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向LZ请教,
爱因思坦,我觉得不太好作为一个西方信上帝的好例子吧?
他也说了 他信的是SPINOZA的上帝，基本上可以说是自然.

而SPINOZA和老子 按照STANFORD 网上哲学百科定义基本上属于
同种哲学,PANTHEISM,中文翻译是泛神论 (虽然我超级烦这个翻译,
但没办法).

所以这样 似乎有点小矛盾? 不好意思 我对爱一生不太了解,
目前读到的他的信仰应该是这样的,

按照一般现代人西方思维,如果爱的上帝(自然)等于史(SPINOZA)的上帝(自然),史和老子有是同路(西方哲学家们认为), 那么根据等式传递性, 爱就是属于老子的信徒了? 虽然我觉得这其中有很大还是翻译的问题, 但是真的仅是翻译导致的差异么? 感觉如果爱信奉自然,因该和老子也是一家的啦,所以他不应该被反复作为西方代表?
我只是感觉大凡伟大西方科学家,尤其搞物理的,越到后来 悟到的道
越是和中国的道向近, 只不过他们还是把这个道叫做GOD而已,但给了这个新GOD不同的定义.(语言真是个麻烦的东西). 象什么测不准定理啦,其实是很有中国"道"的韵味在里的.

所以用爱举例在这里有点不明,望说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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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信仰是一种关乎世界统一性的信仰，最终的对象，不管是有意志的上帝，还是斯宾诺莎意义上的自然，还是莱布尼茨意义上“最好的世界”，还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不动的动者”，都是一个含义。总而言之，最后的终结者为真善美的合一，是人摆脱有限朝向的对象。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概念很重要，那就是“逻格斯”。“逻格斯”是语言、思维和概念的统一性，所以说，西方的学问是“三位一体”的，正如中国文化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
把西方人眼中的“自然”当作老子意义上的”道”，是不合适的。中国人的“道”是无法直线超越所能达到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来的汉朝正是在秦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不再一味地采取高压和严刑酷法，而是将“典型性暴力”转变为“非典型”的权力。不但如此，汉朝的君主，特别是汉武帝，还要对这种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和说明，使之披上“天不变，道亦必变”的外衣，向臣民灌输，让他们在头脑里接受这个制度，认可这个制度，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维护这个东西。
看来，汉朝的皇帝确实比秦朝的皇帝高明多了。这种高明就在于从来不轻易动武，也不是动不动就露出带有杀机的狰狞面孔，而是温文尔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这就给人一种文明的好印象。本来嘛！历史在进步，干嘛非要吹胡子瞪眼，舞刀弄枪的，让人们自愿地接受不更好吗？就这样，汉朝开始在整治人心上下功夫了，从而把“硬打压”变成了“软着陆”，实现了从武力社会向权力社会得转型。
要让老百姓在内心中去接受这种等级制度森严的中央集权制度，就必须找到与这种制度相匹配的意识形态。于是，汉朝的领导者开始到民间的思想中去寻觅了，看看哪个学术派别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就标榜哪个学说，将其扶植起来，奉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然后再运用国家的力量推广这种学说，使之入头脑、入教材、渗透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以维护权力社会的稳定祥和。因为权力社会是一个“文治”而非“武功”的社会，需要的是“文化天下”，而不是“武力打压”。既然是“文治”，依靠的对象就不能再是军队、酷吏和狱卒，而是文官和知识分子。这样做不仅节约社会运行的成本，不需要动不动就把刀枪拿出来，还可以俘虏人的内心世界。这种两全其美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这样做还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目的，就是让战国时代遗传下来的纷议政治的知识分子闭嘴。战国时代本来是一个诸侯混战的大分裂格局。那个时候观念不一，思想分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呢？国家统一了，分裂的局面消失了，就不可能允许这种乱七八糟的声音存在，而是需要同一种声音，同一个思想，至少体现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上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那些喜欢空谈政治，留恋先王之道（也就是“封建”制）的“士”好像没有看到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变迁，还是经常街头巷议，对政治进行指手画脚。当年秦始皇帝这一点就很恼火，一怒之下“焚书坑儒”，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是留恋先王之道吗？我就把各国的历史书都烧光；你不是喜欢高谈阔论政治，对当今的中央集权制度心存不满吗？我就在肉体上消灭你，把你活埋！可是始皇没有意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书是烧不完的，而儒生也是埋不光的。相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像那“离离原上草”，当真是“一岁一枯荣”，只要气候合适，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跳出来捣乱破坏。
如何改变这种“儒以文乱法”的状态呢？看来一味地打压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当年大禹治水不就是采取了疏导的办法才成功的吗？治国也是如此，对这些有着“尚空谈、议时政”癖好的“士”，唯有收买和招安，别无他途。何况这些“士”在内心深处也在盼望着被收买和招安呢！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士”崛起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是靠脑袋和舌头吃饭的，而不是靠自己的体力谋生。“诸侯有国，大夫有邑，士有田。”（《礼记》）这里所谓的“士有田”，并不是说“士”和“诸侯”、“ 大夫”一样有自己的领地，他们拥有的仅仅是一块没有主权和治权的“田”。没有领地，所以没有家产；因为只能靠头脑活着，不会干体力活，所以没有收入。没有家产，也没有收入，唯一可做的就是“寄生”。他们是“毛”，必须附在一张“皮”上，依附性极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过是学好专业，加强道德修养，然后再去帮助大夫、诸侯和天子去管理国家，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从而能有口饭吃。一旦人家不采用你的意见，你就会被冷落，只能去投靠别人。这就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不如此，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出入。
当然，诸侯、大夫也需要“士”来帮忙，战国时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都以养“士”著称；而这些“士”也是像没有头的苍蝇，四处投奔，很想一下子土鸡变凤凰，得到某个君主的赏识，从此改变命运。所以他们颠三倒四，反复无常，挑拨离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什么风转什么舵，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论衡•效力》）其流动性和依附性可见一斑。
秦汉时期，天下虽然一统，但“士”的这种依附性质却没有得到改变。他们仍然没有家产，仍然要靠头脑吃饭，仍然要想出路、找工作，而最好的选择就是为帝国服务，为皇帝效劳了。于是，汉高祖天下初定，叔孙通就赶去效力了，而汉武帝金殿问策，董仲舒就急急忙忙地跑去了。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心里明白，只有到皇帝这里，自己的满腹经纶才会有用武之地。
就这样，国家需要统一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需要知识分子为自己的“文治”服务，而知识分子也需要“寄生”在官方身上体现自己的价值。于是，一场政治和思想的交易就这样拉开序幕了。 但这里的问题是，“诸子百家”，学说纷呈，为什么汉武帝唯独对儒家情有独钟，对儒学特别青睐呢？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到历史中去求本还原，去儒家的社会理想中去寻找答案。

