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今天，中国踏上了第一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旅程
1977年12月初，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正在进行。
几百万渴望知识，渴望改变国家面貌，渴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年轻人走进考场，接受从没经历过的第一次最公平的挑选。
如今这些人很多成为了中国科技井喷的带头人，常常传出让人们热血沸腾的成果。
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次在冬天进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从只争朝夕的时间安排上看来，充分显示出对中国发展的极大渴望。
从明天开始，中央台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将播出《高考一九七七》五集纪录片。分别以《停废高考》，《决策内幕》，《突破禁区》，《走上考场》和《改变命运》展现邓小平顶住压力，突破历史的禁锢，拍板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纪录了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航向和进程的转折性节点。
纪录片有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而慷慨陈词，要求尽快恢复高考的镜头，这些人也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在左的思潮下，敢于直言，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对于那一年的以千万计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已经多少年没有过了。纪录片记下了他们刻苦复习，挑灯夜战的经历。
1977年12月1日，570万年轻人走进考场，参加了关闭了十年之后再次打开大门的大学对他们的挑选。
正是这些人，接过了在前二十年被干扰破坏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接力棒，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和勤劳的中国人民一起，创造出了人类史上最快的发展速度。
在这以前，中国的年轻人基本没有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农村的不用说，城里的适龄青年也是必须上山下乡当农民的，这是国家的政策。
那时中国农村的艰苦，煮酒里有大量帖子描述，所以几乎所有的青年都想跳出农门，到城里过有固定口粮供应，拿工资的日子。
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有少部分知青是五类分子子女，到城里被歧视，被欺负，没了什么希望，宁愿待在乡下，眼不见心不烦。
至于论坛里有几个人说起那时的知青，是发扬革命精神而愿意呆在广阔天地炼红心，到这个时候基本属于扯淡。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早阶段，确实有热血青年是这样想的，经过这十来年的历练，如果还保留了那时的想法，那就是有毛病了。
这个时候只有当兵这一条路可走。但是当兵也不容易。首先出生必须贫下中农，再有表现必须好或者和当官的关系好，再有身体必须棒棒的。
满足了上述条件当了兵，在部队还有一个最严酷的竞争，必须穿上四个篼的军官制服（正排级以上）。
到最后，几千万青年，能拿到城市户口的有几个人就可想而知了。
再有一部分，就是高级官员子女，他们能脱离农村，这也是很正常的。这是他们的父辈提着脑袋给他们挣下的，那时你们的父辈在干什么？
所以高考制度改革一出来，青年们又多了一条路，还很公平，稍有点文化基础的人都激动不已，行动起来了。
农村的不用说，城里的适龄青年也是必须上山下乡当农民的，这是国家的政策。
那时中国农村的艰苦，煮酒里有大量帖子描述，所以几乎所有的青年都想跳出农门，到城里过有固定口粮供应，拿工资的日子。
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有少部分知青是五类分子子女，到城里被歧视，被欺负，没了什么希望，宁愿待在乡下，眼不见心不烦。
至于论坛里有几个人说起那时的知青，是发扬革命精神而愿意呆在广阔天地炼红心，到这个时候基本属于扯淡。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早阶段，确实有热血青年是这样想的，经过这十来年的历练，如果还保留了那时的想法，那就是有毛病了。
这个时候只有当兵这一条路可走。但是当兵也不容易。首先出生必须贫下中农，再有表现必须好或者和当官的关系好，再有身体必须棒棒的。
满足了上述条件当了兵，在部队还有一个最严酷的竞争，必须穿上四个篼的军官制服（正排级以上）。
到最后，几千万青年，能拿到城市户口的有几个人就可想而知了。
再有一部分，就是高级官员子女，他们能脱离农村，这也是很正常的。这是他们的父辈提着脑袋给他们挣下的，那时你们的父辈在干什么？
所以高考制度改革一出来，青年们又多了一条路，还很公平，稍有点文化基础的人都激动不已，行动起来了。
作为一个亲历者，开这个贴回想一下那时的经历和心理，以及后来的种种，应该能解释一些后来人们觉得很荒唐的事情的来由。
那时的考生主要由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组成（当年的应届毕业生已经下乡了），有很少部分高二读了一半的应届毕业生。
76，77级的高中生占了,较大比例，但是他们的优势不明显。因为一直到毕业，他们总共念了九年书，这中间还经历了取消物理化学改为农机课，加大政治课分量到每星期最多达十个课时，以及每学期半个月的支农支工以及学雷锋的社会实践，学了些什么只有天知道，哈哈，说起来就是个笑话，敢肯定的一点他们考不过现在的初二学生。
