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九兵团为什么从山东驻地开拔前，未能穿上华东的棉衣，原因很复杂了。当时的华东参谋长张震给了一个解释：

张震的记述说明，华东的后勤能力还是很强的，只是阴差阳错，没能送到战士的手中。

张文中还提到了一个很要命的细节“后又电示行动停止”，这可能使华东军区后勤的准备工作一度松懈，最终导致本来就紧张的后勤准备时间更紧张，一点小的协调不好，就最后是棉衣准备好了，却没让战士穿上。

关于九兵团在二次战役中直接受谁指挥，毛、宋本人说的也很清楚：

毛直接告诉彭、宋：二次战役结束后，九兵团再直接归志司指挥。

华东准备的没用上，东北军区也尽了最大努力，毛周也一直在关注九兵团的寒衣问题。



上文是宋司令本人对最终“寒衣”未能解决的客观解释。

1644年满清入关，击败的大明，GDP和人口是全球第一，科技经济实力也远超对手。
两百年后，1840年，英国击败的大清，GDP和人口同样是当时全球第一，但思想和科技已经双双落伍，说明了什么问题？
15-17世纪，经历地理大发现后，之后催生的工商文明，导致整个世界的玩法已经变了。
评价毛这样的开国领袖，有“干”有“枝”，但主要是评价毛在“干”一方面的作为。即在毛执政的27年间、尤其是1950年代头10年间，新中国创制的关键时间段里，毛是否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关键的层面，为新中国选择了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方向和制度。
1949年建政后，毛领导进行的无疑是一场社会改革，而上述4个方面的改革，从理论到社会实践，都要能很好地回答：黄炎培在“窑洞对”中向毛提出的中国“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问题。

这个制度要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只能看社会实践的最终效果：
一方面，我们的制度，能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创造出不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科技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我们的制度，还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在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实现更广泛的公平正义。
前一个是后一个的基础，这是一个常识。邓二代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管子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对每个人基本人性的充分认识和尊重。

在1949年这个时间点，任何一个政党上台执政，要回答的第一个要害问题就是：
为什么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却在近代落后了？
导致落后的原因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社会文化？
何者是根子？
是两千年前创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制，还是农佃土地制度？还是传统文化？

如果中央集权的秦制长跑下来落后之根，则重新选择一个更集权的政治体制奔向共产主义，无疑是缘木求鱼。
如果农佃土地制度是根，则更是没有根据，从周秦汉唐宋明清以来，粗通历史上土地制度的人都知道，土地的共有私有变换了多少回？那一次也没有脱出“治乱循环”的周期律。
而文化能够脱离政治经济体制独立发展吗？毛执政27年的历史，是一个倡导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时代，真的决裂了吗。

彭总是党内军内一个孤独的斗士，对照党章，他是所有党员的一面镜子。
他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但是一个真正的实事求是“的人。从这一点上，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看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说：“人啊，你要自救！”年青时，体会不深。

看国史后，尤其是建国后党史，算是真正体会到了其心情。薄一波写回忆录，忆及彭总时，其心情与同普罗米修斯一样吧。

刘主席的问题很简单：
不管其所犯何法，应得何罪，失去了程序正义，都是野蛮，与文明正义无涉！

@真相历史20200 2017-07-03 16:00:53
我是不太理解一个平民子弟，为大人物，为高干待遇鸣不平的这个心情，这个劲头，这个心理。
我在想，何时能把这样的劲头用在平民自己身上呢？
话说，人大，党代会自己人，工农比例大了，还说是举手代表，是没用的，是幌子，呵呵，这逻辑也真是。
-----------------------------

你的逻辑是一种看客心理，我们观念不同。
一个政体，如果连基本的程序正义都不建立，不能敬畏保护每一个平民百姓的生命权，就一定不可能保护权贵的生命权；
反之亦然，如果蔑视本体制内权贵的生命权，不给予基本的程序正义，难道百姓的生命权就会比权贵们高贵吗？

人类的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

本身按宪法规定，每年一次人代会，五年一次改选。连这个规定程序都执行不了，还有什么可以是必须敬畏的！

[摘自《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 高王凌，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偷鱼虾、地瓜、甘蔗充饥
广东的“三年困难”， 是从1958 年底就开始了。据东莞的一位访谈者老郭说：那时就靠偷东西吃了。
1958 年底还有些没挖完的木薯、番薯，最紧张的就是1959 年。有什么就偷什么，什么能吃的都偷。那时天天偷鱼偷虾吃。河里的鱼虾都不允许抓，规定是队里抓了卖给政府。因为不让人抓，长得很大。那时我们一小时能弄七八斤。偷，也得够胆。人多了不行，吃不了也不行，吃完要把虾壳挖个坑埋起来。我们三个人，拿回来给青年垦殖场的几十个人吃，不说是从哪里弄来的，他们也就不问。

还偷地瓜、甘蔗，吃完的甘蔗渣要拿到很远的地方倒掉，一点踪迹都不要给人发现。
就是没有米吃。没有米又要想办法了。什么办法？还不是偷呗！到食堂去偷，几个人
摸进去，偷一次吃几天。
再没有东西吃就吃猪，从猪场偷。这是偷得最大的。还偷死了的牛。有一次一些人正在
挖一头死了埋在地里的牛，民兵过来了，锄头相撞，就像拉枪栓的声音，偷牛的人吓得急忙逃跑，我们就捡了十几斤牛肉。
1960 年招兵，全县体检了360 人，合格的只有 5 个，其中就有老郭一个，其他人连 90 斤的体重标准都达不到。从部队复员后，老郭做了大队的干部。
老郭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辩护：我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实际上并不是偷，那些东西其实
都是我们自己的，但那时人家说成是公家的。我要吃虾，我就放水闸；我要吃鱼，没有工具，我就拿刀去砍。因为我们要生存，不能饿死嘛！这是大地赋予我们的条件，我怎么不去拿？
当时的另一个办法，就是瞒产私分。后来广东搞“反瞒产”， 在全国都是有名的。

