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何不是科学的
阴阳思维是曲线思维，而科学思维则是直线思维。如今，我们称之为曲线思维的“阴阳”观念已经被当作迷信抛弃了，而大行其道的是所谓“科学”的直线思维和因果关系。好像一个东西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其存在的价值就会受到质疑。更为夸张的是，科学的“霸权”开始向人生的领域蔓延和渗透，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婚恋无不打上科学的烙印。
这还是西方的科学主义盛行的产物，是线性因果思维在作祟。仔细想来，这种潮流实在是荒诞的很。人的喜怒哀乐如果能够用科学规划出来，人估计就变成机器人了；人的意志如果能够用因果线形思维加以分析，我们的生活中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和冲突。康德早就说过，线形因果思维可以运用到自然界，但却不能用到人身上，因为这种思维对人的生活是无效的，人生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人的意志行为也不是“因为……所以”的模式。
比如，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问题经常会被人提及，而且多出自女人口中：“如果有一天我和你母亲一起掉进水里，你会先救哪一个呢？”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因为对于这样责任深重的情况，任何人都不会用“我不会游泳”来搪塞，至少都得跳进去。
然而就算你可以把两个人都救出来，这个“先”字却是要命的，有一种孰近孰远的抉择在里面，而抉择之所以被称作抉择，是因为你要在“择”的基础上“抉”出一种大义凛然来。
有人说应该先救母亲，因为老婆可以再娶，娘却只有一个；也有人说应该先救老婆，因为即使可以再娶，但感情却不能再复制，所以也是唯一的，而老娘嘛，当舍得时就要舍得。
当然，后者的回答不出意料地被嗤之以鼻，但是群众的态度一致却不能说明抉择的容易性，因为几乎对于所有人，不管你多么振振有辞，真要面临这种情况大概也是茫然，有时候大道理和自己的条件反射是两回事。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布利丹的驴子”。故事说一位名叫布利丹的哲学家养了一头驴，这头驴和别的驴不同，它喜欢思考，凡事总喜欢问个为什么。比如说，有一次，主人在它面前放了两堆体积、色泽都一样的干草，给他做午餐。这下可把它给难住了，因为这两堆干草没有任何差别，它没法选择先吃哪一堆，后吃哪一堆，最后，这头驴子面对两堆草料，饿死了，当然，它也因此而名垂哲学史。
人生就是如此，它不是直线的，没有因果，也不能问为什么。恰恰相反，人生的问题恰恰是对因果思维的超越，对自然法则的摆脱。人不吃饭会饿死，但朱自清却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这就是人，无法去推测。同样，我们也并不是先把事情搞清楚然后再去生活。恰恰相反，我们总是雾里看花，如此“糊涂”地生活着，而且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适。因此，把“科学”这个字眼同人生联系在一起是荒诞的。比如市面上经常出现的“科学地规划人生”、“科学人生”之类的话，好像人生也可以被搞得像白开水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再去操作。
黑格尔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不在了。”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人生也是如此，把人的精神世界分析来，分析去，到最后遗忘的恰恰是人生。
庄祖鲲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六十年前抗战期间，寄居在贵州一个农家里。有一天他正在看书，农家的四、五岁小女孩跑过来，两个人就展开了一段对话：

“叔叔，你在干什么？”
“我在看书。”
“你为什么要看书？”
“看书可以增加知识啊！”
“增加知识干什么？”
“增加知识可以赚钱啊！”
“赚钱干什么？”
“赚钱才可以吃饭啊！”
“吃饭干什么？”
“吃饭才不会死啊！”
“那不死干什么？”
“去！去！去！别罗唆了，去找你妈去！”

现在这个人已经八十几岁了，每天在想的就是：“是啊，不死干么？”
人生的终点是死亡，但任何人都不会为了这个目的而活着，谁忙忙碌碌是为了死亡呢？上面这个故事看起来十分可笑，但仔细想来，不免让人深思。任何事情，如果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询问个究竟，到最后可能就会是一片虚无。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你如果想要知道葱的本质，将葱皮一层层剥掉，却发现原来的葱却不见了，更谈不上葱的本质。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知道”和“信仰”往往是两回事，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得越清楚，越不利于我们去信仰、去思想、去行动。正如老子所说：“为学益久，为道日损”。你知道的越多，学得越多，神秘的东西就越少，禁忌越少，人生也就越苍白！相反，有些事情，我们虽然不知道，有时甚至知道它是荒谬的，但我们仍然愿意去思考、去信仰。正如中世纪一位叫德尔图良的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因为荒谬，我才去相信。
人的一生不可能用科学来规划，因为人生的魅力就在于其神秘性。毋宁说，人生是荒谬的。人的想法、行为总是掺杂了太多的思想和感情。只有人，才会如此不可理喻。还是想借用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知识都是科学的，它要探究我们身处于这个客观世界的真相，它要求客观、真实，不允许出现矛盾，不喜欢颠三倒四。而人生呢？处处充满矛盾和纠结，真与假、善与恶、爱与恨、悲与喜往往纠缠在一起，可以说真中有假、善中有恶、爱中有恨，悲中有喜，而且人生中的昨天——今天———明天的过渡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的一生就像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它在一定分寸上熄灭，又会在一定分寸上燃烧。”
冷静的态度、客观的精神，我们可以用来探究大自然的奥秘，但千万不要带进你的人生，千万不要用它来指导你的生活，因为这必将稀释你人生的浓度，减少你生活的激情，削弱你行动的动力。水至清则无鱼，水如果太清彻了，就没有鱼的容身之地了。人生也是如此，太冷静了、太理智了，太客观了，人的信仰就会失去地盘，陷入一片空虚。