说句实话，75,76,77的知青比起老三届（即6,67,68）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他们下乡都改成了就近安顿，离家不远，可以依靠父母，吃苦不是很多所以他们复习起来积极性比老三届的就差些。别看他们丢下书本时间不长，后来考上大学的要少一些，不如丢下书本十来年的老知青。毕竟老三届中的受过正规教育的学霸不少。
那时的考生主要由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组成（当年的应届毕业生已经下乡了），有很少部分高二读了一半的应届毕业生。
76，77级的高中生占了,较大比例，但是他们的优势不明显。因为一直到毕业，他们总共念了九年书，这中间还经历了取消物理化学改为农机课，加大政治课分量到每星期最多达十个课时，以及每学期半个月的支农支工以及学雷锋的社会实践，学了些什么只有天知道，哈哈，说起来就是个笑话，敢肯定的一点他们考不过现在的初二学生。
说句实话，75,76,77的知青比起老三届（即6,67,68）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他们下乡都改成了就近安顿，离家不远，可以依靠父母，吃苦不是很多所以他们复习起来积极性比老三届的就差些。别看他们丢下书本时间不长，后来考上大学的要少一些，不如丢下书本十来年的老知青。毕竟老三届中的受过正规教育的学霸不少。
老三届的初中高中学生在1968年集中下乡，数量高达1600万人。
他们下乡的时候，刚刚参加了热血沸腾的破旧立新，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动乱，有对伟大领袖的崇拜，遵照领袖指示，怀着改天换地的豪情，走进了农村。
苦难的日子过了几年，突然发现他们是被抛弃的一群人，回城无望，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也在严格的政策限制下无处着手。可以确定，他们的信仰已经在这一段时间消耗殆尽。这还只是第一层刺激。
在三中全会之后，会受到第二层刺激，在没有正面引导的的环境下，造就了这一代人的部分人价值观严重背离了人性美好的一面。
国家的情况更是糟糕。昨天的节目给了一个数字，在六十年代前，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和美苏差不多（当然以十万人中的数量还是差一些），到了1977，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抓教育科研做的对比来看，数字是：美国120万人，苏联：80万人，中国：20万人。当时中国的总人口比美苏加起来多一倍。
更可怕的是，中国这20万人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老弱病残，实际上更糟糕，他们多数已经脱离科研岗位多年，加入了简单的劳动者大军，对前沿的科学动态一无所知，在加上近二十年的政治高压，禁锢了科研人员的创造性。能起作用的科研人员能有多少就只能脑补了。
他们下乡的时候，刚刚参加了热血沸腾的破旧立新，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动乱，有对伟大领袖的崇拜，遵照领袖指示，怀着改天换地的豪情，走进了农村。
苦难的日子过了几年，突然发现他们是被抛弃的一群人，回城无望，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也在严格的政策限制下无处着手。可以确定，他们的信仰已经在这一段时间消耗殆尽。这还只是第一层刺激。
在三中全会之后，会受到第二层刺激，在没有正面引导的的环境下，造就了这一代人的部分人价值观严重背离了人性美好的一面。
国家的情况更是糟糕。昨天的节目给了一个数字，在六十年代前，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和美苏差不多（当然以十万人中的数量还是差一些），到了1977，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抓教育科研做的对比来看，数字是：美国120万人，苏联：80万人，中国：20万人。当时中国的总人口比美苏加起来多一倍。
更可怕的是，中国这20万人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老弱病残，实际上更糟糕，他们多数已经脱离科研岗位多年，加入了简单的劳动者大军，对前沿的科学动态一无所知，在加上近二十年的政治高压，禁锢了科研人员的创造性。能起作用的科研人员能有多少就只能脑补了。
在论坛，经常有个帖子引起左右争论，那就是在中国著名的航空专家程不时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我没有看过）说起运十的研制历程，并且为运十下马鸣不平。
其实这只是一个想攻击改革开放的一个话题而已。
每次争论，我都很认真地看双方的对骂，当然偶然也加入进去，那是看见有人公然造谣，或者说出违背常理的话。这些人骂几句出气，以免影响自己的健康。
程不时是个可爱的老头，也是一个合格的科学家，他热爱航空事业，热爱飞机设计，热爱自己的项目。
在五十年代，他的水平真的不差，起码和苏联的航空专家不相上下，那时仿制苏联最先进的飞机也好，设计自己的飞机也好，都不比航空大国的工程师差。
经过了十几年，70年8月接到任务设计运十，这时就暴露了水平停滞不前的问题了。
运十大部分仿制美国的波音707，那是美国五十年代的主力机型，所以设计搞起来还是得心应手的，至于工业水平限制，这和程不时无关，后来按照工艺水平改变设计，这只能给他们加分。
运十从机型，设计理念，制造工艺都是美国五十年代以前的水平，导致了改革开放后还在试飞阶段的项目下马。因为开放了，飞机就得适航，就得和国际主流标准保持一致，就得讲投入产出有利，而不是拿钱保面子。
程老对运十的眷恋和对他儿子的欣赏是一样的，值得肯定。运十落后于时间主要大国，也是应该下马的。