[摘自《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 高王凌，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广东的瞒产私分全国闻名
瞒产私分，严重起来也是从 1959 年初开始的，老郭的父亲就是当时被查出撤了职的。
当时他担任大队干部，有一个队长要把地塘（晒谷场）上的劣谷分给社员，求得了他的同意。
恰巧一个社员偷了生产队的稻谷，被人发现他有饭吃，检查他家，他不敢说是偷的，说是队里分的。问题就这样暴露了。当时这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性的行为。
1959 年初的瞒产私分一直惊动了毛泽东，他在广东省委的报告上批示说：“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并讲了如下一段有名的话：“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
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
但瞒产私分在那个时代毕竟是一个贬义词。广东省委也不认为粮食已很紧张，反而以
为目前农村仍有大量余粮。于是首先在东莞召开干部大会，反对瞒产私分，会上报出瞒产粮食 4000 万斤，可能还有一二亿斤。
接着在雷南县发现瞒产粮食 7000 多万斤，相当于原报产量的 50 ％（实际上以后并没
清出多少瞒报粮食）。 由此在全省开展了“反瞒产”斗争。随后，由广东开始的这场斗争一直扩展到了全国。
虽然东莞处分了一批干部，瞒产的现象还是存在。老郭讲：“大偷”——即队长领上我
们把粮食藏起来，对上边报一个假数字——依然存在，那时候不叫瞒产，叫“打埋伏”。 人家来找，我们就说：没有啦！只剩下两堆稻草，其实里边满是稻谷。但是拿出来时要想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还是得偷出来，这叫“小偷”。 瞒产都是这样通
过“大偷”，比如村长、队长，“组织”回来。在分米时，本来一斤的，给一斤三两等。
这种情况在江门其实也是存在的。我曾经遇见一个老婆婆（陈）， 她说：
农民是被逼得太急了：人总是要生存的，要想办法的嘛。
当时队里的谷种都放在一户人家，装在几个大禾桶里。几个队干部就偷扒一些，分给大家。他们也乘此多拿一点。农民把粮食藏起来，放在木笼（即木箱）里，拿衣服盖上。没有地方碾米，就想出办法，把小石磨铺上草，关上大门，快快的碾。家里的老人也总是叮嘱，一定要藏一点，多藏一点粮食。
尽管瞒产私分是很难的——如在东莞的老何看来，集体瞒着是不可能的——但从广义来
说，“私下多分”的现象却始终存在。我从东莞了解到，分粮食的时候，可以把所谓劣谷（即瘪谷）分给大家，中间混上一些好谷，以劣谷做挡箭牌。据说一家大约能分到三麻袋（一麻袋好谷能装 140 斤）。 所有的都是全村来分。
还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粮食分配只计稻谷，番薯、包谷、杂粮是可以不算的。尽管这些粮
食的总量不多，但每户都可分上一些。冬小麦因为不需要上调，也可以自己用小磨磨了吃。
东莞县委在一份给上级的报告中曾反映，农民认为：“生产多少是政府的，吃多吃少由政府决定”；“稻谷多收是政府的，杂粮多收是自己的”， 即企图以多种杂粮，来达到私分的目的

[摘自《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 高王凌，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饥荒过后，“擦边行为”依然不断偷，在“困难时期”最厉害。老何评论说，是得靠偷偷摸摸渡过难关。在“三年困难”以后，情况又怎样呢？这就要涉及珠江三角洲的另一个特点，即口粮标准也就是分粮水平问题，据说这里似乎比别处分配要高一些。不过，对此农民好像也有他的看法。
例如，有的农民说过去平均每月35 斤稻谷（这是按月计算，并不一定是按月分粮）， 可碾成二十四五斤米。但每年情况不一样，完成任务好时，可以吃到 55 斤（人均）， 就够吃了，还会有一点剩余，拿来养鸡养鸭。但老何说，过去吃两顿饭，中午喝“糖水”；现在吃三顿，还有四顿的（宵夜）， 因此那时粮食还是不够吃。
那么农民怎样“填饱”肚子呢？显然，在正式的口粮分配外，他们可能“私下多分”一
点，再分上一些薯、麦、杂粮，此外靠的就是自留地了。
东莞沙田地区田比较宽，自留地可以留到一分五厘，六七个人，分一亩多地，可以打
七八担谷。也有人说人均二分自留地的。产量比生产队的要高得多，这和北方是差不多的。
另外这个村里种了不少菜，由两个地主负责，他们原是由种菜发家的。因此一天每
人可以分两斤菜，就很顶用了。
那时村里人开玩笑说，这是“地主养活贫雇农”。后来队里种了很多香蕉，经济条件好转了，还可以买高价粮吃。
农民是不是就靠这些了？在“三年困难”以后他们还靠些什么？据老何说：
还是要靠偷的。最主要的是偷鱼虾。

偷鱼虾要晚上出去，不让干部知道。秘密的，互相之间也不知道，自己干自己的事。
如果在大田干活，回来还得做饭什么的，就没时间了。做散工最好，叫“顺工”， 好差事。
那时我被派去和另一个人养猪，她要不说，我就去捞。因为我家里人口多，负担大。捞
回来主要是卖（由老妈妈去），再买回日用品，因为那时候缺油 （一年只有一两二钱半油吃）、 缺布票。除了鱼虾就没有什么了。鱼虾最好捞，又快，又方便。
那时为防止人偷，家里发现斗萁都要没收，我就用两根竹竿一个网，不用很多时间就
能捞好多鱼虾。别的社员也偷，每个人都要靠这个。每人有所不同，但都是以鱼虾为主。
勤快一点的，挣的钱多，布票就有得买，衣服就穿得光鲜，否则就多一点补丁。
但这是不是仅在东莞才有的现象呢？我再次回到江门，才了解到那里也有类似事情。
比如说偷甘蔗，成片的甘蔗林，边上很好，中间都没有了。
江门的老林那时候经常去。肚子饿了就上甘蔗田吃甘蔗，每天起码吃一次，可吃了不少。
早些时候老庄也说过“到河里捞鱼”。 附近还发生过一个人因为偷鱼，被人抓住，觉
得没脸见人，就自杀了的事情。另外，在广东的经济作物区，不但可以吃甘蔗，吃水果，一边干活一边就可以吃。
在山西调查时我就发现，农民的这类行为，不能仅以“偷”字来定义。“偷”字本身带有一定的贬义。我使用了当地农民所说的词汇—— “抓握”， 还有“捎带”等词汇。据他们说：
红薯长大了，会从泥土里露出一条缝来，缝大的红薯肯定大啦。假装在地里走，一手下
去，赶紧站直腰，揣在兜里，有五六条就够解决一顿了。大白天就可以偷。偷甘蔗得是夜晚。
晒红薯时就可以吃；收西瓜时，拣好的，一掌拍开，也可以吃。在广东，同类的行为有拾稻穗等。老何说：
拾稻穗的很少。只有两个老太太（其中一个就是他妈妈）， 非到地里拾稻穗不可，队
长说也不听。一年两熟就拾够自己一个月吃的。另有一个老头，每回抓一把带回来。
还有，村里的姑娘下地时腰里多别着一个小筒，下工回家，就跳下水去摸几条小鱼。按
当时规定，河里的鱼也都应该卖给国家，这可能也属于一种“擦边行为”吧。

