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正德碑”的作用——让“弘治碑”蛙跳到“康熙碑”




实际上，无论是所谓的“弘治碑”（立于1489年）还是“正德碑”（立于1512年），其碑体的制式、碑文的风格，都极其相似，而且彼此之间的时间仅仅只间隔23年，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出这两块碑都是出自同一批造假者之手。
“正德碑”与“弘治碑”相比只有一个地方不同，其碑文中有这么一句话：
“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建祠于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
这里，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到了汉朝时候，所以，“开封犹太人”就不仅仅是“开封犹太人”，而是“长安犹太人”或者“洛阳犹太人”了。
从1489年到1512年，时间只过去了23年，这帮“开封犹太人”的后裔，他们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把最容易出现同音不同字的人名音译都写得一字不差，却唯独把最重要的细节——自己伟大宗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搞错了。
这可能吗？
不，“开封犹太人”的发明家们，他们一点也没有搞错，他们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从宋代改成到汉代，正是他们整套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开封犹太人”的发明家们精心安排下，这个“正德碑”的任务只是起到一个过渡作用，是要让“弘治碑”蛙跳到“康熙碑”上去，而其主要目的，就要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再进一步提前到更早的历史时代中去。

“开封犹太人”的发明家们，他们收罗了一批中国文人，通过这些文人，发明家们由此熟悉了中国文化，一位可以造假造得天衣无缝。但是，他们却不懂得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弄巧成拙”，也不懂得中国民间还有一句俗话，叫做“纸包不住火”。
在满地都是秦砖汉瓦元青花的残渣碎片的中国，在遍地书香、山水有韵的中国，在能工巧匠巧夺天工的中国，在庙堂、民间到处是各种扫地僧、明眼人游弋出没的中国，你想来造假作伪、欺瞒天下，你还是先活上五千年、学上五千年再说吧？

五、“康熙碑”终于粉墨登场





第一个要点：“康熙碑”终于跟那个古怪的“周朝146年”联系起来了



果然，在所谓的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立碑的“康熙碑”里，我们终于见到了历史发明家们的终极目标——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到了周朝，然后在阐述教义的时候，正式列出了犹太教的三位重要的先祖：
“康熙碑”碑文中说道：
“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罗汉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成顺其序。所以不塑乎形象，不惑于鬼神，而惟以敬天为宗，使人尽性合天，因心见道而已。数传而后，圣祖默舍(前二碑作乜摄，即摩西)生焉，神明天亶，颖异超伦，诚心求道，屏嗜欲，忘寝膳，受经于西那山(“弘治碑”作昔那山，即西奈山)，不设庐，不假舍，礼曰不坛不坎，扫地而祭，昭其质也。
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历汉唐宋明以来，数有变更，而教众尊奉靡，如饮食衣服之适于人，而不敢须臾离也。其寺俺都剌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五思达重建于元至正(应为至元)十六年，李荣、李良、高鉴、高鋐、高锐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黄水湮没，复捐资重修。”
在“康熙碑”中，对犹太教来中国的叙述与前两个碑基本相同，除了把摩西和西奈山故意从“乜摄”和“昔那山”改成“默舍”和“西那山”外，最大的变化就是把犹太教来中国的时间进一步提早到了周朝，并且明确说明“建祠于大梁”。
大梁是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原址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西北一带。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一说魏惠王五年或六年，即公元前365或364年），魏国自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都大梁。一般认为，公元前365或者公元前339年，就是大梁的正式建城时间。
“康熙碑”把犹太人到达中国的时间提早到了周朝，建祠于大梁，那么，似乎就可以把时间范围缩小到公元前365－公元前256年之间。
怎么样，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跟“弘治碑”中那个古怪别扭的“周朝146年”和“周朝613年”遥相呼应起来了？

当然，耶稣会实际上也意识到，仅仅炮制出“康熙碑”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康熙碑”之前的系列证据，于是他们在“康熙碑”之前，又提前造出了《弘治碑》和《正德碑》也好，来作为“康熙碑”的铺垫和过渡，目的都是为《康熙碑》的横空出世埋下草蛇灰线、打好伏笔基础，建立起“完整的证据链条”，让《康熙碑》不至于显得太突然、太过于夸张惊悚，吓坏了严谨认真的中国史学家们。

第二个要点：“康熙碑”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



有了前面的分析，对“康熙碑”中的“精彩”故事，我们随便看看就好。

1、宋朝兴隆二年（1163年），“开封犹太人”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座犹太教堂；
2、元至元十六年（也就是宋亡的1279年），活了136岁的列微人五思达在开封土市字街东南建立犹太会堂；
（3、弘治二年，即1489年，重修会堂，立“弘治碑”）
4、明天顺五年（1461年），犹太会堂被黄河水淹没，随后重修；
（5、名正德七年，即1512年，维修会堂，立“正德碑”）；
（6、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利玛窦定居北京）；
7、崇祯十五年（1642年），开封的犹太会堂被李自成和官军竞相引入的黄河水淹没；
8、顺治十年（1653年），赵映乘等“开封犹太人”后裔重建“清真寺”，至康熙二年（1663年），立碑纪念。


如果，我们一定要为“康熙碑”的碑文归纳中心思想，那就是：
“这篇碑文通过对开封犹太教堂的曲折经历的详细描写，热情歌颂了赵映乘等人舍身保护犹太教堂、保护‘道经’的伟大献身精神。”
注意，整篇碑文表面上是在介绍犹太会堂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在介绍那些从黄河洪水淹没后的淤泥里找回来的十三部“道经”，也就是真正的重点《摩西五经》。

第三个要点：信息重大



与前两个碑不同，“康熙碑”里揭示出大量丰富的信息，结合后面介绍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来看，“康熙碑”给后世者展示了几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1、明末清初，尤其是在1601年以后，在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的筹划策动下，“开封犹太人”正式进入了中国历史的视野。
2、按碑文所述，“开封犹太人”不仅后裔众多，生齿繁盛，并且一直完整继承了犹太教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矢志不渝。
3、“康熙碑”里出现了很多人物，而其中有些人物在清前期官员监修的地方志《河南通志》中可以找到，因此，“开封犹太人”从周朝就进入中国就不再是传说，而是确实是一段“可靠的信史”。
4、碑文强调，五思达在至元十六年重修的那座犹太会堂一直屹立在开封市内，经历了无数次毁灭，然后又得到了无数次重建。这里，“康熙碑”实际上是在暗示，从1163年到1653年，整整五百年来，这座开封犹太会堂就像是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一样屹立不倒，圣堂所在的开封实际上已经成了犹太人们的“应许之地”。
（联想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人曾经准备在中国哈尔滨建国的“河豚鱼计划”，我们相信，假若历史条件具备，开封将会成为犹太人的第二个耶路撒冷。）
5、整篇碑文，抛去那些表面上的信息，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以下这两段：
“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
“至大清顺治丙戌科进士教人赵映乘，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租旷宅而安置之。教众咸相与礼拜，尊崇如昔日。此经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传也。”
这一段文字最重要的，实际上都归结到包括《摩西五经》在内的“十三部经”这四个字上。

第四个要点：明朝的历史、笔记、小说中，有“开封犹太人”的痕迹吗？



在诞生了三部伟大名著的明朝，史料丰富，笔记小说极其众多，其中特别有一部《汴京遗迹志》（作者李濂，开封人，生卒于1488到1566间），然而，最起码在1601年前的所有资料中，都没有一处提到过“开封犹太人”，也没有一处提到过与其相关的事物。尽管“康熙碑”里反反复复提到那所“犹太教堂”，从宋朝开始，历经元朝和明朝，存在了有整整五百年，但搜遍宋元明所有的历史与笔记小说，都从来没有发现过它的踪影。
难道宋朝、元朝和明朝的三代文人都瞎眼了吗？
实际上，宋朝、元朝和明朝三代的文人们，他们都没有瞎眼，因为最起码在1601年之前，他们不可能看到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1601年，这是鉴别“开封犹太人”历史真伪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这一年，“开封犹太人”伪史的总编剧和总导演利玛窦来到了北京，一住就是十年，从那以后，“开封犹太人”伪史便开始兴风作浪，正式登上中国这个大舞台。

第五个要点：“康熙碑”展现出了“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总体路线图



在“康熙碑”中，有三个重点内容始终是前后呼应的。
一、“一赐乐业教”为中华文明之源
“康熙碑”的碑文中一开始便这样说道：
“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罗汉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成顺其序。”
这段话里自然可以解读出这些信息：
1、中国人所说的盘古，实际上就是“一赐乐业教”里的阿耽（亚当）即为，中国人说的女娲，从音译上看，实际上就是造方舟的那个诺亚，这样一来，“阿耽”与“女娲”（此“女娲”并非是中国人说的那个女娲）的后世子孙“阿无罗汉”（亚伯拉罕），是不是自然就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先祖。
2、亚伯拉罕不仅是中国人的先祖，而且率先悟出了“天人合一”的宏旨，由此最先创立了“修身立命”的原发性思想，后来孔子也好，诸子百家也好，统统都是从亚伯拉罕这里继承下去的。

二、亚伯拉罕的思想是儒家理论的源头和正朔
碑文中又说：“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历汉唐宋明以来，数有变更，而教众尊奉靡，如饮食衣服之适于人，而不敢须臾离也。”
这段话正式提出“一赐乐业教”从周朝就传入了中国，而这也就印证了从“周朝164年”开始，亚伯拉罕创立的“天人合一”与“修身立命”的思想，就成了儒家乃至所有诸子百家理论的源头和正朔。

