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

两者虽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也发生了显著的文化改变。个人推测，O3与N的关系，很可能是竞争关系，外来的O3最终胜出，N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不断缩水，就连延续了千年以上之久的筒形罐文化，N都没能保住，还有少部分N最终与O3融合，并入汉人

原来有一种说法，商族的起源与红山文化有关

其实，这种表达有明显欠缺

虽然，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有着直接的文化及族群的传承关系，并且，古DNA的检测也证明，辽西-燕山以北的红山-小河沿文化，还有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其主体人群都是N，与O无关（无论是与O3、还是O2、O1都无关系）。而人群N，其实很后来形成了匈奴人的一部分

红山-小河沿文化，以及庙子沟文化，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特点，喜欢使用平底筒形罐，也即，人群N有着筒形罐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延续了上千年之久

商人喜欢用陶鬲，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用陶鬲，而不是红山文化的筒形罐，故而，商人的来源有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而不是之前的原同一地理区域的红山文化

商族起源的东北说

此说是傅斯年先生早年在三十年首创的新论。他一反商族起源的传统观点，认为商族发迹于东北，建业于渤海与古兖州，灭夏以后而占有中原。

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先生当时已极崇信之，并积极为之补证曰：“殷商疆域颇恢廓于东北，是以王亥托于有易，北伯位于涞水，皆在今河北境；而泰山下有相土东都，奄为南庚旧都，皆在今山东境。观于周室克殷以后，封建懿亲以自屏藩，东有齐鲁，北有燕卫，未始不因其为殷之重要地域，若此言不虚，则《商颂》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语殆得一佐证矣。”又云“比较夏代的疆域，惟有东北方是添出来的，所以相土会得到海外有截，王亥会得游牧至有易，箕子会得退保朝鲜，而殷墟中掘出来的东西有咸水贝和鲸鱼骨。”

1978年金景芳先生重新考证了考古资料指出，“文献中契称‘玄王’，玄是北方的意思，玄王即北王。”契所居之蕃，从音韵学角度而论，与亳、蒲古音相同，可以通假，“契居番”就是“契居亳”，即燕亳之地，也在北方。昭明所居之砥石，文献中明确记载“在塞外辽水所生”，即在辽水发源处，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由此指出：“在汤未灭夏以前，商人的势力并没有到达今河南中部，因此在河南中部不可能有商代先公时代的文化或商代早期以前的商文化。”从而明确提出商族起源于东北说、辽西说。

张博泉在金氏观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阐发了东北说，认为与殷人始祖契有关的有娀氏在东北西南古幽燕境内，祖契起源于东北。商人先公主要活动于“自易水至北狄”的殷土（隐土），即今辽河以西包括今河北之易水以北地区，后来逐渐自北向南，步入中原，到夏末进入黄河以北地区。联系考古学文化，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时间、地域、文化特征都与殷人先世历史符合。该文化在辽西分布者早，在河北分布者晚，漳河型文化很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殷戎文化或夷戎文化与进入中原后的早商文化发展的中间环节。

蔺新建也持东北说，通过文献的引征，指出传说中的颛顼、帝喾皆为商人的祖先，他们主要活动于东北，文献中的燕亳与燕、殷、隐等均同义，是代表了商人所居之地，为一广泛的地域。而“亳”最初为商人宗庙所在地之名，后为商之都名，而燕亳代表东北广大地域，由此可知，亳当在东北南部一带。所以他说“商人的祖先最早活动于东北的西南部，内蒙古昭盟和辽宁的西部地区及河北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先生合作著文，推出了“商先起源于幽燕”的观点。他们从文献上反复论证了商先公活动在今长城两侧、燕山南北的幽燕之域是商先活动地区；契所居蕃，昭明所居砥石以及舜（俊）都蒲坂、帝喾（夔）都亳都在今北京以北，燕山两侧。蕃、砥石在辽河、大凌河、滦河发源之区，自上甲微至成汤灭夏以前，商族南下，发达于河济之间。

最近郭大顺先生利用它对北方古文化的认识也谈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商文化起源的关系，认为与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相比较，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先商文化构成的三大文化系统中并不次要的一支，而且开始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陶器群的鲜明特征，如绳纹灰褐陶炎、鬲作为主要炊器，加上深腹罐、宽沿大口盆、浅盘高柄豆等，与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陶器组合和特征甚为接近；夏家店发达的文化特征彩绘陶器上的饕餮纹、夔龙纹、目雷纹等，酷似商代青铜器上的同类花纹主题等等。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

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岳石文化之间，又存在着互动的关系

大约从距今4300-4000年，在北方地区相继出现了一些石城（从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而且石城都具有军事防御的性质，也就是与战争技术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有石城，而之前的红山-小河沿文化却并无石城，是否是从西而来的O3人群所带来的军事特点？