这是号称中国最争气项目之一的总设计师，脱离科研岗位时间较短的科研大拿，还在仿制设计别人五十年代的飞机，其它在工厂的，在干校的，在扫街的，还剩下多少专业知识（哪怕落后的专业知识），可想而知。
估计一般人遇上这种情况，只会万念俱灰。
这个时候，邓小平表现的就是政治家的远见和对人民对国家的爱了。
其实这只是一个想攻击改革开放的一个话题而已。
每次争论，我都很认真地看双方的对骂，当然偶然也加入进去，那是看见有人公然造谣，或者说出违背常理的话。这些人骂几句出气，以免影响自己的健康。
程不时是个可爱的老头，也是一个合格的科学家，他热爱航空事业，热爱飞机设计，热爱自己的项目。
在五十年代，他的水平真的不差，起码和苏联的航空专家不相上下，那时仿制苏联最先进的飞机也好，设计自己的飞机也好，都不比航空大国的工程师差。
经过了十几年，70年8月接到任务设计运十，这时就暴露了水平停滞不前的问题了。
运十大部分仿制美国的波音707，那是美国五十年代的主力机型，所以设计搞起来还是得心应手的，至于工业水平限制，这和程不时无关，后来按照工艺水平改变设计，这只能给他们加分。
运十从机型，设计理念，制造工艺都是美国五十年代以前的水平，导致了改革开放后还在试飞阶段的项目下马。因为开放了，飞机就得适航，就得和国际主流标准保持一致，就得讲投入产出有利，而不是拿钱保面子。
程老对运十的眷恋和对他儿子的欣赏是一样的，值得肯定。运十落后于时间主要大国，也是应该下马的。
这是号称中国最争气项目之一的总设计师，脱离科研岗位时间较短的科研大拿，还在仿制设计别人五十年代的飞机，其它在工厂的，在干校的，在扫街的，还剩下多少专业知识（哪怕落后的专业知识），可想而知。
估计一般人遇上这种情况，只会万念俱灰。
这个时候，邓小平表现的就是政治家的远见和对人民对国家的爱了。
在77年八月初，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才十几天，主动请缨去管理文革重灾区教育科研部门的第一个重要决定作出来了。
经过和科教战线几十位代表座谈，决定恢复已经废弃了十年的通过文化考核选拔学生的高校招生制度，并且尽快执行。这时必须推翻前两个月已经下发的国务院按照十六字方针拟定的77年招生计划。
作为一个刚刚从全国性批判中走出来的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做出这个决定？难道真的几上几下成了习惯？他的刚毅和百折不挠，后人必须刮目相看。
这以后的过程中，还改掉了出生成分影响报考资格和必须单位同意才能报考的规定，可以说扫除了一切影响想上大学的年轻人的所有拦路虎。
适龄青年们因为当年高考推荐推迟，猜出了肯定会发生变化。
而农村里的知青，心中更是涌出一丝希望的火苗。和他们一起下乡的，有后台或者能找到后台的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在这以前，都已经通过推荐，跳出了这个艰苦的炼狱。
在文革后期，农村的知识青年，基本没了指望。
那时的所谓推荐，实际上是由上级干部掌握的，他们记录的推荐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劳动者，当然因为万恶的旧社会造成他们一个字都不认识。
到了文革后的三十几年，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说那时没有腐败，属于没脑子。那个时候凡是上升的通道，都由这些基层干部把持第一道关，所以即使现在看来很小的一件事，都得走后门才能干成。这种腐败有多广泛，可以自行脑补。
经过和科教战线几十位代表座谈，决定恢复已经废弃了十年的通过文化考核选拔学生的高校招生制度，并且尽快执行。这时必须推翻前两个月已经下发的国务院按照十六字方针拟定的77年招生计划。
作为一个刚刚从全国性批判中走出来的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做出这个决定？难道真的几上几下成了习惯？他的刚毅和百折不挠，后人必须刮目相看。
这以后的过程中，还改掉了出生成分影响报考资格和必须单位同意才能报考的规定，可以说扫除了一切影响想上大学的年轻人的所有拦路虎。
适龄青年们因为当年高考推荐推迟，猜出了肯定会发生变化。
而农村里的知青，心中更是涌出一丝希望的火苗。和他们一起下乡的，有后台或者能找到后台的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在这以前，都已经通过推荐，跳出了这个艰苦的炼狱。
在文革后期，农村的知识青年，基本没了指望。
那时的所谓推荐，实际上是由上级干部掌握的，他们记录的推荐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劳动者，当然因为万恶的旧社会造成他们一个字都不认识。
到了文革后的三十几年，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说那时没有腐败，属于没脑子。那个时候凡是上升的通道，都由这些基层干部把持第一道关，所以即使现在看来很小的一件事，都得走后门才能干成。这种腐败有多广泛，可以自行脑补。
而当时的应届毕业生更是欢呼雀跃，虽然他们还小，但是毕业后有了更好的出路，况且是一步登天的路。
这一帮人说起来也可怜。他们从读书到高中毕业，77年刚刚八年（77级已经毕业，应届生只剩78级在校），按照标准的读书年龄，这时十五岁。
十五岁的娃娃，真是屁也不懂，基本没有自己的脑子，纯粹的懵懂少年。
我那时让老师紧张过一次，现在还记忆尤新。
暑假一完，回学校照旧政治学习，要我写一篇批判稿去广播站去念。结果因为暑假贪玩没学习，我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老师吓出一身冷汗，火速关掉广播，宣布稿子拿错了。
万幸这是在1977年，按照文革标准，，肯定是现行反革命，杠杠的。
过了几十年，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奇怪的是，很多和我一般大的同学，好像没事一样，没注意这件事。原来大家都差不多，懵懵懂懂。
那一届的应届毕业生，就是这样懵懵懂懂从高中直接考上大学走上社会，那情商，适应能力，直接掉到了地板上。