儒学是如何变成国学的

汉武帝金殿问策，儒生董仲舒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汉武帝的心：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且不管董仲舒说的具体措施是否有效，但有一点汉武帝肯定是动心的，那就是：统一的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思想。而儒学，正是宣扬这种国家“一统”的。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讲的就是国家一统。这种统一，不仅是天地宇宙间的根本规律，也是人世间永恒不变的道理。可是现在呢，学说不统一，思想不一致，“百家争鸣”的怪乱现象还存在着，即使去找个老师学习，教的课程也不一样，各人有各人的主义，各派有各派的路线，老百姓也不知道要听谁的，不知道何去何从，一脸茫然。而国家无法制定政策，不能出一个声音，不能有统一的口径，怎么能做到国家的大一统呢？也就是说，没有统一的思想，怎么可能有中央统一的政权政治呢？
其实这个问题，秦始皇当年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他也想找到一个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可惜他找错了对象。我们上面说过，秦本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民风彪悍，对于文明教化之类的东西很不感冒，唯一喜欢的就是靠武力说话。所以到了后来，秦国的几代贤明的君主虽然都善于向东方学习，力图让自己变得文明一些，但仍然对齐鲁的儒学很没有兴趣，而对三晋之地（韩、赵、魏）的法家思想和“刑名之术”很是感兴趣。原因很简单，齐鲁之学强调的是人性的改造、社会风气的改良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目标，过于迂远，对于急功近利的秦国来说，这个办法实在太慢了。
但三晋之学就不一样了，以韩非子、商鞅、李斯、吕不韦为代表的三晋人世，不尚空谈，而是强调功利和实际效果，注重国家的改革，从而让国家迅速富强起来。所以，当时的秦国接受的多为三晋的人士，奉行的也是三晋的法家思想。这里面当然也有地理上的原因，三晋与秦国频临，接受三晋的学问比较便利，而与齐鲁大地离的十万八千里，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儒学，更别说接受了。在此，我们还需要再引用一下钱穆先生在《秦汉史》中的那一观点：

当时的东方学术文化，大抵先起者为儒墨，孔丘儒墨皆鲁人，其学风所被，亦以齐鲁东方为盛。继起乃有法家兵家纵横家，如李克吴起商鞅尸佼申不害公孙衍张仪之徒，则三晋之士为多。论其学风，不徒先后有殊，亦复东西有别。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此为儒墨两家所同。其后道家继起，其论学态度亦复同也。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之富强为基准。其用意所在，仅就现状粗加以革新，并不能注意及于整个之社会，全部之人生。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则法家兵家纵横家皆然。
——《秦汉史》


