，不管大家认不认识这位老夫子，听没听说过他的学说，一律都对他顶礼膜拜，你要是偏偏来个特立独行，对圣贤稍有不敬，小心被孔圣人的忠实粉丝们（简称“孔粉”）口诛笔伐，光是口水都能淹死你。

所以，就算你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不喜欢也不能表现出来，就算装装样子也得装下去，皇帝也不例外，别人暂且不说，就连行伍出身的郭威都多次祭拜孔子，以表示自己对孔老圣人的敬仰之情，犹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又有如黄河决口，一发不可收拾。

除了授予荣誉称号、大搞祭祀仪式、悬挂圣人海报、甚至追封为王等等这类象征性、礼仪性的精神激励外，对孔圣人的物质激励也是不可或缺的，你总得给老人家些实惠的不是？

这类实质性激励手段也很多，比如不经科举考试，直接录取孔氏后人为官；赐予孔氏后人科举进士出身，也就具备了做官资格；划拨“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景区的专项维护经费等等，而最为实惠的手段莫过于享受税收免除的优惠政策了。

免除曲阜孔氏家族的赋税，这是历朝历代的惯例（至于从哪个朝代开始，恕本人无知，我也不知道），主要是为了表示对孔圣人的尊敬之情，由于孔圣人本人早已超脱，无福享受，这些丰富的物质精神激励就由圣人的子孙后代来继承享受了。

孔圣人的后人们显然没有他们先人圣贤的道德水平，他们毫无惭愧的坦然接受了官方的各项优待政策，特别是税收免除政策更是让他们受益匪浅。

由于国家的尊重和保护，曲阜孔氏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所以孔圣人的后代人丁也非常兴旺，朝廷一般不会直接给他们发放工资和生活补贴，白白养活着他们，但却会免费拨给他们更有价值的东西——土地，以便让他们能够养活家庭中的众多丁口，历代帝王赐给孔氏家族的土地数目，我没有掌握详细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会少。

就这样，曲阜孔氏家族在历代王朝庇护下，成为了一个拥有大量土地而又免于纳税的特权地主集团，几百年来都是如此。

【更新】

曲阜家族享有几乎所有优惠政策，这一现象在古代所有人看来都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包括皇帝、大臣、普通百姓和孔氏家族，大家都对此都见怪不怪，毕竟人家是圣人之后，搞搞特殊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你还真别不服气，也别眼红，想埋怨就只能埋怨你投错了胎，没能当上孔老圣人的嫡传子孙。

不过，凡事都会有变化,事情到了后周显德年间就发生变化了，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周世宗柴荣决定改变这一数百年来的惯例，废除孔氏家族的免税权，他要让孔氏家族像其他百姓一样向国家纳税。

这可是一个需要极大勇气的举动，其艰难程度更甚于他的限佛运动。柴荣限佛虽然得罪了无数佛教信徒，在佛教史上留下了骂名，但在当时还是有很多人支持和赞成的，后来的史书在这件事上也给予了他高度评价。

相比而言，向孔氏后人开征赋税就算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世之举了。撇开孔子他老人家超凡入圣的个人身份地位不说，就算孔氏家族全额足额缴税，其税收额度相对全国而言也不过九牛一毛而已，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这一政策引起了那些饱读孔圣人诗书的大臣们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不值得为了扩大赋税收入，去和孔圣人争抢这些许“小钱”，实在是太不尊重他老人家了。

对于这些道理，柴荣当然十分清楚，也曾经考虑犹豫过，然而他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孔氏后人的税必须要收。

在柴荣看来，你们是圣人之后，更是我大周子民，与其他百姓并无二致，朕理应一视同仁，你们也应该自觉、足额缴纳赋税，争做一个合法纳税人，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特权阶层，在我大周是不允许存在的。

说句难听点的话，你们除了每天自称是圣人之后外，什么都不是。

其实，柴荣向孔氏后人征税，并不是计较那些“小钱”，他更重要的深层用意是拿孔圣人的后人开刀，征猴子的税给鸡们看，让那些享受税收减免特权的阶层们看看我柴荣的决心，连孔圣人的后代我都不给面子，都不怕得罪，你们最好给我放聪明点，擦亮眼睛做好准备，好好地给国家做贡献。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柴荣便接连出招，下诏免除了退休官员和贵族们的税收减免权，要求他们按照普通老百姓一样缴税，同时严禁地方官吏和豪强地主相互勾结，把本应由他们自己承担的赋税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