三、“康熙碑”提出包括《摩西五经》在内的《旧约》十三部经即是“道经”和“圣经”，正式向儒家的“道统”地位提出挑战，以达到全面篡改、掠夺中华文明成果的目的
我们前面说了，整篇“康熙碑”的碑文，实际上都是在围绕“道经”二字打转
“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教众日益蕃衍，亦惟敬天法祖，世奉宗旨，罔敢损坠而已。明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闯寇作乱，围汴者三。汴人誓守无二，攻愈力，守愈坚。阅六月余，寇计穷，引黄河之水以灌之，汴没于水。汴没而寺因以废，寺废而经亦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获北渡者仅二百余家，流离河朔，残喘甫定，谋取遗经。教人贡士高选，承父东斗之命，入寺取经，往返数次，计获道经数部，散经二十六帙。聘请掌教李祯、满喇李承先，参互考订焉。至大清顺治丙戌科进士教人赵映乘，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租旷宅而安置之。教众咸相与礼拜，尊崇如昔日。此经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传也。”
…………
“殿中原藏道经一十三部，胥沦于水。虽获数部，止纂序为一部，众成宗之，今奉入尊经龛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后所渐次修理者也。其散帙方经，众各出资修补。而大参赵映乘作圣经纪变，乃第映斗复著明道序十章。经文于是备，宗旨于是明。其灿然共著，如日月之在天，如江河之行地。经有真谛，解者不敢参以支离；经自易简，解者不敢杂以繁难。自是人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夫妇之别，原本于知能之良，人人可以明善复初。其与圣祖制经之义，祖宗尊经之故，虽上下数千百年，如在一日。”
…………
“高选、赵映乘订证圣经于前，李祯等修补于后，有功于经。”

“康熙碑”中，多次提到了从黄河洪水淹没的泥沙底下寻找回来的“十三部经”，并且把这“十三部经”升级到了“道经”的高度，正式摆出了一幅要与儒家争夺“道统”地位的姿态。
孟子在《尽心》中说道，“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在此，孟子正式提出了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到中唐时，面对愈演愈烈的佛老理论全面伪造和歪曲孔子等先贤的事迹、全面践踏儒家及诸子思想、把唐朝社会日益推向灾难的严峻形势，韩愈在孟子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道统理论，他正式扛起了为期近数百年的“儒家复兴运动”的大旗，攘斥佛老，力求恢复早期儒家的基本理论，抨击藩镇割据，要求加强君主集权，用以缓解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挽救日益走向没落解体的大唐。
道统思想，在历经孟子、韩愈和二程之后，到了朱熹时代，正式命名为“道统”。由此，道统思想终于成为了北宋之后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要用“犹太——基督教”理论占领中国，要用神学理论取代中国主流的世俗理论，就必须要用“犹太——基督教”的“”十三部经来压倒中国本土的主流理论，这就是“康熙碑”里展现出来的“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总体路线图。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感到毛骨悚然而又十分纳闷。
“康熙碑碑文”这样的一篇文章，把中国的上古神话人物巧妙地置换成了犹太教的亚当、诺亚等人，将中国主流社会价值理论变成了亚伯拉罕的思想，然后虚构了犹太人从周朝起就进入中国的历史，这样一来，秉持“修身齐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儒家思想家，孔子也好、董仲舒也好，都统统变成了亚伯拉罕的传教弟子。
“康熙碑碑文”这样的一篇文章，教义体系十分严密，整个计划的谋篇布局，战略想象极为大胆，各个战术细节十分翔实，伪造出来的各种证据互相印证、前后照应、步步为营，设计得就像一战时期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制定的“施利芬计划”那般缜密周全，试问，这是所谓的清朝初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进士赵映乘写得出来的吗？
毫无疑问，这篇大作必然出自耶稣会的传教士之手。

第六个要点：耶稣会为什么只关心开封的“犹太人”？



实际上，作为全世界到处飘流又善于经商的犹太人，他们在1601年以前来到过中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到达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但是，他们即使来到中国，也只是临时居住的商人，只是来了又去的过客，并没有把整个家族带到中国并定居下来，并且发芽生根，形成一个稳定的社区。
据说1605年，利玛窦见到一个叫艾田的“开封犹太人”，听他说不仅在开封，而且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都有犹太人居住，但是，在1601年开始的后来两三百年间，传教士们压根没有提到过中国南方的那些“犹太人”，完全不关心其存在与否。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一，利玛窦们只是对开封的“犹太人”感兴趣。
实际上，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他们的内心里对犹太人不仅不感兴趣，而且十分仇视，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迫害与残杀持续了上千年，就在十六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们的老家意大利就建立了欧洲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Ghetto”。
那么，为什么一到中国来，耶稣会就对所谓的“犹太人”大发善心，变得如此慷慨热情，难道这是欧洲版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吗？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传教士们知道，中原一带是中华文明的龙兴之地，如果在开封一带虚构出一个“犹太人族群”来，就有机会把“犹太教”这个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当做木马，植入到中华文明的源头上去，所以，在开封这个地方的“犹太人”才有利用价值。
其二，中国南方的犹太人，一看就是很晚才到中国来的商人，无法让他们来实现耶稣会在中国的战略目标，也就是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因此自然进入不了传教士们的视野。
其三，十七世纪后期，当“开封犹太人”对“十三部经”的证明价值完成之后，欧洲传教士们对他们再也没有了兴趣，任其自生自灭，这就充分证明了耶稣会虚构出“开封犹太人”这出伪史的最真实的目的。

六、“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发明家们发明“三大碑”有何意图？




“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发明家们，故意从从《弘治碑》绕到《正德碑》，又从《正德碑》绕到《康熙碑》，不厌其烦绕了一那么大圈，每次都往前面跳上几百年，他们如此煞费苦心，其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妨以“小人之心”来猜测一下。


第一个目的：让中国历史为犹太教历史背书。
从所谓的“三大碑”里面的时间进程来看，这些居心叵测的历史发明家们，他们捏造历史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周朝，让真实可靠的中国历史来为犹太教的历史背书作证。

第二个目的：让中国历史为耶稣会伪造的“十三经背书”，尤其是为《摩西五经》背书。
从“三大碑”里特别强调、反复强调的犹太教起源和犹太教教义来看，历史发明家们让中国历史来为犹太人历史背书，最终目的就是为《圣经·旧约》作证，更具体地说，就是为他们伪造的包含《摩西五经》在内的“十三经”背书，然后再将这些伪经拿回欧洲去，为他们在欧洲的宗教体系、宗教斗争服务。


