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五家”距今大约4000-35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齐家文化、三星堆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文化”】，再加上一个东北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由一个共同的“西北甘青青铜/畜牧族群”古羌人串起来形成了「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六家全部「拥有北方草原风格」的青铜器～～～～～～～～～～～～～～～～～～～～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很早就提出了世界体系的形成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的看法，但他指的是旧大陆西部各个古代文明之间的文化联系。

横跨欧亚东西方的世界体系则开始于近年来逐渐清晰的青铜时代全球化时期。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开始在欧洲东部肇始于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的兴起和扩张，这也是印欧语系的形成时期。在亚洲西部则是与颜那亚文化有直接关系的萨彦—阿尔泰地区阿凡纳切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的形成和扩张。

现今中国版图内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也是阿凡纳切沃文化带来的，年代接近公元前3000年，此时中原地区是仰韶文化中晚期之交。但阿凡纳切沃文化并不是以中国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传统，因此学术界迄今也没有以新疆北部出现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

以考古学定义的青铜时代全球化是指欧亚大陆在青铜时代出现的包括技术和观念在内的广泛的文化交流和人群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但旧大陆青铜时代在东西方有不同的文化传统，青铜时代全球化也因此对东西方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目前的证据中，旧大陆西部早期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小麦和大麦等作物以及绵羊、山羊、黄牛和马等家畜和以冶铜为主的冶金技术，以发源于西方的作物和技术向中国传播为主，当然也有原产于中国的粟（黍）类作物向西传播的事例。

但这些作物和技术的传播究竟始于何时，是偶然的传播还是基于东西方文化长期的交流，这些作物和技术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新石器时代社会分别产生了多大影响，目前还不清楚。”

（张弛）

欧亚大草原上的“红铜/青铜文化”，总共对东亚地区产生了两轮冲击：

第一轮欧亚草原冲击，距今大约5000年前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印欧人的红铜/青铜文化），这一轮冲击对于东亚地区的影响有限（只带来极微弱影响，根本不足以产生真正的“青铜器铸造业”！），因此，第一轮冲击并没能将东亚地区带入到真正的“青铜时代”，而仅仅只产生了非常微弱的几个涟漪而已


第二轮欧亚草原冲击，距今大约4200-3500年前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印欧雅利安人的青铜文化）和“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东西方混合人种的青铜文化），正是这一轮冲击方才将东亚地区带入到了真正的“青铜时代”，而东亚（除新疆）第一个真正跨入到“青铜时代”的就是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

正是在西北甘青的古羌人在“汉藏分离”之后，兵分两路地同时代开启了“中原华夏青铜文明”和“四川三星堆青铜文明”～～～～～

因此，西北“齐家文化”是距今4000年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站】！

第三轮欧亚草原冲击，距今大约3400-2800年前的“卡拉苏克文化”，这个是“安德罗沃诺文化”的印欧雅利安人R1a和东方草原土著人（很可能就是叶尼塞河流域的叶尼塞人Q），他们两者的融合便形成了【“北匈奴”】的前身！

在春秋战国时期，【北匈奴】开始南下了，直接威胁到华夏北方诸国的边境～～～～～～～～～

“卡拉苏克文化”在铁器时代发展为“塔加尔文化”，这个文化下限都到了公元前1世纪，历史记载为“丁零”的年代了～～～

“月氏和乌孙”，则应该是塞人，也即R1a（印度-伊朗语雅利安人）！

第三轮欧亚草原的冲击，就是与草原游牧民族（形成于“铁器时代”）的产生密切相关了～～～～～～～

而“华夏民族”、三星堆人群则是在欧亚草原的第二轮冲击之下，所产生的“青铜时代”畜牧文化/旱作农业人群，与后来的北亚草原游牧民族（北匈奴）有所区别


但是，在欧亚大草原上，第三轮人群的一部分却是来源于第二轮的人群（都存在有印度-伊朗语雅利安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三星堆文明”出土的镂空铜牌饰，既与新疆青铜时代的“畜牧人群”的镂空铜牌饰有相似之处，又与汉代的“匈奴人”的镂空铜牌饰非常相像，相似性就来源于欧亚大草原的“印度-伊朗语雅利安人”！


在三星堆文明里，在新疆畜牧部落里，以及在北匈奴的组成里，均存在有共同的一种人群——“印度-伊朗语雅利安人“以及他们的相似青铜文化～～～




汉代“匈奴人”的铜牌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