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左支队相比，右支队和三支队遭遇悲惨。石窝分兵后，三支队因为无战斗力，便像罗福嶂后的主席死死跟着老总一样，紧紧尾随有战斗力的右支队行军，与当年的老总一样，王树声也无法甩掉三支队。这支“大部队”很快被马家军发现，并于3月15日晚，在黄番寺地区被敌马彪旅追上。王树声当然还是老一套打法，占据有利地形坚决杀敌，一时间杀敌不少。但敌军渐渐增至两个旅，两个支队最终在18日被冲散，大部牺牲或被俘。
王树声与骑兵师师长杜义德、参谋长李彩云等突围以后，决定向西追赶左支队，但最终没能追上，遂决定结伴反身东返。途中，宁都起义人员出身的李彩云因发泄对国焘不满，被担心他叛变的王、杜联手错杀（从日后项英等遇害案来看，王、杜担心并非完全多余）。此后，他们又遇到经济土匪抢劫，靠王树声跪求杜义德等停止抵抗，交出了钱和枪，才又逃过一劫，终于在8月回到延安。由于树声曾任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直到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突围，主席一直将他当作军事人才重用。
就这样，西路军经过四个月奋战，终于全军覆灭。全部2.2万将士中，7000余人牺牲在战场上，5600人被俘后遇害，4000余人流落各地，能够回到陕北的只有4700余人，酿成了一幕大悲剧！
酿成这幕悲剧的客观原因是，河西走廊天时地利人和对革命事业严重不利。客观的讲，西路军来到此地，同国民党军进入革命根据地情况相类似，处处受制于敌。而马家军除了具体战斗技巧上缺乏灵气外，在用兵战术上比较机动灵活，与朱毛创立“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十六字方针相当接近。
酿成悲剧的主观原因是，四方面军只会呆板的阵地战法，而不会一方面军那种灵活的运动战法。而且初期轻敌，分散了兵力；中期犹豫，错过了西进安西良机；后期狠不下心轻装，丧失了断腕求存生机。
具体责任落实到人，最大的直接责任人便是徐帅。细细数来，共有十一大责任：（1）违背中央发动宁夏战役本意，私自将四方面军总部人员渡到河西，致使这部分人员成为日后西路军作战的沉重包袱。（2）无视主席暗示，伙同众将领否定昌浩意见，执意要打通国际线。（3）大意轻敌，令红9军单独进军古浪，致使其遭遇重创。（4）不善运动，一味死守，致使永昌、山丹被动挨打。（5）组织保护机要部门不够严密，致使在甘浚堡战斗中丧失宝贵的电讯侦听能力。（6）对河西走廊地形全貌了解不够，致使因甘浚堡战斗失利产生心理阴影，而止步临泽、高台一带，错失越过高台到达相对安全地带的机会。（7）在临、高地区依然不注意集中兵力，致使敌军集中兵力攻击高台。（8）没有及早给高台守军配置电台，致使对其受攻击情况不明，未增援或指导其突围，最后导致其覆灭。（9）狠不下心决定部队轻装，致使东返计划成为泡影。（10）西洞堡战斗获胜后，未对昌浩等人重回倪家营子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致使最后一线生机遭扼杀。（11）经常迟报甚至隐瞒不利军事形势，致使中央有时会根据错误信息，进行不恰当地指导，而这又成为他日后翻案的重要依据。
而主要间接责任人还是国焘。尽管他并未随西路军行动，且再未对其施加消极、错误影响。但河西走廊一直是国焘离开西康草原北上后孜孜以求的目的地，如果不是大雪提前封山，他早在1936年9月漳县会议后，就要身体力行了。所以说，正是国焘不断向以徐帅为首的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灌输去凉州的观念，才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不归路。而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之时，国焘对徐帅瞒天过海抢渡总部人员、与中央讨价还价要求整个四方面军西渡等不正确行为，采取欣赏、支持、鼓励的态度，对西路军能够形成，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至于徐帅翻案时经常指责的昌浩，其实只对西路悲剧负有次要责任。具体归结起来，主要是那么三项：（1）坚决主张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致使难得正确的徐帅孤掌难鸣，丧失快速西插安西的良机。（2）西洞堡战斗获胜后，坚决主张重回倪家营子，扼杀最后一线生机。（3）伙同徐帅迟报甚至隐瞒不利军事形势，欺骗中央。而他在威远堡否决徐帅进祁连山的建议，坚决主张再回倪家营子，则不是败笔，相反为西路军又争取了二十多天时间，应该看成是功劳或贡献。
最后，也得说说主席该负的责任。必须郑重声明的是，通过第三十二、三十七和本章对西路军来龙去脉的仔细剖析，可以证明：首先，反毛分子关于主席故意命令西路军西进、以图借刀杀人说法，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其次，徐帅等人认为中央（暗指主席）下达任务多变，是导致西路军失败重要原因，也不能成立。主席真正责任只有一项，就是强烈要求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从而帮助昌浩否定了徐帅唯一正确建议。这其中原因，首先是怀疑苏援可靠性，其次是不了解河西走廊特殊地形，此外，也与他存在一方面军本位利益有关。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中国革命事业却在主席英明领导下，赢得了重大转机。乘着革命形势面临难得的宽松环境，主席决定整肃内部。首要整肃对象，就是他和二十八宿共同的政敌国焘。尽管国焘仅应对西路军失败负间接主要责任，但主席还是毫不客气地把西路军失败责任全都推到国焘身上，并对他穷追猛打。结果，几乎逼反了以和尚为代表的红4、31军高级将领。欲知详情，请看第三十九章《红大风波》。

@zhaoyu1027 2015-09-18 10:17:03
西路军坚持到11日夜，战斗部队已成空架子，不得不突围奔向祁连山。但杀红了眼的马家军哪里肯放？其骑兵又于12日在梨园口将负责断后的红9军残部包围，红9军政委陈海松以下800多人连同妇女团一部全部牺牲。紧接着，敌军又向返身掩护的红30军88师263、264团袭来，一场恶战下去，264团全部损失，263团也折损大半。至此，西路军集中退入祁连山人员仅3000左右。这些人员陆续集中到了一个叫做“石窝”的露天大石坑里。
眼看山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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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8 12:54:47
楼主也说天时地利人和。
那么楼主会认为张国焘、徐向前在没有丝毫优势情况下进攻马家军吗？
1 西路军是在11月底弄得，这时候快进入冬季，草场凋零，马匹羸弱。此对马家军的骑兵不利，而对在川西北高原上熬了很久的红四官兵有利。
天时中的气候优势更多在西路军那里。
2 地形。河西走廊这种地形，从几十公里到100公里宽度。按照我前面的帝国2排兵布阵特点，其实足够宽了，理论上需要放10-20万兵力才能完全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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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是在11月底弄得，这时候快进入冬季，草场凋零，马匹羸弱。