看来，秦国不可能像后来的汉朝那样“独尊儒术”，因为它开始就没有这个底子。一是自身本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二是靠法家思想起家的（重用商鞅变法十年，国富民强，重用李斯、韩非子等人，统一六国），不可能在国家统一后想起来儒家思想，即使想到要统一思想，首选的也是法家。人走不出自己的历史，国家也是如此。当时的秦始皇和刚刚建立起来的秦帝国能够想到废“封建”，行“郡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在统一思想方面，不可能有那么深远的目光看到儒学的重要性和中央集权的一致性。贾谊把秦国的灭亡说成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确实有点求全责备了。
更何况，秦朝本来就是起于蛮夷的游牧地带，向来不服于东方的各类人士。尽管秦国最后胜利了，也没有挡住这些东方人士的不满和鄙夷。我们上面谈到的鲁仲连骂秦国，蔺相如让秦王击缶，都形象地说明这些东方人士对秦这样一个外来的、野蛮的民族是没有好感的。所以，对秦国来说，建国后施行高压，焚书坑儒，也不是不可以理解。
但汉朝建国后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一是汉高祖以来的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使得天下近乎稳定了；二是刘邦建国根本就不是采用的法家之术，他本人正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起来反对“暴秦”的。再说，汉政权本来就是关中政权，不是来自“蛮夷”，所以，对儒学更亲近些。这就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创造了历史条件。
秦国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单纯的法家思想的失败。法家思想是一种纯粹的政治谋略学，其“外王”有术，但“内圣”无方，培养官吏还可以，但根本不适合用于教化民众。像商鞅那样使用暴力更不行，思想政治教育岂是用暴力能解决的？另外，汉初奉行的黄老之学也行不通，那种思想倒是轻柔，但实在太“无为”了，早晚会把国家鼓捣的一盘散沙，和中央集权的国家格格不入，根本无法帮助大汉王朝实现国家枝叶相连，手足相顾的大一统，也无法指导雄心勃勃的君主实现霸业或帝业。
就是在这个时候，董仲舒张嘴了，他拍着胸脯说：中央集权所需要的统一思想，正是儒家思想；能帮助君主臣服四海的，也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所理想的社会正是一种上下有差、贵贱有别、和而不同的社会。这种社会，既有等级，又有秩序，还上下和谐。其实，这也正是中央集权的社会所需要的：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当然，儒家也是一门“内圣之学”，强调诗意的人生和“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但这一点对朝廷来说就不重要了，个人精神方面有追求就让他去吧，只要社会是安定的、有序的，对国家就是大大有利的。何况儒学经过董仲舒改造后，已经运用阴阳五行说构建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体系，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更加符合官方的胃口。
于是，就是这样一个在“百家争鸣”中不起眼的儒学，一跃成为了官方的哲学；就是这么一个“一家之言”的民间思想，摇身一变，成了国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者既可以用它教化民众，也可以用来维护统治，当然更重要的则是用来扼杀其他民家思想和“邪门外说”。

谢谢LZ回答， 我仅仅是想讨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而已，
因为英文的文献里，道家的哲学是属于那个泛神论的，只是被评为泛神论中最极端的一种，而外国大学都觉得这个泛神论其实是很无神论的，很多流派都认为它不够正统，不愿被讨论在“哲学与宗教”领域
因为西方哲学发展和其宗教也是离不开的。而其哲学还是宗教也离不开LZ所说的线性思维特点。
假如一个外国人 仅仅从看英文的角度，我觉得难免会落得个
老子和斯宾诺沙同门的感觉。 这个也许也是翻译的局限性吧
翻译不了神韵，因为没有从最根本意识到东西方的差异
个人讨论这个，也是因为以后有从事翻译的打算，
觉得真正把两个语言下的文化背景懂了后才可能翻得较为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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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世俗的民族，文化是一种世俗的文化。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是有神论，也不是泛神论。我在谈论儒家的时候，谈论道家的时候都指出了这一点。阴阳思维很难导出最后的“那一个”。
另外，翻译的困难在于，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创造一个思想，凝固一个世界。翻译，不过是两种文化的沟通，所以才是一项基本上不可能的工作。呵呵“知其不可而为之”。

还有请教个问题， 隔壁楼看的，“当年日本可以维新成功，中国为什么不行？”。
看了什么汗满族，体制乱七八糟的答案 都觉得不太靠谱
其根源是不是也就是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性呢？
日本虽然也是个东方国家 也受中国影响，但是毕竟不是象
拥有了5000年深厚积淀的中国骨子里文化深刻吧？
希望能说下你的看法
最近正在上欧洲19-20世纪历史这门课 也是中国的屈辱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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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外患，中国自己估计也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可惜，偶然性太多，以至于阴差阳错

作者：大石头兄弟　回复日期：2009-1-9　6:29:29
如此灿烂的文化为何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渣、垃圾呢？ 今天我才象鲁迅先生那样体会到，5000年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到今天还在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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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太强调自觉了，以至于忽视了规矩。可惜，一个太强调自觉的文化，在现实层面反而走向了反面。这也许就是物极必反吧！一个过于高尚的文化，反而成了最龌龊的文化？其中的滋味还需要我们慢慢体味和把玩

作者：gaga8833　回复日期：2009-1-9　6:09:08
还有 这本书出版了么？ 名字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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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出版了，不年底，就是年初。书的名字应该就是这个帖子的名字

