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想的第一阶段：利玛窦的谋篇布局




1、还在南京的时候，利玛窦很可能就策划好了一个在中国推广基督教教义的中长期行动计划。
在到达北京前后，利玛窦就通过他前期发展的一些教徒或者好友，如瞿太素、王忠铭、徐光启等人，在中原或者北方地区物色了一些对基督教有所了解的景教徒，或者是来自于西域的非阿拉伯人的“回回”。一方面，利玛窦用一些新奇先进的器物与知识打动他们，赢得他们的信任与尊重，一方面用犹太教的教义来对这些人进行洗脑式教育，让他们误以为利玛窦自己本人就属于犹太教或者犹太教的旁枝，另外，同时再伴以金钱或者其他好处，于是，便诱惑拉拢了这些人加入了利玛窦自己一手捏造出来的“开封犹太人”社区。
在这些中国人看来，“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关系，就类似于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之间的那种关系，教义上虽有差别，但都是同一个耶和华下面的连理同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变成不同戴天的宗教宿敌。天性包容善良的中国人，永远都不可能理解一神教体系内不同教派之间的那种血海深仇。
利玛窦及其后继者不断地向这些“犹太弟子”灌输犹太教的教义、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等，硬生生地培养出了第一批“开封犹太人”——比如像艾田之类的。

2、利玛窦及其后继者培养出的第一批“犹太教信徒”中的骨干分子，从一开始起就认为自己加入的就是“犹太教”，这些人得到了不少物质上的好处，还亲眼看到了传教士们与官府的良好关系（比如汤若望在朝廷当官，金尼阁1623年就在开封开堂传教），有钱有势，以为自己傍上了一颗大树，大树下面好乘凉，于是便狂热地沉浸其中，像搞传销一样积极地动员身边的各种人群加入，因此，加入“开封犹太人”社团的人越来越多，估计甚至很多人都是以家族形式参加进来的。

3、明末的天下大乱和明清之间的王朝交替，推迟了利玛窦等人的行动计划，但同时又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处和机会，那就是战争消灭了许多的人、家庭和事物，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地造假作伪，放心大胆，肆无忌惮，而且死无对证。于是，像“弘治碑”、“正德碑”、“十三经”等那样的东西，就是在请朝初年假造出来的。

猜想的第二阶段：犹太教堂正式建成，卷轴形式的《摩西五经》正式亮相




1、经过了六十来年的精心准备，康熙二年（1663年），在耶稣会的筹划运作、教导操作和大量资助下，以赵、王等七个家族为首“捐建”的开封犹太教堂终于“重建”起来了，这是开封的第一座真正的犹太教堂，各级官员送匾捧场，场面轰轰烈烈的搞得很隆重，影响面非常大，许多官史和地方志都记载了这些人和事。
当然，“康熙碑”的碑文就顺理成章地惊艳亮相，正式向儒家的道统地位提出了挑战。但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文人可能是习惯了自南北朝以来佛教诋毁儒家的各种歪理邪说，并没有意识到一场数千年未有的文化战争早已来临。
从某种程度来说，“康熙碑”是西方殖民者向中国文化打响的第一场战役中的响亮枪声。当然，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南京教案”比这个要更早一些，而且更赤裸，那一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榷为保护中华文明点燃了抗击基督教入侵的第一道烽火。

2、意大利耶稣会耗费了几十年的光阴和无数心血，终于在中华文明的龙兴之地开封建起了第一座犹太教堂，培训出了一大批“开封犹太人”，而更重要的是，伪造出了一批包含《摩西五经》在内的“十三部经”，搭好了一个巨大的推销舞台，于是，便在1663年之后的一百年间，不断地向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广为宣传，吸引来各式各样的参观者来做考察和见证，利用全世界对中国历史的信任与崇拜，证明了“开封犹太人”的教堂、教徒、教经的真实可靠，绝无虚假。

3、“开封犹太人”的信史建立起来了，由此，以《摩西五经》为核心的十三经自然就成了真实可靠的珍贵文物，于是，意大利耶稣会的这些劳苦功高的传教士们，终于抱着他们的累累硕果，回到欧洲，回到梵蒂冈去，为意大利僧团在与欧洲其他教派的激烈斗争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猜想的第三阶段：中国开封的黄河泥沙之下挖出来的《摩西五经》去了哪里？



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开封版《摩西五经》”出土的路线图：
第一，耶稣会首先凭空捏造出一个“开封犹太人”族群；
第二，耶稣会花六十年的心血建立起第一座开封犹太教堂；
第三，这座犹太教堂里供奉着十三部卷轴形式的羊皮经书，其中就包括《摩西五经》，这些经书是“开封犹太人”冒着生命危险，从黄河洪水中的泥沙底下挖回来的。
简单来说，耶稣会搞出一个“开封犹太人”，就是为了建一座“犹太会堂”，建一座“犹太会堂”，就是为了见证那一批“十三部经”，尤其是羊皮卷轴的《摩西五经》。
那么，我们的怀疑就更深了一层。
以利玛窦、金尼阁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花上百年的时间，花那么大的心血，搞出一批羊皮卷的“十三部经”来干什么？
难道他们在欧洲没有这些经书吗？

A、如果有的话，欧洲传教士何必如此煞费苦心，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将中华文明改姓换种，他们直接把欧洲的《摩西五经》拿到中国去传教、推广不就行了，何必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当然，你可以说，传教士们故意把《摩西五经》等从黄河洪水下挖出来，搞得神神秘秘的，就是为了让中国从朝廷到民间，都认为这是第二次“河洛出书”，然后顶礼膜拜，到达宣传基督教的目的。但是，从黄河泥沙底下挖出来的那些东东，用的是中国人从来不用的羊皮，写的都是中国人都不认识的希伯来文字，这就意味着这是“开封犹太人”的祖先从他们的耶路撒冷老家带过来的，跟中国人没有毛关系，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上掀不起多大波澜。
由此可见，利玛窦和金尼阁们伪造出《摩西五经》等卷轴经文来，并不是给中国人准备的。

