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社会主义经典歌曲”演唱会受到亿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却让所谓的“红二代”马晓力十分震怒，以致歇斯底里上书，声称演唱会是“文革”复辟，要求最高层“追究责任”，“给予严肃处理”，由此引发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一台歌唱党、歌唱社会主义、歌唱祖国、歌唱人民的演唱会，为什么会引起马晓力之流如此强烈的反弹？读者朋友或许可以从下面这张照片看出点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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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力在2012年《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

众所周知，创办于1991年的《炎黄春秋》杂志，在20世纪最后10年间的办刊导向基本上还是可以的。但2002年之后，《炎黄春秋》虽然名义上打着“秉笔直书”的幌子，但实际上却成了伪造历史、颠覆历史的大本营。它抹黑毛泽东，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社会主义，抹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其手段之下作、造谣之无耻，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说它是一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志，似乎并不过份。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不断扩大，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不断破产，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受到遏制，《炎黄春秋》的光景也大不如前。
列位请看：
2013年1月，《炎黄春秋》网站被关闭；2014年9月，《炎黄春秋》杂志社被变更主管主办单位；2014年11月，《炎黄春秋》总编辑、两位轮执主编和网络主编四人同时辞职；2015年3月，《炎黄春秋》23年来每年都要召开的从未停办的新春联谊会，先是“被改期”，后来又是“被取消”；201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出的《警示通知书》，责令立即纠正违规行为；2015年7月，《炎黄春秋》新任总编辑杨继绳辞职；2015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丰台区人民法院对郭松民、梅新育维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一案宣判，驳回《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黄钟、洪振快全部诉讼请求；2016年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黄钟、洪振快上诉，维持原审判决；2016年4月，“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诉《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犯名誉案，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被告洪振快无理请求被一再驳回后，当庭解除对律师的委托并退庭；2016年5月，《炎黄春秋》第五期被暂停出版……据悉，其被封杀的原因，是因为有许多以反思文革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的稿件。
从上述《炎黄春秋》的“大事记”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炎黄春秋》的失败一次比一次更惨，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而它的第五期被封杀，则表明它们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地步。这怎能不让投身于《炎黄春秋》的马晓力们心如刀绞、五脏俱焚呢？怎能不向党和人民猖狂反扑呢？怎能不丧失理智地采取报复行动呢？借5月2日演唱会一事发难，企图干扰反思文革的正确方向，压制亿万人民群众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就是这种报复、反扑的举措之一。事实上，马晓力们对5·2演唱会的这种指鹿为马、无限上纲的行径，才是货真价实的文革遗风。

文章链接：
http://www.hswh.org.cn/wzzx/llyd/zz/2016-05-13/37752.html

有一阵，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很激烈，常看到一些不同观点。没有普遍性，哪来的特殊性？普遍性在特殊性里面，共性是在特性里面。你倒过来说，而且从学者的角度说，会有误导的作用。另外，西方的普世价值它不是个坏东西，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中国，你还得研究中国的情况。不管什么观点、什么思考，总得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意义了，包括对待西方价值观也是。民主只是一种机制，一个手段，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目的。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才是更需要深刻思考和对社会有益的。

乌坎与文革，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是风马牛各不相干吗？非也，如果我们认真的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几乎一模一样。乌坎问题，实质上就是文革的延续，是在新的政治形式下的文革。他们提出的政治口号，具体的诉求，以及运动的发展全过程，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继承的关系，他们都基本相似，二者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乌坎人民长期以来，不停的到上级政府上访，反映本村支部书记和村长贪污受贿，私卖集体土地的问题。可是上级领导部门置若罔闻，反以各种理由刁难，打击上访群众。乌坎人民用尽了各种合法的手段，始终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团结起来，利用文革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办法，发动群众，以进行游行示威和集体上访的方式，和走资派抗争。我们现在不仿将文革和乌坎事件，认真的进行一番比较：

后毛时代中共重经济轻医疗

尽管面临以上诸多问题，更关注经济增长的中共领导人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公共卫生方面。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医疗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瓦解，政府医疗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由1980年的1.1%左右下降至2002年的0.8%左右（2002年，美国政府医疗开支占GDP的6.7%）。

