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晚清 道民国 （长篇连载中）
正文（215）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南京赴任。
途经沪宁沿线各地车站，兴高采烈的新时代国民，纷纷热情迎送围观孙中山，并高呼共和万岁。
南京城内，更是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喜气洋洋。
大家都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46岁的孙大总统，究竟有着怎样的风采。
当晚十点，孙中山在庄严的就职典礼上，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会上还申令颁布：
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皇帝纪年，启用中华民国纪年，同时采用公历纪日月，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这次就职典礼，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孙中山回国才短短几天功夫，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荣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
这让袁世凯大为恼火：
南北双方刚刚达成的协议墨迹未干，都说大总统之位非我莫属，现在却又让那姓孙的当选，你们这不是耍我吗？
感觉受到愚弄的袁世凯，开始发飙了：
他先是致电唐绍仪，指责他越权商定共和政体，同时表示中止南北和谈，拒不承认此前达成的协议，也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随后，袁世凯又授意段祺瑞、冯国璋等数十名北洋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声称要重新开战讨伐革命军。
这样一来，南北和谈陷入僵局，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其实，袁世凯误会了，南方阵营根本无意愚弄他，因为他们没有实力这样做。
他们之所以迅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想造成共和政体已经成立的既成事实，迫使袁世凯加速倒清反正。
至于临时大总统之位，南方阵营多次致电袁世凯，以澄清误会：
他们只是打算推选孙中山就任总统过渡一段时间而已，只要袁世凯能逼迫清帝退位，到时候总统之位仍然非他莫属，孙中山自会让位。
那么，孙中山本人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不难猜测，他的内心反应非常复杂。
一方面，作为一个怀有雄心壮志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肯定希望，自己能长期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今后的共和事业大展宏图，贡献自己的力量。
所以，他并不甘心让位。这是人之常情，并非权欲薰心争夺名位。
功成不必自居，固然是高风亮节。而勇于担当大任，同样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迫于多方压力，孙中山不得不接受自己只是过渡总统的现实。
首先是来自南方阵营的内部压力。
自从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南方阵营越来越觉得，本方的革命军根本不是袁世凯麾下北洋军的对手。
他们要想尽快推翻清廷，同时早日结束战争，减少战祸，最好的办法就是策反袁世凯倒戈。
而为了能成功策反袁世凯，就必须用总统之位拉拢他。
对于这一点，南方阵营中，不仅黎元洪、程德全、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旧官僚和立宪派大佬认同，就连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同盟会高层人物也认同。
虽然孙中山刚回国不久，南方阵营很快就选举他担任临时大总统，但大家表态在先：
孙先生暂且就任，先过渡一下，一旦袁世凯倒清反正，总统之位还得让给他，委屈您了。
如果孙中山不同意让位，那些反对者就会指责他眷念权位，为一己之私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其次是来自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列强看到清政府大势已去，气数将尽，便决定换马：
抛弃清政府，转而扶持袁世凯作为他们在华利益的新代理人。
南北和谈开始后，列强政府通过驻华公使，以及知名驻华记者莫理循等人，公开告诫革命党人：
只有让袁世凯当大总统，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支持。
在内外压力之下，甚至就连孙中山自己也认同这样做，不管他甘不甘心。
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很快就致电袁世凯，澄清误会，并公开表态：
如果袁世凯能推翻清廷，赞同共和政体，自己就会随即辞职，将总统之位让给他，决不食言。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南京赴任。
途经沪宁沿线各地车站，兴高采烈的新时代国民，纷纷热情迎送围观孙中山，并高呼共和万岁。
南京城内，更是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喜气洋洋。
大家都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46岁的孙大总统，究竟有着怎样的风采。
当晚十点，孙中山在庄严的就职典礼上，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会上还申令颁布：
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皇帝纪年，启用中华民国纪年，同时采用公历纪日月，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这次就职典礼，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孙中山回国才短短几天功夫，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荣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
这让袁世凯大为恼火：
南北双方刚刚达成的协议墨迹未干，都说大总统之位非我莫属，现在却又让那姓孙的当选，你们这不是耍我吗？
感觉受到愚弄的袁世凯，开始发飙了：
他先是致电唐绍仪，指责他越权商定共和政体，同时表示中止南北和谈，拒不承认此前达成的协议，也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随后，袁世凯又授意段祺瑞、冯国璋等数十名北洋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声称要重新开战讨伐革命军。
这样一来，南北和谈陷入僵局，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其实，袁世凯误会了，南方阵营根本无意愚弄他，因为他们没有实力这样做。
他们之所以迅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想造成共和政体已经成立的既成事实，迫使袁世凯加速倒清反正。
至于临时大总统之位，南方阵营多次致电袁世凯，以澄清误会：
他们只是打算推选孙中山就任总统过渡一段时间而已，只要袁世凯能逼迫清帝退位，到时候总统之位仍然非他莫属，孙中山自会让位。
那么，孙中山本人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不难猜测，他的内心反应非常复杂。
一方面，作为一个怀有雄心壮志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肯定希望，自己能长期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今后的共和事业大展宏图，贡献自己的力量。
所以，他并不甘心让位。这是人之常情，并非权欲薰心争夺名位。
功成不必自居，固然是高风亮节。而勇于担当大任，同样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迫于多方压力，孙中山不得不接受自己只是过渡总统的现实。
首先是来自南方阵营的内部压力。
自从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南方阵营越来越觉得，本方的革命军根本不是袁世凯麾下北洋军的对手。
他们要想尽快推翻清廷，同时早日结束战争，减少战祸，最好的办法就是策反袁世凯倒戈。
而为了能成功策反袁世凯，就必须用总统之位拉拢他。
对于这一点，南方阵营中，不仅黎元洪、程德全、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旧官僚和立宪派大佬认同，就连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同盟会高层人物也认同。
虽然孙中山刚回国不久，南方阵营很快就选举他担任临时大总统，但大家表态在先：
孙先生暂且就任，先过渡一下，一旦袁世凯倒清反正，总统之位还得让给他，委屈您了。
如果孙中山不同意让位，那些反对者就会指责他眷念权位，为一己之私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其次是来自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列强看到清政府大势已去，气数将尽，便决定换马：
抛弃清政府，转而扶持袁世凯作为他们在华利益的新代理人。
南北和谈开始后，列强政府通过驻华公使，以及知名驻华记者莫理循等人，公开告诫革命党人：
只有让袁世凯当大总统，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支持。
在内外压力之下，甚至就连孙中山自己也认同这样做，不管他甘不甘心。
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很快就致电袁世凯，澄清误会，并公开表态：
如果袁世凯能推翻清廷，赞同共和政体，自己就会随即辞职，将总统之位让给他，决不食言。
正文（216）
在得到中国民国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本人的明确承诺后，袁世凯的态度迅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他收回了之前对南方革命军的开战威胁，同时加快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伐。
当然，袁世凯家族世受清朝皇恩，碍于脸面，他不便于自己出面直接赤裸裸地威逼清廷。
刚开始，袁世凯先是假惺惺地把全国形势的严峻性，以及清室是否顺应民意赞同共和的利害关系，抛给朝廷讨论。
裕隆太后和溥仪小皇帝根本没主见，只好问大臣们怎么办。
袁世凯的心腹部下，如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等人，当然顺着袁的意思说：
若赞同共和，可以确保皇室的优待条件，若不妥协，则有灭族之祸。
至于满族大臣，特别是皇室亲贵，除了奕劻等少数人主张接受共和外，良弼、铁良、溥伟、载沣、载泽等皇室少壮亲贵，也就是所谓的宗社党人，都极力反对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9日，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发布宣言：
主张罢黜袁世凯，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由铁良任总司令，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决战。
眼看这些清室少壮亲贵不见棺材不落泪，袁世凯干脆再加把火。
1月26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领衔前线46名北洋高级将领，联名通电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刚好在这一天，爱新觉罗王朝最后一根栋梁，宗社党首领良弼，在下班回家路上，被革命党人彭家珍投掷炸弹行刺，当场炸成重伤，两天后身亡。
良弼被刺杀身亡，极大震动了满清皇室。
大批皇室亲贵顿成惊弓之鸟，失魂落魄，纷纷逃离京城，躲进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外国租界以求保命，干脆做起了寓公。
2月5日，袁世凯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再发通电，言辞之间杀气腾腾：
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裕隆太后以及那些死硬的皇室亲贵们，彻底慌了神，终于决定妥协，答应清帝退位，接受共和政体。
在商定了清帝退位后皇室的优待条件后，1912年2月12日（农历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裕隆太后终于颁布了宣统皇帝退位诏书。
次日，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即践行诺言，向南京临时参议院上呈辞职书，同时举荐袁世凯继任。
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选举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刚当上总统的第二天，袁世凯在自己的官邸，公开举行了一个剪辫子仪式，并留影纪念。
辫子落地的那一刻，袁世凯哈哈大笑，部下从未见过他如此高兴过。
随后，袁大总统下令，自1912年大年初一（2月18日）起，全国所有官吏和军人一律剪掉辫子，以示咸与维新，喜庆共和。
短短几天之内，清帝退位，孙中山践行承诺辞职，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上大总统。
这一切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一样。
如果仅就目前而言，这无疑是个多方共赢的结局。
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来说，他们自发动武昌起义后，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颠覆清廷建立民国的伟大目标。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且还不用背负篡位骂名。
对于满清皇室来说，他们没有像有些垮台的中外王朝那样惨遭灭族之祸，而且还得到了非常优越的优待条件。
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来说，这样一场重大的政权更迭与历史革命，竟然没有引发烽火连天、生灵涂炭的大规模战祸惨剧，几乎波澜不惊地完成了新旧时代的更替，他们真的很幸运。
应该说，这次南北议和的过程中，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袁世凯领导下的北洋集团，还有满清皇室，三方总体上是在和平博弈。
大家相互妥协让步之后，达成皆大欢喜的结局，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政治斗争之共赢典范。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向来都是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博弈，妥协，共赢，这些是中国政治基因中极为稀缺的宝贵理念。
如果从此以后，袁世凯与孙中山两大阵营，能够诚信共事，面对理念分歧与利益矛盾，能够理性寻求妥协共赢的解决办法，那么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将会一片光明。
这个国家亿万人民的福祉，也将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遗憾的是，这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在得到中国民国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本人的明确承诺后，袁世凯的态度迅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他收回了之前对南方革命军的开战威胁，同时加快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伐。
当然，袁世凯家族世受清朝皇恩，碍于脸面，他不便于自己出面直接赤裸裸地威逼清廷。
刚开始，袁世凯先是假惺惺地把全国形势的严峻性，以及清室是否顺应民意赞同共和的利害关系，抛给朝廷讨论。
裕隆太后和溥仪小皇帝根本没主见，只好问大臣们怎么办。
袁世凯的心腹部下，如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等人，当然顺着袁的意思说：
若赞同共和，可以确保皇室的优待条件，若不妥协，则有灭族之祸。
至于满族大臣，特别是皇室亲贵，除了奕劻等少数人主张接受共和外，良弼、铁良、溥伟、载沣、载泽等皇室少壮亲贵，也就是所谓的宗社党人，都极力反对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9日，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发布宣言：
主张罢黜袁世凯，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由铁良任总司令，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决战。
眼看这些清室少壮亲贵不见棺材不落泪，袁世凯干脆再加把火。
1月26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领衔前线46名北洋高级将领，联名通电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刚好在这一天，爱新觉罗王朝最后一根栋梁，宗社党首领良弼，在下班回家路上，被革命党人彭家珍投掷炸弹行刺，当场炸成重伤，两天后身亡。
良弼被刺杀身亡，极大震动了满清皇室。
大批皇室亲贵顿成惊弓之鸟，失魂落魄，纷纷逃离京城，躲进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外国租界以求保命，干脆做起了寓公。
2月5日，袁世凯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再发通电，言辞之间杀气腾腾：
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裕隆太后以及那些死硬的皇室亲贵们，彻底慌了神，终于决定妥协，答应清帝退位，接受共和政体。
在商定了清帝退位后皇室的优待条件后，1912年2月12日（农历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裕隆太后终于颁布了宣统皇帝退位诏书。
次日，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即践行诺言，向南京临时参议院上呈辞职书，同时举荐袁世凯继任。
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选举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刚当上总统的第二天，袁世凯在自己的官邸，公开举行了一个剪辫子仪式，并留影纪念。
辫子落地的那一刻，袁世凯哈哈大笑，部下从未见过他如此高兴过。
随后，袁大总统下令，自1912年大年初一（2月18日）起，全国所有官吏和军人一律剪掉辫子，以示咸与维新，喜庆共和。
短短几天之内，清帝退位，孙中山践行承诺辞职，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上大总统。
这一切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一样。
如果仅就目前而言，这无疑是个多方共赢的结局。
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来说，他们自发动武昌起义后，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颠覆清廷建立民国的伟大目标。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且还不用背负篡位骂名。
对于满清皇室来说，他们没有像有些垮台的中外王朝那样惨遭灭族之祸，而且还得到了非常优越的优待条件。
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来说，这样一场重大的政权更迭与历史革命，竟然没有引发烽火连天、生灵涂炭的大规模战祸惨剧，几乎波澜不惊地完成了新旧时代的更替，他们真的很幸运。
应该说，这次南北议和的过程中，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袁世凯领导下的北洋集团，还有满清皇室，三方总体上是在和平博弈。
大家相互妥协让步之后，达成皆大欢喜的结局，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政治斗争之共赢典范。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向来都是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博弈，妥协，共赢，这些是中国政治基因中极为稀缺的宝贵理念。
如果从此以后，袁世凯与孙中山两大阵营，能够诚信共事，面对理念分歧与利益矛盾，能够理性寻求妥协共赢的解决办法，那么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将会一片光明。
这个国家亿万人民的福祉，也将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遗憾的是，这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正文（217）
第十七章 辛亥风雷
第六节 【帝制终结】
在辛亥年的年终岁尾，宣统皇帝下诏退位。
