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地区【北方旱作人群】的前身，就是距今1万年以前的“①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方狩猎者】，他们更擅长于跟“动物”打交道，并且，也善于制作比较精细和先进的“石制”工具和武器

然而，随着大约距今1万年前的地球逐渐升温，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类重大技术发明出现了，那就是——与“植物种植”直接相关的“农耕种植技术的发明”（也即“农业的起源”或者“农业革命”）！

而率先揭开了“②新石器时代”大幕的古代人群，就是在旧石器末期常与“植物”打交道的【南方采集者】，他们就是在“新石器时代”最为活跃的【古代南方稻作人群】

尽管，从南方的“长江流域”北上中原的“古代南方稻作人群”，将北方地区也引入到了“新石器时代”，但是，原先活动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北方狩猎者”的生存空间，却受到了南方北上的农耕者在北方地区“大举扩张”的不断挤压，他们虽然也同时【被“同化”成了农民】，但仅仅只是掌握了偏于简单的【旱作农耕技术】，而且，他们的生存空间也被迫进一步地后退至【“北方边缘化地带”】

毕竟，跨越种族之间的“技术传播”，并不是父子之间的那种毫无保留的传授方式，【北方狩猎者】后裔们并没能学习到一个“全新时代”的复杂稻作种植技术，这是人类很常见的一种状态呢

就如同在“青铜时代早期”，华夏中国人的外来青铜老师—-印欧人R1a，也并没有把那个全新时代的最先进“失蜡法”铸造技术，以及青铜合金之“铜锡最佳配比”，还有最富经验的“锻造方法”，全都无保留地传授给东方异族！

不想教会“异族”一个时代的最先进技术，这是比较常见的人类自私想法，直到今天依然是如此的表现，美国人也同样并不想教会中国人当今最尖端的一些西方高技术

因此，华夏民族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的确没能成为【最优秀的东亚农民】呢～～

不过，“新石器时代”的【古东北类型】的“北方旱作人群”的新石器文化表现，还是值得单独一提的呢

内蒙古和辽西的【“红山文化”】是在“北方旱作人群”里，于“新石器时代”表现得比较不错的一支北方考古学文化呢。只可惜，在辽西的“早期青铜时代”到来之前（也即，在距今4000-3500年前的“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到来之前），“红山文化”的后续者——“小河沿文化“（年代距今约5000～4500年）就已经开始走向没落了。。。。。。

因此，在之后出现的内蒙古和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尽管东北的土著居民“古东北类型”，与外来的“古华北类型”人群是【并存的】关系，但实际上，“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要炊具却是“古华北类型”人群最爱用的【陶鬲】，而并不是东北土著居民“古东北类型”延续了数千年之悠久历史的【平底筒形罐】，这说明了什么？


——“古华北类型”人群（商人）有一种【非常强势】的霸道特点，会令所到之处的当地土著居民的已经延续了达数千年之悠久历史的某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比如“东北筒形罐炊具”或者“中原的稻作文化”，趋于消失！

自“北方早期青铜时代”起，“古华北类型”人群（商人）沿着内蒙古北方长城沿线一路东迁扩张，并抵达了东北的辽西地区，然后，反客为主地在“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里居炊具文化上的主导地位

不过，“古华北类型”并没有对”古东北类型”实施无情的人群替换，而是与之共存于当地，两者的分布呈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状况，他们甚至可以共生于同一个人类群体结构的内部。反映了这两个“北方旱作人群”之间并不是“有我没你”的那种关系，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合相处情况

这就导致了，在数百年以后的中原或山东的商代平民或较大墓葬里出土的商代人骨，仍然可以看到有两种体质类型出现，分别接近于“古华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

那么，一向非常强势的商人（“古华北类型”）为何会对“古东北类型”竟然网开了一面呢？

从商人在【北方边缘化地带】绕了一个“半月形”的大圈，方才最后入主中原的过程来看：

（由此导致了“北方边缘化地带”一路上变得【有铜器化和有畜牧业化】！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展开，楼主延后一些再说）

商人从西北甘青地区出发，途径【山西晋南】，又沿着内蒙古中南部的“北方长城沿线”一路东迁，到达了东北辽西地区，继而南下河北燕南地区，冀中和冀南，然后是豫北，最后是豫西的【二里头】

商人一路东迁并入主中原的全过程里，对山西晋南的“陶寺文化”，和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这两个原本偏南方文化的“晚期”，均发生了明显的暴力事件，并导致了“陶寺文化”的中晚期人骨偏北方人（早期偏南方人）；而河南“中原地区”至晚商时期，商人在北方核心区域已经完成了对新石器中原农夫土著（偏南方人）的高程度覆盖！——那个被天真幻想出来的古中原人民的“汪洋大海理论”只能破产了～～～

