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跃进中毛的领导责任，我个人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最为公道评价还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出的。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 决议当然有粉饰之词，但在1981年的背景下，已经是可以给出的最好的评价】

我还是那个观点，战争年月或可原谅，但在和平年月，一切毫无敬畏无视生命的行为都无可原谅！
那些高唱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牺牲几条性命在所难免之人，那些在自己的县乡治下，已经出现悲剧事件的人，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家人，不先把自己先献上祭坛！
党章第一章第二条明文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不是让普通的人民群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牺牲个人的一切。

@真相历史20200 2017-06-30 21:25:04
说那时的拍马屁，看看一套，四套的电视节目，哪个不是拍马屁？作为一个访谈就这么大肆的拍马屁，不恶心么？这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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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党的文化，刚建国没多久就成这样，就不要吹伟大了。

@真相历史20200 2017-06-30 22:37:55
青霉素的生产一直由国外垄断。
解放前，一支盘尼西林也需要用黄金去换。
据说，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想搞青霉素生产，并请来美国人与之谈判。
美国人开出了“工厂设备全部从美国进口，工程技术人员全部由美国人担任，生产后的利润按５０％分成”的苛刻条件。
谈判告吹后，美国人狂妄宣称：“离开我们，你们休想搞出盘尼西林。中国搞青霉素的人还没出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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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逻辑要分清！
历史上，有完全停滞不发展的社会吗？能够用希特勒第三帝国也曾高速发展来证明第三帝国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合理的吗？你这是神逻辑呀。难道因为“文革”还爆炸了氢弹，就证明文革是正确的吗!

技术发展上，任何新技术刚出现，掌握技术者就会在一段时间内挣“超额利润”。1990年代初，一台笔记本电脑多少钱？现在多少钱！民国也一样有技术进步，满清就没有技术进步吗。

事情一码归一码，你把刘铁军搞腐败，和刘铁军搞高铁这样两件事不要混在一起。
另外，如果老兄的“感恩”对象指的是领导人，我还真的无法接受你的“感恩说”！
专制皇权社会，曾经创造出“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爹亲娘亲，不如皇帝老子亲！文革中，也曾流行过“爹亲娘亲，不如X主席亲”！
“爹亲娘亲，不如X主席亲”！不如直接说“爹亲娘亲，不如权势亲”，更清楚，这和专制皇权逻辑是一路东西。
劳动者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任何凭自己双手供养自己的劳动者，都无须“感恩”一个政治领袖！不管他宣称什么主义。
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在其位置上尽忠职守，敬天畏人，尊重生命，都可称伟大。

@旧时艳阳 2017-07-01 06:23:32
其实老彭的性格很不好，几乎与所有其他老帅都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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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我的观点，彭总作为一个军人，其性格谈不上好，但肯定也归不到不好，或者坏一类。他就是个有代表的军人性格而已。

另外，与彭有些矛盾冲突的军人中，比如萧克、刘帅，应该说性格上，本质应无大区别。都是从战争岁月过来的人，个个都有棱角，说这些人比彭总好多少，我是不相信的。

尤其是彭老总，一直顶在一把手的位置上，要干事，要啃硬骨头，不得罪人不可能。

有些得罪人，比如刘、萧，是思想观念方法分歧，大多数是得罪小人。

客观地看待1840-1949年这一段，国家的统一、大国地位的获得不是一下完成的，不是共产党一家的功劳。

1949年，共产党实际是继承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法统”地位。一战、二战中中国的国际地位是逐渐上升的，五常的地位也是继承自国民政府，这也是事实。

如果今天还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那一段百年历史，只是在重复文革前意识形态至上的一套观念，在此贴争持意义不大。

彭总因为1959年庐山倒台，中央军委组织将帅批彭，要肃清彭对军队的影响，很多将帅不理解，又不得不批，就只能从彭工作中批人、骂人说事，无伤大雅，但基本隐去起因。典型的代表就是韩先楚、王震、张爱萍等人。而当年朝战中的志司众人，有谁批彭，指一个出来。

1958年刘、萧被批“教条”，也是很多人诟病彭总的一个事件。而事实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彭一开始的主题根本不是“反教条”，而是后来会议进行中奉旨临时改变了会议主题，邓总过来指导会议，实际是毛接管。

萧历史与彭并无矛盾，刘与彭的矛盾有，但本身彭无意也没能力去批另一个军内的元帅。而刘萧二位历史上与毛都有不大不小的矛盾，而这些与毛的矛盾，也是因为刘萧二位本身就是个性鲜明，骨头很硬的军人，这一点与彭总并无二致。

58年军委扩大会的“反教条”，只能说毛彭一致的地方，是都认为军内教条，刘萧是代表。不一致的地方是，反教条主义的扩大化的搞法，非彭本意。彭让侄子给萧克带话，也清楚地表达了此意。

