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您一点，皿煮对反腐败有一点作用，但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比如印度是个公认的全球最大的皿煮国家，但腐败比中国大陆严重得多。
在亚洲经济体中排名前两位的星加坡和香港反倒并非“最皿煮”的。
如果把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和人均GDP作一个比较，您会发现两者有很高的正相关性。基本上，人均GDP越高的经济体，CPI的评分就越高。

这大概和《管子》里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一个道理吧。

您提到“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一点我同意，阿扁能进北所，就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

台湾的总统权力要比大陆的国家 大得多。
台湾的总统自登辉时代起可以任免行政院长，总统令不需要行政院长背书。
虽然这几条在两蒋时代也形同虚设，但在辉政府时代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而大陆的国家 无权任免国务院总理， 令要由全国人大常委或者国务院起草，486只是最后签个字而已。
这在太祖、shao奇、庆龄当国家 的时代就如此。

现在的措施都只是打麻药止疼而已，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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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会分N次，波浪状地衰弱下去，不会一下子崩溃的。
而且现在也没有谁敢主动挑战中国。中国的钢铁、铝、水泥、机械、船舶产量都超过全球的一半。而且中国又不缺兵源。哪国那么想不开，会想和中国开战?
病床上的病人想通过和奥运会冠军比赛跑来治好心脏病，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只是难度稍微大了一点点。
伊拉克、阿富汗这个规模的对手都能让某大国伤筋动骨，更不用说中国这样的老冤家了。又能力摆平现在的中国，60年前在朝鲜半岛干甚么去了。朝鲜战争是军事上摆平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中国那时候工业产值还微不足道 ，到了1956年，工业产值就超过了农业产值了。而去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了。如果按照PPP计算，差不多是美国的两倍。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不足全球的1%，现在是25%，如果按照PPP计算差不多是全球的将近一半，这个仗怎么个打法?

日本和韩国谈不上倒向谁，这两个国家暂时在美国控制下比放任自流好。
而且中国不可能象美国一样对这两个国家，比如我就想不出在甚么情况下，中国会在这两国驻军。
所谓脱欧入亚只不过是想对于脱亚入欧的一种修正而已，日本已经不可能再真的入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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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韩国脱离美国倒向中国至少不是最近三五十年能发生的事情，美国衰退也没有那么快。
毕竟美国的经济规模还有将近15兆美元，是中国的2.5倍，中国的市场规模要追上美国还需要时间。
即便经济规模追上美国，日韩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也未必不和中国对立。

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
如果没有大陆伸手，这次金融海啸台湾经济早挂了，可台湾人很少有领情的。台湾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日韩了。

当然，日韩也不会想到要和中国对立，想自杀也不用选这么痛苦的方式吧。
对韩国，中国甚至不必自己出手，给北边那个小兄弟点经援和军援就是了，摆平一个韩国花不了多少钱的。
日本现在已经在经济衰退和财政赤字中呻吟了，中国救日本的手段肯定不如落井下石的手段多。
因为帮日本削减财政赤字肯定比帮日本增加负债的难度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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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能让台湾彻底玩完，现在台湾挂了，大陆也无法收拾。
按照GDP计算，台湾目前是中国第三大省，负债接近GDP的4成，这个负担对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稍微沉重了一点。
中国现在麻烦很多，没空管台湾的事情，能花点小钱帮台湾挺过这一关不是甚么坏事。
两岸之间的问题等将来中美之间的问题弄明白之后在说也不迟。
反正六十年都等了，再多等二三十年又有甚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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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一直就是个台独啊。两国论和七块论就是他在任内提出的。

我说的台湾衰退不光是指台湾岛内市场衰退，而是台湾的竞争力衰退。
当年亚洲四小龙能起飞的前提是中国大陆处于封锁状态。
等大陆也融入和世界经济循环了，亚洲四小龙如果不进行产业升级或者转型，被边缘化只是时间问题。
韩国是产业升级、香港星加坡是转型、只有台湾基本在原地踏步。

一个经济体的薪资水平和是否“放眼国际市场”并没有甚么关系。
日本的外贸依存度只有十几％，比美国也高不了多少，基本上美日都是以内需为主的经济体，和台湾、韩国动辄40％50％的外贸依存度没法比，可美日的薪资水平比韩台高很多。

影响薪资水平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就是单位劳动时间创造价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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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倍薪资本质是供需关系的问题。

台湾在衰退，产业升级也遇到瓶颈，人才供大于求，大陆在高成长，人才供不应求。
让既有产业和对岸的新兴产业拼薪资，本来也不公平。
很多科技业在台湾已经很稳定了，不大可能有大幅度增加薪资的余地，能涨个10％、20％已经很了不起了。
可这些产业在大陆还处于跑马圈地的阶段，那些大陆厂商花五倍薪资，实际上是买种子，而不是粮食，所以两者没有可比性。（种子和粮食的比喻大亮！！）