政治与思想的交易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诸葛亮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志•马谡传》）韩非子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
所有的这些名言，都无不暗示了一个道理，无论是俘虏一个人，还是征服一个群体，首先要占领他们的头脑和心脏，而不是一味地高压和强制。所以说，汉武帝是一个手腕高明的帝王，无论是历史的大势也好，国家特殊时代的机缘也罢，都掩盖不住这位千古一帝的敏锐头脑。所以，汉武帝是一个高手，后来历朝历代及他们的帝王都应该感谢他，正是他为后来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
而董仲舒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不但要继承儒业，还要改造它，使之成为能够发挥光芒的学说。既然“士”必须附庸在一个权势之上才能生存，那么，皇帝和国家就是最好的选择。把自己的学说卖给谁，也不如卖给他们实惠。于是，董仲舒代表儒家思想和所有的儒生和汉武帝及汉朝签订了这个合同。这个合同的内容就是政治和思想的交易，而交易的标的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期限则是中央集团和帝国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
这是一个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后来世世代代的儒生都应当感谢董仲舒这位“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儒家宗师。正是他，为后来所有的儒生谋求了饭碗和正统。就有一点不能肯定，那就是：如果孔子地下有知，是不是会对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感到满意，对儒学的这种所谓的成就感到欣慰？成者王侯败者寇，重仲舒毕竟成功了，最起码比中途就衰落的墨家思想风光，比永远处于历史边缘的道家哲学风光，当然也比永远等不了大雅之堂的法家思想风光。
所以说，这两个人之间的过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博弈的结果是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但是他们估计没有想到，他们完成的这场交易估计是世界上、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单子了
正是这场生意和交换，使得儒学一步登天，成为了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儒生，也由民间的闲云野鹤一下子变成了朝廷的士大夫。他们只需要向国家贡献自己的知识、理论和忠心，就可以得到无人企及的社会地位、官位和俸禄。并且从此开始吃公家饭，永远都不会失业。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儒生在国家那里得到了发展的空间，儒学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拥有了别的思想无以企及的霸权。国家考试的科目是儒家的思想，官吏选拔的标准也是儒家的理论，治理国家的思路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儒家的套路。
另一方面，中央专制政权也得到了思想上的保障和守护，两千年来稳如泰山。要不是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这种中央专制政权不知道还能延续多长时间。看来，董仲舒确实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长期稳定找到了一个好的办法。在此后的几千年里，尽管历史循环，朝代更替，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却没有改变。这好像成了无需加以思考的东西。对儒家的集体招安，不仅给皇帝的至尊地位和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披上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合法外衣，而且还使国家少了一个潜在威胁的不安定因素，也增加了“文治”国家的实力。
这就是汉武帝比秦始皇高明的地方。秦始皇统一思想是不让人再去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和政策的高压。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和诱惑。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但是，这场交易又不是很平等。因为二者的地位不平等，根本就不具有完全平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尽管集权制度和封建帝国承诺按照儒家的思想来治国，但是，帝国到底是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寄生”的儒生。别忘了，权力社会的后盾可是暴力。但权力符号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当然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可是当自身的存在和合法性受到威胁，温情的脸色马上就会改变，可谓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总之，朝廷可以随时毁约，我行我素，但儒生却是不敢有半点的“违约”举动，不仅出卖了身体，还出卖了灵魂。不仅每天都低头哈腰而且还扭曲人格，没有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当然，在朝廷的昏庸和专制面前，还是有儒生敢于冒死直谏的，这些人在死后成为了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和忠臣孝子；而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骑墙阿臾，玷污了儒学“阳刚”的入世精神，也扭曲了“文死谏”儒者人格。真不知道，董仲舒代表儒生和儒学所做的这次集体大出卖，到底是赚到了，还是赔了本。正如后人点评的那样：“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中祸胎”。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也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中国的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
集权制度和帝国政治在这场交易中就赚到了吗？也未必，因为钳制了思想，罢黜了百家，一个声音的世界哪里还有思想火花的碰撞和新事物的产生？于是，帝国政治陷入了一个自己根本无法意识的两难：要维持帝国政治和中央集权，就必须独尊儒术；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则必然会把国家搞成一潭死水，失去生机和活力。正如龚自珍诗中所描写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真是一件无奈的事情，全国上下一个声音，哪里又会来的“风雷”呢？如果帝国政治无法改变，中央集权无法松动，“万马齐喑”的场面也就无法改变，所谓的“不拘一格降人才”也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就这样，自从汉武帝后，儒学永远就和集权制度和帝国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我们因迷惑于历史的迷雾无法将二者分开。近代以降，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这个“大国”的国门，随着帝国政治和集权制度的坍塌，国人愤恨的矛头也开始指向儒学这个盘踞在中国人头上的意识形态。从鲁迅的“礼教杀人”，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我们一波一波、一浪一浪地发出了反传统、反国学的最强音，甚至将我们五千年文明一并否定。这种局面，是幸运，还是不幸？
也许，答案只能由历史自己来回答。