中共上世纪80年代推出市场改革也再次重挫已经衰弱的医疗体系：截止2003年，超7成中国人完全没有医疗保障，虽然中共之后开始了一些改革，但中国疾病负担同时也在增加，威胁到了全国医疗体系、经济、甚至中共政体稳定。

纵观中国历史，医疗保健被视为是一种个人责任，而非个人权利。毛泽东成立新中国后建立了一个国家扶持的医疗体系，标志着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转变。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共为官员和工人建立了医疗保健计划，并在地方县市修建医院诊所；1958年进入大跃进时期后，为了得到免费医疗保障，农民愿意支持农业集体户和人民公社的扩张，最终反而成为新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基础和金融基础；1959年，中国在农村建立了由县医院、公社医疗中心和村诊所的三级医疗体系，不但提供医疗护理，而且还传达相关疾病防控保健护理，为中共防止感染性疾病蔓延起到关键作用；文革开始时期，官僚腐败受到遏制，政策协调逐步加强，大量卫生干线工作者被派往农村（即所谓的“赤脚医生”），及时为农民提供日常医疗护理，以公社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开始普及。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赤脚医生”大概有1,800万，合作性医疗护理覆盖全国90%多的农村地区，几乎每家公社都有一个医疗护理中心。中国当时也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医生、护士和病床，中国人民整体健康水平显著提升，1975年的死亡率为0.7%（1000人当中有7人死亡），而1949年死亡率为2%（1000人当中有20人死亡）。而且，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逝世，中国人民平均寿命由35岁增加至65岁。

西方人有个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说，国家的size很重要，小才民主，大必专制。国家只能是自治城市、自治州的联合体。我们中国，有个他们看不惯、想不通的地方，就是它很大，不是一时半会儿大，而是两三千年，一直都很大。其实，校正世界历史，这正是最重要的参照系。

研究中国，过去有个死结，就是老拿孔子和秦始皇作对。要么你站在孔子一边，要么你站在秦始皇一边。特别是在西方中心的话语下，有一种无知妄谈，孔子代表民主，秦始皇代表专制。这是政治，不是历史。历史哪有这种一黑一白？这全是今人拿古人说事。

这种现象背后的关键在于税收的结构。不同种类的税收在不同国家所占的比例非常不同，比如在美国和英国，个人所得税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收入来源，同时征收较多的还有个人投资税等税种。相比之下，两国对营业税这样的累退税的征收，就没有那么重要。

与之相反，伯勒萨德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税收结构中，占据大头的是累退税，这使得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降低不少。她认为，正是这种区别带来了非常不同的后果，甚至导致了英美新自由主义能够非常强烈地调动选举政治中的民意为其服务。

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结果，是因为个人所得税对所有人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影响，是高度“可见”的。与此相比，营业税和其他累退税属于“不可见”的间接征税，政客们很难将之作为公共话题进行操控。另一方面，对民众来说，就算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同时提高营业税，看起来仍然是“减税”；反之，只要增加个税，就算大幅度减小营业税，也会被当做是政府贪得无厌的象征。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把这种手段玩到了极致。比如当后者面对减税带来的赤字压力时，就大幅度提高不可见的营业税税率，帮助政府既推行了承诺的“减税”，又不至于入不敷出。

伯勒萨德认为，在英美的政治传统中，个人所得税带有明显的“公平”属性，即通过累进税率征富济贫，属于一种“为了社会正义的政治经济学”；而德法两国聚焦于战后的经济复苏发展，更加考虑“国家整体”的概念，从而个税没有带上斗争的烙印。

伯勒萨德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与减税政策同时进入里根的政治议题的，还有恢复金本位制的倡议。相比减税，金本位制更容易在政治上推行。然而减税成为了里根的重大政绩，金本位制却没有恢复。伯勒萨德指出，这正说明了“可见度”对操弄政治经济话题的重要性。金本位制距离人们的生活太远，难以调动民意进行拥护和支持。与此相比，税收问题只需要强调“大政府养懒汉”，并质疑政府再分配的效率，就能迅速调动中产阶级摇摆选民的支持。