这里，我们想起了董并生先生的一篇文章，叫做《西方伪造文献举例——“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
根据董并生先生的介绍，在文艺复兴时期，耶稣会神甫曾经伪造了一篇中国文献《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耶稣会修士福开神父将原文“翻译”成了拉丁文，稿本藏于梵蒂冈图书馆，馆藏编号：42759）。
据说，在这篇《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中，孔子的弟子穀俶与鲁公子虢（鲁是西方俗历纪元前417 年周安王时的公国）进行了一番宇宙级别的问答：
“…………
穀俶：那么您同意有一个全能的人，凭他自己而存在，是整个自然的最高创造主吗？
虢：是呀；但他若是凭他自己而存在，那么就什么也不能限制他了，那么他就到处都在：那么他就存在于一切物质里，存在于我自身的各个部分吗，
穀俶：为什么不呢？
虢：那么我自己就会是神明的一部分了。
穀俶：这或许并非是一种结论，这块玻璃处处都是透光的：然而它本身就是光线吗？这不过是矽石，仅此而已。一切都存在于神明之中，这是无疑的：发动一切的应该无处不在。上帝不像中国皇帝住在皇宫里叫阁老们传达他的圣旨。只要上帝存在，他必然会充满在空间和他的作品里；他既然在您身内，这便是一种经常的警告，叫您不要做出您在他面前要面红耳赤的事来。
虢：为了在上帝面前敢于正视自己而无愧于衷，应该如何行事好呢？
穀俶：公正。
虢：还有什么呢？
穀俶：还是要公正。
虢：但是老君学派又说是既没有公正也没有不公正，既没有淫邪也没有德行。
穀俶：老君学派说既没有健康也没疾病吗？
虢：不，老君学派根本没说过这样错误的话。
穀俶：以为既没有灵魂的健全，也没有灵魂的病害，既没有德行，也没有邪念，有这种想法的人非但犯了错误，并且为害更大。凡是等视一切的人都是些牛鬼蛇神之类的东西：养育亲子跟把他用石头砸死，二者相等吗？帮助母亲跟在她心口上插进一把攮子去，二者相等吗？
虢：您把我可吓坏了，我厌恶老君学派。可是有种种公正与不公正，何只千差万别呀！人往往是难以肯定的。谁又准知道什么是许可的，什么又是犯禁的呢？谁又能把善恶之间的界限划分准确呢？您可以给我指出分辨善恶的方法吗？
穀俶：吾师孔子的办法就是：“善终吾身，死而无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虢：我承认这类格言应该是人类的法典；但是临终时觉得活得很不坏，于我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又有什么收获呢？这成大钟毁了以后，是否会因为曾经把时刻报得准确而觉得幸福呢?
穀俶：这座大钟无知无觉：它不会有什么后悔的心理，您自己觉得罪有应得时候您是要后悔的。
虢：可是，我如果犯了几次罪案之后，便不再后悔了呢?
穀俶：那么只有您断了气才成；您要知道在那些不喜欢受人压迫的人当中，一定有人会让您不能再干新的罪恶勾当。
虢：如此说来，充塞他们体内的上帝，既容许我作恶之后，也必将容许他们本身作恶吗？
穀俶：上帝给了您理性：不要用来胡思乱想，糟蹋自己，糟蹋别人；否则不仅今世会遭遇不幸，谁又能保证您来世就会幸福了呢？
虢：谁又跟您说过还有来世呢？
穀俶：这只是猜想着吧。您作人行事自应有来世才好。
虢：但是我若是知道的确是没有来世呢？
穀俶：您这话靠不住。
…………
虢：穀俶，您启发了我。为使我脱离人世以后还能受到赏罚，必须在我体内有什么在我死后还能感受还能思考的东西才行。可是在我出生以前，什么思想感情都没有，为什么我死后又有呢？这一部分莫明其妙的自我到底是什么呢？蜜蜂死后，它那种嗡嗡的鸣声还留得下吗？植物被拔去以后，这棵植物的生长力还继续存在吗？生长力不是我们拿来表示神明要植物从土壤里吸取汁液的那种无法说明其状态的东西的一个词吗？灵魂也是同样造得含含混混、辞不达意地说明我们生命动力的一个词。凡是动物都在活动：我们管这种活动的能力叫活动力；但是并没有另外一种东西可以是这种力。我们有种种情欲、记忆、理性；但是这类情欲、这种记忆和理性确实不是什么另外的东西；这也并非是一些存在我们心中的东西；也并非是一些个别存在的小人物。这本来都是为了确定我们观念而造的通用词。意味着我们记忆、理性、情欲的灵魂，本身不过是一个词罢了。谁在自然里发动了运动呢？神明。谁使一切植物生长呢？神明。谁在动物体内活动呢？神明。谁创造了人的思想呢？神明。
倘若人类灵魂是一个关在我们体内的小人物，指挥我们的动作和思想，这岂不是指出世界永恒的创造者无能、指出有一种本不配由他来创造的机械动作吗？难道说他不能做些本身能动能思维的自动机械人儿吗？您教我读过希腊文，您又教我读过荷马；我觉得伏尔甘做了一些自动去赴神会的金爵，真是一位神匠；但是倘若这位伏尔甘在这些金爵里边暗装一个小人儿推动它们，令人看不出来，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可怜的卖狗皮膏药的了。”
…………
虢：为什么又有许多民族根本就不信奉这种学说呢？您知道在我们省里有大约两百家旧西奴（注：犹太十族在崩溃后进入中国；他们在那里被称为Sinous 西奴。--伏尔泰），他们从前居住在石地阿拉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从来不相信有不死的灵魂：他们也有自己的五部经典，像我们有五经一样；我读过经典的译本；他们的法律当然跟其他各民族法律相似，命令他们孝敬父母，不可盗窃，不可说谎，不通奸，不杀人；但是这些法律却没有对他们谈到来世的赏罚。（注：孟克[Munk]说，至于来世的赏罚，摩西并没有谈，或者是因为他以为灵魂像一阵神风，应该在人死后立即恢复它原始的纯洁状态，或者是因为他不愿意对于一个充满形而上学困难的问题表示意见。—阿弗内尔）。
穀俶：虽然这种思想还没有在这个可怜的民族中得到发展，早晚终会有一天要得到发展。当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一切开化了的民族都已经信奉了这种有益的学说，一个不幸的小民族还没有信奉，可有多大关系呢？您若患病，有一种为所有中国人都证实有效的药，您能够推托还有几个山野村夫不愿意服用，您就拒绝吃它了吗？上帝给了您理性，理性告诉您说灵魂不死；这也就是上帝本人在对您说这话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也许会对这篇《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嗤之以鼻、捧腹大笑，但是，当你看到伏尔泰在其名作《哲学词典》中一本正经地歌颂那两个“穀俶和虢”说道：
“请读读这一封给笛卡尔的惊人的信的其余部分；读一读洛克；再重新把本书仔细的读一遍，您就可以看出我们不可能对于灵魂的性质有半点概念，因为创造物不能认识创造主的秘密的原动力；你们可以看出不懂我们思想的原理，就必须努力思想得正确和公正，应该做到你们所没有办到的：温、良、恭、俭、 让；要效法穀俶和虢，而不要效法托马斯·阿奎那或司各特，他们的灵魂都是很隐晦的，也不要效法加尔文或路德，他们的灵魂都是很严厉而激烈的。”
1788年，欧洲还发行了一部耶稣会神甫巴多明译注的孔子的诗篇：《自然法》（Le code de la nature poème de Confucius，traduit et comnenté par le P. Parennin，巴黎国立图书馆有藏），书中以孔子的口气对老子大肆进行攻击：
“……我特别不能容忍包围着我们的那些邪说。一方面我知道老子，他母亲因天地交合而受孕，怀胎八十载。我对于他那种清净无为和万物蜕变的学说，并不比他出生即生自发和他骑着青牛去传道更加相信。”
看到这些耶稣会花几百年时间，精心设计、制作出来的来自“中国文化”的“证据链条”，我们还笑得出来吗？

第三个目的：把犹太文明偷换成中华文明的源头
再进一步，“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发明家们捏造历史的更隐秘的一个目的，就是把犹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放到周朝，甚至放到开天辟地之初，这样一来，假如历史大环境的条件成熟，他们就完全有机会把我们所有的文明成果，把我们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把我们的诸子百家统统改换成犹太人的杰作，从而把中华文明从源头上偷换成犹太文明。
在“三大碑”的碑文中说道：“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受”。在这里，“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发明家们，已经明目张胆地把他们“盗窃中华文明的路线图”介绍得很清楚了：
1、把“阿耽”（即亚当）称作“盘古”，
2、“阿耽”之后便是“女娲”，由于“女娲”与“挪亚”音近，所以，有中国学人就把“女娲”等同于《旧约》中的那个“挪亚”；
3、最后，把阿无罗汉（即亚伯拉罕）称为阿耽的十九代孙。
4、那么，中国人自古视盘古和女娲是自己的先祖，那么按照“三大碑”说来，后世所有中国人是不是就成了“阿耽”、“挪亚”和“阿无罗汉”的后世子孙？


有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包括十天前的作者倚天立本人（再面壁十分钟），我们不管真假，不假思索，非常得意地接受了“开封犹太人”这段伪史，因为犹太人是全世界最顽固地坚持自己文明的民族，你可以用烈火、刀枪、毒气剥夺他的生命，却剥夺不了他的宗教信仰，如果连这么伟大执着的民族都能同化，那么，这就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是比犹太文明还要伟大的文明。
不得不说，这种“民族自豪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开封犹太人”伪史的扩散，扩大了这段伪史的影响范围。
然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耶稣会花了一两百年的时间，虚构了“开封犹太人”这段伪史，不是为了讴歌中华文明的强大同化能力，而是为篡改和夺取中华文明的最终目的服务。
近二三十年来，从“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华文明起源埃及”、“中华文明起源犹太人”等歪理邪说甚嚣尘上的趋势来看，那些中外文贼，里应外合企图化夏为“胡”，古今呼应达五百年之久，难道背后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直在支持？
看了这些资料，你会不会背上冒出一层冷汗？你还会认为耶稣会企图把“把犹太文明偷换成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异想天开吗？
我们知道，天下布满盗贼，有盗财的，有窃国的，但是，居然还有打算要盗窃一个伟大的文明的。
耶稣会真是古往今来最有想象力的最优秀的盗贼集团，真心为他们“点赞”一个。
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看见一双双绿色的狼眼，躲在我们身后，熠熠闪亮着贼光。

第三节 高潮：“开封犹太人”的编剧、导演——耶稣会



一、西方历史发明家的老套路——挖碑




不见于任何史书记载，就只有一个石碑，然而，这个石碑却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以创造出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新世界，也可以否定另外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可以指鹿为马，可以把颠倒黑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把辉煌抹杀为虚幻。
怎么样，这个场面是不是很眼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英国考古学家在埃及找到了一块叫“纳尔迈调色板”的石碑，由此发现公元前三十一世纪时法老美尼斯统一的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伟大历史。
1799年，一群法军士兵发现了“罗塞塔石碑”，找到了通往古埃及王国的金钥匙，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1663年，欧洲耶稣会在中国找到了“康熙碑”，终于发现犹太人早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就来到了中国，并且在大梁建立了一座“犹太教堂”。
怎么样，这些套路如出一辙，何其相似，真是：年年岁岁碑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总结下来，西方历史发明家所有的这些套路都是一个模子：
第一，在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地方，挖出一个“发现者”需要的石碑，石碑上有“发现者”需要的内容；
第二，“发现者”可以对石碑内容任意进行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解读；
第三，尽管所有的这类石碑都是没有办法证明其真实性的孤例，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发现者”们对石碑的解释、推测和演绎，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天马行空，可以装模作样，可以张冠李戴，在他们掌握了话语权的时候，他们更是可以指鹿为马，可以胡编乱造，甚至，当实在编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要么眼睛一闭、充耳不闻，要么眼睛一瞪：闭嘴，你那个叫“不可能的黑色郁金香”！
最后，这些滑天下之大稽的石碑，最终就这样变成了构筑西方伪史的重要基础和坚强柱石，其中，就包括证明“开封犹太人”的“三大碑”。