B、那么，这些经书给谁准备的呢？
是给这些传教士们的的欧洲同行准备的，这也就是说，利玛窦和金尼阁们在中国开封伪造出包括《摩西五经》在内的“十三部经”，就是要借用中国信史的声誉来背书，保证其绝对“真实可靠”，然后如获至宝都抱着回到欧洲，展示给他们的欧洲各个教派的同行看，以期在各种各国主教的争论、争夺中占据上风。
这就说明了，欧洲原来根本没有这些经书。而等到传教士们从中国抱回去以后，他们就有了，于是，这世界开始“就有了光”。

C、金尼阁们把这批经书从中国抱回去干什么？
金尼阁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他（艾田）还说在这座教堂里极为珍重地保藏着五、六百年以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书，即《旧约》头五卷( Pentateuch)。”
这是不是说，这批来自于中国、来自于开封、来自于“开封犹太人”的那座犹太会堂、来自于从黄河泥沙下挖出来的那批“字画模糊，水渍斑斓”的“羊皮经卷”，最后，就变成了《圣经·旧约》正式版本的开头部分？
同时，这也就是说，意大利耶稣会的那批具有伟大想象力和坚毅不凡行动力的传教士，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经过几十年到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借助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和证明作用，瞒天过海，借鸡下蛋，最后，终于成功地伪造出来了《摩西五经》甚至是“十三部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整部《圣经·旧约》的框架和基础。
而这部《圣经》，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那部圣神堂皇的《BIBLE》。

D、这真是一个惊天大发现！
由此，我们明白了许多问题：
1、整个中世纪，欧洲教廷不允许教徒直接读《圣经》，现在我们知道了，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完整成型的《圣经》版本。
2、“康熙碑”碑文里明确说到了阿耽就是“盘古”，阿耽后面还有“女娲”，这是不是说明，《创世纪》里面的亚当就是从中国的“盘古”仿学过去的，造方舟的那个诺亚也是从中国的“女娲”仿学过去的？了《创世纪》里的开天辟地就来自于中国的早期神话？
《摩西五经》

猜想的第四阶段：“开封犹太人”不可避免的“被同化”




1、意大利耶稣会在中国的巨大成功让欧洲别的国家的耶稣会看得眼睛滴血，于是，他们纷至沓来，竞相高价向“开封犹太人”购买那些“原始而宝贵”的宗教经文，看到这一幕，他们的意大利同行却在一旁忍不住偷偷发笑。

2、1663年以后的一百年间，耶稣会传教士们的任务业已基本完成，原来，他们来中国是为了从事文化科技盗窃和伪造“十三部经”，而之后，他们的任务已经变成了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而刺探收集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不再需要继续给那出叫做“犹太印象”的大戏当导演和赞助商，那帮“开封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意大利耶稣会老的一批传教士在任务圆满完成之后回到欧洲，而新来的传教士则另有任务，因此便慢慢退出了“开封犹太人”的各种事宜，不再过问，也不再给钱。
传教士们过河拆桥，“开封犹太人”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
这些“开封犹太人”不知道，在欧洲，基督徒本来就把犹太人当成不同戴天的仇人，世世代代发誓要“让他们的血流到他们身上”，几百年间，基督徒把犹太人钉上十字架、绑上火刑柱、隔离拘禁、剥夺驱赶，那都是家常便饭，只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地方、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个特殊的任务才让这些传教士把这些所谓的“犹太人”暂时当成了亲戚，假惺惺地关心爱护、教育诱导和保护资助他们。可那些被冒牌的“开封犹太人”，哪里知道这其中有那么多的机关陷阱，只是感到他们被冷落、被抛弃，真正成了“迷途的羔羊”。
尽管，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许多教会不知所以，不停地有人来开封犹太教堂考察、见证，并且再顺便“搞”两本经卷回去，同时也有一些别的真正的犹太组织也曾伸出过帮助之手，但是，这帮原本就是冲着财物和权势而入教的乌合之众，他们终于发现，当一个严守教规的“犹太人”，比不当“犹太人”要吃亏得多，因此他们很快便对“开封犹太人”这个身份失去了兴趣。
在现实生活中，世袭当掌教（即拉比）的人要受到许多限制，要为宗教团队做出很大的牺牲，所以这个苦差事到1800左右就再没有人愿意干了。而当普通的犹太教徒也没有多大的好处，别的不说，就凭“安息日不准工作”这一点，在以勤劳努力作为道德标准的中国社会中，就根本不可能坚持下去。另外，成年男子每天要聚在一起祷告三次，不能吃猪肉，要想吃牛羊肉还不能去集市上买，只能自己去宰杀，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收入要交十分之一给掌教，这一切教条都变成了自我约束、自我禁锢的紧箍咒，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十分不方便甚至很艰难。
这些原本就习惯于世俗生活的普通人，因为想要得到某种物质利益而一下子被清规教律约束了起来，必定是十二分的不习惯，在面对海内外不停地来参观、访问、捐助的一拨拨洋人的时候，在传教士的教导、引领、哄骗、胁迫之下，他们还能勉强管住自己，配合传教士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唱了一出又一出的连台好戏。但是，当传教士们任务完成，闪身而去之后，“开封犹太人”这个草台班子，没有了班主，没有了观众，也就再没有了收入，所以，当赵映乘这批积极分子故去之后，其后继者便一个个重又回到了自己的世俗生活之中，上辈人留下来的那些玩意儿，能卖几文是几文，要是偶尔遇到有海外来的参观者，顺便要点赞助也就当是“捡洋落儿”。
也许“捡洋落儿”这个词，就是从这儿产生的吧。

3、1840年以后，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各地民众与外国传教士及教民之间的冲突也日渐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封犹太人”更是成了一个虚幻的招牌，卖掉一切之后大家作鸟兽散，就成了这个群体的必然结局。



综上所述，“开封犹太人”就这样“被同化”了。
而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四、在新时代的文化战争中，“开封犹太人”伪史重又借尸还魂