于是，在税收问题上，作者看到，作为社会公平战场的英美个人所得税吸引了全部的政治目光，当中产阶级不满于国家的再分配时，中产阶级纳税人就变成了政府可以调用的，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减税为第一次动员，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jingwei99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4-23 13:50:11 跟帖回复： 第 23252 楼. ——现在看来这个变革远没有完成。但是很有幸，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历过一次实战演习。关于那次演习我觉得有必要做一次深刻的总结，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我们不仅没有解决，而且竟没有意识到。我深感四五十年前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比现在的许多思想家把问题分析的更透彻、认识的更完善。关于经验我觉得有几条可能是正确的：第一，左派领袖被彻底消灭，右派也就失去了制衡，于是右派的对手只剩下中间派了。进而，随着斗争的深入，中间派也在右派面前失败，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右派独享了大权。当左派遭受重大打击，正在进行重新整合的时候；当中间派正在进行自我反省、懊悔不已的时候，右派已经是高歌猛进，在中国上演了一场独角戏。左派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过分信任中间派，疏远大众，而中间派失败的原因是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打击左派。——面对这一切人民大众似乎仅仅是一个看客。这也就是毛主席为什么反复强调“面向全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必须三五年搞一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一场演习”。毛主席曾含泪说：“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我死以后恐怕是血雨腥风了。”毛主席其实早已经预见到了他去世以后大约50年的历史，他也深知他领导的那场运动仅仅是一场“演习”而已。既然是演习，言外之意就不是“实战”。毛主席的良苦用心恐怕是叫真正的毛泽东主义信仰者深刻总结“这场演习的利弊得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进行最终的实战。第二，“假革命”的巨大危害性。总结过去五六十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假革命”的危害不比“反革命”的危害小。在历史上，慈禧太后曾经准许开设“议会”，她还准许进行“预备立宪”，甚至在晚清时期清政府还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等等，俨然一副“革命先锋”的面孔，其实他们是假革命。同样，我们也看到袁世凯曾经在表面上坚定地拥护共和，支持民主，俨然一副“共和功勋”的面孔。我们也看到段祺瑞极力维护民主，把自己装扮成“再造共和”的英雄。在这些假革命的蛊惑下，竟然有很多人情愿被忽悠，分化了革命阵营。假革命的危害在中国历史上屡屡上演，时至今日。第三，胜利的根本保障在于大众。我看到有些人企图通过一小部分“精英人物”的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也看到了一些人企图通过冒险的方式走向最终的胜利，没有大众的支援，任何正义都不会持久。第四，我们要善于利用一切旧形式为现实的斗争服务。第五，我们要善于利用现代科技为现实的斗争服务。

毛泽东选集前四卷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资料。这四卷的文章从内容上分可以分为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农民运动，青年运动，文艺路线，等等。从形式上分可以分为专著，书信，讲话，命令，电报，布告，政论，不一而足。毛泽东选集是子书，如《论语》《孟子》《荀子》然。今欲治毛选毛学，须是要明其体。其体何也？其体即是毛泽东的哲学。政治军事皆其用也。毛泽东的哲学主要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本本主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 》。而最集中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就是两论——《实践论》《矛盾论》。《矛盾论》讲辩证法，讲矛盾。矛盾是什么？《易大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矛盾就是阴阳。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阴阳。阴阳的统一就是太极，就是道。阴阳无非就是对立统一。太极图就是矛盾的图式。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无时不有，矛盾无处不在。何谓也？谓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统一。抟聚而言之，谓合二而一；分析而言之，谓一分为二。矛盾双方始终在斗争中。何谓也？《易大传》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谓盈虚消息也。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何谓也？谓亢龙有悔也。谓宥坐之器也。

要维持你的思想独立性需要某种程度的平静和坚韧不拔，尤其在你周围的所有人都有党派偏见的时候。

大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在1944年发表的演讲中，在向包括很多新入籍的美国公民在内的人解释美国在二战中为什么而战时，宣称“那么，什么是自由精神?我不能定义，我只能告诉你我自己的信仰。自由的精神就是这样一种精神，自我怀疑而不唯我独尊;自由的精神就是尽力去理解别人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就是不带偏见，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时也兼顾别人的利益。”谁能怀疑伯林心中没有充满这种自由的精神?但是，希金斯的心中也充满了一种自由的精神。