为了加强对税源的管理和对税收征缴工作的监督检查，朝廷还专门派出许多使者，到各地核定民田，均定赋税，查处了许多地主豪绅们隐瞒土地财产、偷税漏税的违法现象。

经过这场轰轰烈烈的“扩大税源，严控税收”的专项税收整顿行动，偷税漏税的地主豪强被依法加以惩治，后周国家财政收入得到了大幅度增加，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轻，真是一举三得的完美策略。

【更新】 第二十七章 拿圣人开刀 （下）

柴荣的这一策略也给了我们现在税务部门极大的启示，与其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去征收原本老实纳税的工薪阶层、小商小贩们的税收，不如多想办法挖掘那些国企垄断、暴利行业和明星公众人物的税收潜力，至少也要把他们应交未交、偷逃漏缴的税款从兜里乖乖掏出来，千万不要做用诚实纳税人们的税金奖励那些实际上偷税漏税的所谓纳税大户之类的白痴加无知举动。

伟大领袖曾经教导我们，不要让老师人吃亏。上千年前的封建君主柴荣尚能做到，千年之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有何种理由去逃避呢？

敢于拿佛教和曲阜孔氏家族开刀，充分证明柴荣皇帝的勇气和魄力已经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要知道，佛教师祖释迦牟尼和曲阜孔氏家族老祖宗孔老圣人的知名度可不是一般的高，记得若干年前，英国某权威机构民意调查和统计显示，这“一佛一圣”两位名人，在世界名人排行榜上高居前列，与之比肩的是传说中的耶稣基督他老人家。

请大家注意，这可是信仰基督教的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搞的调查统计和排名，排行榜首的耶稣绝对是沾了基督教作为全球第一大宗教的光，要是换做在中国做这个调查，释迦牟尼和孔子绝对会牢牢占据排行榜榜首，两位名人的信徒和粉丝数量都是以千万计，群众基础之深厚，人气指数之高涨，所有帝王将相都望尘莫及。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历代帝王无论多么强横霸道，都不敢招惹这两位全民偶像，敢于限佛禁佛的皇帝屈指可数，数来数去也就“三武一宗”而已，至于孔圣人，那更是无人敢碰的禁区，两千年来算起来也只有柴荣一个人。

当然，这里的只有柴荣一个人，是指具备皇帝身份的国家最高领袖，痛骂孔老夫子的愤青和新知识分子们不在其列，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也曾批判过“孔老二”先生，但伟大领袖显然不能和封建帝王相提并论。

这样看来，敢于惹上释迦牟尼和孔子的牛人名单中，前前后后都有柴荣的大名，这位皇帝可真的是名垂青史了。

实际上，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进程中，文治武功超过柴荣的不在少数，开疆拓土大于柴荣的更比比皆是，但就对佛教和孔氏家族的态度而论，敢于大规模限佛和向孔圣人后代征税，这种勇气和魄力足以让什么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等等封建帝王的杰出代表们自愧不如。

柴荣之所以敢冒天下粉丝之大不韪，动了佛教教主和儒家圣人这两座超级偶像的奶酪，并非是凭借自己的个人好恶，更不是为了特立独行，博取虚名，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自己深爱着的国家以及天下的子民百姓。

对柴荣来说，不论你信佛祖也好，信孔圣人也罢，不论你是佛祖的粉丝，还是孔圣人的子孙，都首先是我大周的子民，既是大周的子民，就应该与大周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为了国家的强盛和百姓的安乐，佛祖和圣人难道不应该做出表率和贡献吗？

在限佛运动中大规模毁铜制佛像时，柴荣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集中体现了他以上的想法和态度。

当时有人向柴荣抗议毁损铜制佛像是破坏佛祖真身，属于大不敬的行为，佛祖知道了会很不高兴，后果会很严重。

柴荣听了之后并没有生气，他回答说：“天下之事最大，我是为了天下大治而有此举动，有何不可？何况我听说佛祖为了帮助他人，可以献出自己的手和眼睛而毫不吝惜，更别说是区区的佛像呢？”