阴阳思维与太极人生
同西方的线性因果思维相比，中国传统的阴阳思维也许更能比较恰当地切入人生的问题。人生不是直线的，而是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各种冲突的纠结之地，是天使和魔鬼得以厮杀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如何处理“进退”、“刚柔”、“取舍”、“祸福”、“生死”这些看似冲突，实则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则是人生最需要解决的课题。而我们的《周易》，一开始就以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方式对生命和人生进行了关照。别忘了，《周易》一开始就是用来预测吉凶、占卜人生的。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虽然《周易》，特别是《易经》，里面有着很多关于“天人感应”的迷信内容，但抛开这些所谓的“糟粕”，拨开“算卦”的迷雾，我们还是会发现中国人对人生的独特理解。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出发点都是人生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生上。唯有人生，才是文化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中国的文化如此，西方的文化也如此。就《周易》而言，它关注的终极问题仍然是“观我生”、“观其生”。《周易》把天地人的宇宙看作一个大的生命系统，正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世俗人生，都是按照一个法则在运作，这个法则就是“易道”。“易道”为一，却表现为三，即天道、地道和人道。所以，人不离道，道也不离人，人能弘道，道也能弘人。所谓天道，也必须借助人事来体现，而天文地理，又会对人生有所启迪。这正是中国人“天人感应”的思维。在我们的文化中，外在的天地万物好像不是外在于人的，相反，它正是人的参照之物。所谓“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易道，也就是宇宙这一大的生命系统的运作规律，它无所不在，不仅体现在刮风下雨、电闪雷鸣中，更体现在俯仰进退的人生过程中。正如《易经•系辞》中所说的：“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对《易经》而言，设卦观象本身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要“明吉凶”——人生之吉和人生之凶。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太极本有而实无，其最终还要落实到“阴”和“阳”这两仪上。阴阳的思维和观念不仅制约着远古的中国人如何去看待自然界、战争和人际关系，最终也规定着他们如何去看待自身。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谓道？一阴一阳谓之道也，天道如此，人道亦然。《黄帝内经》中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意思是说，人的身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全依靠人体内的“阳气”和“阴精”保持协调，而不能有所偏僻。那么人生的“无形”呢？人的意志、欲念，人的得失荣辱，人的喜怒哀乐，人的摸爬滚打，人的俯仰进退，仍然需要用“阴阳”的范畴加以规范，用“阴阳”的思维加以统观。既然阴阳相克相生，互相依存，那么人生的得失、祸福也就是互相依存的。正如老子所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既然阴阳彼此转化，生生不息，孔子才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人生慨叹。既然阴和阳之间彼此纠缠，彼此渗透，而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才有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境界。既然阴阳协调才是机体有生命力的表现，那么，这种协调不仅要体现在人的身体上，还要落实到人的言行举止中，正所谓“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发乎情，止乎礼”才是最恰当的。既然此消彼长是阴阳之间的运动模式，那么，人生的步伐也要踏准节奏，正所谓“相时而动，顺势而行”、“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孤阴不生、孤阳不长”……
以上所有的这些说法，归根到底还是来自阴阳思维，只不过是抓住了阴阳之间辩证运动的某一个方面进行了发挥而已。这种发挥，既是一种深化，同时也是一种片面化。任何一种说法都不能囊括人生的所有的秘密，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出现。人生本来就是神秘的，正如《周易》就是一个打不开的黑箱一样，人生的奥秘又有哪一种理论可以穷尽呢？孔孟的“中庸”思想对人生的看法不能说不积极，但老庄的“齐物论”对人生的解读也不能说不洒脱。但戏剧化的是，二者的言论恰恰是对立的，前者让我们在社会中实现人生，后者让我们回归“自然”，强调的是“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两个相反的理论在人生领域同样适用，可见人生之“荒诞”。苏格拉底说：“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在人生领域，没有现成的知识，只有“随园就圆、随方就方”的智慧。
可是今天，我们对于人生的思考好像越来越远离这种最远古的智慧了。归根到底，是线性思维盘踞了我们的头脑，脑子不会打弯了。在“数字化生存”、“科学的人生”的呼声中，我们总想抓住一根现成的“稻草”来解决人生中的所有问题，总想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人生知识，结果恰恰相反，我们什么也没有抓住，到最后仍然是两手空空。不相信，我们可以到市面上去看看那些所谓的人生哲学和成功学的书籍和著作，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关于人生的幸福，有人说要诚恳、有爱心，有人却说做人不能太老实；有人说要学会珍惜和感恩，有人却说幸福源于一颗善于遗忘的脑袋……那些教人成功的“秘笈”更是乱七八糟：有人说努力会成功，有人说要有意志，有人说要勤奋，有人说要养成习惯，有人说要把握细节，有人说要抓大放小……这些近乎矛盾的“人生哲学”和“成功道路”竟然并排出现在一个书架上，让人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幸福，怎么做才能成功。
所有的这些，都在于说明我们已经遗忘了最远古的智慧。我们的知识在进步，但好像智慧并没有前进多少。谁也不敢说自己又发明了一种新智慧。结果我们古人的书读不懂了，看不明白了，剩下的唯有彷徨，茫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按照《周易》中的“阴阳”观念，任何“活力”都必须来自于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之间的碰撞。仅有一个方面，或者其中一方以绝对的强势压倒了另一方，都不会产生良性的运动和变化，从而丧失了活力，变成了一潭死水。正所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都必须有制约其无限发展的一方。打个比喻：草原上的兔子如果没有狼来制约，那么兔子无限繁殖下去，迟早要把草原给吃光的，没有兔子，狼也就不能活下来。所以，狼和兔子就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 。“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色一不讲。”只有男人，或者只有女人，都不能造就下一代。惟有男女的结合，才能“生”。而唯有“生”才是“天地之大德”。
自然如此，社会如此，人生亦如此。《尚书》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危”。危则难安，微则难明。人心何以“危”？正是缺少了对立面的“威胁”，人心才有堕落的危险。所以说“危”。道心何以“微”，是因为人类的劣根很难认识到这种“阴阳”纠缠的微妙之处，所以说“微”。人活一生，其实都是在这“危”与“微”的途中行走，如何在这“危”与“微”的途中，减少坠毁入危途的机会？如何使“危者安，微者著”？这正是生活中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孟子在《告子下》中曾经说过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 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 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为什么人在忧患的环境中却能生，而在舒适的环境中却会死去呢？原因很简单，忧患的环境让人始终感觉到有“对立面”再威胁他，让他始终不敢懈怠。所以，他的神经是紧张的，他的头脑是灵活的。可惜的是，人一旦感觉不到这种威胁，进入到声色犬马的“享乐”中去，就只能是灭亡了。这里所谓的“生于忧患”，不是说人必须到“苦难”中挣扎一番，然后就会一劳永逸地“坚强”了。比如，唐玄宗早期励精图治，不能不说他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磨炼可是，后期他为什么贪恋女色，会变成一个昏君了？前后差别如此之大，让人很难相信是同一个人。其实很简单，人性在一种松弛的局势中变得堕落了。所以说，让人时刻有忧患之心，还不如让其置身于紧张、忧患的环境当中去，让他始终感觉到威胁；要让人奋斗，也没有必要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大道理，还不如时刻让他有压力。
据说在公元999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次恐怖大预言。那时，社会各阶层关于末日的传说和预言使基督教世界确信：公元999年12月31日午夜，世界将会毁灭。毁灭时，基督将亲临世间对人类进行“末日审判”，好人可升入天堂，于是，高利贷者免除了别人的欠款，偷猎者向庄园主承认了自己的非法行为，而贵族则一反常态允许他们继续“偷猎”，富人们把华丽的外衣赠送给穷人并慷慨地供养乞丐，人们忘记了旧怨新仇、尊卑贵贱和出身门第…… 可是，当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时刻过去后，虚惊一场的人们又回归了中世纪的生活节奏。商人不再免费赠送他们的食品，业主想方设法收回散失的财物，高利贷者重新登门讨债……
这也许就是“人心惟危”。它的危险性在于：一旦所面临的局势松弛，一旦没有了对立面的威胁，人性就会趋于堕落。一些伟大的人物都对这一点非常警惕，所以他们非常喜欢斗争。康熙皇帝在晚年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了竞争对手而黯然神伤。毛主席不也说过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争”并不是一个贬义的“词语”，而是充满了鲜活合动力。一个民族是如此，一个人更是如此。民族缺乏了“斗争”精神，丧失了忧患意识，就会裹步不前；一个人一旦没有了斗争，可能就会玩物丧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人每天都忙忙碌碌，来去匆匆，但精神和身体却很健康。有一天，你让他停下来好好休息，结果他无所事事，结果却得了重病。一个男人非常爱他的妻子，生怕她吃苦，把她当作“花瓶”摆放在家里，结果她的妻子却有了外遇。此番种种，都不过应了一句民间俗语：闲人多出横事。
有一个预言是这么讲的：说是有一个乡下的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拾到一只个子小小、样子怪怪的鸟。那只怪鸟和出生刚满月的小鸡一样大小，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怪鸟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耍。
老人的孙子很调皮，他将怪鸟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个异类，全权负起一个母亲的责任。
怪鸟一天天长大了，后来人们发现那只怪鸟竟是一只鹰。人们担心鹰再长大一些会把鸡吃掉，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是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再向地面俯冲时，鸡群才会出于本能地产生恐慌和骚乱。
时间久了，村里的人对于这种鹰、鸡同处的状况越来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首先就会怀疑那只鹰，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来是要吃鸡的。越来越不满的人们一致强烈要求：要么杀了那只鹰，要么将它放生，让它永远也别回来。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这一家人自然舍不得杀它，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
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大自然，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又飞回来了，他们驱赶它不让它进家门，他们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许多办法试过了都不奏效。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是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
后来村里的一位老人说：把鹰交给我吧，我会让它重返蓝天，永远不再回来。老人将鹰带到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将鹰狠狠向悬崖下的深涧扔去，就像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开始也如石头般向下坠去，然而快要到涧底时它终于展开双翅托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就飞向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自由舒展，越飞动作越漂亮，这才叫真正的翱翔，蓝天才是它真正的家园啊！它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飞出了人们的视野，永远地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老鹰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本人写这本书的立下的原则就是：游走于玄虚和媚俗之间
不玄虚无以表达文化之精要，不媚俗无以贴近读者
所以，有更好的意见，大家多批评