虽然这些精神似乎相互不信任，甚至相互瞧不起对方，但它们是不可缺少的。每种精神都有自己的典型缺点。一个全部是希金斯这类人组成的世界可能走向不宽容。那将是一场永远争吵不休的比赛，或许很热闹很好玩儿，但在这样的世界，没有时间和空间来理解---在理解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涉及到深入研究、冷静反思和充满想象力的同情---那来自别人。而完全由伯林这类人组成的世界可能陷入相对主义和对宽容的致命敌人的过多宽容。

显然，这种紧张关系并非始于20世纪末期的两位作家。德裔英国自由派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在将近人生尽头的时候写过一本书，论述了他称为伊拉斯谟派的政治知识分子的路线，其中就包括了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精神的论证在16世纪的两位学者中就已经存在，一位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一位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伊拉斯谟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为宗教改革开辟了道路。他的思想与早年的路德如此亲密以至于有这样的笑话，一会儿是伊拉斯谟路德，一会儿是路德伊拉斯谟。但是，当路德与罗马教会决裂时，伊拉斯谟拒绝跟从。他坚持认为，拥有善良意志的人必须能够在教会系统内部用文明和理性进行辩论。在他对拉丁语名言“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观点”(quot homines, tot sententiae)的评论中，他引用圣保罗的观点说“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放置一边，我们应该允许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看法。”(人们可能会补充说，这是圣保罗喜欢冒险的“创制”(ijtihad)伊智提哈德(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努力”、“勤奋”。经堂语译为“上紧”、“剖取”。意译为“创制”---译注)在1517年，就在路德将其新教主张钉在教会门上的那一年，伊拉斯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和平的抱怨”，指责“词汇战士”“相互用有毒的钢笔袭击对方，用讽刺挖苦的词语撕裂对方，气势汹汹地向对方扔含沙射影的致命飞镖。”

达伦多夫回顾了一个场景，一个患上绝症的35岁改革者乌尔里希·冯·修顿(Ulrich von Hutten)在某种方式上比路德更大胆，事实上前来上门求助，他敲了伊拉斯谟在巴塞尔的家门，“但伊拉斯谟本人也病了，担心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感染，没有允许他进来。巴塞尔人都知道这事。”修顿把剩下的力气全用在钢笔上，给伊拉斯谟写了一封忠告信，包括了这个尖刻的训斥：“你自己的书将不得不在它们中间作战。”有好多年，伊拉斯谟抗拒来自教会领袖的压力避免与改革者冲突，当他最终不得不冲突时，他采用一种学者间对话的形式，表达对自由意志的与路德不同的看法。修顿的尖刻话语是20世纪奚落嘲讽的早期版本，自由派是在辩论中无法站在自己立场上讲话的人。它与经常出现的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关，即自由派是在战斗中根本站立不起来的面容苍白、没有血色的病人。

我们讲毛泽东思想总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不错，确实是这样。但是，不能仅仅这样说。现在我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本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深深植根与中华大地，是我们民族自己的思想家和会中西吐纳古今尽广大务精微综罗百代的造道之作，传道之作。所谓造道者，谓能自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传道者，谓能传承道统，使斯文不坠于地也。毛泽东思想所接续的正是自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颜习斋李恕谷戴东原包世臣龚定庵魏默深以来的经世实学，毛泽东是林少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的真正的衣钵传人。王船山明亡后隐居山林，发愤著述，成数百万言，其所切齿痛恨者谓清谈误国专制害国以至华夏衰朽国弱民，所思慕者谓能保我种族不受异族奴役强我国家保我中华不沦丧于夷狄者。毛泽东坚决抗击日寇坚决与日寇作不妥协的斗争非把日寇赶出中国不可。建国后，毛泽东毅然出兵朝鲜，狠狠教训了美国人。毛泽东面对类似明末的形势却做出了明人想完成而没有完成的事业。船山先生痛感与亡国亡种痛感于中华陷于夷狄发奋著述为后世留下了思想。而毛泽东抗击日寇美寇实是遵循船山先生的遗志，终于实现了船山先生的遗愿。船山先生地下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毛泽东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他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不同，从没有出国留洋的经历。除了建国前后去过两次苏联外，从没离开过中国。他是我们自己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思想家我们自己的领袖。他一生读书破万卷，经史子集无所不读。他的思想绝不简单的 是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他的思想是继承了中国本土哲学是中国本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对他影响最大的，对他的思想理论形成影响最大的就是宋明理学。