不对，刚入冬的马在秋季养壮，不是最羸弱的时候。而西路军缺乏御寒物品，冬天对他们而言才是最不利的季节。

于是，这种地形不好不差，对双方都是公平的。所以，就在拼单兵战斗力了。

不对，走廊地形基本只能对攻，很难打运动战。而且，兵力较弱且机动力较差一方（西路军两样都占齐了），一旦在走廊中段被打败，想逃跑非常困难。

@zhaoyu1027 2015-09-18 14:16:58
西路军是在11月底弄得，这时候快进入冬季，草场凋零，马匹羸弱。
不对，刚入冬的马在秋季养壮，不是最羸弱的时候。而西路军缺乏御寒物品，冬天对他们而言才是最不利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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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8 16:00:08
能吃掉对方，说明比对方强20倍。结果被对方吃掉，比对方弱20倍。
一来一去高估了自己400倍以上！
当时兰州似乎在东北军手中，而河西走廊归青马管么？ 河西走廊那个狭长地带，今天种植业发达，但那时候应当农业牧业交杂，人口不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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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强20倍？你这理论简直荒唐！知道马步芳为什么叫青马吗？他的主要根据地在青海，河西走廊只是外围。你只拿河西走廊来衡量青马实力，看来你的民国史知识很差啊。

@zhaoyu1027 2015-09-18 14:16:58
西路军是在11月底弄得，这时候快进入冬季，草场凋零，马匹羸弱。
不对，刚入冬的马在秋季养壮，不是最羸弱的时候。而西路军缺乏御寒物品，冬天对他们而言才是最不利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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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8 16:00:08
能吃掉对方，说明比对方强20倍。结果被对方吃掉，比对方弱20倍。
一来一去高估了自己400倍以上！
当时兰州似乎在东北军手中，而河西走廊归青马管么？ 河西走廊那个狭长地带，今天种植业发达，但那时候应当农业牧业交杂，人口不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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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是马步青管的。

killywen 2015-09-18 16:00:08
能吃掉对方，说明比对方强20倍。结果被对方吃掉，比对方弱20倍。
一来一去高估了自己400倍以上！
当时兰州似乎在东北军手中，而河西走廊归青马管么？ 河西走廊那个狭长地带，今天种植业发达，但那时候应当农业牧业交杂，人口不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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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18 16:56:52
什么强20倍？你这理论简直荒唐！知道马步芳为什么叫青马吗？他的主要根据地在青海，河西走廊只是外围。你只拿河西走廊来衡量青马实力，看来你的民国史知识很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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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8 17:21:44
青海现在也就600万人口，而河西走廊现在500万。
地位很重要的。
谁希望丢了这么一块面积狭窄，容易管理的地方啊。
你说在青海那么大地盘上面，发个征调令，就算有电报收到，集结起来都要几个月。但河西走廊集结就很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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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对青马当然重要，但青马决不是只靠河西走廊的力量与西路军对仗。青马地盘除了河西走廊和青海之外，还有甘南临夏、玛曲一带，战争潜力总体还是比较强的。

@天生快乐快乐先生 2015-09-18 09:29:21
楼主起得好早呀...每天能不能多更一章呢.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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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现在写到103章，每半个月才能再写一章，如果每日更新两章，这里很快就会没人气的。所以，还请包涵。

@zhaoyu1027 2015-09-18 10:17:03
西路军坚持到11日夜，战斗部队已成空架子，不得不突围奔向祁连山。但杀红了眼的马家军哪里肯放？其骑兵又于12日在梨园口将负责断后的红9军残部包围，红9军政委陈海松以下800多人连同妇女团一部全部牺牲。紧接着，敌军又向返身掩护的红30军88师263、264团袭来，一场恶战下去，264团全部损失，263团也折损大半。至此，西路军集中退入祁连山人员仅3000左右。这些人员陆续集中到了一个叫做“石窝”的露天大石坑里。
眼看山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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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8 12:54:47
楼主也说天时地利人和。
那么楼主会认为张国焘、徐向前在没有丝毫优势情况下进攻马家军吗？
1 西路军是在11月底弄得，这时候快进入冬季，草场凋零，马匹羸弱。此对马家军的骑兵不利，而对在川西北高原上熬了很久的红四官兵有利。
天时中的气候优势更多在西路军那里。
2 地形。河西走廊这种地形，从几十公里到100公里宽度。按照我前面的帝国2排兵布阵特点，其实足够宽了，理论上需要放10-20万兵力才能完全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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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敌不明、狂妄莽撞才是张国焘派系最大的弱点。张国焘总是喜欢莽撞攻击别人，在鄂豫皖就是如此。刚开始他打到了杂牌军，能连连获胜。但碰到中央军几个纵队，各自对打过，没一次打赢！

这是对的。但不叫张国焘派系弱点，而叫四方面军的弱点。听过黄安名歌吗？“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这首名歌反应了什么？反映了鄂豫皖军民心态就是，只要人心齐，再强大的敌人，也能堂堂正正打垮他们。甚至在他们看来，打仗还充满了乐趣，并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张国焘、徐向前都是受了他们感染，而不是自己创造了狂妄莽撞的战法。

@zhaoyu1027 688楼 2015-09-18 15:59
于是，这种地形不好不差，对双方都是公平的。所以，就在拼单兵战斗力了。
不对，走廊地形基本只能对攻，很难打运动战。而且，兵力较弱且机动力较差一方（西路军两样都占齐了），一旦在走廊中段被打败，想逃跑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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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18 21:23:56
林总辽西走廊主攻锦州，葫芦岛方向阻去侯镜妅，沈阳方向阻击力廖耀湘，山海关方向防看傅作义打的就是运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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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辽沈战役期间，廖兵团没有深入辽西走廊，它进攻的是彰武、新立屯。华北国民党军也不是走山海关陆路，向锦州前进的，而是从葫芦岛海运向锦州前进的。
第二，围歼廖兵团之前，林总为什么严令10纵卡住黑山、大虎山咽喉？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旦廖兵团卡住这个咽喉，锦州方向的东野主力就冲不出走廊，迅速对廖兵团形成包围了。
以上两点更加说明，在走廊里作战，只可能是阵地战，而不会是运动战。

killywen 2015-09-18 16:00:08
能吃掉对方，说明比对方强20倍。结果被对方吃掉，比对方弱20倍。
一来一去高估了自己400倍以上！
当时兰州似乎在东北军手中，而河西走廊归青马管么？ 河西走廊那个狭长地带，今天种植业发达，但那时候应当农业牧业交杂，人口不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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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18 16:56:52
什么强20倍？你这理论简直荒唐！知道马步芳为什么叫青马吗？他的主要根据地在青海，河西走廊只是外围。你只拿河西走廊来衡量青马实力，看来你的民国史知识很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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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8 17:21:44
青海现在也就600万人口，而河西走廊现在500万。
地位很重要的。
谁希望丢了这么一块面积狭窄，容易管理的地方啊。
你说在青海那么大地盘上面，发个征调令，就算有电报收到，集结起来都要几个月。但河西走廊集结就很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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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694楼 2015-09-18 17:32
河西走廊对青马当然重要，但青马决不是只靠河西走廊的力量与西路军对仗。青马地盘除了河西走廊和青海之外，还有甘南临夏、玛曲一带，战争潜力总体还是比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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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18 21:13:12
临夏是几马的老家，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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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但当时归青马管辖。

