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随着时间推移，敌援军会越来越多，解放军阻击得了一时，阻击不了一世。因此，虽经二杨一耿事前精心布置，清风店战场与敌援军距离较远，但这场战役终究还是一场双规战，时间才是关键因素。为尽快歼灭敌军，杨得志在10月20日晚分析了白天进攻不利的原因，决定改变平均用兵战法，先割裂和扫清敌梅花型防御体系外围阵地，然后总攻。这个战法在林、粟、刘、彭那里属理所当然，但对于晋察冀野战军，就是了不起的进步。
新战法果然见效，10月21日，4纵10旅首先在南合营，歼灭敌7师第19团主力。接着，3纵9旅攻克高家佐，歼敌66团1个加强营；2纵6旅突破西南合阵地，控制了宽度约200米的突破口；罗历戎布置的梅花阵被打破了！入夜后，解放军按常规应休息一夜，次日一早再发起总攻。但杨得志得知保北阻援部队困难后，决定将总攻提前到22日凌晨三时。此时，野战军炮兵已经到达，各旅在强大炮火配合下，猛攻西南合敌3军核心阵地。战至十一时半，晋察冀野战军以伤亡9192人的代价，歼敌17253人，其中俘敌3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以下官兵11098人，缴获各种枪炮5120支（门），各种枪炮弹532183发，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
清风店战役期间，晋察冀解放区人民在各级党政机关组织下，出动民兵民工9.8万人、牲口9600头、大车3400辆、担架1万副，支援前线。与其他战场的歼灭战一样，这次战役胜利首要原因是人民大力支持。当然，人民每次都大力支持，说到特殊原因，这次重大胜利则与老蒋战前到北平提出不恰当建议有着很大关系。而老蒋平日不到危急关头，不去外地开军事调度会，这次去北平缘由是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获。所以，继续引申下去，如果王石坚、李政宣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则根本不会把老蒋引到北平，故清风店战役胜利与二人叛变有着直接和必然联系。这位王某人在革命阵营里时，多次为党立下大功，却不料，叛变革命也叛出了“水平”，为革命事业做了最后一次特殊重大“贡献”。可能是因为这缘故，王某都在台湾特务机关当上少将了，中共仍不将其定为叛徒；性质远比“甫志高”恶劣的李某，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却也只判有期徒刑十五年而未处决。
但不管胜利原因如何，清风店战役终究是解放战争以来，晋察冀野战军首次成建制歼灭国民党军的师以上作战单位，战略意义极其重大。当然没有这次胜利，解放军各战略区也已捷报频传，对国民党军战略优势已初步建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既然军事上取得优势，主席便在政治上无须再停留于自卫战争层次，可直接亮出中共主张了。
9月14日，主席让新华社在《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社论中，首次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个口号，测试各方面反应。看到人民已能接受这个口号以后，他便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并特地选在被国民党当局定为“国庆日”的10月10日公开发表（因此也被称为“双十宣言”）。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政治目标，宣布中共的八项基本政策：一、联合社会各界，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国民党独裁政府，成立民族联合政府。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老蒋为首的内战战犯（与国民党当局通缉主席针锋相对）。三、废除国民党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四、废除国民党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五、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平等自治权。八、否认国民党政权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老蒋所借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老蒋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
考虑到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民平均文化水平较低，身为宣传高手的主席，还让解放军总部在10月10日，同时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67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文早被谱成歌曲传唱已久，大家想必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再转载），以便让解放军将士和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共基本政策和主张，并付诸实施。
“双十宣言”一出，中共原先提出的“废除国民党当局违背政协协议的宪法、国共双方控制地域恢复到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议生效时状态”和谈先决条件便不复存在。此后，中共追求的目标变成了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政权。而这正是中共从成立起就孜孜以求的目标，只是长征以后由于力量不足不便公开提出而已，现在中共有了足够力量，当然也就“图穷匕首见”了！
当然，在与国民党军进行生死搏斗时，任何一点力量都是宝贵的，尤其不应轻易放弃本可拥护己方的力量，把他们推向敌方一边。少奇倡导的过火土改，就是在把本可中立的小地主和富农、本可争取的富裕中农，都往国民党方面推，但他这时远未认识到问题严重性。“双十宣言”公布前，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根据中央决定，于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工委的主要领导少奇、老总、董老、彭真、康生，东北、冀热辽、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陕甘宁等解放区主要领导人聂帅、刘秀峰、李雪峰、王从吾、张稼夫、薄一波、叶帅、胡锡奎、李林、李卓然、张晔等，及华北地区大多数地委和晋察冀野战军各旅代表，共100余人。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和结论。老总、董老也做了重要报告和讲话。
会议大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7月17日到8月下旬，中央工委听取各地土改情况汇报，讨论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针对乱打乱杀现象，少奇在7月19日与晋冀鲁豫代表团座谈时表示反对，称“肉体消灭是冒险主义。”因为“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如果搞得厉害，地主逃走，就增加了蒋介石的力量。”如果再消灭富农经济，侵犯中农利益，那就更是错误了。对于用枪决以外酷刑杀地主，他也认为，“群众基础不大，城市小资产阶级、有人道主义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都不赞成这种作法，对群众只有不利。”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乱打乱杀现象，少奇认定，是由于出身地富的领导包庇地富分子，造成“该杀的不杀，该关起来的不关，群众只好自己来干”。其中，“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造，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以前是贫雇农者，由于当干部，现在大多成为中农或富裕中农与富农……少数最坏者则为新恶霸，各种罪都犯。脱离群众最甚者，常为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所以，“今天党内斗争的任务，反右是主要的”，即首先要“在思想上把党的路线与地主的、调和的思想分清界限”。