只不过大陆的经济规模是台湾的十几倍，从台湾吸走几万科技业、金融业人才都不算甚么，一时半会还饱合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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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益世案还好。那本来就是政治人物的事情。没有政党之争反倒奇怪了。
台湾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连企业、投资这样的商业行为都要分出个蓝绿红来。

庸人自扰耳。
而且明显是选边押错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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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上，和72年之前台湾给大陆造成的困难相比，之后大陆给台湾带来的麻烦不算甚么。
当年台湾要是有现在大陆的实力，恐怕早就斩尽杀绝了，相比之下，老共还算宅心仁厚的。
台湾做了初一，老共却没有做到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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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去轮媒当主编的潜质，好好努力，虽然火候还差点，但感觉是对的。

如果八年抗战那400倍的通胀能怪日军，那抗战后那每年1000％的通胀该怪谁？老共？

法币改金元券时候，那瞬间10倍的通胀怎么解释？
按照当初300万法币兑换一元金元券的比例，应该发行两亿金元券，可一开始制定的发行计划就是印20亿。
后来的《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下修金元券含金量之类的小伎俩就更不用说了。

难不成都是老共派匪谍打入国民党内部干的？
不过您这个把失败都推给敌人的高招，的确深得蒋公真传，佩服啊。

基本上轮媒看多了对智力危害很大，不过您要是有志去轮媒服务，智力就不算什么了。还是前程要紧。
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挑战智力极限的过程，偶尔出个把挑战下限的也不足为奇。

明天继续

一个经济体要发展，需要两个内部因素。资金和人才。
光头党转进台湾，客观上给台湾带来了这两样东西。

而且新台币比起在大陆的法币金元券，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
光头党丢掉大陆，大概一半是因为失败的经济政策。

国共两次内战的主要区别就是：
一次内战时还在用银元，八大银行和民间钱庄发行的银行券和庄票也都是十足兑换的。
二次内战时已经改用法币了。
光头党政府从1935年11月开始发行法币，就推行恶性通膨政策。通膨最温和的一年（1936年）的通膨率也有55％。之后的8年抗战，平均每年110％。国共二次内战头三年，每年1000％。法币改金元券，十个月膨涨了两万倍。

光头党不转进出大陆，大陆人民基本上没法活了。
历史证明，光头党有两件事情不适合做，打仗和搞经济。

您提到的城市规划还是个小Case，台湾的经济发展才是大问题。
台湾目前的产业升级困境，就是因为光头党没有长远的产业发展规划造成的。
基本上光头党无论打仗还是发展经济，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没有看两三步的能力。

我就看不出辛亥**和改革开放给台湾带来过甚么灾难。

49年老共上台，对台湾来说也是利弊各半吧。
虽然给台湾增加了两百万人口负担，但同时也把全国的资金和人才都集中到了台湾。
台湾经济能有后来的成就，和老共把国民党赶到台湾有很大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三次比较大的变革，我都看不出给台湾带来甚么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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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中国大陆的任何变革给台湾带来的是一波接一波的灾难”。
大陆最近的改革开放给台湾带来甚么灾难了？

“台湾不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种事情要老共承认才做数。
“你强要，就是流氓”，您难到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流氓之一吗？
而且中共在五大流氓里排名第三，也算是大流氓里的大流氓了。

日本目前背着相当于GDP230％的国债和半个GDP的地方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台湾这样的小岛，命中注定只能选择一条最粗的大腿来抱，选择中美是权衡问题，选择日本纯粹就是智力问题了。
美日中三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怎么排日本都是垫底的，而且比另外两个庞然大物都小很多。
头壳坏到甚么程度才会想到靠日本呢？
对台湾来说，日本甚至不如美国可靠。
日本和台湾72年就断交了，美国好歹还拖到79年。

010年，中国大陆的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国，如果按照PPP计算，接近美国的两倍。

美国历史上除了独立战争之外，还从来没有和工业产值超过自己的对手交过手，今后大概也不会。

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工业部门的产量都占全球的4到8成，现在大陆媒体都懒得报中国又有甚么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了。
因为不是第一的工业品项目已经很少了。就像大家都有手机了，在去说谁买了手机有甚么意思？

而且世界近代史上少数几个工业产值多的没有打嬴少的例子几乎都和大陆的那个老共有关（国共内战、韩战、越战）。
现在老共的工业产值是全球第一了，谁还会那么想不开，去和这么个庞然大物开战？

所以指望美国为了台湾和大陆动手，大概和指望靠乐透致富一样渺茫。

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流氓之一。
实力差不多在五大流氓里面排第二（工业规模和贸易额第一、经济规模第二、军事实力第三）。
人家本来就是个大流氓，有甚么问题么？
只不过老共算是五大流氓里比较内向而温和的了。