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的满清王朝，这一次没有熬过凛冬，没有等来春天，最终还是倒在了这个命中注定的劫运年份上。
这封诏书，不仅意味着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王朝正式灭亡，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正式终结。
人类历史上，能延续两千多年的制度很少见。
因此，在这里值得为中国的皇帝制度总结几句，权当是墓志铭吧。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天下，并为自己创建了皇帝这个前无古人的尊号。
大一统的大秦帝国，以皇帝制度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专制独裁、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治制度。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自秦朝开始，就已经告别了封建时代，进入了帝国时代。
因为“封建”一词的本意，是指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等大小贵族，让他们封土建国，成为各自国土上的封建君主，而这些国君有效忠天子的义务。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把原先战国时代秦国成功实行的郡县制度，推广至全部国土，取消了落后僵化的分封诸侯之封建制度。
此后，中华帝国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但生命力很顽强，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无疑是人类政治史上的奇迹。
对比一下就知道差距了：
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这些和中华帝国同属古代性质的帝国，其寿命都没有中华帝国长久。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中国的帝国政治制度，自从公元前221年创建以来，直到公元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百余年，欧美先后创建君主立宪制度和民主共和制度之前，这期间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
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跟中国有关系？
对，你没看错！
中国也有让人家羡慕咱们先进政治制度的时候，而且长达近两千年！
大家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看过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吗？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关于公主的故事？
为什么人家欧洲古时候，会有那么多公主呢？
原来，中世纪的欧洲，大小王国林立，还有各种公爵、伯爵等大小贵族。
王国贵族多，公主自然就多。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有公主梦，要么是想当公主，要么是想娶公主。
但说实话，公主多了真的不好。
公主多，就意味着王国多，贵族多。
古代王国多，就意味着会经常发生战争，而且关卡林立，市场割裂，这会让平民百姓痛苦不堪，会阻碍社会发展进步。
古代贵族多，就意味着社会等级森严，阶层固化，贫富分化，这同样会让平民百姓痛苦不堪，会阻碍社会发展进步。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都有着极其类似的上述社会症结。
幸运的是，后来中国创建的一整套帝国政治制度，特别是其中的郡县制度和科举制度，大大缓解了这些症结：
秦朝和汉朝，郡县制度向全国大力推广，并最终基本取代了贵族分封制度（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郡县制度的全面确立，使得中国的皇帝有权任免官员，来治理地方各级行政区域。
从此，中国的大小贵族们，再也没有领地统治权了。
尽管如此，世袭贵族们仍然垄断着主要官职，社会等级愈发森严，政治生态越来越僵化，死气沉沉。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和庶族的故事，就是这一症结的鲜明写照。
之后，中华帝国又有一项新制度应运而生：
科举制度创建于隋朝，兴盛于唐宋，明清两朝达到繁荣顶峰。
可别小瞧这科举制度，在古代，它让平民阶层有机会通过相对公平的科举考试，选拔进入官僚统治阶层。
如此一来，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大大增加，政治生态一定程度上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中国的科举制度，造就了帝国时代强大的文官集团。
从此，中国的贵族势力被科举制度大大压制，开始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逐渐被边缘化。
中国贵族们的特权，也因此远远小于同时期的欧洲贵族。
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领跑世界一千多年，这一整套帝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其中的郡县制度和科举制度，功不可没。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帝国政治制度，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因为它的核心——皇帝制度，变得越来越专制独裁。
秦汉时代，三公九卿的权力很大，以后历代，相权也多少还能制衡一下皇权。
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直接废除了宰相，清朝雍正皇帝设立了军机处，至此皇帝专制独裁达到了权力顶峰。
同一时期，欧洲君主制度的发展方向，与中国恰好相反。
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君主的权力越来越小，君主立宪制度逐渐确立。
后来，这一现象逐渐向欧洲大陆扩散，形成一股潮流。
欧洲各国，要么是君主被迫同意减小权力，接受君主立宪制度，要么君主直接被国民推翻，形成了民主共和制度。
发展到现在，欧洲和日本等少数保留君主立宪制度的发达国家，其君主只具有象征意义，实质上就是虚君共和制。
也就是说，他们是披着君主制外衣的民主国家。
从17世纪开始，世界潮流浩浩汤汤，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君主专制越来越遭到民众反对。
如此说来，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皇帝制度，还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然而，一个国家没有了君主，并不意味着真正实现了民主。
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帝退位，帝制终结，中华民国成立。
但是，这些只是表面现象。
中国的民主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十七章 辛亥风雷
第六节 【帝制终结】
在辛亥年的年终岁尾，宣统皇帝下诏退位。
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的满清王朝，这一次没有熬过凛冬，没有等来春天，最终还是倒在了这个命中注定的劫运年份上。
这封诏书，不仅意味着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王朝正式灭亡，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正式终结。
人类历史上，能延续两千多年的制度很少见。
因此，在这里值得为中国的皇帝制度总结几句，权当是墓志铭吧。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天下，并为自己创建了皇帝这个前无古人的尊号。
大一统的大秦帝国，以皇帝制度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专制独裁、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治制度。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自秦朝开始，就已经告别了封建时代，进入了帝国时代。
因为“封建”一词的本意，是指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等大小贵族，让他们封土建国，成为各自国土上的封建君主，而这些国君有效忠天子的义务。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把原先战国时代秦国成功实行的郡县制度，推广至全部国土，取消了落后僵化的分封诸侯之封建制度。
此后，中华帝国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但生命力很顽强，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无疑是人类政治史上的奇迹。
对比一下就知道差距了：
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这些和中华帝国同属古代性质的帝国，其寿命都没有中华帝国长久。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中国的帝国政治制度，自从公元前221年创建以来，直到公元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百余年，欧美先后创建君主立宪制度和民主共和制度之前，这期间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
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跟中国有关系？
对，你没看错！
中国也有让人家羡慕咱们先进政治制度的时候，而且长达近两千年！
大家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看过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吗？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关于公主的故事？
为什么人家欧洲古时候，会有那么多公主呢？
原来，中世纪的欧洲，大小王国林立，还有各种公爵、伯爵等大小贵族。
王国贵族多，公主自然就多。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有公主梦，要么是想当公主，要么是想娶公主。
但说实话，公主多了真的不好。
公主多，就意味着王国多，贵族多。
古代王国多，就意味着会经常发生战争，而且关卡林立，市场割裂，这会让平民百姓痛苦不堪，会阻碍社会发展进步。
古代贵族多，就意味着社会等级森严，阶层固化，贫富分化，这同样会让平民百姓痛苦不堪，会阻碍社会发展进步。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都有着极其类似的上述社会症结。
幸运的是，后来中国创建的一整套帝国政治制度，特别是其中的郡县制度和科举制度，大大缓解了这些症结：
秦朝和汉朝，郡县制度向全国大力推广，并最终基本取代了贵族分封制度（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郡县制度的全面确立，使得中国的皇帝有权任免官员，来治理地方各级行政区域。
从此，中国的大小贵族们，再也没有领地统治权了。
尽管如此，世袭贵族们仍然垄断着主要官职，社会等级愈发森严，政治生态越来越僵化，死气沉沉。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和庶族的故事，就是这一症结的鲜明写照。
之后，中华帝国又有一项新制度应运而生：
科举制度创建于隋朝，兴盛于唐宋，明清两朝达到繁荣顶峰。
可别小瞧这科举制度，在古代，它让平民阶层有机会通过相对公平的科举考试，选拔进入官僚统治阶层。
如此一来，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大大增加，政治生态一定程度上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中国的科举制度，造就了帝国时代强大的文官集团。
从此，中国的贵族势力被科举制度大大压制，开始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逐渐被边缘化。
中国贵族们的特权，也因此远远小于同时期的欧洲贵族。
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领跑世界一千多年，这一整套帝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其中的郡县制度和科举制度，功不可没。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帝国政治制度，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因为它的核心——皇帝制度，变得越来越专制独裁。
秦汉时代，三公九卿的权力很大，以后历代，相权也多少还能制衡一下皇权。
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直接废除了宰相，清朝雍正皇帝设立了军机处，至此皇帝专制独裁达到了权力顶峰。
同一时期，欧洲君主制度的发展方向，与中国恰好相反。
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君主的权力越来越小，君主立宪制度逐渐确立。
后来，这一现象逐渐向欧洲大陆扩散，形成一股潮流。
欧洲各国，要么是君主被迫同意减小权力，接受君主立宪制度，要么君主直接被国民推翻，形成了民主共和制度。
发展到现在，欧洲和日本等少数保留君主立宪制度的发达国家，其君主只具有象征意义，实质上就是虚君共和制。
也就是说，他们是披着君主制外衣的民主国家。
从17世纪开始，世界潮流浩浩汤汤，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君主专制越来越遭到民众反对。
如此说来，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皇帝制度，还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然而，一个国家没有了君主，并不意味着真正实现了民主。
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帝退位，帝制终结，中华民国成立。
但是，这些只是表面现象。
中国的民主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正文（218）
第十八章 孱弱民国
【第一节 早产之婴】
1912年春天，温暖和煦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万象更新，生机勃勃。
新生的中华民国，正在沐浴着春风，奋力成长。
看起来，这个国家好像前程似锦啊！
其实不然。
因为，此时的中华民国，是个还没发育好的早产之婴，很有可能生大病，甚至是夭折。
首先，中华民国这个新生婴儿，大脑智力水平没发育好。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效果还远远没有达标，民智并未真正开化。
这样的社会氛围，这样的国民意识，根本无法支撑一个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真正有效运行起来。
十年前的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提出“新我国家，必先新我国民”的伟大使命，面向中国国民全力开展思想启蒙运动。
虽然梁启超那时的政治立场稍显保守，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但他的“新民”启蒙理念，还是极具远见的。
遗憾的是，孙中山和他领导下的同盟会革命党人，除了跟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论战之外，并未在思想启蒙事业上投入足够的精力和资源。
革命党人急于求成，将绝大部分精力和资源，都花在了筹划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上。
现如今，清廷倒台了，民国成立了，但国民意识却未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民智未开的恶果逐渐显现出来。
这些现象，大文豪鲁迅在小说里曾生动地描写过：
面对关乎国运和切身利益的辛亥革命，绝大部分国民麻木消极，思想陈旧，混沌愚昧，要么是看热闹袖手旁观，要么是凑热闹浑水摸鱼……
很多前清官僚投机钻营，摇身一变就成了民国官员，依然还是骄横霸道，贪腐敛财，昏庸无能……
整个社会与晚清相比，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诸多社会弊病依旧存在……
不过话说回来，此时开始加大力度，积极推动国民意识与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依然来得及。
这就好比说，有些小孩刚出生时，智力发育不足，大脑混混沌沌懵懵懂懂，到了四五岁甚至更晚才学会说话，跟同龄人相比，他们无疑是些笨小孩。
但这些笨小孩当中，也有很多人以后会逐渐开悟，趋于正常。
其中少数笨小孩，甚至在长大以后，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卓越成就。
这样说来，新生婴儿智力没发育好，并不是什么要命的事。
只要身体其他机能没问题，能健康地茁壮成长，脑子迟早会开悟的。
但问题是，中华民国这个早产婴儿，除了大脑智力没发育好，心脏和骨骼等重要器官也没发育好。
这就很要命了！
为何这样说呢？理由如下：
新生的政权很不稳固，民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尚不足以掌控全国局势。
其实，历史上这种状况并不鲜见。
中国历朝历代，很多次在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之时，国家都曾陷入军阀割据、连年战乱、动荡衰败、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
秦朝灭亡后，楚汉争战数年。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接着三国鼎立，纷争战乱近百年。
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混战，元末天下大乱，明末群雄并起……
这些都是血淋淋的惨痛教训。
那么，孙中山和袁世凯两大阵营，能否诚信合作，携手带领新生的中华民国，走出这个悲催的宿命呢？
前不久，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退位，孙中山随后辞职，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个过程和平顺利，难能可贵，值得喝彩点赞。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局面将更加复杂，可谓隐患重重。
第十八章 孱弱民国
【第一节 早产之婴】
1912年春天，温暖和煦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万象更新，生机勃勃。
新生的中华民国，正在沐浴着春风，奋力成长。
看起来，这个国家好像前程似锦啊！
其实不然。
因为，此时的中华民国，是个还没发育好的早产之婴，很有可能生大病，甚至是夭折。
首先，中华民国这个新生婴儿，大脑智力水平没发育好。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效果还远远没有达标，民智并未真正开化。
这样的社会氛围，这样的国民意识，根本无法支撑一个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真正有效运行起来。
十年前的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提出“新我国家，必先新我国民”的伟大使命，面向中国国民全力开展思想启蒙运动。
虽然梁启超那时的政治立场稍显保守，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但他的“新民”启蒙理念，还是极具远见的。
遗憾的是，孙中山和他领导下的同盟会革命党人，除了跟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论战之外，并未在思想启蒙事业上投入足够的精力和资源。
革命党人急于求成，将绝大部分精力和资源，都花在了筹划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上。
现如今，清廷倒台了，民国成立了，但国民意识却未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民智未开的恶果逐渐显现出来。
这些现象，大文豪鲁迅在小说里曾生动地描写过：
面对关乎国运和切身利益的辛亥革命，绝大部分国民麻木消极，思想陈旧，混沌愚昧，要么是看热闹袖手旁观，要么是凑热闹浑水摸鱼……
很多前清官僚投机钻营，摇身一变就成了民国官员，依然还是骄横霸道，贪腐敛财，昏庸无能……
整个社会与晚清相比，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诸多社会弊病依旧存在……
不过话说回来，此时开始加大力度，积极推动国民意识与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依然来得及。
这就好比说，有些小孩刚出生时，智力发育不足，大脑混混沌沌懵懵懂懂，到了四五岁甚至更晚才学会说话，跟同龄人相比，他们无疑是些笨小孩。
但这些笨小孩当中，也有很多人以后会逐渐开悟，趋于正常。
其中少数笨小孩，甚至在长大以后，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卓越成就。
这样说来，新生婴儿智力没发育好，并不是什么要命的事。
只要身体其他机能没问题，能健康地茁壮成长，脑子迟早会开悟的。
但问题是，中华民国这个早产婴儿，除了大脑智力没发育好，心脏和骨骼等重要器官也没发育好。