二、世界文化盗窃集团耶稣会的第一号头子——利玛窦




从唐朝放纵各种异族宗教（佛教、祆教、波斯摩尼教、回纥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等）进入中国并大肆扩张开始，中国人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宗教失去了应有的防备警惕心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变成了完全不设防的国度，这种缺陷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外来文化炽盛，怪力乱神泛滥，必然伴随着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抑制，中华文明盛极而衰，实际上祸根就埋在了初唐时期。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人自己专门也总结成了一句话，叫做“外来和尚好念经”。
问题是到中国来的各种僧侣之中，有的是念“正经”，比如鸠摩罗什，可有的却是心怀叵测，念的是“歪经”。
比如说利玛窦。
说起利玛窦，中国近现代史书都把他歌颂成了一个具有伟大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以毕生精力不遗余力地把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到中国来。可是，很多中国人自己却没有深入地想过，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自己都是刚刚从蒙昧黑暗中苏醒过来，哪里来那么多“先进科技”传到正值明帝国鼎盛时期的中国来？看一看那个时代的西方传教士们向自己国内介绍中国时候的那种跪拜与仰慕，他们拿什么来向中国传播（当然，除了他们自以为无比高大上的宗教）？退万步说，即使欧洲当时有了先进的科技技术，他们会舍得无条件传授给中国人吗？他们舍得给当时比欧洲还先进的中国，为什么却舍不得给非洲、美洲和中东中亚？以西方人从十六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能做的就是偷、抢、骗，这种海盗本性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为什么偏偏利玛窦那帮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就成了例外，真正变成了圣人或者天使？


2018年，中国的一档电视综艺《国家宝藏》向亿万观众打开了中华文明宝库的大门，让亿万观众瞬间进入了一个奇幻宏伟的琅嬛仙境，让无数中国人第一次真真实实感受到了自己文明的辉煌灿烂，其中，南京博物院珍藏的一幅《坤舆万国全图》，地图上，出现了澳大利亚，出现了轮廓清晰完整的南极洲，出现了准确完整的美洲大陆，出现了许多根本不为当时欧洲人所知的地形、河流、地名、物产、动物等等，可以说是跟今天的世界地图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了。
《坤舆万国全图》让那些“西方测绘地图能力高于中国”的习惯性认知，彻底变得凌乱起来。
据说，《坤舆万国全图》绘制于1602年左右，是由中国人李之藻在利玛窦帮助下，依据1570年的《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完成的，一般认为，李之藻提供中国及周边地区的资料，利玛窦则带来了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全部资料。
然而，情况却远远不是那么回事。
根据李兆良先生对《坤舆万国全图》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坤舆万国全图》的准确成图时间，起码是在1430年以前，地图里的很多地理信息（包括美洲的信息）是来自于郑和大航海时代，并不是利玛窦所带来的，因为《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欧洲资料出奇地贫乏，而且沿用的还是古地名。尤其是利玛窦的祖国意大利，《坤舆万国全图》只字不提当时著名的佛罗伦萨、米兰等大城市，甚至没有当时的天主教领宗地。
“利玛窦能这样疏忽吗?这与他来华传教的目标完全不符，”李兆良认为，“光从这点看，《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不可能是利玛窦，也不可能是当时的欧洲绘图家。”
将《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各种信息综合起来分析，李兆良先生认为《坤舆万国全图》绘制于1430年之前的结论，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那位来自海外、说是要向明神宗献地图的利玛窦，当他睁大眼睛看到《坤舆万国全图》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表情和复杂心情。
至于后来利玛窦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梵蒂冈很快就有了一个《坤舆万国全图》的六屏幅完整版本，因此也才有了1496年哥伦布去寻找美洲，后来大航海时期，欧洲人吵着要去寻找“南方大陆”，也是因为《坤舆万国全图》将澳大利亚和南极洲连在一起，这就被欧洲人称为了“南方大陆”。


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初中期的两三百年之间，中国大量的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向洪水一样流向欧洲，哺育着从蒙昧状态中醒过来的欧洲人，使得欧洲在短短时间内就催生出工业文明出来，对此，意大利耶稣会功不可没，利玛窦更是居功至伟。
当然，意大利耶稣会拿到了中国那么多先进技术，而工业革命却首先爆发在英国，其中缘由值得探究，但这个结果改变不了耶稣会从中国进行大量盗窃的历史事实。
从后来几百年的历史来看，意大利耶稣会万里迢迢来到中国，背负着重重使命，总结下来有以下几条：
1、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军事、宗教、民族等情报，为基督教世界侵略殖民中国做前期准备；
2、利用中国对外来宗教没有防备能力的缺陷，把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全方位、全体系地输往欧洲；
3、利用中国对外来文化没有防备能力的缺陷，在中国历史中掺入虚假的伪造内容，为欧洲人进行作证、背书，已达到欧洲人所需要的目的；
4、利用中国对外来文化与外来宗教没有防备能力的缺陷，将所谓的“红海文明”、“犹太文明”植入到中华文明的成型阶段中去，将伟大的中华文明在源头上就置换成了所谓的“红海文明”、“犹太文明”。
这就是欧洲人实施了五百年的“文化战争”，并且，这场战争今天还在继续，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目前全世界不断爆出的各种线索来看，西方人针对中国乃至其他非西方国家的这场文化战争、科技战争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文明西来说也好，全人类发源于非洲也好，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莫言之流也好，中国作为最大工业国家要承担碳排放责任也好，中国要向西方制度接轨也好，都是五百年前利玛窦这群“文化海盗”策划的消灭中国、吞噬中国文化成果的文化思想战争的延续。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从各个方面来揭穿西方伪史的造假手段，揭露西方伪史的真实面目，警示目前外来文化像潮水一般涌进来的现代中国，就是在为自唐以来一直对外来文化侵略缺乏防卫能力的中华文明，第一次修筑起精神的烽燧，建立起一道宝贵的文化长城，为中华文明注入一种强大的免疫能力，为中国文化正在“扶正”的同时，再增加几分“祛邪”的营卫二气，这对于中国的长治久安、中华文明的永世长存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揭穿西方伪史，还原世界真面目，这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反西方殖民主义，更是人类史上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

在这里，我们不妨来读读两篇文章。


一带一路双城记| 中西文化交流创下不少“第一”
2019-04-25 11:27


参考消息网4月25日报道（文/冯俊伟）中国和西班牙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借助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国早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就已开展货物贸易和人员往来，当时西班牙的瓦伦西亚专门为来自中国的丝绸修建了交易大厅。两国建交40多年来，特别是2005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西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两国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政治互信日益巩固，传统友好的民意基础不断得到巩固。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西班牙政府和企业界对这一倡议的态度非常积极，被西媒称为“地球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2018年11月，在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内，雷林克教授展示她翻译的《牡丹亭》。（郭求达 摄）

早先汉学家来自西班牙
西班牙的汉学研究在西方起步最早，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著名传教士都是西班牙人。虽然他们当时的主观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但客观上成为中国与西方之间交流的先行者与推动者，在中西交流史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与西班牙交流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他首先将天主教信仰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沙勿略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于是决心尽早访问中国。但在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552年，沙勿略因疟疾病逝于离中国广东海岸很近的上川岛，年仅46岁，终未达成进入中国的心愿。
马丁·德·拉达（1533-1578）被誉为“西方首位汉学家”。他是西班牙政府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1575年）。马丁·德拉达首次登上中国大陆，要求长期留在中国传教，未得允许。他的两份报告《出使福建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向西方详细介绍了他出使中国的情况。
在欧首次绘制中国地图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1545-1618）是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在马丁·德拉达报告的基础上，他查阅大量资料，于1585年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这本书可谓当时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一经问世，立刻在欧洲引起轰动，仅在16世纪余下的区区十多年间，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七种文字，共发行46版，堪称盛况空前。
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母羡（1546-1592）是第一位把中文著作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人，他在1590年前后翻译出版了《明心宝鉴》一书，此书由范立本辑录，成书于元末明初。高母羡也是第一个把汉字“拉丁字母化”的人。
庞迪我（1571-1618）是第一个觐见明代万历皇帝的西班牙人。1600年，庞迪我随意大利人利玛窦到达北京，对利玛窦的帮助甚大。在中国居住的21年中，庞迪我写了十几本书，介绍他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和中国文化。他曾奉朝廷命令，与熊三拔修改历法，并为明神宗朱翊钧绘制四大洲地图，每洲一幅画，图上标着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物产等。
贝尔纳尔迪诺·德埃斯卡兰特（1537-1605）是第二个出版关于中国书籍的欧洲人，也是第一个在欧洲绘制中国地图的人。这幅地图附录于他在1577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航海演说》中。该书是欧洲第一部印有汉字的著作，详尽描绘了明朝的情况。
中国名著译本广受好评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起飞，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西班牙汉语研究和汉语热持续升温。西班牙汉学家阿莉西亚·雷林克自学生时代便与中国文化结缘。她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进修，专攻古典文学，现任教于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文哲系和翻译系，译作有《牡丹亭》、《文心雕龙》、《赵氏孤儿》和《金瓶梅》等。
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和西班牙汉学家何塞·安东尼奥·加西亚·桑切斯联合翻译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西班牙被认为是中国的《堂吉诃德》。
2016年，由旅西学者陈国坚教授翻译的西语版《唐诗三百首》在西班牙正式出版。这本《唐诗三百首》在毫无删节原本的基础上，补充收录20余首著名唐诗，全书总计翻译唐诗338首。自译著面世以来，在西语世界受到了广泛赞誉。
古代“丝绸之路”使相隔万里的中国和西班牙互通有无，来自中国的丝绸、柑橘、瓷器等至今仍是西班牙人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如今，“一带一路”再次将中西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和西班牙都是文化大国，都拥有辉煌灿烂的历史，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必将超越历史，再创辉煌。


以上这篇文章，特别赞扬了奥古斯丁修士马丁·德·拉达，另外还有别的文章也在盛赞这位“西方首位汉学家”，比如《马丁·德·拉达的《中国札记》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然而，在一个叫萨缪尔·霍利（Samuel Hawley）的加拿大作家的一篇文章里，马丁·德·拉达在1569年给新西班牙总督的一封信中就开始策划入侵中国，德·拉达写道：“如果阁下想要控制中国，——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辽阔、富有、高度文明的国家，比起欧洲，它的城市、堡垒和城墙恢弘得多，——就必须首先占领这些岛屿殖民地……中国人根本不好战，他们全靠人数之众和城墙坚固。如果夺下他们的堡垒，他们就会束手待毙。因此，我相信（上帝保佑），无需强兵就能制服他们。”
（陈早翻译：西班牙侵征中国的计划_马丁·德·拉达
http://www.sohu.com/a/304783667_611132）