柴荣这句话虽说有些强词夺理，但从逻辑角度来看却是一句无懈可击的完美回答，也是对那些喜欢搞形式主义的佛教信徒们最好的回击，正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比起那些虔诚无比的专业佛教信徒们，致力于限佛的门外汉柴荣反而已经领悟了佛教教义的真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第二十七章 拿圣人开刀】完 下次更新【第二十八章 剑指幽州】

【更新】第二十八章 剑指幽州 （上）

柴荣不但领悟了佛教的真谛，他也领悟了这个时代和世界的生存法则，在自己所处的这个乱世，想要生存下去，靠佛教的阿弥陀佛，诵经修行，靠孔圣人的仁义道德，之乎者也都是万万不能的，这些东西连饭都不能当，想要结束这个乱世，将太平盛世带回人间，必须要靠战争和武力。

虽然柴荣爱民如子，虽然他不愿意擅动干戈，但是他非常清楚，要结束暴力，就必须要使用暴力，要换来和平，就必须要依靠战争，这是一个残酷的法则，却也是唯一的道路。

于是，在经过了一年左右的休整后，雄才大略的世宗柴荣准备再次出征，这次他将矛头指向了北方。

此时的北汉，创始人刘崇已经死去多年，当家做主的是他的儿子刘承钧。

经过数年来的“和平”相处，北汉的国力并没有什么增强，这倒怪不得皇帝的个人能力，而是这片地区实在是太过贫瘠了，对日益强大的后周而言，现在正是找北汉算账的最好时机。

出人意料的是，柴荣这次并没有选择向这位积怨已久的老对手动手，他选择的是比曾经最为强大的敌人南唐还要强大的对手——契丹，他的目标也不是北汉的河东十二州，而是比淮南十四州更为重要、更难以攻取的幽云十六州。

幽云十六州是对以幽州（今北京）和云州（今山西大同）为中心的十六个州的统称，包括瀛洲、莫州、涿州、檀州、顺州、新州、妫州、儒州、武州、朔州、云州、应州、寰州、蓟州诸州，从地理位置来看，这十六州基本上分布在今天的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

关于幽云十六州的战略意义和历史故事，相信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来，我就不再搞历史知识的教育普及了。

按照王朴《平边策》确定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策略，平定天下的流程应该是先攻取南唐、后蜀，平定南方，然后利用江南的财富进一步壮大国力和军力，然后攻取幽燕，最后取得河东，完成统一大业，所谓“吴蜀平，则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可为后图，俟其便则一削以平之”是也。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这位天纵奇才的大战略家和政治家，却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三月突然病逝了，仿佛一颗流星划过夜空，让人扼腕叹息。

在万分悲痛之余，柴荣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统一大业和这位能臣的统一策略，但他显然不是一个生搬硬套、呆板迟滞的理论家，而是非常懂得因时权变，相机而行的实干家，他之所以部分修正王朴的既定策略，做出攻取幽燕的决定，是因为他认为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不需要再继续等待了。

柴荣的决定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时的后周经过他亲自主持的全面改革，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百姓安居，军力强盛，士气高涨，已经初步展现了强国风范和统一天下的实力加上先后攻取了后蜀四州和南唐淮南十四州，逼得两个强敌屈服称臣，南方局势已经稳定，暂时没有南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和兵力进行北伐了。

反观北方的契丹帝国，经过近四十年的奠基和发展，正处于“中衰”的问题阶段。

当时的契丹皇帝是辽穆宗耶律璟，这位仁兄堪称契丹史上最为极品的皇帝之一，吃喝玩乐，个个擅长，酒色财气，样样精通，而且生活作息规律极不正常，白天以睡眠为主，养精蓄锐，闭目养神，晚上则载歌载舞，宴饮无度，经常加班加点，以至通宵达旦，不休不眠，夜生活十分丰富，等再到白天继续睡大觉，如此循环往复不休，长期以往，体内生物钟被严重逆转，形成了昼伏夜出的生活规律，俨然一副瞌睡虫模样，人送绰号“睡王”。