第三十九章 红大风波
从1937年2月10日，中共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以后，中共就开始与国民党就第二次国共合作具体事宜开始了谈判。首轮谈判称为西安谈判，在总理与顾祝同之间展开，从2月10日接上头后，一直持续到3月初。谈判之前，红军已经先按潼关谈判相关约定，从国民党方面分得50余万元善后费（其余费用归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并得到了以后每月接济20万元的承诺。
由于陕北根据地比较贫瘠，中央红军到来之后，就一直较难自给自足。前面已经讲过，为解决经济问题，在自力更生方面，主席先后发动了东征山西、西征甘宁军事行动，从外部筹款支持红军。在争取外援方面，一是不断向汉卿借款，叶帅最后给东北军粮秣处长张政枋开具了67万元借款凭证（不再归还，供核销使用），实际借款数虽无那么多，但为数肯定不少。二是向国际求援，主席长弟毛泽民于1936年11月底，将通过庆龄转来的国际援助款20万美元，兑换成法币送回陕北。但即便如此，依然难以完全满足三大红军主力齐聚陕北后的经济困境。而此时，红军一来从东北军手里接管了大片防地，根据地面积、人口有很大增长，潜在经济收入增加；二来又从国民党处得到现款，经济状况便有了很大改善。
国民党接济红军款项的更重要意义，在于释放了即使谈判不能达成协议、也不会重启战端的善意。但西安谈判本身却不顺利。2月10日，主席、洛甫致电总理，指出红军须改编为12个师4个军，组成一路军，以老总为总司令，彭总为副司令，林总、贺帅、刘帅、徐帅分别为四个军军长。如老蒋答应，立刻按中央军待遇领取军饷；如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80万至100万。主席漫天要价，几乎要把红军升格为东北军了，老顾自然不会答应。
于是，主席转而追求“实惠”，让总理把每月接济额下调到70万元，但要从2月起领取。老蒋接报后，既为落地还价，更想拖时间借马家军消灭西路军，遂于2月16日，提出红军只能改编为3个师9个团，接济额也要按改编后定额数给。但此时，西路军已面临极大危险，为了给援西军筹集开拔费，主席不得不连连让步（可见主席援救西路军的诚意）。3月1日，中央致电总理，将谈判条件让步到：（1）红军编5万人，军饷照中央军待遇，临时费50万。（2）27、28、29、30各军及地方部队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3）要求国民党当局发放遣散老弱、收回苏票善后费。而关于陕甘苏区政权问题，则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国民政府指导，特区行政人员由地方选举，国民政府任命。
此后，经老顾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反复与南京方面协商，南京方面终于按老蒋原来定下底线，同意红军编3个国防师（每师2旅4团，每师12000人），共12个团。3月8日，总理写就了送交老蒋的国共西安谈判总结提案。
眼见外部危机解除在望，主席思量起整合内部之事来，而首要整合对象，当然非国焘莫属。尽管国焘因西路军已进入“弥留”状态，昔日嚣张气焰荡然无存，变得谦恭温良起来。但在主席看来，此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危害远远大于二十八宿，如不彻底治趴下，轰出决策层，日后肯定还要生出事端。当然要治国焘，光靠主席一个人，力所不及，还需要得到二十八宿帮助。
那么，二十八宿肯不肯鼎力相助呢？他们太愿意了。如果没有主席，他们被迫南下，则将丢官罢职，慢慢被国焘整死；冒险北上，也将身无所依，提前走了当下西路军的绝路，去马克思那儿报到。因此，主席是恩人，国焘则是仇人。跟主席联手整治国焘，既是报恩也是报仇，更是杜绝以下克上的长治久安之举，焉有不鼎力相助之理？打头阵的依然是凯丰，他在2月27日发表了题为《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三万余字长文，从十三个方面细数了国焘错误，最后将国焘路线定性为：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由于凯文是掐着西路军失败的点写的文章，故而随着西路军每日败讯传来，文章杀伤力成倍增长，一场批判国焘的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
与此同时，国民党谈判代表贺衷寒在3月10日，对总理总结提案进行了大幅修改。修改案将红军改编数额缩减为3万，突出了“收编”性质；而陕甘苏区则分属各省，人员不经民选，实质上等于推翻了原有共识。主席当然大为不满，3月13日，中央电召总理回延安开会，在延安留三五天再去谈判。总理于16日回到延安，结合批判国焘的背景，主席除了跟他商讨谈判事项外，估计也谈了整治国焘之事。从总理一贯为人来看，他也应该支持主席决定，但由于要立刻赶往杭州与老蒋面谈，他又于19日匆匆赶回西安，而未加入批判国焘的运动之中。
总理前脚一走，主席后脚于3月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史称延安会议，一直开到31日，会期相当之长。会议参加者也空前之多，共56位之多。其中，重要者有主席、洛甫、博古、老总、国焘、凯丰、林伯渠、林总、彭总、弼时、贺帅、董老、罗帅、廖承志、徐特立、肖劲光、胡耀邦等。但曾出面调解中央与国焘关系的张浩，因出任援西军政委而并未与会。会议共有两项议程，23日至26日进行第一项议程，讨论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的新形势、新任务。会议听取并讨论通过了洛甫、主席两个报告，最后由洛甫作结论。会后，中宣部于4月3日，发表宣传大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于4月1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内容均是让全党转变思想，接受与国民党和解、共同抗日的新使命。
3月27日至31日，会议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首先是让国焘作检查。他此时是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只得在原则上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在具体事实上，他却进行辩解，拒不认错。国焘不肯承认具体错误很正常。试想，他要承认草地密电别有用心，无论动机是绑架、胁迫中央，还是“送瘟神”借刀杀人，都是死罪。他有那么傻吗？
但主席早有对策，国焘不认账，就让众人来揭发。于是，会上有30多人发言揭露国焘（这就是主席让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人数如此之多的用意）。其中，洛甫、凯丰等从理论上系统批判他；老总结合自己亲身经历，深刻批判他；贺帅揭露他企图吞并二方面军；彭总揭露他反对北上；参加会议的一些受他打压的四方面军干部（比如廖承志），也揭发了他搞肃反扩大化，打击知识分子，排斥异己的“罪行”。主席当然也不会沉默，批判了国焘的“机械论”和“狭隘经验论”及其“后梯队”思想。