【注:也看一下民间对大跃进以及三年困难期的回忆】

【白兴：想起徐水县“大跃进”】
1958年的歌—
跃进、跃进、再跃进/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十五年内要赶上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
红徐水 我的家/一片绿来一片花/山青水秀风光好/到处都是好庄稼/咿呼呀呼嗨/到处都是好庄稼！
人说天上星星多/比不上徐水英雄多/过了黄河过长江/人人都唱跃进歌/咿呼呀呼嗨/人人都唱跃进歌！

花开没有千日好，人到七十古来稀。年过七旬，退休在家，本人不好钓鱼遛鸟，不好象棋麻将，唯有青苗遍地葱绿之时，偶尔回老家看看地里的庄稼，或是在县城接接上学的孙子，其他时间便是看看书报，打开电视，关心一下天下大事，以消磨时光，不胜乐哉！
不经意间，翻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曰之：（195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目标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看完这段文字，我心中不禁激起无限感慨，把我的思绪拉回到55年前“如火如荼”的“大跃进”时代。愿记下这段文字，留给后代子孙，作为传承的记忆，期待这样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195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一个普通的贫困小县徐水，在33岁的年轻书记张国忠的领导下，跑步跨进了“共产主义”，成了全国的先进典型，新华社发通讯，《人民日报》发社论，连篇累牍地介绍徐水的先进经验。8月4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视察，钦定徐水为“共产主义示范县”。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普遍开花，整个徐水“疯狂”到了极致，差不多所有中央领导都来此地视察，全国3000多个单位前来取经，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新闻媒体的930多位国际友人都来采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也派来了塔斯社的记者。
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徐水人，一个亲历者，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
徐水早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吹响全国全面跃进号角的之前，就提早进入了角色。1957年11月，全县首先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全县水利大军统一组织，统一调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歌如海，人如潮，提出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大干快上”的响亮口号。那时没有任何机械、电力，全靠肩挑人扛，抬土筑坝，靠木夯石滚把水库坝基夯实。
那年我15岁，正在中学读书，寒假回家也被生产队派去修建本县南常堡平原水库。我从家里带去了冻饼子，工地上管白菜汤，每天顶着星星出发，顶着星星收工。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下乡工作组亲自督战，谁也不敢怠慢。经过短短的3个月，就在徐水县内的漕河、瀑河、萍河上修建了11座拦洪水库和160座平原蓄洪水库，被誉为“葡萄串”“满天星”。《人民日报》大书特书徐水县彻底根除水患的先进经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亲自来徐水听取张国忠振奋人心的汇报，并报告了党中央，受到了中央的首肯。一时间，徐水县在全国享有了盛名。
5年后的1963年，一连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雨，这些名噪一时的“葡萄串、满天星”，却没有发挥丝毫作用，整个徐水一片汪洋，京广铁路翻了个个儿，漕河大桥被冲垮。全县冲毁房屋多少我不知道，只知道我们老家邻近的几个村，平地水深两三米，一间房子没剩，损失财物不计其数。
用现在的话说，这些“葡萄串、满天星”式的水利，无非就是劳民伤财的“豆腐渣”工程。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堆起的土坝和两旁使土（挖土）的大沟成了占地的闲家物，有的土坝已被村民盖房使土逐渐削平，余下的成了见证历史的“文物”。
接着就是“大搞积肥运动”，掏干了河水挖河泥，拆了房子把土坯用柴草烧烧就往地里拉，说是“土换土，两石五”。而且，说拆谁家房就拆，主家连个屁也不敢放。因为那时候，一切都不属于你自己，你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稍有反抗，你就会被绳之以“法”。
随后，即是养猪积肥运动，建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集体养猪场，不知从哪个山南海北运来无数头白毛猪，实现了全县每人平均一头猪。
当时的话：有猪就有肥，有肥就有粮。按说，这些天经地义的道理本无可厚非，但这些红眼睛“白毛猪”是“外来客”，不服当地的水土，加上长途运输，纷纷感染了瘟病。由于没有足够的免疫猪瘟病毒疫苗做防疫，甚至根本就不懂预防，猪瘟一传十，十传百，可怜这些小生灵，刚来徐水住几天就命归西天。为数不多的几头命大活了下来，终因伙食不佳（人都没吃的，用什么喂猪啊！）骨瘦如柴。那时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每每都会看到在荒郊野外搭起的猪肉杠，把这些死猪大卸八块，一块块肉埋到庄稼地里，来年做肥料。国家损失了多少钱，老百姓没法知道，只知猪没了，圈也空了，一个个的猪场都被闲置。
可报上的新闻还在宣传大搞养猪运动中的突出成绩，某某村“卫星猪”，割了甲状腺，吃了睡，睡了吃，一头猪能长1000斤，积肥多达上万担，增了粮食多少万斤。徐水县“巨大”的成绩，甚至惊动了伟大领袖。所有这些，岂不让人啼笑皆非吗？
8月4日，毛主席来到徐水视察了大寺各庄和农机修造厂。张国忠不顾“欺君杀头之罪”，侃侃而谈徐水的大好形势。
张国忠向毛主席汇报，1958年全县粮食要拿到12亿斤，平均单（亩）产2000斤（实际是平均200斤都不到）。大寺各庄汇报要亩产春薯25万斤。毛主席高兴得不得了，说：“世界上的事情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成千上万。”又说：“粮食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嘛！”张国忠神气极了，徐水的“共产主义建设”也加速了。一夜间整个徐水几百个农业社变成了16个人民公社，村村建立幼儿园、养老院，全民吃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个饱。工人取消了工资，农民取消劳动报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发津贴、日用品……“共产主义社会”在徐水大地首先实现了。