但是，商人却对一路东迁时在内蒙古和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所遇到的古东北土著居民（古东北类型）却网开了一面，并没有明显地实施“古华北类型”对“古东北类型”的人群替换！

当然了，“红山文化”的后裔古东北类型，最后还是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只有一部分遗留于东北地区，其它的去了哪里（或消失了）就不得而知。毕竟，东北地区自东周开始，又新到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北方人群，他们就是“古蒙古高原类型”——北亚游牧民族的祖先！

商人的“网开一面”，也许是因为“古东北类型”其实长得也是比较接近于华夏民族的长相的呢

在“新石器时代”的所有古代人群里，按照长相最接近于“现代中国人”来排序的话是这样一个顺序：

1、古西北类型；2、古华北类型；3、古东北类型

但是，若从父系基因上来看，只有前两者是华夏基因O3；而“古东北类型”则属于单被群N（考古遗址的古基因检测结果），他们显然并不是华夏民族的直系祖先哦


既然在生物学基因上的亲源远近差别这么大，可为何在外观上的“体质特征”却如此地接近呢？

这是因为远古人群的“体貌特征”是由其生存的“地理气候环境”所决定的呢，在相近的地理气候环境里生活的远古人群，在非常漫长的时间里，就会演化出因适应相近的地理气候环境而相近的“体质特征”来

远古晚期智人走出非洲的时间是距今大约五六万年前，最早达到东亚大陆的时间不会早于四万年前，那么，在东亚大陆版块上生活着的各个不同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的形成期，则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1-3.5万年前）

而在“①旧石器晚期”，华夏民族远古祖先的生业还是“北方狩猎者”，而古东北类型的远古祖先也同样是“北方狩猎者”，当时的北方狩猎者的广大活动区域是，从南西伯利亚一直到东北平原、华北地区（包括山西）

如果“古西北类型和古华北类型”，与“古东北类型”的体貌特征比较相近，说明三者的远古前身，在“旧石器晚期”曾经是活动于地理环境比较相似的那片北方地区，因而他们才会有比较相近的“体质特征”和生业形态，他们之间也会有“似曾相识”的某种熟悉感

再来举一个例子，

印欧人的两支R1a和R1b之间的区别，如果仅看生物学基因上的血缘亲近程度，其实并不比东亚地区的“古代南方人”O1/O2，与“北方人”O3之间的亲缘远近程度更近呢


但是，由于印欧人的这两支R1a和R1b，远古时代在地理上的分布（在“青铜时代早期”的大迁徙之前）一直都是相邻近的，且纬度也是差不多的（因此气候差异也就不大），因而导致了两者在语言文化和“体质特征”上的分化程度均不高，两者之间的各种“相似度”都比较大噢

这和东亚地区的“古代南方人”O1/O2，与“北方人”O3之间，由于在地理上的分布是【一南一北】截然不同，存在很明显的纬度差异（因此气候差异也就比较大），从而导致了“古代南方人”O1/O2，与“北方人”O3之间的古代人群分化程度，【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不仅在外观相貌上差异较大，甚至，就连“文化和语系”也同样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一般来说，人类往往对“比较熟悉”的人或物，才会不由自主地“网开一面”的呢～～～

也就是说，生存的“地理气候环境”的不同特点，在一个长期的时间里，会显著地影响到古代人群的不同特点～～

人类的“体质特征”的改变，算是“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而最容易改变的却是“语言”呢！


有国内的专家声称，广东方言也属于“汉藏语系”～～

这要看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了

如果广东方言仅是指“广东土著人的南方语言”，那么，它铁定不属于“汉藏语系”！

因为“汉藏语系”原本发源于【古西北的甘青地区】，这个西北甘青地区在地理上，距离南方珠江流域的广东，又实在是太过遥远了呢

而在“地理上”的远距离分化，一般都会产生“语言”上的明显分化，更何况，是相距如此遥远的两地的语言，其分化的程度绝对不再会是“一家话”了呢，而应该是属于并不相同的“两个语系”！

所以，广东的方言如果仅仅是指“广东南方土著语言”，则应属于另一个“南方语系”，而绝对不会属于北方的“汉藏语系”的

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北方汉族的三波次“衣冠南渡”，导致了在南方地区的“南方汉族”的最终形成，其中一部分的南方汉族又从“长江流域”进一步地南下移民至“珠江流域”，于是，随着汉人的不断南下过程，“汉语及汉字”就被汉人移民带到了广东这个南方地区，并与广东当地的土著语言有着一定的融合（因为有婚姻的融合），于是，就产生了广东的“粤语”

