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昌仁慧 2015-09-13 10:49:04
自近代以来，俄国积极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苏联成立后延续该政策，更积极地谋求在东北扶植听命于莫斯科的傀儡政权。1929年10月7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一封密函，最能反映苏俄的这种野心。在密函里，斯大林指示：
“中国将出现麻烦。我觉得，我们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了。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务，我们向满洲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当然很好，但这不够。现在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组建两个由两个团建制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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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7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一封密函，最能反映苏俄的这种野心。

从斯大林反对立三路线看，他暂时还没拿下中国东北的野心。

@新昌仁慧 2015-09-13 12:12:02
在整个西安事变中，有一个东北军的著名人物不能不提。他既不是军事将领，也不是张学良手下的文人幕僚，但他所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这些人。他就是东北军特工组织头子，张学良的心腹黎天才。12月初张学良亲自去洛阳诱骗蒋介石赶赴西安自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黎天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2月1日黎天才向张学良汇报，潜伏在武昌的东北军特工王化一（表面身份是东北军联络员）向其密报，他从武汉豫鄂皖3省剿匪总司令何成浚处得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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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西安事变中，有一个东北军的著名人物不能不提。他既不是军事将领，也不是张学良手下的文人幕僚，但他所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这些人。他就是东北军特工组织头子，张学良的心腹黎天才。

此人作用很大，但因为被捕叛变，中共一直不愿认可。

第八十七章 苦练内功
粟裕在“子养电”里，主要提了四条建议：一，建议刘、邓统一指挥出击外线的刘邓、陈粟、陈谢三军，采取忽集忽分战法，以求较彻底地歼敌一路（即由几个整编师组成的集团，相当于以后的兵团）。二，建议中央军委统筹炮弹生产，以保证外线三军缴获的为数不少的各种口径炮（粟裕可能不了解刘邓军丧失大部分炮的情况）能发挥作用，摧毁敌军修筑技术提高后的工事。三，建议暂不攻取被解放区包围的大城市，先解放全国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为能迅速巩固新解放区，建议从老区抽调大批干部前往新区工作。四，建议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东北为基地，训练大批技术兵种，作为全国解放军的骨干，以在技术上取得对敌优势。并进一步统一全国建军思想，消除地域与界限区别，努力打破本位主义，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
应该说，子养电看问题所站的位置比较高，特别是第四条统一全国建军思想，非常具有前瞻性眼光，主席在解放后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长，当与此有关。对当前作战方略，舍大城市不攻，先取全国农村与中小城市，与主席跃进江南先赤化全国农村的原则相近。强调炮兵对解放战争进程的极端重要性，则与老总观点完全一致。而由刘、邓统一指挥外线三军的建议，也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原则相符，最终到淮海战役时成为现实。但子养电总基调是三军在中原共同作战，这与主席跃进江南构思相左，毛、粟之间必然会发生思想碰撞。
而在此之前的1948年1月初，陈毅从中原前线来到陕北杨家沟中央所在地。为此，在18日起召开中央会议上，专门用了三天时间，听取陈毅关于鬼子投降以来华东地区和华野各方面情况、中原战场当前形势的汇报。凑巧的是，陈毅在1月21日刚汇报完情况，粟裕次日就拍发了“子养电”。
粟裕主动提出跃进江南相左的意见，对主席借力向老总咨询十分有利。于是，主席在与总理、陈毅按“子养电”模式，研究了几天外线三军加山东兵团未来三个月的作战方针后，突然于1月28日给粟裕发出绝密讨论电报，要求其率华野1、4、6纵渡江南进。在行动时间上，主席给出了三个方案：即半个月后渡江，6月渡江和秋季渡江。当然，主席给予的仅仅是时间选择权，而不是渡与不渡的选择权。
这封电报对一直沉浸在“子养电”模式里的粟裕，无疑是当头一棒。但由于事先并未认真权衡过留在中原与渡江作战的利弊，他无法依“七战七捷”故事，据理力争要求留在中原。好在与“七战七捷”之时相比，时间没有那么紧迫，故经与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商量后，粟裕想出一条缓兵之计。1月31日，他就渡江时间回电中央，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先北开陇海路附近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二是仍先参加中原作战，三月中旬开始休整，五月中旬出动南下。他还煞有介事称：“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
主席接电后，随即于2月1日回电，接受粟裕的方案一，并建议渡江位置应在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还答应把晋冀鲁豫送往中原三万新兵中的两万补充给他。于是，粟裕率华野1、4、6纵北渡黄河，去濮阳地区休整、接新兵并制定渡江计划。但其实，粟裕内心里压根就没打算渡江，利用休整时间正寻找充分理由，打算据理力争，而主席就是在等他拿出理由来。这样，外线三军其他部队攻势也慢了下来，形成了一个不算太短的休整期，正好给了中共一段主席所希望的苦练内功期。
苦练内功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彻底扭转土改中乱打乱杀的过火行为。主席虽在十二月会议上明确反对过火行为，而且会议把其意见写入了决议。但他又不想给各地轰轰烈烈的土改和整党运动泼冷水，并未立刻决定下发会议决议。这时，仲勋送来的两份报告和新近了解到的晋绥区运动情况，终于使他认识到土改过火问题的严重性。
仲勋在1月4日报告中提出，必须把老区与新区加以区分。老区中农多，贫雇农少，有些乡村根本没有地主和旧富农，如再分平土地，80%农民不同意。在老区硬分土地将失去民心。几天后，仲勋又报告了土地会议后出现的一些严重现象：一是把有吃有喝之人都当斗争对象，中农甚至贫农都被错定成富农；二是不加区别拷打地主、富农，用刑很惨，严重破坏党的政策；三是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底财上；四是不艰苦深入发动群众，被盲目斗争冲昏头脑；五是在贫农与中农间划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暴力手段没收土地含义，认为多用肉刑、多打死人，就是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在斗争中大吃大喝成风，浪费胜利果实；九是干部包办代替，没有形成群众自觉行动。
针对仲勋提出的问题，主席一面委托弼时和胡乔木研究起草文件，一面电召仲勋和李井泉到中央做专门汇报。1月12日，弼时根据他得到的材料，在西北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做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报告，严肃批评晋绥分局靠查三代、看摊摊大小和政治表现来划分阶级的做法，要求重新回到生产关系标准上来；即把对生产资料占有和使用情况，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唯一标准。
与此同时，主席也已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土改乱象。他决定要江山，暂时不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描绘的彻底革命。于是，他于1月14日致电少奇，称十二月会议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要求少奇停止就执行土地法问题再发指示，等待中央另作决定。15日，主席在西北野前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特别重申“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的说法。理由是地主、富农全国有几千万人，分一份土地、财产给他们，他们也能劳动，经过几年劳动，也就成为农民了。因此，不把这几千万人安置好，让他们投奔国民党，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1月18日，中央再度召开会议，在听取陈毅汇报华东工作前，通过了由主席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决议（即《一月决定》，被收入毛选第四卷）。该决议第一条就称：“‘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第二条明确要求对定错成分的中农和其他阶层群众，“应一律改正，分了的东西应尽可能退还”。规定剥削收入占总收入25%以下者，均应定为中农，富裕中农土地不经本人同意不能平分。第三条宣布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对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保护，以“化形”为名没收分配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财产完全错误。
决议同时规定：老解放区地主转入劳动满5年者，富农降为中农或贫农满3年者，应依其现在经济状况改变成分。抗战中与党共过患难确有贡献的开明绅士，即使按土地法需要平分其土地，也应使其免受斗争（早一点出这条政策，牛友兰就不会因被儿子牵鼻游街而自杀了）。任何主张多杀乱杀意见都完全错误，因为那只会使中共丧失群众同情，陷于孤立。