满清末年到民国期间，一批热爱中华文明却又自卑感深重的中国文人学者，为了证明中国文化的伟大力量，沉溺在了“开封犹太人”这段伪史中，搜肠刮肚，翻箱倒箧，到历史的各个角落里去搜寻“开封犹太人”存在的各种证据，因为他们的民族与文化的自信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上：
1、犹太人是一个很伟大、很成功的民族；
2、犹太民族在全世界别的地方都从来没有被同化过；
3、中华文明彻底“同化”了一支犹太人；
4、所以，中华文明比犹太文明更伟大。
基于这样的逻辑，像陈垣、潘公旦等人就是这样的学者，他们为了证明“开封犹太人”这段伪史是实实在在的信史，完全违背了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和起码逻辑，在1663年前“开封犹太人”有效证据为零的情况下，罗列出1663年以后的大量资料，由此证明1663年前的“开封犹太人”确有其事，他们以为这样做是在爱国，是在保护中华文明，殊不知这却是无意中在帮中外敌人当了“文化帮凶”。


二十世纪末，随着中国社会的重新开放，“犹太人”这个含金量极大的三个字，重又开始刺激着许多人的神经，勾起了本已尘封的往事，于是，“开封犹太人”又渐渐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在许多不知来源的资金支持下，“开封犹太人”成了许多中国大学、科研院所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
然而，这一次“开封犹太人”伪史的再度炒热，重点便不只在于有一波人想在开封重建“犹太社区”，并以此跟国外的犹太阔佬拉上亲戚关系，而是这段伪史被赋予了越来越浓厚的文化战争的意味。二三十年间，中外的别有用心者勾结起来，以“开封犹太人”作为武器，不断地抹黑、贬低、践踏中华文明，其中，把犹太文明变成中华文明源头的喧嚷声浪更是日益变得甚嚣尘上。
今天打开网络，随便就可以看到许多不值得一驳却煞有介事的胡说八道：
1、犹太人助中国造“交子”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39/2009/321946.html

2、北京话与古希伯来语，来自远古的对话？
https://www.meipian.cn/6i5t87t

3、学者苏三：三星堆源自犹太文明，中国人祖先是古犹太人_约瑟
http://www.sohu.com/a/330556947_120009217

4、犹太文明能否给中国教育带来新曙光_网易读书
http://book.163.com/11/0914/15/7DU0LOQU00923P3U.html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过去，作者本人也被犹太人的悲惨而不屈的遭遇感动得一塌糊涂，也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感到自豪不已，然而十来天前，本人重新再来审视“开封犹太人”问题，终于才发现，这原来又是一个天大的骗局。
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清醒过来，我们就要大声疾呼：

保护好我们的文明，千万不要让别人把它夺走了！

第六节 更大的猜想：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隐秘斗争




一、本人探究各种宗教的不精彩经历




本人书呆子气较重，除了见花落泪，恨鸟惊心之外，也喜欢了解各种各样的宗教，加之人缘比较好，因此遇到过各种信教的朋友来动员入教，有信新教的兄弟会，有喜欢拿着《易经》炒股的道教哥们，有信佛教的，有信喇嘛教的，有信“克瑞希那”（Krishna）的，前两年居然还有从海外回来的女同学来动员加入某轮的。前几个月，还在与两个朋友热烈讨论云南某个少数民族的放蛊神功，希望破解以后能够用到哪个富婆身上，让她发疯一样的爱上自己，以后就免去了终身的劳苦。
本人亲自去观摩过韩国、台湾传教士们传教的工作，有一次差点把命丢在大凉山的悬崖绝壁之间。不过那次大难不死，老天给了我巨大的补偿，在从西昌回昆明的火车卧铺上，半夜里醒来，听到对面有两个美女在用地道的成都话喁喁私语，第一次觉得成都美女低声讲话真的堪比吴侬软语，实在是妙不可言。


这里，讲几个本人的亲身经历。
有一次饭局上，有人问最近在研究什么，我回答说正在研究佛教，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另外有人一掌拍在饭桌上，大声赞道：“好项目！”原来，正有人找他投资修建寺庙。吃饭间，那人又说，有家公司把鸡足山的高僧请来给二十八辆奥迪车开光，然后每辆车涨价一万八，本人那时嘴巴很刻薄（估计死后必下拔舌地狱），立刻来了句：“怪不得，昨晚我们去大理找小姐，结果价钱翻了一倍，都说是刚开过光。”也是话音未落，旁边一人喷出饭来，害得做东的朋友叫服务员换了好几盘菜。
又有一回，一个朋友带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开始没有说明，等去了成都土龙路上那边的一处所在，才知道有一百多个人来朝见一位甘孜来的活佛。那次场面上非常尴尬，本人有自己的原则，这一生只会向父母、孔子、老子和东坡先生磕头，不愿意去被摸顶、去磕长头，现场所有人只有我独自一人呆在一边，搞得带我去的朋友很有些下不来台，不停地向别人为我开脱，搞得大家非常难堪。但是我那个朋友对我很宽厚，也不在意，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十分亏欠于他。
（不过那次本人也有不小的收获，亲耳听到了歼20发动机测试车间的长久轰鸣声，终于懂得了歼20与歼10B在发动机上的根本区别。）
在与那些宗教朋友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对我刺激太大。
十几年前，本人有一次应邀去参加基督教兄弟会的圣诞团契，餐会上，有一个年轻的中国教徒作了一次见证，他对着一百多个信教和未信教的中国人，发自肺腑地痛陈过去没有找到“主”是如何的痛苦和愚昧，最后，他总结说：
“以前我自认为我是华夏子孙，龙的传人，可是现在我终于知道了，龙是什么？龙其实就是蛇，蛇是什么？《圣经》上说，蛇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龙的传人其实就是撒旦的子孙。我不愿做魔鬼的子孙，我要作主的儿女！……”
那次，本人头脑嗡嗡作响，愤然中途离去，以至于从那以后，就对基督教充满了警惕。



其实这半辈子，本人始终记得东坡先生的那两句话：
“吾生不恶，料必不坠。”
“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二、世俗中国人永远不可能理解一神教教徒的精神世界




在几千年来都是世俗社会的中国，无论古今中国人，都实在难以深刻理解“一神教”体系下，一般人精神世界深处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甚至可以这样说，可能永远都理解不了。
中国人当中不乏各种教徒，但是，这些教徒当中最起码有大半以上都不具备真正的宗教徒精神。
信佛教的，绝大多数只是烧香了愿的香客，我捐了钱，菩萨你就得保佑我，否则这座庙的菩萨就不灵验，对不起，拜拜吧菩萨，我去找下一家了。信道教的，则多数是为了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等哪天摸到身上什么地方有了个硬块，对不起，赶紧飞奔医院，菩提老祖也好、太乙真人也好，都不如外科王主任的那把手术刀靠谱。
至于信基督的，则多是凑个热闹，赶个时髦，唠个嗑、解个闷，散个心，吃顿饭，领个包，也没几个真正沉迷进去的。而且就算当时沉迷进去，但发现没多大好处，很快又撤退了出来。