新石器晚期北方最大的石城是位于陕西神木的石峁古城，年代比夏家店下层文化早了300年。石峁文化与河水之东山西境内同时期所存在过的陶寺文化又有着一定的联系，石峁遗址的毁弃时间早于陶寺遗址100年，而在陶寺的中晚期也是检测到有O3的存在的

在距今4000年前后，在北方地区有可能发生了成规模的族群迁移（与O3有关），从西向东的迁移

石城都具有军事防御的性质，也就是与战争技术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有石城，而之前的红山-小河沿文化却并无石城，是否是从西而来的O3人群所带来的军事特点？

商人具有典型的军事文化特点，而古中原地区的原有的新石器文化并不具有好战的文化

商人其实算不得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顶多是带有畜牧文化及军事文化（或者兼有半游牧文化的某些爱迁移的特点）

东亚的典型游牧民族的出现，最早应该始于西周，最终在战国中后期才对中原地区形成直接的进攻威胁，长城也就是这个时候才有修建的意义

昨天看到一个科教片，在澳大利亚的中部牧区，牧人们建起了一条长达5000多公里（是长城的两倍多长）的铁栅栏，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牛羊群不被野生动物（尤其是野狗）的袭击，和长城的修建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处

齐家文化有陶鬲，朱开沟文化有陶鬲，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有陶鬲，商人周人也用陶鬲，陶鬲似乎与青铜畜牧文化人群有关系

而古中原民族用陶鼎，大汶口文化用陶鼎，南方的稻作民族喜欢用陶鼎



如果青铜文化是沿着欧亚草原传播过来的话，传播路径应该是从西北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甘肃）——>朱开沟文化（内蒙古）——>夏家店下层文化（内蒙东-辽西-燕山北）、岳石文化（胶东）

其实，仅仅用陶鬲文化来证明商人、周人是O3，确实还有些牵强

如果能证明甲骨文是与汉语相兼容的文字，则更有说服力一些

汉语是一种语言，包括语音和语法；而甲骨文是一种文字，是和语言并不相同的另一套系统，包括书写和语法

我们都知道，早期得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象形文字，也就是与语言的发音无关，所以，那些早期的原始图画文字、陶器刻符，其实并没有声音，也就与语言的发音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而且，还不成句子，也就不存在明显的语法。这样的早期纯表意象形文字，其实谁都可以借用，只要弄明白象形字所表达的具象场景或事物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无法证明甲骨文之前的原始文字，是否真的是由商人所发明的，也可能是由别人发明的，商人不过是借用了该原始象形字而已

但是，甲骨文并非早期的原始象形文字，而是具有了一定的成熟度，甲骨文字已经拥有了28%的形声字（在可识别字里），说明甲骨文已经引入了声部，与商人的语言发音相挂钩了

问题是，现代人无法准确弄清楚甲骨文的发音究竟是如何的，自然也就无法判断商人的语言发音是如何的，确实有些麻烦。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甲骨卜辞的语法结构，的确是与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是很相似的

@gtfz99 2015-05-31 17:32:12
其实，仅仅用陶鬲文化来证明商人、周人是O3，确实还有些牵强
如果能证明甲骨文是与汉语相兼容的文字，则更有说服力一些
汉语是一种语言，包括语音和语法；而甲骨文是一种文字，是和语言并不相同的另一套系统，包括书写和语法
我们都知道，早期得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象形文字，也就是与语言的发音无关，所以，那些早期的原始图画文字、陶器刻符，其实并没有声音，也就与语言的发音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而且，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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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丘子桓 2015-05-31 20:35:25
甲骨文的确是与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是很相似？
现在汉语与上古汉语（文言）语法上相差就很大。如果说商代的句子和现代汉语相似。就很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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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甲骨文的语法和先秦文字的语法，差异很大？

如何很大，不妨举例说明

古文字学家郑张尚芳的观点是：

目前最早的有完整文字记录的前古汉语，只有殷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从其基本框架，如句法的SVO“主动宾”结构，“定中”结构，封闭类词如代词、否定词、数词等，以及基本核心词汇观察，仍都与后世汉语相同，可以肯定彼此是一脉相承的

不管现代或古代的汉语，拿它与中华大地的其他语言一比较，都表明是自有特色的。因为汉语句法上，“主一动一宾”语序结构总与“饰一中”语序结构并存。甲骨文就是这样的了，随便举些卜辞的例子，比如：“土方侵我田”，“王勿作邑在兹”，“今日不遘大风”。其中与主动宾结构并举的即是“土方、我田、今日、大风，勿作、不遘”等修饰语前置于中心词的结构。这种情况却跟周边语言是都不相同的，试看下表：