【白兴：想起徐水县“大跃进”】续上
由于国库没粮，社员没粮，仅有的一点儿存粮不到两个月就吃光了，这种制度不得不叫停。记得老家的食堂里，农民根本没吃几天饱饭，很快恢复了每顿两块山药，或是一个山药面饼子、一瓢菜汤的伙食标准。最后食堂里竟发生了8天没一粒粮食的悲惨局面，村里几个老干部找到保定地委，才勉强解决了很少的一部分。
可是，整个徐水粮食产量照样大放卫星，什么某某村两亩多穗高粱每亩单产17，993斤，某某村夏谷单产14，530斤，某某村春红薯单产55，504斤……如此等等，卫星上天不断。
8月7日，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确定钢铁作为全党第一位大事来抓，提出全年要完成107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要超英赶美。
疯狂的徐水在毛主席视察的春风鼓舞下，一马当先，全县立刻掀起了全民炼钢的热潮，工厂炼钢、街道炼钢、田间炼钢、学校炼钢……工人、农民、学生，男男女女一齐上阵，一时间，土高炉遍地开花，小土群星罗棋布，昼夜鏖战，火光冲天。煤炭不够，拆老百姓的房，烧椽子、烧檩，没有鼓风机，用板柜改造成大风箱。但是由于违反了科学规律，土高炉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炼钢所需的温度，投进去的铁矿石变成了一堆废碴。
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全县开展了搜集“废铁”运动，聪明的县领导，让我们这些学生打起了老百姓的主意。黑灯瞎火，走村串户，到老百姓家去收集废铁，凡挂铁字的一律不落，刀、勺、锅、铲、农具、晒绳（铁丝的），墙上的铁钉都不放过。我们这些学生有的班“偷袭”成功，有的班被愤怒的百姓所包围，不得不“投降缴械”，最后空手而归。
然而，徐水的报纸上，照样是钢铁元帅升了帐，钢铁卫星上了天，这不是弥天大谎？
一年二度的“共产风”，胡吹海哨的浮夸风，随心所欲的瞎指挥，没黑没白的鏖战，让纯朴的农民根本没法接受。于是，工作组、公检法保驾护航，敢于犯上者，轻则辩论、批斗、“摇煤球”（把被批者围在中间来回推搡）、罢差、开除出党，重则就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大帽子去劳动改造，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下乡工作组走动时腰里都是掖着绳子，碰上不顺眼的，捆上就送去劳改。那时候，天天搞检查，天天搞评比。表现好的户在门口插一个三角形的小红旗，表现不好的户就给你插上一面小黑旗，一旦插上黑旗，距劳改的份儿就不远了。记得母亲天天在幼儿园食堂做饭不缺班儿，算是先进户，就被插上了一面三角的小红旗。
勤勤恳恳务实的老支书，因为不会胡说八道，总放不出“卫星”来，工作老落后，就在我们村大队部插了一面2米长2尺宽、四边镶着白牙子的大黑旗，上写白字“黑旗飘往落后队”。作为惩罚，工作组刘某某六月天强迫老百姓到地里去拔一尺高的毛草（因为很多劳力都去炼铁，地里没人干活儿，长满了草），拔完草后一人抱着一大捆在场里集合，三四十度的高温一晒就是仨小时。饲养员因为畜棚里的卫生不合格，让其挑着一担百十来斤的驴粪，养猪的抱着一头小脏猪，食堂做饭的抱着半截烘得黑不溜秋的檩，大队干部和妇联主任头上一人顶一个屎盆子。刘问：“臭不臭？”还只能说“不臭。”几个小时的暴晒，这些百姓头昏眼花，汗流浃背，有的昏倒在地。老支书也因此被撤了职，开除了党籍。曾经跟日本鬼子拼杀过的区公安员，回家后在村支委担任某个职务，因为敢于犯上，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竟被召开全村大会辩论批斗，五花大绑“绳之以法”，气得当场就昏了过去，并被劳动改造了一个月。虽然以后他们都被甄别平了反，但给这些忠心耿耿的老党员留下了终生难以抚平的伤害。善良的农民为了不被绳绑，不被劳改，只有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他们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用对付日本鬼子的手段对付工作组，五六个人成宿推水车浇地，一个人轮班站岗放哨，敲水车闸板，水车转闸板就响，让检查的工作组远处一听，以为是在干活儿，其实，其余的人都在睡大觉，一宿浇不了二分地。
党群关系到了如此对立的地步，谈何生产“大跃进”，谈何粮食大丰收！尽管1958年风调雨顺，平均亩产还不到1957年的200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青壮年都去炼铁，搞协作，成熟的庄稼没人收获都烂在了地里，造成了人为的减产。正如彭老总引用一农民写的诗所说：“谷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纸里包不住火，雪里埋不住人，徐水的假共产主义终于暴露无遗。
这年12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向省地领导作了“关于工作中所犯缺点错误”的报告。毛主席说：“不要再宣传徐水。”
至此，喧嚣一时的徐水版的“共产主义”，历时4个月就夭折了。到徐水来体验生活、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的河北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康濯和县委书记张国忠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康问：“你说一亩地产几万斤，能达到吗？”
张答：“是达不到。”
康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喊？”
张答：“这么喊能喊出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你不喊几万斤，连亩产600斤也达不到”。
康问：“那你也得实事求是啊。”
张答：“那可不行，那就泄气了。我们必须跟着形势……”
赫鲁晓夫听了来徐水采访的塔斯社记者的汇报，苏联宣称“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
徐水丢了中国人的脸。
徐水的共产主义结束了，当时，它为整个中国的“左”倾思想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国民经济最终到了崩溃的地步，从而导致了三年（1959、1960、1961）的大饥荒。徐水更成了重灾区，人们纷纷四处逃散，跑西北，下关东，成千上万的盲流大军，四处奔走逃命。但走到哪都是一样的饥饿，照样吃不饱，饿肚皮。人们的基本口粮从每天的6两、5两降到3大两，最后1两都没有，野菜树叶吃光了，很多人只有拿根达疙瘩、烂菜叶、山药蔓儿、玉米核、棉籽皮来充饥，这些东西吃到肚里，拉不下屎来，有的人竟活活憋死；老年人由于营养不良，浮肿，脚上、脸上一按一个大坑；全身肿得过了心口，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年轻妇女由于营养不良，断了例假；七八岁的孩子由于营养不良，没有一个活蹦乱跳，一个个都是青筋暴露，肚子大脑袋小，坐在地下就不动弹；青壮年到地里干活儿，因为饥饿浑身没劲，躺在地里睡大觉；播种白马牙玉米时，把种子和上大粪，人们仍然捡生玉米粒往嘴里填，使得耧里的种子所剩无几；点种花生时，生产队长不得不把花生种子用人尿浸泡，唯恐饥饿的社员把种子吃光，但也阻挡不了人们对食物的欲望，花生苗出土后，只能是缺苗断垄。
体弱多病的老人，没有人能闯过这一关，村里隔三差五就有人家发丧吊唁，没有棺材钉门板，没有门板装板柜。一个村有多少人死于饥荒，我没有统计，仅老家我们一个胡同13户人家就有11口人离开了人世。写到这里，眼前不由得闪现出这些过世老人骨瘦如柴的躯体和浮肿得睁不开眼睛的憔悴面庞，心里忍不住一阵酸楚，他们在本不该走的时候，就这样匆匆地走了。难道这样的历史事实不该永远令人深省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富民强了，13亿人过上了好日子，再也不用为这张嘴发愁了。但尽管中央一再倡导“实事求是”，可有些领导欺上瞒下、好大喜功的作风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愿这些为官者记住这段血泪的历史，惨痛的教训。
愿我们的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乘胜前进！