正常的左派与右派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他们都爱国家，也都爱人民。有问题的是极左派与极右派。左派与右派在执政思路上是有区别的。左派要求公平优先，右派要求效率优先。左派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右派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他们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原因。做中立派最好，可以说点公正话。
左右派争什么？大家都不明说。实际上是争话语权，争执政权，争分配权，为的就是自己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不管你什么派，不要违法犯罪就可以了。

人类社会中的人类之间的财富和权利分配，只有两种分配原则。

第一种人类社会中的人类之间的财富和权利分配原则。按照人类之间的自由、自愿、平等的交换原则，进行财富和权利分配；即：自由平等的市场原则。

在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负责市场中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财富分配。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提供市场必需的公共服务，而组建起来的公共服务组织机构。政府为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需要不小的费用。所以，政府需要对市场中的所有人们进行征税。

政府需要对市场中的所有人们进行征税 ，也必须遵循市场中的自由平等交换原则来进行。所以，政府由市场中的人们民主选举产生，政府才有权利对市场中的所有人们进行征税。

市场中的纳税人的纳税主要是购买政府提供的纳税人必需的公共服务决定：纳税人交纳的纳税额度和纳税人享受的公共服务多少成正比，才能体现市场经济中的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像居住的小区一样，物业公司按照居住的小区的居民居住的住房大小来决定收取物业费的多少，你拥有的住房多就必须交纳更多的物业费。而不是按照居住小区的居民人头来收。

在财政民主中政府为维持通过公共服务而收取的物业费不叫“物业费”，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称呼为“房产税”。这是每个有居住住房的公民每年必须交纳的一次费用。否则，政府没有足够财政资金支持，政府将无法提供正常运转的政府公共服务。起码一条大家知道，没有警察维持次序的公共服务世界是很可怕的。

萧功秦：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的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的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造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绪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
自2008年开始，由于自由派对政府处置的一些事件的不满与国际上对此类事件的关注，原先处于边缘状态的激进自由派开始重新活跃。近来年国际上频繁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常态化，以及中国目前的改革停滞与社会矛盾积累，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方向，近年来，右的激进主义同样在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重新抬头。
两种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在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们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当下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作出简捷明了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激进左派把所有的一切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的消极现象，均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只有发动再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右翼激进主义者则把这一切归因于西式的普选式的多党民主化没有到位。他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吸引大众，形成左与右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虽然理论上似是而非，但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心理，取得话语至高点。相反，体制内的一些理论家却抱残守缺，在理论上观念上无所作为，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提不出鲜活的、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来看，人们普遍缺乏方向感，许多青年人对前景悲观，企业家、中产阶层、部分官员中近年来越来越膨胀的的移民潮原因很多，至少表明，社会上对前途迷茫悲观的情绪，正在各阶层中蔓延。（作者 萧功秦 ）

——《袁庾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谈文革、自由派和毛派》


10月中旬开始在红石头网、解放区的天、毛泽东旗帜网、红色中国网、上海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华网、中国文革研究网、地方文革史网“六十年代”、四月青年、三农中国、民声网、中华论坛、中华史林、中华杂谈、中华网——新闻观察、强国论坛——煮酒论史、海网（海疆在线——名家论坛）、新浪网——军事论坛、中国选举与治理、天涯——关天茶舍、天涯说事、天涯易读网、天涯热贴网、凯迪一一猫眼看人，凯迪一一中间地带、贴库网、启蒙历史网、一家亲论坛、阿里外贸网、民主社会主义论坛、当代中国、看天下社区、爱思想——名站热文榜、拂晓135、自由派文艺评论网、老街茶馆论坛、手机共识网、爬山虎论坛、联特科技、我你他网、启蒙历史网、多维新闻网、共识网、葵花法律论坛、西西河社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网、华人心声网、联合时空网——领导者、人过50网、热帖网、好帖网、气枪网、中国道路、雅虎论坛、易读网等60来个网站转载(还有一些英文名网站），其中一些还是国内重量级的左、右思想网站。乌有之乡、工人论坛、继圣学院、社会进步网等网站也发了“和老袁讨论”此文、或挑战袁本人的跟帖。此外，该文还被诸如“工人阶级作家赵剑斌”等许多博客转发。