难道，利玛窦跟马丁·德·拉达会有所不同吗？
这两个传教士的确有所不同。
一个是穿上黑袍的海盗，而另一个则是穿上黑袍的巨骗。

三、“开封犹太人”历史丑剧的总导演——以利玛窦、金尼阁为首的欧洲耶稣会




十六、十七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中国的很多事情从明中后期开始就变得古怪起来了。
“开封犹太人”就是一团令人费解的迷雾。
迷雾虽迷，正好有一本《利玛窦中国札记》，让我们拉开了黑幕的一角。


1601年，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帮助下，利玛窦来到北京并定居于此。由此开始，一段五百年来在中国搅得沸沸扬扬的“开封犹太人”的丑剧，便正式拉开了帷幕。
1615年，比利时籍的耶稣会会士金尼阁，将利玛窦的各种著述整理成一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后来，此书名字被中文翻译者故意改成了《利玛窦中国札记》。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书中的第一十章，作者这样说道：
“犹太人很早就进入中国，这可以从下面的说明看出。我们耶稣会定居北京（利玛窦1601—1610年之间住在北京——本文作者注），过了几年后，有一个在种族和信仰上都属于犹太的人听说利玛窦神父的名望，決定前来拜访。他曾在一本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欧洲人的书中读到利玛窦和他的同伴。此人姓艾(Ngai),出生在河南省会开封府。当时他是在赴北京参加博士考试的途中。在此以前他已获得了硕土学位，因为他是犹太人，又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里读到我们的神父不是撒拉逊人而且信奉唯一一位天上地下的神，所以他认为我们一定是摩西律( Mosaic law)的信徒。在走进我们的住处处时，他似乎很激动，表明他和我们有同样的信仰。他的整个外貌、鼻、眼和验型一点不象中国人。利玛窦神父带他到教堂去，给他看神坛上一张圣母和圣婴耶稣以及先驱者约翰跪在他们面前祈祷的画像。他是犹太人并且又确信我们的宗教信仰相同,所以就认为这张图画上画的是利百加( Rebecca）和她的两个孩子雅各( Jacob)和以扫(Esau),因此恭恭敬敬地向它屈膝行礼，他说，他不能不对他们民族的祖先致敬，虽则他没有向画像行礼的习惯。这件事发生在施洗礼者圣约翰的节日。
圣坛两侧是四位福音书作者的画像，这个犹太人问他们是不是圣坛上那个人的十二个孩子中的四个。利玛窦神父以为他指的是十二使徒，便点头称是。其实，他们两人都误解了对方的意思。等到他把这位客人带回住处开始询问他的身份时，他慢慢明白过来，他是在和一位信仰古犹太教的人谈话。这个人承认他是以色列人，但他不知道犹太人这个词，由此看来似乎是当年那十个部族的分散已深入到东方来了。后来这个姓艾的人（据伯希和考订，此人即艾田——本文作者注）看到一本普兰丁( Plantin)版的钦定圣经;虽然他认识希伯莱字，却还是读不了这本书。据他说，在他老家的城里还有十至十二户以色列人家，以及一座很宏伟的犹太牧堂，他们最近刚花了一万多金子把这座教堂整修一新。他还说在这座教堂里极为珍重地保藏着五、六百年以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书,即《旧约》头五卷( Pentateuch)。据他声称，在浙江省会杭州还有更多的以色列人家，他们有自己的犹太教堂，另外一些人则散居各地，没有作礼拜的地方，因为数目已濒绝灭了。
我们这位客人很熟悉《旧约》的历史，诸如亚伯拉罕Abrahan),犹蒂丝( Judith)、玛多查依( Mardochai)和以斯帖( Est her)的故事。他读这几个名字的发音和我们略有不同，或许他的发音倒和原来古老的发音更接近些，他把耶路撒冷( Jerusalem)读成 erusolaim,把弥赛亚( Messiah)读成Moscia。他的几位同胞,包括他的亲兄弟,都非常精通希伯菜语。他自已从小就全力攻读中国文学，所以放了学希伯莱语。他并不隐瞒，照犹太教堂高级神职人员的看法，由于他学习中文，他本人几乎已不配算作希伯莱的同胞了。然而，对他说来这没有关系，只要他能获得博士学位就行。撒拉逊人也都这粹做，做时一点也不怕本族的宗教领袖。利玛窦神父还从这个人那里得到有关基督教遗迹的消息，我们将在谈过犹太人之后加以叙述。
大约三年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可以着手的时犊，利玛窦神父就派遣了一位耶稣会的中国世俗兄弟到所提及的省会即开封府去调查那位以色列客人所说的是否属实。根据这位兄弟的报告，情况完全和他所说的一洋。此外，利玛窦神父要求这位兄弟把犹太教堂中所有书籍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抄录下来结果发现和我们的旧约头五卷完全相同，所用的字体出一样，除了古人不用标点而已。利玛窦神父后来又派这位兄弟再次去到那里，这次携有一封信去见犹太教堂的主持人，告诉他利玛窦在北京家中有全套的《旧约全书》以及一部《新约》，新约内容是叙述弥赛亚的生平和工作，他肯定弥赛亚已经出现过了。犹太牧堂的主持人对这最后一点表示异议，并回答说弥褰亚要再过一万年才会降临。但是他补充说，因为他们久仰利玛窦的盛名和学问，他们愿意授与他犹太教堂高级神职人员的荣誉，如果他肯皈依他们的信仰并且戒吃猪肉的话。
后来又有另外三个犹太人由那个城市来到北京，由于他们因事在这里滞留了好几天而且乐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决定领受洗礼。其中的一个是我们最初那位来访者的侄子。我们的神父们殷勤接待他们，教给他们很多有关圣书的内容，都是他们的博士所不知道的。当他们知道弥赛亚的确已经降临时，他们跪下来并在他象前祈祷，就和基督徒一样。他们得到一部简编的基督义以及其他用中文写的关基督教义的书.感到十分喜悦，他们把这些书带回给他们的同胞。
这三个人还对于犹太教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他们因为不会祖先的语言，对于犹太教已经一无所知了，简言之，他们已经变成了撒拉逊人或不信教的人了，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所知道的那位犹太教堂主持人已经因为年老故去了，他的儿子按照继承法的权利接替了他的职位，但他完全不懂有关他们信仰的各种问题。他们很纳闷，为什么他们的民族的豪华的教堂里或家里或私人的小教堂里并没有画像或塑像，他们认为如果在他们的教堂里有一座救世主基督的塑像，会大大提高他们的热情和虔诚的。对于他们同胞的教规，他们的抱怨之一是，凡不是自己宰杀的动物就不准吃他们的肉，他们说要是在这次旅行中也被迫遵守这条规定，他们就非饿死不可，按照他们的妻子和不幸犹太教的亲戚来看，小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割包皮的办法是很残忍和野蛮的。如果没有这条规定，别的规定并不难接受，因为他们并不反对戒吃猪肉。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大体上所得到的关于在中国的犹太人的第一手材料。
现在我们十分高兴地提供一些有关基督教遗迹的证据，我们相信这一定是我们这些欧洲朋友特别感兴趣的，这些见证有些是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来访者那里得到的，有些则是过去几年中观察到的一些迹象推论出来的。利玛窦神父在肯定了他那位中国硕士朋友确实是古希伯来教的教徒之后，他就决心寻找比他之前所搜集到的更为确切的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遗迹的证明。在他探寻的过程中，只要他用基督教这个名称，他就无法取得确切的进展。然而，在他描述基督徒这个名称以及引用旧约中有关圣十字架的各个段落时，却终于恰好碰到了他正在苦心寻找的东西。中国人根本没有十字架这样一个东西的概念，事实上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字来表达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神父得给他想出一个中国字来，他们选择了表示十这个数字的中国字，他写作“十”，样子也很像十字架。
或许并非不是由于天意的指引，我们同时代的一个基督徒在为十字架寻找一个中国词的时候，会恰好选中他们祖先也同样由于缺乏象征性的表示而发明出来的那个字。这两种情况所选中的字都是十字（scic—cu），意思是第十。在圣书中十字架是用T这个字母来表示的，他们的办法与之十分相近，而T似乎比这里的办法更准确一些。当谈论用这个特殊的符号表示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以色列朋友想起在他的家乡首府开封府和山东省商埠的临清都有一些异乡人，他们的祖先是从外国来的，遵守崇拜十字架的宗教习惯，他说他们习惯于用手在吃的和喝的上面画一个石子，他并不知道这种礼节的意义，但他担保我们谈论的那两种习惯于这样做的人也都不知道。
这一发现似乎正好符合我们这些神父从不同来源听到的情况，他们听说在好几个地方都多少流行这画十字的习惯。据报导，在某些地区他们把这种得救的符号用墨水画在婴儿的额上保佑他们婴儿期间无灾无难，所有这些似乎也和罗杰姆·鲁弗勒斯在他关于《托勒密宇宙志》的注释中讲到中国人时所写的情况一致。
既然我们正在谈论中国人有十字架的证据，我们或许不应该遗漏这样一件事，它也是说明有实际上存在的另外一个迹象。有一天，我们的一位神父看见一个走街串巷的古董商人卖一座铸作美丽的钟，钟顶上的雕刻表现着一座庙宇或者教堂，在它的前面则是一个十字架，四周有希腊文的铭文，他想买一下这件东西，但是没有人和卖主讲好价钱。后来他又去找这个人和钟，想把上面的字翻译出来，但他再也找不到了。
据那位犹太客人告诉我们，崇拜十字架的人所念诵的祈祷词有些和他的教书上的某些段落是相同的，显然是从那些上面摘下来的。他也许是这大卫的诗篇。他还说到这种人从前在北方各省为数很多。然而，他们文化似乎很繁盛，武装也很强大，所以天生多疑的中国人认定他们是想造反。他个人的想法是，这种疑心最初是在六十余年前由撒拉逊人引起的，撒拉逊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切基督教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因为有这种不信任，他们担心官员会逮捕他们，所以他们就四散逃匿。这些人此后就自称是撒拉逊人，有些人冒充犹太人，但大多数变成了偶像崇拜者以逃避被处死刑。他们做礼拜的地方也变成了偶像的庙宇。他们的教堂有一所叫十字堂，后来虽被偶象崇拜者所占据，他们自己却仍然用这个名字称呼它。自从他们逃散后，他们非常害怕，以至于他们最保密的事莫过于他们曾一度属于那个团体。
当我们的世俗兄弟被派带着以色列人所提供的几家姓名到那个地方去发现有什么基督教的迹象可以看到时，从上面讲的情况来看只能期待，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他们知道这个兄弟是中国人，因此很自然地怀疑他是官府的一名密探。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欧洲的牧师能访问这些地区，因为教会抽出不出人来，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将在那里建立住所，并消除萦绕着些人的恐惧心理。愿上帝保佑这一天将不会太遥远。
前面讨论到的三个教派，中国人都称之为野蛮教派，对它们都用一个名称，他们的信徒都叫做回回（Hoei—hoei）。这个名称可能从何而来，对我们仍是一个谜。较有学问的中国人一般都把他们划分如下：撒拉逊人叫做回回，因为他们戒吃猪肉。犹太人也是回回，因为他们不吃带有大腿神经的那部分肉。这个习惯是犹太人开始的，因为雅各就是在这个神经上被击伤的。崇拜十字架的人也被称为回回，那是因为他们不吃圆蹄动物的肉。虽然中国人、萨拉逊人和犹太人都吃马、驴和骡肉，最后一种人或许按照他们本民族特殊的习惯不吃某些肉类。中国人对这三种人还有别的名称。一般来说他们都用“回”这个字来指信奉十字架的人，尽管无论中国人还是犹太人说的“回”都指的是撒拉逊人。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指撒拉逊人属于所有这三个教派，因为他们的信仰既得自非犹太教徒又得自于犹太人以及基督徒。除了撒拉逊人通常用来称呼一切基督教的“以赛”或者“耶稣尼”一词以外，中国古代信奉十字架的教徒还被他们称为“忒尔撒”。这个词的来源也不清楚，除了我们从一位亚美尼亚人那里听说过，在波斯的亚美尼亚人也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基督徒。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很有可能十字架的信徒源自于亚美尼亚并在不同的时期由西方进入中国。这很可能发生在鞑靼大军横扫中国的时候，看来似乎和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进入中国大致同时。…………”
以上，我们不嫌累赘，引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大段章节，来见证一下“开封犹太人”的故事是怎么来开始编剧的。