来源: 《文史精华》2013年6期

【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1
造假行为普遍存在于各个人群当中，比如企业主、商人、学者、学生，甚至于普通老百姓，然而，最可怕的是官员造假行为。官员造假是中国官场的沉疴，其中以“大跃进”时期为甚。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官员造假行为，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平民百姓死于饥饿及其相关疾病，应该是人类历史上造假行为危害最大的一次。虽然不能把大规模的人口损失简单归因于官员的造假，但是粮食产量的造假带来的高征购，是农村缺粮的直接原因。所以，研究当年官员为什么要造假、如何造假、假的东西为什么能够畅通无阻，对了解历史，特别是了解当年中国独特的行政体系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关于当年造假与浮夸，已经有不少论述，多把浮夸作为笑料，但是在发笑背后隐藏的是辛酸，从学理上反思当年的荒唐，目的是让“诚实”在今天不会短缺。
“大跃进”的造假是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不过本文并不想全面分析，只是想从一个角度来反思，就是指标管理模式。
至少是从土地改革开始，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就迷恋上了指标管理的模式。在土地改革中，不分各地具体情况，用比例划分地主富农人数，因此一些贫困地区被划为地主富农者，实际上只是相对富裕的农民而已。在反右运动中，不顾基层单位的实际，按比例划右派，导致数十万人受到株连。在对待各级官员方面，除了要求他们政治上正确之外，指标考核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式。
有两个因素决定了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指标考核的困境。第一是经济体制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了计划经济模式，而计划经济就是一种高度依赖指标进行管理的经济制度，没有指标来引导和控制经济，这一体制就无法运行。第二是政治因素。最可靠的评价官员的方法就是民众的态度，然而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高度人治的社会，上级对下级的评价不是依靠民众的评价，往往是靠上级个人的喜好，而上级为了强调自己是客观的，只能是依赖所谓“客观”的指标。通过对“大跃进”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进行探讨，可得出一点启示，就是告别用指标考核官员。

一、造假的平台

毫无疑问，官员造假与官员的任命方式有关，由上级任命，并且只对上级负责的官员，很难指望其非常诚实。不过这种官员任命方式，在中国已经存在着几千年，为何官员的不诚实程度到“大跃进”时期会登峰造极，这是本文所要重点研究的地方。“大跃进”时官员大规模造假有几个特殊的原因，分别是高指标、高压和试验田。
（一）高指标
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导致官员造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高指标的始作俑者是中央。中央提出搞所谓的两本账。第一本的指标是公开的，必须完成的。第二本的指标比第一本高，但不公开，要争取完成。中央有两本账，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地方的第二本账的指标比第一本要高，这样层层加码，导致不切合实际的指标高得吓人。中国民谣说：“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可以说是当年高指标的真实写照。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表1是几个主要指标，从中可见，要求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年（1962年）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年（1957年），许多指标都翻倍，甚至是几倍。除了公开的指标之外，还有一个内部掌握的更加高的期望数。
指标高，层层加码还不够，还要伴随着浮夸的升级而自己给自己加码。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这次会议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6000～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又把预计产量夸大到8500亿斤。①1958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在甘肃声称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9000亿斤②（后来官方公布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表2是山东省1958年粮食计划指标变动过程。1958年初的指标已经是不切合实际了，指标比1949年后历史最高值1956年的274亿斤增长了16.79%（1958年实际产量是245亿斤），③但是到同年10月就翻了几倍。
如此夸张的高指标，其实大多数官员内心明白是完不成的，同时面临着完不成任务要受到处分的压力，造假也就成为必然的。当年完全没有造假的基层官员恐怕不多，至少在农村的基层官员是如此。有差别的只是造假的程度而已。
（二）高压
当年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给一级施加压力。在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对完不成指标的官员要执行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用，四留党查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④。毛泽东甚至说：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⑤
毛泽东给省级官员压力，省级官员就给地级官员压力，地级官员自然而然要把压力下移。例如，广东对大炼钢铁不那么积极，中央有人打电话催问陶铸：“为什么广东大炼钢铁放不出卫星”，于是广东宣布1958年11月1日一天广东炼出生铁878吨，炼出烧结铁、海绵铁1169吨。后来验证，广东1958年动员全省一半的劳动力，实际合格钢铁产量只有4.2万吨。⑥云南省委农村部多次打电话、电报催促昆明市，于是昆明郊区也仿效外地移苗并秧的办法，放亩产万斤的“卫星”。⑦
一些省级领导浮夸少了也不行，1958年11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湖南省委向中央上报全年粮食产量只增产两成。会上批评了湖南省委，并成为第一个被插白旗的省份。⑧四川省宣汉县干部群众抵触1959年粮食生产指标和万斤亩运动，地委负责人指示宣汉，“对顽抗消极的，实行上边压，下边挤，内外夹攻，互相呼应，田头院坝开展大辩论”，“实行火线整风”。⑨1958年7月云南蒙自县被上级送来一面白旗，因此蒙自县委提出，“用鲜血染红白旗的决心，送走白旗。”⑩铺天盖地的浮夸宣传给基层官员的心理压力不小。据说湖北有一位县委书记，平日天不怕、地不怕，“大跃进”时期却怕看报。因为报纸上的宣传让他心慌，担心怎么赶得上。{11}
高压的最终承受者是基层干部。安徽亳县一位生产队会计因报不出领导要求和产量而被斗争，报出高产后，又因此无法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被认为是瞒产被斗，从而被迫自杀。死后还被宣布为畏罪自杀。{12}1958年广东省的两阳县（今阳江与阳春）一些参观的干部发现所谓高产的谷仓下面是空的，但是因为县委和该公社负责人是北方干部，怕捅破后被戴上“地方主义”或者“反党”帽子，不敢说穿。1959年两阳县招开了包括公社干部、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共10143人，历时18天的反瞒产大会，直到一位生产队长受不了压力自杀后才停止。{13}
显然，不能把造假简单归因于官员的个人品质问题，在上级层层重压之下，而自己的命运又掌握在上级手中，这时要各级官员以民众利益为重，已经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剩下的问题是如何造假，造假的程度如何。