看到主席纠左决心很大，仲勋于1月19日又递上一份报告，在尖锐批评前段土改中乱相的同时，指出：当前土改“分明是对劳动致富方针有了怀疑”，老区所谓的贫雇农，或是因灾致贫，或是地富成分下降还未转化好，或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这些人组织的贫农团在群众中全无威信，让他们领导土改，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主席越看越觉得有理，遂在20日批复并转发了这份报告。
少奇见势不妙，也赶紧采取局部补救措施。尽管主席要他不再对执行土地法问题发指示，但他还是打了擦边球。1月23日，少奇在《关于土改整党问题给薄一波等的指示》里认为，老区封建残余已不多，故必须把土改与整党和建立从乡到县人代会的民主运动相结合。两天后，他又以中央工委名义，在《关于对地主经营工商业的政策给邓子恢的指示》中表示：（1）保护一切对国民经济有利的私人工商业。（2）继续鼓励地富经营工商业。（3）一般不没收地富的工商业，只没收官僚资本和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4）在不没收地富工商业的同时，对他们不分或少分土地。
少奇这种态度表明，其基本思想并未转变，以此思想指导工作，依然会出问题。果然，台址设在太行山麓涉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按少奇定的调子，于1月中旬发表主张贫雇农当家做主的报道。陈谢部一些贫雇农出身干部听了广播，马上自下而上罢免出身富裕家庭干部的党内职务，罚非贫雇农出身的旅长团长们站岗放哨，并对他们进行财产搜查，一直搜查到大地主出身的陈赓本人。陈赓召集会议怒斥此种作法，但贫雇农出身领导拒不接受，个别人甚至表示不再听他指挥。陈赓为此不得不致电中央，要求中央出面解决。
陈赓是五虎上将之外最能打仗的解放军将领，如因贫雇农当家做主而被撤职，必然严重影响解放战争进程。若继续上纲上线，连小地主出身的林总、粟裕也要罢免，乡绅家庭的罗帅更不用说。那样的话，就只能由才疏学浅的贫雇农将领来指挥作战了，解放战争前途渺茫。见土改过火不仅影响解放区对战争支援力度，而且还冲击野战部队，直接影响战争本身，主席迅速于2月11日回电，坚决支持陈赓，严肃批评贫雇农当家在全国和部队产生的极坏影响，批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政治错误，果断平息了这场风波。
不久，陈毅离开杨家沟，去濮阳与粟裕会合。途中，他特地去了华北中央工委所在地，向少奇传达主席对土改的看法。其中内容有：一、中共只有中小资产阶级和中农两个朋友，侵犯中农，打击中小资产阶级，将使中国革命主流偏离方向，丧失人心。中共不怕美援，就怕“左援”，那才是对老蒋的有力援助。二、土改的左，根本上是侵犯中农问题，是违反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农是中共永久同盟者，侵犯其利益来满足贫雇农要求是挖肉补疮。在城市不侵犯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在农村不侵犯中农利益，是革命的战略问题。三、对地主、富农在策略上必须加以区别，“凡可以不杀者，皆不杀。”一来地富是很大的劳动力，不可轻易抛弃。二来乱杀脱离中农、脱离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只靠贫雇农成不了大事。此外，陈毅还特别转达了主席对三大开明士绅之一刘少白被斗报道的不满。这次传达进一步强化了主席1月14日给少奇电报的精神，此后，少奇已在事实上被剥夺了对土改领导权。
乘着此时练内功、军事行动少的空隙，主席亲自领导土改运动。他发出大量电报和信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各地领导人，就土改问题进行沟通和讨论。2月22日，经总理起草、主席修订，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要求不再平分土地，一般也不再组织贫农团。夺取政权是硬道理，主席终于决定，暂时走一走他当年激烈反对的“李文林富农路线”。
在主席主持下，中央于2月25日，进一步制定《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对如何划分农村阶级作了详细规定。毛泽东还批示道：“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于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和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28日，主席进一步针对开明绅士问题发出指示，强调他们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在抗日战争时期、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给了中共相当帮助，必须团结争取。
面对主席纠左组合拳，少奇越发不安，忙致电主席，把问题根源推在“坏人捣乱”、实际工作干部缺少经验上面，还硬说问题主要只发生在主席已掌握情况的晋绥、陕北。3月6日，主席回电少奇，不认可他的辩解，明确指出：问题主要出在中央身上！晋冀鲁豫杀人2万，全国因乱打乱杀而死者差不多有10万，坏人捣乱不是主要的，根本上“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或者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
当然，主席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主张革命矫枉就难免过正，在土地革命时期，又为平分土地问题弄出富田事变，内心立场其实与少奇态度是一致的。主席对少奇的责怪，只是怪他不懂机变，在尚未夺取全国政权时，机械教条处理问题。在他看来，少奇在土改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尽管后果比较严重，但毕竟是一种积极的、战斗的、向前进攻的阶级革命精神，故未加深责。主席对少奇如此，对各级党政机关中的土改积极分子，同样格外宽容，丝毫不加惩罚，理由就是：“对这批土改整党积极分子不撑腰，那我们就要犯原则错误。”
但不管怎样，在主席大力推动下，各解放区领导机关从2月开始，都陆续行动起来，传达中央指示和各种新政策规定，在自我批评同时，组织贯彻纠左措施。一度盛行的暴力土改和整党的左倾狂潮，逐渐被遏止了下去。而腐败昏聩的国民党政权，也没有花本钱解决逃亡的地主、富农和普通农民的生计，以把他们作为国民党军的重要臂膀。因此，这些人在国统区生计艰难，听说中共政策变善，陆续大批回乡。不知不觉之中，国民党政权又失去了这一政治资源，这等于增强了中共的内功。
苦练内功第二项任务是整党。尽管少奇所主张的贫雇农自下而上夺权式整党方案不可取，但整党本身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必不可少。故在狠刹土改左风同时，整党照样进行，只是方式有所改变。改变后的整党一般模式是这样的：先将党员分成三类，即工作积极的先进党员（其中也有个别作风不够好），成分很坏、混入党内、包庇地富亲友、欺压群众的坏党员，思想觉悟不高、作用不明显但群众也无多大恶感的一般党员。以个体到群体，基层党组织同样可以分成好、坏、一般三类。