这就很要命了！
为何这样说呢？理由如下：
新生的政权很不稳固，民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尚不足以掌控全国局势。
其实，历史上这种状况并不鲜见。
中国历朝历代，很多次在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之时，国家都曾陷入军阀割据、连年战乱、动荡衰败、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
秦朝灭亡后，楚汉争战数年。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接着三国鼎立，纷争战乱近百年。
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混战，元末天下大乱，明末群雄并起……
这些都是血淋淋的惨痛教训。
那么，孙中山和袁世凯两大阵营，能否诚信合作，携手带领新生的中华民国，走出这个悲催的宿命呢？
前不久，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退位，孙中山随后辞职，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个过程和平顺利，难能可贵，值得喝彩点赞。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局面将更加复杂，可谓隐患重重。
正文（219）
当时的国内情形，除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两大阵营之外，还有很多实际不受控制的军事势力。
原来，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很多省份的军事势力打着革命旗号，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随即成立军政府，领头者自任本省都督。
这些都督们，有的是同盟会员革命党人，有的是立宪派，有的是旧官僚旧军人，他们的政治立场很复杂。
其中只有少数都督，如上海都督陈其美、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等，勉强接受孙中山旗下同盟会的统一领导和节制。
其他很多都督逐渐拥兵自重，不听民国中央政府号令，形同割据军阀。
还有少数都督，如山西都督阎锡山，虽然表面上是同盟会会员，但却心怀鬼胎，左右逢源，投机摇摆，实际上也是割据军阀。
至于北洋集团以及亲北洋势力占据的省份，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一些省份的都督，并没有被北洋首领袁世凯实际掌控。
当时各省都督的权力非常大，他们统管一省之军政钱粮等要务，如不尽早分权制衡，削藩除患，实乃国家之大患。
这些乱象预示着，军阀割据、纷争战乱的苗头，即将冒出来了。
当然，如果民国中央政府此时能迅速树立权威，在军队、财税、外交等核心领域，果断推进中央集权，就可以将军阀割据的苗头掐死在萌芽阶段。
果真如此，国之大幸也。
不过，要想顺利促成上述局面，前提是民国中央政府必须团结一心，并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民意支持。
然而，此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处境微妙而复杂。
话说满清王朝之所以能这么快倒台，中华民国之所以能这么快成为全国唯一的中央政权，这无疑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两大阵营合作共赢的结果。
可是，这两大阵营实际上并非一条心。
南北议和成功，只不过是双方理智妥协，合作交易，各取所需罢了。
南京方面的孙中山阵营，取得了清廷覆灭、民国创立的胜利局面。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这是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北京方面的袁世凯阵营，则取得了执掌民国中央政府核心职位的胜利果实。
对于北洋集团来说，他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权力和利益。
对此，有些历史学者的观点是：
孙中山及其革命同仁奋斗多年，只获得了虚名而已，可惜为他人做嫁衣，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狡猾的袁世凯窃取了。
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不仅陈旧腐朽，而且罔顾事实：
打下江山的人，就必须得由自己坐江山？
打下江山让给别人坐，就是为他人做嫁衣？
这种把国家权位当私产的想法，难道不是陈旧腐朽的封建帝王思想么？
有这种封建思想的人，根本就不配给追求民主共和的孙中山喊冤！
这样的喊冤，只会玷污孙中山及其革命同仁的伟大信念！
况且，这江山也不是孙中山他们革命党人单方面打下的。
要不是袁世凯带领北洋军队倒戈反正，武力逼宫，中华民国哪能这么快取得满清王朝的江山？
既然南北双方议和是光明正大的合作与交易，那么袁世凯接受孙中山的让位，继任临时大总统，完全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又何来窃取之说？
只要正视当时的历史事实，就必须得承认：
对于孙袁两大阵营来说，这样的结果，确实是合作共赢，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不存在一方为他人做嫁衣、另一方窃取胜利果实的情况。
然而，皆大欢喜的感觉，就像流星划过夜空般短暂。
孙袁两大阵营的矛盾很快就凸显出来，双方开始了明争暗斗。
当时的国内情形，除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两大阵营之外，还有很多实际不受控制的军事势力。
原来，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很多省份的军事势力打着革命旗号，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随即成立军政府，领头者自任本省都督。
这些都督们，有的是同盟会员革命党人，有的是立宪派，有的是旧官僚旧军人，他们的政治立场很复杂。
其中只有少数都督，如上海都督陈其美、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等，勉强接受孙中山旗下同盟会的统一领导和节制。
其他很多都督逐渐拥兵自重，不听民国中央政府号令，形同割据军阀。
还有少数都督，如山西都督阎锡山，虽然表面上是同盟会会员，但却心怀鬼胎，左右逢源，投机摇摆，实际上也是割据军阀。
至于北洋集团以及亲北洋势力占据的省份，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一些省份的都督，并没有被北洋首领袁世凯实际掌控。
当时各省都督的权力非常大，他们统管一省之军政钱粮等要务，如不尽早分权制衡，削藩除患，实乃国家之大患。
这些乱象预示着，军阀割据、纷争战乱的苗头，即将冒出来了。
当然，如果民国中央政府此时能迅速树立权威，在军队、财税、外交等核心领域，果断推进中央集权，就可以将军阀割据的苗头掐死在萌芽阶段。
果真如此，国之大幸也。
不过，要想顺利促成上述局面，前提是民国中央政府必须团结一心，并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民意支持。
然而，此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处境微妙而复杂。
话说满清王朝之所以能这么快倒台，中华民国之所以能这么快成为全国唯一的中央政权，这无疑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两大阵营合作共赢的结果。
可是，这两大阵营实际上并非一条心。
南北议和成功，只不过是双方理智妥协，合作交易，各取所需罢了。
南京方面的孙中山阵营，取得了清廷覆灭、民国创立的胜利局面。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这是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北京方面的袁世凯阵营，则取得了执掌民国中央政府核心职位的胜利果实。
对于北洋集团来说，他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权力和利益。
对此，有些历史学者的观点是：
孙中山及其革命同仁奋斗多年，只获得了虚名而已，可惜为他人做嫁衣，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狡猾的袁世凯窃取了。
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不仅陈旧腐朽，而且罔顾事实：
打下江山的人，就必须得由自己坐江山？
打下江山让给别人坐，就是为他人做嫁衣？
这种把国家权位当私产的想法，难道不是陈旧腐朽的封建帝王思想么？
有这种封建思想的人，根本就不配给追求民主共和的孙中山喊冤！
这样的喊冤，只会玷污孙中山及其革命同仁的伟大信念！
况且，这江山也不是孙中山他们革命党人单方面打下的。
要不是袁世凯带领北洋军队倒戈反正，武力逼宫，中华民国哪能这么快取得满清王朝的江山？
既然南北双方议和是光明正大的合作与交易，那么袁世凯接受孙中山的让位，继任临时大总统，完全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又何来窃取之说？
只要正视当时的历史事实，就必须得承认：
对于孙袁两大阵营来说，这样的结果，确实是合作共赢，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不存在一方为他人做嫁衣、另一方窃取胜利果实的情况。
然而，皆大欢喜的感觉，就像流星划过夜空般短暂。
孙袁两大阵营的矛盾很快就凸显出来，双方开始了明争暗斗。
正文（220）
第十八章 孱弱民国
【第二节 见招拆招】
前面说过，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这实质上是双方阵营的政治交易。
既然是交易，那么双方不太可能真正相互信任，也就很难真诚合作。
话说回来，信任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
想想看，袁世凯这样的枭雄人物，手握重兵野心勃勃，翻云覆雨玩弄权术，脸厚心黑狡诈阴险，他值得信任么？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几个月内，袁世凯面对时局变化，其所作所为完全暴露了本性：
他先是声称忠于清室，反对共和，率领嫡系北洋军队镇压革命；
后来他又私下和南方革命党秘密谈判，答应拥护共和推翻清廷，以此换取大总统之位；
当孙中山突然回国当选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马上黑脸变卦，又公开表示反对共和，准备重新开战镇压革命。
当孙中山承诺让位时，袁世凯又马上黑脸变笑脸，声称拥护共和，随后指使部下武力逼宫。
显而易见，袁世凯对于民主共和毫无兴趣，更谈不上信仰，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肯定会担心：
袁世凯掌控着精锐的北洋军队，既然他现在可以为了总统之位反叛满清王朝，将来他如果觉得当总统没有当皇帝过瘾，会不会又反叛中华民国，复辟帝制，自己当皇帝呢？
从客观上看，拥兵自重的袁世凯，完全有实力这样做。
从主观上看，袁世凯并非真心拥护共和政体，像他这样野心勃勃的枭雄人物，当皇帝自然是终极梦想。
就算袁世凯迫于各种压力，不敢直接称帝，他也有可能以总统之名，行皇帝之实，大搞专制独裁。
既然如此，孙中山及其同仁，必须得想想办法：如何制约防范袁世凯？
于是，孙中山开始出招了——
在1912年2月13日的辞职咨文中，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出了三项条件：
一是要求新总统必须遵守即将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此时中华民国刚成立不久，南京临时参议院来不及制定一套完善齐备的宪法，只能先赶时间制定一部简明版宪法纲要，即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参议员当中，同盟会会员占绝对多数，因此临时约法体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之政治主张。
在孙中山他们看来，临时约法从宪法层面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以及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等政治制度，这部简明版宪法就像紧箍咒一样，可以有效约束袁世凯，防范他做出越轨之举。
对于这个要求，袁世凯满口答应，心里呵呵一笑：
你们革命党人好傻好天真啊！
紧箍咒从来都不是纸面上的法律，而是法律背后的军队与警察！
你们的武装实力远不如我，临时约法就像玩具版的紧箍咒，奈何不了我！
孙中山提出的另外两项条件是：
中华民国必须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很显然，孙中山这一招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想把袁世凯调离老巢。
一旦袁世凯离开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进入南方革命党人的地盘，他这只老虎就得乖乖听话了。
虽是好计谋，但袁世凯何等老辣狡诈，怎么可能轻易中计？
且看老袁如何拆招：
首先，袁世凯没有直接拒绝这些条件，目的是为了稳住孙中山，以便于自己能够顺利接任临时大总统。
天真的孙中山以为袁世凯中计了，于是傻呵呵地派出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人组成“迎袁”专使团。
专使团于1912年2月22日启程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袁世凯热情亲切地高规格接待宴请专使团，并当面允诺：
北方形势复杂，等自己安顿好局面后，就将随即启程，南下就职。
他当面装出一副急切期待南下就职的样子，背后却开始导演一场好戏：
2月29日夜晚，北京突然发生兵变——
城内枪声大作，火光冲天，骚乱的军队四处抢劫商铺民宅，并纵火焚烧，终夜不止。
为了让蔡元培带领的专使团亲身感受兵变的乱象，乱军受命故意冲击专使团下榻的住所。
蔡元培等人半夜被枪声惊醒，恐惧不已，来不及穿整齐衣服，慌忙从后院仓皇逃往有外国士兵守卫的东交民巷使馆区。
当晚，通州、天津、保定等地驻扎的北洋军队，也闻声哗变，四处焚掠。
兵变发生后，欧美列强以保护侨民为由，扬言要向京津等地增调军队。
与此同时，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也跟着添乱：通电要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于北京。
在袁世凯的导演下，北方局势顿时紧张起来，但并未完全失控，恰到好处地给他提供了不能南下就职的借口。
老袁随即致电孙中山，一脸无辜地表示：
北方局势突发混乱，军队哗变，他需要坐镇北京稳住局面，此时不宜南下就职，否则局势很可能继续恶化，甚至失控，还可能引发外国军队的干涉，于国于民皆为不利，还望南京方面能够谅解，同意他在北京就职。
与此同时，被假象迷惑的迎袁专使蔡元培致电孙中山，报告了北京兵变详情。
他证实北方局势真的很紧张，袁世凯所言不虚，并建议南京方面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
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不管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阵营是否怀疑袁世凯耍花招，他们都不得不答应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要求。
否则，舆论就会指责南方阵营为了一党之私，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如此说来，孙中山一开始连使三招，都被袁世凯见招拆招，轻松化解。
而更精彩的好戏，还在后头。
第十八章 孱弱民国
【第二节 见招拆招】
前面说过，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这实质上是双方阵营的政治交易。
既然是交易，那么双方不太可能真正相互信任，也就很难真诚合作。
话说回来，信任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
想想看，袁世凯这样的枭雄人物，手握重兵野心勃勃，翻云覆雨玩弄权术，脸厚心黑狡诈阴险，他值得信任么？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几个月内，袁世凯面对时局变化，其所作所为完全暴露了本性：
他先是声称忠于清室，反对共和，率领嫡系北洋军队镇压革命；
后来他又私下和南方革命党秘密谈判，答应拥护共和推翻清廷，以此换取大总统之位；
当孙中山突然回国当选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马上黑脸变卦，又公开表示反对共和，准备重新开战镇压革命。
当孙中山承诺让位时，袁世凯又马上黑脸变笑脸，声称拥护共和，随后指使部下武力逼宫。
显而易见，袁世凯对于民主共和毫无兴趣，更谈不上信仰，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肯定会担心：
袁世凯掌控着精锐的北洋军队，既然他现在可以为了总统之位反叛满清王朝，将来他如果觉得当总统没有当皇帝过瘾，会不会又反叛中华民国，复辟帝制，自己当皇帝呢？
从客观上看，拥兵自重的袁世凯，完全有实力这样做。
从主观上看，袁世凯并非真心拥护共和政体，像他这样野心勃勃的枭雄人物，当皇帝自然是终极梦想。
就算袁世凯迫于各种压力，不敢直接称帝，他也有可能以总统之名，行皇帝之实，大搞专制独裁。
既然如此，孙中山及其同仁，必须得想想办法：如何制约防范袁世凯？
于是，孙中山开始出招了——
在1912年2月13日的辞职咨文中，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出了三项条件：
一是要求新总统必须遵守即将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此时中华民国刚成立不久，南京临时参议院来不及制定一套完善齐备的宪法，只能先赶时间制定一部简明版宪法纲要，即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参议员当中，同盟会会员占绝对多数，因此临时约法体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之政治主张。
在孙中山他们看来，临时约法从宪法层面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以及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等政治制度，这部简明版宪法就像紧箍咒一样，可以有效约束袁世凯，防范他做出越轨之举。
对于这个要求，袁世凯满口答应，心里呵呵一笑：
你们革命党人好傻好天真啊！
紧箍咒从来都不是纸面上的法律，而是法律背后的军队与警察！
你们的武装实力远不如我，临时约法就像玩具版的紧箍咒，奈何不了我！
孙中山提出的另外两项条件是：
中华民国必须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很显然，孙中山这一招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想把袁世凯调离老巢。
一旦袁世凯离开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进入南方革命党人的地盘，他这只老虎就得乖乖听话了。
虽是好计谋，但袁世凯何等老辣狡诈，怎么可能轻易中计？
且看老袁如何拆招：
首先，袁世凯没有直接拒绝这些条件，目的是为了稳住孙中山，以便于自己能够顺利接任临时大总统。
天真的孙中山以为袁世凯中计了，于是傻呵呵地派出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人组成“迎袁”专使团。
专使团于1912年2月22日启程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袁世凯热情亲切地高规格接待宴请专使团，并当面允诺：
北方形势复杂，等自己安顿好局面后，就将随即启程，南下就职。
他当面装出一副急切期待南下就职的样子，背后却开始导演一场好戏：
2月29日夜晚，北京突然发生兵变——
城内枪声大作，火光冲天，骚乱的军队四处抢劫商铺民宅，并纵火焚烧，终夜不止。
为了让蔡元培带领的专使团亲身感受兵变的乱象，乱军受命故意冲击专使团下榻的住所。
蔡元培等人半夜被枪声惊醒，恐惧不已，来不及穿整齐衣服，慌忙从后院仓皇逃往有外国士兵守卫的东交民巷使馆区。
当晚，通州、天津、保定等地驻扎的北洋军队，也闻声哗变，四处焚掠。
兵变发生后，欧美列强以保护侨民为由，扬言要向京津等地增调军队。
与此同时，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也跟着添乱：通电要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于北京。
在袁世凯的导演下，北方局势顿时紧张起来，但并未完全失控，恰到好处地给他提供了不能南下就职的借口。
老袁随即致电孙中山，一脸无辜地表示：
北方局势突发混乱，军队哗变，他需要坐镇北京稳住局面，此时不宜南下就职，否则局势很可能继续恶化，甚至失控，还可能引发外国军队的干涉，于国于民皆为不利，还望南京方面能够谅解，同意他在北京就职。
与此同时，被假象迷惑的迎袁专使蔡元培致电孙中山，报告了北京兵变详情。
他证实北方局势真的很紧张，袁世凯所言不虚，并建议南京方面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
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不管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阵营是否怀疑袁世凯耍花招，他们都不得不答应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要求。
否则，舆论就会指责南方阵营为了一党之私，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如此说来，孙中山一开始连使三招，都被袁世凯见招拆招，轻松化解。
而更精彩的好戏，还在后头。
正文（221）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摘录其誓词如下：
民国建设造端，百废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