还没有出

还没有出，但也没有几天了。到时候我在第一时间通知各位。

《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序言

回到中国文化智慧的源头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具体的人。而每一个具体的人，又都是文化的存在。正因如此，人才成了一个大写的人。萨特说 “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说，人不像动物那样通过“遗传基因”而延续物种，而是通过文化传承文明。“观乎人文，以化天下”，文化对人的熏陶和滋养，就像春风化雨一样，所到之处，春意盎然，绿色一片。
没有任何人能够客观地去打量自己的文化，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文化之中了。文化对于人来说是“日用而不知”的，如何能够抽身而出呢？爱因斯坦说得好： “鱼对于它终生都在其中游泳的水又知道些什么呢？”人和文化的关系，也许就是“鱼儿”和“水”的关系，“鱼儿”对“水”一无所知，正如人对自己的文化一所无知。但正是在这种“日用而不知”中，文化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你，或者说支配着你。它对你的支配是无形的，而且你也愿意让它支配，否则你可能就会觉得羞耻、不堪。正如泰勒所说：“文化可以使一个人因为某些食物被文化打上不洁净的烙印而饿死，尽管该食物的营养对一个人是有效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为了扫除污点而剖腹或枪杀自己。文化的力量大于生死。”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文化无异于捍卫生命。
让人加速度地脱离野蛮状态的是文化，而让人感到桎梏和压抑的，估计也是文化。文化就好比黑暗里的一丝光亮，它在照亮了某些地方的同时，也遮蔽了其他部分。“知其白，守其黑”的警告和呐喊在无情的历史面前总是显得如此地苍白和无力。难怪马克思大声疾呼：“我种下的是龙钟，收获的却是跳蚤”。孔子更是慨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于是，文化开始有了精华和糟粕之分，有了优势和劣势之别。
我们的文化也是如此，泱泱大国，堂堂五千年文明，在近代遭遇了“五千年来之大变局”，终于暴露出其软肋——不精于“长技”！
不精于“长技”本来也没有什么，我们本来仍然可以在“文质彬彬”和“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俯仰进退中把玩人生；时政腐败也没关系，改朝换代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司空见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已经是融入国人血液里的信念。道显，我们可以兼济天下；道隐，我们还可以独善其身。总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现在的情况可不一样了：西方人不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而且也在精神气质上挤压我们的文化。我们开始面临着来自肉体和灵魂的双重压力。不精于“长技”就会“落后”，而“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的。因为“坚船利炮”能够在瞬间消灭我们的“肉体”，远非大刀长矛所能及。而“肉体”上的威胁随即带来的是文化上的危机。因为亡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亡天下。天下亡了，中国人就不是中国人了，那才是真正的亡国灭种！
历史长河滚滚不息，我们的文化曾经饱受沧桑，历经磨难，但最后仍然是以“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魄将外在的挑战和威胁化为无形，纳为己有。但这次呢？这次，我们是否还有信心？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苗头。无论主张完全照搬西方的激进派，还是死抱着传统不放的保守派，都没有给我们希望。因为他们都不曾平心静气，内心中充满焦灼，时而自大，时而自卑。致使我们的文化经常伴随着我们这个民族中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时而是座上客，时而是阶下囚，时而是“礼教杀人”、“打倒孔家店”；时而又是“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
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自大很可能就是因为自卑导致的，而自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大的不堪重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走出“五四”，至少在文化上是如此。无论是所谓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是所谓的“创造性转换”，最终都流于了破产。原因也许很简单，我们总是想去找到点什么，都是带着太多的预设和目的。而这个目的和预设的参照物正是西方的文明。当我们用别人的标尺来度量自己的“三围”时，还会知道什么是“性感”和“美”吗？于是，找到了、量准了，我们自大；找不到、量不准，我们自卑。这种双重的矛盾心理已经成了国人“致死的疾病”和“压在心头上的坟”，挥之不去，转又重来。
“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 也许最好的方式还是要静下心来，既不自卑，也不自傲，严肃认真地梳理我们的文化。其实，文化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什么是精华，哪些又是糟粕？优势是什么？劣势又在哪里？历史的发展毫无辩驳地告诉了我们：文化的优势正是劣势，糟粕往往正是精华。比较的标准不一，得出的结果就会大相径庭。文化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的路径，根本就没有优劣之别，而所谓的“精华”和“糟粕”也不过是心之妄念。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待”的，没有对待，何谈优劣？
当然，种下“龙种”，可能会收获“跳蚤”；源头的“活水”也可能出现“死鱼”。但这种蜕变不是文化本身的错，而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之恶”。中国有中国之文化，西方有西方之文化。中国的文化在历史中出现了僵化和异化，西方的文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而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靠文化的碰撞彼此提供“养料”和“刺激”，更重要的还是要回到自身文化的源头，重新燃起火焰，使之“在一定分寸上熄灭，又在一定分寸上燃烧”。
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所以，本书就是要去找源头。看看我们这个民族在文明的选择上选择了什么样的路径。在历史的演进中，其所谓的精华和糟粕、优势和劣势又是如何纠结在一起的。最起码，要还它一个原本的面目。这也是本书的初衷和落脚点。
是为序。

这个不是很明白，中国文化知进退，明阴阳，怎么到最后的结论就是在做减法了？我以为，这个知进退他只是一个策略，或者说一种洞察的玄机的智慧，但他最终应该还是为了进，为了更好的生活。就像你举的例子，秦可卿在盛时想到衰，在进时想到退，也是为了当贾府一天倒了，还能保住当下的荣华富贵。这里，进，无论盛衰都保住荣华富贵才是目的。其他的是手段。而你前面一段的结论，推断出中国文化的落脚点成了做减法，只需要修养心性，发现自我。。我觉得逻辑不通啊。。。