分出了类别，结合土改的整党就好处理了。好党员保持下去，坏党员坚决开除，一般党员加强教育。依此类推，对于基层党组织，好支部只要调换个别干部，就可以协助工作团领导土改。坏支部在土改中除吸收个别好党员参加外，必须坚决越过，如在群众中能找到适当依靠对象，则干脆解散！一般支部应撤换一批很脱离群众的干部，保留部分较好干部，提拔党员中成分好的积极分子担任干部，以此协助土改工作组。
这样的整党不能关门进行，而必须受到群众监督。此前，为防止敌人进攻时迫害，解放区绝大多数基层党员身份都是秘密的，而要让群众监督，就必须先公开身份。而这时，国民党军已失去进攻势头，故少奇在1月23日《关于土改整党问题给薄一波等的指示》中，要求解放区所有党员都向周围群众公开身份。个别党员虽担心万一国民党军杀到会掉脑袋，但也舍不得党籍，只好咬牙向群众公开身份。在党外群众监督下，党员们就不能像关门查阶级、查作风、消灭宗派时那样，互相掩盖错误了，而必须在群众对证下受到清查，一切小宗派立时瓦解，党群关系得到了改善。
对于基层以外的党组织，少奇主张从中央局开始，自上而下整顿。具体实施方法是：先开党委会，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再开小组长联席会，传达党委会指示，交流各组的情况与经验。接着开积极分子会，通过培养教育，提高他们的水平。做到这些后，就可以开小组会了。在小组会上，前面受过培训的小组长和积极分子，完全控制了会议节奏。于是，落后分子无法掩盖自己错误缺点，乖乖挨大家的整；中间分子思想也有所触动。如果小组开得不成功，则可以重新开小组长会议以交流经验，开积极分子会以提高水平，直到把小组会开成功为止。而到了这时，党委就要召开整党大会，进行总结并处理问题严重的党员了。至此，整党任务圆满完成。
细细品味少奇发明的这套由五种会议组成的运动模式，不难发现，其形式是群众运动，但群众行为是通过党委编制“剧本”，再对小组长、积极分子进行“导演”，最后由小组长、积极分子“表演”而带动起来的，故本质上是运动群众。这一刘氏政治运动模式，在解放后市民及单位揭发坏分子运动中，还将发挥重大作用；而刘妻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扎根串连模式，文革初期向高校派出工作组，均与之存在“血缘关系”。但因运动群众特征过于明显，主席发动文革时，便不再采用这种方法，而更倾向于让群众自由发挥。
整党结束以后，还要加强支部建设。因此需进行一次民主选举，推选出强有力的支委会和小组长，承担经常性领导工作。此后，支部除了事务性会议外，还必须定期过组织生活（该传统延续至今）。每年年底或年初，必须有一次工作大检查，在充分民主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改选支委会和小组长。这样就把整党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下来。
然而，对于那些不愿接受共产主义理念的党员来说，再怎么整也不会让他们脱胎换骨。就拿刘青山、张子善来说，他们这时也参加了整党，思想却根本没有丝毫触动，解放后一掌握巨大权力和资源，立刻就变成罪大恶极的大贪污犯。对于这种党员，除了开除甚至镇压外，别无他法。当然，整比不整要好得多，且不说通过整党，吓破了很多想贪腐党员干部的胆，建国初期少了很多刘、张。就拿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来说，如果不是整党暂时整掉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使他们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农民支前，如此的空前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苦练内功第三项任务是新式整军运动。这项运动中诉苦部分的来龙去脉，已经前面介绍过了，此处主要介绍三查三整。所谓三查，就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而三整，就是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
三查中，查阶级主要查四类人：一是查地富子弟，按阶级可以背叛理论，这类人查出后并不清退，主要是通过教育引导进步。二是查俘虏中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由于国民党军一直采取整个部队一起入党团办法，这些人尽管拥有党团籍，其实对国民党政权并无向心力（这就是国民党组织工作粗放的结果），所以出身贫苦者均可教育留用。但如果是特务和变节分子，那就要逮捕法办了。三是查冒充国民党军士兵混入解放军的被俘下级军官（主要是连排长），这类人查出后不逮捕，但为部队安全，即使本人思想真有进步，也一律发给路费遣送出境。四是查社会流氓、伪满宪警及俘虏中的兵油子，这些人不仅自己恶习难改，而且还要带坏落后战士，一经发现，立刻清退。此外，误被当做地富被斗的中农战士，则予纠正。
查作风、查思想主要针对干部，要查的不良作风有：不关心士兵、贪污腐化、右倾怕死、懒惰、搞宗派、要地位、两面手段、打滑头仗、造假战绩、要求恭维、拒绝批评、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等。查出作风不纯，就要深挖思想根源，再根据思想是有阶级、社会根源的理论，追查这些人的阶级。
三查完毕，当然就要三整。整顿思想就是要肃清那些地富剥削思想，让被整者站到工农立场上来。整顿作风针对查出的种种不良作风，进行纠正。而且，通过查作风，还会查出一批未被发现、未受表彰、不计名誉地位的真英雄、真模范。这样，就可以对那些消极怠工、冒功窃权的干部进行组织处理，以真英雄、真模范取而代之，这就是整顿组织。而被查者如果是党员，就与部队整党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整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保证打胜仗才是硬道理。事实上，类似于“李云龙”、“刘铜锣”这样纪律性较差的指挥员，还得用其所长，力保他们过关。但正因为这些宝贵军事人才未受洗礼，保送过关，导致其中有些人在和平年代翻了船。不过，被整者也有申诉要求复查的权力，从而最大限度避免了一线将士抵触情绪，以昂扬的斗志迎来战略决战。
由于军事行动不可能完全停止，各战略部队新式整军运动不可能同时进行，而均利用宝贵的休整期陆续进行，但最晚在战略决战之前也都完成了。就拿1月的情况来说，至少晋察野还没有这样的时间。取得清风店、石家庄两大战役胜利后，该部信心爆棚，一心在要进一步打出大歼灭战。1947年12月6日，二杨、罗、耿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工委和晋察冀军区，要求集中力量出击平汉路平保段，以孤立保定之敌。主席于7日回电同意，为配合东民联冬季攻势，他建议把出击时间定在20日以后，而作战地点、方案均由晋察野自定。杨得志等接电后，决定就在平保段和平绥路东段进行破击，将敌军引出来再说。
而老傅接掌华北国民党军帅印后，采取“主力对主力、集中对集中”新战法，将所有正规军编为三个冀东兵团：16、94、新2军为平汉兵团，62、92军为津浦兵团，老傅嫡系35军、暂3、4军和新骑4师为平绥兵团。平汉、津浦兵团驻守原地，平绥兵团则配置在北平近郊及平津保三角地区。于是，晋察野出击平汉路，势必与平绥兵团这支已有将近一年未大规模交手的劲敌正面碰撞。