那么，解决干部问题应采取何种对策呢？少奇在8月4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10项建议：（一）确定经过贫农组和农会发扬民主，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组织及干部的方针。（二）以各级农民代表会，暂时代替各级业已死亡的参议会，作为各级最高权力机关。（三）规定每年农历正月初一（或其他时间），一切村干部解除职务，由农会或代表会考核其工作并改选。十天改选村干部完毕，再召开区代表会，改选区干部。再十天改选县干部。省及分区改选另定。（四）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人民书，号召人民把命运操在自己手中，实行言论和集会自由等权利，监督、鉴定、选举和罢免各级干部。（五）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党员书，号召党员接受群众批评、鉴定，地富出身党员必须劝说家属接受农民要求、（六）巩固区党员应顺应群众要求，公开身份。如群众有正当理由认为其不符合党员标准者，应拒绝其入党或退为候补党员。（七）地富出身党员除特许外，土改期间回避在本区、本县工作。包庇地主、隐瞒本人成分和历史者，均须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八）上述各项如获中央批准，即提交土地会议讨论形成文件，再经中央批准后贯彻实施。（九）为避免乱打乱杀，派可靠干部到各地普遍建立人民法庭，对有罪者处刑（包括死刑）。（十）对群众撤换下来的干部及地富出身干部，只要他们服从群众、服从党，也还可以实行治病救人方针，重新分派工作。
说实话，少奇报告的基本思想，跟主席文革中发动群众打倒老干部行动高度相似。一一对应起来，村中五大领袖及更高级干部，就是文革时的老干部；贫雇农就是文革时的造反派。每年正月初一，先不分青红皂白，把村中五大领袖及更高级干部拉下马，再根据他们服从群众、服从党的具体表现，重新选举上去；跟文革中先以“走资当权派”罪名，把老干部全部打倒，再让他们表态拥护文革，听话的结合进新班子，不听话的下放改造，有历史疑点的逮捕关押，精神实质基本一致；只不过，前者规模级别还不如后者。如果不考虑还未夺取全国政权这个大前提，主席对少奇此等言行必然倍加欣赏。所以，主席代表中央，在8月13日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提交土地会议讨论。
参会者都是参加过整风运动的，看到主席支持少奇，哪还敢说三道四？于是，少奇在8月21日大会做的正式报告中，铁板钉钉地把土改中种种问题归结为党和干部队伍不纯，说：“地主、富农在县以上的机关中占半数以外，区乡两级中……一般占80%以上。从阶级观点来看，连三三制都还不是。”认为凡本地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情地主，反对农民”，必须严加整顿！
解决了干部问题，会议便在8月底转入第二阶段，讨论土改政策，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简称《大纲》）。其中，核心问题就是农村土地倒底是彻底平分，还是适当照顾中农，按劳动力分配。说到这问题，熟悉前情的朋友，肯定会想到富田事变。当年，主张彻底平分土地的主席和主张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李文林，就围绕这个原则，由理论争论而政治斗争，最后兵戎相见，酿成极大惨案。参会高级干部不少是亲身经历者，多数不在场者也通过种种渠道，早就耳熟能详。故在此原则问题上，很少有人敢当李文林第二，往主席、少奇枪口上撞。再者彻底平分土地，也更符合共产主义原则，参会高级干部经党多年教育，思想觉悟远非仅受了点启蒙就回乡闹革命的李文林们可比。于是，绝大多数参会者都同意改变“五四指示”所实际代表的“李文林路线”，彻底平分土地。个别没听说过富田事变而主张维护中农利益的代表，只是沾了少数人的光，才按党内民主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条例，并未挨整（如果是多数，那对为首者可就要被大整特整了）。
据此，少奇代表中央工委，写成《关于彻底平分土地问题》报告，于9月5日报送中央。报告特别说明，老区按此法分地，50%至60%人口得利，20%到30%不动，打击面仅20%。主席早年虽主张彻底平分土地，但作为“五四指示”制定者，也清楚富农是农村先进生产力代表。如不保护富农，征收其多余土地和财产，必然影响其生产积极性，导致解放区粮食产量下降。不过，主席这时看重的，应该是平分土地能更好激发贫雇农革命斗争，吸引他们参军拥军。比起这个好处来，粮食产量有所下降已不重要。主席有了倾向性意见，总理自然不会反对，弼时虽对过火行为已有警觉，却也支持平分土地。于是在收到报告的第二天，主席就代表中央批示说：“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因此同意。
少奇拿到批文，和与会者们日夜讨论赶工，终于拿出了《大纲》，并在9月13日土地会议闭幕日提交通过。10月10日，也就是发表《双十宣言》同一天，中央作出决议，正式颁布《大纲》。《大纲》共16条，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六个方面：一、彻底废除包括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占有土地在内的封建和半封建土地制度，彻底废除一切债务。二、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中无地少地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土改合法执行机关。三、除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外，乡村中一切地主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其他乡村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土地（地主也有同样一份）。四、土改之后分给农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力。五、保护工商业者财产及其合法营业不受侵犯。六、组织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人员组成的人民法庭，审判及处分一切违抗和破坏土地法的罪犯，保障土改实施。
总体而言，全国土地会议和《大纲》对土改运动起到了推动和规范作用。但由于会议未解决如何界定地主、富农和中农问题，且少奇仍坚持左倾、过火基调，土地工作会议以后，各解放区负责人为求自保，争先恐后表现革命性。故乱打乱杀行为不仅未被制止，反在彻底平分土地运动中愈演愈烈，被打杀者除地富分子外，还新增基层干部这一群体。
率先出来表明阶级立场的是晋绥分局，他们于9月24日在《晋绥日报》上，以“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名义，发表《告农民书》，公开宣布：包括混进党政军在内的所有地主，“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从村起到边区一级的干部”，“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要怎样就怎样。“凡是在那些不是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农会就可以完全替代政权。”