这到底是山盟海誓，还是花言巧语？
大家只能听其言观其行了。
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革命党人幼稚地认为，这样就相当于给袁世凯戴上了紧箍咒，可以有效约束制衡他。
临时约法其中有一条重要内容：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模仿法国），而原先孙中山上任时实行的是总统制（模仿美国）。
这种责任内阁制规定，总统虽有国家元首之尊荣，但不具体负责行政，而是由国务总理领导下的内阁，来负责行政事务，国会则负责监督内阁依法行政。
此外，总统发布的政令，须经总理副署才能生效。
很显然，孙中山阵营对于刚刚继任总统的袁世凯并不放心。
于是，他们打算用责任内阁制来限制总统职位的权力，设置总理职位分权制衡，避免总统大权包揽，专制独裁。
袁世凯当然看得出，责任内阁制就是孙中山阵营为他量身打造的紧箍咒，心里自然很不爽。
但他此时刚继任临时大总统，根基未稳，和对方撕破脸摊牌的时机还没到，所以只能暂时接受这样的政制安排。
身为官场老手，袁世凯很清楚：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论多么完美的制度，别有用心的当政者执行起来都可以找到漏洞，都可以钻空子。
责任内阁制刚一确定，南北双方就开始在国务总理的人选上明争暗斗。
南方阵营一开始就提出，总统之位既然已经让给袁世凯，那么总理人选当然得出自同盟会，他们极力推举名望很高的同盟会元老黄兴出任总理。
黄兴一旦当上国务总理，袁世凯的权力就会受到很大制约。
老袁自然不同意，他提议由追随自己多年的亲信唐绍仪出任总理。
此外，南方阵营的分裂捣乱派章太炎等人，也坚决反对黄兴当总理。
而黄兴自己一向淡泊名利，不恋权位，辛亥革命成功后便想要功成身退，所以对总理一职兴趣不大，没有全力争取。
就在南北双方争执不下，几成僵局之时，原先南北议和的调停人赵凤昌，提出了一个兼顾双方意愿的折中方案：
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条件是他加入同盟会。
对此方案，唐绍仪本人表示同意。
这位唐绍仪，早年是容闳主导下留美幼童中的一员，曾在美国学习生活了七年，期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政治立场倾向于民主共和。
他于1881年回国后，被袁世凯赏识招揽，并得到提拔和重用。
唐绍仪虽是袁世凯的亲信部下，但在此前的南北议和过程中，表现出了浓厚的民主共和思想倾向，因此南方阵营对他很是赞赏，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如今唐绍仪愿意宣誓加入以民主共和为核心理念的同盟会，南方阵营自然比较信任他是真心入会。
他们觉得，唐绍仪以同盟会新会员身份出任总理后，应该会恪尽职守，坚持宪法原则，而不是愚忠于自己的老领导袁大总统。
至于袁世凯，他肯定信任这位跟随了自己多年的亲信部下，就算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也会一直听命于自己。
既然南北双方都信任唐绍仪，于是一拍即合，一致同意他出任国务总理并加入同盟会。
孙袁两大阵营，都把唐绍仪这块重量级筹码押在自己一方。
猜猜看，到底哪一方赌赢了呢？
答案很快就将揭晓。
1912年3月13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
3月30日，国务总理唐绍仪在介绍人黄兴和蔡元培的见证下，由孙中山亲自主持仪式，宣誓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同一天，本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公布：
外交总长：陆徵祥（职业外交官，倾向北洋系）
内务总长：赵秉钧（北洋系）
陆军总长：段祺瑞（北洋系）
海军总长：刘冠雄（北洋系）
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立场中立）
交通总长：唐绍仪（暂由总理兼任，随后改由施肇基担任）
司法总长：王宠惠（同盟会）
教育总长：蔡元培（同盟会）
农林总长：宋教仁（同盟会）
工商总长：陈其美（同盟会）
虽说名义上该由国务总理唐绍仪负责组阁，但实际上，他根本决定不了各部总长的人选。
这份内阁名单，是孙袁两大阵营反复争夺、博弈、妥协、让步之后，才最终确定下来的。
单看各部总长的人数对比，似乎北洋系和同盟会双方势力比较均衡。
然而，北洋系占据的都是内政外交军事等核心部门，其分量要远重于同盟会手里的那些“软”部门。
此前，双方对非常重要的陆军部总长一职极力争夺，各不相让：
同盟会想让原先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陆军总长的黄兴，继续在新内阁担任这一职务。
袁世凯则坚决主张，让自己的亲信部将段祺瑞来当陆军总长。
这次又是赵凤昌调解，提出折中方案：
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作为交换条件，同时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兼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军队。
对此方案，南北双方都表示同意。
由于当时民国刚刚成立，各地军队归属不一，指挥权并未统一于中央军事机关，因此参谋总长其实就是一个虚职，摆设而已，毫无实际权力。
黄兴也不傻，所以婉拒担任参谋总长这个虚职。
不久后，袁世凯让副总统黎元洪兼任参谋总长，让黄兴专任南京留守。
对于南京留守一职，黄兴没有推辞。这究竟是个什么职位呢？
事情是这样的：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前往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一职。
4月2日和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先后投票决定：中华民国定都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
这标志着，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首次获得了形式上的南北统一，全国政治中心从南京转移到了北京。
当然，同盟会高层还是留了一手：
他们以负责整顿南方军队、处理善后事宜为由，要求中央政府批准设立南京留守府，由黄兴担任南京留守。
可以说，这是孙中山阵营想出的最关键、最有效的一招。
中央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后，革命党人需要在大本营南京保留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机关，掌控南方革命军队，保存革命力量，以此作为同盟会的武力后盾。
这样就可以制衡和震慑北京方面的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防范他们不守法律，胡作非为。
话说自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南方各省纷纷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虽然没打过几场像样的大仗，但却弄得遍地皆兵。
南方各省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军队，最多时加起来超过30万人，有的史料认为总兵力高达80个师。其中，驻扎在南京周边的军队有5万多人。
他们都自认为对革命有功，号称开国革命军，然而派系繁杂，成分混乱，番号归属不一，各有其主。
其中，真正受同盟会高层统一节制和指挥的军队，其实并不多。
对于同盟会要求设立南京留守府的真实意图，袁世凯一眼就看穿了，但他还是痛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心想——
我知道你们想干嘛，但我毫不担心，而且还等着看你们的笑话哦！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摘录其誓词如下：
民国建设造端，百废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
这到底是山盟海誓，还是花言巧语？
大家只能听其言观其行了。
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革命党人幼稚地认为，这样就相当于给袁世凯戴上了紧箍咒，可以有效约束制衡他。
临时约法其中有一条重要内容：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模仿法国），而原先孙中山上任时实行的是总统制（模仿美国）。
这种责任内阁制规定，总统虽有国家元首之尊荣，但不具体负责行政，而是由国务总理领导下的内阁，来负责行政事务，国会则负责监督内阁依法行政。
此外，总统发布的政令，须经总理副署才能生效。
很显然，孙中山阵营对于刚刚继任总统的袁世凯并不放心。
于是，他们打算用责任内阁制来限制总统职位的权力，设置总理职位分权制衡，避免总统大权包揽，专制独裁。
袁世凯当然看得出，责任内阁制就是孙中山阵营为他量身打造的紧箍咒，心里自然很不爽。
但他此时刚继任临时大总统，根基未稳，和对方撕破脸摊牌的时机还没到，所以只能暂时接受这样的政制安排。
身为官场老手，袁世凯很清楚：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论多么完美的制度，别有用心的当政者执行起来都可以找到漏洞，都可以钻空子。
责任内阁制刚一确定，南北双方就开始在国务总理的人选上明争暗斗。
南方阵营一开始就提出，总统之位既然已经让给袁世凯，那么总理人选当然得出自同盟会，他们极力推举名望很高的同盟会元老黄兴出任总理。
黄兴一旦当上国务总理，袁世凯的权力就会受到很大制约。
老袁自然不同意，他提议由追随自己多年的亲信唐绍仪出任总理。
此外，南方阵营的分裂捣乱派章太炎等人，也坚决反对黄兴当总理。
而黄兴自己一向淡泊名利，不恋权位，辛亥革命成功后便想要功成身退，所以对总理一职兴趣不大，没有全力争取。
就在南北双方争执不下，几成僵局之时，原先南北议和的调停人赵凤昌，提出了一个兼顾双方意愿的折中方案：
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条件是他加入同盟会。
对此方案，唐绍仪本人表示同意。
这位唐绍仪，早年是容闳主导下留美幼童中的一员，曾在美国学习生活了七年，期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政治立场倾向于民主共和。
他于1881年回国后，被袁世凯赏识招揽，并得到提拔和重用。
唐绍仪虽是袁世凯的亲信部下，但在此前的南北议和过程中，表现出了浓厚的民主共和思想倾向，因此南方阵营对他很是赞赏，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如今唐绍仪愿意宣誓加入以民主共和为核心理念的同盟会，南方阵营自然比较信任他是真心入会。
他们觉得，唐绍仪以同盟会新会员身份出任总理后，应该会恪尽职守，坚持宪法原则，而不是愚忠于自己的老领导袁大总统。
至于袁世凯，他肯定信任这位跟随了自己多年的亲信部下，就算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也会一直听命于自己。
既然南北双方都信任唐绍仪，于是一拍即合，一致同意他出任国务总理并加入同盟会。
孙袁两大阵营，都把唐绍仪这块重量级筹码押在自己一方。
猜猜看，到底哪一方赌赢了呢？
答案很快就将揭晓。
1912年3月13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
3月30日，国务总理唐绍仪在介绍人黄兴和蔡元培的见证下，由孙中山亲自主持仪式，宣誓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同一天，本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公布：
外交总长：陆徵祥（职业外交官，倾向北洋系）
内务总长：赵秉钧（北洋系）
陆军总长：段祺瑞（北洋系）
海军总长：刘冠雄（北洋系）
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立场中立）
交通总长：唐绍仪（暂由总理兼任，随后改由施肇基担任）
司法总长：王宠惠（同盟会）
教育总长：蔡元培（同盟会）
农林总长：宋教仁（同盟会）
工商总长：陈其美（同盟会）
虽说名义上该由国务总理唐绍仪负责组阁，但实际上，他根本决定不了各部总长的人选。
这份内阁名单，是孙袁两大阵营反复争夺、博弈、妥协、让步之后，才最终确定下来的。
单看各部总长的人数对比，似乎北洋系和同盟会双方势力比较均衡。
然而，北洋系占据的都是内政外交军事等核心部门，其分量要远重于同盟会手里的那些“软”部门。
此前，双方对非常重要的陆军部总长一职极力争夺，各不相让：
同盟会想让原先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陆军总长的黄兴，继续在新内阁担任这一职务。
袁世凯则坚决主张，让自己的亲信部将段祺瑞来当陆军总长。
这次又是赵凤昌调解，提出折中方案：
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作为交换条件，同时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兼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军队。
对此方案，南北双方都表示同意。
由于当时民国刚刚成立，各地军队归属不一，指挥权并未统一于中央军事机关，因此参谋总长其实就是一个虚职，摆设而已，毫无实际权力。
黄兴也不傻，所以婉拒担任参谋总长这个虚职。
不久后，袁世凯让副总统黎元洪兼任参谋总长，让黄兴专任南京留守。
对于南京留守一职，黄兴没有推辞。这究竟是个什么职位呢？
事情是这样的：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前往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一职。
4月2日和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先后投票决定：中华民国定都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
这标志着，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首次获得了形式上的南北统一，全国政治中心从南京转移到了北京。
当然，同盟会高层还是留了一手：
他们以负责整顿南方军队、处理善后事宜为由，要求中央政府批准设立南京留守府，由黄兴担任南京留守。
可以说，这是孙中山阵营想出的最关键、最有效的一招。
中央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后，革命党人需要在大本营南京保留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机关，掌控南方革命军队，保存革命力量，以此作为同盟会的武力后盾。
这样就可以制衡和震慑北京方面的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防范他们不守法律，胡作非为。
话说自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南方各省纷纷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虽然没打过几场像样的大仗，但却弄得遍地皆兵。
南方各省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军队，最多时加起来超过30万人，有的史料认为总兵力高达80个师。其中，驻扎在南京周边的军队有5万多人。
他们都自认为对革命有功，号称开国革命军，然而派系繁杂，成分混乱，番号归属不一，各有其主。
其中，真正受同盟会高层统一节制和指挥的军队，其实并不多。
对于同盟会要求设立南京留守府的真实意图，袁世凯一眼就看穿了，但他还是痛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心想——
我知道你们想干嘛，但我毫不担心，而且还等着看你们的笑话哦！
正文（223）
有人会问：
说了这么多，前提是当时的南京留守府必须弄到钱才行啊！
就算同盟会决定保留必要的革命军队，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莫非要黄兴画饼充饥不成？
其实，如果黄兴乃至整个同盟会高层，拥有止戈为武的雄心，拥有整军护法的远见，拥有足够的行政与治军经验，他们就一定能解决当时的困难。
依笔者之愚见，办法不外乎开源节流两个方面：
开源方面，首先依法向中央政府财政部公开申请拨款——
既然北洋军队可以由国家财政拨款供养，南方军队怎么就不行？难道我们是后娘养的？
虽然袁世凯肯定不会同意拨款，但同盟会可以借此找到正当理由——截留南方各省地方税收。
既然你老袁先不守法，那就别怪我们也不守法啦！
同盟会统辖的革命军队，当时基本控制着南京上海富饶的长三角一带，以及安徽、江西、广东、湖南、福建等省，占据了东南半壁江山。
这么大区域的地方税收，只需截留一小部分，就足以供养数十万军队。
当然，同盟会还可以领导这些省份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税收。
开源的同时还需节流，同盟会也有必要适当裁减军队，精兵简政，节省军费花销。
兵贵精而不贵多，精简整编军队，不仅可以节省大量军费，还可以有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当时南方军队总兵力超过三十万，但建制庞杂，战斗力参差不齐。
如果将大部分平庸将士裁汰遣散，留下优秀的军官和士兵，以及精良的武器，组成一支五至十万人左右的精锐常备军，战斗力一定相当可观，足可以震慑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队。
此外，同盟会还可以借鉴引用西方发明的预备役制度，为常备军搭配合理的预备役队伍。
人数庞大的预备役军人，平时就是普通民众，只需花销很少的军费维持必要训练。
一旦战争临近，他们可以很快变成现役军人，常备军的兵力因此能迅速扩充数倍乃至几十上百倍。
对于上述这些道理，特别是枪杆子问题的重要性，同盟会内部并不缺少有识之士。
黄兴消极辞去南京留守一职之时，党内就有许多人表示异议，陈其美曾力劝他留任以支撑大局。
然而，同盟会此时的领导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胡汉民这些人，他们的书生气都太重，都不怎么重视枪杆子问题。
孙中山辞职后无官一身轻，此时正在国内四处巡游、考察和演讲。
他觉得，现在民国新立，政府统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两主义都已实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所以专心致志研究如何实业报国去了。
黄兴向来不恋权位，早就想功成身退，他很快也参与到实业报国的事业当中去了。
同盟会第三号人物宋教仁，此时正在专心致志编织他心中的宪政梦：
全力开展政党活动，意图通过国会选举，组建一个“完全政党内阁”。
同盟会三大领袖如此忽视枪杆子问题，眼看着南方革命军队被迫大裁减而无所作为，他们不知不觉间给中国的民主共和事业挖了一个大坑。
很快，革命党人掌握的武装力量大为削弱，袁世凯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同盟会一些有识之士的坚持下，只有少量革命军队保留了下来：
南京方面，在南京留守府裁撤后，革命党人将遣散部队中的一些优秀官兵和精良武器保留下来，整编成第8师，这是革命军队的精锐主力军。
另外，第1师和第3师也仍在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中。
其他南方各省，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坚持保存了较强的革命武装力量。
从此，南北双方军事实力对比严重失衡，袁世凯肆意妄为的胆儿，也随之越来越肥。
如此说来，孙中山阵营招数使尽，袁世凯见招拆招，全部搞定？
可以说袁世凯基本搞定了，但唯有一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在国务总理唐绍仪的立场问题上，袁世凯赌输了。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多年来深受其赏识和栽培，出任总理一职也是老领导力荐之结果。
老袁本以为，唐绍仪当总理后依然会听命于自己，至于他加入同盟会，那不过是安抚孙中山阵营的幌子而已。
没想到，唐绍仪以共和大业为重，识大体求大义，在总理职位上恪尽职守，坚持原则，并没有愚忠于老领导袁大总统。
他反而在内阁中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阁员的配合下，多次抵制总统袁世凯的违法行为。
这下老袁可郁闷了：
这小子跟了我这么多年，现在刚加入同盟会没几天，就已经成了他们的人啦？
我老袁一向看人很准，这次可算看走眼喽！
国务总理唐绍仪的立场倒向同盟会，这的确让袁大总统始料未及。
可在老袁看来，自己这次小小的失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唐绍仪这小子忘恩负义叛变投敌吗？多大点事儿！
我身为大总统，手握重兵，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岂是一个总理职位和一本临时约法能奈何得了的？
于是，袁大总统在进行重大决策、发布重大政令时，干脆绕开不听话的国务总理唐绍仪，自行其是，为所欲为，将唐绍仪晾在一边。
袁大总统先是绕开总理唐绍仪，私下指使财政总长熊希龄向外国银行借款，搞得不明真相的唐总理内外受困，气得他提出辞职。
背后捣鬼的老袁毫无愧色，反而装模作样地坚持慰留唐绍仪。
唐绍仪暂且忍下这口气，打消了辞职念头。
不到一个月，袁大总统再次让国务总理唐绍仪愤恨难当：
1912年6月15日，袁世凯在未经唐绍仪副署的情况下，单独签署发布了委任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的政令。
此前唐绍仪南下组阁时，和同盟会达成一项协议，由南方阵营的王芝祥（时任南京第三军军长）出任直隶都督，袁世凯当时假装答应了。
想想看：
直隶省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包括天津市），那可是老袁的老巢大本营，是北洋势力范围的核心省份。
除了直隶省，山东和河南也是袁世凯势力范围的重要省份。
此前几个月，南北双方一直在极力争夺直、鲁、豫三省的都督职位。
同盟会想派自己人出任这三个省的都督，袁世凯怎么可能会真心答应？
尤其是直隶都督一职，老袁绝对要将其牢牢掌控，哪怕为此和国务总理唐绍仪撕破脸，也在所不惜。
袁大总统故伎重演，先假装答应由王芝祥出任直隶总督，后来又借口北洋军队将领反对，擅自发布命令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送了一笔巨款就将他打发走了。