众人越揭批越激愤，后来便提出要将国焘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但洛甫代表中央提议，考虑到国焘在党内的历史，并已开始承认错误，为了挽救他，暂不作组织结论，此提议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同意。但不作组织结论，不等于不对错误定性。于是，会议于3月31日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决定共分八条，前六条指出国焘的错误，基本就是枪指挥党、右倾逃跑以及造成西路军失败等。应该说，除了造成西路军失败略有不实外，其余定性基本恰当。
国焘在回忆中说，主席等未同意至少撤销他中央委员，是因为国际来电反对，“大致理由是张国焘以往功绩俱在，为中外知名的中共领袖之一，不能采取组织制裁；同时国共和谈，又遇到暗礁，如果决裂，还是需要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去重赴疆场。”国焘此说至今并未得到证实，但所分析两点，倒更符合主席思维方式。主席当然不会满足于一个决定。接下去，他要在红军当中，特别是四方面军仅剩红4、31军当中，彻底打掉国焘威风，破坏其形象，最大限度杜绝其东山再起可能。但在整治过程中，却闹出了大风波。
从4月1日起，国焘到红军大学接受学员们面对面批判。这些学员都是轮流从指挥岗位上来学习的红军将领，吃过国焘亏的将领们纷纷起来，揭批他的错误。令人惊讶的是，揭批最狠的还不是一方面军将领，而是战友在肃反中被国焘杀害的四方面军将领。其中，有一位在少林寺学过武的四方面军将领钱钧，上台发言越说越气愤，竟脱下鞋子朝着国焘狠狠打了一鞋底。搞得主席不得不在国焘抗议下，事后进行赔礼道歉。
但国焘在四方面军经营多年，手下不可能都是仇人，更多的则是拥趸。这些人看到国焘挨打，气不打一处来，以也是少林将军的和尚为头，也纷纷起来反击，但很快被当做国焘死党（确实有点那个意思），一起受到揭批。和尚等人自然不肯服气，经过密谋，他串联了5名军级干部、6名师级干部、20多名团级干部、2名营级干部共40余人（包括王建安、詹才芳、陈再道、陈锡联、洪学智等著名战将），决定在4月4日二十二时，集体潜回通、南、巴，去找四方面军留在那里的刘子才部，继续革命斗争。
这项计划其实并无可操作性。首先，从延安到通、南、巴，需要穿越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和尚等人没有路条，哪有可能拖枪结伙通过？其次，红军实行供给制没有个人积蓄，他们没有路费，只能通过抢劫或行乞赶路，但这在根据地不可能，而在国统区也很困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们与刘子才已有将近两年未通音信，刘部是否还存在也是问题（实际情况是，刘部此时只剩下200多人，最终于1940年全部壮烈牺牲）。
正因为如此，王建安最终觉得不妥，于4月4日下午，向红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汇报了此事。文骅又急忙向校长林总汇报，林总再报告主席，主席立刻下令拘捕这批预谋出逃者（包括王建安在内）。而国焘铁杆何畏，也因到处发表煽动反对中央的讲话，扬言要向国际告状，也被一起关了禁闭。如果照处理富田事变的葫芦画瓢，主席完全可以办和尚等人一个“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罪名，再用逼供信把四方面军里不顺眼的干部，甚至国焘本人都牵连进来，然后来个肃反扩大化，一律予以杀害，就此将国焘在党内势力连根拨除。
然而，主席并没有这样做。而内中缘由除了四方面军不同于红20军，在国际挂了号的国焘不同于李文林，与老蒋谈判期间内部不能乱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主席早就认识到，自己发明的肃反存在巨大弊端。那就是：会使一大批不驯服却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干部死于非命，既消弱了革命现存力量，更将吓阻了本要投身革命的积极分子，削弱革命潜在力量。为此，主席已经在探索一种既能保存干部生命、又能使干部绝对服从党领导的新式内部整合方法。而在这种方法尚未探索成功之前，他决定先行退让，与桀骜不驯的四方面军将领们和解。
当然，和解也需要一点艺术，得设法让被抓的将领们有安全感，继续为革命做贡献。这对别人来说，或许是件难事。但对熟悉中国历史典故、善于从其中吸取养料的主席来说，并非什么难事。主席活用的是张良劝刘邦封雍齿安众将之心的套路。该事基本过程是这样的：刘邦当上皇帝之后，由于功臣多封地少，只封了萧、曹等二十多个亲信，其余功臣便有造反之心。刘邦惶恐之下，向谋臣张良问计。张良反问刘邦：你一生最恨的、群臣都知道的那个人是谁?刘邦回答是雍齿啊。张良说便建议，先封雍齿，以示群臣。果然，刘邦刚刚下令封雍齿为什邡侯，群臣就私下高兴地说：雍齿都能封，我们还有啥话说呢，再无反心。
将此事移植到红大风波处理中，挑头闹事的和尚无疑就是雍齿。但主席既与和尚仇恨不深，更没什么东西可封他，故只好人为做局。主席先去牢房看了和尚，让他有机会打自己，算是结下深仇大恨了。然后，主席让人判和尚死刑，但冒险让他在临刑前，携带装填实弹的枪来见自己，一举感化了欺硬怕软的和尚。主席随即将和尚等一干要拖枪离队的四方面军将领尽数释放，还去红大做报告，安抚了他们。连国焘都沾光，在4月6日交出一份《关于我的错误》以后，暂时蒙混过关，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四方面军诸将看到“许雍齿”都没事，自然也就放下心来。
主席这边巧妙平息了红大风波，总理那边去杭州西湖与老蒋面对面谈判也有进展。总理与3月19日离开延安后，在张冲接待下，马不停蹄地经西安、上海，于25日到达杭州。应该就在次日，总理和从家乡溪口来到杭州的老蒋，在西湖烟霞洞举行秘密会谈。中央对这次谈判评价是“结果尚好”，其表现形式有三：一是总理回到西安后，于30日晚催促老顾给红军拨款，很快就得到回应。红军按谈判协议领取了2月份经费30万元，及补发的1月份经费20万元，总计50万元。此后，每月都能领到30万元，就此化解了中共严重财政危机。二是总理明确提出：红军改三师四万余人，并设总指挥部，国民党方面不派副佐及政训人员，陕甘宁边区不能分割等。老蒋表示：中共提出各项均可考虑。三是老蒋让张冲编制了与他联络的专用密码本，交总理带回陕北，从而与中共建立了直接联系。
老蒋之所以要亲自与总理会谈，才肯推动谈判向前发展，主要目的只有一个：赎小蒋回国。前面谈过，总理在西安事变时答应过老蒋，帮他们父子团聚。西安事变后，中共向国际提出放小蒋回国申请，老斯也乐意这样做。经过一番例行手续，老季于3月10日把小蒋招来莫斯科，在进行思想教育后，于25日送小蒋全家回国。但在事情办妥前，总理无法及时向老蒋通报有关情况，故不知底细的老蒋才有了亲自找总理询问小蒋回国进展的举动。而随着总理在西湖会谈中，及时通报了小蒋回国消息，而小蒋本人也于4月18日到达杭州，老蒋这块心病才算得到痊愈，谈判态度暂时积极。