这位睡王不但睡功了得，睡觉不眨眼，杀人也不眨眼，或许因为生物钟凌乱，他的性格也十分暴躁，喜怒无常，动辄滥杀无辜，以致他的亲信近臣们人人自危，生怕哪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这个狂暴无常的主子给宰了。

除了皇帝个人是个昏庸狂暴之主外，契丹国内的局势也十分混乱，各地少数民族叛乱、皇室谋反战乱不断，搞得堂堂契丹帝国乌烟瘴气，国势一落数丈，大不如前。

如此对比之下，后周和契丹国力一升一降，差距已经不太明显，柴荣自然是信心倍增，契丹虽然强大却并非不可战胜，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打他娘的一仗，摸摸对方的底细再说，也让对方见识一下我大周的实力！

除了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外，我相信还有一个因素也是柴荣决定北伐的出发点之一，那就是他的抱负和理想，确切的说是一句豪言壮语。

【更新】第二十八章 剑指幽州 （中）

前面提到的那位王朴在世时，柴荣曾经向这位据说精通数算占卜，能够预测未来的奇才提问过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究竟能够在位多长时间。

也不知道王朴到底预测到正确答案没有，反正他没有直接回答皇帝这个棘手的问题，而是含糊其辞的回了一句：“三十年之后事，非臣所能知也”。

这句话的含义其实很不明确，甚至可以说是答非所问，但是满心期待的柴荣却认为王朴给自己的答案是自己能在位三十年。显然，对这个答案，柴荣还是十分满意的。

或许是一时高兴之下，柴荣当即立下了一句颇有气势、载入史册的豪言壮语，表达了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

朕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三十年足矣！

好一个三十年足矣！在中国所有皇帝的豪言壮语之中，这句话是最令我心生敬意的。

按照柴荣这个三十年远景规划，第一个十年的目标是平定天下，而从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到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三月，已经过去了五年多的时间，第一个十年规划过去了一半，要想实现这第一个十年规划平定天下的阶段性目标，光挑后蜀、南唐这些软柿子捏是不行的，他始终绕不过去契丹这个最为强大的对手，也一直没有忘记沦陷于帝国的幽云十六州。

柴荣认为，要想平定天下，后周与契丹必有一战，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对于这场决战，迟早不如早战，缓战不如速战，现在就是决战的时机。

于是，柴荣不再犹豫，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北伐的决断。

可以说，无论这个决定是正确还是错误，是英明还是武断，这都是一个勇敢的决定。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契丹就好像是笼罩在中原王朝头上的一片巨大阴影，压制着中原政权抬不起头，即便是契丹建国之初，并没有能力扫荡中原之时，面对不时南下骚扰的游牧骑兵，中原政权即便在战术上可以与之抗衡，甚至把对方打败、击溃，却也没有能力乘胜追击，彻底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更不要提主动发起战略进攻了。

现在，柴荣做出了这个勇敢的决定，决定去改变历史。

显德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柴荣再次御驾亲征，数十万后周大军取道沧州（今河北沧州）北上，兵分两路，水陆齐发，直入辽境，周世宗自己则乘坐龙舟由水路北上。

一路之上，水势浩荡，畅行无阻，远远望去，后周战船舳舻相接，樯帆遮云蔽日，连绵达数十里，气势十分惊人。

柴荣矗立在船头，心中一股豪迈之情油然而生。这不是他第一次御驾亲征，但心情却依然十分激动和兴奋，因为这一次的对手是真正的强敌，也是数十年来所有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此去一战，结局未为可知，但无论胜败，自己都不会后悔，即便战败，自己也决不放弃。

千军万马绝尘去，不取幽云誓不还！

然而，踌躇满志的柴荣想到过胜利，想到过失败，却绝对意料不到这次北伐的最终结局，这次御驾亲征不是他辉煌的起点，却是他生命的终点。

与此同时，另一个人的心里也心潮起伏，脑海也在不停的思考，这个人就是赵匡胤。

与以往一样，对皇帝的这次北伐决策，他是绝对赞成和支持的。这位英明神武的领导具备常人难以企及的领袖天赋，从治理国事，处决朝政，到行军作战，锐意改革，似乎从来没有失策过。

