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成都【金沙文化】（三星堆遗址文化的四期），距今3100~2600年———时间上大体对应于“西周”时期（距今3046年-2771年）至春秋中期


整个金沙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多达6000余件，包括金制品200多件（出土了全国最多的金制品，以金箔和金片为主，还就包括了金面具、金带、太阳神鸟金饰等金器）、铜器1600多件、玉器2300多件、石器1500多件、漆木器10多件，出土象牙总重量以吨计算，此外还有数以千枚的野猪獠牙、鹿角、数万件的陶器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金面具的造型和整个风格是跟“三星堆文化”的金面具是一样的。它的出土证明了“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一种紧密联系，这个造型和“三星堆文化”所发现的金面铜立人非常的相似，这也是相关联的地方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玉器2000余件，是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也最富特色的一类器物～～


【如果说三星堆礼器群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礼器群则以金器和玉器独具特色】。金沙出土的青铜器，虽然有些与三星堆青铜器类似，但明显偏小，数量也大大少于“三星堆文化”。金沙祭祀区出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形体小而轻薄、多锻造成型、采用镂孔或彩绘装饰，并用大量石雕、木雕、玉器、漆器等代替青铜制品。结合铜器成分检测结果，可以推断金沙青铜器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金沙时期缺乏铜料

在三星堆两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海贝，但金沙遗址的海贝数量却大大减少了。不过，金沙遗址中出土了玉海贝，“玉海贝”明显是装饰品。金沙遗址海贝少了、没了，但象牙数量却大大增加。三星堆两坑出土的象牙仅80棵，而金沙出土的象牙达到几吨，而且被完好无损地埋藏。金沙遗址还出土了石跪坐人像、石虎等数量众多的石雕像

另外，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一件“十节玉琮”，应来自于4000多年的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


因此，应该是有“三星堆文化”的一支人群从广汉来到了金沙（两地相距40多公里），并建立起了一个堪与“三星堆文化”相媲美的“金沙文化”，从玉器、金器、青铜器、陶器的众多相似性，暗示着“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之间颇有渊源关系～～～

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虽说广汉“三星堆文化”和成都“金沙文化”的出土文物之间，的确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渊源关系，实际上，“金沙文化”的器物在三星堆遗址第三期末段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成都“金沙文化”与广汉“三星堆文化”的出土文物，既相似，又存在差异！

成都“金沙文化”的兴起，是在广汉“三星堆文化“消失后，“三星堆文化”中的一支人群又迁移到“金沙遗址”；然后，又有从四川东部的“峡江地区”（长江三峡）西进的巴人（迁徙来自于鄂西清江流域“香炉石文化”的长江中游人群）进入到四川成都平原，而“金沙文化”人群属于这两拨不同来源的南北人群相混合的结果～～～

又是一个“外来移民”的故事呢。。。。。。。。。

这样的外来移民故事，在距今大约4000年上下的时代，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了！

比如，山西晋南的“陶寺文化”，早期（公元前2300年～前2100年），是属于古代南方人群的新石器文化。但是，从陶寺中期开始（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越来越多的北方陶鬲人群进入到陶寺古城，至晚期的初期（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便发生了严重的暴力革命，并导致陶寺“变天”了！

又比如，河南“二里头文化”，从一期至四期都不断有外来的人群（比如齐家人或北狄化齐家人）进入到二里头都邑，而这个原本属于中原“夏朝“的都邑，在第四期的时候，终于在暴力行为之后“变天”成为了商朝的都邑～～～

那么，四川成都平原的“金沙文化”，也会因为外来移民的越来越多而导致“变天”吗？

会的～～～～

历史的相似性总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原青铜文明”和“三星堆青铜文明”同时代出现的根本原因所在～～

贴一张欧亚大草原上的“青铜/畜牧浪潮”，以及距今大约4000年前发生的【汉藏分离】，并由此导致了“半月形地带的兴起”和东亚地区最早的两支“青铜文明”于同时代的出现！

（请注意，东亚这两支早期青铜文明都属于西北的“汉藏语系”，一支属于“古汉语族”，另一支属于“藏缅语族”。而“南方系语言”则是指，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壮侗语族、苗瑶语族。）

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的四川“三星堆青铜文明”，为何没能像“中原青铜文明”那样长久地活下来，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呢？

一是，进入到四川成都平原的外来移民越来越多

二是，三星堆人不重视军事与兵器生产！

楼主先来解释第二个原因，然后再解释第一个原因


在中原华夏民族的理念里，一直都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记载）

但是，对于“三星堆文明”而言，“国之大事，只有祭祀”！


这两者之间的理念差别，决定了不同人群的不同命运呢～～～

（转帖）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华夏民族早就已经认识到了战争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