总理领到拨款后，于4月2日携密码飞回延安，向主席报告了西湖会谈详情，主席决定向国际汇报谈判进程。4月5日，书记处向国际发出由总理执笔、主席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之后，主席开始向党内宣传第二次国共合作精神，努力做通全党思想工作。到4月25日，总理又一次离开延安，去西安继续与老顾、张冲谈判，并在西安筹建八路军办事处。
但就在这一天中午十二时，总理一行途径离延安不到百里的崂山，遭遇武装袭击，除总理、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四人外，其余人员遇难。经查实，袭击者并非国焘指使的四方面军战士（国焘为此曾受到过怀疑），而是李青伍、姬延寿等哥老会土匪所为，红军很快剿灭了这伙匪徒。总理脱险后，于次日坐老顾派来的小飞机只身去了西安，并很快与老顾、张冲就红军改编数目和苏区善后达成共识。红军共编成3个国防师（15团），统率于一个指挥部，受行营节制。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日益宽松，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由于这次会议不仅有苏区代表参加，而且白区和红军代表也参加了会议，所讨论问题是全党面临的全局性任务，所以，该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参加者共有200多人，代表着全国4万多党员（可见当时是又一个革命低潮）。会议先由洛甫致开幕辞。接着，与会代表选出主席、洛甫、博古、老总、国焘、少奇、林伯渠、凯丰、林总、尚昆、聂帅、萧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1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从名单可见，除总理等外出有任务的领导未能与会外，主要领导汇集一堂。
5月3日、4日，主席代表中央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收入毛选第一卷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内容大家可自行翻阅毛选学习，其中主要精神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所以，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和解。第二层次是必须争取和解后的政治制度，从国民党一党一派一阶级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三层次是中共不能甘做国民党附庸，而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证中共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为此，必须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
5月7日下午，主席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结论。主席在这个结论中着重阐述了党的干部、民主集中制和全党团结三个问题，而尤以造就成万数的干部、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最为重要。会议在批准主席报告和结论后，博古又于5月10日作《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得到会议讨论通过。会议在定下工作方式及组织形式要随着环境变更而变更总基调后，于5月14日下午，由林伯渠致闭幕词，宣布结束。
紧接着，从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又在延安召开。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月17日至26日。期间，4月底刚从华北回延安开会的少奇，于17日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报告，指出白区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少奇从1936年1月中旬即离开陕北，作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领导北方局工作。他这个认识，源自于在北方局一年多的工作体会，更源自于多年来在白区工作实践中长期思考，并已在1937年2月20日、25日、26日、3月4日，从天津给洛甫写的四封长信中，有着比较深入阐述。但这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认识，却冲了二十八宿们的肺管子。在20日至26日会议讨论中，部分代表对少奇报告强烈不满，会议被迫暂停。
为此，政治局又连续4天召开会议，对会上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但同样争论激烈。争论双方不问可知，无非是作为教条派的二十八宿，和作为务实派的主席、少奇等。而国焘则因与争论双方都不对付，更害怕引火烧身，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住在山上窑洞里，并未与会。在会上，洛甫于6月1日，批评少奇给他的四封信有四点错误：一是忽视党的历史发展；二是看不到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的；三是对党的错误缺点的批评缺乏具体性，是主观主义错误；四是夸大局部错误。博古、凯丰也纷纷加入对少奇的批评之中。
主席静听两天半发言后，看到了少奇作为未来自己与二十八宿争夺最高领导权潜在同盟者的巨大政治价值，最终决定支持少奇。于是，他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对少奇报告做了基本正确的结论。由于二十八宿在党内实力犹在，为了安抚他们，主席也认定报告中个别问题有错。主席当时威望甚高，二十八宿买他面子，承认少奇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
从6月6日至10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洛甫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报告，基本肯定了少奇报告。少奇自己也在9、10两日，对会议作结论发言，表示同意洛甫报告，指出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自上而下自我批评，表现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精神。看到洛甫代表中央表了态，会议也就表决通过了洛甫报告和少奇结论。会议根据洛甫提议，决定仍派少奇为中央代表，并改组了北方局（由于七七事变爆发，少奇未再前往平津）。
少奇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的政治表现，奠定了主席在整风运动中选择他为同盟者的基础，对中共未来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同一时期对党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还有导致毛贺婚变的“吴光伟事件”。事件原委是这样的：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也想写一部类似斯诺《西行漫记》的作品。她经庆龄介绍，于1937年初到访延安，给她充当翻译的是一位青年女留学生吴光伟。由于史对主席进行了长时间采访，吴也慢慢和主席熟了起来，并被主席伟人气势所折服。而吴本人也有艺术天赋，她在“鲁艺”自编 、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名著《母亲》，引起轰动，更受到了主席关注。
这样一来，主席一有空闲时间就去找史聊天，但实际聊天对象已经变成了吴，史只是陪衬而已。平心而论，主席这么做是有些不妥，但并未出轨。如果主席夫人贺子珍是位贤妻良母，能妥善处理此事（比如要求政治局做主席思想工作，疏远吴、史等）的话，则该事件不过就是这对革命夫妇婚姻生活中一个小插曲。可子珍是个眼睛不揉沙子但缺乏策略的烈性女子（主席三任夫人都有这个共性），终于在6月间一个夜晚（应该是白区工作会议之后），直奔史居住窑洞，与在场的史、吴及主席大吵一架，并发生了肢体冲突。由于史人高马大，子珍当时吃了亏，被主席劝回。

如果仅此而已，还不算大事。次日，吃了亏的子珍，拉来老总夫人康克清等一起长征到陕北的三十几位女红军，围攻主席，要求将史、吴二人逐出延安，由此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其时，主席正肩负着拨正中国革命航船方向的关键性责任，即使在二十八宿眼里，他的个人安危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安危。而众所周知，子珍是员能文能武的女将，手里又有枪，一旦与主席矛盾激化而祸起萧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政治局同意让主席和子珍脱离接触，心高气傲的子珍哪受得了这个冤枉气？不久就要求去上海治伤病。而当她来到西安后，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之路断绝。到11月，子珍改赴苏联治病，从此客观上与主席分手。
当然，造成不良影响的史、吴二人，也被送出延安。吴之后与大学同学张研田结婚，解放前夕随夫去了台湾。史虽一直同情中国革命，却再无机会与中共领导碰面，于1950年在伦敦病逝。临终前，她把所有稿酬都赠给老总（也是件奇怪事情）。“吴光伟事件”导致主席第二段婚姻结束，客观上给江青进入主席生活圈、并最终成为政治风云人物，开辟了道路。
就在这段时间里，国共谈判继续紧张进行。5月29日起，以涂思宗、萧致平为正副团长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叶帅、陈赓陪同下，对陕甘苏区延安、云阳、富平、庆阳等地，进行了为期半月的考察。6月4日，总理应老蒋邀请赶到庐山会谈，并提交了一份包括8项重要问题和10项一般问题的提案。6月8日，老蒋与总理正式面谈。
可能是因为已经把小蒋“骗”到手了，老蒋这次态度明显变得强硬。在最重要的红军改编问题上，老蒋虽同意编三师四万五千人，但不同意设总指挥部，而要设政训处指挥，并要主席、老总出国。在陕甘苏区地位上，老蒋同意设立边区，由国民党派正职长官（可由中共推荐国民党方面人员），边区自选副职。在政治关系上，中共提议的包含国共两党和一切赞成这个纲领党派团体参加的新的民族联盟方案（主席提出在联盟中共产党有领导责任），被老蒋否决。老蒋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但只能由国共双方参加，对其它党派无合作可言，只能收容；并提出蒋任同盟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同盟会还可视情况发展扩大为两党合组的党，并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
总理带着这些条件，于6月18日回到延安。中央经讨论后，决定在政治领导权上让步，同意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并给予老蒋最后决定权；但在设总指挥部、朱毛出国问题上决不让步；对于边区行政长官人选，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供老蒋选择。总理于6月22日将上述答复电告老蒋，但老蒋对中共要求均未同意，对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一事也不再答复，且提出由坚定的反共分子丁惟汾为行政长官人选。第一次庐山会谈遂无疾而终。
不过，总理回延安前，于6月16日当面向老顾提出，除30万元月饷外，增发夏季军服1.5万套，并以“陕北食粮缺乏”为由，请发5月份补助运输费5万元，却在老顾向老蒋请示后得到了批准。而6月底，老何电请老蒋介石，要求把每月接济中共的30万元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老蒋也予以批准。这样，原本对红军的“暗中”接济，成为国民党政府公开的财政支出。老蒋这么做，显然是不想再与中共决裂，但要在谈判中待价而沽。
果然，南京政府又于6月26日，电邀总理继续去庐山谈判。中央决定，迅速拟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让总理携带宣言再上庐山。7月4日，总理、博古、林伯渠来到西安。7日，他们到达上海，就在当晚，鬼子发动了“七七事变”。在这种新形势下，总理一行于14日到达庐山，随即向老蒋递交了宣言。但此时，抗日战争虽已开始，老蒋却尚未下定全面抗战决心，故在17日与总理一行谈判中，坚持红军改编后三个师直属行营、并由南京派参谋长的主张。于是，第二次庐山会谈依然失败，总理一行于21日离开庐山。
这时，抗战形势日益严峻，7月29、30日，北平、天津先后沦陷。为此，老蒋不得不于8月1日密邀主席、总理、老总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中央经慎重研究，认为主席不宜去，遂派总理、老总和叶帅去。总理一行在南京参加完国防会议，又于12日与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宣言内容，但扯皮依旧。好在老蒋为打破鬼子蚕食中国阴谋，于13日在上海主动向鬼子发起进攻，推动全面抗战，需要中共助一臂力。因此，国民党军委会终于在8月22日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由老总、彭总任正、副总指挥。
至此，持续了半年多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终获成功，接下去，改编后的八路军就将奔赴抗日战场。但八路军到了抗日战场，采取什么战略挽救民族危亡、壮大革命力量，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对立。在评判孰是孰非之前，先让事实说话。因此，第四十章《东北抗联》将通过分析抗联十四年艰难奋斗历程，探讨正确的抗战革命之路。
本章所包含的历史事件较多，在结束之际想探讨的，是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回顾长征以来重大事件，少奇虽然也站在主席一边，但只是随大流而已。其中，中央与国焘激烈交锋的沙窝、毛儿盖两次会议，他因曾在国焘领导下的工会系统工作的历史渊源，并没有参加。足见，少奇作出重大政治表态时，是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政治是非放在第二位的，决非对事不对人的耿直型政治人物。
因此，少奇这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批评白区工作方针，是有重大利害考虑的，如用贬义词来形容，就是在进行重大政治赌博。少奇在赌什么呢？他在赌主席对他价值的认识。以少奇政治洞察力，这时已完全看出主席必将取得党的绝对领导权，遂有心投靠以获取更大政治发展空间。当然，光有心投靠远远不够，关键还在于少奇清楚，他能向主席提供彻底压倒二十八宿，所必不可少的理论和人手（因为攻击对象是二十八宿，所以，在揭批国焘过程中出了大力的凯丰，不再能用）。
而主席通过这次会议，也确实看到了少奇价值所在。只是由于时机还不成熟，他又将少奇雪藏了近五年，遂使少奇这次表现，由短线赌博变成长线投资。