若干年后，当年声名远播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天才们销声匿迹，还有许多人认为他们不过尔尔，实际上他们何尚不是文革期间学制缩短的受害者。没生活能力的孩子，不饿死都算成功，还能要求什么？
这一帮人说起来也可怜。他们从读书到高中毕业，77年刚刚八年（77级已经毕业，应届生只剩78级在校），按照标准的读书年龄，这时十五岁。
十五岁的娃娃，真是屁也不懂，基本没有自己的脑子，纯粹的懵懂少年。
我那时让老师紧张过一次，现在还记忆尤新。
暑假一完，回学校照旧政治学习，要我写一篇批判稿去广播站去念。结果因为暑假贪玩没学习，我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老师吓出一身冷汗，火速关掉广播，宣布稿子拿错了。
万幸这是在1977年，按照文革标准，，肯定是现行反革命，杠杠的。
过了几十年，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奇怪的是，很多和我一般大的同学，好像没事一样，没注意这件事。原来大家都差不多，懵懵懂懂。
那一届的应届毕业生，就是这样懵懵懂懂从高中直接考上大学走上社会，那情商，适应能力，直接掉到了地板上。
若干年后，当年声名远播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天才们销声匿迹，还有许多人认为他们不过尔尔，实际上他们何尚不是文革期间学制缩短的受害者。没生活能力的孩子，不饿死都算成功，还能要求什么？
1977年的高考，虽然有一部分应届毕业生（即使包含应届毕业半年的77级高中生），但是能考上的多半都是知青学霸。
大部分原因在于过分仓促。本来底子不好，复习时间得到消息早的有三个月，等到正式文件下发时只剩一个月多一点，要重新把高中和初中的知识全部复习，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即便考题是按照初中水平来出，当年的考分都是惨不忍睹的。
记得77年我们那里的最低录取线二百分不到，五门课题，只要平均每门四十分就能成为五百七十万之三十万，按人数比例算，那水平是何等的高啊，按分数必须反过来说了，那水平是何等的低啊。
所以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有些人还在网上鼓噪，言必称毛时代提高的人民的文化，文盲率下降了多少多少，这些人要么年纪太小，如果是经历过，那就是别有用心了。
从我后来大学的同学来看，77级和78级都有参加过这次高考的。因为事起仓促，匆忙上阵，上线的分数都不理想，多数都是重新复习，以待下次。
我的同学中起码有三人是撕掉录取通知，想考一个好学校的。这部分人年纪轻，没吃过生产队的苦，即使下了乡，政策已经是就地安排，离家很近，而且多半在插队的生产队都会给干部点好处请他们照顾一下，搞生产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而知青就不一样了，他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早一天跳出去都是恨不得把头都挤破，更何况百分之五的低录取率，按知青总人数千分之几的进城机会，谁愿意再等一年（实际上是半年）冒险？
大部分原因在于过分仓促。本来底子不好，复习时间得到消息早的有三个月，等到正式文件下发时只剩一个月多一点，要重新把高中和初中的知识全部复习，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即便考题是按照初中水平来出，当年的考分都是惨不忍睹的。
记得77年我们那里的最低录取线二百分不到，五门课题，只要平均每门四十分就能成为五百七十万之三十万，按人数比例算，那水平是何等的高啊，按分数必须反过来说了，那水平是何等的低啊。
所以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有些人还在网上鼓噪，言必称毛时代提高的人民的文化，文盲率下降了多少多少，这些人要么年纪太小，如果是经历过，那就是别有用心了。
从我后来大学的同学来看，77级和78级都有参加过这次高考的。因为事起仓促，匆忙上阵，上线的分数都不理想，多数都是重新复习，以待下次。
我的同学中起码有三人是撕掉录取通知，想考一个好学校的。这部分人年纪轻，没吃过生产队的苦，即使下了乡，政策已经是就地安排，离家很近，而且多半在插队的生产队都会给干部点好处请他们照顾一下，搞生产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而知青就不一样了，他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早一天跳出去都是恨不得把头都挤破，更何况百分之五的低录取率，按知青总人数千分之几的进城机会，谁愿意再等一年（实际上是半年）冒险？
再说那个时代的知青考生估计管理员得删，但是要把我自己的看法说出来，文责自负就是了。
那时的知青考生，基本都是心灰意冷之时遇上的这一股温泉。虽然考场大门口都贴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和“接受党和人民挑选”的标语，但是他们的最大愿望还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
现在有些人还在怀念那个时候，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友谊，后来人总结的“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那时知青集中住在一起，同甘共苦，那友谊也是刚刚的。
在比如，许多人讲的，那时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这也是真的。下乡之前，到处串联整人，集体最大时几百万人，一起高呼或者见到某人欢呼，不用考虑会不会饿肚子，再到后来去广阔天地了，那锣鼓喧天，人山人海的情景，怎么不是激情燃烧？