【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2
（三）试验田问题
当年官员造假，多出自粮食和钢铁产量。而粮食产量造假，多出于试验田。1957年10月湖北省在农村推广红安县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实行三结合种试验田的经验。湖北省委将这一经验报告中共中央，得到赏识。195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向全国推广湖北种试验田的经验。{14}湖北省在大跃进时期放出第一颗水稻高产“卫星”，也是出自所谓的试验田。这种试验田很快遍及全国各地，如当年浙江省龙泉县全县1451名县、区、乡干部有95.2%参加体力劳动，种试验田135.6亩。{15}
其实试验田并不是为了试验，许多试验田事先就规定了指标任务。云南省昆明市委在1958年7月甚至下文件，要求各区委及各乡基层党支部都必须搞一块面积最少一亩的水稻高额丰产田，亩产要超万斤。要种植有包谷或薯类的高额丰产地（包谷亩产5千斤以上，甘薯亩产10万斤以上，洋芋亩产5万斤以上）。{16}1958年信阳地委要求各级干部包种小麦试验田，亩产1～3万斤。{17}这种试验田，其实是逼基层公开造假。
试验田是落实到具体人头上，因此官员自己的试验田产量涉及面子问题，难免要作假。例如原信阳地委常委兼秘书长，1958年夏季在一个生产队搞小麦实验田，实际亩产30公斤，报为618.5公斤。{18}1958年10月长子县委第一书记种的3.4亩试验田放出高产“卫星”。其中玉米亩产2427.8斤；红薯亩产8340斤，并称之为“带头田”。先后有4300多人前往参观、学习。{19}
要求官员参加种试验田，就是要求官员造假。最初让官员种试验田的目的，可能是让官员了解劳动者的疾苦，让官员知道农业的实际情况，可是最终演变成逼官员造假的工具。这类异化现象，在当代中国似乎屡见不鲜。

二、指标考核让造假成为官场游戏规则

造假过了头，也就没有人相信了，问题是明知是假，为何从上到下还在自欺欺人，因为造假已经成为官场的游戏规则。
“大跃进”时期的指标管理有两个特点，一是高不可及，二是荒唐。“大跃进”时期的许多指标荒唐之极，如河北蔚县统计捉虱子、臭虫的斤数，怀安县统计现有老鼠多少{20}.让官员去做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结果只有两个，一是造假，二是摘掉乌纱帽。而几乎没有人愿意丢掉乌纱帽，因此官员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造假。一般来说造假是不会受到惩罚，而且还可能得到好处，这样一来，难得有官员不造假。
当年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有时也表示出对某些浮夸的怀疑，195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湖北接见劳模时，对一个公社书记说，对某个万斤田不相信。1989年此人回忆说，当时他没有勇气向毛泽东说实话，只盼毛泽东不再追问。{21}
对范县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人“前去看一看”。这几人从范县回来后，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加一个0（即20年）也不行。”毛泽东后来说：“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22}
1959年春毛泽东已经比较清醒了，他到湖北省孝感县，有人向他汇报“亩产万斤”时，毛泽东听了一笑说，派军队站岗放哨，一亩一亩的划下来，我亲自看过秤，我才相信你这个“亩产万斤”。当一些地区向毛泽东汇报农民瞒产，正在进行反瞒产，这时毛说：“要是农民手里真正有瞒产，我高兴，我怕农民手里是没产可瞒呀”。{23}
可是为什么毛泽东不惩罚明目张胆的造假者，这个疑问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回答。也许他心里也明白，对于高指标，官员只能造假。对于造假，绝大部分各级官员是清楚的，只是谁也不愿意捅破“皇帝的新衣”而已，这样的事例很多。当然，今天不能责怪他们，因为他们说真话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有一些高层领导人，实际上觉察到指标的虚假，但是在公开场合并没有揭穿。1958年邓小平在广西视察时，对广西的“卫星”只字不提，只是说“大家辛苦了”。{24}
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对亩产红薯56.8万斤的“特大卫星”连连摇头说“吹牛皮”，省委派出调查组核实，结论是丰收是实，产量严重浮夸。{25}周小舟在当年属于比较冷静的官员，不过1959年庐山会议就受到清算撤职。广东连县放出亩产30218公斤的“特大卫星”后，省委书记陶铸对身边的秘书说：“我有生之年，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了”。{26}1958年6月河南省一位副省长到洛阳市洛南区关林附近几个村去调查，基层说亩产600～1000公，其内心怀疑而没有发表意见。后来找参加麦收的干部查问，每亩最高也不超过400公斤。{27}面对福建漳浦的一个花生“卫星”，农业部的一位副部长问农村干部一些具体和有关技术的问题，干部都答不出来，副部长已知道花生“卫星”是假的，不再说什么就回到县城。县领导陪他吃午饭时，并不谈花生的情况，吃午饭之后，不休息就离开了。{28}
其实，有一些知假不报者也与造假有扯不清的关联，因此也不能指望他们揭穿真相。昆明市委第一书记参加晋宁区的亩产万斤现场会，看到所谓的万斤稻谷，就是把几亩田地的谷穗移到一亩田里来，他忧虑地说：“这叫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然而也正是昆明市出台了要基层官员种亩产要超万斤的试验田，因此很难理解这位书记当时真实的内心感受。{29}
有个别官员敢于揭发造假，大多数没有好下场。1958年山东菏泽地区将实际亩产300斤的郓城县上报为“全国亩产双千斤县”。郓城县县长鲁成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写信6封，如实反映情况，信件居然被退回地委。结果鲁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并先后两次召开万人大会批判。许多为鲁鸣冤的学生、干部、群众遭到开除、撤职或批斗。1959年4月，根据省委指示，鲁出狱，改定为右派。1964年甄别，恢复党籍，改为党内警告处分。直到1984年才彻底平反。其妻也受株连，被开除党籍，劳改3年，1962年甄别，1984年彻底平反。{30}
也有些官员则采取两面对付的办法。当年有一些省的统计局长对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说省委要统计局报假账，不报就要受处分，如照省委的意图报，又违反统计纪律，怎么办？薛暮桥说：现在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仍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实际数字拿出来。{31}
还有一批知假不说者，就是形形色色的验收专家。如果说官员知假不说是因为有切身利益，专家原本是可以相对独立的，可是能够挺身而出揭发造假的专家是凤毛麟角。1958年9月广西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参加验收的有自治区领导、教授、水稻专家、技师、技术人员，大多数人员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32}1958年安徽省委组织的早稻高产卫星验收中，参加者除了各级官员、一般的专家学者、新闻记者，甚至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民主党派人士，未见有人对造假提出异议。{33}
当年几乎所有媒体也投入到造假之中，媒体对造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完全怪媒体也不公平，因为他们不参加造假就会倒霉。有一位县委书记对《河北日报》记者吹牛说他的试验田亩产10万斤，记者不相信，要等秋后过秤，以证虚实，结果被批判为秋后算帐派。因此一些编辑记者就抱着上面让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的态度。把一些剪贴作假的照片刊登出来，引发了更多的造假。
有意思的是很少看到官员因为造假而受到惩罚。“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受到惩罚的官员，主要是因为饿死人。笔者看到的因浮夸而处分的例子极少，如山西省新绛县东方红公社1958年11月浮夸一亩红薯55万斤，参观者络绎不绝。据县志记载，事败后有关人员受处分。{34}陕西横山县放出了玉米亩产4千斤的“卫星”，成为陕西第一颗“卫星”，败露后只是给驻队干部纪律处分。{35}
由于绝大部分造假没有受到惩罚，因此当年的造假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陕西宁强县有一大队干部，对测产组远远指着荒芜田地说，那是种的燕麦，劝阻测产组靠近。待测产组近前一看，真相大白，而这位干部处之泰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过意不去。{36}
“大跃进”初期的造假还搞点形式，如把许多块地的庄稼弄到一起算作一块地的，上级还要派员检查、验收，尽管这种检查、验收是形式主义的，但总要有一些掩人耳目的做法。后来发展到任意瞎报。这种办法什么表面文章也不做{37}.这已经是造假的最高境界了。