据我所了解，一位知名的左派社会活动家的言论能够引起网络思想界的左、右、中各方面同时关注的，近些年只有袁庾华的这次讲座以及上半年的《永远的造反派》访谈录。听说,参加这次讲座的师生绝大多数是属于自由派思想的，但客观地讲，袁庾华并没有迎合听众而态度嗳昧,他对文革、对主席的评述及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其思想、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在读过老袁的讲座后，我相信这是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很容易的得出的结论。

老袁在这次讲座中明看是天南海北、古今中外，谈自由主义与左派的不同范畴，谈文革的起因与本质、甚至谈文革和欧洲宗教改革的比较，等等，看似比较散乱，但透过这些散乱的内容，我们却能发现老袁一直在围绕一个主题在谈，那就是争取民主是打破当今中国政治格局的唯一的破门之术！这也是我们不得不佩服老袁的高明之处！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概览

《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读后感

社会思潮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具备某种相应的理论形态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思想趋势。社会思潮是透视社会现象、剖析社会问题、反思社会进步所形成的社会思想集合，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记录。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伴随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众多的思考。民主与自由为社会思想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宽容，最近四十年各种思潮存在于华夏中国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思潮？因为中国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背后是看待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归纳出来形成一定的影响，就是思潮。未来的中国走向跟这八种思潮密切相关。

《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书中的八种思潮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书中用精炼的语言描述了每一种思潮的基本含义，记录了其从思想萌芽开始一直到成长壮大的一些里程碑事件，对于读者来说不仅能概览中国社会当代的各种思潮，也能基本了解每一种思潮背后所代表的群体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

邓小平对再造中国立下了丰功伟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是他提出并力推改革开放决策，改变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面貌。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突破。一直以来整个学术界和政府都是这么看的，但邓小平把这两者界线打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贡献非常巨大。特别是1992年“南巡谈话”，突破禁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用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应该说邓小平贡献最大的是其“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以后，竞争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大陆崛起。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其实也做出了他最大努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是邓小平提出的，另外中国要走向法治社会也是邓小平力倡的，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也许不会有这八种思潮，或者还有其他的发展迹象。近40年中国社会发展，多多少少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也在和社会交融接触过程中变化、进步。从社会发展的朱导来说，我们得感谢邓小平思想，他不仅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让其他思潮的成长有了足够的土壤和空间。毕竟每一种思潮都会有其本身所带有的局限性，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都是因为思想的驱动。

2015-5-26

乡村土狼

有一阵，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很激烈，常看到一些不同观点。没有普遍性，哪来的特殊性？普遍性在特殊性里面，共性是在特性里面。你倒过来说，而且从学者的角度说，会有误导的作用。另外，西方的普世价值它不是个坏东西，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中国，你还得研究中国的情况。不管什么观点、什么思考，总得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意义了，包括对待西方价值观也是。民主只是一种机制，一个手段，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目的。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才是更需要深刻思考和对社会有益的。
中国几代人都是主人翁意识特别强，总觉得国家大事就是我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而不是别人的事情，我不是一个旁观者。当然站在对立面的也是有的。要害是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恩怨放到工作上，更不能与社会对立。我们现在谈到历史，谈到党史，很多人都津津乐道一些细节，津津乐道一些恩恩怨怨的事儿，结果就把我们这个党的历史变成一个恩恩怨怨的历史。党的历史中间肯定有恩恩怨怨的事儿，但它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历史的大趋势、历史的大结果。如果是恩恩怨怨的视角，你就很容易把共产党的历史看成一个权谋接着一个权谋，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整完这拨人，再整另一拨人。为什么整来整去能整成现在这样呢，整到这个国家变成第二经济体呢？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替换了国民党？其实每个执政团体里面，都有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国民党里有，但共产党里面就更多一点。但有一点，共产党替代国民党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一定有它的必然性的。而且这个组织从改革开放之后走过来的一个历程，说明它本身是很有生命力的，如果它没有生命力的话，它也不可能把一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以前大家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只要没有动乱，中国一定是世界强国。以中国人的智慧、勤奋、勇敢，一定是一个世界强国。