12月27日晚，晋察野1、2、3、4纵和北岳、冀中军区部队及友邻冀热察、冀东、渤海等军区部队各一部，在10万民工配合下，对平汉、平绥、北宁、津浦铁路展开破击战。战至29日，解放军将平汉路保定至涿县、北宁路黄村至魏善庄、津浦路静海至唐官屯、平绥路南口至清河、沙城至青龙桥、聚乐堡至天镇等段，总长400余公里的铁路全部破坏，并拔除沿线敌据点10余处，使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间铁路交通陷于瘫痪。老傅见情况不妙，忙停止嫡系35军101、新32师增援东北计划，急调该军与16、94军和暂3军一起，前往平汉路涿县至徐水间，稳定局势。
1948年1月7日，6纵佯攻保定，以进一步调动敌军，便于野战歼击。老傅急令上述敌军及新骑4师，沿平汉路南进，于9日进抵保定、满城地区。但因老傅用兵有方，敌主力队形密集，晋察野仍找不到分割歼敌机会。为此，杨得志决定以3纵7旅和8旅一部，于11日晚猛攻涞水。老傅为南顾保定、北保涞水，不得不把重兵集团一分为二，令35军新32师和101师两个团，连夜由保定乘汽车北援。
由于汽车运兵速度很快，1月12日拂晓，新32师就赶到了涞水县义安镇境的拒马河东岸，离涞水县城仅一步之遥。他们利用大雾，乘晋察野未加提防之机，以94、96团渡河攻入庄疃村，跟解放军展开混战。以后的战况则出现了争议，这里综合正统军史和挺傅作者说法中合理成分，描述如下：中午，敌军长鲁英麟率军部赶到后，主张新32师在黄昏前退回河东，等次日101师到来，再过河解涞水之围。但敌94团团长段吉祥执意要攻占庄疃村，作为继续进攻的桥头堡，已经过河指挥的敌师长李铭鼎被段某激昂态度所惑，也表示支持。外号“鲁蘑菇”的敌军长，做事一贯犹豫不决，拿不出足够权威命令撤退。新32师遂留在庄疃，继续与解放军缠斗。
晋察野起初未能查明敌情，只以9旅反攻庄疃，双方陷入混战之中。之后得知庄疃之敌是号称“虎头师”的新32师，二杨一罗这才决定，缓攻涞水，以3纵主力围歼“虎头师”主力，以1、2纵队在涞水以东、以南地区，打击敌35军军部，阻击敌101师进攻。
当日十四时，1纵1旅在温辛庄，袭击正在撤退的35军军部，击毙敌军参谋长少将田世举以下200余人。但老傅在此前得到鲁英麟报告后，急调保定16、94军、暂3军及新骑4师北上，又从卫戍北平的35军暂17师中抽一个团，配一个炮兵连、一个骑兵连南下，企图在涞水与解放军决战。此时，暂17师骑兵连恰好赶到战场，与1旅旅部展开遭遇战。1旅主力回救旅部，敌35军军部在不久后赶到的新骑4师接应下得以逃脱。可鲁蘑菇因不了解战场全局，以为35军被歼，觉得对不起老傅，于13日晨在高碑店火车站自杀。
眼看敌各路援军逼近，3纵集中所有部队和火炮，于当日二十三时猛攻庄疃，希望打胜这场双规战。“虎头师”师长李铭鼎这才感觉大事不妙，直接向坐镇北平的老傅呼救。但3纵速度更快，战至1月13日九时，庄疃之敌大半被歼，李某及96团团长安立道，均被炮火击毙。残敌在拒马河东岸的敌95团接应下逃跑，其中包括已负重伤的段吉祥（此人后参加绥远起义，还以副师长身份参加抗美援朝，成为解放军中的一员，此后也未受过冲击）。但2纵在武村、高洛一带，与101师两个团的缠斗中，未能占得上风。至13日十五时，2纵终于将敌逐出武村，却仅歼敌600余人。而这时，16、94军、暂3军这些机动性较差的敌步兵也快赶到了。为避免与优势之敌贸然决战，杨得志等决定放弃围攻涞水，主动撤出战斗。晋察野其他部队继续执行破击任务至21日，才最终结束涞水战役。
与前阶段的清、石大捷不同，晋察野在涞水战役中，虽歼敌1.4万余人（其中以庄疃为核心的战斗，歼敌8000余人，缴获汽车80余辆），策应了东民联冬季攻势，但自身损失也不小。鉴于傅部拥有大量骑兵，步兵主力也由汽车运输，抗打击能力又比较强，这次在战术失误情况下，依然难以将其彻底歼灭，晋察野自感继续在平津保三角地带打运动战，恐怕难以获得理想战果。故不久后，他们改变战法，转为出击属于傅部后方的察南、绥东地区。
而新32师受重创（其94、96团遭毁灭性打击，95团也损失很大，4月间重建后，失去“虎头师”光环，不久脱离35军序列，转隶暂4军），“鲁蘑菇”、李铭鼎等爱将之死，也让老傅痛心万分，一个人躲在北长街一座小楼里哭了好几次。他认识到，经过战火锤炼的晋察野已非一年多前的“吴下阿蒙”，攻击能力相当之强，自己指挥系统也存在较为严重问题（这些问题还将在平津战役中再次恶性发作）；故就此不敢再轻易向晋察野寻战，以免赔了老本，无法在国共之间夹缝求存。
麻杆打狼两头怕，华北战场由此在由清、石大捷掀起一轮狂澜后，再度相对平静。而这正是主席所希望的，因为只要华北波澜不惊，东北、南线敌军一线希望尚在，都暂时不会考虑战略撤退。主席便能在政治、军事理论、军事实战及外交等诸领域从容布局，为最终的战略决战做好准备。此时，南线主要布局任务，落在正在大别山、江汉、桐柏地区与敌周旋的刘邓军各部身上。欲知他们能否战胜敌军，完成新区开辟，请看第八十八章《宜川大捷》。
在本章结束之时想谈的是，傅部指挥系统在庄疃战斗中所出现的问题。下级服从上级本是作战中铁的纪律，但在傅部，团长血气之勇却可以影响师长决策，师长改变决策却可以不听军长命令。正因为如此，傅部靠汽车运输在战场上取得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并直接导致“虎头师”被重创，王牌军军部差点覆灭。当然，老傅如为35军选一位坚定果断的军长，纵然团长、师长骄横跋扈，也未必能以下克上，把部队带入危险境地。但老傅偏偏选了位“鲁蘑菇”当军长，结果既害了“虎头师”，也害了鲁本人。老傅之所以委鲁以重任，是因为与他既是山西老乡，又是保定军校同学，甚至还是结拜兄弟。这完全是任人唯亲的典型！
在第六十八章，曾谈过老傅吸取中共一些优良作风，把傅部打造成“七路半”，因而战斗力远高于国民党中央军。然而，“七路半”毕竟是“七路半”，老傅能从中共那里学些皮毛，注意部队的群众纪律，却无法铸就铁的战斗纪律；老傅能看到军队文化建设重要性，比较注意官兵同心问题，却无法真正做到任人唯贤；从而在关键时刻坏了大事，成为“八路”的手下败将。

@悠悠见南山L 2015-11-06 09:03:47
写得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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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算实事求是，没有不顾事实美化吧？

@新昌仁慧 2015-09-13 10:49:04
自近代以来，俄国积极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苏联成立后延续该政策，更积极地谋求在东北扶植听命于莫斯科的傀儡政权。1929年10月7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一封密函，最能反映苏俄的这种野心。在密函里，斯大林指示：
“中国将出现麻烦。我觉得，我们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了。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务，我们向满洲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当然很好，但这不够。现在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组建两个由两个团建制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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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斯大林看来，中国没有侵略苏联的能力，所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利用中国这种想要签约的心理，去刺激日本人，换取日本在远东向苏联做出妥协。

老斯确实是外交高手。

@新昌仁慧 2015-09-13 07:38:04
毛泽东出生于前清，生长于当时信息闭塞、教育落后的湖南，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良好的教育。他终生不懂外文，熟悉的除了游民文化经典和各种稗官野史之外，不外乎传统经典、宋明理学、王船山学说、《曾文正公家书》那一套，外加长沙图书馆能找到的寥寥几本翻译拙劣的西学书籍以及各种报纸，彻底缺乏科学常识、现代文明常识以及外国政治文化常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常识。最严重的问题是，他有传统读书人的深重的井蛙情结，到死也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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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3 10:53:26
中国近代以来，丧权辱国，深感自己不如外国。
但毛泽东只读了中国传统文化，就能建立一支军队扛住美军。
感觉你弄的帖子，不应当对其鄙视，而应当对其褒扬。毛才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你说毛泽东学到了很多糟粕东西，怎么控制人使唤人。但你是否想到，其他人就不是如此？其他人就不用诡计对付毛？ 蒋介石稍微使用点诡计，中共那么多东西就打了水漂。
一个书生，才会认为这个社会是好的。我原跟过一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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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讲得有道理。凭这个，暂时把你从黑名单里删除吧。

@新昌仁慧 2015-09-13 10:54:33
一面刺激日本的侵华野心，一面刺激中国的抗日信心，斯大林的这种外交手段，不可谓不老到。夹在日、苏两国之间，国力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自然无力应对斯大林的算计。亲历其事的蒋介石，面对苏联援助时的复杂心情，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淞沪会战爆发后，斯大林仍在担忧中日之战有可能不会发展成全面战争——斯大林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蒋介石确实在淞沪会战期间一度致力于寻求国际调停——为此他采取了两条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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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亲自出面，不断与驻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作深夜长谈，不断向其灌输信心，使其相信：一旦中国的对日作战进入生死关头，苏联将会直接参战。

盲目相信外国，是蒋介石的致命缺陷，毛主席就只相信自己。

@killywen 2015-09-13 11:01:49
这一系列心理创伤，使得毛泽东产生了进攻性的自卑情结，表现为自尊心超强，过敏，斤斤计较，睚眦必报。
毛对张怀恨在心，是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张申府是管理他的图书馆助教。张有次拿了份书目交给毛缮写。毛却全部写错了，张只好又退给他重写。如此区区一件小事，却让毛记恨了一生。张却还不知道闯了祸，1945年毛到重庆，请张吃饭，开头还十分客气，但当张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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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说，留苏派、党国留日派和毛的碰撞，就相当于西方列强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传统文化进行了抵制，并且反击，最终还赢了！