人生进退的辩证法
阴阳不仅相反相成，而且还彼此转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生不是一马平川，毫无险阻，而总是暗礁丛生，跌宕起伏。洋洋得意之时，可能已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走投无路之际，可能又是峰回路转之际。对于人生，好没有什么规律可以把握，没有现成的法则可以遵循，而是“阴阳不测”.而如何能够准确把握住阴阳变化的“几微”，相时而动，顺势而行，则就是一门大学问。因为任何东西都在变化，你不可能抓住一根“稻草”保你终生无忧，也不可能设计出一条道理来一直走下去。在人生的道路上，也可能你越想得到什么，你就越得不到；你不想得到什么，这个东西可能“飞”到你手里。所谓“造化弄人”，不过是形象地说出了人生的“荒诞性”。
在人生中起作用的不是“科学”和“因果”逻辑，而是辩证法。比如《易经》中的“泰”、“否”两卦：“泰：小往大来，吉，亨。”而“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前者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后者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但，“泰”和“否”也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转化，彼此依托，正所谓“否极泰来”。坏的状况达到极点，好的状况就不远了，正所谓物极必反。一个东西的状态舒展到了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而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在尚未转化时及早抽身，或者是在不利的环境中静静地等待机会，以期“时来运转”。
中国的文学经典作品中，至今仍然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朴素的辩证观的故事，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在人生问题上的阴阳思维。在《红楼梦》的第十三回，王熙凤梦中与秦可卿就有一段关于“人生”问题的对话，颇值得人寻味：

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话，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书旧族了！”
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佩，忙问道：“这话虑得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
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保永全了……”

那个时候，宁荣二府尚属鼎盛之期，真可谓如日中天。别忘了，两府可是经过皇帝颁发诏书命令“敕造”的。正如书中的一个大商人冷子兴对宁荣二府的观察所言：“贾府虽说不及先前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秦可卿是贾蓉之妻，在贾府中是一个善于思索、怜贫惜贱、慈老爱幼的重孙媳妇。她从“月盈则亏”的阴阳转化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贾府“荣”时防“衰”的价值信念——“否极泰来”，可谓深谋远虑。正如她所说，只要筹划得当，宁荣二府还会逢上“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日子。这个女子比起贾府里那几个钟鼎之家，书香之族出身的脑满肠肥，道貌岸然，终日挥洒钱财，拈花惹草的酒囊饭袋的男人来，根本的区别也许就是她具有生存的价值观。确实是个高瞻远瞩的、有思想的不可等闲的女流之辈，可惜过早的香消玉殒。正所谓书中第二回诗曰：“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
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生智慧”，而秦可卿这样的人物，我们称之为“有智慧的人”。她能在“拥有”的时候想到“失去”，在“执著”的时候想到“放手”，在“荣耀”的时候想到“耻辱”。这种人生攻守进退的辩证法正是来自《周易》“阴阳不测谓之神”的辩证法。阴和阳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而是相互侵染，相互纠缠，相互转化。而那些有智慧的人，总是能适时“嗅”出二者辩证运动的“气味”，做到前进有方，而后退有路。左右逢源，就是“神”。这里的“神”，不是“上帝”，也不是其他的什么人格神，而是阴阳转化的“几微”和“妙处”。这种“妙处”无法认知，无法论证，只能靠自心的体悟。而体悟无需积累，恰恰需要抽身而出。
这一点和西方人的人生观存在很大的差别：西方人是在做“加法”，向外追求，好像只有把全世界都占为己有才会感觉到幸福的成就感。所以西方人说“人为自然立法”，人处于地球的核心，增长的只是狂妄之心和执著之意，到最后竟然发现追求永无止境，所得到的不过是过眼烟云。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尼采吹捧向外扩张的“权力意志”，最后竟然疯掉了，因为他不知道在汹涌而来的无限时空之中，人类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当他把目光转向那边玄妙不克知而又必然不克免的命运时，他不禁疑惑：人类在面对物质世界时所拥有的雄心勃勃和不可一世，是否还能剩下些什么？谁，又能给以肯定的回答？
而我们中国人却从来不做加法，而是在做减法。如果说加法是在一个基数的基础上叠加，不断地追求更大的利益和权力，那么，减法就是在一个基数的基础上不断减少，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最后让心灵达到“虚静”，从而洞察生死，超越轮回。阴阳思维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中国人：在向外追求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返身内求，审视自身。所以，中国文化讲究退让，甚至“建议”退到无处可退的地方。因为不如此，就无法还自己一个清醒的“自我”。孟子讲，“吾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不过是一个饱满的自我，正是这种“退让”让中国人认识到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体会到了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烟云，觉悟到了“人死后不过是一掊黄土”。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独特的“修养心性之法”。

中国人的“相时顺势”
人生进退不仅要掌握阴阳转化的辩证法，更要踏准阴阳转化的节奏，做到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既然阴阳转化变动无穷，生生不息，而作为渺小的个人，只能在这种大化流行中站好自己“位置”。“位置”站准了，好比顺水行舟，风驰电掣；站不好“位置”，就好比溺水扬帆，虽力而无功。
所以，中国人总善于在一种“势态”中烘托出个人，而不是赤裸裸地宣扬“个人主义”。这种“势态”可能是一种趋势，也可能是一种集体的力量。总之，“假借于物”，是中国人的强项。所谓“时势造英雄”，即是此意。正如孟子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当年贾谊在《过秦论》中将秦国的灭亡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说，秦国的灭亡就是在于没有在势态的发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旋至亡国。一开始的战国角逐，为了能够胜出，采用严刑酷法凝聚民众力量，整合国家资源，是顺应了时势，所以才能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统一六国。可是，在全国统一以后，时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就不能对民众采取“攻势”，而是“守势”了，可是秦国还是照样推行严刑酷法，结果亡了国。骑在马上打天下，但不能继续骑在马上治天下，这也许就是贾谊所说的“攻守之势异也”。
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在中国人眼里，也许没有绝对的对和错，而只有“时势”下相对的对和错。不能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所谓的“对”，也可能是“大错”。翻开历史，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立了丰功伟业，最后却是身败名裂；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善于“谋国”，但却不善“谋身”，给后人留下一声叹息。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过是没有认清局势，没有在阴阳变化中掌控好俯仰进退的节奏。韩信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
韩信是以善于用兵著称于史的杰出军事家。他少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寒，曾寄食于下乡南昌亭长，亦曾从食于漂母，受辱于胯下。陈胜、吴广起义后，韩信仗剑出淮，初投项梁，继投项羽，未受重用,又投奔刘邦，经萧何力荐，被拜为大将军。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其卓著战绩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观。司马光认为：“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韩信之功也。”可就失这样一个人物，最后却落了个满门抄斩、身首异处，不知道让多少后来人扼腕叹息。
韩信是因为谋反而被吕后诛杀的。那么，韩信真的谋反了呢？如果真的谋反，他为什么要谋反呢？对此，历史上一直评价不一。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认为韩信真的谋反了。他是这么说的：“天下已集，（韩信）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意思是说：天下已定，大势所趋，韩信逆势而行，所以说是不“宜”。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有着不同的说法：“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意思是说：刘邦用近乎卑鄙的手段将韩信拘捕，是对不起韩信的。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从这些纷纭不一的说法中抽身而出，也许会得出以下结论：
1、韩信功劳太大，本事太强，肯定会引起刘邦的猜忌和不安。所以，只有除掉韩信，他才会觉得踏实。所以说，韩信是否谋反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邦已经有了除掉韩信之心。尽管韩信一再表示自己的忠心，可是已经无法打动刘邦了。所以，韩信的惨死带有必然的味道，除非他选择急流勇退，退隐江湖。可惜，他没有看开，所以没有做到。
2、即使韩信真的谋反了，也是被刘邦逼反的。从司马迁在《史记》的记载来看，刘邦在一步步地削弱韩信的兵权。韩信也不傻，他自然知道兵权对自己的重要。他捉摸不透自己的这位上司：刘邦到底是想通过削弱兵权来消除韩信的威胁呢，还是想在“蚕食”腕韩信的兵权以后再将其干掉？韩信心里很是害怕，结果只能被逼反。
所以，韩信没有选择，是他的性格和考虑问题的思路让他没有选择。要么谋反，要么束手被擒。所以，韩信是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正在于没有认清“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
相比之下，范蠡比韩信就高明多了。正如李白对范蠡的评价：“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他相时而动，进能助勾践兴国雪耻，退能从商发家致富，进退之间游刃有余，更为千古罕见。据说，金庸先生最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就是范蠡，一是他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二是他相时而动，顺势而行的敏锐。
范蠡协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勾践封他为上将军。范蠡给勾践上书说：我听说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当年大王受辱于会稽，我之所以没死，只是为了今日。现在是我该为会稽之辱死的时候了。勾践对他说：我刚要把越国分一部分给你来酬答你的功劳，你如果不服从，我就杀了你。范蠡知道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他喟然叹息说：我的本领，已经让越国富强了，我再用在我自己的家上吧。于是在一个深夜，范蠡携带金银细软、带领家属和手下，驾一叶扁舟泛于江湖，开始了经商致富之路。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范蠡跳出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便称病不上朝。后来有人诬告文种要造反，勾践便赐剑一把，令其引颈自杀。勾践赐死的命令也堪称经典，他给文种下令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会谁？”文仲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
由于范蠡的出色才能造就了春秋晚期吴越争霸的传奇色彩，而范蠡本人也凭借自己的智慧，适度掌握着进退之间的步伐，落了个善始善终，寿终正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后人曾经有评论说："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相比起来，文种的结局就有些悲凄，如此更显示出范蠡的迷人智慧之光。
范蠡不会遇到韩信的困境，是因为他的行为已经能够让上司彻底放心，心态是平和的，境界是超越的。而韩信之所以善于“谋国”而不善于“谋身”，那是因为他还有些东西放不下，也许是功名，也许是利禄，所以他在采取了一系列让主子“放心”的低调措施以后，还是选择了谋反。看来，百川纳海，人入社会，不过是一名狙击手，枪固然重要，眼睛不亮，也实在是枉然。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下，所谓“谋身”，就必须先“修身”，不如此，就无法真正地进退有度，左右逢源。而这也正是儒家苦苦追寻的“内圣”和“外王”的统一。