【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3
三、形形色色的造假原因

造假的最根本的动力是趋利避害，趋利就是希望通过造假来取得政绩，避害就是通过造假来应付上级的指标。不过当年的造假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原因，下面是比较常见的几种：
（一）“无知”而造假
当年不少基层官员对许多事物是无知的，最典型的就是炼钢，绝大部分官员从来没有见到过钢铁是如何炼出来的，因此在大炼钢铁中荒唐是层出不穷。同样，在当年不少基层官员根本不知道高等教育为何物，因此形形色色的“大学”应运而生。
“大跃进”中一些地方将树林与矿石放在山沟中，燃烧数日而炼出所谓钢铁。湘南湘西州某村寨的苗民要创造人间奇迹，把一个高约百米、底面积达一二亩的漏斗型天然冲谷当作炼钢炉，全村老少齐动员，把废钢铁运至谷中，覆盖上厚厚的木材。炼钢开始，谷中火起，人们居高临下，不时把堆积如山的木材抛入“炼钢炉”中，熊熊大火持续了整整的一天，附近的山林被砍伐殆尽。烈焰腾空，山歌响遏行云，围观的老人稚童齐声呐喊助威。{38}陕西宁强县利用一个三面靠岩，一面临沟的天然地形炼钢，装矿石4500吨，木柴1.4万余吨，煤300余吨。点火后浓烟笼罩了附近的沟壑山峦，半月多未燃完，看起来好似火山爆发一般，令人触目惊心。{39}这种事在不少地方都发生过，如甘肃省的徽县{40}、广西的鹿寨县。鹿寨县甚至吹嘘说一座这种窑一天炼出了8000多吨好铁及1300多吨烧结铁，全县日产20万吨生铁。{41}
四川省新津县城关镇蔬菜社挂牌“红专大学蔬菜系”，制造牙刷的小工厂挂牌“红专大学牙刷系”，综合厂作扫帚的挂牌“红专大学扫帚系”，做豆芽的挂牌“红专大学豆芽系”，一个公社的财粮办公室挂牌“红专大学财会系”、猪圈门口挂牌“红专大学养猪系”，公社干部说这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42}来检查的官员大体上水平也有限，有个牌子就可以算作大学了。
（二）视察的压力
由于毛泽东带头，当年各位领导人热衷于视察，各级官员喜欢参观，给一些所谓先进单位带来巨大压力，为了维护一个谎言，就必须制造出更多的假话，一直到造假暴露为止。
1958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在这一年他只有两个月在北京，其他时间在外地开会和视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在“大跃进”的视察中并没有调查到真相。在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信阳地区的遂平县，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县官员的汇报，对于官员的吹牛，毛泽东多少有点将信将疑，{43}但是这种调查方式是无法得到真相的。就是这个全国第一的人民公社，将亩产140斤吹成3821斤，在1959年就因为缺粮而饿死许多人。
毛泽东的视察，往往效果适得其反，没有起到真正促进发展的作用，而是让浮夸造假愈演愈烈。天津市新立村是“大跃进”的榜样，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过新立村之后，他们把若干亩成熟的水稻“移栽”到一块田地里，并用大型鼓风机为稻谷“通风、透气”，用探照灯为稻谷补充“日光照”，然后号称创造出亩产12万斤的“丰产田”。{44}
河北省徐水县是名噪一时的“共产主义”典型，当时门庭若市。1958年到河北徐水视察的有高层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谭振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等等，还有一大批部长级高官。从1957年冬到1958年10月来参观访问的，据不完全统计达13.2万多人，来自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和很多地县等共3560多个单位。从1958年7月到10月来徐水参观访问的共有44个国家的850多人。{45}
一位县委副书记问县委书记张国忠：“你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张国忠说：“是达不到。”“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他说：“这么喊就能减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副书记说：“你得实事求是啊！”他说：“那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46}怕完蛋的心态，让这些官员一路造假。
不少造假就是专门对付视察的。当年四川绵阳的一个公社为对付上级乘火车检查工作，让领导在列车上看到热火朝天的劳动风景，专门组织了2500人，安排1500人每人挑一担水准备在靠铁路边的地里浇小麦，另1000人，共堆积200个干草堆。工地还安上电话，当列车将到时，命令一齐点燃干草堆，挑水的人来来往往穿梭不断，等列车一过就叫休息。下午火车返回时又重复一次，参加者从天不亮就集中，到天黑才回家，每人挣到一大碗稀饭。{47}
一位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观察到1960年5月的一次视察情况：
传说来了个大领导，公社书记亲自布置安排；特地拨了些白面要发白面馒头，当检查团在县委领导的簇拥下隐约出现在拐角处，馒头每人一个，迅速分发到社员手中。干部要求社员“别急，等检查团走到跟前再吃”。检查团终于过来了。“开始吃”命令下达了，但接着又补充一句，慢慢吃，不许一口两口就吃完。
“热烈欢迎首长来我县检查指导工作！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突然，一个粗喉大嗓的声音冒了出来：欢迎检查团，一天来三遍。如果检查团真能—天来三次，他们每天就都能吃上一次馒头了。{48}
（三）攀比而造假
广东省在“大跃进”初期还是比较冷静的，1958年7月在中南五省农业协作会议上，各省相互攀比粮食增产指标，广东省的领导坐不住了。7月底提出1958年全省晚造平均亩产要达到1200斤、粮食总产600亿斤的任务。8月1日，陶铸在《红旗》杂志上刊发《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1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广东省委于10月31日决定，要求全省各地早稻亩产超万斤。{49}
山东省范县（现属于河南）是“大跃进”的一个典型，其1960年要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特别受到毛泽东赏识，可是在大跃进初期，其领导并不太开窍。1958年7月下旬，在范县所属的山东聊城地委在寿张县召开的会议上，寿张县因预报亩产5000斤以上而受到表扬，并且被树为地区（后省里）的“红旗”。范县因产量报得比较低（1000～2000斤），在会上受到地委书记的点名批评。这对范县县委触动很大，他们认为范县不比寿张差，有的地块的谷子、玉米，长得比寿张的还要好，因此对寿张报那么高的产量不服气，认为既然寿张能报那么高，范县的产量也可以往高里估，发誓要赶上和超过寿张县，{50}于是造假之风在范县迅速泛滥。所报1958年粮食亩产超过实产15倍以上，把许多大块红薯用铁丝串起来作为一棵秧上结的果实，把大玉米粒粘在用泥作的玉米蕊上制成大玉米棒子，把多墩花生秧捆在一起当作一株花生结的果等。为了让参观的人看到好庄稼，就把参观路线两旁长得不太好的庄稼铲平、毁掉，{51}甚至于炮制出荒唐的1960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
广东省四会的一位公社干部在布置造假时，说得直截了当：“现在的大好形势，谁都知道是吹出来的，现在到了如此地步，一不做，二不休，这次我们要豁出去了，为县社领导争光，这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如何干。”{52}
福建省的情况更加有意思，因为中央对福建要求不高，可是在全国一片浮夸中，有关官员也坐不住了。省委书记叶飞后来说：“实际上，那时我们可以不完成。因为中央讲过，你们福建是前线，可量力而行，我们没有量力而行，那时是强迫命令。”{53}1958年福建实际粮食总产量89亿斤，1958年11月最高的浮夸数字是220～250亿斤。{54}