少奇看后，马上给予表扬。于是，晋察冀、晋冀鲁豫、东北、冀东区等，都先后发表类似的告农民书，表态支持贫雇农夺党政机关权，斗基层党员干部。连一贯稳健的仲勋也只能跟风，于11月1日在绥德县义合，召集西北局传达土地会议精神的土改会议。会上参加土地会议的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提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口号，还把晋绥地区炸毁五台山大庙作为典型事例，进行宣扬。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被叫到台上接受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会被拉下来。此后，各分区、县按照与会代表传达要求，层层召开会议进行动员，在群众斗争会上，组织专门打手，捆、打、吊、拷斗争对象。只要是地主，连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张达志之弟也被吊打逼索银洋，葭县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为逼出底财，有些地主被盐水淹死在瓮里，或被滩油活活浇死。
向来温和的陕北尚且如此，其他解放区就更不得了了。首先响应少奇号召的晋绥区，宣布划阶级要联系历史并看现实政治态度和思想表现，据此将地富人口暴涨到总人口的25%。土地会议后三个月时间里，就有数以万计地富被关押，普遍遭吊打和其他肉刑，以逼交可能私藏的财宝。仅分局所在的兴县，打死、自杀、饿死者就超过2000人。黎城土改本已经结束，当地干部只因传达少奇讲话中有一句“地主杀我们一个人，我们杀他二十个人”，就指挥农民连夜杀了留下的100多个地主。
太行区打杀情况本已严重，9月下旬土地会议精神传来，又按平分土地方针重搞土改试验，大肆冲击地富及地富出身党员。作为试点对象的涉县更乐村，全村1620户人家，地富人数从3%一涨再涨，最后达总户数25%，其中有12人被酷刑杀死。全村182个党员有24人被斗，17人被开除党籍，15人被殴打，2人被关禁闭，12户被扫地出门，还有2人被处死，1人受不了刺激自杀。
在晋察冀，被停止党籍者也达数万人之多，许多人因恐惧而自杀或逃亡。在东北，松江省尚志县人口118587，被斗达21756人，占18.4%，其中自杀69人，打死273人，枪毙333人。宾县因为开除了所有地富出身小学教师，大批小学被迫关闭。热河省新惠县有干部400多人，260多人受到不同处理，被清洗者147人，后杀了11人，自杀3人。新东县被拘押者达7706人，基层干部就占545人，还被杀了43人。
山东渤海区党委被认为“从上到下都烂掉了，干部坏透了”，应“一律开除党籍，重新登记”。为此，区党委及行署和军区负责人均被撤职，所属区县党委亦大部被换，书记撤职，不少人挨斗挨打。少奇特地指示，务必将山东本地出身不好的干部统统调离本地，“大量用有经验的外地干部去做领导”。
冀鲁豫区各县区干部为自保，纷纷对地主实行“三光”，即扫地出门净光、浮财追光、果实分光；对基层干部实行三查，即查吃请、查多占、查包庇。他们还要求地主出门报告，身带白条，否则打死勿论。地主逃跑除罪加三等外，还要杀保人偿命，以至于地主家家准备棺材，只求留个全尸。
抗战以来一直与中共合作的开明士绅，此时也不能幸免。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被斗致死。晋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其实是秘密党员，且献出所有田地和主要财产，但仍被被押回家乡黑峪口村，交由数千人批斗，然后全家扫地出门。晋绥边区参议会参议员牛友兰，曾捐献自己布厂全部布匹帮助八路军换装，献出大院给八路军后方工委做办公处，儿子牛荫冠还是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但仍在批斗后被铁丝穿鼻，由副主任儿子违心牵着游街示众，回家后即绝食而死。刘、牛二人在主席树立的三大开明绅士典型中占了两席（另一位就是提出精兵简政的李鼎铭），结果一被斗一自杀，这对中共形象其实极端不利。
当然，上述情况虽是事实，但都是对中共怀有敌意的学者，费了很大功夫才收集到的极端事例，一般情况尚不至于如此残酷。事后，各解放区领导在检讨乱打乱杀时的数字是这样的：饶漱石承认，山东杀了3、4万人；薄一波承认，晋冀鲁豫合起来至少杀了10万人；贺帅承认，晋绥死了近万人。少奇在1950年8月26日，向苏联大使罗申介绍当时土改过左情况时说，“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考虑到东北局书记林总，未为东北乱打乱杀做检讨，故把东北数字加上，少奇25万人之说，应该站得住脚。1947年秋是老解放区面积较小的时候，就算人口为五千万左右，致死比例只有千分之五，去除那些罪大恶极、确实该杀的恶霸地主，罪不至死者比例应该更小。
正因为如此，广大农民依然拥护共产党。清风店战役就是在晋察冀乱打乱杀高峰时期进行的，当时老百姓在解放军经过道路上，每隔百十米就放置一个大水缸，里面不是玉米粥就是小米稀饭，大娘、大嫂们提着装满鸡蛋、馒头、红枣、红薯、烙饼等食物的篮子，看到战士就塞。如果过火土改真搞得民怨沸腾的话，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场景的。
但不管怎么说，老解放区土改运动终究已算是登峰造极了，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记录的大革命时期农运与之相比，铁定是小巫见大巫。但按主席揭示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规律，地富分子只要有机会，也肯定豁出去要反攻倒算。就拿国共激烈拉锯的胶东解放区来说，遭受打击的地富分子组成还乡团，跟着国民党正规军打回来后，利用熟悉情况优势，专门屠杀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极大程度破坏了中共在当地的政治基础，起到了国民党正规军起不到的作用。这在少奇眼里不算大问题（他嘴上承认，心里并不在乎），在主席心里可是生死攸关大问题，他对过火行为逐渐了解后，就要出面纠偏了。
对于国民党当局来说，过火土改其实是重大政治机遇。除了利用还乡团破坏中共农村政治基础外，他们本可以组织宣传机构，让逃亡地主现身说法，然后在主流媒体上密集轰炸、大肆炒作。这样做，即使不能使民族资产阶级和青年学生有所触动，至少可以让国统区地主富农产生强烈危机感，出粮出人，与国民党政权同舟共济（主席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然而，老蒋除了开军事调度会，在政治领域做的事情则是尽速取缔民盟等民主党派，以便实现国民党事实上的一党专政，根本就没注意这个机会。欲知老蒋如何对付民主党派，请看第八十四章《解放石门》。

@新昌仁慧 2015-09-12 15:12:25
张学良在文章最初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这自然是假的。其实关于捉蒋，早在1936年8月间张学良就开始有了构思。
当时张学良派心腹栗又文去新疆联系苏联，要求给予军事援助，帮助东北军在甘肃平凉搞一个大型兵工厂。
几十年后栗又文回忆，当时栗在出发问张学良：如果委员长反对联共联苏怎么办？
张学良说：那我就劝他。
深知蒋介石主张的栗不放心的又问：如果委员长不听，怎么办？
张学良说：我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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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中共之后对张学良的定位非常高，这种明显对张学良不利的话，栗又文显然没有任何必要编造出来。

说要扣留老蒋兵谏这些话，对张学良哪里不利啦？非常有利啊。而且也可以掩盖毛主席刻意策动西安事变的事实，粟又文存在为利益而编造的动机。因此，这种说法应该存疑。

@新昌仁慧 2015-09-12 15:12:25
张学良在文章最初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这自然是假的。其实关于捉蒋，早在1936年8月间张学良就开始有了构思。
当时张学良派心腹栗又文去新疆联系苏联，要求给予军事援助，帮助东北军在甘肃平凉搞一个大型兵工厂。
几十年后栗又文回忆，当时栗在出发问张学良：如果委员长反对联共联苏怎么办？
张学良说：那我就劝他。
深知蒋介石主张的栗不放心的又问：如果委员长不听，怎么办？
张学良说：我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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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张学良自己回忆什么愕然，什么沉默，现在看来恐怕也都是不真实的，也是文过饰非的说法。

张学良后来为了活命，当然必须这样说。

@新昌仁慧 2015-09-12 15:14:38
据叶剑英在晚年自传的回忆，在叶剑英离开西安之前（叶剑英11月5日奉命返回陕北汇报工作），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当时时间已经是深夜，张学良突然找到叶剑英说：“这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
叶剑英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立即说此事事关重大，请少帅慎重，并且提出要向中共中央汇报。
总之，无论张扬倒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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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叶剑英在晚年自传的回忆，在叶剑英离开西安之前（叶剑英11月5日奉命返回陕北汇报工作），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当时时间已经是深夜，张学良突然找到叶剑英说：“这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

苦跌打应该就是海打战役失利后，张学良挽救自己历史地位的最后一招。毛主席得知后，更要使老蒋亲自到西安督战，逼反张汉卿了。当然，毛主席是不会直接劝说张苦跌打的。

@新昌仁慧 2015-09-12 15:14:38
据叶剑英在晚年自传的回忆，在叶剑英离开西安之前（叶剑英11月5日奉命返回陕北汇报工作），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当时时间已经是深夜，张学良突然找到叶剑英说：“这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
叶剑英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立即说此事事关重大，请少帅慎重，并且提出要向中共中央汇报。
总之，无论张扬倒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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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东北军的20万大军才是值得重视的力量。如果此时不借着大好机会消灭东北军，那不就等于从1935年到现在的2年多心血就白用了吗。此时是消灭东北军最后的时刻，如果放弃了这次机会，等于前功尽弃，又是会后患无穷。

不对。蒋介石一来没认识到张学良最需要的是摘掉不抵抗将军帽子，二来是看不起东北军战斗力（他们确实畏鬼子如虎），三来没料到张已在铤而走险的边缘了。至于什么消灭东北军是无稽之谈，西安事变之前的条件，不过是让东北军让出西安，让中央军进来剿共而已。哪有什么消灭东北军？