所以，赵匡胤对柴荣的所有决定都是全力赞同，绝对服从，坚定不移的执行，这并不是他善于拍上级领导的马屁，而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同。

赵匡胤打心底里尊敬、敬佩和感激自己这位领导和伯乐，而且自觉的以他为榜样，处处留心学习效仿，观察他的言行举止，行动作为，揣摩他的为君之道，御人之术，总结他的为政经验，民心得失。

我们可以推断得出，对上级领导的决策，赵匡胤并不是不假思索地盲目执行，做一个只知道命令的机器人，而是去分析、理解、判断这些决策的意图，只有这样理解基础上的执行，才是最有效、最成功的执行，才是不打折扣的执行。

可以说，在这样的过程中，赵匡胤几乎是与柴荣一起逐步成长成熟起来的。

当然，赵匡胤的这些所思所想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的秘密，绝不可为外人道，虽然他并没有太多的施展空间和施展机会，但这些所思所得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赵匡胤，使他不再是一个只知道行军打仗的勇夫和将领，而是成为一个兼收并蓄、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更新】第二十八章 剑指幽州 （下）

对这位与众不同，总能完美执行自己决策的优秀下属，柴荣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器重，这次北伐幽燕，他任命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跟随自己由水路北上。

此时此刻，就在柴荣身边的赵匡胤也十分兴奋，他甚至在心中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这次北伐对自己而言又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一旦能够攻取幽燕，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必然能在官职上再进一步。

只是，殿前司都点检张永德、侍卫亲军司都指挥使李重进两位大佬，牢牢占据着禁军的头两把交椅，执掌禁军大权，自己这殿前司都指挥使，禁军的第三把交椅的地位实际上与第十把交椅没有本质的区别，若想超越前两号人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任老板柴荣虽然不是一个任人唯亲的人，甚至是一个任人唯才的人，但关键是这两位仁兄也不是省油的灯，纵然自己胜出一筹，但论起资历背景，就只能自叹不如了。除非发生奇迹，否则自己想坐到头两把交椅基本上属于痴人说梦。

不过，上天有时候真的会捉弄人的，他将以一种谁也想像不到的方式，让赵匡胤遥不可及的梦想成了真，并且彻底改变了赵匡胤和无数人的命运。

要说柴荣的自信并不是空穴来风，从四月十六日由沧州出发，到五月初一，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后周军队就取得了一系列堪称辉煌的战绩：

十七日，世宗达到乾宁军（宁州，今河北青县），契丹宁州刺史王洪举城投降；

二十六日，到达益津关（今河北霸州），契丹守将经延辉率城投降；

二十六日，赵匡胤率先锋抵达瓦桥关（今河北雄州），还没亮出兵刃，契丹守将姚内斌就举城投降；

四月二十九日，契丹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刺史刘招信率城投降；

五月初一，契丹瀛洲刺史（今河北河间）高延晖举城投降。

至此，自柴荣从汴京发兵算起，短短四十二天，后周军队仅以数万步骑，便收复了益津关、瓦桥关、游中关、瀛洲、莫州等三关三州十七县，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户人口。

战果虽然累累，战斗过程却是很不激烈，后周军队几乎是不发一箭一矢，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了丰硕战果，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兵不血刃。

反观契丹方面，各大小军事据点和城池的守将却像提前约好一样，不放一枪一弹，乖乖主动举城投降，帮助后周和平解放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关南地区。

如此顺利的取得关南地区，实在是让柴荣喜出望外，他曾经预想过契丹的强大和此次北伐的艰难，却没有料到幽州外围的契丹守将居然如此不堪一击，事实上，还没有等到自己的部队发动攻击，对方就已经认清形势，主动缴械投降了。

在柴荣看来，就算是南方的后蜀、南唐这些对手也让自己费了一番气力，其中南唐还一度和自己打得难解难分，一向强横的契丹怎么如此怯弱，简直就像纸糊的一样？战争的过程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呀？不过，这样也好，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复了整个关南地区，所部数万铁军没有丝毫损失，士气空前高涨，战场形势对自己十分有利。