实际上，中国人自小就被培养出了一种完整的世俗道德，这个体系健全的世俗道德体系支撑了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哪怕有的人最终触犯刑律，但其犯罪的自我辩护理由也是基于这些世俗道德，而不会因为宗教理由。
比如说，张扣扣杀人，理由就是为母复仇。
白银市的连环杀人案，凶手自述其最初的犯罪动机，也是因为“被女人抛弃，感觉被歧视”。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莫名其妙的宗教仇杀，没人见过和尚在街上砍了道士，然后指着道士的尸体大骂：你居然不念“阿弥陀佛”！
也从来没见过道士在街上没来由砍了回教徒，然后指着尸体大骂：你丫竟然敢吃牛肉！
但是在一神教社会，他们觉得就根本不可思议，连非洲的黑人兄弟都会觉得无法理解：
你们中国人居然不信上帝！
“不信上帝”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你们没有道德，没有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是无法无天的魔鬼。
因为在一神教社会里，只有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宗教道德，而没有宗教道德以外的世俗道德。
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旧约》里有那么多祭师、拉比会恶毒地诅咒那个“不再信神”的以色列国和犹太国，因为在一神教社会里，一旦失去了信仰，社会就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地狱，就成了索多玛和蛾摩拉，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然而，对一神教的宗教道德观，中国人却并不认同。
中国不信宗教，自然没有宗教道德，但是，以 “仁”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世俗道德，以更高的境界和更辽阔的胸怀，把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华夏文明的范围内，中国人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在在华夏文明之外的那些人，圣人们则要求“为政者”可以通过教化、通过修德政等等，来做到“来远附迩”，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目的。
所以，在中国的世俗道德框架内，人只有接受不接受文明教化的“华夷”的区别，而没有种族、民族的区别。
有人说了，中国古代把天下区分为“华夏”、“夷狄”，这本身就是一种妄自尊大与排他性歧视。
不可否认，在古代、近代甚至今天，世界上各个民族、部落的文明发展程度是先后不一的，成熟的文明对落后的文明抱着轻视、歧视、蔑视的态度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是，这些成熟的“文明体”是怎样来对待那些落后的“文明体”的。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进入西周以后，中华文明就开始展现出了极高的人性光辉，在文化科技遥遥领先于周边民族的优势条件下，除了一些特殊原因之外，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中央政权对境内外落后弱小民族的灭绝性的大屠杀。新中国建国后不久，解放军去把云南原始丛林里的“苦聪人”、“莽人”接出来，2021年之前，中国展开的轰轰烈烈的扶贫攻坚战，在过去人迹罕至的峻岭峡谷间建桥、拉电线，在边陲盲肠地带建起一座设施完备的现代化中学、医院、社区，甚至远去非洲“授人以渔”，这种天下大同的伟大精神，就是中华文明的这种“仁义”内核的发扬与升华。
可我们来反观一神教社会，其尸山血海的历史就让我们掩目塞耳，根本无法去一一直视。
一神教社会里，由于没有世俗道德，宗教道德只对同样信仰的人起作用，换句话说，宗教道德只能约束教徒之间的行为，而在宗教以外，就在也不存在道德、公德、甚至人类之间起码的怜悯与同情，所以，一神教的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大掠夺、大屠杀、大灭绝。
在一神教的观念里，对待异教徒，一切“恶”都符合他们自己的宗教道德。


这些年，有很多中国人对欧洲的许多教堂很是神往，不断前去参观，但是，他们在很多教堂里看到了无数的堆在一起的累累白骨，惊讶不已。据介绍，这都是当杰出教徒们的伟大功绩——带回来那么多异教徒的头颅。
再想想中国那无数的文庙、寺院、道观里，供着的慈眉祥目的圣人、佛祖、观音、天师、道君，我们凭什么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凭什么没有“夷夏之别”？凭什么不自尊自爱？凭什么不誓死保护我们的文明？

三、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之间的现有关系




导弹在晴空中留下道道白烟；
炸弹爆炸后的满街血肉；
幼儿尸体漂浮在海面上；
卖做奴隶的少女的哭嚎；
被粉碎机打成肉酱的几百名儿童；
巴黎圣母院的冲天大火。

这就是犹太教、伊斯兰剑和基督教之间的现有关系。

四、“弘治碑”证明，《圣经》官方版本最起码在1663年左右都未最后成型




有许多神棍一天到晚吹嘘，《圣经》从撰写出来的那一天起，就再没有改动过一个字，但实际上，《圣经》在成型过程中做过许多次的增删修改，有些经文被天主教删除，但却又被东正教收录。
美国《圣经学者》巴特·埃尔曼指出：“我越是研究《圣经》的抄本传统，就越理解到这些经文在传抄者手上那几年，是如何被彻底改动过，抄写者不但保存了经文，也更动了经文。当然，现存抄本中所发现的数十万种经文修改，如果说这些经文更动对于经文意义或可导致的神学结论完全没有实质关联，那就错了。”
据说，欧洲在1456年就形成了《古腾堡圣经》古腾堡标准印本，印数为180本，直接印在精美的羊皮纸和纸张上，这个版本在18世纪才发现，而十八世纪正是欧洲人历史发明家们造假的高峰期。
（此段材料借引自董并生老师的内部交流，未经同意使用，在此致歉。）

《圣经》经文内容的变化，在“弘治碑”中也可见一斑。
“弘治碑”中说，亚伯拉罕创教的时间是在周朝146年，也就是公元前900年，也就是周孝王十年；又说摩西接替掌教的时间是周朝613年，而周朝613年则是公元前433年，这一年为周考王八年，或晋幽公元年，或楚惠王五十六年，离孔子去世已经过去了46年。
就算我们把《旧约》当做历史，按照《创世纪》的描述，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亚伯兰从乌尔迁徙到了迦南地的别是巴。亚伯兰的这次迁徙乃是受上帝指使的，一般认为，这一年就是犹太教的创立时间。同样，在《出埃及记》里面，大约是公元前1290年，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越红海，到达西乃旷野。
为什么差别会有那么大？