四、证明“开封犹太人”是虚构历史的方法论




到这里，从1601年开始，我们就可以把“开封犹太人”事件做成一条时间轴线，用来鉴别这段伪史中出现的各种证据。




（1601年前后的证据对比图表）

为了证明“开封犹太人”确属伪史，我们的证明思路是这样的：

第一，在利玛窦1601年到达北京之后，尤其是在“康熙碑”出现的1653年之后，中国中原和北方各地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开封犹太人”的“证据”，如果我们对这些“证据”来一个一个地来进行鉴别，极不现实，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文化上的天国上朝”时代，对外来精神文化侵略缺乏基本的防备意识和防备能力，对欧洲耶稣会这帮欺世大盗更没有任何有效的监控，在耶稣会那大帮高级间谍的操纵导演下，什么样的“证据”都有可能制造出来，什么样的“奇迹”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对那时的各种“证据”一一来进行考察与鉴别，是极不现实的。

第二，万丈高楼从地起，如果“开封犹太人”确有其事，那么，它一定会在历史长河中必须要留下数不清的各种遗迹，这些遗迹就是它曾经存在过的有力证据，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找1601年以前的那些能够证明“开封犹太人”存在过的证据，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实物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如果我们找到了这样的证据，那么，“开封犹太人”就确属信史，我们也只有接受。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类的证据，或者是对方找到的这类“证据”根本不成立，那么，整个“开封犹太人”事件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变成了“飞来峰”，成了无法自圆其说、自我证明的虚假历史。
在古埃及、巴比伦这些完全没有文明族裔生存下来的地方，伪造虚假历史还有较大的空间，但是在中国这种历史脉络清晰、官野历史记载完备的地方，要凭空捏造出一段伪史来，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我们如果证明了1601年以前的证据不存在，那么，“开封犹太人”事件便不成立，“开封犹太人”这段所谓的历史便不攻自破，完全可以定性为伪史，必须要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这就是反证法。

第三，我们证明了“开封犹太人”事件是西方传教士心怀叵测的虚假伪作，不仅能将这段伪史从中国信史中剔除出去，还能探寻欧洲传教士们煞费苦心作伪造假的真实意图，并以此来狠狠打击目前那些千方百计把中华文明的源头置换成各种外来文明的罪恶企图，捍卫中华文明的洁净与尊严。

第四，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和宗教上的各种原因，五百年来，西方势力在中国已经渗透得极其深入，而现阶段又面临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紧要阶段，所以，中外各种反华力量必然会使出各种手段，从各个方面来败坏我们的文明，破坏我们的复兴计划，动摇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五，在这张图表中，我们发现在1601年之前，总共就出现个四个被那帮历史发明家们称为“证据”的东西，结果，这四个所谓的“证据”都被我们一一证伪，这就是说，在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之前，“开封犹太人”根本没有任何存在过的证据。但是，在1601年之后，尤其是在1653年之后，各种证据就开始大量涌现，并且有些还是被当时的地方志所记录，而且越往后，从国外来参观、了解的人就越来越多。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从1601年开始，利玛窦一手导演的“开封犹太人”大戏凭空出世，产生出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一帮中国人（平民、文人以及当地官员）帮他当演员，拿着耶稣会给的钱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犹太教堂，然后，面对着一帮帮纷至沓来的、各种各样的、各有所需的神父、记者、商人，一遍遍说着那些传教士们教给他们的各种犹太教的词汇，一遍遍重复着那些矛盾百出的“口述历史”，然后再从这些人手里换得一点“赞助”。
比如说，1723年法国耶稣会宋君荣（Antoine Gaubil）说，他到到开封访问时，开封犹太人曾告诉他说“犹太人进入中国已有1650年了”。
就这样，利玛窦与他的后继者导演的这出叫做“开封犹太人”的惊天骗局终于迎来了它的高潮部分。

五、警惕中外反华势力为“开封犹太人”历史丑剧继续伪造证据




在“开封犹太人”这一伪史的识别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千万警惕我们内部的一些西方文明崇拜者，还有一些唯利是图的所谓的“文物鉴赏专家”，其中尤其是要特别警惕中国考古队伍中的那些“慕洋犬”，他们很可能会继承利玛窦们的那些阴险思路，比如说，在开封地下某处埋下几个特殊制作的“文物”，再用某种方式去“发现”，去“挖掘”，然后振振有辞地高呼：
“开封犹太人”社区的烛台、文书、祈祷书，等等等等，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另外，西方人还有一种作假手段，那就是冒充冒充伊斯兰教徒或者别的国家的人，以他们的名义写出各种“游记”、“见闻”，把伪造的东西混杂在一些真实的资料里面，以假乱真，以此来间接地给西方人的伪作当“历史见证人”。
由于我们之前论证了古亚历山大港是完全不存在的“海市蜃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尼罗河三角洲的发育程度和古亚历山大港来作为一个试金石，检验西方那些“古籍”的真实程度。
1、比如，“世界七大奇迹”：
据说公元前140年前后，有一个住在赛达的希腊诗人安提帕特（Antipater of Sidon），他环游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列出了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七座宏伟的建筑和雕塑，把他们称为“世界七大奇迹”：
埃及胡夫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阿尔忒弥斯神庙、奥林匹亚宙斯神像、摩索拉斯陵墓、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和亚历山大灯塔。
别的不说，只要看见“七大奇迹”中的亚历山大灯塔，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希腊旅行家的成色。
2、《伊本·白图泰游记》：
伊本·白图泰，1304年－1377年，摩洛哥穆斯林学者，大旅行家。据说，伊本·白图泰在元顺帝至元六年（1346年）到达中国泉州，游览了泉州、广州、鄱阳、杭州等地，之后还声称自己沿着京杭大运河一直北上，去了北京，但是后代历史学家有争议，有人认为他根本没来过中国。
据说，伊本·白图泰在广州和杭州见到了大量的犹太人，而且还说，杭州有道门就专门命名为“犹太门”。
另外，伊本·白图泰说他在亚历山大还见到亚历山大灯塔。
意味深长的是，《伊本·白图泰游记》在他回国后出版，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19世纪，才被西欧的学术界重新发现，1853年到1859年，法文版在巴黎出版，引起极大的轰动。