汉语 侗台语 苗瑶语 藏缅语 阿尔泰语 南亚语 南岛语
主动宾 主动宾 主动宾 主宾动 主宾动 主动宾 动主宾
饰中 中饰 中饰 中饰 饰中 中饰 饰中

“甲骨卜辞与后世汉语应是一个系统的语言，王力先生举出了汉语（大致以春秋以后的语言材料为标准）的九种语序，除被动态一种外，均与卜辞相合；陈梦家在分析卜辞的十四种语法规则后得出结论：“卜辞的文法与现代的汉语法在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可以说，汉语的前辈是殷商的语言，即甲骨卜辞。”

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北方青铜文化，比如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经常可以看到一种金属装饰品---耳环，不是金银的就是铜的

耳环，究竟是谁的文化特点呢？

到目前为止，通过古DNA的检测，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人群O3、人群N有关系

那么，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这条青铜传播之路，又与哪些人群有关系呢？

@铁马冰河陆川客 2015-06-01 20:20:57
齐家文化
晚于仰韶文化，早于辛店、寺洼、沙井、四坝文化，其绝对年代约为4100至3700年之间，基本与夏王朝相始终，中国社科院专家易华、吴锐认为：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是我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是世界青铜时代的边缘组成部分，华夏文明起源于齐家文化。
齐家先民的种属通过人骨分析，可确定为东亚蒙古人种，与齐家文化分布区域今人之体质特征也较为接近，如头型较狭长，面部扁平，颧骨高宽等。
通过环境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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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证明齐家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如何，关键是要搞清楚两者的族群是否具有一致性，本来通过古代DNA来确定是最容易的手段，但是，古DNA比现代的DNA更难获取，所以，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知道的信息是：

「 殷墟中小墓2组，就已经更近古华北类型的庙子沟、大甸子等族，与古老的仰韶土著类型相差甚远 」

「 仰韶文化等新石器早期文化的母体来自长江流域 」

「 为什么在内蒙测了那么几例O，就出来了M117，额金河匈奴更少的几例疑似O样本也能有疑似M117」

「 现代东亚类型（华北）更接近古西北类型和古华北类型，相对而言更远离古中原类型。就数据而言，确实是这样的 」

我们知道，汉人的主体人群是以O3为主，其中，O3的三大簇就占了汉人的约40%的人口比重：

O3-M117 ——> F5 （Oα）16%

O3-F444 ——>F46 （Oβ）11%

O3-0002611 ——> F11 （Oγ）10%

而且，我们还知道：

O3的三大簇在汉族各地比例这样均匀，严博士的观点是，5000-2000年前就以这样的比例在小范围内混合好了，然后再以这个比例向四周扩散

由于汉人在历史上有着中原情节，这令我们曾经想当然地认为，凡是位于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就一定是与O3人群有关的。然而，我们有可能搞错了

目前，在河南测出的与O3有关的新石器文化，只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而舞阳贾湖遗址属于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早于后来的仰韶文化，而贾湖遗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第一，「最近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完整的颅骨测量，并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贾湖遗址的颅骨特征与长江以南的新石器时代的颅骨特征，共17组，具有明显差异，分属北部和南部两大地区类型 。北部类型包括11组，南部类型有5 组，另一个外贝加尔组为孤立的组」

第二，贾湖遗址发现了北方出现最早的稻作遗存，贾湖遗址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而北方的粟作农业，最早也是始于距今8000年左右，贾湖的粟作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粟大体同时

第三，裴李岗时期虽然已经产生农耕文明，但还处在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时的采集渔猎经济，在全部裴李岗人的生产活动中，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贾湖遗址出土生产工具中，农具仅占25.4％，而狩猎工具则占49.5％，捕捞工具占25.1％。这说明，贾湖的原始农业比重低于狩猎渔猎，农业文化并不很发展

第四，裴李岗文化，具有某种独特的精神面貌，与其后期的仰韶文化面貌迥然不同，大异其趣

也就是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石器的新石器文化，有可能是于距今8000年从南方北上的稻作人群，与北方的狩猎人群O3相遇的结果。而北方的粟作，也可能就是北上的稻作人群换了一种北方本土植物驯化而已，以适应北方的地理气候环境

而距今8000年，正好是全球气温开始变暖的时期，使得北方的黄河、淮河流域也能种植喜热的南方稻米，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都有不少稻作遗址的发现，属于粟作/稻作混合区

而更加北方一些的东北辽西的红山文化、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都是粟作文化，也就是定居的农业文化，根本就看不到半点的游牧文化因素

著名的仰韶文化，很可能与O3无关，令我们很不愿意相信。而大汶口文化，更是与O3无关

虽然仰韶文化的父系DNA尚未检测出来，但是，「 仰韶文化等新石器早期文化的母体来自长江流域 」 -------女性通常反映的是人群的低层结构。并且，仰韶人的体质特征更接近壮族（O2）等华南少数民族，而不是北方人群

也就是说，仰韶文化很可能与O3人群无关！

那么，原来活跃在中原的狩猎人群O3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