这说明，直到“康熙碑”面世的1663年左右，梵蒂冈教廷最起码对《摩西五经》的官方文本都还没有正式定型。

另外，到十八世纪，欧洲的的宗教礼仪和宗教规范又是个什么水平呢？
这里，再次借用一下董并生老师所介绍的伏尔泰《风俗论》中的滑稽一幕：
“人只是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才会想要到要锦上添花，然而这种基本需要当时几乎在整个欧洲还都很匮乏，在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和伦巴地北部，人们知道些什么呢？
在不少教堂，一直在庆祝驴子节、愚人节和疯人节，人们把一匹驴牵到祭台前，唱赞美歌，开头的迭句是这样的：
阿门，阿门，驴；
艾，艾，艾，驴老爷；
艾，艾，艾，驴老爷；
迪康吉及其后继者都是最严谨的编纂者，从在一本500年前的手稿中援引过来的这样几句对驴子的赞美歌：
哎，驴老爷，歌唱吧！
美丽的嘴，不高兴吧！
你将得到足够的干草！
一个年轻的女人扮演上帝的母亲，骑着这头驴到埃及去，她怀抱着一个小孩儿，身后跟着一长串的人，在弥撒结束时，神甫不是说弥撒礼毕，而是用最大力气学驴叫三声，参加弥撒的人都以同样的叫声来回答。”

五、关于“一神教”三大教派来龙去脉的大猜想




第一、直到15—17世纪“的后摩尔时代”，欧洲继续面临伊斯兰教的巨大压力，急需一种全新的基督教意识形态来整合欧洲，用以对付那些“野蛮的撒拉逊人”
从七世纪开始，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里，欧洲人被伊斯兰世界打得鼻青脸肿，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时，尽管西班牙人把摩尔人赶出了比利牛斯半岛，但欧洲在总体上还是落后于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从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方向，仍旧对欧洲形成巨大的压力。欧洲人认为，要抗拒和压倒伊斯兰教，就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效仿伊斯兰教，用基督教把散得不能再散的欧洲统一起来（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前，光是德意志就分裂成1789个封建邦国和自由市），把“上帝选民”的桂冠抢过来戴在自己头上，给自己的子民以巨大的精神鼓舞，这样才能用基督教世界来战胜伊斯兰世界。
由此，以梵蒂冈教廷牵头，欧洲人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公会议”，但是各个教派（天主教各派、东正教、路德宗、加尔文宗等等）仍然是吵得不亦乐乎，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当时，各国教会之间在斗，教会与国王、贵族在斗，新兴的商人和知识分子也在向神权、王权和贵族索要政治权利，而更重要的是，基督教自己的理论体系都十分混乱，《圣经》基本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杂乱无章，完全没有成型。
反观伊斯兰教，以《古兰经》为核心的教义体系基本完整，并且从612年就开始到处用“剑与火”推广传教，教徒众多，地盘广大，所以欧洲人吵了半天，始终觉得没有什么好办法。
经过无数次争论，欧洲教会认为，要用基督教打败伊斯兰教，就必须尽快编辑出一本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圣经》版本，这样才能让欧洲教徒们的思想首先统一起来。
欧洲各个教会的这种心态，在许多传教士的著作中都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出来。
比如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我们就会发现利玛窦对中华文明充满了惊叹与贪欲，而对“撒拉逊人”（即伊斯兰教徒）则始终充满了刻骨仇恨。

第二、在创立了伊斯兰教的黎凡特地区，还能不能再创立一个新的“更古老的宗教”，从而对伊斯兰教进行釜底抽薪？
伊斯兰教是在七世纪初由默罕默德创立起来的，所以，基督教要想夺取“以耶和华为唯一真神”的一神教“上帝选民”的桂冠，就必须要搞出一个比七世纪更早的《圣经》版本出来，这样才能釜底抽薪，抢占到《古兰经》的上游去，也才有理由说《古兰经》窃取了《圣经》，占领了圣地，咱们才有理由去杀人放火。
问题是到哪里去找这个“更早”的《圣经》版本呢？
梵蒂冈教士们的眼光投向了那个被称为“黎凡特”的广大地区。
百度娘娘说，黎凡特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它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
在七世纪之前，黎凡特这一片地区民族十分众多，原始宗教文化极其灿烂而复杂，根据何新先生的观点，所谓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以及许多后来出现的“人造历史”（如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说等等），都是从这一片地区吸收、借鉴或者直接盗窃过去的。

第三、于是，“古犹太教”应运而生
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黎凡特地区存在着广泛的原始宗教与多神崇拜，其中，聂斯托利教、摩尼教、祆教就被唐朝成为波斯的“三夷教”，并且，当时还存在着据说是东正教一支的“雅各派”。
最起码在七世纪之前，黎凡特地区生活着一个以经商为生的犹太民族（他们来自哪里没人知道），估计他们有过一些原始宗教，但是没有自己的国家，后来，他们宗教被伊斯兰教吸收了一部分内容，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后，他们的族群便被赶到了世界各地，变成了跟吉普赛人一样的没有国家的民族。
另外，估计犹太人宗教也被欧洲人学去了一部分内容，欧洲人再结合别的东西，创立了早期的基督教，但那时的欧洲还处在蒙昧状态，文化原始，经济落后，抡砖头根本不是阿拉伯人的对手，所以，他们只得编造出“亚历山大大帝以三万人打爆波斯人”的神话故事来鼓舞自己。
要特别说明一下，上面所说的犹太人，并不是《旧约》里虚构那个“古犹太人”，但梵蒂冈在虚构的时候，估计也会在保证情节顺畅的前提下，尽量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千丝万缕的文化上的继承关系。

据认为，七世纪初的时候，默罕默德就是融合了中东地区各派宗教的部分教义，最后创立出了伊斯兰教，估计其中就包含一部分犹太人自己的教义。
既然，伊斯兰教都是在黎凡特地区创立出来的，那么，梵蒂冈教廷和实力强大的西班牙教会配合起来，能不能在这个地区也创立出一个新的“古老宗教”出来呢？
于是，像吉卜赛人一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的那些犹太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祖先“以色列人”和“古犹太教”，就在欧洲某个神秘的修道院里，诞生出来了。