是这样的。

@pen825570 2015-09-12 19:52:41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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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奖。

@鹳雀 2015-09-13 11:29:54
@zhaoyu1027
一口气看了好多，不错，挺好的。
以前写过一本小说，大概也是写了1926年到1935年发生的事，的确，1927年的政变和1935年的兵败，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个争权夺利的过程和结果。
其实这种故事，千年来一直上演，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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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确实有一定相似性。

@新昌仁慧 2015-09-13 12:22:24
许多年来，罗章龙、黎天才在官方的案卷，变成了被尘封的绝密资料。直至上世纪90年代许多档案解密后，人们写西安事变、写张学良时，才偶尔把罗章龙、黎天才的尘封资料翻了出来；看完了敌我双方留下来的秘密档案资料，罗章龙、黎天才是幕后如此的重要人物——西安事变幕后操盘手！西安事变，是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当时在张学良东北军政训处担任要职的黎天才和东北的党内同志大都参加了"中共北方非委"。转来转去，他又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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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党史还是很复杂的。

第八十八章 宜川大捷
时间进入1948年，中原解放区里桐柏军区第一个传来捷报。1月9日，该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率28旅和3军分区86团共4个多团，对逃到豫西南邓县县城的11个国民党军保安团发起进攻。12日，他们摧毁城壕防御体系；14日傍晚攻入外城；16日晨对内城发起总攻，全歼正要突围的守军；共歼敌约7000人，为创建巩固的桐柏解放区奠定了基础。中央为此于1月31日致电刘帅、小平、先念，庆贺这次胜利。
但围攻大别山的20个旅国民党军，并没有因为桐柏、江汉解放区的建立而分兵。在老蒋看来，反正中原国统区大局已经糜烂，就算从大别山分兵救火，也已无济于事，不如专心进剿吸引世人眼球的大别山这一处，将此地解放军驱走，好对外粉饰太平，维系摇摇欲坠的军心、民心。而直接指挥这20个旅的白崇禧乃桂系首领之一，他考虑的是增添自己战功，以便找合适时机在老蒋背后捅上一刀，实现桂系利益最大化。因此，既然将解放军赶出大别山能给自己带来战功，他当然一心一意在原地来回清剿。至于晋10、12纵离开大别山，开辟桐柏、江汉新解放区，白某只负责拦截，不会尾追干扰。
主席最初也不肯给老蒋粉饰太平的机会。1月2日，他致电刘、邓等外线三军领导，建议粟裕部（陈毅不在军中）进攻南阳，陈谢部进攻襄樊，以吸引白崇禧部向西，使刘邓军在内线能寻机再歼敌二至三个旅，彻底粉碎敌对大别山的清剿。然而，由于新区暂不进行土改，外线三军在此较难扩军，在没有得到晋冀鲁豫老区新兵补充（整个1948年也只能提供3.5万人）之前，较难承担大歼灭战任务，加上1月底决定由粟裕组建东南野战军跃进江南；主席最终决定不在大别山与老蒋争面子工程了。
2月7日，主席致电刘邓（鉴于刘帅已离开大别山，其实就是小平），询问其指挥所现在何处，如尚在大别山，建议移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与陈（士渠）唐（亮）兵团、陈谢兵团会合，打中等以及大的歼灭战。理由主要是：粟裕准备跃进江南，北面外线缺乏指挥中心。次要理由是：北面有巩固后方可为依托，把敌军重新引到北面，有利于南面的大别山和江汉发展。此外，主席还认为只有打歼灭战才能解决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主席这些理由漏洞百出、自相矛盾，让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一，既然知道北面有巩固后方可依托，那为什么还要粟裕跃进江南，去无依托之地作战呢？其二，南线解放军在七月分兵、跃进大别山之前，打的就是歼灭战。当时是主席自己要求暂时不打歼灭战，跳到外线，把战争引向国统区的。那此时，他为什么忽然作幡然悔悟状，表示还是打歼灭战才能解决问题呢？
然而，回顾主席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斗争过程中，时而有神来之笔、时而又昏招叠出的“疯疯癫癫”状态，就不难看出，隐藏在此时自相矛盾理由背后的，又是主席不可公之于众的战略目的。按笔者理解，此时主席已基本完成在平汉、陇海、津浦三路外围建立解放区的目的，所以他觉得，主力部队继续留在敌后活动已无必要，应该将他们调回北面继续打歼灭战。至于究竟是在江北完成战略决战，还是渡江发展后从南到北一起动手，则要等粟裕质疑、老总表态后，再行定夺。
小平的军事战略水平尽管没有主席那样高，但用一个大别山换来外线2000万人口的新解放区和2500万人口的游击区的基本战略格局，他是看得懂的；而且也明白，一旦新区格局成形，大别山本身并无太大战略价值。于是，经反复分析大别山形势和中原战局，小平于2月9日向主席回电，报告了指挥所位置，表示同意中央部署。但他考虑到陈粟、陈谢两军消耗也很大，也需要充分休整和补充，且粟裕的东南野战军正拟转到黄河以北休整。如自己所率刘邓军主力也出山北撤，势必将部署自己身边的敌军引到北面，不利于兄弟部队休整。故小平明确表示：“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应对粟的机动以配合，故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我们指挥所则拟相机移驻，与野后会合布署作战。”
其实，刘邓军主力远离老区，部队消耗严重却得不到后方接济，难以救护和安置伤员；在武器方面，不仅重炮丧失殆尽，连手榴弹都无法在新区制造，仅靠原来携带的弹药维持作战，比起陈粟、陈谢两军来，更需要休整与补充。小平此时表现出的高风亮节，让主席十分赞赏。更重要的是，小平所表现出的战略眼光，是其他年轻将帅及领导人所不具备的。因此，主席在同意小平意见的同时，也有了主动为其增厚政治资本，把他作为接班候选人之一加以培养的意向。
此后，小平一面继续指挥部队作战，一面着手部署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后的各项工作。
2月中旬，他将中央军委关于主力要转出大别山的决定，告知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要他们作好充分思想准备，以对付主力走后即将到来的严重局面。22日，他又亲自起草《中原局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对主力转出大别山后如何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各军区部队与地方武装独立自主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开展更广泛群众性游击战争，打击和歼灭分散之敌，以保护群众，保护土改，配合主力部队通过运动战大量歼敌。
也就在2月，白崇禧指挥的20个旅又开始对解放军实行盯梢、合围与分区“清剿”。2、3、6纵与军区部队及地方武装密切配合，采取适时分散与集中，内外线相配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军对潢川、固始和商城一带的重点合围与“清剿”。而军区地方武装在此过程中经受了锻炼和发展，为以后独立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2月24日，小平、先念等率领前指北渡淮河，在安徽临泉县韦寨与刘帅率领的后指及中原局会合。28日，靠近淮河的2纵，按小平预定的北撤顺序，首先穿过敌封锁线，转至淮河以北，与1纵会合，进入休整。尽管主席在3月1日，又主张3、6纵主力暂留大别山一段时期，钳制敌整10、20师等部，但位于皖西的3纵和位于鄂东的6纵，也开始向大别山北部移动。到3月下旬，他们在潢、固、商地区粉碎敌围攻后，于3月底北渡淮河。至此，刘邓军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
总算赚到面子的老蒋赶紧宣布，刘邓军被击溃后已逃出大别山，并抓住这一难得的“大好形势”，于3月29日召开国民大会，以施行国民党单方面制定的所谓宪法，选举国民党政权的总统和副总统（事实证明，此时不开国民大会，就得去台湾开了）。而既然已经对外宣布打赢“大别山保卫战”，那20个旅的国民党正规军，也就被调回中原，换个场地继续与解放军缠斗。至于国共双方在大别山较量的力量，则变成了刘邓军地方部队和由地主武装组成的“小保队”。小保队因在1947年12月3日宋埠事件中，被6纵集中歼灭2000多人（形式上与鬼子扫荡屠杀隐蔽在群众中的八路军差不多，存在少量冤杀，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在较量中处于下风。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小保队才被彻底肃清。