至于到了乡下过了半年或者一年（第一年国家好像每月给补助的）是不是激情燃烧，估计就危险了。毕竟天天挖地割胶，蚂蟥钉在脚上还说是激情燃烧，那就是有毛病了。
那时的知青考生，基本都是心灰意冷之时遇上的这一股温泉。虽然考场大门口都贴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和“接受党和人民挑选”的标语，但是他们的最大愿望还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
现在有些人还在怀念那个时候，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友谊，后来人总结的“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那时知青集中住在一起，同甘共苦，那友谊也是刚刚的。
在比如，许多人讲的，那时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这也是真的。下乡之前，到处串联整人，集体最大时几百万人，一起高呼或者见到某人欢呼，不用考虑会不会饿肚子，再到后来去广阔天地了，那锣鼓喧天，人山人海的情景，怎么不是激情燃烧？
至于到了乡下过了半年或者一年（第一年国家好像每月给补助的）是不是激情燃烧，估计就危险了。毕竟天天挖地割胶，蚂蟥钉在脚上还说是激情燃烧，那就是有毛病了。
知青这个团体，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经历最复杂，最悲吹的一群人。
在他们应该在某个阶段干应该干的事情的时候，命运总不会让他们如意，总和他们扭着来。
正该学习知识的时候，领袖让他们停课造反，结果学习阶段荒废了。
当他们改工作走向社会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
当他们该结婚生子的时候，赶上了计划生育。
当他们刚刚稳定时，赶上了企业改制下岗潮。。。。
真够悲吹的。到了现在老了退休了，还被人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怎么就成了坏人了呢？
在他们应该在某个阶段干应该干的事情的时候，命运总不会让他们如意，总和他们扭着来。
正该学习知识的时候，领袖让他们停课造反，结果学习阶段荒废了。
当他们改工作走向社会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
当他们该结婚生子的时候，赶上了计划生育。
当他们刚刚稳定时，赶上了企业改制下岗潮。。。。
真够悲吹的。到了现在老了退休了，还被人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怎么就成了坏人了呢？
仅仅过了半年，又有了78年的高考，这时候的考生就从容得多了，起码有半年的时间复习，而且基本确定这种招考方式不会变了。
知青们知道自己的年纪，知道机会不会一直有，这时就有很多人请假回家复习了。我认识的76，77年的知青，基本都是在乡下绕了一圈，有的一天都没住就回家了，年底交那一点超支款对于城市人口来说问题不是很大。
如果没有工分，一年大概要交三十元左右保住粮食分配资格，（农村粮食分配分为基本口粮约300斤，工分粮约150斤）。
这个时候已经就近安排上山下乡，单位对生产队还有对口支援义务，生产队也乐意。况且这些人干农活纯粹外行，口粮只占公粮指标，更是放的快。我一个同学的姐姐甚至假条都由记分员代劳，付出的代价是记分员赶场时把东西寄放在她家里半天。（提在手上容易被市管会以投机倒把没收）。
教育体制改了之后，哪里有什么复习资料？那教材属于初中的按小学，高中的按初中，结果抄写复习资料成了很时髦的运动。谁能找出一份六十年代以前的高考复习资料，那一下子就成了众星捧月的对象。
我曾经在煤油灯下抄过一整夜的复习资料，鼻孔都熏黑了。那时候通电的乡镇，停电的时间要占百分之八九十。
连夜为高考努力，在现在是经常的事，在那个时候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也成了现在还有很多人觉得那时很幸福的理由之一。他们没有认识到，都这样“幸福”地过，谁来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知青们知道自己的年纪，知道机会不会一直有，这时就有很多人请假回家复习了。我认识的76，77年的知青，基本都是在乡下绕了一圈，有的一天都没住就回家了，年底交那一点超支款对于城市人口来说问题不是很大。
如果没有工分，一年大概要交三十元左右保住粮食分配资格，（农村粮食分配分为基本口粮约300斤，工分粮约150斤）。
这个时候已经就近安排上山下乡，单位对生产队还有对口支援义务，生产队也乐意。况且这些人干农活纯粹外行，口粮只占公粮指标，更是放的快。我一个同学的姐姐甚至假条都由记分员代劳，付出的代价是记分员赶场时把东西寄放在她家里半天。（提在手上容易被市管会以投机倒把没收）。
教育体制改了之后，哪里有什么复习资料？那教材属于初中的按小学，高中的按初中，结果抄写复习资料成了很时髦的运动。谁能找出一份六十年代以前的高考复习资料，那一下子就成了众星捧月的对象。
我曾经在煤油灯下抄过一整夜的复习资料，鼻孔都熏黑了。那时候通电的乡镇，停电的时间要占百分之八九十。
连夜为高考努力，在现在是经常的事，在那个时候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也成了现在还有很多人觉得那时很幸福的理由之一。他们没有认识到，都这样“幸福”地过，谁来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十八大以来，国家政治风气开始整顿。其中有些怪像让人感觉想不通。
像那几年前所谓的59岁现象，主要是指中层的贪官，后来的大老虎，也基本是这一个年龄层居多。他们很多当过知青。
最早的贪官很多有个匪夷所思的爱好，那就是能看见的财富。比如现金，比如珠宝，比如房产，他们对一切外人都不相信，甚至出现买一套房子放现金这种愚不可及的做法。
在他们世界观成型的时候，得有多么重的不安全感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有个管煤炭的贪官，一屋子现金，天天破衣烂衫，抽孬烟，骑自行车上班，你说他贪那么多钱干嘛？找刺激也不带这样的吧？好好干，几年后退休，国家给他的还会少？他是知道的，但是就是觉得不安全。