嘿嘿，我就看着，我不说话。

第五节 大戏之后的落幕：“开封犹太人”的消亡




一、在1800年左右，“开封犹太人”社区逐步开始衰落消亡




严格来说，古代以色列的历史只存在于《圣经·旧约》之中，但后来人还是根据《圣经》，给古代以色列建立了一个所谓的“编年史”。由于全世界都没有真实的资料，我们只有借助于这个“编年史”来进行论述：
公元前1003年，以色列王大卫（David）占领并修筑耶路撒冷城市。
公元前1000年，大卫（David）建以色列国，在位40年。
公元前970年，所罗门(Solomon)接续大卫的王位，在位40年。
公元前931年，以色列国家分裂成两半，一个是北方以色列国，另一个是在南方犹太国。
公元前722年，北方以色列国亡于亚述帝国（叙利亚）。
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占领耶路撒冷城，犹太国亡国。

（这里需要注明一下，“弘治碑”里说，“阿无罗汉”（亚伯拉罕）创教时间相当于是在中国的“周朝146年”，也就是公元前900年，即周孝王十年，怎么亚伯拉罕的后世第十一代孙大卫却赶到祖宗之前去建立了以色列国？
难道那个时候就开始玩“穿越”了？
其实，我们在读西方的那些历史、宗教作品的时候，一定不能有中国人的那种固有的“夏、商、周、春秋、战国、秦”的顺序感和信史观念，因为到今天为止，西方（其中还包括整个地中海沿岸）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前的一切文化遗产都是真假混淆、顺序难辨，无法像中国历史这样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基本属实的大体框架，因此，西方严谨认真的史学家一般都是采用这样一个方法来著述，即：对1500年前简单虚写带过，对1500年后才正式详细记录陈述。
比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名著《世界通史》，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到，他见到的“开封犹太人”艾田等人，只知道自己是“一赐乐业人”（以色列人），而不知道自己后来也被叫做“犹太人”。
结合上面的“编年史”来看，“开封犹太人”的先祖最起码在公元前931年前就离开了巴勒斯坦地区，因此，只知道自己叫以色列人，而不知道自己的同族后来又叫“犹太人”。
“开封犹太人”的祖宗离开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同时也再也没有接触到过自己的同族。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宗教的执着，更不妨碍他们以飞快的速度来到了周朝时期的中国。
如果来的慢了，怎么能去抢占儒家思想的源头呢？
前面“弘治碑”里提到了“周朝146年”，也就是公元前900年，这样看来，一群以色列人拖家带口，在路上花了几十年便来到了中国。刚来中国时，“开封犹太人”不知住在哪里，一直等到公元前365或者公元前339年，他们便搬到了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大梁，并在此建祠堂（“康熙碑”里说，“建祠于大梁”）。
“弘治碑”里说，“开封犹太人”是在宋朝时候来到开封的，《正德碑》里说，“开封犹太人”是在汉朝来到中国的（估计也是冲着开封来的），而“康熙碑”里说，“开封犹太人”是在周朝来到中国大梁的，不知为什么，他们的最终目标始终是冲着开封来的，难道真是像前面所说，开封是耶和华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我大开封的“KFC”（肯德基，也被戏称为“开封菜”）不禁打了个寒战。

…………
清朝后期，一个教名叫摩西的赵二蛋的“开封犹太人”在《日记》写道：
从耶路撒冷到开封，中间不知道穿越了多少个千山万水，从公元前931年到公元后1653年，时间过去了整整2584年，但所有这些苦难都不能够阻挡“开封犹太人”前往圣地的决心，都不能打断我们对主耶和华的信仰。在这两千多年里，我们躲过了无数次改朝换代的战火兵灾，躲过了上千次的黄河决堤，每我们在外面奔波经商之后，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中时，那七枝烛台的光芒立刻洗去了我们的满身疲惫，尊经龛里珍藏着的两千年不朽的羊皮经卷立刻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我们立刻在雕莲石盆中洗净手，抛弃了在外面被迫使用的各朝各代的中国话，立刻用希伯来语与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祈祷和抚慰起来。等到第二天安息日，族人们都到设在邻居家中的小会堂里祷告唱诵，大家相互问候“沙巴沙龙”（安息日平安），幸福地分享自己宰杀、剔除了腿筋的牛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到了1605年，一切终于改变了，我们这些千年游子终于迎来了自己娘家的亲人——耶稣会的传教士，迎来了自己民族的春天，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停地颂扬着我主耶稣——哦，不对，是我主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号。到了1653年，那就更了不得了，族里人丁兴旺，散落在别处的族人也回归聚拢开封，族人赵映乘不仅考上了进士，当了大官，还在耶稣会那帮娘家亲戚的无私帮助下，跟其他族人一起，在开封府内的剔筋胡同重又建起了一座辉煌的会堂，整理好了所有的经卷，连官史《河南通志》上都记载了我们建祠修经的光荣事迹。随后，便是难得的和平盛世，再也没有兵荒马乱，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不断还有远亲们从欧洲、美洲和中东来看望大家，他们对我们这支犹太人几千年坚持不懈的伟大精神钦佩不已，同时还多多少少能给一些银钱（只是他们太抠门了，我口干舌燥当了大半天导游，他们就只给了七个铜板，就只够买两份报纸）——
咦，不对了，怎么日子越来越好，隔壁邻居的那些族人讲希伯来语的人越来越少？怎么艾家的二妞嫁给了那家开牛菜馆的伊斯兰后生？怎么张家的老爷子在安息日那天还在街上抢我的生意？怎么列未家的男人居然每天只做两次祷告？他凭什么做掌教？拿那么多的什一奉献？不中！
…………

在1663年轰轰烈烈的重修教堂、修编十三经之后，经历了将近两百年的“康乾盛世”，赢得了巨大国际声望的“开封犹太人”族群，照理说应该不断地发展壮大，创造出新的辉煌历史出来，然而，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也就是1800年前后，坚持信仰几乎达3000之久的“开封犹太人”，居然要消亡灭绝了。
话句话说，这帮“开封犹太人”既然执着坚持了几千年，为什么在如此大好形势之下，他们怎么就突然放弃信仰了？


1663年，开封犹太会堂正式建立，悬挂了23块匾额和17对楹联，这些都是1656—1679年各级官员先后赠送的，存有《道经》十三部、七姓牒谱，等等。其后，不仅是官史《明太宗实录》、《明外史》、《古今图书集成》《大清史录》，还有地方志《开封府志》、《祥符县志》《崇明县志》《翕欠县志》《云南通志》等，都陆续记载了建祠之人事。
1704年，耶稣会教士骆保禄访问开封，发现犹太会堂构建整齐，满列香炉，都是用金碧辉煌的箱匣保存着“开封犹太人”的祖宗从耶路撒冷带出来的那些羊皮纸经文，只是这些经文都是从黄河洪水的淤泥里找回来的，“字画模糊，水渍斑斓”。
（注意，从巴勒斯坦地带出来的羊皮经卷，历经数千年，其间还在洪水泥沙下埋了若干年，挖出来居然还能读，这是什么样的羊皮？是长金羊毛的那只羊吗？）
1722年，耶稣会传教士孟正气绘《开封犹太会堂草图》，今见五幅，其中1幅为开封犹太会堂鸟瞰图，1幅为犹太会堂主殿内布局图，1幅为犹太人诵读《托拉》图，1幅为开封犹太会堂礼仪用 图，1幅为《托拉》经卷盒图，全部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
1841年，黄河再次决口时，开封犹太会堂被拆毁护城，之后就再也未能修复。1850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香港教区史密斯遣派两位教徒邱天生和蒋荣基到开封访问，用白银400两 购走6部《五经》，他们发现开封犹太人之中已无人认识希伯来文，甚至已经快50年没有自己的掌教，认为“开封犹太人”族群已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完全丧失了对救世主弥赛亚的盼望。
1852年，美国的犹太人组织了一个中国犹太人救援委员会，旨在帮助开封犹太人重拾犹太教信仰，但由于委员会成立不久后，美国爆发内战，救援委员会的活动因此被迫完全停止，之后也不了了之。
186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来到开封考察中国犹太人社会的情况，看到的开封犹太清真寺已成为一片废墟，唯有一块6英尺高的石碑(“弘治 碑”)立在污水池旁边。几乎所有的犹太家庭都与当地居民通婚，已无人认识希伯来文，他们正处在被回教或其他异教快速同化，其中一个犹太人甚至当了和尚，并取名本道，多数的“开封犹太人”则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融入了当地汉人和穆斯林中。
丁韪良得到两本极珍贵的希伯来文经卷的同时，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开封犹太人已成为族系中的“孤儿”，不出五十年将会被完全同化。
1899年12月，上海徐家汇的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在开封收购到一批犹太人后裔卖出的希伯来文经卷，这些经卷引起了耶稣会援助开封犹太人的兴趣。
1900年5月，中国犹太人援助会在上海成立。
1901年，开封犹太人李金诚携子来到上海向中国犹太人援助会，介绍了开封犹太后裔社区的情况。
1902年3月10日，李金城又带领七名开封犹太人来到上海，中国犹太人援助会帮助他们在上海的犹太人组织中谋到职位，并希望帮助他们恢复犹太教信仰。
1903年，中国犹太人援助会正式开始讨论派遣传教团到开封的事宜，但传教团始终没有成行；1914年，开封犹太社区将犹太会堂的地契出售给加拿大圣公会，拉比的去世、“托拉”的流失，教堂的出售，作为犹太宗教的有形代表——神职、神文和神所都已不复存在，中国犹太人援助会看到恢复开封犹太人信仰的希望不复存在，遂停止活动。
（以上资料收集于网络）

二、“开封犹太人”衰落消亡的原因是什么？




尽管我们不知道1663年到1800年的一百多年间，“开封犹太人”社区经历了什么，但是，“开封犹太人”社区从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只过了一百多年间，最后一下子就倏然衰亡消失，无论如也解释不通，而且更是疑窦丛生。
两百年来，对“开封犹太人”消亡的原因，中外学者都做过各种研究，形成了多种观点，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