袁大总统这样做，公开违反了《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签署命令须由国务总理副署的规定。
这一次，国务总理唐绍仪不再忍气吞声：
你不给我面子，就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他为了捍卫法律尊严和自身尊严，当即留下一纸辞职声明，并于第二天出走天津，甩手不干了。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宋教仁等四名同盟会阁员很快就宣布集体辞职。
刚刚组建不到三个月的唐绍仪内阁，这么快就轰然垮台了。
唐绍仪断然辞职，虽然很解气，但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孙袁两大阵营的相互信任感急剧下降，双方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
袁大总统干脆将同盟会晾在一边，让职业外交官陆徵祥出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建新一届内阁。
至于同盟会这边，他们是如何应对呢？
同盟会第三号领袖宋教仁，顺势提出了“完全政党内阁”的政治蓝图：
主张同盟会联合其他党派组建大政党，积极开展政党活动，进行和平合法的政党竞争，通过国会选举争取获得多数席位，从而完全由国民党来组建责任内阁，借此限制袁世凯独揽大权，同时逐步确立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
心怀美好梦想的青年政治家宋教仁，开始一步步将上述蓝图付诸实践。
显然，宋教仁的宪政蓝图，与袁世凯的权力迷梦，两者势同水火，矛盾几乎不可调和。
时局混乱危急之际，中国政坛突然传出了重大利好消息：
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接受袁世凯的盛情邀请，从上海坐船启程前往北京举行会谈，以期共商国是，调和分歧。
这次著名的孙袁会谈，能否促成革命党人与北洋集团调和分歧，求同存异，缓和矛盾，同心报国呢？
有人会问：
说了这么多，前提是当时的南京留守府必须弄到钱才行啊！
就算同盟会决定保留必要的革命军队，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莫非要黄兴画饼充饥不成？
其实，如果黄兴乃至整个同盟会高层，拥有止戈为武的雄心，拥有整军护法的远见，拥有足够的行政与治军经验，他们就一定能解决当时的困难。
依笔者之愚见，办法不外乎开源节流两个方面：
开源方面，首先依法向中央政府财政部公开申请拨款——
既然北洋军队可以由国家财政拨款供养，南方军队怎么就不行？难道我们是后娘养的？
虽然袁世凯肯定不会同意拨款，但同盟会可以借此找到正当理由——截留南方各省地方税收。
既然你老袁先不守法，那就别怪我们也不守法啦！
同盟会统辖的革命军队，当时基本控制着南京上海富饶的长三角一带，以及安徽、江西、广东、湖南、福建等省，占据了东南半壁江山。
这么大区域的地方税收，只需截留一小部分，就足以供养数十万军队。
当然，同盟会还可以领导这些省份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税收。
开源的同时还需节流，同盟会也有必要适当裁减军队，精兵简政，节省军费花销。
兵贵精而不贵多，精简整编军队，不仅可以节省大量军费，还可以有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当时南方军队总兵力超过三十万，但建制庞杂，战斗力参差不齐。
如果将大部分平庸将士裁汰遣散，留下优秀的军官和士兵，以及精良的武器，组成一支五至十万人左右的精锐常备军，战斗力一定相当可观，足可以震慑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队。
此外，同盟会还可以借鉴引用西方发明的预备役制度，为常备军搭配合理的预备役队伍。
人数庞大的预备役军人，平时就是普通民众，只需花销很少的军费维持必要训练。
一旦战争临近，他们可以很快变成现役军人，常备军的兵力因此能迅速扩充数倍乃至几十上百倍。
对于上述这些道理，特别是枪杆子问题的重要性，同盟会内部并不缺少有识之士。
黄兴消极辞去南京留守一职之时，党内就有许多人表示异议，陈其美曾力劝他留任以支撑大局。
然而，同盟会此时的领导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胡汉民这些人，他们的书生气都太重，都不怎么重视枪杆子问题。
孙中山辞职后无官一身轻，此时正在国内四处巡游、考察和演讲。
他觉得，现在民国新立，政府统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两主义都已实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所以专心致志研究如何实业报国去了。
黄兴向来不恋权位，早就想功成身退，他很快也参与到实业报国的事业当中去了。
同盟会第三号人物宋教仁，此时正在专心致志编织他心中的宪政梦：
全力开展政党活动，意图通过国会选举，组建一个“完全政党内阁”。
同盟会三大领袖如此忽视枪杆子问题，眼看着南方革命军队被迫大裁减而无所作为，他们不知不觉间给中国的民主共和事业挖了一个大坑。
很快，革命党人掌握的武装力量大为削弱，袁世凯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同盟会一些有识之士的坚持下，只有少量革命军队保留了下来：
南京方面，在南京留守府裁撤后，革命党人将遣散部队中的一些优秀官兵和精良武器保留下来，整编成第8师，这是革命军队的精锐主力军。
另外，第1师和第3师也仍在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中。
其他南方各省，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坚持保存了较强的革命武装力量。
从此，南北双方军事实力对比严重失衡，袁世凯肆意妄为的胆儿，也随之越来越肥。
如此说来，孙中山阵营招数使尽，袁世凯见招拆招，全部搞定？
可以说袁世凯基本搞定了，但唯有一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在国务总理唐绍仪的立场问题上，袁世凯赌输了。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多年来深受其赏识和栽培，出任总理一职也是老领导力荐之结果。
老袁本以为，唐绍仪当总理后依然会听命于自己，至于他加入同盟会，那不过是安抚孙中山阵营的幌子而已。
没想到，唐绍仪以共和大业为重，识大体求大义，在总理职位上恪尽职守，坚持原则，并没有愚忠于老领导袁大总统。
他反而在内阁中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阁员的配合下，多次抵制总统袁世凯的违法行为。
这下老袁可郁闷了：
这小子跟了我这么多年，现在刚加入同盟会没几天，就已经成了他们的人啦？
我老袁一向看人很准，这次可算看走眼喽！
国务总理唐绍仪的立场倒向同盟会，这的确让袁大总统始料未及。
可在老袁看来，自己这次小小的失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唐绍仪这小子忘恩负义叛变投敌吗？多大点事儿！
我身为大总统，手握重兵，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岂是一个总理职位和一本临时约法能奈何得了的？
于是，袁大总统在进行重大决策、发布重大政令时，干脆绕开不听话的国务总理唐绍仪，自行其是，为所欲为，将唐绍仪晾在一边。
袁大总统先是绕开总理唐绍仪，私下指使财政总长熊希龄向外国银行借款，搞得不明真相的唐总理内外受困，气得他提出辞职。
背后捣鬼的老袁毫无愧色，反而装模作样地坚持慰留唐绍仪。
唐绍仪暂且忍下这口气，打消了辞职念头。
不到一个月，袁大总统再次让国务总理唐绍仪愤恨难当：
1912年6月15日，袁世凯在未经唐绍仪副署的情况下，单独签署发布了委任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的政令。
此前唐绍仪南下组阁时，和同盟会达成一项协议，由南方阵营的王芝祥（时任南京第三军军长）出任直隶都督，袁世凯当时假装答应了。
想想看：
直隶省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包括天津市），那可是老袁的老巢大本营，是北洋势力范围的核心省份。
除了直隶省，山东和河南也是袁世凯势力范围的重要省份。
此前几个月，南北双方一直在极力争夺直、鲁、豫三省的都督职位。
同盟会想派自己人出任这三个省的都督，袁世凯怎么可能会真心答应？
尤其是直隶都督一职，老袁绝对要将其牢牢掌控，哪怕为此和国务总理唐绍仪撕破脸，也在所不惜。
袁大总统故伎重演，先假装答应由王芝祥出任直隶总督，后来又借口北洋军队将领反对，擅自发布命令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送了一笔巨款就将他打发走了。
袁大总统这样做，公开违反了《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签署命令须由国务总理副署的规定。
这一次，国务总理唐绍仪不再忍气吞声：
你不给我面子，就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他为了捍卫法律尊严和自身尊严，当即留下一纸辞职声明，并于第二天出走天津，甩手不干了。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宋教仁等四名同盟会阁员很快就宣布集体辞职。
刚刚组建不到三个月的唐绍仪内阁，这么快就轰然垮台了。
唐绍仪断然辞职，虽然很解气，但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孙袁两大阵营的相互信任感急剧下降，双方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
袁大总统干脆将同盟会晾在一边，让职业外交官陆徵祥出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建新一届内阁。
至于同盟会这边，他们是如何应对呢？
同盟会第三号领袖宋教仁，顺势提出了“完全政党内阁”的政治蓝图：
主张同盟会联合其他党派组建大政党，积极开展政党活动，进行和平合法的政党竞争，通过国会选举争取获得多数席位，从而完全由国民党来组建责任内阁，借此限制袁世凯独揽大权，同时逐步确立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
心怀美好梦想的青年政治家宋教仁，开始一步步将上述蓝图付诸实践。
显然，宋教仁的宪政蓝图，与袁世凯的权力迷梦，两者势同水火，矛盾几乎不可调和。
时局混乱危急之际，中国政坛突然传出了重大利好消息：
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接受袁世凯的盛情邀请，从上海坐船启程前往北京举行会谈，以期共商国是，调和分歧。
这次著名的孙袁会谈，能否促成革命党人与北洋集团调和分歧，求同存异，缓和矛盾，同心报国呢？
补发上面缺失的1961楼——
正文（222）
第十八章 孱弱民国
【第三节 自弃绝招】
因为，袁世凯很清楚：
同盟会高层，包括担任南京留守的黄兴在内，基本都是书生型政治家，缺乏行政和治军经验。
南京留守府，名义上统辖着高达30万的南方各省杂牌军队，看似坐拥强大后盾，实际上是拿着一个烫手山芋。
这么多军队，战斗力虽不咋滴，但每天需要吃饭，需要巨额军饷供养着。
一旦喂不饱，这些嗷嗷待哺的军队，随时可能会闹事，甚至哗变生乱。
袁世凯现在掌控着民国中央政府，他肯定不会傻到让财政部的国库划拨军费给南京留守府。
更何况，国库此时极度缺钱，连袁世凯自己都需要向列强借外债，以维持中央政府和北洋军队的正常运转。
袁世凯可以通过公认合法的民国中央政府借外债，来供养他麾下庞大且精锐的北洋军队。
可黄兴却无法借外债，因为南京留守府只是临时设立的地方政府机关，这样的法律地位，没有一家外国银行或财团愿意借钱。
南京留守府极度缺钱，借不到外债，财政部又不拨款，怎么办？
面对天天伸手要钱要粮的南方军队，黄兴想方设法四处筹饷，艰难困苦，心力交瘁，然而收效甚微。
果然不出所料，袁世凯期待看到的笑话，很快就出现了：
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市区公然抢劫商铺民宅。
黄兴赶忙下令弹压，虽然很快平定事端，但这终非长久之计。
只要欠饷难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兵变抢劫的隐患就会一直存在。
于是黄兴开始逐步整编精简军队，号召部分官兵发扬爱国精神，解甲归田退伍还乡以节省军费，但这还是需要一笔不小的遣散费，耗费时日也不短。
黄兴焦头烂额，无计可施，不得不主动向袁世凯提出请求：
自己辞去南京留守一职，裁撤南京留守府，并由中央政府负责大规模裁减遣散南方革命军队。
接到请求后，老袁自然笑得合不拢嘴，立马就答应了。
1912年6月14日，黄兴通电辞去南京留守一职，南京留守府正式裁撤。
就这样，革命党人的军事大本营，几乎土崩瓦解。
同盟会好不容易想出如此关键的招数，没想到竟然自己玩不转，最终主动放弃，真是太可惜了！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样遗憾的结果，除了欠饷导致兵变的客观原因外，黄兴自己主观上的意愿和认识，也是重要原因。
之前提过，民国成立后，黄兴心怀归隐之志，多次打算功成身退。
此次黄兴虽受同盟会推举，担任南京留守，但他并不认同南北统一后，同盟会依然要保存武装实力的做法。
黄兴认为，既然现在南北一家，兄弟一体，希望今后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再以武力相角逐。
他还指出，统一的民国中央政府在北京成立后，同盟会就不宜再在南方长期保留南京留守府，保存武装实力，以免南北猜疑，引起内忧外患。
在他看来，中国多年来饱经战乱，积贫积弱，现在再也经不起战争的破坏了，否则就有亡国之危。
必须得承认，黄兴的确是一位光明磊落、人格高尚、心地善良、精忠报国的真君子。
然而，黄兴身为一名肩负重任的政治家，光靠人格高尚，心地善良，肯定是无法完成报国使命的。
毕竟，这个世界不是童话，政治领域更是需要权谋和手段。
作为一名政治家，你可以有最好的期待，但也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清廷倒台了，民国成立了，南北统一了，民主共和的法律颁布了，中华民国的未来一片光明，应该不会再有内部战争了吧？
就算以后南北双方的政见发生冲突，大家可以和平讨论寻求共识啊！
要文斗不要武斗嘛！
然而，黄兴似乎忘记了，袁世凯手里掌控着庞大且精锐的北洋军队。
这是一支效忠于袁世凯个人的嫡系私*家**军*队，而不是效忠于宪**法的国*家**军队。
假如袁世凯以后不守法律，大搞独裁专制，甚至背叛共和，悍然称帝，你能拿他怎么办？
仅靠文斗，能够阻止他胡作非为吗？能够维护法律的尊严吗？
民主共和的法律，虽是用笔杆子写出来的，但也要靠枪*杆**子来维护！
你现在决定遣散革命军队，轻易丢掉枪杆子，以后有需要时再想重新组建军队，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总不能寄希望于这样的场面吧：
革命领袖通电全国——袁贼独裁专制，背叛共和，天下共讨之！
然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很快就有了千军万马，精兵强将？
后来孙中山发起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因为手里无兵，就是像这样通电号召全国响应，结局自然很不理想。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同盟会继续在南方保留军队，就会引起南北猜疑，不利于国家团结。
试问：
难道袁世凯牢牢掌控庞大的北洋军队，就不会引起南北猜疑？
谁才是破坏国家团结的罪魁祸首？
谁才是威胁共和国体的最大隐患？
答案一目了然。
对于军队问题，同盟会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表达出坚定不移的立场：
全国*军*队，不论是袁世凯的北洋军队，同盟会的革命军队，还是其他杂牌军队，应该尽快在宪法框架内统一整编精简，以后在国会监督下，接受中央军事机关的统一领导、管理和指挥。
在实现军队改革（统一归中央领导）之前，同盟会应坚决保留必要的军队，这并非为了一党之私，而是为了保障宪法能够贯彻执行，为了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止戈为武，整军护法，这不仅是权谋之术，更是治国安邦之大道。
如果因国家财政极度困难，需要尽快大裁军，那南北双方军队应按相同比例一起裁减，而不该单单指责同盟会保存武装实力，有割据东南之野心。
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也可以指责袁世凯有割据华北甚至称帝之野心？
对于当时的同盟会而言，尽快实现军队改革，其重要性不亚于制定民主共和宪法，协商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国会这些大事。
否则，宪法只是一纸空文，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国会只是一堆摆设。
如果袁世凯不愿接受军队改革的宪法方案，不愿放弃对其嫡系北洋军队的掌控，那同盟会该怎么办？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这时候，同盟会保留下来的革命军队，就会起到关键作用：
可以有效制衡和震慑袁世凯，防范他轻举妄动，胡作非为，避免国家出现最坏的结局。
与此同时，同盟会也不宜主动挑起内战，而应该先以舆论、法律、议会等手段，与袁世凯作斗争。
一方面争取民意支持，孤立袁世凯，另一方面对主要的北洋将领采取有效手段，恩威并施，逐步分化瓦解北洋军事集团。
如果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指使北洋军队主动侵犯攻击南方革命军队，妄图武力统一全国，建立独裁政权，那他就是自取灭亡。
因为此时的袁世凯刚当上总统，根基未稳，若胆敢背信弃义破坏共和，悍然发动内战，将会导致师出无名，失道寡助，财政枯竭，金融崩溃，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民怨沸腾，甚至可能出现部分军队哗变倒戈……
而这时候的南方革命军队，实力不容小觑，加之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自己一方，只要英勇抵抗暴军，灵活应战，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他们。
正文（222）
第十八章 孱弱民国
【第三节 自弃绝招】
因为，袁世凯很清楚：
同盟会高层，包括担任南京留守的黄兴在内，基本都是书生型政治家，缺乏行政和治军经验。
南京留守府，名义上统辖着高达30万的南方各省杂牌军队，看似坐拥强大后盾，实际上是拿着一个烫手山芋。
这么多军队，战斗力虽不咋滴，但每天需要吃饭，需要巨额军饷供养着。
一旦喂不饱，这些嗷嗷待哺的军队，随时可能会闹事，甚至哗变生乱。
袁世凯现在掌控着民国中央政府，他肯定不会傻到让财政部的国库划拨军费给南京留守府。
更何况，国库此时极度缺钱，连袁世凯自己都需要向列强借外债，以维持中央政府和北洋军队的正常运转。
袁世凯可以通过公认合法的民国中央政府借外债，来供养他麾下庞大且精锐的北洋军队。
可黄兴却无法借外债，因为南京留守府只是临时设立的地方政府机关，这样的法律地位，没有一家外国银行或财团愿意借钱。
南京留守府极度缺钱，借不到外债，财政部又不拨款，怎么办？
面对天天伸手要钱要粮的南方军队，黄兴想方设法四处筹饷，艰难困苦，心力交瘁，然而收效甚微。
果然不出所料，袁世凯期待看到的笑话，很快就出现了：
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市区公然抢劫商铺民宅。
黄兴赶忙下令弹压，虽然很快平定事端，但这终非长久之计。
只要欠饷难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兵变抢劫的隐患就会一直存在。
于是黄兴开始逐步整编精简军队，号召部分官兵发扬爱国精神，解甲归田退伍还乡以节省军费，但这还是需要一笔不小的遣散费，耗费时日也不短。
黄兴焦头烂额，无计可施，不得不主动向袁世凯提出请求：
自己辞去南京留守一职，裁撤南京留守府，并由中央政府负责大规模裁减遣散南方革命军队。
接到请求后，老袁自然笑得合不拢嘴，立马就答应了。
1912年6月14日，黄兴通电辞去南京留守一职，南京留守府正式裁撤。
就这样，革命党人的军事大本营，几乎土崩瓦解。
同盟会好不容易想出如此关键的招数，没想到竟然自己玩不转，最终主动放弃，真是太可惜了！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样遗憾的结果，除了欠饷导致兵变的客观原因外，黄兴自己主观上的意愿和认识，也是重要原因。
之前提过，民国成立后，黄兴心怀归隐之志，多次打算功成身退。
此次黄兴虽受同盟会推举，担任南京留守，但他并不认同南北统一后，同盟会依然要保存武装实力的做法。
黄兴认为，既然现在南北一家，兄弟一体，希望今后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再以武力相角逐。
他还指出，统一的民国中央政府在北京成立后，同盟会就不宜再在南方长期保留南京留守府，保存武装实力，以免南北猜疑，引起内忧外患。
在他看来，中国多年来饱经战乱，积贫积弱，现在再也经不起战争的破坏了，否则就有亡国之危。
必须得承认，黄兴的确是一位光明磊落、人格高尚、心地善良、精忠报国的真君子。
然而，黄兴身为一名肩负重任的政治家，光靠人格高尚，心地善良，肯定是无法完成报国使命的。
毕竟，这个世界不是童话，政治领域更是需要权谋和手段。
作为一名政治家，你可以有最好的期待，但也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清廷倒台了，民国成立了，南北统一了，民主共和的法律颁布了，中华民国的未来一片光明，应该不会再有内部战争了吧？
就算以后南北双方的政见发生冲突，大家可以和平讨论寻求共识啊！
要文斗不要武斗嘛！
然而，黄兴似乎忘记了，袁世凯手里掌控着庞大且精锐的北洋军队。
这是一支效忠于袁世凯个人的嫡系私*家**军*队，而不是效忠于宪**法的国*家**军队。
假如袁世凯以后不守法律，大搞独裁专制，甚至背叛共和，悍然称帝，你能拿他怎么办？
仅靠文斗，能够阻止他胡作非为吗？能够维护法律的尊严吗？
民主共和的法律，虽是用笔杆子写出来的，但也要靠枪*杆**子来维护！
你现在决定遣散革命军队，轻易丢掉枪杆子，以后有需要时再想重新组建军队，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总不能寄希望于这样的场面吧：
革命领袖通电全国——袁贼独裁专制，背叛共和，天下共讨之！
然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很快就有了千军万马，精兵强将？