1949年前，彭与刘帅之间，工作中有矛盾分歧，但根本谈不上会交恶。二人都是一时豪杰，心胸不开阔，根本不可能很好地统御一方。此层次人物彻底交恶，只有一个原因，思想观念，政治目标分歧。
而作为战场上滚爬出来的老军人，这些人的棱角，只能说是半斤八两。
但有一点，我想彭、刘、萧是一样的，这些人投身革命与李自成完全不同，李是求活，而

朱彭刘，包括毛周刘，本身在旧社会就活的很好，他们投身革命是希望为天下穷苦人就一个更好更公平的新世界，而绝不希望新世界建立起来后，又出现一个全社会“山呼万岁”的局面。

在开国将帅中，因出身草根底层的原因，彭对底层的关注远远高于其他人，求平等之心更直白更真切，这恐怕是后来毛彭失和的主要原因。
毛岸英、高瑞欣牺牲一事的处理上，可以看到老总的思想深层，为其如此，才见可贵。

在党内高层中，彭总这么想，在他认为事关底线原则的事上，很多时候也就这么说了干了。这让很多权贵高层不舒服。
如张爱萍所说老总，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但无论毛，还是老总，都是人，不是神，是人都有毛病，都会犯错，都会对新事物的认识有个过程。关键是一旦发现错误，能否去改，采取措施有效制止错误的扩大化。作为领袖，能否提起党内不同的意见。

在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上，彭总的原则很强，对苏军事合作的很多事上，体先了彭的风格。

彭总1955年12月9日治疗氙气住院，56年1月9日出院。随即，中央政治局批准老总外出休假疗养。
1月22日，彭正式外出休假，造访了西安、成都、昆明、重庆、武汉等地，实际变成了外出考察。随行有王亚志、景希珍，保健医生张愈，和中央警卫局科长王统四人。2月10日返京，期间彭看到和碰到了很多的事，令老总颇不平静。下面一段是记录随行的王亚志记述：



王亚志对当时这个场景映像很深，“老总勉强一笑，但未说话”。部下们了解老总，老总内心想什么、忧什么，很清楚。

随后老总继续休假巡视，重庆是个军工厂聚集地，其中留用了很多旧政府时的技术人才。

打天下时，人才各位其主，在野一旦转为执政，搞国家建设，就要有胸襟容纳各类人才，人尽其才，让其为国效力。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除了对少数死硬分子外，基本都是一视同仁，这本身也是安定社会必须做的。

历史上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高祖诛“韩信事件”中对韩信谋士的处理方式。蒯通是韩信的智囊之一，曾劝韩信自立。韩信死前曾经后悔，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兒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高祖于是下令烹杀蒯通。临刑前，高祖问：“若教淮阴侯反乎？”蒯通回答高祖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有韩信，并不知道有陛下您，何罪之有？况且，当时一起参加争天下的人那么多，你都要杀了吗?"于是高祖免罪蒯通。

从中可以看出，高祖本质上是个非常务实理性的人，韩信无造反之心，但有造反能力，杀之纯是出于政治考虑，而蒯通这样的知识分子，一面是各为其主，情由可原，另一面书生也没有威胁，宽大放之有利无弊。
实际上，后来恰恰是蒯通在后来的“诛吕安刘”斗争中立下大功。
从彭在重庆武汉考察中对旧政府知识分子使用问题上的态度看，老总是个非常务实的人，可惜了。

九兵团的“寒衣门”事件，跟彭总是只是间接关系，因为志司并不负责九兵团入朝作战的寒衣配发等后勤问题。

宋司令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说的很清楚。宋兵团上战场是1950年二次战役前，11月5日。而九兵团被军委作为第二梯队北上是1950年9月初的事，最初负责九兵团棉衣供给的是山东省，其实还是要华东局解决。


但是，由于10月1号，美韩军越过三八线，这个计划被迫改变。10月12号，军委要求九兵团直接开东北。

1950年8月11日，三野前委已经撤销，新组华东军区党委统一领导华东军区和第四野战军，陈、粟、唐亮分任第一、二、三书记。
但是华东军区总部驻南京，而陈毅常驻地在上海，整个华东军区尤其是军事工作，仍有9月初休假结束身体恢复的粟司令主管。粟年谱中对这一段有记述：

九兵团的入朝计划提前后，但北方的寒衣还未准备到位，焦急的宋司令在上海开完动员会后，立即向毛、中央军委及华东局拍发电报，提出建议，可否由东北局解决寒衣问题。
宋回忆录记载：

毛了解到情况后，要求宋来京当面谈，以了解实情。

10月24日，毛、周一起接见了宋，听取汇报。宋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内容记录：




会谈后的决议是：九兵团的北运计划，以及寒衣解决办法，要聂代总长与宋具体商定。

10月24号的会谈中，毛也说到了二次战役中，很重要的分工指挥问题，西线部队彭直接指挥。东线二梯队入朝的九兵团，由毛军委亲自指挥，各自任务明确，谁也不要指望谁能抽兵支援对方。

九兵团北上计划及寒衣保障如何落实的？宋回忆录引用了毛在10月27日给高岗的电文中做了交代：





解决方案是，由华东军区在11月1日前配发15万指战员的寒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