这样一来，广东的“粤语”也会带有“汉藏语系”里的一些古发音特点～～

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汉字”在中国南方地区的推广使用，必然是与“古汉语”北方发音的推广几乎同步的，同时，也融合进了较多的南方当地土著“语言”的一些南方语言的发音特点哦

如果说不同的“北方旱作人群”之间还能做到并存于一地，但是，“北方人群”和“南方人群”之间则显得很难和谐共处了，甚至，根本就是“有我没你”的替代关系。北方人群对南方人群下手之凶狠，令人震惊呢！

北方人群第一次对南方人群痛下狠手，就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山西晋南“陶寺文化”的【晚期】～～

关于晋南“陶寺文化”早中期（偏南方人），以及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夏朝）的古代南方人群来源的大致判断～～～

在山西晋南这个地区，

在“新石器农耕时代”属于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因此这里的新石器晚期居民，有不少是“仰韶文化”的遗民

当然，还会包括了一部分西进的“大汶口文化”人群，这是因为在新石器晚期，山东“大汶口文化”曾经向西、向北两向扩张，并导致了“仰韶文化”一路向西后退（之至最后崩溃）

无论是仰韶文化人群，还是大汶口文化人群，他们都属于同一种古代人群类型——那就是，偏古代南方人的“古中原类型”！

另外，在新石器晚期，南方“长江流域”的一些南方考古学文化亦不怎么安分，也在忙着不断地北进中原，其中之一就是那个“良渚文化”哦

良渚文化，距今大约5300-4000年，在距今4800年前后开始南、北两向扩张，其达到的范围，向南经赣江越南岭，向北进入海岱地区，向西北则深入到晋南和陕北，主要见于“山西晋南陶寺文化”和陕西延安芦山峁等遗址

在山西晋南“陶寺文化”的【早期阶段】里，居然会出现有来自于南方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因素？很多人会想不到吧！

晋南“陶寺”遗址中出现了良渚文化因素有，V0字形石刀、彩绘漆木器、磨光黑衣陶上烧后施绘作法、以及玉（滑石）琮（形制与良渚文化中年代极晚的玉琮形制接近），此外，【彩绘陶龙盘】也可能是从良渚文化传入的一种

良渚文化向北扩张到江苏地区已被证实，近来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在安徽巢湖一带有良渚文化的遗存】。此外，在安徽的江淮和沿淮地区，也发现了良渚文化因素。在河南东南部的上菜十里铺遗址中，亦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特征的遗存

【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向西北的晋南和陕北等地扩张的路径，大约是取道安徽的江淮地区，然后沿河流走向进入河南境内，最后抵达晋南与陕北——也即经安徽巢湖、河南南部一带传过去的】


在晋南“陶寺”早期大墓中的彩绘蛇形龙，可证为源自“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4100年前的陶寺六座【早期】大墓中，有5座各出土一件彩绘龙盘，可能是当时“王室”使用的礼仪用品


而来自于南方的“龙文化”，其实，就是“百越民族的“蛇”文化（《白蛇传》流传于江南百越地区）。在《说文解字》中，禹，虫也，意思就是“蛇”！

国内学术界的对于晋南的“陶寺文化”的定位怎么看呢？

”高炜先生的分析大体代表了目前学界的认识。“鉴于陶寺文化的中心区同后来的晋国始封地大致重合，根据《左传》昭公元年、定公四年记载，这一地域应即史传‘大夏’、‘夏墟’的中心区，又是唐墟所在。若仅从地域考虑，陶寺遗存族属最大的两种可能，一是陶唐氏，一是夏后氏。若从考古学文化系统来看，既已判断【（河南）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而【陶寺文化】同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又都不衔接，则将其族属推断为【陶唐氏】更为合理”

——-意即，晋南“陶寺文化”（指陶寺早中期）族属是“陶唐氏”；而河南“二里头文化”（指一二三期）的夏人是指“夏后氏”

由于河南“二里头文化”宫殿建筑基址的朝向是【北偏西的】，因此，夏王是【尊西北方位】的，这意味着，夏禹的“直接来源地”可能是山西晋南，不过，夏禹的最初来源地则可能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

（就如同，商代都城规划中重“东北方位”的经营，因此，商人是【尊东北方位】的，这意味着，商人的“直接来源地”是东北辽西，不过，商人的最初来源地其实是西北甘青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