@新昌仁慧 2015-09-12 15:14:38
据叶剑英在晚年自传的回忆，在叶剑英离开西安之前（叶剑英11月5日奉命返回陕北汇报工作），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当时时间已经是深夜，张学良突然找到叶剑英说：“这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
叶剑英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立即说此事事关重大，请少帅慎重，并且提出要向中共中央汇报。
总之，无论张扬倒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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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靠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一方的力量就可以将其击败，东北军去参战也不可能损失什么实力。

在张学良看来，东北军哪怕在绥远抗战中全军覆灭都没有关系，这样他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就摘掉了。

@新昌仁慧 2015-09-12 15:20:23
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已经知道张扬准备捉蒋（叶剑英在回忆录里面明确提到张学良事前在西安告知他准备政变捉蒋，也就是苦迭打。叶本人在西安事变之前回陕北汇报情况，这种晴天霹雳一样的重要情报自然不可能不向党中央汇报）。但具体什么时候捉，怎么捉，中共都是不知道的，甚至张扬决心捉蒋的主张是否是坚决的，中共也不知道。
而张扬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动手之前众多准备工作也确实没有告知中共，直到12日颁布捉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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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扬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动手之前众多准备工作也确实没有告知中共，直到12日颁布捉蒋的命令后才让秘书刘鼎（中共派在张学良身边的代表）电报告知陕北中共中央。

谁说张杨不想事先告知中共捉蒋的？12月7日下午，他急电中共中央，邀请还在根据地的叶剑英火速来西安，“有要事相商”。毛主席看到“要事”，就知道是捉蒋。但在他规划中，捉蒋只是中间过程，杀蒋才是最终目的。而且，最好给外界留下捉蒋杀蒋完全是张、杨所为、与中共毫无关系的印象（果然，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依然这样认为），才能保证中共在因老蒋死亡国内形势重新混乱的情况下，迅速发展壮大力量。所以，毛主席故意装作不明白电文奥秘的样子，把叶剑英本定于12月8日出发日期，又往后推了一天，到9日再出发，然后于10日再电告张学良，竭力不给他有同中共当面商讨抓蒋的机会（这种事情无法在电报里讨论）。

张学良在文章最初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这自然是假的。其实关于捉蒋，早在1936年8月间张学良就开始有了构思。

粟又文的回忆既然有问题，那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就有可能是真的。既然粟回忆是真的，捉蒋只是备选方案，西安事变仍然是逼出来的。

第八十四章 解放石门
1947年7月间，国民党当局陆续颁布了《戡乱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等法令，民盟等不肯向国民党低头的民主党派，也据此遭到残酷迫害。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级组织，对民盟、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这三个不听摆弄的党派，除对其上层人物“暂时容忍敷衍”外，对其一般党员只要发现，“一律格杀勿论”。于是仅10月份，上海、杭州等八个城市里的三党党员，就被杀害了2100余人。这其中，民盟重要成员杜斌丞在西安，被以“贩卖烟毒，密谋暴动”等罪名枪杀。期间，民盟主席张澜多次给张群等国民党要员写信交涉，却毫无效果。在压力面前，身为民盟中央常委的梁漱溟于8月，自动登报申明脱离民盟。
国民党当局既然也在公开杀人，当然即使知道中共在解放区乱打乱杀，也不会大张旗鼓揭发批判了。而随着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逐渐被摧毁，他们就要正式将其取缔了。10月1日，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称民盟是中共附庸，参加了所谓“叛乱”活动，为取缔制造舆论。到23日，“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总动员会”进一步宣称，民盟应“明令解散”，随之，民盟在南京两处机关被军警监视。仅过两天，大批特务就包围了民盟南京总部。而到27日，老蒋在得到美国政府支持后，令国民党中央社悍然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声明。
民盟重要领导黄炎培、罗隆基等急赴南京奔走。他们先请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调停，得到建议是“光荣解散”；再分访张群、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国民党大员，收到答复是如不解散，领导人有生命危险，干部将陆续被捕。为保存力量，黄、罗等不得不按司徒雷登建议，跟国民党当局提出自动解散。几经交涉，民盟与国民党当局在11月3日达成协议：民盟自动宣布解散，并交出替中共代管的房产及国民党当局拨给的房产，以换取各地盟员免于登记，不被监视。但张群还要黄、罗携带拟好的解散公告回上海，由民盟中央委员共同商议后公布，以给国民党当局蛮横行为蒙上一件合法外衣。
黄、罗无法，只得于11月4日晚，在两名特务“护送”下回到上海。5日，民盟主席张澜召集在沪委员开会商量，虽有沈钧儒、史良、张云川三人不同意解散，但也拿不出好办法，最后决定主席名义发布这个国民党当局规定一字不能改的解散公告。6日，公告以张澜名义见报，民盟从此转入地下活动。民进、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等民主党派，虽未被取缔，但未雨绸缪，也纷纷转入地下，其一些领导在中共地下组织秘密帮助下，先后前往国民党当局鞭长莫及的香港，周建人（鲁迅之弟）则干脆去了解放区。
民盟的遭遇充分表明：中共抗战后如放弃武装，哪怕党员再多，老蒋照样可以先对在南京做官的主席、总理等核心层“暂时容忍敷衍”，而大肆逮捕、杀害基层党员。等基层组织被摧毁得差不多了，只要让个新闻局长出面造个舆论，再派些特务、军警封住中共总部大门，已成光杆司令的主席、总理们便只能束手就范，登报宣布解散了事。当然，可能未必等得到这一天，只要中共领导党员示威游行反迫害时，就已经“四一二”伺候了。因此，中共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理解就更深刻了。
此时，各战略区武装斗争一刻也没停过。其中，西北野战事进展是这样的：胡部主力南调对付挺进豫西的陈谢部以后，只留下整76师师部及所属不足两个旅的兵力，分散守备延安以北子长、清涧、延川、延长等城；而在黄龙山区东起黄河、西至洛川、铜川间广大地区，也只留了六个团兵力分兵驻守要点。考虑到陕北粮食供应紧张，彭总决定这一有利局势，分兵打击敌军。9月24日，他令王震率2纵，从大、小劳山地区南进，王世泰率4纵，从关中旬邑地区北上，在黄龙山区共同开辟新区。10月1日，二王在洛川以东石头镇会合。3日，西北野前委决定成立黄龙行动委员会，王震任书记、世泰为副，统一指挥两个纵队。到25日，他们在敌兵力薄弱的黄龙山区如入无人之境，先后攻克白水（会合前由4纵攻下）、石堡（今黄龙）、韩城、宜川等城镇，歼敌整91师一部；其中攻下宜川时，俘获敌中将河防指挥官许用修，缴获大批物资弹药，开辟了黄龙新解放区。
彭总亲率的内线部队也不会闲着，经过十天休整，发起了延清战役。10月1日，3纵和教导旅分别攻克延川和延长，全歼两处敌军共两个营。然后根据主席2日指示，1、3纵于4日，对清涧守敌整76师师部、24旅旅部及两个团形成包围，并在6日黄昏发起进攻，次日，攻克外围据点十余处。整76师师长廖昂极为恐慌,一日数电向宗南求援。但宗南惯出老千，哪会立刻派出援军？反斥责廖昂大惊小怪。拖了一天到8日,地球人都知道攻击清涧的就是解放军主力，宗南才令刘戡率整1师等部共五个半旅，由延安增援清涧。但他们于9日，进至距清涧仅一日行程的永坪时，被西北野新4旅16团及绥德军分区警备第4、6团所阻。
眼看时间紧迫，彭总亲临前线指导作战，终于在10月10日，拿下清涧城西险要高地笔架山。当晚，解放军发起总攻，独2旅5团于二十二时炸开城东门,但守军进行猛烈反冲击,进展受阻。11日拂晓，1纵独1旅与3纵独5旅15团又爆破北门成功，冲入城内。战至六时，西北野终于全歼守敌8000余人，其中俘中将师长廖昂、少将旅长张新等以下6600余人。鉴于刘戡部此时距清涧只有20公里，西北野打扫完战场，于当日下午主动撤离。但这已对胡部产生极大震慑，绥德、子长守敌再也不敢留驻，分别于12、13日弃城南撤延安。
胡部在黄龙、延清战役中共损失15000人，此后在陕北仅困守延安、甘泉两地。这样，榆林地区守敌只剩下邓宝珊部9000余人，处境孤立。彭总决定决定先夺取榆林，给中央在陕北创造一个安全环境，再南下作战。10月22日，1、3、6纵及绥德军分区部队，由绥德等地向榆林开进；并于27到31日，扫清榆林外围据点。11月2日，解放军开始攻城，却因南郊制高点凌霄塔始终未能攻克而受阻于城下。
榆林是钳制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据点，故尽管邓宝珊并非嫡系，老蒋还是势在必保。此时，胡部已无力增援，老蒋便竭力拉拢宁马援救。11月6日，宁马从定边、安边、靖边等地出动3.5万余人，并于12日逼近榆林。彭总对宁马来援估计不足，只能以一部继续包围榆林，主力西移打援。13日，解放军在城西北野茅滩、袁大滩，重创宁马援军，俘敌2000余人，但援军主力仍绕道进入榆林。至此，双方兵力已接近，西北野遂于16日撤围，结束了第二次攻榆。此役西北野歼敌6800余人，却也付出伤亡4000余人重大代价，打了一场消耗战。即便如此，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失地都已收复。