十三亿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四川地震，同胞死难甚多，甚是悲痛。但悲伤过后，还是希望国人多一些反思，多一些敬畏

离开阴阳更无道。阴阳不测，所以说不得。因为说不得，所以“道可道，非常道”。不矛盾，天下至理，殊途同归。


今天下午的默哀，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孔子的“克己复礼以为仁”深刻含义。呜呼圣人，几人能懂？

我晕！楼主这么能写，有什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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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什么啊

迂回与进入
——“阴阳”思维与中国人的处世之道

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察则无徒
说起中国人的处世之道，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难得糊涂”。“糊涂”之所以“难得”，是因为人在本性上总是喜欢较真，总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揭开表象后面的底牌。“糊涂”不是“装糊涂”，而是真的糊涂。所以，真正的“糊涂”很难，而做到“糊涂”也就很难得。
然而，同我们中国人相比，西方人更热衷于追究事实的真相，凡事都要问个对错、是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让我们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哲学，总是在思考“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些近乎无聊的问题。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就欠缺多了，我们的是非观念是模糊的，凡事总追求最后的效果，对事情的真相、是非对错没有太多的执著。以至于我们给别人的印象好像有点对错不分，是非不明。殊不知，就是在这种“雾里看花”的处世态度中，隐藏着其实是中国人的“是非观”。
前面我们说过，受“阴阳”思维的影响，中国人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既然“阴”和“阳”相反相成，且不断转化，所以就没有明显“阳”，更没有确定的“阴”。今时的“阳”可能是彼时的“阴”，而今时的“阴”也可能是彼时的“阳”，阴阳纠缠不清，已经没有了泾渭分明的界线。是非也是如此，是是非非，无人能说清。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正是抓住了“阴阳”之间的这种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所谓的美与丑、善与恶、有与无、难与易，不过是相对而存在，离开了任何一方，我们也许就无法捕捉到另一方。正如我们知道什么是“美”的同时，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丑”。是非也是如此，当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也就意味着什么是错的。所以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里所谓的“无为”和“不言”，其真意就是不要过分地去执著，和“难得糊涂”有异曲同工之妙。《红楼梦》中的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更是一语道破天机。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楚王请来一些大臣喝酒吃饭。席间，楚王叫他的两位爱妾许姬和麦姬轮流给大臣敬酒。忽然一阵狂风刮来吹灭了所有蜡烛，漆黑一片，席上一位官员乘机摸了许姬的玉手。许姬一甩手扯断了他的帽带，匆匆回到座位上在楚王耳边悄声说：“刚才有人调戏我，我扯断了他的帽带，大王赶快叫人把蜡烛点起来，看谁没有帽带，我就知道是谁了。” 楚王听了却命令手下人先不要点蜡烛，对各位大臣说：“我今晚一定要和各位一醉方休，来，大家把帽子脱了，痛饮一场。”
众人都没有戴帽子，也就看不出谁的帽带断了。后来楚王攻打郑国，有一将军独自率领几百人，为三军开路，过关斩将，直逼郑国首都。而此人就是当年调戏许姬的那一位。他因楚王施恩于他，而发誓毕生效忠楚王。
如果楚王记恨在心，非要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结果又会怎样呢？很明显，这位调戏妃子的将军必然会受到惩罚。但结果又会怎样呢？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奖善惩恶也无法改变现实。楚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受到是非观念的束缚，而是从长远考虑，才挽回了一员大将对自己至死不渝的忠心。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难得糊涂”不过是一颗包容的心，是一份让往事随风而去的洒脱。
做人如此没，为政更是如此。汉武帝时期，东方朔就曾经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来委婉地劝说汉武帝要把胸怀放宽，要“举大德、赦小过”，不可求全责备。“察”，就是苛察。“徒”，即同类或伙伴的意思，现在就是指 “朋友”。 鱼的环境是水不要过分清澈，以至无处藏身；人的环境是关系不要过分紧张，以至无法相处。过分清澈与过分紧张，都含有危及生存的因素，一旦危及到生存，就必须对所存身的环境有较好的要求，因此鱼要求有水草、岩隙和树枝等赖以藏身的空间，人也要求有一个“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的环境和心态，要不然就都会引致对生命不利的结果。引喻到现实社会里就是：人太精明而过分苛察，就不能容人，就没有伙伴没有朋友。因为精明者往往容不得他的过错或性格上的差异。这句格言从自然现象谈起，告诫我们不要对对错、是非过于执著。这就好比肥沃宽松的土壤，树木就必然会生长茂盛一样（这当然须有其他要素如阳光、水分等），人有了不执著于是非的开放心态，能动的触角就会四处延伸，就会做出尽可能大的效果和成绩。但人事之间的尺度是不易掌握好的，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及，结果总是不能尽如人意。
据《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大将班超在西域为都护时限较长，又有病，所以朝廷将他召回，接任者任尚请求班超临别赠言，班超说：“塞外的吏士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他们都是因为罪过而发配到边地的，而蛮夷又都怀有鸟兽之心，不容易安抚，却极易挑起事端。而您的性格太严厉而急躁，这是不好的，也容易出问题。水清了就没有大鱼，政务太苛察就不易让下面的人亲附，以至人事和谐，所以您还是应当将法度放松点，简易点，要宽容人家的小小过错，只要大事能够抓住、不出问题就算尽到职责了。”
这正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哲学正是来自阴阳思维所带来的“是非观”。也正因为此，“难得糊涂”、“大智若愚”等成语或谚语才被一辈又一辈的人去体悟、把玩。凡事太较真，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未必是件幸事。纳宋朝诗人苏东坡来说，他聪明过人，可偏偏不为当权派所容，一辈子都在被贬谪。无奈的东坡居士最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著名管理学家曾仕强在北大讲座时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有是非,但是没有是,也没有非。”正如《红楼梦》中所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即使说清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如果太执著于是非，就永远看不清是非。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换句话说,即使是圣人,他所知道的也只是“存在”而已。我辈于茫茫之中摸索前行,更是常常连“存在”也分辨不清。因果循环,红尘变幻,究竟是真是幻、是梦是醒,我们也同样看不清楚。就象庄周做梦变成蝴蝶,蝴蝶做梦又变成庄周,他也分不清是梦是醒。