要是换另外四大流氓，遇到台湾这样的问题，恐怕早就动手了。
92年的时候，台湾的GDP是大陆的2.2分之一（多半拜台币升值所赐），那时候和大陆谈条件或许还有利一些。
现在台湾的GDP只剩下大陆的16.5分之一了。照这个趋势，再过十年，恐怕要缩水到30分之一以下。老共那边拖着不谈统一的事情，就是看到了这个趋势。

统一这种事情就像两家公司谈购并，有资本规模和收益率才有谈条件的筹码。
台湾因为当年押错宝（李登辉以为大陆的老共会在几年内垮台）而错失了谈条件的良机，要怪就怪丫辉伯去吧。

基本上，将来两岸谈统一多半是疏困统一。
台湾陷入财政困境的时候，大陆出手相救，并且拿财政支持作为统一的交换条件。
所以选择统一模式的主动权，多半不在台湾一边。

国民党要在大陆执政，至少也应该先改掉见了某国人就习惯性地屈膝抱腿的坏毛病吧,这恐怕就不是一两代人能解决的问题。
“联合政府”里有一个给王师当内应的代路党掺和进来，往后中国还怎么在地球上混下去？

中国不怕外部的敌人，但内部的就不一样了。
国民党还有一个问题是执政的前80年搞专制。后20年迅速民粹化，向民进党靠拢。
如果专制是国家躯体上的异物，民粹就是癌症，一旦扩散全身，基本没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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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联邦制（大陆各省自治）超出了大陆可接受的底线，却仍然达不到台湾的底线，所以可行性不大。

两岸统一问题卡在两个问题上。
1 台湾本身没有共识，很多人还以为能长期维持现状或者走向独立。
2 台湾要求大陆改变国体和政体。

国民党就是个缺乏前瞻性的政治组织，从辛亥**的时候就是如此，基本上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总斗不嬴老共）。
长年在国民党教育下的台湾人也是如此，所以看不出两岸关系将来的趋势。
当年李登辉就错把宝压在了大陆几年内会崩溃上，让台湾错失了以最有利条件统一的良机，可惜没有后悔药可吃。

第二个问题说明台湾没有全局把握能力。
简单地说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不清楚大陆几斤几两。
老共拖下去，是因为时间对他们有利。
92年大陆的GDP只有台湾的2.2倍，现在是16.5倍，过十年二十年可能会拉大到30倍以上。台湾就像一群看不懂股市数据的人在谈轮公司合并一样，很多条件都开得非常可笑。

ww开放中国大陆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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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没有说过中国不贪污，不过这和您说的"贪心"到没收台商资产还是有区别的。

和您对话非常吃力的原因是，您在不断地在作概念偷换，而且脏话很多，让人看了很不愉快。

我的家庭环境可能和您不同，我自幼就没有听过多少脏话，自己也从来没有用过。
这是祖父母和父母两代人的影响，不是我自己能改变的。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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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的营业税严格地说应该是Business tax，和英美等国Turnover tax还是有区别的。
两岸的营业税都是以营业额为税基课税。而Turnover tax和value-added tax都是对差额课税。

如果两岸财政部的数据可信，两岸的营业税的税率没有本质区别，最多只是一些项目的税率不同而已。
照您说的对营业额课19％的税，恐怕没有人敢在大陆做生意了。
制造业有两成利润的产业恐怕是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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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营业税数据也有问题。大陆的营业税是1%到5%（各行业略有不同），哪来的19%？
您大概是把增值税(Value-added tax)和营业税(turnover tax)搞混了。
不过大陆的增值税也只有17%。不知道您的这个19%是哪里来的。

我曾经遇到过几个幼儿园年长班的孩子，我曾经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来向他们解释发电厂和家里电源插座的关系，知识象电力一样的确是可以传授的，问题是先要有人把它们创造出来。
您的认知水平和那几个幼儿园孩子有多大区别呢?