其实，现在有许多犹太人是不认同《旧约》里的那些“以色列人”的。
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年轻时候就是一位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这，但他对犹太人的来源认识却跟《旧约》所述完全不同，他认为，世界上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绝大部分都属于东欧而不是来自于迦南地。同样，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施摩罗·桑德在《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中也认为，犹太民族是被《圣经》故事所“发明出来的”（invention）。
过去，犹太人自己的经典是口耳相传、成熟很晚的商业宝典《塔木德经》，照很多犹太人看来，《旧约》里的古犹太人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古兰经》憎恨他们、驱逐他们，是因为当时生活在黎凡特地区的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是商业竞争对手，而后来的欧洲人迫害他们，则是因为想抢他们的金币，到后来欧洲人才把这种抢劫辩解为“替耶稣复仇”。

第三、于是，“古犹太教”应运而生
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黎凡特地区存在着广泛的原始宗教与多神崇拜，其中，聂斯托利教、摩尼教、祆教就被唐朝成为波斯的“三夷教”，并且，当时还存在着据说是东正教一支的“雅各派”。
最起码在七世纪之前，黎凡特地区生活着一个以经商为生的犹太民族（他们来自哪里没人知道），估计他们有过一些原始宗教，但是没有自己的国家，后来，他们宗教被伊斯兰教吸收了一部分内容，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后，他们的族群便被赶到了世界各地，变成了跟吉普赛人一样的没有国家的民族。
另外，估计犹太人宗教也被欧洲人学去了一部分内容，欧洲人再结合别的东西，创立了早期的基督教，但那时的欧洲还处在蒙昧状态，文化原始，经济落后，抡砖头根本不是阿拉伯人的对手，所以，他们只得编造出“亚历山大大帝以三万人打爆波斯人”的神话故事来鼓舞自己。
要特别说明一下，上面所说的犹太人，并不是《旧约》里虚构那个“古犹太人”，但梵蒂冈在虚构的时候，估计也会在保证情节顺畅的前提下，尽量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千丝万缕的文化上的继承关系。

据认为，七世纪初的时候，默罕默德就是融合了中东地区各派宗教的部分教义，最后创立出了伊斯兰教，估计其中就包含一部分犹太人自己的教义。
既然，伊斯兰教都是在黎凡特地区创立出来的，那么，梵蒂冈教廷和实力强大的西班牙教会配合起来，能不能在这个地区也创立出一个新的“古老宗教”出来呢？
于是，像吉卜赛人一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的那些犹太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祖先“以色列人”和“古犹太教”，就在欧洲某个神秘的修道院里，诞生出来了。

其实，现在有许多犹太人是不认同《旧约》里的那些“以色列人”的。
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年轻时候就是一位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这，但他对犹太人的来源认识却跟《旧约》所述完全不同，他认为，世界上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绝大部分都属于东欧而不是来自于迦南地。同样，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施摩罗·桑德在《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中也认为，犹太民族是被《圣经》故事所“发明出来的”（invention）。
过去，犹太人自己的经典是口耳相传、成熟很晚的商业宝典《塔木德经》，照很多犹太人看来，《旧约》里的古犹太人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古兰经》憎恨他们、驱逐他们，是因为当时生活在黎凡特地区的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是商业竞争对手，而后来的欧洲人迫害他们，则是因为想抢他们的金币，到后来欧洲人才把这种抢劫辩解为“替耶稣复仇”。


第四、“古犹太教”最早的经书从哪里来？
梵蒂冈对黎凡特地区的那些宗教都进行了深入调查，其中，十七世纪30年代，金尼阁和汤若望就住在中国西安，负责收集了解“聂斯托利教”（中国称为景教）的各种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估计是在十七世纪上叶和中叶，梵蒂冈终于借用“古犹太教”的名义，精心设计出了一套无懈可击的“古犹太教”教义，这个教义涵盖了当时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将“古犹太教”的存在时间提前到了公元前一千多年前，让人一看就知道伊斯兰教是从“犹太教”那里“剽窃”过去的，并且巧妙地将现有的基督教教义有机衔接起来，也让人一看就知道，基督教就是犹太教的正宗延续。
于是乎，“古犹太教”就顺理成章地占领了伊斯兰教的宗教源泉，从而也就占领了一神教的最高制高点。
于是乎，“上帝选民”的桂冠就这样戴在了欧洲人的头上。

但这里就出来了一个问题：“古犹太教”教义体系建立起来了，像经书这样的证明材料从哪里来？如果没有经书，凭什么让人信服？经书肯定是要造假的，这本来是耶稣会的拿手好戏，但是，如果造出来的经书没有权威性，不能让人信服，那你不要说去骗那些撒拉逊人，连自己的欧洲同行都骗不过去。
于是，梵蒂冈把战略眼光投向了当时处于世界顶峰的中国明朝。以中国文化在当时的鼎盛地位，假如经书来自于中国，那所有欧洲人就没办法怀疑和否认了，尤其是当时欧洲人无限崇拜的孔子的弟子穀俶，还亲自提到过犹太人与《五经》的事情。

现在，我们再来看《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中的这段话，是不是什么都清楚了？
“虢：为什么又有许多民族根本就不信奉这种学说呢？您知道在我们省里有大约两百家旧西奴（注：犹太十族在崩溃后进入中国；他们在那里被称为Sinous 西奴。--伏尔泰注），他们从前居住在石地阿拉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从来不相信有不死的灵魂：他们也有自己的五部经典，像我们有五经一样；我读过经典的译本；他们的法律当然跟其他各民族法律相似，命令他们孝敬父母，不可盗窃，不可说谎，不通奸，不杀人；但是这些法律却没有对他们谈到来世的赏罚。”