后来孙中山发起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因为手里无兵，就是像这样通电号召全国响应，结局自然很不理想。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同盟会继续在南方保留军队，就会引起南北猜疑，不利于国家团结。
试问：
难道袁世凯牢牢掌控庞大的北洋军队，就不会引起南北猜疑？
谁才是破坏国家团结的罪魁祸首？
谁才是威胁共和国体的最大隐患？
答案一目了然。
对于军队问题，同盟会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表达出坚定不移的立场：
全国*军*队，不论是袁世凯的北洋军队，同盟会的革命军队，还是其他杂牌军队，应该尽快在宪法框架内统一整编精简，以后在国会监督下，接受中央军事机关的统一领导、管理和指挥。
在实现军队改革（统一归中央领导）之前，同盟会应坚决保留必要的军队，这并非为了一党之私，而是为了保障宪法能够贯彻执行，为了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止戈为武，整军护法，这不仅是权谋之术，更是治国安邦之大道。
如果因国家财政极度困难，需要尽快大裁军，那南北双方军队应按相同比例一起裁减，而不该单单指责同盟会保存武装实力，有割据东南之野心。
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也可以指责袁世凯有割据华北甚至称帝之野心？
对于当时的同盟会而言，尽快实现军队改革，其重要性不亚于制定民主共和宪法，协商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国会这些大事。
否则，宪法只是一纸空文，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国会只是一堆摆设。
如果袁世凯不愿接受军队改革的宪法方案，不愿放弃对其嫡系北洋军队的掌控，那同盟会该怎么办？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这时候，同盟会保留下来的革命军队，就会起到关键作用：
可以有效制衡和震慑袁世凯，防范他轻举妄动，胡作非为，避免国家出现最坏的结局。
与此同时，同盟会也不宜主动挑起内战，而应该先以舆论、法律、议会等手段，与袁世凯作斗争。
一方面争取民意支持，孤立袁世凯，另一方面对主要的北洋将领采取有效手段，恩威并施，逐步分化瓦解北洋军事集团。
如果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指使北洋军队主动侵犯攻击南方革命军队，妄图武力统一全国，建立独裁政权，那他就是自取灭亡。
因为此时的袁世凯刚当上总统，根基未稳，若胆敢背信弃义破坏共和，悍然发动内战，将会导致师出无名，失道寡助，财政枯竭，金融崩溃，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民怨沸腾，甚至可能出现部分军队哗变倒戈……
而这时候的南方革命军队，实力不容小觑，加之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自己一方，只要英勇抵抗暴军，灵活应战，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他们。
正文（224）
【第四节 蜜月幻象】
话说孙中山自1912年4月1日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开始四处巡游、考察和演讲。
虽然他此时无官一身轻，但并没有享受着闲情逸致的惬意生活。
相反，他正在专心致志为新的事业蓝图而努力奋斗：
宣传民生主义，致力实业报国。
在孙中山看来，现在满清皇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中央政府统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两主义都已实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
他觉得，当前国计民生之首要任务，当属发展实业，振兴经济，以求强国富民。
从4月初至8月中旬，孙中山先后巡游考察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广州、香港和澳门等地，期间顺道回到故乡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探亲三天。
在这四个多月中，孙中山多次出席各地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并频频发表演说，大力宣传民生主义，积极主张发展实业强国富民，并提醒国人防范大资本家垄断经济财富之弊端。
期间，他还被推举为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以及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发展实业振兴经济，当从何处着手呢？
孙中山的看法是：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
所以，他将大力推进铁路建设作为发展实业的突破口。
要想富，先修路，修路关键是铁路。
如此看来，孙中山对于铁路重要性的认识还是很透彻的。
只不过，他提出的铁路建设计划，太好高骛远，理想主义色彩太重：
十年之内，中国应修建铁路十万公里。
这一计划完全脱离现实，根本不具备可行性。
与其说是一个计划，不如说是一个口号。
孙中山有个外号叫“孙大炮”，意思是说他喜欢吹牛皮，大放空炮。
这个不切实际的铁路计划，据说就是“孙大炮”外号的缘起之一。
那么，又是谁最先叫出“孙大炮”这个外号的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袁世凯和孙中山会谈后，背地里叫他“孙大炮”，从此这个外号就流传开来。
话题终于说到了那次著名的孙袁会谈。
话说孙中山自从让位给袁世凯之后，很快就调整好心态，确立了实业报国的人生新目标，又开始了忙碌而充实的生活。
这段时间，孙中山已经不怎么关注袁世凯了，然而，袁世凯却还一直惦记着孙中山。
在袁世凯看来，此时的孙中山虽然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并无任何官职，但他在国内外的威望和影响力仍然很大。黄兴同样如此。
因此，袁大总统多次公开发出盛情邀请，派人迎接孙中山和黄兴来北京举行会谈。
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其一是为了显示出自己愿意团结各方精诚合作、调和党派分歧的高姿态；
其二嘛，可以借此麻痹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的警觉，骗取信任，同时还可以顺便试探一下孙黄二人的虚实。
因为袁世凯此前从未见过孙中山和黄兴，当了这么久的对手，百闻不如一见，是该当面聊一聊了。
只不过，光明磊落、个性耿直的孙中山和黄兴，一向对脸皮厚心肠黑、阴险狡诈的袁世凯没什么好感。
特别是前几个月，袁世凯先是声称忠于清廷，指使嫡系北洋军队血腥镇压辛亥革命，后因私利又与革命党人秘密谈判达成共和协议，接着又翻脸不认账反对共和，最后又反叛清廷，终于如愿以偿登上总统尊位。
如此翻云覆雨，反复无常，的确不是个善茬。
清帝退位后，南北双方继续进行一系列协商谈判，孙黄二人依然多次领教了袁世凯反复无常、玩弄权谋诡计的可恶做派。
因此，在孙黄二人的印象中，袁世凯应该是一个雄才大略、野心勃勃、阴险狡诈、善于权谋的乱世枭雄。
正因为对袁世凯印象不好，所以他前几次发出会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都找借口婉言拒绝了。
好在袁大总统也不觉得没面子，他锲而不舍，继续盛情邀请孙黄二人北上会谈，顺便还邀请盘踞在武汉的副总统黎元洪同来北京会谈。
原来，袁世凯想举办一次民国四巨头会谈（袁黎孙黄），借此博取政治声誉，捞取政治资本。
面对袁大总统多次电报相邀，盛情难却，孙中山和黄兴终于答应北上。
另外，孙中山此时正在极力推进他的铁路计划，他本来也需要前往北京，争取总统和国会支持其铁路计划。
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和黄兴一行，在上海准备动身启程北上。
正在此时，从北京传来了一条令人震惊的内幕消息：
两名革命党人，张振武和方维，在北京被袁世凯下令枪杀了！
他俩都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领导人之一，都曾在黎元洪任都督的湖北军政府里面担任过重要职务。
张振武和方维都很清楚“民国元勋”黎元洪的底细，黎元洪此时已高居副总统之位，很害怕他们揭穿自己的老底，自然将这两人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又不便亲自下手。
于是，黎元洪设法将张振武和方维诱骗至北京，然后给袁世凯发密电，诬告张方二人煽惑军队图谋不轨，请求老袁将他俩立即逮捕就地正法。
袁大总统很清楚黎元洪这是在借刀杀人，但老袁自己也很想杀掉这两位革命军官，这样就可以减少革命党人的军事人才。
于是袁大总统顺水推舟，命令北京当局不经法律审判直接枪杀郑振武和方维，算是送了副总统黎元洪一个顺水人情。
消息传来，孙中山和黄兴都非常震惊。
黄兴更是非常震怒，他决定留在上海以查明真相，不再北上会见袁世凯。
孙中山对袁世凯还存有幻想，认为自己能说服他奉公守法当好民国总统，于是坚持要北上会谈。
这时候，上海以及全国多地的革命同志，纷纷致电劝阻孙中山，劝他不要轻入虎穴，以防不测。
更有传言认为，袁世凯是想将孙中山诱骗至北京，然后杀害他。
孙中山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应邀北上会谈。
【第四节 蜜月幻象】
话说孙中山自1912年4月1日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开始四处巡游、考察和演讲。
虽然他此时无官一身轻，但并没有享受着闲情逸致的惬意生活。
相反，他正在专心致志为新的事业蓝图而努力奋斗：
宣传民生主义，致力实业报国。
在孙中山看来，现在满清皇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中央政府统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两主义都已实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
他觉得，当前国计民生之首要任务，当属发展实业，振兴经济，以求强国富民。
从4月初至8月中旬，孙中山先后巡游考察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广州、香港和澳门等地，期间顺道回到故乡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探亲三天。
在这四个多月中，孙中山多次出席各地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并频频发表演说，大力宣传民生主义，积极主张发展实业强国富民，并提醒国人防范大资本家垄断经济财富之弊端。
期间，他还被推举为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以及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发展实业振兴经济，当从何处着手呢？
孙中山的看法是：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
所以，他将大力推进铁路建设作为发展实业的突破口。
要想富，先修路，修路关键是铁路。
如此看来，孙中山对于铁路重要性的认识还是很透彻的。
只不过，他提出的铁路建设计划，太好高骛远，理想主义色彩太重：
十年之内，中国应修建铁路十万公里。
这一计划完全脱离现实，根本不具备可行性。
与其说是一个计划，不如说是一个口号。
孙中山有个外号叫“孙大炮”，意思是说他喜欢吹牛皮，大放空炮。
这个不切实际的铁路计划，据说就是“孙大炮”外号的缘起之一。
那么，又是谁最先叫出“孙大炮”这个外号的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袁世凯和孙中山会谈后，背地里叫他“孙大炮”，从此这个外号就流传开来。
话题终于说到了那次著名的孙袁会谈。
话说孙中山自从让位给袁世凯之后，很快就调整好心态，确立了实业报国的人生新目标，又开始了忙碌而充实的生活。
这段时间，孙中山已经不怎么关注袁世凯了，然而，袁世凯却还一直惦记着孙中山。
在袁世凯看来，此时的孙中山虽然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并无任何官职，但他在国内外的威望和影响力仍然很大。黄兴同样如此。
因此，袁大总统多次公开发出盛情邀请，派人迎接孙中山和黄兴来北京举行会谈。
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其一是为了显示出自己愿意团结各方精诚合作、调和党派分歧的高姿态；
其二嘛，可以借此麻痹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的警觉，骗取信任，同时还可以顺便试探一下孙黄二人的虚实。
因为袁世凯此前从未见过孙中山和黄兴，当了这么久的对手，百闻不如一见，是该当面聊一聊了。
只不过，光明磊落、个性耿直的孙中山和黄兴，一向对脸皮厚心肠黑、阴险狡诈的袁世凯没什么好感。
特别是前几个月，袁世凯先是声称忠于清廷，指使嫡系北洋军队血腥镇压辛亥革命，后因私利又与革命党人秘密谈判达成共和协议，接着又翻脸不认账反对共和，最后又反叛清廷，终于如愿以偿登上总统尊位。
如此翻云覆雨，反复无常，的确不是个善茬。
清帝退位后，南北双方继续进行一系列协商谈判，孙黄二人依然多次领教了袁世凯反复无常、玩弄权谋诡计的可恶做派。
因此，在孙黄二人的印象中，袁世凯应该是一个雄才大略、野心勃勃、阴险狡诈、善于权谋的乱世枭雄。
正因为对袁世凯印象不好，所以他前几次发出会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都找借口婉言拒绝了。
好在袁大总统也不觉得没面子，他锲而不舍，继续盛情邀请孙黄二人北上会谈，顺便还邀请盘踞在武汉的副总统黎元洪同来北京会谈。
原来，袁世凯想举办一次民国四巨头会谈（袁黎孙黄），借此博取政治声誉，捞取政治资本。
面对袁大总统多次电报相邀，盛情难却，孙中山和黄兴终于答应北上。
另外，孙中山此时正在极力推进他的铁路计划，他本来也需要前往北京，争取总统和国会支持其铁路计划。
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和黄兴一行，在上海准备动身启程北上。
正在此时，从北京传来了一条令人震惊的内幕消息：
两名革命党人，张振武和方维，在北京被袁世凯下令枪杀了！
他俩都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领导人之一，都曾在黎元洪任都督的湖北军政府里面担任过重要职务。
张振武和方维都很清楚“民国元勋”黎元洪的底细，黎元洪此时已高居副总统之位，很害怕他们揭穿自己的老底，自然将这两人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又不便亲自下手。
于是，黎元洪设法将张振武和方维诱骗至北京，然后给袁世凯发密电，诬告张方二人煽惑军队图谋不轨，请求老袁将他俩立即逮捕就地正法。
袁大总统很清楚黎元洪这是在借刀杀人，但老袁自己也很想杀掉这两位革命军官，这样就可以减少革命党人的军事人才。
于是袁大总统顺水推舟，命令北京当局不经法律审判直接枪杀郑振武和方维，算是送了副总统黎元洪一个顺水人情。
消息传来，孙中山和黄兴都非常震惊。
黄兴更是非常震怒，他决定留在上海以查明真相，不再北上会见袁世凯。
孙中山对袁世凯还存有幻想，认为自己能说服他奉公守法当好民国总统，于是坚持要北上会谈。
这时候，上海以及全国多地的革命同志，纷纷致电劝阻孙中山，劝他不要轻入虎穴，以防不测。
更有传言认为，袁世凯是想将孙中山诱骗至北京，然后杀害他。
孙中山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应邀北上会谈。
正文（225）
8月18日下午，孙中山带着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以及居正、魏宸组等随从，一行人从上海码头登船启程，途中经停烟台、天津并参观考察，于8月24日下午乘火车抵达首都北京。
袁世凯下令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摆出盛大排场，隆重迎接中华民国前总统的到来，给足了孙中山面子。
孙中山从北京火车站出发，乘坐的是袁大总统特备的朱漆金轮马车，途径正阳门前往下榻宾馆，一路上都有骑兵仪仗队和军警卫队引导护卫。
沿路两旁，围观的民众人山人海，大家兴高采烈争睹孙中山的领袖风采。
孙中山刚到下榻宾馆不久，袁世凯特地从总统府前往宾馆会晤孙中山。
当晚，袁世凯在总统府设盛宴欢迎孙中山一行，为他们接风洗尘。
宴席上，袁大总统亲自为孙中山斟酒，并举杯致敬，说了一番客套话，大意就是：
孙先生肯给面子应邀前来会谈，我深感欣慰。世凯才疏学浅，识薄能鲜，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袁大总统如此谦逊有礼，诚意十足，很快就打动了个性直爽的孙中山，他心中对袁世凯的印象大为好转。
俩人接下来的交流互动，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短短二十来天，孙中山和袁世凯一共进行了多达十三次会晤面谈。
特别是孙中山初到北京那几天，俩人几乎每天都要见面详谈。
据当时参加会谈的袁世凯亲信梁士诒回忆：
孙袁二人每次谈话时间，大多在下午四点至晚上十点。一般都会清退左右，只留梁士诒一人在场记录。
所谈内容，基本都是国家大事，中外形势，治国方略等话题。
有几次俩人相谈甚欢，促膝而谈，竟然一直聊到午夜两点才结束！
在笔者看来，此时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的交情，可谓一见如故，几乎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
形象地说，俩人很像是一见钟情的恋人，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情人眼里出西施，一见如故的朋友之间，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段时间，在孙中山眼里，袁世凯的形象简直是完美无缺，德才俱佳。
孙中山曾对别人这样说过：
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
国民对袁总统，万万不可再心存猜疑，妄肆攻讦，这样会使彼此失去信任和诚意，从而激迫袁总统为恶。
袁世凯很有担当，完全能肩负治国重任。他的头脑很清楚，见事明彻，而思想亦很新。
虽然他的做事手段有些陈旧老套，但办事本来就不能尽采新法。
想要治理好民国，非得靠那种既具有新思想，又具有旧经验旧手段的人才不可。
因此孙中山认为，袁世凯非常适合担任民国总统。
8月28日，孙中山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我已与袁世凯开诚布公，面商一切。倘若公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我愿意支持。”
当晚，在袁世凯举办的宴会上，孙中山再次说出肺腑之言：
“项城先生担任总统十年，练出百万精锐雄兵。我来推进铁路建设，建成十万公里铁路。如此，民国即可富强。”
袁世凯在旁边听到这番话，激动不已，站起来举杯高呼：
“中山先生万岁！”
孙中山也随即站起来举杯回应：
“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族共和万岁！”
借用刘若英那首《征服》的歌词，此时孙中山好像在深情凝望着袁世凯，一诉衷肠地唱道：
顽强的我，是这场会谈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
孙中山自己心甘情愿沦为俘虏还不够，还不忘拉上黄兴这位好兄弟，一起来北京喝袁世凯的迷魂汤。
就在孙袁俩人互喊万岁秀恩爱的第二天，孙中山兴奋地给黄兴发了一封电报，大意如下：
我到北京后，和袁世凯会谈了多次，国计民生、实业建设、国防外交等诸多话题谈得很投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以我所见，袁世凯实陷于可悲之境遇，而绝无可疑之余地。
至于张振武、方维被杀一案，袁世凯实乃被黎元洪欺骗利用，他应该是清白的；
我到此以来，通过沟通交流，大大消除了北京方面对我们阵营的误会和意见；
兄当速来北京，和袁世凯好好谈一谈，则因张振武案引发的这次南方风潮，应该可以平息。我们国家的政治统一，也将迎来圆满的结果。
黄兴和孙中山一样，都是胸怀坦荡、性情耿直的天真君子型政治家。
经中山兄弟这么一说，黄兴也就欣然北上了。
1912年9月11日，黄兴抵达北京。
袁大总统故伎重演，同样高规格盛情接待了黄兴，同样的迷魂汤一碗接一碗地灌。
此外，袁大总统还授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没有实权的名誉头衔而已）。
很快，黄兴也被袁世凯彻底征服了。
他不仅消除了对袁世凯的误会，还劝告党内同志不要再猜疑攻讦袁大总统了——
我到北京和袁世凯面谈后，很快就感觉非常乐观，对民国未来充满希望，因为袁大总统值得信任，值得托付！
之前很多报纸都在诋毁袁世凯，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拿破仑，将来很可能会背叛民国，毁坏共和，妄自称帝。我认为这是捕风捉影，极不恰当。
人家袁大总统忠心为国，苦心谋国，反倒蒙受不白之冤，多委屈啊！
然而袁大总统宽宏大量，毫不计较这些委屈，人不知而不愠，依然苦心谋国，真乃君子也！
今后，我们要对袁大总统真诚相待，双方阵营同心同德，携手共建繁荣富强之中华民国！
孙中山和黄兴在北京相聚后，俩人经过一番商量，竟然做出了一个脑洞大开的约定：
游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刚刚由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党派组建而成）。
孙中山愿意把国民党领袖的头把交椅让给袁大总统，以示政治上的支持，这样也符合现代政党政治的常例（当时国民党即将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孙黄二人都愿意暂时放弃竞选正式大总统，要让袁世凯安安心心当十年总统。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袁世凯依然不为心动，婉言拒绝加入国民党。
不过，为了回应孙黄二人的美意，袁世凯授意自己的心腹干将赵秉钧（此时正代理国务总理）加入了国民党，也算有个交待。
孙中山和黄兴投桃报李，指示参议院的国民党籍议员们，对赵秉钧正式出任国务总理及其组阁名单的提案，大开绿灯投赞成票。
袁大总统非常高兴，于是对孙黄二人投其所好，大力支持他俩的实业报国计划。
9月9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负责筹划和督办全国铁路兴建大计。
随后不久，袁世凯又任命黄兴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