现在还有些人认为信仰的缺失是因为经济大潮带来的泥沙，实际上不是。
他们最早所受的教育，耳濡目染他们父辈对领导者把他们从遍地狼烟的旧中国带出来的感恩戴德，在他们年轻时信仰是坚定的，也满怀热情地参与领导者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对别人，对自己，对环境，对他们看不见的（比如天）看得见的东西进行改造，摧毁，然后重建。
当他们的血燃烧到沸点，就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极大打击，这才发现与天与地与人的争夺是如此艰难。而在此之前，他们都是别人的主人，什么都不用管，只管打倒那些唯唯诺诺的资产阶级份子，那是何等畅快，何等有优越感成就感啊。
像那几年前所谓的59岁现象，主要是指中层的贪官，后来的大老虎，也基本是这一个年龄层居多。他们很多当过知青。
最早的贪官很多有个匪夷所思的爱好，那就是能看见的财富。比如现金，比如珠宝，比如房产，他们对一切外人都不相信，甚至出现买一套房子放现金这种愚不可及的做法。
在他们世界观成型的时候，得有多么重的不安全感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有个管煤炭的贪官，一屋子现金，天天破衣烂衫，抽孬烟，骑自行车上班，你说他贪那么多钱干嘛？找刺激也不带这样的吧？好好干，几年后退休，国家给他的还会少？他是知道的，但是就是觉得不安全。
现在还有些人认为信仰的缺失是因为经济大潮带来的泥沙，实际上不是。
他们最早所受的教育，耳濡目染他们父辈对领导者把他们从遍地狼烟的旧中国带出来的感恩戴德，在他们年轻时信仰是坚定的，也满怀热情地参与领导者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对别人，对自己，对环境，对他们看不见的（比如天）看得见的东西进行改造，摧毁，然后重建。
当他们的血燃烧到沸点，就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极大打击，这才发现与天与地与人的争夺是如此艰难。而在此之前，他们都是别人的主人，什么都不用管，只管打倒那些唯唯诺诺的资产阶级份子，那是何等畅快，何等有优越感成就感啊。
在现在，五零后和六零后在中国的科研领域，官场都是主力。
科研的很多都是学科带头人，骨干，在最先毕业的77,78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八十年代转入政界，在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知识化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但那时的有文凭的大学生确实太少了，不得不从各单位各地区拉人充实本地干部队伍。
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就我一个77级的亲戚，他一个同学82年分到新疆阿勒泰，这是他们地区国家分配的第一个真正的本科大学生，（这以前只有下放改造的那些大学生，那是被监督劳动的对象）。
像我自己这个班，82年分配时西北三省仅仅三人而已，有的省根本没有。后来这些同学在干部知识化的时候，到处三不要（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多数回了老家。
我们是学工科的，最后这个班里有官，警察，税务局，工商局，银行，个体，五花八门，占了总数的一大半。还有改行搞生物工程，药物，计算机的，不一而足。
当然在国内政府单位的基本都有一官半职，高低都有，最后结果就要看本人对厚黑学的领悟程度了。
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后来同学聚会基本都是因为考大学时都是以取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为第一目的，至于兴趣爱好之类，那是来不及考虑的。
因为穷怕了，看父辈的遭遇被搞怕了。
科研的很多都是学科带头人，骨干，在最先毕业的77,78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八十年代转入政界，在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知识化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但那时的有文凭的大学生确实太少了，不得不从各单位各地区拉人充实本地干部队伍。
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就我一个77级的亲戚，他一个同学82年分到新疆阿勒泰，这是他们地区国家分配的第一个真正的本科大学生，（这以前只有下放改造的那些大学生，那是被监督劳动的对象）。
像我自己这个班，82年分配时西北三省仅仅三人而已，有的省根本没有。后来这些同学在干部知识化的时候，到处三不要（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多数回了老家。
我们是学工科的，最后这个班里有官，警察，税务局，工商局，银行，个体，五花八门，占了总数的一大半。还有改行搞生物工程，药物，计算机的，不一而足。
当然在国内政府单位的基本都有一官半职，高低都有，最后结果就要看本人对厚黑学的领悟程度了。
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后来同学聚会基本都是因为考大学时都是以取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为第一目的，至于兴趣爱好之类，那是来不及考虑的。
因为穷怕了，看父辈的遭遇被搞怕了。
在现在，五零后和六零后在中国的科研领域，官场都是主力。