在持续7个月的跃进大别山行动中，出征时拥有12万之众的刘邓军付出了巨大减员损失（一般估计为三至五万人），且在初期就丧失了大部分重武器，最终还在名义上让出大别山，看似损失惨重一无所获。但事实上，刘邓军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了三大成绩：其一是结束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从此转入全面防御、应付。其二就是前面所分析的，牵制了33个旅的国民党军重兵，使陈粟、陈谢两军得以纵横驰骋中原，开辟出2000万人口的新解放区和2500万人口的游击区。其三前面也已分析过，就是随时可以切断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大动脉，在南线决战时，对国民党军主力形成了战略包围态势。
比起刘邓军成绩需要迂回体现来，西北野在2月底、3月初，又直接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二打榆林不克之后，西北野展开于陕北及晋南曲沃（就是王震的2纵）地区，分散就粮，并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经过深入整军，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具备了打大战役的条件。于是，主席在西北野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期间，要求他们在2月初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继续向渭水以北进击，争取建立渭北解放区，使部队在经济上自给。
此时，胡部9个整编师28个旅中，但9个旅被陈谢部牵制在豫西，一个旅守备汉中，一个旅在晋南守备临汾，留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兵力只有17个旅，大多用于据守要点，机动兵力已经不多。如讲政治影响，西北野应攻取由敌两个旅坚守的延安，但彭总考虑到延安守敌兵力较强，激战会破坏城市连累革命圣地百姓，便选择只有两个团守敌的宜川作为攻击目标。2月12日，西北野1、3、4、6纵分别从米脂、绥德、清涧、安塞地区向宜川开进，16日到达延安以东金沙镇、甘谷驿、延长地区；帮助徐帅拿下运城的2纵，则由晋南曲沃地区西进，准备由禹门口渡黄河参战。24日，3、6纵包围宜川，1、4纵进至宜川西南瓦子街以北地区，待机打援。
宜川守敌遭到攻击，守将整76师24旅旅长张汉初连电宗南和和刘戡呼救。但胡部机动部队今非昔比，上年8个旅武装大游行“盛况”难以重演，此时拿得出手的只有整27、90师共四个旅2.4万余人。这点部队在已增至7.5万人的西北野面前，根本游行无门，而只能是送货上门。但宗南不会考虑这些，严令刘戡率上述部队，于26日由洛川、中部、宜君等地出发，沿洛（川）宜（川）公路援救宜川，并在27日进至瓦子街地区。
也就在这天，西北野已攻占宜川外围七郎山、万灵山、太子山、老虎山、虎头山等要点，将守敌逼进城内。因此，彭总调整部署，以3、6纵各一个旅继续围攻宜川城，以上述两纵队主力参加打援，会同1、4纵迅速占领瓦子街至铁龙湾公路两侧高地，隐蔽待机。但再隐蔽依然留下蛛丝马迹，援敌先头部队发现两翼有解放军正在接近包围。较有经验的刘戡立即请示宗南，打算先打退解放军围攻，再增援宜川。
然而，出惯老千的宗南岂会采纳这一合理化建议？他硬说，西北野没有那多兵力，消灭不了刘戡的援军，并拿守敌已危在旦夕说事，要求刘戡不能犹豫，继续向宜川靠近。刘戡尽管不知道宗南本就想出老千害自己性命，但至少清楚该命令很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可军令如山，他不可能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理由违抗命令，而只能硬着头皮，于2月28日，率部进至瓦子街以东任家湾、丁家湾地区。
见援敌已进入包围圈，西北野开始发动进攻。2月29日凌晨二时，1纵首先打击瓦子街以西的援敌后卫；战至六时攻占瓦子街，并以一部兵力攻占瓦子街以南高地，封闭了援敌回撤道路。刘戡并未庸才，清楚宗南不可能再派部队来救他这支援军了，便立刻以整90师53旅反击瓦南高地，企图夺路而逃。1纵358旅在该高地与敌展开殊死搏斗，该旅8团团长任世洪、参谋长武治安先后在战斗中牺牲，2营6连只剩下包括战斗英雄刘四虎在内的13个人（该连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硬骨头六连”）。但他们也击毙了敌53旅副旅长韩指针、158团团长何怡新，消灭大量敌军，终于守住阵地，配合其他部队，将四个旅的援敌压缩在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之间狭小地区内。
此时，2纵经圪台街北上，也赶到瓦子街以南砖庙梁参战。3月1日十一时，1、2、3、4、6纵同时发起猛攻，战至十七时全歼敌军。整29军军长刘戡用手榴弹自杀身亡，整90师师长严明、整31旅旅长周由之、整47旅旅长李达等被击毙，整29军参谋长刘世振、整27师副师长李奇亨、整90师参谋长曾文思均被俘。2日晚，西北野乘胜对宜川城发起总攻，至3日晨八时全歼守军，俘敌守将张汉初。
至此，西北野以伤亡5404人的代价，全歼胡部主力整29军军部及五个旅十个团，近3万人（其中毙伤7500余人、俘22000余人）。缴获的战利品有：长短枪8300余支，轻重机枪1100余挺，各种炮约200门，汽车19辆。依靠这些缴获，再用新式整军运动方法改造俘虏，西北野兵力就将接近十万人。而胡部实力则下降为23个旅，不到15万人；如以陕甘宁边区周围尚存的12个旅计，还不到8万人；再加上榆林邓宝珊两个旅，宁马、青马在三边和陇东的9个旅，也不过23个旅、不到14万人。西北战场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逆转！
主席欣喜之余，于3月4日在彭总等关于宜川战役战果报告上，以中央军委名义写下按语，将胜利基本原因归结于两个多月的冬季整训，并连同战果报告一起转发中央工委会、有关中央局和各野战军。3月7日，意犹未尽的他又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了著名评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后被收入毛选第四卷），在详细分析西北战场形势，扼要介绍全国其他战场概况的同时，对新式整军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时，随着解放军在西北战场已处于主动地位，主席率领中央转战陕北的“以王代兵”战术，已不再有必要；而向老总咨询究竟采取“越南模式”还是“大决战模式”，却成了当务之急。因此，经过周详安排，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于3月23日结束转战陕北，东渡黄河，前往河北与中央工委会合。
宜川大捷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宗南为保西安不失，急调驻陇海路潼关、洛阳段的裴昌会兵团（辖整36师、38师、65师及骑2旅）共9个旅及驻汉中的青年军203师，回援关中。这样，陇海路潼关、黑石关间约300公里路段上的国民党正规军，只剩下驻守洛阳的青年军206师。而2月下旬，经过休整和新式整军运动后的华野3、8纵（即陈唐兵团）和陈谢部，已经在襄城、禹县地区会合，空虚的洛阳正好成为攻击目标。