于是，从十六世纪初开始，大批西班牙、意大利的传教士经由东南亚，来到了中国，于是，“开封犹太人”的传奇历史横空出世，于是，传教士们手里，就抱着了从黄河洪水的泥沙底下挖出来的《摩西五经》和其他经书。于是，他们大功告成回到梵蒂冈，于是，《圣经》的版本最后终于定型。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那十三部经书是从泥沙里挖出来的，这是为了增加经书来源的传奇性，但更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没办法对这些经书鉴别真伪。
在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开封犹太人”是基督教《圣经》成型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第五、把“古犹太教”过渡到“基督教”的重要桥梁——耶稣
有人要问了，就算我们以上猜测都正确，但是“古犹太教”搞出来之后，怎么又能跟基督教挂上钩呢？
不要着急，这么简单的问题，梵蒂冈早就考虑好了，并且准备好了一个能够把“古犹太教”自然过渡到“基督教”的关键人物。
耶稣。
耶稣这个人的身份很特殊，第一，他必须是“古犹太教”的先知，有资格代表“古犹太教”；第二，耶稣又不能只是犹太先知，他还必须要批判、背叛犹太教，然后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创立了新的“基督教”，耶稣为“古犹太教”而死去，又为基督教而复活。


如此一来，一神教三大宗教之间的关系脉络就很清晰了：
A、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旨意，带领犹太人从吾尔搬到了约旦河西岸迦南地的别是巴，自此创立了犹太教；
B、犹太人去了到伟大的古埃及，发展成几百万人的犹太族群，在摩西带领下，回到了耶路撒冷，创立了《摩西五经》，其后世子孙立国，然后灭国；
C、在公元后不久，犹太先知耶稣背叛了犹太教，和弟子们一起创立了基督教，因此，基督教教徒才是上帝耶和华最宠爱的子民；
D、另外，犹大国灭国之后，有一部分犹太人进入了阿拉伯地区，把犹太教理论也带了过去，这些理论在一千年以后被默罕默德所“窃取”，变成伊斯兰教；
E、借助于从中国搞回来的《摩西五经》和其他经书，基督教终于从阿拉伯人手中抢回了“上帝选民”的桂冠。凑巧的是，欧洲的运气果然来了，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凭着工业革命的巨大力量，他们果然翻过身来，肢解了奥斯曼帝国，把整个伊斯兰世界打得再也没有了脾气。伊斯兰教打架打不过，吵架也吵不过，造假也造不过，最后，也只得默认“上帝选民”的桂冠归了欧洲人。

F、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伪造“古犹太教”的副作用来了，欧洲人巧借犹太教的名义伪造经书，让“古犹太教”的成功上市，树立了基督教在一神教中的正统地位，那么，犹太人怎么办呢？
锱铢必较的犹太人，自然就认为自己手持了一大票原始股，向欧洲人要求分红，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欧洲人“夺取”了他们的宗教，并不意味着要感谢他们，相反，他们借口如今的犹太人背负着耶稣的血，所以要把耶稣的同胞们斩尽杀绝。
对此，犹太人也毫无办法，浑身是嘴也讲不清，于是，他们就只好拿着欧洲人编造的《旧约》做依据，去要求阿拉伯人归还他们的“祖宗”的土地，由此掀起了犹太复国主义。对此，欧洲人开始并不支持，但后来，中东发现了石油，欧洲人觉得用犹太人来对付伊斯兰世界也是个好办法，由此，双方在做这个利益层面上形成了苟合，由此，犹太人就变成了西方人的打手，专门来收拾那些一盘散沙的伊斯兰教徒们。

六、最终结论：不管编写得再精彩，“开封犹太人”就是一段彻彻底底的伪史




五百年来在中国激起巨大波澜的“开封犹太人”这个迷局，以上猜测可能就是就是最真实的谜底。
虽然，从中国开封挖出来的那些经书到底是什么内容永远不可能有中国人知道，那十三部经书拿回欧洲去又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也无从知晓，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开封犹太人”这段传奇故事的最后判断：

“开封犹太人”就是一段彻彻底底的伪史，一出耍弄了中国人五百年的历史丑剧，应该从中华信史上剥离出去了，





全文完

2019年9月29日——2019年10月9日

为什么要深深感谢何新先生？




自从耶稣会这个庞大高效的间谍组织在中国登陆并展开各种行动以后，中国这个从唐朝开始便对外来文化不设防的大咧咧的神奇国度，便进入了一场时间长达五百年的文化战争之中，但是，整个国家，上至朝廷下至百姓，几乎毫无察觉。
1610年，以“合儒超儒”的狡猾策略来对中国进行温水煮青蛙的利玛窦死了，接替他的龙华民等传教士便急不可待地现出了原形，禁止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这才引起了一部分中国士大夫的警觉，由此才有了1616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榷发起的“南京教案”。然而，“南京教案”并没有打断耶稣会的既定步伐，1921年，在耶稣会、徐光启和东林党的合谋操纵下，沈榷被免官，之后南京地区耶稣会又大肆活动起来。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威胁本土文化抱着警惕心理的人，并不仅仅只有沈榷等人，早在南北朝、唐朝时候，就有了范缜、何承天、傅奕、韩愈这样的先觉者，后来也有了张载、王夫之对佛老的深刻批判，但是，这些先觉者的思想在当时都没有形成社会共识，没有带来同仇敌忾，而更重要的是，没办法聚齐一支有觉悟又有战斗力的“文化上的义勇军”。
所以，从唐朝放纵各种异族宗教（佛教、祆教、波斯摩尼教、回纥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等）进入中国并大肆扩张开始，中国人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宗教失去了应有的防备警惕心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变成了完全不设防的国度，变得比满清还要满清。中国就如同一座华美的宫城，有宫室而无宫墙，有报更的却无值班守夜的，各种大盗宵小都能随意进出，混迹其中，有对中国人的先师往圣的神像挥刀乱砍的，有偷偷把自己的怪力乱神放到祭坛上以冒充中国人祖先的，有抢劫的、盗窃的、破坏的，甚至拉屎做窝的，无人看管，无人过问。
盛世时显得包容天下，浩大无比，弱世时则魑魅魍魉里里外外一起涌现，内外呼应，遍地是贼。盛世之虚荣，必为弱世之祸端。
有宋一朝，繁荣虽是繁荣，发达虽是发达，但的确是不思进取，不去收回河西走廊、河套平原好燕云十六州，然而，后世在责骂“弱宋”的时候，却只字不提，这些地方是谁丢出去的？又是谁把那么多的“胡人”掺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中来、从而留下巨大祸根？
中华文明盛极而衰，实际上祸根就埋在了初唐时期。
中国文化这种对外来有组织隐形入侵缺乏抵抗力的缺陷，一直延续到了现代。今天，我们有形的国土大部分收回来了，但是，精神上的国土却依然像筛子一样，依然大部分沦陷，外来文化炽盛，怪力乱神泛滥，中国本土文化仍然遭受着有目的地、有计划的攻击、践踏，中国在文化战争中的颓势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牛肉好吃”昨天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历史与领土，都是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中国人为什么在肇端于十六世纪以来的几百年文化战争中始终是一败涂地，甚至是在自己的国力、文化的鼎盛时期，也被一小撮传教士玩弄于鼓掌之中，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任由别人发展出那么庞大的“教民”队伍，以此渗透进来当挖自己的墙角？
中国在文化战中败得比满清、国民党还惨，总结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没有纯粹的宗教，也就没有高度组织的宗教管理系统（比如教廷、教会以及教廷属下的各种专业特务组织）。教廷比黑社会恐怖得多，它调动资源的能力是没有止境的，它一旦设定任务之后，便会数十年、数百年不变地执行下去，锲而不舍，咬死不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看看那些到全世界穷乡僻壤里去传教的传教士，看看居然敢到阿富汗去传教的韩国传教士，有时候真的会不寒而栗。
在这一点上，中国就输了第一场。
其实，只有宗教才能战胜另外一种宗教，只有一种信仰才能打败另外一种信仰。
几百年来，中国在文化战中唯一战胜过对方的时期，就是1949—1979的三十年，那时，中国人对国家制度的信任、对领袖的信任、对未来的信任，实际上就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仰，所以，那三十年中国人在精神上是极其强大的，看看1952年朝鲜半岛上的“碧潼战俘营奥运会”，看看美国黑人大妈在华尔街挥舞着《毛 语录》训斥美国警察的场面，看看巴黎舞台上的洋人版《红色娘子军》，你就能深深感到信仰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而三十年之后，我们失去了那种坚定的信仰，别人趁此发动疯狂进攻，我们一败涂地，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幸运的是，从近几年开始，尤其是从今年的国庆庆典开始，我们又开始感受到了这种信仰的回归。举手加额，幸甚至哉！