搞科研的很多都是学科带头人，骨干，在最先毕业的77,78级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八十年代转入政界，在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知识化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但那时的有文凭的大学生确实太少了，不得不从各单位各地区拉人充实本地干部队伍。
稀缺到什么程度呢？我一个77级的亲戚，他一个同学82年分到新疆阿勒泰，这是他们地区国家分配的第一个真正的本科大学生，（这以前只有下放改造的那些大学生，那是被监督劳动的对象）。
像我自己这个班，82年分配时仅仅三人分配到西北，有的省根本没有。后来这些同学在干部知识化的时候，到处三不要（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多数回了老家。
我们是学工科的，最后这个班里同学聚会时有官，警察，税务局，工商局，银行，个体，商人，五花八门，占了总数的一大半，还有改行搞生物工程，药物，计算机的，不一而足。
当然在国内政府单位的基本都有一官半职，高低都有，最后结果就要看本人对厚黑学的领悟程度了。
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后来同学聚会基本都是因为考大学时都是以取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为第一目的，至于兴趣爱好之类，那是来不及考虑的。
因为穷怕了，看父辈的遭遇被搞怕了。
搞科研的很多都是学科带头人，骨干，在最先毕业的77,78级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八十年代转入政界，在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知识化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但那时的有文凭的大学生确实太少了，不得不从各单位各地区拉人充实本地干部队伍。
稀缺到什么程度呢？我一个77级的亲戚，他一个同学82年分到新疆阿勒泰，这是他们地区国家分配的第一个真正的本科大学生，（这以前只有下放改造的那些大学生，那是被监督劳动的对象）。
像我自己这个班，82年分配时仅仅三人分配到西北，有的省根本没有。后来这些同学在干部知识化的时候，到处三不要（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多数回了老家。
我们是学工科的，最后这个班里同学聚会时有官，警察，税务局，工商局，银行，个体，商人，五花八门，占了总数的一大半，还有改行搞生物工程，药物，计算机的，不一而足。
当然在国内政府单位的基本都有一官半职，高低都有，最后结果就要看本人对厚黑学的领悟程度了。
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后来同学聚会基本都是因为考大学时都是以取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为第一目的，至于兴趣爱好之类，那是来不及考虑的。
因为穷怕了，看父辈的遭遇被搞怕了。
这几位很急啊，把楼都搭起来了。
不过请放心，我不会禁言，只是有些很白痴的说法不想搭理而已。
上面这几天的回复我没有看完，扫了一眼，不外乎讲那时取得若干成就，领导人如何喊“人民万岁”，老百姓如何可以任意揪斗官员等等。
然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持肯定态度。
试问，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一层论坛就能列出的建成项目清单（为什么不叫成就呢？因为没量，比如南京长江大桥，就一座，万吨轮，就一艘）真的过得去自己心里的坎吗？
至于文革的混乱，领导号令的可以不负责任地向对立派别进行攻击，在一个没有外敌入侵的国家的这个领导（或者背锅的人）难道不是丧心病狂？
在多部著作中信誓旦旦要缩小的城乡差别，用城里的去填乡下的反向运作，难道不是无能的表现？
不过请放心，我不会禁言，只是有些很白痴的说法不想搭理而已。
上面这几天的回复我没有看完，扫了一眼，不外乎讲那时取得若干成就，领导人如何喊“人民万岁”，老百姓如何可以任意揪斗官员等等。
然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持肯定态度。
试问，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一层论坛就能列出的建成项目清单（为什么不叫成就呢？因为没量，比如南京长江大桥，就一座，万吨轮，就一艘）真的过得去自己心里的坎吗？
至于文革的混乱，领导号令的可以不负责任地向对立派别进行攻击，在一个没有外敌入侵的国家的这个领导（或者背锅的人）难道不是丧心病狂？
在多部著作中信誓旦旦要缩小的城乡差别，用城里的去填乡下的反向运作，难道不是无能的表现？
继续发表我的看法。
信仰缺失在这个时候已经蔓延开来，所以有了党内的两种声音。
估计这个时候邓大人也是很难的。
确实，要让人民保持信仰，能让十几亿人统一行动，必须保持原来的路线。
而要让人民生活改善，国家富强，必须把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初心，（包括毛主席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也是这样想的）。
最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占了上风。但是这个时候埋下的隐患也很大。我认为是邓大人的败笔，也是在前二十年没能发挥更大作用的的原因--他的心太软。
本来三中全会对文革的决议做出来以后，按照我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的就是对的，错了一定肃清流毒，但是在积威惯性之下，保留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人，这些人对被否定的那个时代依依不舍。正是这些人，利用他们的影响，搞出来什么大邱庄，华西村这些在后世引起争论的群体，在这些群体破败之后，对人们的信仰又是一次打击。