3月3日，也就是宜川战役取得彻底胜利的当天，主席令陈士榘、唐亮统一指挥陈唐、陈谢两部及太岳军区5军分区部队共28个团，向陇海路郑州、潼关段发动攻势。4日，陈、唐决定通过围攻洛阳，引诱裴昌会、孙元良两兵团来援，在运动中分批歼灭，并相机夺取洛阳。8日，华野8纵攻克洛阳以东的偃师，控制嵩山隘路，向东构成警戒；晋9纵及太岳军区5军分区攻克洛阳以西的新安、渑池等地，对西构成警戒。
3月9日晚，华野3纵、晋4纵将洛阳四面包围，战至11日，扫清所有外围据点。这时，敌孙元良兵团两个旅虽抵达汜水、黑石关一线，但势单力薄，未敢继续冒进。陈、唐经分析后，决定直接攻取洛阳。当日黄昏，解放军突击城垣，3纵8师23团1营在炮火掩护下，于当夜首先突破东门（后被授予“洛阳营”荣誉称号）。12日下午二时，晋4纵也突破南门、西门。下午四时，晋4纵10旅28团2营5连，从城墙暗道冲进城里，打开西门（后被授予“洛阳英雄连”荣誉称号）。
守敌残部4000余人退据城内运动场核心阵地顽抗。解放军集中炮火猛轰，并勇敢爆破，密切协同。激战至3月14日晚，彻底解放洛阳。此战，解放军以伤亡6100余人代价，全歼敌青年军206师（有一个团去汉口接新兵）及交警、保安团约2万人，其中俘敌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以下15000人。当日，敌孙元良、胡琏两兵团会合，并于17日逼近洛阳。这时，伊河、洛河水涨，不便歼敌，解放军遂主动撤出洛阳。
3月18日晨，援敌整11、38师及124旅约6个旅进入洛阳。28日，整38师被调往西安，整11师东撤，仅留124旅驻守洛阳。4月初，陈唐兵团又攻占平汉路上的许昌、新郑等要地。124旅见势不妙，4月3日，将主力开往偃师，只留371团及一个保安团守备。4月4日，陈赓率部再次围攻洛阳。守敌4600余人发觉后，于5日晨弃城东逃，结果在东张古洞地区被全歼。至此，洛阳被牢牢控制在了解放军手里，这意味着陇海路西安、郑州段被彻底阻断，胡宗南集团与南线敌主力之间失去了地面快速联系通道。
与此同时，内线拔除敌孤立据点的行动，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月间，晋冀鲁豫军区为彻底解放晋南，策应中原、西北战场作战，决定由徐帅统一指挥所部8、13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及晋绥军区一部共5.3万余人，对孤城临汾展开攻击。战役本预定于3月10日发起，但由于宜川大捷，宗南在调回裴兵团、空运汉中青年军同时，也开始将整30旅从临汾空运洛川。这一情报又被中共中央军委获知，为滞留该敌，配合西北野作战，3月5日，主席电示徐帅等，要求提前发起临汾战役。
3月7日，8纵24旅攻占临汾城南机场，击毁运输机两架，有效阻止了敌整30旅空运撤离。徐帅这次亲临前线指挥，通过实地观察和审问俘虏，他认为城北地势较高，便于兵力及火器展开，遂于10日把东、北两面作为主攻方向，南面为助攻方向（西面为汾河河曲，部队不易展开），采取的是夺取外围与攻城同步进行、竖梯攻城法。但有卧牛城之称的临汾城，周长10公里的城墙高14米、厚达30余米，且紧挨着东南城墙，还有一座周长3公里的东关城，无论从那个方向进攻，都十分困难。故攻城20多天，虽相继拔除崔家疙瘩、火车站、高河店、尧官庙等外围据点，打退守敌30余次反扑；但在进攻东关城、城北兴隆殿及几个重要碉堡的战斗中，屡屡受挫。期间的3月21日，24旅长王墉在制高点观察兴隆殿地形时，不幸中冷枪牺牲。
徐帅面对事实，终于认识到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便于3月31日停止进攻，并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会议通过总结，决定在完全扫除外围据点前，不对主城发动进攻，并采用攻克运城时行之有效的坑道爆破法，不再竖梯爬城。从4月2日起，8纵23旅和13纵37旅，分别由东北、东南两面，对东关城进行坑道作业。10日，23旅挖掘的四条坑道中有三条同时爆破成功，东关城城墙被摧毁。23、37旅迅速攻入，战至11日上午，将守敌66师歼灭大半，敌师长徐其昌率残部逃入主城。“卧牛城”的“牛头”终于被斩掉了。
东关城被攻克，震撼了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山西代表强烈要求老西、老蒋出兵援救临汾。为了抢在援敌到来前攻克临汾，解放军仅略作休整，便从4月16日开始，对主城进行坑道作业。8纵和太岳军区部队在城东，13纵队在城南，共挖掘主坑道15条，掩护坑道40余条。而守敌则吸取东关城失守教训，也组织了反坑道部队，在东、南、北三面城墙脚下及外壕外沿，设置听音缸，一旦发现解放军挖的坑道，便挖“丫”字形和“T”字形反坑道，并进行爆破。敌30旅还在飞机、大炮投掷、发射毒气弹、燃烧弹的掩护下，不断出城反击，破坏坑道。在这场挖掘与破坏坑道激战中，解放军所挖的大部分坑道都被破坏。
于是，徐帅再次调整部署，将13纵队主力调至城东，会同第8纵队主力，专从东面挖掘坑道；而将8纵22旅、13纵39旅和太岳军区一个团，布置在汾河西岸，阻击可能溃逃之敌。为了不让守敌发现东面坑道，必须筹集十万块门板遮蔽掩护。但周边群众担心门板像二打运城那样，有去无回，不愿出借。为此，地方领导宣布两条政策：一是门板一律用墨笔写上出借者姓名；二是门板如有损坏，由政府负担政策上给以照顾或适当赔偿，没损坏的，原物归主，不得乱拿。结果，群众在一个星期内，借出门板12万块，集中运到前线。
有了足够的掩护物，8纵23旅将士采取用三股齿、小铁铲代替锨镢，用膝盖代替脚板，用弹药箱代替小平车，在敌坑道下挖坑道，用支坑道掩护主坑道等方法，秘密推进坑道作业。5月15日，他们终于把城东两条各长110米坑道通过外壕底部，挖至城墙正中，并于16日完成炸药室构筑。这时，老西因晋察野6纵和晋绥军区3、7旅威胁太原，无法派兵援救临汾，徐帅不再担心援敌。徐帅担心的是，守敌发现这两条坑道，加以破坏，故决定17日下午爆破城墙，发起总攻。17日十九时五十分，分别装有6吨黑色炸药和3.5吨黄色炸药的两条坑道均爆破成功，城墙被炸出两处各50余米宽的缺口。23旅69团突击队首先登城，其他部队随即在炮火掩护下，也突入城内，激战至二十四时，终于全歼守敌，胜利结束了历时72天的临汾攻坚战。
解放军在临汾战役中，以伤亡1.35万余人代价，歼敌2.5万余人（包括胡部整30旅），俘虏中将指挥官梁培璜（由老西指派）、66师师长徐其昌以下22800人，缴获各种炮530余门、机枪1200余挺、汽车156辆，还消灭逃聚在此的老西委任的4个专员公署和14个县政府。至此，晋南地区全部解放，吕梁、太岳两解放区连成一片。立下大功的8纵23旅，被前指授予其“临汾旅”光荣称号，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传承至今。而徐帅在1932年苏家埠大捷后，又一次取得了攻克敌坚固设防据点的重大胜利。当然，与十六年前靠围困及消灭援军，迫使守敌投降相比，这次是坑道、炸药显神威。由此可见，与当年红军相比，解放军军火来源今非昔比。