作减法可以是一种策略，也可以是一种境界。到底是境界，还是策略，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点：体用不分。

引言：“国学热”的背后（之一）——天涯何处是神州

伴随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近代跌宕起伏的命运，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也是辗转起伏。我们对于自身的文化，时而骄傲，时而自卑，爱恨交织，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综观近代学人，保守者有之（如辜鸿铭、梁漱溟者）；激进者有之（如胡适、鲁迅）；开始激进，后来又趋于保守者有之（如梁启超）；把目光渺茫地看远，把希望寄托于邈远未来，坚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者有之（如季羡林）；勇于先去，以死殉道者有之（如王国维）……但无论何种观点，都是一代学人基于剧烈的时代变革对自身文化做出的某种反思，对于外来挑战做出的某种迎战。他们的方式可能值得商榷，但敢于承担文化命脉，寻找文化出路的姿态却永远不能否认和亵渎。

身为中国人，骨子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液，不是哪个人想全盘西化就能全盘西化的。对于这一点，激进派自己也承认。对他们来说，所谓的激进，与其说是一种姿态，还不如说是一种策略。因为中国文化的惰性太大了，不如此地批判就无法让它有丝毫的改变。比如，鲁迅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上作了一个演讲，题目是“无声的中国”（收入《三闲集》）。在这个演讲里，他以一个文学家的手法为自己的反传统的偏激辩护：



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要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你如果说要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所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汉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



激进派的阵营里，最突出的、表现最红的应该是那位胡适先生。胡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其如此激进的外表下透视的却是一个伟大智者的冷静和客观。和鲁迅一样，其外表的偏激带有十足的斗争策略的味道：



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太可怕了，我们大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打掉一点我们这个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的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文化虽有惰性，但仍然需要文化的传承者以一种生命的热情去呵护、去坚守。不然，这个古老的传统是很难为继的。比如，当一个屋子里越来越多的人主张要拆掉屋顶，屋顶很可能就真的会被拆掉！正如西方的先哲苏格拉底，当大家都说他有罪的时候，他也就有罪了。

在这一点上，保守派的出现就显得可贵了。同激进派相比，他们的目光也许更加焦灼。对他们来说，真正的亡国灭种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在古代，一个朝代灭亡了，那是“亡国”。“亡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亡天下”，即中国人都不是中国人了。正如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说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因为某些食物被文化打上不洁净的烙印而饿死,尽管该食物的营养对一个人是有效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为了扫除污点而剖腹或枪杀自己。文化的力量大于生死。”文化，应该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用生命去证成、去捍卫、去守望的东西，一旦多了太多的算计，就是国将不国、人将不人了。正如辜鸿铭所说的：



何为真正的中国人？我想诸位一定会同意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特别是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典型的中国人——即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类型的中国人——即进步了的或者说是现代的中国人。事实上在我看来，往日那种典型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正趋于消亡。所以，我们应该仔细地看上最后一眼，看看究竟是何物使得真正的中国人本质地取决于其他民族，并且区别于正在形成的新型中国人。



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文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出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



如果说辜鸿铭担心的是真正中国人的消亡，那么，梁漱溟担心的则是精神层面的“亡国灭种”：“我们所要知道某家文化是如何的，就是要知道他那异于别家的地方。……一家民族的文化原是有趋往的活东西，不是摆在那里的死东西。” 梁漱溟对于文化的体认无疑向世人表明，人们不能以旁观者的姿态外在地去去打量、评判本家文化，而应该像善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去敬畏、去呵护本家文化，因为文化就是生命。正如张君劢所说：“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

如此，围绕着文化的传承和国家危亡，激进派和保守派在近代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辩论。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乃至五四运动的爆发，都和这个深层次的辩论密切相关。激进派虽然偏激，但却是务求实效，何况他们大多都有西学背景，早已经对这个古老充满惰性的文化失去了信心。保守派虽然深刻，但是又过于迂远，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更为甚者，在巨大的现实危机面前，保守派拿西方社会的种种危机来说事好像也于事无补。梁启超在《欧洲心影录》中认为：欧洲人之所以丧失“安身立命”之所，就在于相信了“科学万能”，“而欧洲人作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如今却叫起了科学破产来。” 对于梁启超这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胡适嘲弄说：“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于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干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于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意思很简单，西方人吃肉吃腻了，吃的都高血压了，那至少人家吃过肉了。而中国人，还不曾吃过肉，怎么配排斥肉呢？肉又没有副作用，还是等你吃过以后再说吧！

于是，当中国这头酣睡的雄狮伤痕累累、迫切需要治疗之际，激进派终于占了上风：科玄论战中，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处于了弱势，而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则是出尽了风头，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就连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这一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自觉地站在了“科学派”一边。这一具有深刻文化意味的“科玄论战”的结果，无疑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化在20世纪的走向。