真诚地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楼主和ＪＬ０９４两位老师．
上述４句话．该如何理解？谢谢．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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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Ｌ０９４解释一下吧,我对《红楼梦》了解不多

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虽然充满了诸如“难得糊涂”“明哲保身”之类的警句，很多人也将这类观点奉为圭臬。以至于在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到处是油滑世故。但同样有“虽万千人吾往矣”，“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强大原则性。即使是说出“难得糊涂”的板桥先生不是也写过“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的诗句吗？可见，中国人的是非观念并非如楼主所言的“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楼主似乎过分强调了中华民族处世哲学中阴柔圆通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到阳刚方毅的一面。而中华传统文化对大是大非问题是非常看重的，因为这涉及到了中国人非常重视的一点－－“气节”。
我认为中华文明历五千余年而未断绝，正是由于中华文化中“阴阳”两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平时不妨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当全民族面临巨大威胁时，中华文化中阳刚的一面便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使许多平凡的人瞬间变成可歌可泣的英雄。前一阵圣火在境外传递中遇到阻挠时海内外华人的反应，还有汶川地震后举国上下的表现，便是眼前最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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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对中国人在处世过程中的阴阳两面的分析估计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雪满龙城”兄终于发难于我了。可以理解，我和仁兄一样，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无尽的同情和敬意。而且我也相信，楼上所说的“阳刚”的入世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精髓。但有一点楼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对人性寄予了过高的希望，以至于对规则很不信任，凡事都要靠自觉。结果的局面是，对形而上道德的追求过于拔高，结果在现实操作中反而走向了反面。造成了中国文化中最大的虚伪。因为当高尚的大旗树立起来以后，成为了一个晃摇不动的“霸权”，而芸芸众生又无法企及，高处不胜寒时，只能假装达到了这个境地。于是，虚伪出现了。于是，阴阳思维便开始在至上和至下之间周旋了。从治国方略的“内法外儒”，到“内方外圆”的处世之道，无处不充满这种狡诈。以至于出现了“道德杀人”、“礼教杀人”的局面。于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再也无法分清楚什么是真的高尚，又有哪些是在假装高尚。地震救灾中体现出来的“血浓于水”的场面着实让人感动，但我们是否认识到，这种情感又在多大程度上被人利用，那些拉关系、走后门、侵吞公款，把国家财产装入自己腰包的行为，仍然不是这种情感因素在作祟吗？我们非什么感动于其积极的一面，而又对另一面熟视无睹呢？情感很可贵，高尚也很难求，可怕的是这种东西被人利用。无论是“写天子以理诸侯”，还是“尊王攘夷”，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是在真的遵守王制，还是一种策略上的虚假选择。当年萨特以拒绝来自官方的任何荣誉为由拒绝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结果这种行为引起的效应比领受诺贝尔文学奖还要大。萨特是出自真心还是在作秀，无法分清，真真假假，实在难辨。这就是确实规则的结果，这就是没有起法制的负面。而老子对儒家的批评真是入木三分。“大道废而有仁义，智慧出而有大伪”“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可以点中了要害。
于是，中国文化中出现了一种很可怕的局面，那就是“仁”和“智”的纠缠，“体”和“用”的不分，“道”和“术”的难辨。前者让我们充满憧憬，而后者让我们感到可怕。而楼上所强调的，恰恰是前者。
我说过，过分的强调高尚，只会造就虚假的君子淑女；而过分的强调放纵，只会造就真是的浪子荡女。中国文化在理念上诉求太高，。结果在现实却变得太低。真是历史的吊诡。也许老子是对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极高明而道中庸

除了“难得糊涂”的是非不明，能够反映中国人处世之道的就是“中庸”了。“中庸”是儒家所推崇的一种境界，是一种“道”，而非“术”。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个人的一种修养，是社会的一种和谐，而非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权）术”。可是，受“阴阳”思维的影响，中国人总是很难将“道”和“术”分开。于是，在中国人眼里，“中庸”除了用来修身养性以外，也变成了一种摆弄人际关系的处世之“术”。
“中庸”是孔子对《周易》的发挥。前面我们说过，同是面对“阴阳”，儒家和道家却做了截然不同的发挥。道家崇尚“自然”，强调阴阳之间的对立和转化；而孔子却是关注阴阳之间的平衡和稳定。所谓“中”，在孔子看来是“当为矢着正也”，就是箭射中靶的，达到正确的结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以走极端为非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中正之道”。《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意思是说，中庸之道，把一切都说完了。大到宇宙演化，小到人伦处世，最精妙的境界就是中庸。如果深刻地领会了其中的精髓，就能做到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
在孔子眼里，“中庸”为天下之大道，既可修身，也能治国，更能处世。处世中的“中庸之道”，就是不走极端，在人际关系中保持好平衡，做到“执中”、“用中”，使矛盾的双方维持在一种稳定状态，以免剧烈的质变所带来的灾难和失衡。“中庸”并不是主观地排除或消除事物的矛盾，因为矛盾着的“两端”始终是客观存在的，是消除不了，逃避不掉的。而所谓的“中”也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时间和外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提出了“时中”的概念。《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宋代朱熹在注释“时中”说：“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即是说，“中庸”，是因“时”而“中”，因“地”而“中”，而非简单、僵化的“中间地带”。叶正因为此，“中庸”才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一种高明的“处世之道”。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在中国历史上，深喑“中庸之道”的当属清朝的曾国藩。据说，曾国藩曾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曾国藩对此总是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的而喜，也不因拍马过火而恼。但是，曾国藩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讽刺一翻。曾国藩看过该批阅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种做法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那么他们必然也将想尽办法置你于死地。曾国藩的一翻话让手下恍然大悟，甚至后怕得冷汗淋漓！
事物的作用力都是相互的，你若给予对方的作用力大，对方反馈给你的反作用力也会同样大！这个道理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也适用。不去惹事，是非就会少了很多。如果经常处在主动的状态去指责人，那么你一定倍受关注，并因此而成为众人指责与鞭挞的焦点。
但人在社会中，哪能不沾点是非呢？何况也确实有很多可耻的作为应该被鄙视！这就需要我们用适可而止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了！面对是非，维持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就可，无须强求对方完全臣服在自己的立场下。因为人的视角与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而一旦成型又很难改变，因此，想要征服对方无异于要彻底动摇其信念根基。但是，你却没有必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人本来就是这个多元社会中的一员。
中庸的处世方式最好的诠释便是“知性好相处”。 对周围的人有个大概的印象与了解，及时调整自己与对方的人际关系，把握好自己对他们赞美与批评的心态，这才是我们应该修炼的情商。曾国藩是深谙人情之道的高手，倘若拒绝被人拍马，则必是孤家寡人吾人可用，倘若沉醉在拍马中，则会让那些颇有见地的人才流失。因此曾采用了淡然的处理方式，一边听着满耳朵的谄媚之词， 一边心怀城府头脑清醒的利用各种人才为自己效命，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据《后唐书》记载，唐朝名将郭子仪的的儿媳与儿子在闺房吵架， 郭的儿媳是当朝公主，平时骄横跋扈，郭的儿子一怒之下冲老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是我爹爹不愿意做皇帝，你才成为今天的公主的！”公主一听，立即把这作为一条天大的欺君罪状告诉了皇帝。但皇帝只是微然一笑，说：“确实如此。没有郭子仪，我今天做不了皇帝，他说点私房话并没有欺君妄上。”
皇帝的话真是捻轻若重！我为君、你为臣，我在主动地位执掌着天下苍生的性命，你处于被动地位臣服于我，任你私下说什么闺房气话，也不可能动摇我的君主地位。因此，皇帝 一面承认的郭子仪的功劳，一面强调了自己的君王地位，皇帝的话让郭子仪诚惶诚恐，连声谢罪。作为一个君王，没有众人的辅助不可能坐稳帝王的位置，但是，如果因为一点细小的风吹草动就以为臣子欺君妄上，那帝王的位置恐怕更加不牢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强势人群的中庸之道关键在于充足的自信！你有足够的自信维护自己的强势状态，那么那些无伤大雅的窃窃私语便大可一笑置之。在不违反根本原则的情况下，给处在弱势状态的人一点发泄的空间，不仅不会动摇自己的强势地位，反而会因为以德服众而让人加倍服从。换个方向来说，如果因为一点瑕疵而采用强制手段压制弱势，被逼到山穷水尽的人可能会为了生存而最后一搏，产生更大的冲突。
倘若身在强势，但却时刻担心失去强势的状态，那么可以肯定的说，此时的强势只是表象，在心理上该强势已经转变成了弱势。倘若以为身在强势而又一味专横，那么该强势也会因为弱势反抗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发生质的逆转，最终成为弱势！而中庸之道则讲究退可守、进可攻，但却引而不发静观其变，进而适时因事利导，如此作为才能真正保持强势状态不被轻易动摇！
中庸的处世方式，最终的目的在于缓和矛盾。在不违反各人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它象一道润滑剂，把人与人之间因棱角的摩擦而可能产生的矛盾及时化解；它能摒弃太过极端的做法和偏激的思想，从而让我们少生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在可能的冲突中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及时保护好自己。正是这种所谓宽广的胸襟和“大智若愚”的智慧，让我们在莫测的世事沧桑面前处变不惊，左右逢源。这便是中庸之妙！