无独有偶，徐帅的老部下许和尚，也在这段时间里，在山东大打攻坚战，连克名城。1月30日，中央军委对华野东兵团建制进行了调整：令韦国清率2纵前往苏北，与那里的11、12两个小纵队会合，组成苏北兵团，受陈、粟指挥。留下的7、9、13纵组成山东兵团，受华东局节制。显然，这是按跃进江南而进行的兵力部署。
但不管按大决战模式还是“越南模式”部署全国兵力，对于山东兵团而言，拔除被广大解放区农村包围的敌军据点，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此时，国民党军在山东省内虽还有13个整编师26个旅，但分守于各要点，无法集中起来搞武装大游行。而且，自范汉杰率整54师增援北宁路后，这些部队并没有集中交给军事素质较强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耀武指挥，而是分属五个绥靖区。这样，就给了山东兵团各个击破的机会。
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和新式整军运动，山东兵团面貌焕然一新，于3月初发起胶济路西段战役。驻守这一路段的敌军主力是由保安部队扩编而成的整32师，其师部在周村，其余部队及交警1总队等部，分散布防在东起张店、西到明水、北至齐东、南达博山的地区内。与先外围后中心常规打法不同，9纵司令员聂凤智大胆提出类似于韩先楚奇袭威远堡的挖心战法，主张远距离奔袭周村，先端掉敌指挥中枢，再四面开花。他的建议得到了许、谭等兵团领导赞同。
3月1日，山东兵团主力7、9两纵，由掖县地区向周村、张店隐蔽开进。由于解放军采取昼伏夜行，已经刀架脖上的国民党守军，竟乐观地以为是解放军后勤人员、伤员、眷属渡黄河北撤，而未加防备。10日晚，7纵突然包围张店；猝不及防的守敌丧失坚守信心，于11日晨弃城突围，结果被歼于郊外，光被俘者就达4000多人。整32师师长周庆祥见势不妙，忙令驻长山、桓台、邹平、齐东的该师部队，火速撤到周村，企图抱团固守，周村守敌由3000余人骤增至1.5万余人。但周某指挥能力生疏，未能及时部署新来的兵力，反而打乱了原来防御体系。
聂凤智并未因敌军汇集周村而犹豫不决，相反，果断于3月12日晨，向周村发动多路强攻。9纵25师73团7连副连长刘奎基（作为著名战斗英雄，他先后受过老斯、主席接见，至今健在）带领的突击队，仅用12分钟就成功爆破北门，突入城内。而敌整32师各级指挥官还在师部开会，敌军无人指挥协调，很快陷入混乱。经18个小时激战，并配合强有力政治攻势，解放军全歼整32师主力，俘旅长以下1.3万余人。周庆祥化装逃跑，但被老蒋以“贻误战机罪”罪名（定罪准确），枪决于南京雨花台（早知如此，还不如当俘虏）。
紧接着，7纵又乘胜包围淄川。3月18日，配合作战的渤海纵队攻克桓台。敌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为解淄川之围，忙从商丘将整75师用火车运送到济南（陇海、津浦相关路段都还畅通），会同驻守津浦路中段的整73师，一起东援。然而，他们被9纵阻击于明水地区，前进不得。7纵抓紧宝贵时间，于19日晚突破淄川城墙，又经过两天巷战，于21日全歼守敌整32师新36旅和淄博警备旅及交警、保安等部8000余人。这时，冀鲁豫军区部队连克东阿、肥城，从西南面威胁济南。敌整73、75师被迫回援济南。
至此，山东兵团在胶济路西段战役中，共歼敌3.9万余人（俘3.2万余人），收复周村、张店、邹平、桓台、章丘等14个城镇及广大地区，控制胶济路百余公里，使渤海、鲁中解放区连成一片，并切断了潍县守敌与济南的联系。为此，华东局称赞此次战役“时间短、伤亡少、俘获大”。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功臣首推聂凤智，当然，许、谭积极支持，同样功不可没。既然伤亡小、俘获大，以饶漱石为书记的华东局，自然在战役尚未结束之时，就雄心勃勃提出“宜乘雨季未到前，配合胶东部队与13纵队歼灭潍县、昌乐45师，打通胶济中段，以便尔后作战”。
主席于3月20日复电华东局，不但同意所请，而且还主张“进攻昌潍得手后休整半月，待命进攻津浦路济南徐州段”，表现出对山东兵团战斗力的极大信任。因为对解放军战斗力的信任，他还改变破击铁路策略，要求对胶济全路、津浦路津济段都要加以保护，甚至容许津浦路济徐段、陇海全路暂时被敌利用。这显然是想在未来南线决战中及夺取政权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很好地利用铁路。欲知山东兵团能否视分散守备的20多个旅山东敌军如草芥，连战连捷，请看第八十九章《西府战役》。
在即将结束本章之时，想对小平的能力评价发表一点意见。平心而论，小平即使在政工领域，也没能抓出王克勤这样的解放战士典型，更不用说在军事指挥上有什么重大建树了。然而，小平这样一位看似在任何领域都属于“混混”、都要依靠该领域专家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干部，却具有所有专家型干部所不具备的三项重要能力。这三项能力是：一、高出众人的战略洞察力，二、举重若轻的优秀心理素质，三、让专家型人才为己所用的能力。
小平在大别山斗争期间，将这三项能力都充分发挥了出来。当刘帅等将领因刘邓军自身损失惨重而怨恨不已时，他看到了刘邓军的牺牲，为陈粟、陈谢两军取得重大战果创造了条件，从而坚定了在大别山坚持的信心（从小平日后与主席在政见上发生重大分歧看，他赞成跃进大别山并非是在溜须拍马），这就是高超的战略洞察力。当白崇禧率33个旅重点围攻时，他敢于主动提出留在大别山与敌周旋，反而让指挥能力出众的刘帅先行撤退，这就是举重若轻心理素质的体现。而在与白部周旋过程中，他送走副政委张际春，留下在西路军突围和中原突围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先念，宁都起义出身的职业军事干部李达，依靠这些能力超群的军事干部，顶住了敌军围攻，这就是让专家型人才为己所用的能力。
细数中共资深领导人，同时具有上述三项能力的干部，可能只有小平一人。即使一时叱咤风云的“张总政委国焘同志”，虽也有些战略洞察力，却在危机中看不到转机，只想着退却逃跑，也非领导国家走向复兴的全局之才。正因为如此，尽管毛、邓后期在政见严重不合，但主席在对小平进行政治处理时，始终是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最后，甚至用明打暗传的手法，让小平成为接替他领导中国的核心人物。

@killywen 2015-11-07 13:15:53
从4月2日起，8纵23旅和13纵37旅，分别由东北、东南两面，对东关城进行坑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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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野编到了13纵，而中野也编到了13纵，看来有和中央红军后裔再度争一口气的意思。
此时的华野和东野，已经开始使用大集群炮兵攻城了。而中野先用云梯，再用坑道爆破。还处于1932年彭德怀打赣州的水平。
红四后裔和老蒋思路还是有点类似的，只把目光注意在最近视角，而在很长时间里面并不注意军事高科技的积累。要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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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野编到了13纵，而中野也编到了13纵，看来有和中央红军后裔再度争一口气的意思。

华野还有鲁中南、两广、渤海纵队，只是没有给予数字编号而已。

@killywen 2015-11-07 13:15:53
从4月2日起，8纵23旅和13纵37旅，分别由东北、东南两面，对东关城进行坑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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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野编到了13纵，而中野也编到了13纵，看来有和中央红军后裔再度争一口气的意思。
此时的华野和东野，已经开始使用大集群炮兵攻城了。而中野先用云梯，再用坑道爆破。还处于1932年彭德怀打赣州的水平。
红四后裔和老蒋思路还是有点类似的，只把目光注意在最近视角，而在很长时间里面并不注意军事高科技的积累。要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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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华野和东野，已经开始使用大集群炮兵攻城了。而中野先用云梯，再用坑道爆破。还处于1932年彭德怀打赣州的水平。
红四后裔和老蒋思路还是有点类似的，只把目光注意在最近视角，而在很长时间里面并不注意军事高科技的积累。要是依仗他们，按照邓所说，可能1980年还不能解决问题。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物资条件问题。华野在大连有以建新公司为核心的军工企业群，军火可通过渤海海峡运到山东，中野没有这样的军工企业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