就这样，救亡情结最终压倒了启蒙意识。而所谓的“民主”和“科学”，就是在那个时候喊出的，直到今天还不绝于耳。于是，我们从近代以来，反传统的声音就像脱缰的野马，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从世界历史上来看，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如此绝情地抛弃自己历史悠久的文化，而我们这样一个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的民族却屡屡发出了反传统的最强音。而保守派那所谓迂阔的呐喊，却是“弦断无人听”。他们也许就像天上的星星，经过若干年的时间，发出的光才可能到达我们的眼睛。

今天接到消息，这本书在2月份就要出版了。

引言：“国学热”的背后（之二）——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

身处“五千年来一大变局”，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逃避近代中国积贫落后的现实。任何一个学人，都不再仅仅是“学问中人”，而必须充当“问题中人”的角色。而要在文化的根源上改变这种现状，似乎只有两条选择：一、将中西方文化这样一个地域、空间层面的概念，转变为一个时间纬度上的概念，纳入到同一个进化论链条之上。二、重新挖掘传统，对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地改造，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

激进派无疑是进化论逻辑的忠实拥护者。自从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汉语在中国传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逻辑就已经深入了国人的骨髓。西方人和中国人好像都同时意识到：文明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而西方正处于这条链条的前部，而中国正处于后部。在这样一个毫无弹性的链条面前，后来者唯一可做的，就是努力向前部靠拢，别无他途。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进化论逻辑，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正如恩格斯所说：“西方向东方昭示的是后者未来的发展图景。”于是，西方和中方这种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异，在“坚船利炮”的威慑下，被偷换成了时间轴线的进步与落后、古典与现代的差别。正如丁文江所说：“人类的进化史同小孩子的发育史是一样的性质。……进化一天没有终止，我们一天不必悲观，拿过去推测将来。……反进化论的人生观，是事实上无立足之地的。”

而作为本位文化的捍卫者和守护者，保守派无疑无法接受这个所谓“落后”的事实。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坚持了本民族文化本位的自觉性：我们学习的仅仅是西方的先进技术而已，而安身立命之本还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可问题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不仅仅是是一种制度上的安排，而是扎根于西方文化血液中的东西。科学，乃是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文化预设；而民主，则是一种以个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二者绝对不仅仅是“用”和“术”那么简单，一旦吸收，必然就会上升到“体”和“道”的层面。而这，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保守派开始出现了第二代——新儒家。同第一代学人相比，新儒家不再纠缠所谓的“科学观”和“人生观”问题，而是返璞归真，以“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为归旨，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和转换。而当时，亚洲，特别是“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无疑让新儒家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曙光。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发现“道统”中的恒久价值，然后微言大义地引申出“政统”（民主）和“学统”（科学）。意思是说，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民主和科学不是外在的东西，它们本身就是蕴含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之中的。现在的任务就是将其挖掘出来，而不是去移植西方的文化。因为一项技术可以引进，一些经验可以借鉴，但文化绝对不能移植。正如牟宗三所说，“第三期儒学”的“文化要命”就是要返本开新，进行“良知的自我坎陷”。主要有三点：一、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无疑坚守了“道统”这一中国文化的命脉，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用这个“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学统”和“政统”，以期完成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可是，既然首肯了“道统”的不可撼动的地位，又对自己的“文化使命”有着强烈的期待和目的性，论证起来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尴尬和牵强附会。这正是新儒家的死结。正如几何学上的证明题，知道了前提和给定的条件，也知道了需要证明的结果，我们通常就会用反证法。可是，文化阐释不同于几何论证，所谓的创造性转换也不是重申几个经典教条。否则，这种所谓的创新和阐释只能停留在几个学者的书柜和字面上，而无法契合整个华夏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之前康有为进行的“托古改制”，已经证明了这种策略的失败和破产。他虽然声称在孔子那里发现了“天下大同”和“君主立宪”，也给出了一番论证，结果又怎么样呢？他虽然改变了书本上的孔子，给孔子穿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但是，亿万中华群众心目中的孔子仍然还是穿着长袍大褂，没有丝毫的改变。

新儒家陷入的尴尬正在于此。一方面，他们对本位文化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对所谓的“学统”和“政统”抱有太强烈的期待。正如我们读一本书，当先入为主的时候，阅读起来就不可能带有“偏见”；情感投入太多了，就不可能做到客观和实事求是。所谓“新儒家”，本来就是以海外为研究中心的，他们远离中国大陆，在外来文化严重冲击的环境中，有着更加强烈的“文化归属需要”。比如，1958年，新儒家的四个代表人物——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方东美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书》，对中国文化的“道统”进行了情真意切的呼吁：



我们首先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因为忘了这些，便不能把此过去之历史文化，当作一客观的人类之精神生命之表现。遂在研究时，没有同情，没有敬意，亦不期望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能继续发展下去；更不会想到：今日还有真实存在于此历史文化大流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继续发展下去，因而对之亦发生一些同情和敬意。