不仅给权，袁大总统在给钱方面也非常慷慨大方，每月奉送孙黄二人各自一大笔薪水和办公经费，待遇十分优厚，是当时一名内阁总长的好几倍。
孙中山和黄兴得到了授权和拨款，非常满意，觉得袁大总统这人很有诚意，于是兴致勃勃地开始去忙铁路事业了。
9月中下旬，孙中山和黄兴先后离开北京，各自带着一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开始认认真真考察各地铁路设施及选址，一心一意筹划铁路兴建大计。
这些原先的革命党人，不再忙着革命造反，已经将事业重心和主要心思放在了建设事业上。
坐镇北京城的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
8月18日下午，孙中山带着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以及居正、魏宸组等随从，一行人从上海码头登船启程，途中经停烟台、天津并参观考察，于8月24日下午乘火车抵达首都北京。
袁世凯下令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摆出盛大排场，隆重迎接中华民国前总统的到来，给足了孙中山面子。
孙中山从北京火车站出发，乘坐的是袁大总统特备的朱漆金轮马车，途径正阳门前往下榻宾馆，一路上都有骑兵仪仗队和军警卫队引导护卫。
沿路两旁，围观的民众人山人海，大家兴高采烈争睹孙中山的领袖风采。
孙中山刚到下榻宾馆不久，袁世凯特地从总统府前往宾馆会晤孙中山。
当晚，袁世凯在总统府设盛宴欢迎孙中山一行，为他们接风洗尘。
宴席上，袁大总统亲自为孙中山斟酒，并举杯致敬，说了一番客套话，大意就是：
孙先生肯给面子应邀前来会谈，我深感欣慰。世凯才疏学浅，识薄能鲜，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袁大总统如此谦逊有礼，诚意十足，很快就打动了个性直爽的孙中山，他心中对袁世凯的印象大为好转。
俩人接下来的交流互动，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短短二十来天，孙中山和袁世凯一共进行了多达十三次会晤面谈。
特别是孙中山初到北京那几天，俩人几乎每天都要见面详谈。
据当时参加会谈的袁世凯亲信梁士诒回忆：
孙袁二人每次谈话时间，大多在下午四点至晚上十点。一般都会清退左右，只留梁士诒一人在场记录。
所谈内容，基本都是国家大事，中外形势，治国方略等话题。
有几次俩人相谈甚欢，促膝而谈，竟然一直聊到午夜两点才结束！
在笔者看来，此时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的交情，可谓一见如故，几乎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
形象地说，俩人很像是一见钟情的恋人，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情人眼里出西施，一见如故的朋友之间，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段时间，在孙中山眼里，袁世凯的形象简直是完美无缺，德才俱佳。
孙中山曾对别人这样说过：
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
国民对袁总统，万万不可再心存猜疑，妄肆攻讦，这样会使彼此失去信任和诚意，从而激迫袁总统为恶。
袁世凯很有担当，完全能肩负治国重任。他的头脑很清楚，见事明彻，而思想亦很新。
虽然他的做事手段有些陈旧老套，但办事本来就不能尽采新法。
想要治理好民国，非得靠那种既具有新思想，又具有旧经验旧手段的人才不可。
因此孙中山认为，袁世凯非常适合担任民国总统。
8月28日，孙中山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我已与袁世凯开诚布公，面商一切。倘若公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我愿意支持。”
当晚，在袁世凯举办的宴会上，孙中山再次说出肺腑之言：
“项城先生担任总统十年，练出百万精锐雄兵。我来推进铁路建设，建成十万公里铁路。如此，民国即可富强。”
袁世凯在旁边听到这番话，激动不已，站起来举杯高呼：
“中山先生万岁！”
孙中山也随即站起来举杯回应：
“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族共和万岁！”
借用刘若英那首《征服》的歌词，此时孙中山好像在深情凝望着袁世凯，一诉衷肠地唱道：
顽强的我，是这场会谈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
孙中山自己心甘情愿沦为俘虏还不够，还不忘拉上黄兴这位好兄弟，一起来北京喝袁世凯的迷魂汤。
就在孙袁俩人互喊万岁秀恩爱的第二天，孙中山兴奋地给黄兴发了一封电报，大意如下：
我到北京后，和袁世凯会谈了多次，国计民生、实业建设、国防外交等诸多话题谈得很投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以我所见，袁世凯实陷于可悲之境遇，而绝无可疑之余地。
至于张振武、方维被杀一案，袁世凯实乃被黎元洪欺骗利用，他应该是清白的；
我到此以来，通过沟通交流，大大消除了北京方面对我们阵营的误会和意见；
兄当速来北京，和袁世凯好好谈一谈，则因张振武案引发的这次南方风潮，应该可以平息。我们国家的政治统一，也将迎来圆满的结果。
黄兴和孙中山一样，都是胸怀坦荡、性情耿直的天真君子型政治家。
经中山兄弟这么一说，黄兴也就欣然北上了。
1912年9月11日，黄兴抵达北京。
袁大总统故伎重演，同样高规格盛情接待了黄兴，同样的迷魂汤一碗接一碗地灌。
此外，袁大总统还授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没有实权的名誉头衔而已）。
很快，黄兴也被袁世凯彻底征服了。
他不仅消除了对袁世凯的误会，还劝告党内同志不要再猜疑攻讦袁大总统了——
我到北京和袁世凯面谈后，很快就感觉非常乐观，对民国未来充满希望，因为袁大总统值得信任，值得托付！
之前很多报纸都在诋毁袁世凯，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拿破仑，将来很可能会背叛民国，毁坏共和，妄自称帝。我认为这是捕风捉影，极不恰当。
人家袁大总统忠心为国，苦心谋国，反倒蒙受不白之冤，多委屈啊！
然而袁大总统宽宏大量，毫不计较这些委屈，人不知而不愠，依然苦心谋国，真乃君子也！
今后，我们要对袁大总统真诚相待，双方阵营同心同德，携手共建繁荣富强之中华民国！
孙中山和黄兴在北京相聚后，俩人经过一番商量，竟然做出了一个脑洞大开的约定：
游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刚刚由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党派组建而成）。
孙中山愿意把国民党领袖的头把交椅让给袁大总统，以示政治上的支持，这样也符合现代政党政治的常例（当时国民党即将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孙黄二人都愿意暂时放弃竞选正式大总统，要让袁世凯安安心心当十年总统。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袁世凯依然不为心动，婉言拒绝加入国民党。
不过，为了回应孙黄二人的美意，袁世凯授意自己的心腹干将赵秉钧（此时正代理国务总理）加入了国民党，也算有个交待。
孙中山和黄兴投桃报李，指示参议院的国民党籍议员们，对赵秉钧正式出任国务总理及其组阁名单的提案，大开绿灯投赞成票。
袁大总统非常高兴，于是对孙黄二人投其所好，大力支持他俩的实业报国计划。
9月9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负责筹划和督办全国铁路兴建大计。
随后不久，袁世凯又任命黄兴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
不仅给权，袁大总统在给钱方面也非常慷慨大方，每月奉送孙黄二人各自一大笔薪水和办公经费，待遇十分优厚，是当时一名内阁总长的好几倍。
孙中山和黄兴得到了授权和拨款，非常满意，觉得袁大总统这人很有诚意，于是兴致勃勃地开始去忙铁路事业了。
9月中下旬，孙中山和黄兴先后离开北京，各自带着一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开始认认真真考察各地铁路设施及选址，一心一意筹划铁路兴建大计。
这些原先的革命党人，不再忙着革命造反，已经将事业重心和主要心思放在了建设事业上。
坐镇北京城的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
正文（226）
【第五节 中国华盛顿？】
1912年9月25日，在中华民国第一个双十节（国庆节）来临之际，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通电全国，发布了所谓的“袁黎孙黄四巨头会谈”之共识，即八大政纲。
说明一下，副总统黎元洪因为张振武案心里有鬼，刻意回避与孙黄二人见面。
同时，黎元洪也担心，自己去北京有可能被袁世凯软禁控制（黎的势力并非北洋一派），因此他没有应邀参加这次四巨头会谈。
当然，袁世凯在发布八大政纲之前，已经致电征询了黎元洪的意见，黎副总统深表赞同。
这次著名的四巨头会谈之成果——八大政纲，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
（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根据这八大政纲，袁世凯又制定了相应的落实政策——四项协议：
（一）实行统一：各省军政府尚未取消者，电饬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员分赴各省调查情形，军事、外交、交通各司长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隶于中央各部，以期统一；
（二）整顿海陆军：拟筹集钱款，速组织陆军大学，并组织海军学校，饬由海陆军部选派人员，赴各国考察；
（三）兴办铁道：已归孙中山先生办理，请黄兴先生担任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四）资助国民组织实业银行，农林、工商诸事，官督绅办，以救政府不及之患。
这八大政纲和四项协议，都是治国安邦、强国富民之良策。
如果都能得到落实，新生的中华民国必将迅速强大起来。
此时此刻，中华国运，再一次走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口。
前进的方向已经明确，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坚定走下去，中华之崛起指日可待。
以宏观视角来看，当时的国内情形和国际局势，都非常有利于中国迅速崛起。
国内方面，孙中山和袁世凯刚刚进行了愉快的会谈，双方阵营化解了不少误会和敌意，开始进入蜜月期，逐步形成相互信任、携手合作的良好氛围。
国际方面，欧洲战云密布，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一旦开始火拼，就会无暇侵略压榨中国，甚至还会有求于中国，释放利好，拉拢中国参战。
中国自然可以趁此良机快速增强国力，民族工商业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美好春天。
如果历史按照这个假设发展下去——
袁世凯踏踏实实当满十年总统，忠心为国，苦心谋国，充分施展自己的行政才能，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同时练就百万精兵巩固国防。哪怕只练成三五十万近代化精锐国防军，中国也将从此不再任人宰割；
孙中山认认真真筹划铁路建设，虽说中国当时十年时间肯定无法建成十万公里铁路，但哪怕只建成五千公里，也将大大提升全国的经济发展动力；
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良机，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迅猛发展……
十年之后，也就是1922年：
那时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那时的世界，还会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危机四伏的国际格局吗？
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至少在当时的孙中山眼里，中国的美好未来，是值得憧憬的。
他有理由这样憧憬，因为他现在很看好袁世凯。
孙中山对袁世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可以说是产生了美好的幻想。
他很容易从袁世凯身上联想到一个人——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
孙中山曾经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自然很了解华盛顿的伟大事迹。
说实话，当时的袁世凯，其人生经历和华盛顿有不少相似之处：
两人都是成名于军队，逐步成长为各自国家声望显赫的军事领袖人物。
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过程中，华盛顿以大陆军总司令身份，率领英属北美殖民地民兵，英勇抗击英国皇家军队的镇压，最终赢得独立战争。
华盛顿也因此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尊敬和拥戴，众望所归，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总统。
当时美国宪法并没有明文限制总统连任次数，但华盛顿连续当完两届（八年）总统后，坚决不再连任，主动辞职，归隐家乡田园。
据说，在华盛顿出任总统前夕，有一名喜欢拍马屁的属下将领，给华盛顿写了一封阿谀奉承的信，劝他凭借总司令的权势和威望，自立为美国国王。
但这一提议遭到华盛顿的严词拒绝。
他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彻底实行共和政体，如果不能遵循这一原则，试图采用其他政体，就是叛逆。”
华盛顿先是拒绝当国王，后来又拒绝当终身总统，他这种忠于共和、不恋权位的政治道德和高风亮节，堪称民主共和国家开国领袖的典范。
他为美国政治体制的稳定发展，为美国一步步成为民主繁荣富强文明的强大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建立了伟大功勋。
【第五节 中国华盛顿？】
1912年9月25日，在中华民国第一个双十节（国庆节）来临之际，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通电全国，发布了所谓的“袁黎孙黄四巨头会谈”之共识，即八大政纲。
说明一下，副总统黎元洪因为张振武案心里有鬼，刻意回避与孙黄二人见面。
同时，黎元洪也担心，自己去北京有可能被袁世凯软禁控制（黎的势力并非北洋一派），因此他没有应邀参加这次四巨头会谈。
当然，袁世凯在发布八大政纲之前，已经致电征询了黎元洪的意见，黎副总统深表赞同。
这次著名的四巨头会谈之成果——八大政纲，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
（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根据这八大政纲，袁世凯又制定了相应的落实政策——四项协议：
（一）实行统一：各省军政府尚未取消者，电饬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员分赴各省调查情形，军事、外交、交通各司长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隶于中央各部，以期统一；
（二）整顿海陆军：拟筹集钱款，速组织陆军大学，并组织海军学校，饬由海陆军部选派人员，赴各国考察；
（三）兴办铁道：已归孙中山先生办理，请黄兴先生担任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四）资助国民组织实业银行，农林、工商诸事，官督绅办，以救政府不及之患。
这八大政纲和四项协议，都是治国安邦、强国富民之良策。
如果都能得到落实，新生的中华民国必将迅速强大起来。
此时此刻，中华国运，再一次走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口。
前进的方向已经明确，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坚定走下去，中华之崛起指日可待。
以宏观视角来看，当时的国内情形和国际局势，都非常有利于中国迅速崛起。
国内方面，孙中山和袁世凯刚刚进行了愉快的会谈，双方阵营化解了不少误会和敌意，开始进入蜜月期，逐步形成相互信任、携手合作的良好氛围。
国际方面，欧洲战云密布，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一旦开始火拼，就会无暇侵略压榨中国，甚至还会有求于中国，释放利好，拉拢中国参战。
中国自然可以趁此良机快速增强国力，民族工商业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美好春天。
如果历史按照这个假设发展下去——
袁世凯踏踏实实当满十年总统，忠心为国，苦心谋国，充分施展自己的行政才能，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同时练就百万精兵巩固国防。哪怕只练成三五十万近代化精锐国防军，中国也将从此不再任人宰割；
孙中山认认真真筹划铁路建设，虽说中国当时十年时间肯定无法建成十万公里铁路，但哪怕只建成五千公里，也将大大提升全国的经济发展动力；
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良机，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迅猛发展……
十年之后，也就是1922年：
那时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那时的世界，还会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危机四伏的国际格局吗？
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至少在当时的孙中山眼里，中国的美好未来，是值得憧憬的。
他有理由这样憧憬，因为他现在很看好袁世凯。
孙中山对袁世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可以说是产生了美好的幻想。
他很容易从袁世凯身上联想到一个人——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
孙中山曾经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自然很了解华盛顿的伟大事迹。
说实话，当时的袁世凯，其人生经历和华盛顿有不少相似之处：
两人都是成名于军队，逐步成长为各自国家声望显赫的军事领袖人物。
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过程中，华盛顿以大陆军总司令身份，率领英属北美殖民地民兵，英勇抗击英国皇家军队的镇压，最终赢得独立战争。
华盛顿也因此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尊敬和拥戴，众望所归，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总统。
当时美国宪法并没有明文限制总统连任次数，但华盛顿连续当完两届（八年）总统后，坚决不再连任，主动辞职，归隐家乡田园。
据说，在华盛顿出任总统前夕，有一名喜欢拍马屁的属下将领，给华盛顿写了一封阿谀奉承的信，劝他凭借总司令的权势和威望，自立为美国国王。
但这一提议遭到华盛顿的严词拒绝。
他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彻底实行共和政体，如果不能遵循这一原则，试图采用其他政体，就是叛逆。”
华盛顿先是拒绝当国王，后来又拒绝当终身总统，他这种忠于共和、不恋权位的政治道德和高风亮节，堪称民主共和国家开国领袖的典范。
他为美国政治体制的稳定发展，为美国一步步成为民主繁荣富强文明的强大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建立了伟大功勋。
正文（227）
相比之下，此时的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历史角色呢？
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建国过程中，袁世凯的表现虽然没有华盛顿那样光彩和伟大，但他毕竟以北洋军队领袖的身份，逼得满清皇帝乖乖退位，从而确保中华民国这么快就顺利成为全国性政权。
而袁世凯自己，也因为逼宫之功劳，从厚道的孙中山那里得到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就事论事的话，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在中华民国第一个双十节来临之际，袁大总统成功邀请孙中山和黄兴来北京进行了友好会谈，随后又发布了著名的八大政纲和四项协议。
他这一系列举措，在当时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政治声誉和正面形象。
如此一来，孙中山很自然就会对袁世凯产生美好的期待，期待他能够成为中国的华盛顿：
忠于共和，忠于民国，就算拥有显赫的权势，掌控强大的军队，依然拒绝背叛共和当皇帝，也拒绝当终身大总统。
总之，要安分守法当好总统，一心一意为国计民生贡献力量，十年之后主动退休，不在幕后干政，彻底归隐田园。
孙中山虽然没有明说，但心里很可能会这样想：
十年之后，该我出任总统大展宏图啦！
老袁辛苦了！你就安心在家颐养天年吧！
十年之后孙中山才56岁，对于政治家而言，这正是黄金年龄。
幻想很美好，事实很残酷。
大家都知道，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并未如孙中山所愿：
袁世凯最终没有经受住至高权力的诱惑，先是背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当上了独裁专制的终身大总统；后又更进一步，干脆自立为中华帝国的皇帝。
袁世凯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在亿万国人的唾骂声中，心有不甘地走上黄泉路，可谓身败名裂，罪有应得。
只可惜，中华民国的大好前程，却因为袁世凯的折腾胡闹而化为泡影。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为中华民国的历史悲剧扼腕叹息，唏嘘不已：
为什么当时中国就没有产生华盛顿那样的人物？
孙中山拥有高尚的政治道德，拥有崇高的理想目标。