不平衡中的平衡术
孔子的“中庸之道”，本是对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态度，主张不偏激，不走极端，保持温和，防止的是由于由量到质的巨变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对人，讲究身心的和谐；对社会，主动社会的安定。但是，这样一种孔子眼中“天地之大道”，却被后人从另一方面加以发挥，成了一些人的处世哲学和把玩人际关系的“驭人之术”，并深深地积淀在华夏几千年的文化中。翻开中国文化的词典，不知充斥着多少类似“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少管闲事”、“左右骑墙”的俗语。正是这种对“中庸”的庸俗理解，中国文化在显示出其高尚和深刻的同时，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完成了由“道”向“术”的蜕变。也正是这种蜕变，使得中国人成了鲁迅笔下的“冷漠者”， 成了胡适笔下的“苟且者”。
在这方面对“中庸”的发挥，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平衡术”。
所谓的“平衡术”，也就是把自己所能掌握的多个方面的人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使之发挥最大效用为自己所用。在这里，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平衡”，不能让一方占据上风，而是让其相互牵制，从而让自己能够坐山观虎斗，爬在桥头看水流。比如一个高明的帝王，绝对不会偏执于是非善恶，而是让各种人才尽可能地发挥最大效用。所以，他们忠臣也用，奸臣也用，而且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用忠臣来牵制奸臣，用奸臣来遏制忠臣，从而达到稳固自己权力的目的。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善于玩弄这种驭人之术的高手。史书记载，唐太宗很重视李绩的能力，希望他助太子。晚年的时候，他对太子说，李绩是人才，你应该重用他，但你对他无恩，我先贬他，待你登位后，立即起用他，升他的官，他必为你效死力。果然这一招甚是有力，日后便成为历代用人不传之秘。
《清史》记载，顺治皇帝离世之前，把康熙确认为自己的接班人。但当时的康熙只有８岁，必须要找大臣辅政。找什么样的大臣呢？康熙确实动了一番脑筋的。如果找皇亲国戚辅政，但又怕他们坐大多权，危及皇位。到皇室意外去寻找，又怕他们不和小皇上同心同德。经过一番挣扎，顺治最后找来了四位自己对其有恩的大臣，并委以辅政之大权。这四个人分别是索尼、鳌拜、遏必隆和苏克沙哈。这四个人自然感激涕零，一同发誓：誓协忠诚，同生共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而且还强调，不私下与诸王贝勒等府往来，不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大恩。他们四人的誓约，当然有诚意，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一个监察制度，或者是在他们之间制造一种平衡，才不会诱惑他们四人越轨，为康熙的亲政争取时间。
在四个顾命大臣之间维持平衡的正是那位大清朝了不起的女人——孝庄太皇太后。孝庄的精明在于，她没有来个垂帘听政。据说当时也有人劝她垂帘听政，但她坚决拒绝。因为她不居其位，所以不会变箭靶，出了政治不平衡的时候，她反而可以潇洒而又主动地处理问题。如果她好虚名而居其位，她肯定是居虚名而受实祸，会处处受制于人。
由于孝庄的努力，四位顾命大臣最初是平衡的，但索尼一死，鳌拜便立即扩大实力，他首先收买了遏必隆，因为这个人见风转舵，容易对付。另外一个苏克萨哈呢？他和鳌拜对抗，极力树立自己忠贞的形象，表明自己是为了国家而对抗鳌拜的。其实，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多权，不过是走了一步险棋，以为靠所谓的忠心，变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打倒鳌拜。可是苏克沙哈打错了算盘。因为当时鳌拜的力量过于强大，康熙还未成气候，斗不过鳌拜。为了赢得时间，孝庄最后只好借苏克萨哈的人头一用，助长了鳌拜的骄傲和自大狂妄，并最后用他的嚣张打倒自己。
果然是一着高招，孝庄因此而换来几年时间，培养了康熙的实力，最后战胜了鳌拜。这也是在不平衡中的平衡术。看来，对那些深喑平衡之术的人来说，他们的眼里没有是非曲直，更没有忠奸善恶，唯一需要的就是不让任何一方独大，威胁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得不说了受了阴阳思维的影响。
也正因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奸臣。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奸臣嘴脸的时候，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长大以后才渐渐明白，当时的君主何尝不知道他们是奸臣？他们无恶不作，擅权独断，为什么不杀之后快？其实，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否则，奸臣早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大凡奸臣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却都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高力士之于唐玄宗，秦桧之于宋高宗，魏忠贤之于明熹宗，和王申之于清高宗都是这样。大伙都说你坏，皇帝也说你坏，那是恶臣不是奸臣。奸臣的特点是无论他做多少坏事、害多少人，他都会被重用、被提拔，都会讨得皇帝的欢心。皇帝糊涂吗？不是的。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对忠奸是有着最为基本的判断的，他们知其奸而用奸，是有其理由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估计就是平衡。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皇帝喜欢忠臣，但忠臣有时确实让皇帝很难受，圣明如唐太宗被魏征犯颜直谏惹恼了，回到家中都会恨恨地说：“这老不死的，总有一天我要宰了他！”忠臣得天下之正道与天下之人心，有真理又有群众基础，免不了对皇帝的权威与尊严构成莫大压力，一旦压力过界，奸臣的作用便有了。这时，奸臣就好似皇帝放出的一条狗，小者可以让忠臣疲于应付，重者可以让其送命，最后的结果是给忠臣以警告，让皇帝很好驾御他，别以为自己是忠臣就翘尾巴。忠臣被害死了，也可推到奸臣身上去，不会损坏皇帝的圣明。许多人认为自古忠奸不两立，他们没有看到，从皇帝的角度讲，这忠奸恰如硬币的两面。正因为此，每个朝代好像都有奸臣，《宋史》的编纂者还专门为奸臣写了传记，名之为《奸臣传》，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其实，奸臣的存在，正是统治者手中的一颗棋子，它的作用并不在于为国家出力报效（他们也没有这么做），而是牵制忠臣，防止忠臣蜕化成奸臣。通过两股力量互相制衡，皇帝的政权才得以稳定，才能高枕无忧。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不能不说里面蕴含着中国人的大智慧。但是，这种驭人的“平衡术”是通过内部“互相残杀”的方式来换取整体结构所需要的平衡的权术。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是一种致死的疾病，而非良性的互动和稳定。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整个结构系统暂时的平衡和稳定，是通过带有大面积杀伤力的“内耗”为代价来实现的，从长远来看，它则有着难以计量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当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纳入到整个民族的生存模式当中去的时候，更是成了挥洒不去的阴影。诸葛亮总结历史教训是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倾颓也”。但是智者的告诫总是显得自作多情，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几个人的呐喊而改变方向。一切寄托于个人的好恶，一切依靠人的自觉，而没有一个民主性的政治体制，奸臣就会大有市场，总能被提拔被任用。以此观照历史，从秦汉到明清，每个朝代莫不尽然。