第四十章 东北抗联
中共在东北的工作起步较晚，“八七”会议之前，那里甚至没有统一的党组织。之后，中央派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陈为人，于1927年10月24日，到在哈尔滨筹建满洲省临时委员会。1928年9月，省临委改为省委，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任务。但省委成立以后，一直多灾多难。1928年底，省委书记陈为人为首的13人被捕，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好不容易恢复了几年，到1930年4月，李子芬等组成的省委又被敌人（就是汉卿为首的东北当局）一网打尽（由于前任书记少奇在3月调回上海，而他又在上年8、9月间短暂被捕过，故文革时把这次事件责任强行归因于少奇“叛变”）。当年5月，张浩（就是林总堂兄）从哈尔滨来到奉天，又一次组建省临委。但宝贵时间已经流逝，到鬼子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中共在东北尚无建立武装力量和根据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满洲省委于次日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3日，他们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根据中央于10月12日发来的《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他们又作出了在东北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但鬼子关东军又在沈阳展开大搜捕，省委书记张浩被捕（因在酷刑下不发一言，被鬼子误认为“疯子”而获释），省委被迫北迁哈尔滨。因而，贯彻决定的时间又给耽误了。
11月，中央驻满洲代表罗登贤就任满洲省委书记，经过一段时间对工作的熟悉过程。他才从1932年初开始，陆续派省军委书记杨林（4月）、杨靖宇（从敌人监狱获释后，于当年秋被派往）等到南满，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当年春），省军委书记周保中到吉东（4月），省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也是从敌人监狱获释后，于当年6月被派往），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10月），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但由于当时整个东北只有2000左右中共党员，人手十分单薄，故不甘当亡国奴的东北人民，主要投向了马占山的东北军黑龙江部、李杜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由有名望旧军官领导的抗日义勇军。
而正当白手起家的满洲省委惨淡经营着抗日武装之时，偏偏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又来添乱。6月24日，博古在上海法租界，秘密主持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史称“北方会议”。会议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会议把坚持抗日斗争方向的罗登贤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同年12月调回上海，1933年8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把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斥之为“机会主义”，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东北工作实际。在这种情况下，满洲省委直到1933年，才先后建立起巴彦、磐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安图、和龙、珠河、密山、宁河、汤原、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开展游击战争。而这时，义勇军已在鬼子镇压下陷于低潮，鬼子逐渐控制了东北城乡局势。
这时，老斯看出自己相中的二十八宿这帮宝贝子弟，在东北问题上在帮倒忙。于是，他指示中共驻国际代表团，于1933年1月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指示信提出，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方针，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由于满洲省委没有电台，接到指示信时间较晚。直到5月15日，省委才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指示信精神的问题。会议决定，停止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政策，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任务，改变为建立抗日人民政权和人民革命军。尽管发展抗日革命武装力量“黄金七十二小时”早已过去，但这项决策总算是亡羊补牢。
由于新任省委书记华岗，在6月上任途中被捕，7月1日，由李实代理书记的满洲省委发出《给磐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提出将党所领导的反日游击队改编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8月18日，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在磐石玻璃河套，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时间进入1934年，2月21日，东北人民革命第一军独立师与南满十七支抗日武装，在濛江县城墙砬子举行大会，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当选为总指挥。之后，中共东满特委与各县游击队，于3月在延吉县张芝营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将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9月，中共密山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将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与密山反日游击队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李延禄为总司令（1936年3月，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下辖二个师，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
就在抗联发展出现起色之时，外部环境却开始恶化了。恶化之一是鬼子在对抗联发动多期“讨伐”无果以后，看到了抗联一项重大弱点，即他们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大规模建立抗日根据地，而仅仅在深山密林中建立基地（即所谓“密营”）。于是，鬼子对症下药，于11月在东满设立“集团部落”，强行收容农民2700户，以隔绝群众与抗联联系。“试点”成功后，12月3日，伪满民政部发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全面铺开。尽管满洲省委发现问题后，于16日发出指示信，要求开展反对“归大屯”斗争。但由于抗联与群众并未做到水乳交融，可动用力量有限，无力阻止鬼子施展其诡计。
恶化之二是，由于抗联没有像关内红军打出一片相对安全的农村根据地来，满洲省委只能依然潜伏于鬼子占领的大城市里，安全没有保障，累遭敌人破坏。1933年9月李实奉命调离东北后，省委代理书记李耀奎于10月30日在哈尔滨被捕。到1934年10月，随着上海中央局机关被国民党破坏，省委干脆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成了断线风筝。
但抗联顶着压力继续在发展。1935年1月28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在珠河县道南半截河，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2月10日，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宣告成立，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抗联虽然把番号取得很大，但实际兵力既有限又分散。能够对鬼子实施的打击，主要就是消灭伪政权警察所，袭击鬼子经营的农场、矿山及移民所，颠覆敌伪列车，伏击鬼子运输汽车等；如能短期占领一个县城，或者伏击歼灭伪军一个营，那就是了不起的大胜利了。不过，通过这些战斗缴获的物资，基本保障了抗联给养供应，故鬼子“集团部落建设”暂未在经济上威胁到抗联生存。而鬼子尚未把抗联视作其东北殖民统治的心腹之患，尽管“讨伐”不断，却因没有投入很大兵力，也未伤到抗联要害。