西方不亮东方亮，西北野未攻下榆林，晋察冀野战军（以后简称晋察野）却在同期解放了石家庄。该城工事虽坚固，但罗历戎率敌3军主力一离去，不管是否中途覆灭，守敌中的正规军就只剩下一个师。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师，可不是南线的整编师，而是整编旅，只有三个团实力。守敌一弱，再好工事也是白搭，聂帅对这点看得很清楚。就在清风店全歼敌3军的10月22日当天，他联名萧克、刘澜涛、罗瑞卿致电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要求立刻进攻石家庄。其用意就是要抢在老蒋向石家庄空运援军之前，拿下这个坚固堡垒。
聂帅都能看到的战机，老总当然更不会走眼。10月23日，他和少奇一面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批准聂帅方案；一面与少奇以中央工委名义致电聂帅，表示同意攻石。为了减轻部队思想包袱，老总特意在电文里指出，即使拿不下石家庄，也可能调动平、保之敌南下增援，从而获得在运动中歼敌战机。而石家庄本就是主席“三路四城”计划中四城之一，上年守敌兵力雄厚之时，他尚且有打的意向，现在守敌兵力薄弱，焉有不打之理？同样在23日这天，主席复电聂帅并告朱、刘、二杨，非但同意晋察野休整十天后攻打石家庄，而且主张在集中主力九个旅基础上，再集中几个地方旅，拼出晋察冀家底，争取既拿下石家庄，又消灭敌援军（如敌出援的话）。而作为晋察野司令员的杨得志，不仅赞成打，还主张快打。
既然上下意见高度一致，晋察野便紧锣密鼓进行准备。老总对部队攻坚能力还不太放心，便于10月25日，来到晋察野司令部驻地安国县南关，听取汇报。27日，他到安国县西北炮兵旅驻地视察，接见了该旅1团排以上干部，并讲话鼓励。30日，他在安国县召开的晋察野司炮兵、工兵会议上，和大家讨论研究攻打堡垒、坑道作业、通过外壕等技术问题。31日，他又参加晋察野前委旅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与二杨、罗、耿一起，最后确定作战部署，并提出“勇敢加技术”的口号。
老总尽管已有快十年时间未直接指挥过重大战役了，但作为解放军战略、战术能力最全面的统帅，林总、粟裕这两位解放军最能干将领的启蒙老师，有得是丰富军事经验和心得。所以，他这次到晋察冀野司视察，与一般上级领导的精神鼓励性质完全不同，是为传经送宝，面授机宜。这从他亲自审问俘虏摸清敌情，深入基层同指战员交谈发现问题，着重同炮兵、工兵技术兵种将士研究问题，可见一斑。当然，老总毕竟不是晋察野司令员，不可能在战斗打响后越俎代庖，亲自指挥战斗。11月1日，他接受主席电报劝说，离开安国（其实主席不劝也会离开），前往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县观察战事。
而这时，老蒋也意识到石家庄兵力薄弱，于11月3、4两日，将保定绥署一个独立团及一个野炮营空运过去；而且，还密令在胶东作战的整9师迅速集结，做好空运石家庄准备。如果再让国民党军空运进一个整编师（即一个军），则其兵力单薄缺陷将不复存在，坚固工事会重新发挥作用，晋察野仅凭9个旅主力部队，就较难将其攻克了。
时不我待。11月5日晚，晋察野司一声令下，3、4纵及冀晋、冀中军区部队各一部，渡滹沱河向石家庄开进，包围了石家庄外围敌据点。同时，2纵、独9旅及3、9军分区部队，在配置于定县、新乐间，构筑防御阵地准备阻援；察哈尔军区独4旅出击平汉路北平至保定段，牵制敌军。
11月6日，解放军全线发起进攻，利用守敌兵力不足的弱点，至7日，不仅将外市沟以外敌据点大部肃清，而且还取得三个重大战果。战果之一是攻克大郭村机场，使敌无法再空运援兵；战果之二是晋察野炮兵击毁发电厂，造成石家庄全城断电，一举让本会夺取很多解放军战士生命的内外市沟电网，降格为防御力一般的普通铁丝网；战果之三是各部在火力掩护下，近迫作业改造地形，迅速完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前锋直伸外市沟前沿。
11月8日晨，4纵又攻克位于市区东北的制高点云盘山（其实是西汉恒山王张耳之墓的封土堆，高出地面四五丈，方圆约六、七十丈，现已夷为平地），为进攻外市沟创造了必要条件。当日十六时半，攻城部队在炮兵掩护下，突击外市沟。这道防线周长30公里、深7米、宽6米，沟外沿有鹿砦、铁丝网和雷区，沟内沿有高堡、低堡1000多个及电网，本可算作坚固。但因守敌兵力捉襟见肘，只以各县保安团及刚空运来的保绥独立团防守，且电网失效，故很快被突破。战至9日晨，解放军攻占内外市沟间绝大多数据点，歼灭保绥独立团主力，并击毁铁甲车一列。
仗打到这个份上，敌军如不从平、保南下援救，石家庄必破无疑。但华北国民党军刚把五个主力师调往东北，应付东民联秋季攻势，自身兵力单薄，无力援救，只能让石家庄守敌自生自灭。于是，老总在11月９日给杨得志等打电话，催促他们尽快攻击内市沟，并对进攻方略作了三点指示：（一）要猛推、深插、狠打，不让敌人喘息；（二）做好巷战准备；（三）全歼包括还乡团在内的一切敌人。
11月10日十六时，晋察野向内市沟发起总攻。这道防线周长18公里、深宽各5米，沟内有尖木桩，沟外有铁丝网、挂雷，沟内高低碉堡比外市沟更密集，应该说比外市沟更坚固。但没有雄厚兵力把守，再坚固也白搭，总攻开始不久，解放军便多路突入市区。守敌主将32师师长刘英也非庸才。他清醒意识到内市沟一破，将转入巷战，离覆灭就不远了；故依然让各县保安团守碉堡，而把三个团正规军集中起来，作为反突击封闭突破口的基本力量。
应该说，刘英这种部署非常正确，守敌如有一个军，仗还有得打，甚至有望守城成功。但问题是，三个团兵力实在太单薄了。实战中，敌96团主力在坦克支援下，反突击突破进来的3纵8旅，可非但未能奏效，自己反被歼灭。敌94团也对4纵10旅反突击，结果被连续打退七次，让解放军迅速向铁东区发展。11月11日，第二梯队4纵11旅、3纵9旅相继加入战斗，守敌更加混乱。解放军在充分发挥军事打击威力同时，又展开政治瓦解攻势，战前被放回的近千名清风店战俘首先放下武器，在他们带动下，大批敌军投降。
至此，刘英只能率32师残部收缩坚守由大石桥、火车站、正太饭店、铁路工厂、发电站等坚固建筑组成的核心阵地。解放军当然不会让他苟延残喘，于12日晨对核心阵地发起最后攻击。战至十二时，4纵10旅30团2连在搜索前进过程中，意外闯入位于大石桥下的敌32师师部，将刘英为首的敌主要军官全部俘获。 此后，战斗进程大为加速，火车站、正太饭店等要点不攻自破，至二十三时，市区敌军被全歼。向北突围的400余名敌军，也很快在灵寿以东地区被围歼。