上善若水，贵柔守雌
上几年流行一句话：“做人要厚道”。其实“厚道”是一种品质，不能形象地道出中国人的思维特点。真正体现国人思维特点的是：“做人要低调”。所谓低调，就是不骄横，不恃强，而是守弱势，居下位。这里的“守弱势”、“居下位”未必是真的弱，真的居他人之下，而是一种姿态。正如孔子的中庸之“道”由一种修身之法蜕变为一种人际交往之“术”一样，老子的“无为”思想也由一种追求洒脱的人生境界演变为一种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君人南面之术”。在这里，已经不是“无为”的人生境界，而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策略和手段了。
如果说孔子看重的是阴阳之间的平衡，那么老子关心的则是阴阳之间的转化。孔子主张要把阴阳维持在“中庸”的平衡状态下，那么，老子则主张不做作，不粉饰，顺应天地大道的运转和阴阳变化，反对“人为”和“强行”。所以老子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滋润万物但不与万物相争，所以像水这样的品格最接近于 “道”。老子说他有三件宝贝，持而守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里的“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低调，就是守弱势。不如此，就无法顺应阴阳转化，无法顺应大势所趋，无法顺应大道流行。但老子又认为，所谓的“无为”也不是什么也不做，坐在那里等着天上掉馅饼，而是“无为而无不为”。我们没有看到水吗？看似柔弱，其实却隐含着巨大的力量。天下没有什么事物比水更柔弱的，但天下很多坚硬的东西恰恰是水攻破的。唯有水，才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唯有水，虽然“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或“驰骋于天下之至坚”，但却能随方就圆而不争胜好强，是谓“不争”也。
老子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对中国人的处世的原则和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上善若水、贵柔守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处世观。做人要低调，是因为“太刚则废”，枪瞄准的往往是那些“出头鸟”。而这种“委身以自保”的思维正是来自于道家对阴阳思维的发挥。
做人要低调，进可谋取功利，退则可以保身。相反，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下场往往都会很惨。轻则身败名裂，重则身首异处。还是说一说唐朝那位著名的将军郭子仪吧！郭子仪是唐朝大将、宰相。初为太守、节度使。平定“安史之乱”，功绩卓著，声名远扬，赐“尚父”，加进太尉、中书令，可以说位极人臣。虽说“高处不胜寒”，但郭子仪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品质在明争暗斗的名利场中保存了自己，在伴君如伴虎得官宦浮沉中善待了自己。归根到底，他靠得就是低调。郭子仪一生处处示弱，做人低调，最后才得以终其天年，寿终正寝。
关于郭子仪，有这样一个故事：说郭子仪的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进出，郭子仪不准府中人干涉。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要调到外地任职，特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俩人正在梳洗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手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使唤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回去后，将官便把这情景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人们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谈论。
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但他的几个儿却觉得大丢王爷的面子。他们相约，一齐来找父亲，要他下命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郭子仪听了，立即制止。她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的自家性命。”儿子们个个十分惊讶，忙问这其中的道理。郭子仪叹了口气，说：“我现在官做大了，皇上本来就不信任我。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紧闭大门，不与外面往来，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加油添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少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是明白祸是如何产生、又如何去消除的道理。郭子仪具有很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善于忍受灾祸，更善于谨慎接受幸运和荣宠，深谙中正平和、不变不惊的明哲保身道理，所以才能四朝为臣而不倒。
做人如此，谋取功利也是如此，强出头者必定失败。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诸侯相约：先攻入咸阳者为王。结果，刘邦第一个攻进了咸阳。进入咸阳城后，刘邦就被城内那些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和掩护缭乱的美女吸引了，恋恋不舍，不想离去。这个时候，樊哙警告他说：“你如果想当一个财主，就留在这里；但如果你想要得到整个天下，就应该马上离开这里，免得成为众矢之的。刘邦虽然市侩出身，但却听劝得很，结果退出了咸阳，向项羽示弱，居下位，暗中凝聚力量，最终拥有了天下。朱元璋也是如此。在元末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起义军四处揭竿而起。许多人打了几场胜仗就忙着称孤道寡，迫不急待的选妃建都，大封亲族。而朱元璋，则接受谋士的建议，暂缓称王。因为他深知，尽管自己有了一定的实力，但称王只会引来别人的嫉妒不满，容易受周围的起义军及元军进攻。而称王，看似风光，其实没有多大用处。称王有许多条件自己都未具备，而这些条件又是必须的。不称王，缓称王，还可避免其他势力注意，使其他势力关注于争夺未知的虚名互相消耗实力，自己则避之。将来条件基本后，称王则是理所应当的。放弃了看似“有”实则“无”的虚名，转而经营实实在在的其他人看不到的“有”，最终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三国时期的曹操也是深明其中的利害。所以，尽管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始终是自封丞相，不敢弃汉献帝而自立。而当孙权写信来称他是皇上的时候，曹操不但不高兴，反而冷笑道：“孙权这小子，是把握放在火上烤阿！”。称帝很简单，穿上龙袍，封赏一下手下的臣子，再改改国号就可以了。但问题是，一旦如此，“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就消失了，一旦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撤掉，就会成为别人借以非难的借口，大难之日不久矣。正因为此，曹操到最后也没有称帝，他自己说的明白：“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如果天下是曹家的，面南背北的人还是让儿子去做吧！