袁世凯拥有非凡的行政才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如果把孙氏之德与袁氏之才，兼于一人身上，他是否就能成为中国之华盛顿？
如果那时的中国也能出现这样一位德才兼备，同时又掌控强大军队的政治领袖，我们应该也能像美国一样，一百年前就迅速崛起于世界吧？
可惜啊，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好运……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神秘莫测，它是各种偶然与必然的奇妙交织。
你若说某个历史人物或事件是偶然出现的，肯定会有历史学家告诉你，这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就算没有袁世凯出现，也会有孙世凯、王世凯出现。
那么，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难道都是必然要出现、要发生的吗？
如此说来，人类所有的历史，无论美好与悲惨，无论光明与黑暗，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宿命？
这么说似乎也不对……
具体到中国华盛顿这个话题，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华盛顿身为美国开国总统，他的确没有凭借显赫威望与权势自立为国王，也没有当独裁式终身总统。
作为个体人物，华盛顿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偶然。
但从美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华盛顿的政治选择是一种必然。
或者说，就算华盛顿跟袁世凯一样，内心经受不住至高权力的诱惑，他在美国还是必然当不成国王，也当不成独裁式终身总统。
因为，美国这个民主共和国不是凭空出现的。
北美殖民地人民继承了英国清教徒追求自由的光荣传统，后来又深受十八世纪法国民主人权启蒙思想的熏陶。
美利坚民族在融合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追求民主共和、自由人权的政治气候和社会土壤。
这样的气候和土壤，已经容不下独裁的国王，也容不下独裁的总统。
就算华盛顿拥有袁世凯那样的独裁野心，他也不可能得偿所愿。
只要华盛顿稍稍暴露出独裁行径，他就会受到强大阻力和严厉制裁，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无关大局的反面角色而已。
为何能下如此肯定的结论呢？
因为，当时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力都不亚于华盛顿，而且他们都是民主共和体制的守护者。
华盛顿虽然担任过大陆军总司令，但这支军队并非他一手栽培的嫡系私家军队。这跟袁世凯掌控北洋军队的情况有本质区别。
这些参加独立战争反抗英国国王暴政的民兵将士们，不可能支持华盛顿自立为美国国王，也不会甘心成为独裁者的帮凶打手。
广大的美国人民，同样会极力反对独裁者的出现。
面对这样强大的阻力，任何企图寻求独裁的政治领袖，都是有心无力，根本无法得逞。
所以说，很多人只看到了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伟大功勋，却没看出来，真正伟大的，是美国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当时美国人民追求民主共和、自由人权的政治气候和社会土壤。（当然也有局限，如黑奴问题、男女平等问题）
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虽然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权，但政治气候和社会土壤远远没有进化到美国建国时那种程度：
整个国家民智未开，广大民众麻木混沌，只有少量的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在追求守护民主共和自由人权，进步的社会力量远远不够。
至于那个时代的北洋军队，绝大部分将士都是只认军饷不认理，有奶便是娘，麻木盲从甚至心甘情愿成为独裁者的帮凶打手，他们会坚决执行独裁者发出的维护独裁统治、镇压正义反抗的命令。
就像远古时代，奴隶主镇压奴隶起义的军队，主要也是由奴隶组成的。
同为奴隶，此奴隶何苦为难彼奴隶？也许这是人类社会未解之谜吧。
更遗憾的是，孙中山、黄兴这些志在守护共和的开国元勋，虽然志向高尚理想远大，但却天真幼稚，只顾着幻想美好未来而放松了应有的警惕，缺乏整军护法安邦定国的认知与经验，也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心计。
这一切条件，都非常有利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走向独裁专制。
只不过，他目前还没有暴露出野心而已。
相比之下，此时的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历史角色呢？
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建国过程中，袁世凯的表现虽然没有华盛顿那样光彩和伟大，但他毕竟以北洋军队领袖的身份，逼得满清皇帝乖乖退位，从而确保中华民国这么快就顺利成为全国性政权。
而袁世凯自己，也因为逼宫之功劳，从厚道的孙中山那里得到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就事论事的话，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在中华民国第一个双十节来临之际，袁大总统成功邀请孙中山和黄兴来北京进行了友好会谈，随后又发布了著名的八大政纲和四项协议。
他这一系列举措，在当时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政治声誉和正面形象。
如此一来，孙中山很自然就会对袁世凯产生美好的期待，期待他能够成为中国的华盛顿：
忠于共和，忠于民国，就算拥有显赫的权势，掌控强大的军队，依然拒绝背叛共和当皇帝，也拒绝当终身大总统。
总之，要安分守法当好总统，一心一意为国计民生贡献力量，十年之后主动退休，不在幕后干政，彻底归隐田园。
孙中山虽然没有明说，但心里很可能会这样想：
十年之后，该我出任总统大展宏图啦！
老袁辛苦了！你就安心在家颐养天年吧！
十年之后孙中山才56岁，对于政治家而言，这正是黄金年龄。
幻想很美好，事实很残酷。
大家都知道，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并未如孙中山所愿：
袁世凯最终没有经受住至高权力的诱惑，先是背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当上了独裁专制的终身大总统；后又更进一步，干脆自立为中华帝国的皇帝。
袁世凯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在亿万国人的唾骂声中，心有不甘地走上黄泉路，可谓身败名裂，罪有应得。
只可惜，中华民国的大好前程，却因为袁世凯的折腾胡闹而化为泡影。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为中华民国的历史悲剧扼腕叹息，唏嘘不已：
为什么当时中国就没有产生华盛顿那样的人物？
孙中山拥有高尚的政治道德，拥有崇高的理想目标。
袁世凯拥有非凡的行政才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如果把孙氏之德与袁氏之才，兼于一人身上，他是否就能成为中国之华盛顿？
如果那时的中国也能出现这样一位德才兼备，同时又掌控强大军队的政治领袖，我们应该也能像美国一样，一百年前就迅速崛起于世界吧？
可惜啊，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好运……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神秘莫测，它是各种偶然与必然的奇妙交织。
你若说某个历史人物或事件是偶然出现的，肯定会有历史学家告诉你，这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就算没有袁世凯出现，也会有孙世凯、王世凯出现。
那么，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难道都是必然要出现、要发生的吗？
如此说来，人类所有的历史，无论美好与悲惨，无论光明与黑暗，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宿命？
这么说似乎也不对……
具体到中国华盛顿这个话题，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华盛顿身为美国开国总统，他的确没有凭借显赫威望与权势自立为国王，也没有当独裁式终身总统。
作为个体人物，华盛顿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偶然。
但从美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华盛顿的政治选择是一种必然。
或者说，就算华盛顿跟袁世凯一样，内心经受不住至高权力的诱惑，他在美国还是必然当不成国王，也当不成独裁式终身总统。
因为，美国这个民主共和国不是凭空出现的。
北美殖民地人民继承了英国清教徒追求自由的光荣传统，后来又深受十八世纪法国民主人权启蒙思想的熏陶。
美利坚民族在融合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追求民主共和、自由人权的政治气候和社会土壤。
这样的气候和土壤，已经容不下独裁的国王，也容不下独裁的总统。
就算华盛顿拥有袁世凯那样的独裁野心，他也不可能得偿所愿。
只要华盛顿稍稍暴露出独裁行径，他就会受到强大阻力和严厉制裁，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无关大局的反面角色而已。
为何能下如此肯定的结论呢？
因为，当时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力都不亚于华盛顿，而且他们都是民主共和体制的守护者。
华盛顿虽然担任过大陆军总司令，但这支军队并非他一手栽培的嫡系私家军队。这跟袁世凯掌控北洋军队的情况有本质区别。
这些参加独立战争反抗英国国王暴政的民兵将士们，不可能支持华盛顿自立为美国国王，也不会甘心成为独裁者的帮凶打手。
广大的美国人民，同样会极力反对独裁者的出现。
面对这样强大的阻力，任何企图寻求独裁的政治领袖，都是有心无力，根本无法得逞。
所以说，很多人只看到了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伟大功勋，却没看出来，真正伟大的，是美国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当时美国人民追求民主共和、自由人权的政治气候和社会土壤。（当然也有局限，如黑奴问题、男女平等问题）
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虽然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权，但政治气候和社会土壤远远没有进化到美国建国时那种程度：
整个国家民智未开，广大民众麻木混沌，只有少量的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在追求守护民主共和自由人权，进步的社会力量远远不够。
至于那个时代的北洋军队，绝大部分将士都是只认军饷不认理，有奶便是娘，麻木盲从甚至心甘情愿成为独裁者的帮凶打手，他们会坚决执行独裁者发出的维护独裁统治、镇压正义反抗的命令。
就像远古时代，奴隶主镇压奴隶起义的军队，主要也是由奴隶组成的。
同为奴隶，此奴隶何苦为难彼奴隶？也许这是人类社会未解之谜吧。
更遗憾的是，孙中山、黄兴这些志在守护共和的开国元勋，虽然志向高尚理想远大，但却天真幼稚，只顾着幻想美好未来而放松了应有的警惕，缺乏整军护法安邦定国的认知与经验，也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心计。
这一切条件，都非常有利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走向独裁专制。
只不过，他目前还没有暴露出野心而已。
正文（228）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袁大总统用谦恭友善、忠心为国的伪装面目，成功骗取了孙中山和黄兴的信任。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上述一系列会谈和交往，基本看清了孙中山和黄兴两人的虚实。
据说，袁世凯私底下曾向下属这样评价孙黄二人：
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干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
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难道老袁承认自己是小人？）
对照孙中山和黄兴的人生作为与性格特点，可以看出老袁上面这些话说得很准，可谓一针见血。
袁世凯身为老江湖，若没有高超的识人之明，是很难混到北洋集团老大的地位的。
比如孙中山提议十年时间建成十万公里铁路这事，袁世凯当面碍于情面，只得表示赞赏和支持他的宏伟计划，背后却忍不住摇头嘲笑：
你老孙张口便是如此夸张的计划，你知道兴建十万公里铁路是个什么概念吗？究竟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人力、财力、物力？
真不愧是孙大炮！满嘴跑火车！
这事也难怪袁世凯嘲讽孙中山是喜欢吹牛皮空喊口号的孙大炮。
因为就这个计划而言，孙中山显然缺乏基本的经济常识，对当时积贫积弱的国情国力也没有确切的认知。
无论如何，孙中山肯定无法实现这个宏大计划，除非他是孙行者悟空，能变出十万公里铁路来。
实际上，孙中山喊出这个口号过了整整一百年，直到2013年12月28日，中国的铁路运营里程才正式突破十万公里。
另外，对于铁路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孙中山的认识也过于肤浅：
交通乃实业之母，铁路乃交通之母——
这话当然没错，但只是在强调意义。
知道要做什么，并不意味着也知道怎么做。
像中国这样庞大而贫穷的国家，想要快速发展经济，需要包括铁路交通在内的众多领域齐头并进，综合发展，相辅相成。
如果只是单方面超常加快铁路建设，不仅对于整体经济发展没有明显效果，反而会导致铁路资源闲置，浪费了宝贵的投资和机会成本。
这就像木桶理论的另一个视角：
如果只是把木桶桶壁的某一块木板加长，不管加长多少，木桶的容量不会增加，还是只能装下原来那么多水。要想多装水，必须所有木板同步加长。
袁世凯曾经担任过六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清末十年新政的先锋和典范，政绩斐然，经验丰富。
因此，袁世凯对这些经济常识和规律了然于胸，他自然就能一眼看出，孙中山的这个铁路计划根本不靠谱，可以说是吹了个天大的牛皮。
如此看来，孙中山真的算不上是一个实干家。
其实这也没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完人。
不论是一个大公司，还是一个大国家，都需要精神领袖和实干家。
精神领袖就像孙中山这类人，拥有伟大高尚的信仰，百折不挠的信念，为大家指引前进方向，描绘美好蓝图，鼓舞全员士气。
实干家就像袁世凯这类人，务实稳重，经验丰富，圆滑老练，随机应变，干劲十足。
在孙中山眼里，袁世凯确实是个非常难得的实干家，更难得的是他没有非分之想，没有背叛共和独裁称帝的野心。
忠心为国，才干非凡，务实稳重，干劲十足——
这样的民国总统，堪称完美啊！
这真是中国之幸！民众之福！
带着对袁大总统的美好幻想，孙中山继续为自己提出的宏大铁路计划四处奔波忙碌。
1912年9月，孙中山先是去张家口考察了京张铁路，并邀请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当他的技术助手。
紧接着，孙中山乘坐火车连续考察了保定、太原、石家庄、唐山、天津、山海关、济南、青岛等多个北方城市之间的铁路网和车站，随后又考察了南方的宁沪杭铁路线。
同年10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并出任总经理。
1913年2月中旬至3月下旬，孙中山带着一行随从，前往日本多个城市访问参观，主要目的之一是考察日本的铁路技术，并向日方筹集借贷铁路建设资金。
在日本，孙中山朋友多，人脉广，面子大。
多位日本政界名人，如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众议院议长大冈育造之，前首相大隈重信，东京市长阪谷，纷纷为孙中山举行欢迎茶会或招待宴会。
在这些场合，孙中山多次发表类似讲话：
中日两国乃一衣带水之邻邦，同文同种，有数千年的亲密友好关系。
当今两国之外交，应当恢复古来亲密之关系，日本不宜再依随欧美列强之共同行动。
中日两国应当相互提携，合作共赢，以谋求东亚之幸福及世界之和平。
具体到筹集铁路资金问题，孙中山提议：
用中国铁路总公司名义，由中华民国政府担保，向日本等各国银行借贷资金。
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孙中山忙着跟日本人商讨贷款修铁路的条件时，国内风云突变，竟然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的政治暗杀命案：
这一声枪响，打破了孙中山对袁世凯的美好幻想，也打破了孙袁俩人以及双方阵营的蜜月幻象。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袁大总统用谦恭友善、忠心为国的伪装面目，成功骗取了孙中山和黄兴的信任。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上述一系列会谈和交往，基本看清了孙中山和黄兴两人的虚实。
据说，袁世凯私底下曾向下属这样评价孙黄二人：
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干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
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难道老袁承认自己是小人？）
对照孙中山和黄兴的人生作为与性格特点，可以看出老袁上面这些话说得很准，可谓一针见血。
袁世凯身为老江湖，若没有高超的识人之明，是很难混到北洋集团老大的地位的。
比如孙中山提议十年时间建成十万公里铁路这事，袁世凯当面碍于情面，只得表示赞赏和支持他的宏伟计划，背后却忍不住摇头嘲笑：
你老孙张口便是如此夸张的计划，你知道兴建十万公里铁路是个什么概念吗？究竟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人力、财力、物力？
真不愧是孙大炮！满嘴跑火车！
这事也难怪袁世凯嘲讽孙中山是喜欢吹牛皮空喊口号的孙大炮。
因为就这个计划而言，孙中山显然缺乏基本的经济常识，对当时积贫积弱的国情国力也没有确切的认知。
无论如何，孙中山肯定无法实现这个宏大计划，除非他是孙行者悟空，能变出十万公里铁路来。
实际上，孙中山喊出这个口号过了整整一百年，直到2013年12月28日，中国的铁路运营里程才正式突破十万公里。
另外，对于铁路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孙中山的认识也过于肤浅：
交通乃实业之母，铁路乃交通之母——
这话当然没错，但只是在强调意义。
知道要做什么，并不意味着也知道怎么做。
像中国这样庞大而贫穷的国家，想要快速发展经济，需要包括铁路交通在内的众多领域齐头并进，综合发展，相辅相成。
如果只是单方面超常加快铁路建设，不仅对于整体经济发展没有明显效果，反而会导致铁路资源闲置，浪费了宝贵的投资和机会成本。
这就像木桶理论的另一个视角：
如果只是把木桶桶壁的某一块木板加长，不管加长多少，木桶的容量不会增加，还是只能装下原来那么多水。要想多装水，必须所有木板同步加长。
袁世凯曾经担任过六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清末十年新政的先锋和典范，政绩斐然，经验丰富。
因此，袁世凯对这些经济常识和规律了然于胸，他自然就能一眼看出，孙中山的这个铁路计划根本不靠谱，可以说是吹了个天大的牛皮。
如此看来，孙中山真的算不上是一个实干家。
其实这也没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完人。
不论是一个大公司，还是一个大国家，都需要精神领袖和实干家。
精神领袖就像孙中山这类人，拥有伟大高尚的信仰，百折不挠的信念，为大家指引前进方向，描绘美好蓝图，鼓舞全员士气。
实干家就像袁世凯这类人，务实稳重，经验丰富，圆滑老练，随机应变，干劲十足。
在孙中山眼里，袁世凯确实是个非常难得的实干家，更难得的是他没有非分之想，没有背叛共和独裁称帝的野心。
忠心为国，才干非凡，务实稳重，干劲十足——
这样的民国总统，堪称完美啊！
这真是中国之幸！民众之福！
带着对袁大总统的美好幻想，孙中山继续为自己提出的宏大铁路计划四处奔波忙碌。
1912年9月，孙中山先是去张家口考察了京张铁路，并邀请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当他的技术助手。
紧接着，孙中山乘坐火车连续考察了保定、太原、石家庄、唐山、天津、山海关、济南、青岛等多个北方城市之间的铁路网和车站，随后又考察了南方的宁沪杭铁路线。
同年10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并出任总经理。
1913年2月中旬至3月下旬，孙中山带着一行随从，前往日本多个城市访问参观，主要目的之一是考察日本的铁路技术，并向日方筹集借贷铁路建设资金。
在日本，孙中山朋友多，人脉广，面子大。
多位日本政界名人，如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众议院议长大冈育造之，前首相大隈重信，东京市长阪谷，纷纷为孙中山举行欢迎茶会或招待宴会。
在这些场合，孙中山多次发表类似讲话：
中日两国乃一衣带水之邻邦，同文同种，有数千年的亲密友好关系。
当今两国之外交，应当恢复古来亲密之关系，日本不宜再依随欧美列强之共同行动。
中日两国应当相互提携，合作共赢，以谋求东亚之幸福及世界之和平。
具体到筹集铁路资金问题，孙中山提议：
用中国铁路总公司名义，由中华民国政府担保，向日本等各国银行借贷资金。
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孙中山忙着跟日本人商讨贷款修铁路的条件时，国内风云突变，竟然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的政治暗杀命案：
这一声枪响，打破了孙中山对袁世凯的美好幻想，也打破了孙袁俩人以及双方阵营的蜜月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