石家庄战役共歼敌24288人（其中只毙伤3156人，绝大多数都是俘获），缴获汽车280辆、坦克9辆、火炮100余门、机枪674挺、车头40个、铁甲车车厢数十列等大量军用物资，首开解放军在关内攻克大城市记录。纵观一周战斗进程，晋察野在清风店战役原班民兵、民工支援下，始终控制着战场主动权，战术动作有板有眼，跟演习一样精确无误。这与老总以对战事进程的精准预见，在事先进行了大量周密布置，使杨罗耿在实战指挥中再无特别困难，有着重大关系。看到杨罗耿在其指导下，指挥水平突飞猛进，作为“教头”的老总当然十分有成就感。为此，他特地按杜甫《秋兴》韵，写下七律《攻克石门》，最后两句“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感。
当然，老总经验再丰富，向杨罗耿传授得再到位，如敌3军主力不离开石家庄，或老蒋又空运进一个整编师，晋察野仍未必能取得攻城胜利。客观地说，清风店、石家庄这两次晋察野在大决战之前所取得的最辉煌胜利，其实是老蒋打包赠送的礼物。但老蒋这次并未意识到问题实质，反因自己失误高看晋察野，低看李宗仁、孙连仲这些华北军事首脑。为此，他又于11月26日飞抵北平，改组华北军事指挥机构，进行人事任免。
老蒋选中的是“常胜将军”老傅。经过几天磋商、协调、命令，他于12月2日发布手令，撤销保定、张家口两绥署，调老傅和孙连仲任北平行辕副主任，另外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简称华北剿总），任老傅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晋、察、冀、热、绥五省国民党军。老傅于6日在张家口宣布就职，并在26日将总部迁到北平西郊“新北平”（鬼子侵华期间，以公主坟为中心所建“新北平政府”办公区和生活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受财力影响未完全建成），老孙则在期间被调往南京任卫戍司令。
老傅要比孙连仲善于用兵，老蒋让他统一指挥华北国民党军，确实收效于一时，使国民党军在华北局势又稳定了一年。但老傅因有才而敢作敢为，当国民党政权面临严重危机时，必然要把他所统率集团的利益，放在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利益之上，试图与中共进行政治交易。由此导致危急时刻，华北中央军主力因老傅通过种种手段干扰和阻挠，失去逃离时机，最终被解放军消灭或改编。这是老蒋在大胆起用有能力非嫡系将领时，所未能料及的。
石家庄解放后，国民党军在从保定到安阳方圆千里地域内，仅剩元氏一座孤城。解放军当然不再允许其继续存在，11月17日，冀中军区独7、8旅等部围攻元氏，经半个月鏖战，全歼由土匪、逃亡地主、伪军组成的土顽武装近万人（俘获者不到4000人），拔掉了隔断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最后一颗钉子。
说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刘邓军跃进大别山后，留守部队由刚被任命为晋冀鲁豫第一副司令员的徐帅指挥。从1940年6月离开山东开始，徐帅一直在后方担任教学工作或养病，解放战争爆发后依然如此，表面原因是身体不好。但肩负重任却身体不好的将帅大有人在，最为典型的就是林、粟二人，倒也不见疾病影响他们建功立业。可见，主席没让徐帅出任战略区军事首长，主要不是健康原因，而是没有适合他的岗位。
来看各战略区军事首长情况，东北林总、华东粟裕、晋冀鲁豫刘帅都很称职，不可能考虑徐帅。陕北事关中央安全，草地分裂及西路军往事阴影犹在，不光主席就是少奇、总理、弼时，都不会放心地把西北野交给徐帅指挥。晋察冀缺少帅才，徐帅若与聂帅合得来，形成类似于陈粟的关系，倒也珠联璧合。但问题是，华北是用来给老蒋做北线定心丸的，主席不希望在那里连战连捷，故也没徐帅位置。当然，也有一个真正能够让徐帅施展才华的舞台，那就是中原解放区。主席本有此意，已在1945年8月12日，下令成立鄂豫皖中原局，任命徐帅为书记。可惜，三天后鬼子投降，中原解放区随即被优势国民党军包围，徐帅无法到任。否则的话，这支大军在徐帅指挥下，有可能在大别山区重新做活，也无需刘邓军千里跃进了。
然而，刘邓、陈谢先后挺进中原，山西内线就缺了一个能够对付阎老西集团的方面大员，主席这才决定启用徐帅承担这项职责。当然，刘邓、陈谢出征后，留给徐帅的家底不多，主要就是王新亭为司令员的8纵，外加一些独立旅，总兵力5万余人。至于重武器，刘邓军宁可将它们损失在了千里跃进途中，也没送一点给徐帅，陈谢部也不慷慨，8纵只有三门旧山炮。所以说，徐帅这位“巧妇”虽不是在做无米之炊，但至少也是在做劣米之炊。
徐帅上任伊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还不是进攻敌军，而是解除民主建国军武装。所谓民主建国军，就是在1945年10月底起义的国民党新8军及河北民军共万余人。但按当时政策，尽管军长高树勋获准入党，但部队并不进入解放军序列，单独成军。这样，对其彻底改造困难重重，在将近两年时间里，他们只接受解放区人民供养，却未上前线与国民党军打过一仗。如果出于政治需要，增加点老百姓负担也就算了，但问题出在刘邓、陈谢出击外线，晋冀鲁豫解放区内线兵力大为削弱，如果高树勋部像郝鹏举部一样突然变心投敌，后果不堪设想。
徐帅对高部早有戒心。据他自己回忆，2月中旬在该部驻地长治暂住之时，就有敌机根据该部特务密报，向他住所投弹，只是因为夫人黄杰产后虚弱，才住到4月间。但他仍举家迁居离长治40多里的村子，为了就是一旦该部叛变，能迅速逃离“虎口”。应该是出于这种戒心，他一上任就主张先下手为强，拿国民党军曾派人策反说事，以平叛名义将高部缴械。
一波等晋冀鲁豫军政领导被徐帅说动，遂抢在刘邓军尚未南渡黄河的6月14日一早，采取行动。以徐帅指挥能力，再加以有备袭击无备，且有刘邓、陈谢大军为后盾，树勋此时如果抵抗，无疑是螳臂当车，很可能会死于乱军之中。那样的话，中共也只能援郝鹏举例，说他谋反是实了。好在他对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当解放军来其驻地潞安王庄缴械时，令卫队放下武器，任由发落（但徐帅在回忆中仍坚持经战斗解除其卫队武装的说法）。
很快，主席接到徐、薄报告，因树勋未死，赶紧回电要求保证其人身安全。此后几个月，徐、薄重新组织了对民主建国军“叛乱”事件的调查，当然是查无实据。于是，树勋在半年后重新分配工作，解放后官至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副省长，1972年以74岁之寿善终。但尽管用了“莫须有”罪名，缴械行动仍不仅解除了晋冀鲁豫后顾之忧，而且还能将缴械后的高部士兵打乱编入解放军队伍中，卸掉一个沉重经济负担，此外，该部为数不多的重武器也被徐帅所得。正所谓一举多得！