可是，一种文化如果真的是“活的生命”，真的是“永恒的精神”，为什么非要通过“恳求”的方式去博取大家的认同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又何必让我们充满“同情”和“敬意”？尼采好像告诉过我们，那些让人同情的，都是弱者；那些让我们充满敬意的，都是一些过时的东西。因此，新儒家的国学研究，是以“道统”统摄“学统”和“政统”，是用“内圣”的道德哲学来统摄“外王”的政治哲学，是带着过多的民族情感来笼罩国学研究，近乎失去了理智和客观。最后的结果只能如殷海光先生所说的那样：造成“价值之幕对事实判断的捕杀”。由此，新儒家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地批评。而他们所谓的“忧患意识”，一方面成了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体认，另一方面又是单相思式的一厢情愿地独白，成为了他们掉影孤行的真实写照。而对于“民主”、“科学”的过多期待，更是折射出了那一代学人浓厚的自卑心理。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模糊性是智慧的一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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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好意思，文化太低。弱弱的问一声：请问海德格尔是何许人？是不是黑格尔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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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楼上太会开玩笑了。海德格尔是现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开创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他无论是在哲学素养还是个人气质上，都和中国的哲学有共通之处。晚年沉迷于老子的《道德经》。代表作是《存在与时间》

游牧比农耕民族野蛮，但更有力量，因为其内部没有那么庞大的管理结构。而一个政权内部过于庞杂，势必有内耗。而游牧民族，一般规模小，但是内耗却少，所以对外的力量比较强大。所以，游牧经常打败农耕。但是，游牧虽然胜利了，却不得不承认农耕文明的一切，反过来又被其同化。这真是历史的吊诡。当年小日本侵略了大半个中国，结果怎么样，表面上胜利了，结果才发现大事不妙，因为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间越长，受其同化也越深，到最后发现日本人都快变成中国人了。这场战争，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作者：gaga8833　回复日期：2009-01-20　18:14:44
也許吧 如果這樣推導的話 中國還是可以把外來的侵略（文化上）同化掉？ 可是隨著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似乎兩種文化水火不容，
而貌似主流的西方，看似是很占上風的。
我想有信心，但不敢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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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中国的文化并不是一个张扬肉体力量的文化。我们国人对这种文化有多少自觉，是否自觉地捍卫自己的文化，是一个大课题

大家新年快乐，我回来了。恢复工作，谢谢大家支持

“国学热”的背后（三）——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热”

上个世纪末出现的“儒学热”，以新儒家肇始，以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背景，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提供的是一种“支援意识”。那么，本世纪初，再次出现的“国学热”则是和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结合的。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中国人的声音最终要以文化的名义发出。这估计就是这一波“国学热”的持续动力。

这次“国学热”出现在它的发源地——中国大陆，并且涉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官方政府支持力度之大，更是前所未见。著名学府的专家教授走进官方主流媒体，向大众讲授《论语》、《道德经》、《庄子》、《史记》等古代经典，声势浩大，受众之广，可见一斑；坚持“文化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孔子学院”，更是表现了我们政府坚持“文化立国”的决心。

可是，文化的大众化，经典的世俗化，却有着严重歪曲经典的倾向，即过分迎合受众，过于强调实际应用，而忽视了其“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作用。比如，很多人青睐国学，仅仅是为了“有用”，而忽视了我们文化中那种“安身立命”的信仰。正因为此，很多人对所谓的“谋略”、“智慧”、“君人南面之术”很感兴趣，而对中国文化中的“天”、“道”却是置之不理。我们的文化从源头开始，就是“仁”与“智”的纠缠，“体”和“用”的不分，“道”和“术”的难辨。如果仅仅把“智”、“术”、“用”从中单独抽取出来，而忽略了其中“道”、“体”和“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根本没有抓住中国文化的宏旨。

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更多的时候则是：精华往往是糟粕，劣势恰恰可能正是优势。一味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把文化这样一个有机体就行片面的拆解。比如，《大国的兴衰》作者、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就这样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中国的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 其实，保罗·肯尼迪仅仅说对了一半，如果说“保守”是落后的根源，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保守呢？这个问题其实还应该继续问下去。而且，中国人善于过“心灵的生活”，自然对外在的超越和扩张没有兴趣。难道说这种“保守”从另一个方面看不正是我们的优势和长处吗？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郑和走进海洋后，尽管有种种机会中国可以领先，遗憾的是中国人却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作为西方人的黑格尔估计永远都不会明白，郑和到底为什么“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而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去发现新大陆。所以他用了“遗憾”二字。其实，中国人的兴趣不在于此，又何谈遗憾呢？

所以说，一味地“用国学”，而不能心平气和地“讲国学”，仍然透视着我们这个从近代走来的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功利心态和自卑心理。“无心恰恰用，有心恰恰无”。文化立国，首先是信仰立国。不如此，我们的文化就无从显示其魅力。正如汤恩比所说的：“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将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的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的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以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 这正是我们文化的优势，也是我们应该深层次去挖掘和弘扬的。不如此，文化立国就不可能有持久、内在的动力。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针对“中国威胁论”说：“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外交学院吴建民院长几年前见到德国总理施密特，向他请教了一个问题：“中国向前发展，最需要什么？”没有想到，施密特总理竟然反问：“你们建议今天的青年信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