第一种，“贫困艰难”说
有人认为，赵映乘那批人之后的数代“开封犹太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生活贫困，因此到最后才会被迫把会堂的经文、牒谱、房契、文物都全部卖掉，赖以为生。
窃以为，这种说法不成立。
其一，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这个民族尤其善于经商赚钱，而且这个传统历代继承，长盛不衰，所以不可能所有人都突然穷了下去，开封市有那么多个姓氏的犹太家族，即使这一家人陷入了贫困，拿不出多少供奉，但别的人家总会填补上去，再怎么也不会让族群的会堂毁败下去吧。“开封犹太人”的先人到达大宋首都时，那可是出手阔绰，千把人一来就全部扎根在大宋时候的北上广，在“胡人”普遍受打压的明朝，据利玛窦所说，艾田家族最近一次就拿出了一万多金子来修葺教堂，怎么会到了1800年左右，其后世子孙就集体败落到了以出售祖产为生的地步。

这里插入一个话题：艾田和利玛窦，谁在撒谎？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道：
“据他（艾田）说，在他老家的城里还有十至十二户以色列人家，以及一座很宏伟的犹太教堂，他们最近刚花了一万多金子把这座教堂整修一新。他还说在这座教堂里极为珍重地保藏着五、六百年以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书,即《旧约》头五卷( Pentateuch)。”
艾田说的最近这次维修，也就是指1512年的那次维修。在“正德碑”中，并没有说到大规模建寺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一定会像“康熙碑”中那般大书特书），只说到“立门两座，立碑亭一座”，那么，问题来了：
像这种小规模的修修补补，用得着“一万多两金子”吗？
跟据《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记载，明朝前中期，黄金白银比为1：4或1：5，1644年前后境外白银大量流入，1两黄金约可兑换8两白银，所以，艾田修整会堂用的一万两金子，就相当于四万两或者五万两银子。
这五万两银子在当时有多大的购买力呢？
1、明中期时，粮价大约为每一石1.5—2两银子，明制一石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54斤，就是说，万两金子可以买今天的3850—5200吨粮食。以今天东北的普通圆粒大米价格1.95元/斤计算，艾田在1512年维修犹太会堂时，总共用了相当于今天的1500—2000万元人民币；
2、万历年间，修一座里外都是亭台楼阁的别墅需要3000两银子，买一座门面商铺需要5000两；
3、买一头80斤重的猪需要1.6两，一两银子可以买1000个桔子或者600个鸡蛋。
到底是艾田在吹牛，还是利玛窦在吹牛？

其二，从1663年到1800左右，那时正好是中国封建史上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中原一带没有战争，除了黄河不定时决堤泛滥之外，开封并没有别的什么灾荒，那一两百年的时间里，总的来讲还是国泰民安，经济稳定发展。这个时候，正是犹太人发挥他们经商赚钱、长袖善舞的黄金岁月，他们怎么会一下子就贫困下去了呢？
其三，在“康熙碑”里出现的那些“开封犹太人”，比较显著有“李、艾、赵 、金、高”等经济条件优裕并且信仰坚定的家族，其中赵家是士大夫家族，艾家是医生世家，这些家族在一个和平环境中是相当稳定的，不大可能现整体性地大起大落，更不可能出现一泻而下的塌方式贫穷。
其四，退一步说，就算当时的整个“开封犹太人”群体遇到某种原因，集体贫穷了下去，但是在犹太人千百年的大流散期间，贫困是许多人的生活常态，贫困就根本不是让他们放弃宗教的理由。千百年来，尽管许多犹太商人与金融大鳄的阴险与贪婪让人憎恶，但是整个犹太民族的经历仍然让人动容，感动于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保持着对自己文明的绝对忠诚和执着，如果“开封犹太人”确有其事，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的血雨腥风中，他们都能平安度过，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那么，在“康乾盛世”里的暂时贫穷，就更不可能让他们彻底放弃犹太教。
因此，“贫困说”不成立。

第二种，“歧视”说
有人认为，满清后期，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外民族矛盾逐渐尖锐，犹太人由于其宗教原因，被当地人视作外国人，所以在长期的歧视排挤中才逐渐消亡下去。
持这种观点的人估计对近代史不太了解。
“开封犹太人”衰落的时间是在1663年到1800年之间，这段时间，中国正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幻之中，怎么会对几个“犹太人”家族横加歧视？何况，在整个河南，生活着数量不小的伊斯兰教徒“回族”，他们为什么没有遭到歧视？最重要的一点，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间是在1840年，那时，“开封犹太人”已经五十年没有掌教，并且已经开始在大量出卖他们的“十三经”了。
另外，犹太人在全世界都遭到排挤追杀，而他们在中国却恰恰得到了最公平、最宽厚的待遇，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都会去帮助那些被隔离的犹太人，那么在“康乾盛世”期间，天性宽容善良的中国人，又有什么理由去“歧视排挤”那些世代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左邻右舍呢？
所以说，因为“歧视排挤”而导致“开封犹太人”消亡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种，“盛世消亡”说
又有人说了，“康乾盛世”期间，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再加上中国博大宽容的生活环境，“开封犹太人”又能参加科举进入仕途，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开封犹太人”入乡随俗，小日子过得挺爽，所以，他们成了“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开封当锡安”，逐渐淡化了自己的宗教观念。另外，他们又遇到犹太教堂毁于水灾，能识希伯来文的“拉比”后继乏人，无法实行割礼仪式，以至于最后放弃了宗教，已丧失了自己的宗教文化。
诚然，这种情况据说在以色列分国时期，是“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普遍现象，被以西结咒骂为“淫荡的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更被耶利米诅咒为将遭受“刀剑与饥荒的审判”，但是，对于经历过北宋、金国、元朝、明朝和清朝的“开封犹太人”来说，富贵也好，贫穷也好，和平也好，动荡也好，他们经受过的苦难与幸福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的那个穷矮挫的小小母国，所以说，贫穷困顿不能让他们中断信仰，国泰民安的“盛世”更不是让他们放弃宗教的原因，否则的话，在更为富裕、更为宽松自由的北宋和明朝时期，他们早就应该消亡了。
另外，在安居乐业的和平富裕时期，“开封犹太人”中的精英分子，像“康熙碑”里所说的李、赵、艾、张、高、金、石等七姓，如赵映乘兄弟、艾应奎等人，在了解了自己宗教在世界宗教版图上的重要位置之后，他们会更加热爱自己本民族的精神信仰与文化传统，这就更不可能存在“盛世消亡”的可能性了。


第四种，“黄河决堤反复淹没教堂，导致教民失去信仰”说
历史上，黄河每过几年就会决堤一次，再加上战争期间用黄河水来攻击对手已是历代历朝的家常便饭，开封处于黄河之侧，而犹太教堂又处于开封城内，自然是经常深受其害。
据有关学者“统计”，说“开封犹太人”从宋孝宗兴隆元年（1163年）在开封建祠开始，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其间五百多年的时间里，那座“犹太清真寺”或者“犹太会堂”，前后经过了十次整建，其中，宋代首建，元代重修过一次，明代六次，清代三次。
试想，自己民族的一座精神殿堂，在一次又一次被黄水湮没之后，又一次又一次地重建而起，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力量，怎么在国泰民安的大环境中，在1688年被洪水冲垮之后，就再没有人来重建了？
这是“开封犹太人”消亡的理由吗？
这同样是没有逻辑的臆测。

第五种，“中华文明同化”说
“开封犹太人”最终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这个观点照样不成立。
我们不是说，中华文明同化不了犹太民族，看看历史上那多的民族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我们就知道中华文明的同化能力有多强。
我们是说，如果真的有犹太族群在宋真宗时候就进入中国定居下来，不要说等到1800年左右，估计他们在二十年以内就会被同化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最多到宋仁宗的天圣、明道年间，“开封犹太人”就会彻底抛弃了他们的那套“神文、神职和神所”，加入到《东京梦华录》中的那个像今天一样活色生香的世俗生活中去，或是专门去大相国寺吃一个和尚做的红烧肉，或是去军头司看天武、捧日、龙卫、神卫的特种兵表演，或是被上元节社火队中的鲍老逗得哈哈大笑，或是在茶馆里听说书人讲《汉书》、《孟子》，或是在勾栏里被丁七圣的魔术表演惊得目瞪口呆。在那个绮丽锦绣的年代，连苏澈出使到幽州，都要被契丹官员盯着索要东坡先生的最新作品，所以，子由只得摇头叹道：“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意思就是说：
“老大，还是你厉害！”
所以说，如果真的有“开封犹太人”，他们怎么可能坚持700年“金身不破”？拖到乾隆时期才来“被同化”？



综上所述，前面讲的那些都不可能是“开封犹太人”消亡的真正理由。

三、关于“开封犹太人”衰落消亡的原因猜想




既然，前面说的那些都不是“开封犹太人”走向没落衰亡的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谁也不知道。
因为利玛窦在1601年进入北京以后，“开封犹太人”便横空出世，在利玛窦和他之后的金尼阁等许多耶稣会教士操作下，发生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明朝末期与清朝前期的许多事情，后人永远都无法去了解真相。
这个世界上，估计还有一个地方记载着这些真相，那就是梵蒂冈。
由此，我们只能根据历史留下来的只言片语，用逻辑推理的形式，来假设和猜想“开封犹太人”在百把年的时间里“陡然出现——迅速消亡”的真实原因。



猜想的前提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拉丁文原版，名字就叫《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用基督教来征服中国，这是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所有行为的终极目的，金尼阁的那本书名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利玛窦以及所有耶稣会传教士的言行的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他一切行动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