在解放后从来没去过国外的邓大人代领诸位同样没出去过的副总理，部长去了国外看了以后，改革的决心更大了，但是因为不愿意对以前的弊端不愿意清算，让这一代人无所适从，信什么不信什么？毋容置疑，这个时候只有物质，钱钱。
慢慢积累下来，终于酿成大祸，在某一年，以一位最高领导之一的大人物以“分裂党”的名义下台收场。
可以想象，最高领导的信仰都不相同，还要知青们保持信仰，怎么可能？
信仰缺失在这个时候已经蔓延开来，所以有了党内的两种声音。
估计这个时候邓大人也是很难的。
确实，要让人民保持信仰，能让十几亿人统一行动，必须保持原来的路线。
而要让人民生活改善，国家富强，必须把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初心，（包括毛主席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也是这样想的）。
最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占了上风。但是这个时候埋下的隐患也很大。我认为是邓大人的败笔，也是在前二十年没能发挥更大作用的的原因--他的心太软。
本来三中全会对文革的决议做出来以后，按照我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的就是对的，错了一定肃清流毒，但是在积威惯性之下，保留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人，这些人对被否定的那个时代依依不舍。正是这些人，利用他们的影响，搞出来什么大邱庄，华西村这些在后世引起争论的群体，在这些群体破败之后，对人们的信仰又是一次打击。
在解放后从来没去过国外的邓大人代领诸位同样没出去过的副总理，部长去了国外看了以后，改革的决心更大了，但是因为不愿意对以前的弊端不愿意清算，让这一代人无所适从，信什么不信什么？毋容置疑，这个时候只有物质，钱钱。
慢慢积累下来，终于酿成大祸，在某一年，以一位最高领导之一的大人物以“分裂党”的名义下台收场。
可以想象，最高领导的信仰都不相同，还要知青们保持信仰，怎么可能？
我是78年考上大学的。
记得刚上大学时，学校费劲地请来张广厚（在当时仅次于陈景润的知名数学家杨乐张广厚，不知道大家记得不）来给我们作报告，在有的团支部还引起争论。
张广厚讲到了他在美国访问的见闻，路面平整坐长途汽车喝牛奶这些是发达国家的标志，照片很多，也不稀奇，说起他到美国还专门去贫穷的公寓访问，那些人穷的呦，一把鼻涕一把泪，对他们诉苦，尼玛天天吃的是鸡肉，一层楼一个洗衣房，才有几台洗衣机，平均两家人一台，吸尘器也是去邻居那里借来用，真过不下去了。
我们这些天之骄子，每月国家拿人民助学金，工作有保障，可以预见到工资也不低的未来的上等人，听得一阵骚动，口水流了一地。这是省委书记的生活好不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攒那么多钱过那种日子？尼玛，太打击人了。
然后街上开始出现外国人，这些更是稀奇，连城里的年轻人，除了那时集体欢迎西哈努克和恩维尔霍查等外国友人远远地看过一眼外，真的没见过。
很丢人的是，我也去围观过，想起来恍如隔世。
那些老外，本来是来看熊猫（我是四川人），结果看他们的人更多。更可气的是，他们的照相机不停地照，太浪费了。要知道那时一张135的底片加上洗印照片，是我等一天的生活费啊（那时我们每月生活费约15元）。
对一个普通老外一天照相的费用相当于我们半年的生活费，对比下来，我心中的感觉真的很绝望。
其实这时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劳动可以创造出多少价值，因为都被剪刀差整懵了，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
后来有的团员认为，那些国家的富都是资本家靠剥削无产阶级的劳动果实得来的，根据这么多年的理论经典，应该抵制，还是中国的艰苦朴素才是无产阶级应该坚持的。再回来不知道辩论结果怎么样了，没了下文。
记得刚上大学时，学校费劲地请来张广厚（在当时仅次于陈景润的知名数学家杨乐张广厚，不知道大家记得不）来给我们作报告，在有的团支部还引起争论。
张广厚讲到了他在美国访问的见闻，路面平整坐长途汽车喝牛奶这些是发达国家的标志，照片很多，也不稀奇，说起他到美国还专门去贫穷的公寓访问，那些人穷的呦，一把鼻涕一把泪，对他们诉苦，尼玛天天吃的是鸡肉，一层楼一个洗衣房，才有几台洗衣机，平均两家人一台，吸尘器也是去邻居那里借来用，真过不下去了。
我们这些天之骄子，每月国家拿人民助学金，工作有保障，可以预见到工资也不低的未来的上等人，听得一阵骚动，口水流了一地。这是省委书记的生活好不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攒那么多钱过那种日子？尼玛，太打击人了。
然后街上开始出现外国人，这些更是稀奇，连城里的年轻人，除了那时集体欢迎西哈努克和恩维尔霍查等外国友人远远地看过一眼外，真的没见过。
很丢人的是，我也去围观过，想起来恍如隔世。
那些老外，本来是来看熊猫（我是四川人），结果看他们的人更多。更可气的是，他们的照相机不停地照，太浪费了。要知道那时一张135的底片加上洗印照片，是我等一天的生活费啊（那时我们每月生活费约15元）。
对一个普通老外一天照相的费用相当于我们半年的生活费，对比下来，我心中的感觉真的很绝望。
其实这时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劳动可以创造出多少价值，因为都被剪刀差整懵了，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
后来有的团员认为，那些国家的富都是资本家靠剥削无产阶级的劳动果实得来的，根据这么多年的理论经典，应该抵制，还是中国的艰苦朴素才是无产阶级应该坚持的。再回来不知道辩论结果怎么样了，没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