在几何学上有一个公理：两点间直线最短。也就是说，将两点连接在一起，直线的距离是“最经济”的。这种思路也形象地道出了西方人的直线思维。所以西方人很重视“规矩”，所有的人都要按“规矩”办事。对国家而言，最大的“规矩”就是法律；对个人、团体而言，最大的“规矩”是契约。总之，整个社会都要纳入“规矩”，杜绝人情，杜绝偶然因素，以实现访方面面的“最经济”。
而受“阴阳”思维的影响，中国人的“规矩”意识却是淡泊的。阴阳相反相成，变动不居，且互相纠缠，弯弯曲曲，哪里会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规矩”呢？即使有“规矩”，也应该是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怎么会直来直去，不讲变通呢？西方人说“两点间直线最短”，我们中国人则说“欲速则不达”，两点间最短的恰恰不是直线，看似“最经济”，可能离目标会越来越远。而最有效的，恰恰是那条弯弯曲曲的迂回的道路。
所以，我们中国的智慧最讲究迂回——歪曲着前进。歪曲是策略，前进是目的，迂回之术可以说刚柔相济的贴切运用。远行之人，前有高山挡路、石头绊脚，自然会想办法绕过去，或动脑筋另辟蹊经。这种做法应用在人情世故里，便是绕着圈子达到目标：有些话不能直言，便得拐弯抹角地去讲；有些人不易接近，就少不了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搞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要投石问路、摸清底细；有时候为了使对方减轻敌意，放松警惕，我们便绕弯子、兜圈子，甚至 “顾左右而言它”， 将其套牢。
文化大师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求人办事，从来不会像西方人 “此来为某事”那样直截了当开题，因为这样很不风雅。如果是生客就更显得冒昧了。中国人向来讲究在“察言观色”上做文章，就像写八股文一样，有着承转合的优美。不仅有风格，而且有结构，大概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谈寒暄、评气候。诸如“尊姓”，“大名”，“久仰”，“夙违”及“今日天气如何”皆属于此类。林语堂称之为气象学的内容，在此起“来则安之位安而后情定”的作用，即联络感情。这些内容在人们的生命空间中确实也有很大的共同性，不至于遭到抗拒。
第二段是叙往事、追旧谊。这就更深一层了，要从大众皆有的生命空间过渡到彼此较为特殊的那一块，是深入的过程。林语堂戏称之为“史学”。“也许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是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适之，甚至辜鸿铭，林琴南……那便更加亲挚而话长了”。这一段做得好，双方感情可能会有真正的融洽。
第三段是谈时事、发感慨。这可是政治学了。“感情既洽、声势斯壮”，于是便可联手出击，可进入侃的境界。纵横的范围甚广，“包括有：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救国策，对于古月三王草将马二弓马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连带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年到几年之统计。比如你光绪三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今年是民国二十九年，合计应得三十三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三十三年。”这一段做得好，感情更为融洽，声势又壮，甚而至于相见恨晚，到了两胁插刀的程度。至此，可认为到了陡然下笔，相机言事之际。
于是，这第四段就叫经济学——奉托“小事”。可客气地起立，拿起帽子，然后兀而转来道：现在有一小事奉烦。先生不是认识某某吗？可否请写一封介绍信云云。这一段要自然随意，不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或使对方觉得自己该欠他多大之情。而是要利用前叙铺垫，陡然收笔，总结全文。
这种迂回之术，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兜圈子”。看似简单，复杂，其实中国人早已运用的如火纯青，登峰造极。凡是深得此理的人，则会左右逢源，到什么地方都招人喜欢。而那些不善于此道的人，则被我们称之为“一根筋”、“直肠子”、“碰到南墙不回头”。定会四处碰壁，没有好的人缘和人际关系。这种处世观，这种“迂回与进入”的思维，正是那个“阴阳鱼”所打造的。
再讲一个故事。据史书记载，明代嘉庆年间，有一个“给事官”名叫李乐。此人刚正不阿，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儿了，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上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由于他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自己可能也难脱连累。
这个方法的使用真是巧妙至极。李乐不懂得人际对局过程中 “润滑当先”的道理，不懂得迂回之术，连自己的学生都不如。
中国是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但中国又是一个不讲太多“规矩”的社会。当没有了外在约束，一切都要靠人的“脑袋”的时候，如何处世确实就是一种智慧了。西方人讲规矩，你再有这种智慧也没有用，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施展的空间。因此，与其说西方人的“契约意识”没有滋生中国式的这种处世智慧，还不如说，西方人的这种“守规矩”的精神取消了中国的这种智慧。相反，信奉“阴阳”思维的中国人对“规矩”很不感冒，中国人也不相信“规矩”，这就为中国式的处世智慧搭起了一个施展的舞台，提供了一个发挥得空间。在中国，人不可不讲究迂回，无迂则不亲和，不亲和则会孤立，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作者：雪满龙城　回复日期：2008-5-29　10:43:39
关于中国人处世哲学的问题，楼主与我意见向左，前几天因为俗务缠身未及细论。楼主认为中国人习惯于树立很高的道德标杆，而在日常操作中却往往滑向他的反面。以我愚见，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世界上每个民族，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都会树立自己的道德标杆，而在日常操作中呢？圣经中说：要爱你的敌人。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自己的右脸伸过去。（大意如此）实际上呢？笃信基督教、天主教的西方人未必人人有如此胸怀吧。
其他文明、其他民族为人处世的道德水平未见得比中华民族高尚多少。由于人性中的阴暗面是全人类共有的，所以“钩心斗角，阳奉阴违，伪君子”之类的词汇应该是人类共有的。
至于中国人日常交往中的油滑、世故、墙头草之类表现固然是阴阳式智慧庸俗化的表形，但也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生存斗争中磨练出来的生存智慧。毕竟由于人性和欲望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每天按照儒家设立的道德标准来生活；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孔子的境界去理解“中庸之道”的精妙之处。楼主能想象中国变成“君子之国”的情形吗？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我认为中华文明历五千年而不灭，始终薪火相传；与中国人平时贵柔守雌、一团和气，危难之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处世之道是有密切联系的。或者可以说中国人多数是有两张面孔，一张道家的，一张儒家的。
本人浅陋之见，原不足与楼主方家论道，然终究是半瓶醋的修养，不吐不快，楼主幸勿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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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否认西方也有道德，更不否认其他民族的文化中也讲道德。康德布就曾经对“道德”有过精辟的论述吗？《圣经》中不也有关于“道德”的精辟见解吗？但是，他们都没有中国的这种建立在血缘伦理之上的“道德”，更没有将这种道德无以复加，并上升为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墨子不也讲“道德”吗？他的“兼爱”难道和孔孟的“事亲之爱”相比就不高尚？非也。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历史选择了孔孟，而抛弃了墨子？为什么孟子斥责墨子“墨子兼爱，是无父也，禽兽也”？
所有的这些都在表明，黄色文明、农业生产并没有让私有制的利剑过早地斩断中国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而是将血缘奉为了神明，而建立在血缘伦理之上的道德才是中国的道德，而非西方人的博爱。中国是特殊之爱，是具体的，使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所以是真爱。中国人为这种爱宁肯牺牲生命，可以赴汤蹈火。而西方式的博爱却牵强的多，顶多是一种口号或理想。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过是由己向外扩散而已。正因为此，中国的等级社会性质材成为可能，中国的道德才成为霸权。这种霸权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依托，同时也戴上了枷锁。
中国人向来讲情，而很少讲理。向来重视自觉行动，而否则契约和规矩，从而没有给多重的价值选择留下空间。我去家乐福买东西，就会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很多人会说我不爱国；南方地震了，我不敢不去捐款，因为这样做别人会说我没有爱心。不爱国就不爱国，本来没什么问题，但在中国不行，别人绝对不允许这种赤裸裸的表露，即使不爱国你也要装。即使你没有爱心，也必须装着有爱心。这就是道德杀人，礼教杀人，道德于是有着向手段伦变得可能。

也许人类的情感只有具体化，才能产生发自内心的真性情和真勇气，不否认西方人对“上帝”的信仰，但在这样一个冥冥不可见的终极之处，人能产生何等强度的感情，很值得怀疑。不否认西方人所谓的“博爱”，但是一旦把所谓的爱投向一个抽象的概念——人类，其爱的程度也很值得商榷。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玩笑》中所说的那样：

有人声称要爱人类，而有人反对说，我们只能爱单独的人，也就是说，爱这个和那个人。我赞同第二种观点，并愿意补充一点，对爱适用对恨也适用。你可以尝试把你的仇恨只集中在一些抽象的概念上——非正义、盲从、残酷——或者你走的更远，发现人的本质就值得你仇恨，试试去仇恨人类。那个秤盘上的仇恨超过了人的能力，因此人减轻他的忿怒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忿怒集中在一个个人身上。

恨是如此，爱何尝不是如此呢？爱上帝、爱人类，永远没有爱自己的妻子、妈妈、儿子来的实在很真切。

道德标杆树得高也不是坏事,还要看是怎么一种社会形态,怎样的权力分配方式,怎样一种民族生存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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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观点很好，我也很赞同。但问题的关键是，道德标杆树的高和社会形态，权利分配方式，民族生存心态，并不是并行的东西，恰恰相反，正是前者对后者起了决定作用，二者并不是并行的。道德标杆太高，中国人的权力运作方式自然是由上到下的，不可能是民主的。不仅不民主，中国也不需要民主。社会形态是等级制的。民族生存靠的是情感，道德情感来维系信仰和生存价值，而非契约式的义务和权利。这些都和中国人在道德方面的至高追求有关。爬的越高，摔得越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