【更新】第二十八章 剑指幽州 （下）

在这片大好形势下，柴荣已经开始憧憬着不日兵临幽州城下，亲自指挥大军强势围城，幽州城很快就将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不世之功业将由自己来实现。

反观对手，整个关南地区未做任何抵抗就迅速沦于后周之手，让契丹的文武大臣们患上了后周恐惧症，还没和对方正式交战就开始打退堂鼓了，有些胆小怕事的大臣甚至主张干脆连幽州都别要了，直接送给后周让他们得了好处，自动退兵得了。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一直坚持昼伏夜出、醉生梦死的“睡王”皇帝大人却似乎突然警醒了，看到对方的皇帝亲自上阵，而且都快逼到自己家南大门叫板了，他突然迸发了战斗激情，毅然拒绝了那些“投降派”大臣“动摇军心”的言论，命令立刻紧急动员，积极组织抵抗。

耶律璟一面任命南京留守（幽州乃契丹之南京析津府）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要求他率领城内守军对后周军队的侵略，进行坚决抵御和还击，另一方面命令亲密盟友北汉出兵侵扰后周军队的侧后方，试图牵制分散后周兵力，同时还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重大决定：亲自前往南京督战，与对方的皇帝柴荣进行一次面对面的直接较量。

这位瞌睡大王居然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实在是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不过，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他头脑发热，神志不清时的冲动之举，耶律璟虽然平时浑浑噩噩，不理政事，却绝非天生的白痴低能儿，国家危急时刻，他还是知道南京（幽州，今北京）对自己以及这个契丹帝国的重要性的。如果真丢了幽州这个南大门，甚至是整个幽云十六州，契丹帝国就得一夜回到解放前，恢复半奴隶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态，到时候就算自己想找个地方好好睡觉恐怕都成问题。

就冲着这一点，为了捍卫自己自由睡眠的权利和空间，辽穆宗老兄也得冲动一把，来一次御驾亲征，更何况对方的皇帝都已经欺负到自家门口，自己要是再不露露脸表示一下一个男人的血性，风头全部让这个柴荣给抢去了，自己对手下那些大臣和老婆们也不好交代啊！

基于这种考虑，瞌睡大王决定亲自去会一会这个传说中所向无敌的皇帝柴荣。

辽穆宗亲征的决定多少有些不自量力的意味，但他的态度还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至少比后来北宋那位被人软硬兼施，挟持着不情不愿地亲征的宋真宗要大胆负责的多，他的亲自调度下，契丹各部族军队迅速完成了集结，从各个方向分别赶赴共同的目标—南京。

与此同时，后周的攻势依然不可阻挡。五月初二，后周军队进据固安（今属河北）；五月初五，后周军队攻占易州（今河北易县）。

这两个地方距离幽州城仅有数十里的路程，占据着两处地方就好像在幽州城南架设了两门远程大炮，只等柴荣一声令下，后周大军随时就可以发动对幽州城的攻击，一场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大战即将爆发。

然而，这场大战终究没有被引爆，不是因为双方良心发现，达成了火线和解，而是因为一个人生病了，不巧的是，生病的这个人恰恰是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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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第二十九章 壮志未酬 （上）

柴荣确实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五月初二，就在后周攻下固安的同一天，一向体魄健壮、斗志昂扬的柴荣突然发病。

这次发病可以说是毫无征兆，因为在此前的所有史料记载中，包括正史、野史、私人笔记都找不到柴荣曾经患病的任何记载，他本人似乎也没有感受到身体上的任何异样。

至于他所患何病，以及具体病症表现，史料中也没有明确记载，有些地方曾说柴荣是背部长疽囊（一种类似急性皮肤性的病症？），病情十分严重，导致不治而亡，甚至充分发挥了想象力，认为这是柴荣当年灭佛太狠换来的因果报应。

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诞不羁且无耻的，属于个别佛教痴迷者毫无廉耻的栽赃污蔑行为，完全不足为信。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对柴荣患病的原因以及所患何病进行一下推测。

首先，柴荣所患的绝不是感冒发烧的一般性小病。曾有史料记载，北伐途中柴荣曾经淋过一次大雨，进而有人推断柴荣很有可能因此感受风寒，导致不治。

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虽说古代的医疗水平有限，但是一场感冒发烧总不至于要了病人的命吧？如果是穷苦人家，无钱医治，一再拖延病情，以致小病拖成了大病，因此送掉了性命倒也不奇怪，但柴荣不是一般百姓，他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不论走到哪里身边都有全国最好的医生随行，治愈这种小病应该不在话下。