【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4
（四）避祸
有些官员并不想造假，但是面临着不说假话就要遭殃的命运，也就随波逐流。河北玉田县1958年实际粮食产量2.1亿斤，基层上报2.2亿斤，一些县级官员估计3.5亿斤，县委书记认为是4.1亿斤。结果是估计3.5亿斤以“右倾反党”的罪名受揭发批判。{55}一位公社干部告诉河南沈丘县委办公室主任小麦亩产只有180斤，主任怕报得少不过关，回县委报了360斤，结果还被打成“右倾”。后来别人报到4000斤。{56}由于大部分官员不同程度卷入了造假，因此法不责众，极少有官员因造假而受到处分。
（五）造假的收益
造假可以直接得到物质奖励。广东省在表扬先进的“群英大会”上规定，凡是达到亩产千斤的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有的县领导老实一点，不敢瞎报，也有的县瞎报产量，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来再说。{57}云南寻甸有一“发明”者，用一二公尺长的木耙由一二人从稻田中拉过就算除草完成中耕，因此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得到县委最高物质奖：一辆自行车和一台收音机。{58}
有个故事可以说明点问题。云南大理有一公社在1958年7月间，工作组给县委报喜，主要内容是该村两个女青年一天锄了460亩田，在水稻中耕中放出了“卫星”。其实报喜那天，两个姑娘原本不想来，她们说光是在这么多田的埂子上走一走都走不完，哪能锄那么多，可是工作组让她们鼓起勇气来报喜。殊不知到县委后竟得到表扬，还得到物质奖励，每人得奖大瓷盆1个、手巾1块、口缸1个、香皂肥皂等洗脸用具1套。她们提心吊胆地进来报喜，却春风满面地出了县委大门。{59}
造假可以得到荣耀。当年的模范中间，不乏造假者。湖南临湘在1958年间，一大队党支部书记虚报芝麻试验田亩产1220公斤，实际25公斤，出席全国劳模大会。{60}“大跃进”时武汉市有位72岁的老太太号称3年消灭了240万只苍蝇，平均每天消灭近2200只苍蝇，连续5年被评为市、区爱国卫生模范。安徽有一先进，平均每天消灭7只耗子、13只麻雀、6两苍蝇和蛆蛹。当时一些地区一只尸身齐全的死耗子卖5分钱，一只耗子尾巴卖3分钱。{61}到底当年有多少先进分子和劳模是假的，或者说是部分造假的，可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5
四、造假者

“大跃进”时期的造假，其规模之大，内容之荒谬，至今人类社会还没有一个时期可以超过。如此水平的造假，不是平民百姓可以做到的，只有掌握权力的官员才能做出来。事实上，在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中，绝大部分造假案例均是在官员直接，或者间接指挥下做出的。造假者中有三类人值得深入研究：
（一）高层官员
尽管大部分造假是县级以下的官员搞的，不过有一些事实表明，高层官员有参与，至少是纵容基层官员造假。
1958年安徽省枞阳县的水稻卫星就是在省委检查组暗示下，基层干部心领神会，制造出来的。省委检查组也大力宣传早稻丰收在望的景象，为其大放高产“卫星”作舆论准备。同时邀请和组织省内外有关人员前来参观。为了便于参观人员的通行，当地连夜修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62}当湖北省农村工作部部长反映高产田造假问题时，省委对这个问题只是批示：“所提问题请各地注意”。{63}
（二）基层官员
绝大多数造假与基层官员分不开。基层官员造假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是按上级指示或者暗示造假，如在“大跃进”时期，广西的宜山县就接到放黄豆产量“卫星”的任务。{64}自然要完成任务就要造假。二是主动造假，安徽亳县的一位副书记就和一个公社书记一起放了个水稻亩产4万斤的“卫星”，结果这个公社成为全县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公社。{65}
（三）下放干部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如果出现了所谓的“社会地位不一致”情况，这些不一致者的心里头是比较不舒服的，而在“大跃进”前正好制造出一大批这种人，就是下放干部。估计1957年到1958年初的下放干部规模至少在100万人以上，相当一部分下放干部被安排在农村{66}，有的地方下放干部比重高得惊人，1958年春浙江桐乡县共下放干部1260名，占干部总数的33.2％。{67}
在当代中国的下放，其实是一种有特色的向下社会流动。被下放者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有官场中的失败者，当然也有少数希望通过下放取得政绩的人。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被下放的人在原来的工作单位中不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的工作可以被轻易替代。因此在被下放的人中，有人心灰意冷，也有人试图东山再起，“大跃进”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表演的一个大舞台。
“大跃进”时创建出的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就是在该地指导工作的县委农工部长导演下产生，这位部长亲自担任公社党委书记{68}.1959年该公社的一个小麦高产卫星就是在县委工作组长的压力下产生{69}.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在1958年放的水稻亩产3.7万斤的“特大卫星”是由区宣传委员下放到该社当社长的一个干部吹出来的{70}.安徽省繁昌县东方红三社柯冲生产队在1958年放的水稻亩产4.3万斤的“特大卫星”是3位地委进驻的工作组成员泡制的{71}.
因为现在有关“大跃进”的资料还非常残缺，无法对当年的种种浮夸作全面的研究，但是在笔者看到的文献资料中，还没有发现大跃进时期哪个“卫星”与下放干部或者下基层的官员无关。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农民比较朴实，想不出那么些鬼点子；第二是一些下放干部急于建功立业表现自己，争取尽早回到自己原来的官位上。可以认为有一部分下放干部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