况且，经验和知识都是可以传授的，否则企业的职业训练都在教甚么?知识?
知识只不过是系统化和普遍化的经验，知识和经验并没有显著的区隔，两者都是人类对过程、方法、因果关系等的记忆。

最极端的像体育运动上的很多难以语言化的经验都可以通过教练的示范、矫正、指导来传授给选手。

企业对新员工的培训也大都是经验。
这些经验往往都是尚未系统化的，比如很多培训内容都是枚举式的(甚么情况-如何处置)，从这些经验中找出倾向性、规律性就成了知识。在企业管理上，这些倾向性、规律性系统化后就成了解决各种问题的FrameWork。

您的文章看得越多，对您的硕士学位和留学经历就越生疑问。不知是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

我很奇怪，您既然自称念到硕士，怎么还会相信知识都可以等人来传授。

我们公司里的研究者做的研究都是博士级，在他们的领域里，他们基本上就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顶尖研究者，论文拿出去答辩多半会得到博士学位(很多人也是这样打算的)。只是有些研究课题拿出来作博士论文答辩，日本国内都未必能凑齐五名相关领域的正教授(答辩需要的最低人数)。因为研究作到了博士研究的水平，往往研究领域会非常狭窄。不要说找人来教我们了，能看懂研究内容的研究者恐怕全世界也不多。

我们的工作不只是在学习只是，而是创造知识本身。
零星的创意经过验证、论证、归纳、系统化才能成为往后传承的知识。

我们现在研究的很多东西如果要等到在大学里有人教授，恐怕还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而且如果我们不做研究，恐怕要等更久。

我的公司不是个教育机关，我不能等一个孩子五年、十年。所以我每年都考核上百人，但只留下其中的几个。
能留在公司里的员工基本上都是我的同类。

我在考核应征者的时候会给他们一台计算机，让他们用这个平台完成一个课题。我会通过另外的显示器以及各种Log来观察他们的作业习惯。比如如果我发现他们习惯性地用Compiler当语法检查器的时候，就往往叫停，让应试者回家了。因为有这个坏习惯的人往往还同时有很多其它坏习惯。

我不大相信您能把一个国中生教到我的实力。因为您自己恐怕也没有这个实力。我的实力是经过三十年不断积累的。我这三十年没有一天离开过计算机。每天读书、学习、写程序的时间都超过八小时。我连休假都要坚持每天四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间。而且，我怕影响脑子，连开刀都不肯用麻醉。

现在的孩子有这样坚韧毅力的恐怕是极少数，而且我花三十年达到的水平，再聪明的孩子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达到的。等他达到的时候恐怕已经远不是国中生了。

不过您似乎不知道计算机是甚么时候出来的。

计算机出来的时候三十多岁的人，现在应该有90多岁了。

我们公司的那位长老是1978年出道的。他当时的工作就是列车调度计算器化。那还是小型机时代，一台和现在的手机差不多运算能力的计算机有五六个衣柜那么大。我和他是公司里仅有的两个经历过S370和VAX时代的人。

Z80和6502之类的小玩意，现在还能找得到，那些mainframe现在就很难接触到了。因为这类系统在一般领域的应用已经非常少了。我最近几年也只遇到过一件用AS/400的项目，而且还主要是多年以前的Java程序的修改项目。如果现在新建同样的系统，恐怕毫无疑问地会选择X86 Server。

现在甚至很多大学的情报专业对mainframe都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所以我不大相信现在的学生能有我们这些经历过三代环境变迁的实力。

现在的孩子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有很多。

比如我最早接触大型机的时候，每次只有两个小时的使用时间。而当时Compile一次需要十几分钟，运行往往需要几天几夜。所以写程序一定要慎重，必须在脑子里运行检察通过之后才能拿到机器上去Run。因为如果出错，结果要在几天之后才能发现。

现在的孩子拿Compler当语法Checker用。我甚至看到过有些孩子每写一两行就按一下F7键，检查这两行里有没有语法错误。他们很多人甚至没有一次运行通过的经验。

我写的系统运行了五年只发现了一个错误。现在很多孩子写的东西每周发现的错误恐怕就不止一个。

而且我们这些经历过大型机的人编程序都有把错误随时控制在零的习惯。我会在编写函数的同时写出测试程序。保证我每写一个部件都保证程序是可信的。可现在的年轻人习惯先把程序写下去，回来再改错。这两种做法的区别是，我们只需要估计一下实现所有特征的时间就可以说出工期；而他们则需要估计实现所有特征和改掉所有错误的时间。后者的工期经常被延误就不奇怪了。

台湾的国中生如果有我一样的信息实力，那台湾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乐观其成。

我的确没有特别聪明，只不过我三十年坚持一件事情，从来没有间断过而已。很多同行都很难干到三十年，日本的软件行业往往从大学毕业干不到20年就会因为升迁或者改行而离开第一线的现场，我只不过是少数坚持了三十年的异类罢了。
如果您能教育国中生把一件事情坚持三十年不间断，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我也经常去学校里给学生讲解我的工作内容，不过我更希望他们能明白我为什么能做到这些事情。
只不过我怀疑他们中能有多少人将来能做到一样的事情。
现在很多年轻人连坚持90分钟不私语、不玩手机、不东张西望都做不到。这还是稍微好一点的国立大学的学生。如果他们中间有1%能把自己的专业研究坚持30年不放气，我也算没有白跑一趟。只不过我非常怀疑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