徐帅稳定内部后，留在位于河北武安冶陶的军区驻地，筹划支援刘邓、陈谢出征、地方部队升格等事宜。到9月底诸事停当，他便策划以留守部队，进攻国民党军在晋南仅存的据点运城。陈赓率部于5月初，一打运城未克后，敌军又加固了城防，除前代所建十二三米高城墙、深宽各八米的护城外壕外，又在外围修建众多高低碉及野战工事，城墙上、城墙中、城墙外也有大量明暗火力点，构成交叉护城火力网。守敌计有中央军两个步兵团、一个汽车团（汽车120辆）、一个炮兵连（榴弹炮4门），阎军两个保安团及杂顽武装，共一万余人。
10月8日，徐帅以8纵23、24旅、吕梁军区独3旅、太岳军区3军分区基干团等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包围运城。战至14日，他们扫清了城东、城北两面护城据点，攻占七个据点碉堡，进抵城墙150米到200米处，已具备总攻条件。但此时，宗南令沙家店被歼后重建的整36师四个旅，从陇海路南撤回，在化装逃跑后重任师长的钟松率领下，从三门峡地区北渡黄河，增援运城。徐帅便令攻城主力主动撤围，开至平陆杜马一带打援。但他本人因在冶陶参加晋冀鲁豫土改会议（从10月5日开始，共开了85天），并不了解打援战场地形地貌，而恰恰那一带沟深横列，对部队运动作战不利。加上8纵经验不足，钟松又十分狡猾，解放军未能全歼援敌，让其一部进入了运城。运城守敌还破坏了解放军已放弃的攻城阵地，掠去掩盖工事用门板，弄得当地老百姓夜不闭户。至此，徐帅只能下令收兵。
二打运城歼敌3700人，但解放军也伤亡3000人，打了一场消耗战。为此，徐帅、王新亭均主动承担责任，做了检讨。但主席并未怀疑徐帅能力，于11月22日回电鼓励说：“一、二次打不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受此鼓励，8纵将士强烈要求三打运城。11月底，西北野2纵因黄龙山区粮食紧张，在王震率领下到晋南休整就粮，徐帅忙提出借兵攻运。
王震欣然同意，随即在12月1日与新亭一起，去治陶与徐帅商讨攻运方案。3日，徐帅联名军区第二副司令滕代远、第一副政委一波，正式向中央提出借兵攻运要求。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于4日回电同意，但特别强调西2纵只能借到次月上旬为止。据此，徐帅与二王把攻城时间定在了16日。由于土改会议仍未结束，徐帅不能离开，遂建议组建运城前线指挥部，以新亭为司令员，王震为政委，由他俩全权指挥作战，不再进行遥控。
12月16日夜，进攻开始，解放军冒雪用炸药包破堡前进。战至23日，运城外围四面防御阵地均被摧毁，残敌逃入城中困守。这时，胡部四个旅又集结在黄河南岸陕州至潼关线，企图渡河增援。二王经商量，决定只拔点不打援，将总攻时间从25日提前到24日。但他们采用云梯和跳板登城战法，连续猛攻两天，均未成功。时间急迫，胡部一旦渡河来援，西2纵不能久留，三打运城势必又将失利。
这时徐帅来电，强调“坚持最后五分钟”。二王面对压力，决定改变登城战法，进行坑道爆破作业。万幸的是，守敌未能及时发现这一变化，对坑道进行破坏。27日黄昏，富有爆破经验的8纵23旅，用3吨炸药成功爆破了城北城墙。不久，西2纵也从城西突破。战至28日拂晓，解放军终于全歼守敌中央军两团一营、阎军三团及土顽武装共13000人，解放运城，并摧毁了逃到这里的老西三个专署和十六个县政府。这时，胡部前锋刚刚渡过黄河，闻讯急忙退回。
至此，国民党军在晋南地区据点被完全拔除，晋南成为经略豫西的陈谢部稳固大后方。而在此前，陈谢部也已通过牵牛战术，将以武装大游行姿态前来寻战的敌5兵团七个旅，拖散拖垮。11月14日，9纵政委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指挥13、25旅共五六千人，伪装主力由南召向南阳以西进发。敌5兵团司令李铁军与陈赓同为黄埔一期，对老同学性格十分了解，故尽管误把13旅当作陈谢部主力，率部尾随，但跟了一段便止步不前，进行侦察。
而真正的陈谢部主力，正向方城、叶县一带移动，如不迅速牵走5兵团主力，就会暴露意图。于是，陈赓于11月16日电示13旅攻克镇平。13旅不辱使命，当晚进攻，次日天明即解决战斗，俘敌1000余人，25旅同时占领石佛寺。李铁军至此不再疑惑，急率整3师奔向镇平。但“牵牛”部队又奉命西进，于19日晚奔袭由地方民团把守的内乡，李某率整3师又向内乡猛扑。“牵牛”部队立刻从内乡撤围，向伏牛山区进发。李某至此欲罢不能，于22日令整3师留下辎重、大炮，轻装往山里追赶。这样，李某带着整3师被拖向西峡口、夏馆镇山地达半月之久，直到12月8日方才醒悟。
利用这段时间，陈谢部主力迅速东进，向平汉路靠拢，与西来的陈粟军会师，共同破击平汉路。12月13日，破击开始；陈谢部主力10、26、27旅，破击平汉路许昌、漯河段；11旅破击确山以南段。更为强大的陈粟军，由陈士榘指挥1、3、4纵，破击平汉路官亭寨、许昌段；宋时轮、刘培善指挥10纵、晋11纵破击陇海路开封、柳河段。战至12月22日，解放军两大战略集团陆续攻克许昌、漯河等补给基地和兰封、官亭寨、新郑等车站，解放长葛、中牟、民权、舞阳等13座县城，控制并破坏铁路200余公里，歼敌暂24师5旅、骑1旅等部2万余人，其中俘13000余人。与此同时，王建安指挥6、8纵，在太康、睢县、杞县间，成功阻击敌整5、75师，使其无法西援，有力保障了破路任务。
国民党军统帅部当然不能坐视平汉路南段就此瘫痪，便令整41、47师由郑州南下，被牵进伏牛山的5兵团部率整3师由南阳经驻马店北上，企图夹击解放军。殊不知，正好把李铁军这头牛送上了不归路。欲知陈谢部是如何在陈粟军配合下，变“牵牛”为“宰牛”，请看第八十五章《四七收官》。
在行将结束本章之时，想谈的是徐帅在攻打运城中的表现。长期以来，徐帅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指挥作战能力高强、态度认真，但此次他的表现却颠覆了这种印象。因为他忙着参加“马拉松”式的土改会议，根本没有亲临前线指挥，而是远距离指导作战。众所周知，作为战略军事首长的林总、粟裕、刘帅、彭总，都未发生过为了参加“马拉松”土改会议，不直接指挥作战的事情。类似情况最多发生在聂帅那里，但聂帅没有军事指挥能力，是公认的甩手大掌柜，徐帅能征善战，却向他看齐，岂不是自跌身价？
实战表明，如此指挥效果确实很差。二打运城，徐帅因不掌握地形，选择阻击阵地不当，让胡部增援成功；撤围时没能做好善后，又把借老百姓的门板尽数丢失，导致三打阵地无遮盖物。三打运城，徐帅吸取教训，基本不再遥控指挥。但当战事陷入胶着时，他又来了个“坚持最后五分钟”电令，可用什么战法坚持，却语焉不详了。如果不是王新亭及时改变云梯登城战法，采用坑道爆炸，则徐帅所要求坚持的时间越长，无谓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就越多，更无法取得胜利。
同一时期，老总指导解放石家庄，完全从实际情况入手，所提出的全是合理化建议，却又尊重一线指挥员，绝无“坚持最后五分钟”之类的强迫命令。两相对照，朱、徐个人能力高下立判，一、四方面军战术素养也高下立判。