成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似乎与这一理论相悖。三星堆发掘至今，仍没有发现任何兵器。拥有如此精美、数量众多的青铜器，说明了当时以三星堆为中心的部落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在这片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地方肯定存在着许多觊觎它的强势部落。自卫、反击、扩张肯定是作为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手段，这就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像三星堆这样的地方，竟然找不到军队使用的武器，实在是难以理解。

很多学者认为三星堆之所以没有兵器，是因为它地处群山环抱的盆地，由于周围山势险峻，形成了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正如李白所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中原的强大势力的确很难到达四川盆地。另外当时的三星堆属于神权和王权统一的国家，神权又高于王权，解决很多重大问题不靠人，而是靠神，神是不需要拥有众多军队和兵器的。

长期稳定而又安逸的生活，让三星堆的臣民失去了对外界的防范能力，整天沉迷于各种各样的祭祀求神活动。此时的三星堆被一些学者描述为“民风淳厚、物产丰富、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的人间乐园。

常识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从来没有离开过暴力和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讲，暴力和战争还是文明发展的动力。那么对于这处3000多年前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没有兵器似乎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三星堆真如大家所猜测的那样，是一处世外桃源吗？

三星堆遗址的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曾经出土过一些青铜像，被有些专家认为是“武士像”和“将军头像”，另外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斧、玉戈、玉剑之类的仿兵器造型的祭祀礼器。如果说三星堆没有兵器，那么古蜀人为何要铸造这些青铜将士头像呢？

在史料中，也曾有“征蜀”、“至蜀有事”、“蜀御”、“蜀射”、“在蜀”、“示蜀”等记载，正是由于商王朝和蜀国之间的不断纷争，故在周武王伐纣之时，蜀为报仇踊跃地参加了武王伐纣的行列，并冲锋在前，使殷人倒戈，故《尚书》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些三星堆出土的仿兵器造型的礼器，足以说明当时的蜀人已有一支强悍的军队，而且独霸一方？。可为何这么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却独独没有见到真正的兵器出土呢？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战争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先进的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谁拥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谁就有可能成为称霸天下的枭雄。正是因为明白这一道理，中华大地上的所有君主，无不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武器的改良和设计上。反过来说，一个强势的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同样必须拥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武器，这些是捍卫国土不可或缺的因素。

而作为当时国力强大的古蜀王国来说，又怎么可能缺少武器呢？即使是他们不侵略别人，也必须防患于未然。

（继续转帖）

有些持“三星堆没有兵器”观点的专家还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就是三星堆没有防御性的城墙。一般来说，城墙的主要功能在于防御。这种城墙必须是直而陡的。但三星堆城墙却不是这样，它的城墙内外两面都是斜坡，易攻难守，敌人很容易顺着斜坡冲上来，这种坡度根本起不到防御的作用，如果说是作为防洪河堤，可在至关重要的一侧——鸭子河畔，却没有筑起堤坝。这又是为什么？

有专家因此认定，三星堆城墙是一个神圣的宗教场所，古蜀国的大型宗教祭祀活动，都是在宽阔的城墙顶上进行的。而在三星堆旁边的鸭子河其实就是天然的屏障，不建城墙也是很自然的事。

从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祭祀品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三星堆，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三星堆作为一个神权的宗教集中地，没有出土兵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时的三星堆王朝不是没有兵器，兵器都集中在非祭祀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对三星堆遗址及其周边的遗址群进行考察后发现，在三星堆周边的宝墩、金沙等遗址群中，均有兵器出土，这些与三星堆相连，又被城墙隔开的乡村群落，在当时都归三星堆部族统治，距离三星堆不过百里。这说明三星堆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是存在军队和兵器的。

三星堆祭祀坑周边没有发现兵器说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三星堆的政治局面比较稳定，没有战争，因此人们才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神权的宗教观念中。也正是因为如此，三星堆频繁的宗教仪式占据了上层阶级大部分的时间，而在民间俗世又疏于防范，从长江中游地区发展壮大的部族——“开明王”乘虚而入，导致了三星堆古蜀王朝的灭亡。

根据中原的古籍文献记载，《华阳国志·蜀志》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也即，大约在春秋时期，蜀人首领蚕丛始称王

《蜀王本纪》云：“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凫、开明。”，“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

——也即，第一代蜀王的族属应该是“氐羌人群”的一支

从古蜀国称王至秦灭巴蜀，共计换了5个朝代或族属，它们分别是，“蚕丛、柏鹳、鱼凫、杜宇、开明”