其次，柴荣所患的应该也不是突发性心脏病、突发性脑溢血或心脑血管疾病。这种病一般极少在四十岁以下，身强力壮，精力旺盛的人身上出现，而且一旦发作，很容易造成患者短时间内猝死，运气好的死不了也会下落脑瘫，半身不遂之类的后遗症，但柴荣生病后的病情表现和却与此并不相符。

据史料记载，柴荣患病当日情况并不严重，他还在瓦桥关（驻跸地）休息了三四天，准备病情好转后再进攻幽州，哪知天不遂人愿，尽管柴荣耐下性子又是吃药又是休息，病情却没有丝毫减轻，反而更加严重，就连给他看病的御医都无计可施，他们根本不明白皇帝正值春秋鼎盛，为何会突患急症，更不知道这病从何而来，如何对症下药。

排除了普通小病、突发性重病，在没有任何有关病因的蛛丝马迹可查情况下，我相信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柴荣的病是活活累出来的。

柴荣的确是五代十国时期最为伟大的君主，但他也有自己的缺点，这种缺点集中反映在工作上的表现就是事必躬亲。

早在后周显德元年初，他刚刚即位，力排众议，御驾亲征取得高平大捷之后，柴荣就开始了他忙碌充实的皇帝生涯。史书记载，自从高平之战后，柴荣的威望一时大增，大臣部将对他也心服口服，柴荣自己更是“政事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于上而已”。

柴荣的忙碌具体表现在：经常加班加点处理政务，呕心沥血地推进各项改革，多次频繁御驾亲征，长期亲自领兵指挥作战，甚至披挂上阵，执盾冲锋等等，如此高强度、大剂量的工作就算是铁人都承受不了，何况是血肉之躯的皇帝。

关于这一点，大臣中早就有人发现，并且上书对皇帝这种作风提出了严肃委婉的批评。

这位上书者表示，皇帝您英明神武，事无巨细，一概包揽，表面上是国家的好事，实际上却未必，就算是上古时代的尧舜禹这类先贤圣君，都做不到事必躬亲，也要找人替自己分担工作，何况是您呢？皇帝是决定国家大事的，哪能凡事都亲力亲为呢？作为一名皇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选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放权给手下的大臣，您只管依据他们的表现进行奖惩，就可以实现垂手而大治了，这才是治国的最高境界。

在这里，我们暂且先不评价这种看似简单轻松，垂手大治的治国最高境界，历史上究竟有几个皇帝能真正达到，也不评价这种说法是否具备实际可操作性，但是从政治角度分析，皇帝事必躬亲确实是有不合理之处，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会对皇帝的身体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遗憾的是，对于这类意见建议，柴荣一向都是当做耳旁风，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然后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地“事必躬亲”。

柴荣之所以选择“事必躬亲”，既有性格急躁的因素，也有高度自信，以及对他人能力不信任的因素，但更根本的还是对权力的追逐。在他看来，自己的战略构想，自己制定的方针政策，由自己来执行是最有效率，最能够保证效果的，委托给那些下属们去做，他们必然会出现理解的偏差和执行的失误，效率也不高，实在不让人放心，还不如自己一个人一手包办，保证及时高效地完成任务。

这也怪不得柴荣，任何一个领导者的管理风格都不一样，像这种“事必躬亲”的管理风格时至如今也十分有市场，历史上这种风格的领导者也不乏其人，诸葛亮同学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

当然，劳动模范诸葛亮的结局也很不圆满，“鞠躬尽瘁”固然令人敬佩有加，但他“鞠躬尽瘁”的后半句却是“死而后已”，这种能干干到累，累人累到病，病患病到死的规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无视它的人，对于柴荣也是如此。

就这样，直到显德元年的五月初二，在戎马倥偬的征程之中，一直积累在柴荣体内的病患终于集中爆发出来，击倒了这个铁骨铮铮，志得意满的年轻皇帝，再也没让他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