@新昌仁慧 2015-09-12 15:20:23
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已经知道张扬准备捉蒋（叶剑英在回忆录里面明确提到张学良事前在西安告知他准备政变捉蒋，也就是苦迭打。叶本人在西安事变之前回陕北汇报情况，这种晴天霹雳一样的重要情报自然不可能不向党中央汇报）。但具体什么时候捉，怎么捉，中共都是不知道的，甚至张扬决心捉蒋的主张是否是坚决的，中共也不知道。
而张扬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动手之前众多准备工作也确实没有告知中共，直到12日颁布捉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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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原因很简单，作为中共来说，他不应该同意这样的事情，这是因为它的上级 苏联和共产国际是绝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上级是重要原因，但无法捉蒋以后能否杀蒋，必须与张杨完全脱钩，让张杨做红军的替死鬼，是毛主席不表态的更重要原因。

@新昌仁慧 2015-09-12 15:20:23
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已经知道张扬准备捉蒋（叶剑英在回忆录里面明确提到张学良事前在西安告知他准备政变捉蒋，也就是苦迭打。叶本人在西安事变之前回陕北汇报情况，这种晴天霹雳一样的重要情报自然不可能不向党中央汇报）。但具体什么时候捉，怎么捉，中共都是不知道的，甚至张扬决心捉蒋的主张是否是坚决的，中共也不知道。
而张扬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动手之前众多准备工作也确实没有告知中共，直到12日颁布捉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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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共能够有效保证自己的生存，那么苏联必然立即撤回对张扬的支持。

这时，不要说苏联会撤回对张杨支持，就是中共自己也不理张杨了。张杨在政治上太天真了。

@新昌仁慧 2015-09-12 15:20:23
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已经知道张扬准备捉蒋（叶剑英在回忆录里面明确提到张学良事前在西安告知他准备政变捉蒋，也就是苦迭打。叶本人在西安事变之前回陕北汇报情况，这种晴天霹雳一样的重要情报自然不可能不向党中央汇报）。但具体什么时候捉，怎么捉，中共都是不知道的，甚至张扬决心捉蒋的主张是否是坚决的，中共也不知道。
而张扬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动手之前众多准备工作也确实没有告知中共，直到12日颁布捉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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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山城堡战役胡宗南被击败以后，蒋介石提出红军保留3万人，军官留任，暂时保持现有根据地等还算不错的条件。

之后差不多就是这条件，但已是抗战爆发以后，八路军有资格去敌后大发展了。

@新昌仁慧 2015-09-12 15:20:23
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已经知道张扬准备捉蒋（叶剑英在回忆录里面明确提到张学良事前在西安告知他准备政变捉蒋，也就是苦迭打。叶本人在西安事变之前回陕北汇报情况，这种晴天霹雳一样的重要情报自然不可能不向党中央汇报）。但具体什么时候捉，怎么捉，中共都是不知道的，甚至张扬决心捉蒋的主张是否是坚决的，中共也不知道。
而张扬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动手之前众多准备工作也确实没有告知中共，直到12日颁布捉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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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毛泽东对苏联的想法非常清楚，苏联知道和德国意大利开战只是时间问题，一旦苏联和德意开战就是决定民族存亡的战争。所以毛泽东非常清楚，苏联绝对不可能同意张扬捉蒋的主张。一旦苏联知道张扬有这样的主张，肯定会强烈批判不让他们这样去做。

毛主席的国际政治判断水平一直很高。

@新昌仁慧 2015-09-12 15:25:53
毕竟当时自己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人和党派一样，在面临死亡和毁灭的边缘，被逼急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其实作为中共来说，他是苏联的下级政党，理应将对苏联有如此重大影响的情报第一时间报告给苏联。当时中共在陕北已经有电台和苏联做日常联络，汇报根本没有技术上的难度。
为什么却没有上报呢？这是因为捉蒋对中共有着极大的帮助。
客观来说，当时中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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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都知道，只要张扬捉住蒋介石，就完全颠覆了整个中国的局势。蒋被劫持以后为了中华民国的大局，只能被迫停止内战以换取自己能够被释放。
因为蒋介石一死，国民党内部也会陷入换乱，全国陷入内战，日本肯定会乘机侵华。如此可以胁迫苏联大规模援助红军。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小菜一把 2015-09-12 17:01:25
记号，不错，楼主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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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辛苦，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