蚕丛氏来源于岷江上游的氐羌人群；柏濩氏大约是四川盆地的土著民族；鱼凫氏来自于川东的峡江地区（三峡）；杜宇氏是彝族先民；最后的开明氏，是来自川东鄂西的巴人


易谋远《彝族史要》第六章说，彝族先民笃慕（杜宇）建立的奴隶制古代蜀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政局变革有四次：

1.蚕丛国破；2.杜宇氏取代鱼凫氏；3.开明氏取代杜宇氏；4.秦国灭蜀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一书说，杜宇部族是被川东的开明部族逐走而迁徙到滇、黔边境去的。这与彝族文献记载的笃慕（杜宇）战败退走的路线基本吻合

从春秋中期（公元前600年）直到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被秦国所灭，古蜀国也没有再生产像三星堆和金沙那种因神权而生产的、华美的青铜器、玉器等等，青铜被用来制造武器，相比祭祀礼器，武器要实用得多

公元前316年，蜀国和巴国均为为秦所灭，秦灭巴蜀后设置蜀郡，“移秦民万家实之”。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又迁六国豪富入蜀。这些移民，将中原地区的大量姓氏带到了巴蜀地区

“秦国在未征服巴蜀之前，占据的是关中平原，西北如今甘肃等地，东边扼守函谷关，秦要东出必须从函谷关东出，秦国能够占领巴蜀，纯属偶然。秦国对于长江、汉水上游的占领也使得秦国对下游的楚国占据了地理优势。从此，秦人可以凭借汉水、长江这两大通道肆无忌惮地攻击楚国。”

现在发现，中国亏得没让“楚国”给大一统了，否则的话，楚人的眼里还会有别人啊？～～～～～～～～～～～～～～～～

楼上这位网友（楚人爱好者）可真够执着的，告诉你吧，长江中游的楚国人是注定当不成华夏民族的直系祖先，你就灭了这份“痴心妄想”吧～～～～～～

实际上，地处长江中游的“楚人”，是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的竞争对手，这种关系就类似于地处长江中游西段的“巴人”，是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文化人”的竞争对手一样！

如果当初是“楚人”赢了“华夏民族”，就如同是“巴人”赢了“三星堆-金沙文化人”一样，结果会如何？

我们可以看一下“三星堆文明”的下场是如何的——那就是三星堆-金沙人群的后裔之一“古彝族”，最后都向南逃往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的山区高原偏僻地方去了，而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从此消失了，和西南山区高原的当地南方土著人群融合了的“彝族共同体”，从此以后沦为了落后的民族，至今没有人原因相信他们的祖先也曾经辉煌过，甚至，“古彝文”都有资格与“殷商甲骨文”一道，并列进入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

无论是“殷商甲骨文”和“古彝文”，都属于“汉藏语系”，只不过前者属于“古汉语族”，后者属于“藏缅语族”，它们背后的语言都不是南方系的任何语言！

而有稻作的“南方人”楚人并不说西北“汉藏语系”的～～～～～

我不知道楼上这位网友，你到底是站在“哪个”民族立场上说话？

如果你确实是“楚人”的直系后裔，那么，华夏文明的事情可以不用“搀合”了，因为“中原华夏族”与“南方楚人”并不是真正的一家人，而是【竞争对手】关系！

而如果你是南下的中原汉族的直系后裔，却要冒充“楚人”的话，你的言论已经很不像是一个“华夏族”了呢

东亚的最早期“青铜文明”，只可能与说“汉藏语系”的西北甘青人群有关系，而与【所有的“南方稻作文化人群”】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呢！～～～～～～～

真正的“青铜器文化”（而不是几块未必是青铜的“碎铜块”和炼红铜的“孔雀石”而已）在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的出现时间，要明显地晚于西北甘青地区和中原二里头、成都平原三星堆


——如何就有资格成为“东亚两支青铜文明”的源头


你所贴出的上面那些“青铜器图片”的时候，难道没有注意一下文物的年代吗？年代超过了距今4000年前了吗？如何超不过这个“汉藏分离”的时间，又该如何战胜西北“齐家文化”的“青铜/红铜文化并存”的年代？

三星堆的“大口尊和直腹罍”与长江中下游的同类青铜器相同，重尊和罍也是长江中下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两类器型很可能最终来源于“商文化”～～～～～～～～

也即，三星堆文化对尊、罍这类青铜容器加以吸纳并用于宗教、祭祀活动，这一观念来自长江中游、并最终源于“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