1936年1月初，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派韩守魁（金赤民）、魏拯民等人到东北传达指示，要求撤销满洲省委，成立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2月10日，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到6月18日，满洲省委工作全部结束。在这期间，东北地区相继成立了中共南满、吉东和北满省委。为适应抗日游击战争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按照其活动区域，在之后几年陆续组成第1、2、3路军，划归在抗联密营新成立的各省委领导。其中，第1路军下辖第1、2军，由杨靖宇任总指挥，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共6000余人，归南满省委领导。第2路军下辖第4、5、7、8、10军，以及救世军王荫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由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即朝鲜开国元勋崔庸健）任参谋长，归吉东省委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下辖第3、6、9、11军，由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朝鲜籍）任总参谋长，归北满省委领导。
见抗联力量渐渐壮大，鬼子也坐不住了。关东军于4月，炮制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疯狂压缩抗联活动空间。正在壮大的抗联受此压力，立刻感受到了生存条件的困难。于是，杨靖宇等抗联领导人决定以寻找中央指示和支援为名，于6月举全军之精华西征，试图到辽河以西热河地区建立新的游击基地。尽管此时国民党军与红军还是势不两立的仇敌，但鬼子还是怕抗联与关内国民党接通联系后得到资助，力量更为壮大，因此派大军阻截。西征军左冲右突无法摆脱鬼子纠缠，不得不退回原处。到了11月底，杨靖宇决定把西征部队全部改为骑兵，乘鬼子不备从铁岭、法库之间，快速穿越封冻的辽河，前往热河。却不料，这一年辽北出现暖冬，辽河非但不结冰，反而河水暴涨，水面增宽。鬼子对各渡口渡船严密控制，西征部队毕竟只有400多人，不可能谱写拥众数万的中央红军在长征时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的辉煌篇章，而只是迅速撤回原地。由于平原地带不利于隐蔽，加之不少战士是临时学的骑马，所以部队伤亡惨重，回到密营的只有100多人马。当然，两次西征总兵力有限，故绝对伤亡人数不算很大。
时间进入1937年，西征不成的抗联继续在东北东部与鬼子周旋。其中，第二军六师在6月2日晚二十二时，攻入鸭绿江对岸朝鲜（当时属于日本殖民地）境内普天堡镇。尽管这次战斗战绩有限，抗联只是打垮当地的鬼子警察，击毙两名鬼子非武装人员（警察女儿和兼任保长的饭馆老板），从武器库中夺取了1挺轻机关枪、6挺步枪、2支手枪以及数百发弹药，并向当地朝鲜群众散发了传单和宣传品。但因为六师是由朝鲜爱国志士组成，师长金一星就是未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任元首金日成。所以，这次战斗在朝鲜现代政治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现在的朝鲜政府对这次战斗有所渲染，称歼灭了所有五名警察，并虚构了当地朝鲜人民向发表讲话的金日成高呼“金日成将军万岁！”口号的情节，但总体上仍尊重了历史史实。然而，网上反朝分子（其实是指桑骂槐的反共分子），却觉得不过瘾。为了达到丑化朝鲜现政权、进而丑化中共的目的，他们冒用朝鲜政府名义，妄称普天堡战斗歼灭鬼子3个师团。这自然不值一驳。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新阶段。这时，抗联所有十一个军都已编成，共有三万余人。为了帮助关内抗战，他们加大了对鬼子袭击频率。其中，戴鸿滨率第六军由汤原西征，成功到达海伦，活动月余后返回汤原游击区。抗联以为，抗战全面爆发后，鬼子将大批调兵去关内战场，他们出头之日到了。可他们想错了，鬼子要调兵去关内不假，但在调兵之前，先得安定东北后方。因此，七七事变以后，关东军不是减少，而是由20万猛增至40万，达到8个师团，并有伪满军和警察大队数万人为虎作伥。
刚进入1938年，抗联就明显吃不住劲了。为此，时任抗联总司令的赵尚志和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受北满临时省委委派，越界进入苏联，希望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并寻求苏联援助。但这时，老斯一面通过新疆、河西走廊通道，对老蒋提供大量武器援助；一面要在东北边境严守中立，杜绝鬼子进攻苏联的借口。所以，赵、祁二人立刻被苏联当局关押了起来。可抗联确实面临极大压力，不管苏联态度如何，他们走投无路时，依然要越界入苏。2月4日，第六军军长戴鸿滨率500名骑兵袭击萝北县城后，也北越黑龙江进入苏联。
与此同此，日伪军警宪特也对潜伏在敌后的中共地下组织进行了疯狂破坏。标志性事件是，3月15日，以佳木斯为中心的松花江下游地区中共地下抗日救国会员遭遇了大逮捕。从此以后，抗联逐渐丧失从敌占区获得军事情报能力，斗争形势更为严峻。
为了摆脱严峻局面，吉东、北满两省委分别作出决定，除留部分队伍在原地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西征开辟新游击区。其中，第二路军主力部队在吉东省委领导下，于7月开始西征，向五常、舒兰一带突进。但7月31日，吉东省委书记、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在西征途中携款叛变投敌，供出了部队西征计划。在鬼子围追堵截下，参加西征的第四、五军被迫在五常分兵活动。其中，第五军第一师在9月决定返回刁翎，著名的“八女投江”事件，就发生在该师10月中旬回师途中。第五军第二师余部则转往宁安。到11月下旬，第四军部队被打散，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先后牺牲。第二路军西征行动遭到失败。
北满抗联部队第三、六、九、十一四个军，在北满省委领导下，于8月成功地实施了向位于小兴安岭西麓嫩江流域黑嫩平原的西征。这次西征，暂时粉碎了鬼子“聚歼”北满抗联于松花江下游的图谋。
南满省委领导下的第一路军，因为1936年两次西征都失败的缘故，在本溪、宽甸、枑仁游击区遭到破坏情况下，没有再次西征，而是向辑安老岭山区转移。6月29日，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叛变，向敌人供出了部队行动计划，对部队行动造成更大困难。为适应形势变化，第一路军领导于1938年8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取消第一、二军番号，将部队编成3个方面军、1个警卫旅，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魏拯民任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