第二，外来宗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首先对一批中国人进行收买洗脑，吸引他们加入外来宗教，然后再利用他们来欺骗更多的中国人，再来对这个中国进行掠夺与破坏。
这群人，你可以叫做“汉奸”，可以叫做“第五纵队”，其实，他们首先就是“文化上的异己主义者”。
这一点，反西方伪史的队友们印象尤其深刻。我们的对手不是梵蒂冈、华尔街、布鲁金斯学会、肯尼迪政治学院，我们的对手只是他们培养出来的那一批批中国人充当扮演的“小怪兽”，是被彻底洗了脑的“丧尸”们和“慕羊犬”们。

第三点，那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文化战”。
我们还以为是太平世界，我们还以为是幸福自在，可是，我们连自己踏进了硝烟弥漫、战火连天的战场都不自知，连别人用枪口对准了我们的脑门都不知道，还满脸堆笑：
“Hello，你好，欢迎来我家做客！我去街上测一下pm2.5，你来陪我老婆聊一会儿！”
这才是最危险的一点。
游牧民族的千军万马从塞外蜂拥而来，我们还有长城，有烽火台，有专门值守的戍卒点燃冲天而起的滚滚狼烟，因此，我们还有胜利的希望。
然而，在我们的思想精神国度，一拨拨僵尸向着我们游弋而来，就是想要吃掉我们的脑子，那么，谁来为中国人点燃烽火狼烟？谁来叫醒我们拿起武器？
从民国开始的一百年来的沉积中，终于有了一个英勇的戍卒，他给我们点燃了烽火，他叫我们拿起了武器。
他就是何新。


这一百年来，何新先生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知识界的“神学”——古希腊、古埃及文明的虚假与伪造，擦亮了许多国人的眼睛，由此，为中国人打开了一道从来没有人打开过的大门，让我们目瞪口呆，如梦初醒。
你不看见别人的丑恶，就认识不到自己的伟大。你看不见别人的虚假，就不会珍惜自己的真实。你看不见别人的卑劣下贱，就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尊贵高尚。
这就是何新先生打开“证伪西方历史”的这道大门的重要意义。
何新先生学术上的累累成果毋庸置疑，但他更大的贡献，则是百年来第一次公开站起来，有理论、成体系地质疑、揭露和批判西方伪史与共济会，第一次让中国人认识到了文化战是一场更残酷、更长久的战争，是一场把你几千年中的一切都要剥夺得干干净净的战争。
窃以为，何新先生就像一个在长城上孤独地值守的戍卒，他从当年“南京教案”里的那个许榷手里，接过火把，独自一人为中华文明点燃了第一座烽火台，由此，唤醒了更多的戍卒，让一座座烽火台传往沉睡中的中华腹地。
由此，他启迪、警讯和唤醒了中华文明1400年来的第一批“文化边防军”。

可以料想，这批“文化边防军”在目前外来文化像潮水一般涌进来的现代中国，将会一改唐初以来对外来文化侵略缺乏防卫能力的缺陷，建立起一道宝贵的文化长城，修筑起精神的烽燧，坚定地做“中华文明”这座华美宫城的守夜人，为民族精神注入一种强大的免疫能力，为中国文化正在“扶正”的同时，再增加几分“祛邪”的营卫二气，这对于中国的长治久安、中华文明的永世长存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顺便说一句，在金融领域，《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你不管他的学术观点如何，但他也是第一次深刻警示了中国人：金融同样也是战争！）



因此，在文化战争愈演愈烈的今天，何新先生给我们点燃第一道烽火的的意义，无人可及。

@badboysblue 2019-10-21 16:19:13
楼主，你应该就开封犹太人这篇重新发个新帖子，放在旧帖子后面，很多人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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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天涯不给发，怎么都通不过

@lastblues 2019-10-21 14:41:38

来了来了，刚挖出来还热手的，不朽不腐，色泽光鲜。直接搭把手开盖了，谁来看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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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是从刚刚从利比亚抓过来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