时间进入1939年。鬼子在上年7、8月间，挑起的张鼓峰边境冲突事件，在该年5到9月挑起的诺门坎事件中，均遭到苏联红军重创。为此，他们急欲稳定后方，遂进一步加强了对抗联围剿。2月，留守北满汤原的第六军一师一团，在汤东遭到严重损失。从3月起，第一路军遭到鬼子伪军集中围剿。非共产党员的第八军军长谢文东和第九军军长李华堂，经受不住严酷环境考验，先后在3月和7月向鬼子投降。坚持到年底时，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以及7月刚和戴鸿滨、祁致中等百余名战士从苏联返回东北的赵尚志，都先后进入苏联境内。
他们于1940年1月24日，在苏联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举行会议（即第一次伯力会议），总结东北游击运动经验教训，决定采取逐渐收缩、保存实力方针，将抗联三个路军缩编成支队分散活动。此后，他们又与苏联远东军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磋商，直到3月27日，周保中、赵尚志才率警卫队，由伯力返回东北虎林、宝清地区。但期间，第一路军遭到重大挫折，杨靖宇于2月23日，在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与敌战斗中，壮烈殉国。他生命最后日子里的催人泪下革命事迹，想必大家都在中小学听老师讲了无数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总之，他的牺牲地濛江县，解放后改名靖宇县。
根据第一次伯力会议精神，活动在南满的第一路军剩余部队被迫向北转移，严重减员的第二、三路军各军，纷纷将番号改为支队。10和11月，周保中和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又一次从封冻的乌苏里江江面，进入苏联境内。他们把第二、三路军进入苏联人员组织起来，经苏方同意，在距伯力75公里的费?雅斯克村，建立北野营。而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一部也越境赴苏，他们在乌苏里斯克（双城子）附近，建立了南野营。
1941年1月至3月，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领导人举行了第二次伯力会议，出席者有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金日成、崔庸建、金策、季青、王效明、柴世荣、徐哲、安吉等。在老斯和老季远程指导下，会议确立了“不论环境多么困难，要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保持抗联的旗帜，坚持到最后胜利”方针。其真实意思是，以苏联境内的南、北两个野营为基地，继续袭击鬼子在东北境内据点。由于老斯没有帮助抗联与中共中央之间建立联系，抗联在以后军事行动中，要接受苏联指挥，在客观上已成为苏军干扰鬼子关东军的别动队。
3月8日，留在东北坚持斗争的南满省委书记、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在桦甸县牡丹岭抗联密营中病逝。而在南北野营中休整的抗联部队，从4月初分批返回东北，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其中，李兆麟于3月底，由苏联回到铁力、庆城之间安帮河上游的第三路军总部。由于4月初，老斯与鬼子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方要求抗联“暂时停派”游击队回东北。但到6月22日，希特勒德国突然发动全面侵苏战争，为防鬼子趁火打劫，及至少能有个预警，老斯又同意抗联继续回东北打击鬼子。
在不断往返于中苏边境过程中，赵尚志和许亨植分别于1942年2月12日和8月3日，遭到鬼子袭击，壮烈牺牲。赵尚志、杨靖宇以及1936年8月在珠河县英勇就义的女共产党员赵一曼，都是抗联革命烈士中标志性人物。随着他们相继牺牲，抗联在东北境内抵抗活动趋于沉寂。广大东北人民为此陷入绝望深渊，而在鬼子心目里，东北局势倒颇有几分他们幻想中的“皇道乐土”景象。
退入苏联的抗联成员共2000余人，他们于1942年8月1日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由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委，对外使用苏军远东红旗军独立步兵第88旅番号，并在苏军指导下进行现代化改装。抗日战争胜利后，教导旅主要部分于1945年9月初，分批返回东北，分派到东南满、吉东、北满50余市县，而后融入东北民主联军（即后来的解放军四野），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少部分朝鲜籍官兵，则随苏军回到朝鲜北方，后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导性政治力量。至此，东北抗联历史画上了悲壮而光荣的句号。
纵观抗联全部战斗历程，从未一次性歼灭过鬼子正规军一个小队或伪军正规军一个团以上兵力，所干的无非是袭击鬼子防备力量单薄的军事据点或没有防备力量的经济单位，也就给鬼子挠个痒痒，根本打不疼它。而抗联在全盛时期达到的三万多人总兵力，也与相同兵力的红一或红二方面军或抗战前夕的红军主力，都有着质的区别。前几者全是有能力完成各种作战任务的身经百战正规集团军群，而抗联只是分散于东北各地、无正规作战能力的游击队聚合体。
由于抗联军队性质是这样的，有着“全球大视野”的鬼子最高军事当局，最初并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为此，实力不够强劲的关东军，采取的措施有组建“集团部落”，堵截抗联西征之路等等。其目的倒不在于立刻消灭抗联，而在于摧毁能使抗联壮大的机制，以便在鬼子最高当局下决心消灭抗联时，不至于出现尾大难掉之势。果然，当鬼子调来重兵以后，抗联在继续坚持了两年多时间后，终于遭致了实质性失败。由此可见，抗联之败并不是败于他们在1938年以后有什么决策错误上，而是败于他们在创建之初没有坚持创建抗日根据地上，甚至是败于他们没有抓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七十二小时”黄金时间，迅速创建革命军队和根据地上面。
抗联失败的教训，对于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具有极大借鉴意义。但问题是，当时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根本不了解抗联情况，而且抗联当时也还没有失败。欲知由主席实际掌舵的中央，在没有经验可资借鉴情况下，能否确立正确的抗日战争战略，请看第四十一章《洛川会议》。

@慕云斋主人 2015-09-18 20:42:15
从1921到1937，16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苏联襁褓中的婴儿逐渐长成志向远大的青年，能够与国民党这个从1895年就存在的政党掰掰手腕，虽然力气还不是很大，赢的少，输的多，总体处于劣势，但她却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当她24岁的时候，已能与之分庭抗礼，这和我们个人成长的轨迹何其相似！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过： 历史 是为现实服务的。通过学习 历史 ，我们更应对新生事物有足够的认识，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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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0 12:37:22
中共成功太特殊，和人成长似乎没啥可比性的。
另外，你想扼杀你意识中认为错误的东西，没这么容易的。蒋介石追杀中共，就是在扼杀他意识中认为错误的东西啊！就好比在扼杀一个天天逃课，在自己搞东西的人一般。
感觉一个人还是多了解社会，了解各种情况的东西。就算你不认同人家，你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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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功基本上就是靠毛主席一个人的精妙策划，否则，她就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颗璀璨流星。

估计那是毛主席最愿意看到的局面。

@zhaoyu1027 708楼 2015-09-18 21:36
第一，辽沈战役期间，廖兵团没有深入辽西走廊，它进攻的是彰武、新立屯。华北国民党军也不是走山海关陆路，向锦州前进的，而是从葫芦岛海运向锦州前进的。
第二，围歼廖兵团之前，林总为什么严令10纵卡住黑山、大虎山咽喉？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旦廖兵团卡住这个咽喉，锦州方向的东野主力就冲不出走廊，迅速对廖兵团形成包围了。
以上两点更加说明，在走廊里作战，只可能是阵地战，而不会是运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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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20 17:33:58
华北的中央军侯镜如是从葫芦岛发起攻击的，但林总还是山海关方向防着傅氏人马东进救锦的，并要求华北共军拖住傅作义，廖兵攻击方向辽西走廊，只是被阻击没有进入罢了。塔山，黑山阻击战就是分别阻击侯兵团，廖兵团的，如何傅集团东进河西走廊，辽沈战役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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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0 18:58:04
林彪在沈阳附近放了5，6,10三个纵队。这三个纵队人数该有12万，和廖兵团差不多吧。
廖耀湘10几万，可以堵住辽西走廊这个口子，但他身后。。。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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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之敌难逃。估计那样的话，东野会在拿下锦州之后，先骗歼傅作义集团主力。然后，以华北野与东野一部，合力攻下天津，以围困长春的12个独立师（长春起义）及一个纵队切实控制营口。之后，就会跟困守沈阳、北平的老卫、老傅谈判，让他们接受和平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