西方人有个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说，国家的size很重要，小才民主，大必专制。国家只能是自治城市、自治州的联合体。我们中国，有个他们看不惯、想不通的地方，就是它很大，不是一时半会儿大，而是两三千年，一直都很大。其实，校正世界历史，这正是最重要的参照系。

研究中国，过去有个死结，就是老拿孔子和秦始皇作对。要么你站在孔子一边，要么你站在秦始皇一边。特别是在西方中心的话语下，有一种无知妄谈，孔子代表民主，秦始皇代表专制。这是政治，不是历史。历史哪有这种一黑一白？这全是今人拿古人说事。

为了解开这个疙瘩，我在秦俑馆（现在叫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做过一个演讲，叫“两次大一统”。一次是西周大一统，一次是秦代大一统。我说，孔子的梦是周公之梦。他要恢复西周大一统，这个梦没做成，有人接着做。真正再造大一统，不是别人，是秦始皇。这两次大一统，都是从陕西征服东方。大家说，周公是山东人，秦始皇是陕西人，秦灭六国，齐地最后，这是陕西人打山东人。但司马迁说，周公的老家在岐山，嬴姓的祖庭在曲阜。周公才是陕西人，秦始皇才是山东人。最近，清华简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说法。其实，商周之际有大迁徙。商末，秦人的祖先离开山东，先去山西，后去陕、甘。周初，周公封曲阜，是占了嬴姓的老巢。他们正好调了个个儿。你要知道，八百年后，秦始皇回山东，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从此，中国才走向帝国。

中国的帝制，中国的疆域，都是这两次大一统的遗产。秦始皇是中国的亚历山大。它的帝国，和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也是昙花一现。但后面的事，还有人接着做，汉武、王莽、汉光武，一直到东汉末。

当今中国社会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伙人站在左边，号称左派毛派，他们时不时的与站在右边的所谓右派斗嘴掐架。站在左边时常以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徒追随者自居，而站在右边的偏偏是以攻击诋毁抹黑毛泽东为己任。而且挂着民主自由的招牌。所以这两派看似水火不容的冤家经常是掐的你死我活，但是站在左边自封毛派的这伙人，另外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保当救国。打击对这个体制社会真正有怨言不满者。对于不满者扣上推特色社会主义墙，拆特色共产当的庙的罪行。而且常常把不满当今社会，有微词者加上汉奸美分滴帽子。而右边的经常把社会体制改革作为己任。加以宣扬。其目的好像是帮助特涩当朝在做改革舆论铺垫。而右边的任何为当朝做的改革舆论铺垫，往往被当朝所接受采纳，难道右边的建议就是当朝所愿意做的照单抓药的药方不成。其实仔细思量就是。其实当今的所谓右的思想言论只不过是当朝想做，而羞于真正自己先表达出来，而是由所谓的右翼先替他们代言吹风。所以当今出现的所谓左右行为，只不过是特涩当朝主体机体上的左右机翼而已，左边机翼保特涩墙不倒。特涩庙不能拆。而右边的机翼在为继续的特涩之路舆论铺垫现行。但是时不时的左右翼掐架的行为。其实是特涩主体偶尔的放纵自己圈养滴两只狗，在大街上咬架打斗引人目光。为特涩转移一下真正的社会矛盾焦点。。。。。。。。而真正的底层民间的左右思维最好不参与或者敬而远之二狗掐架斗嘴的行为，

什么是政治正确?在我看来，它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现代革命的生命循环的可预期特征。这场革命是受到之前10年美国革命的激发，只不过变得更加暴力而已。第一代勇敢的反抗者推翻了僵化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让整个战场沦为废墟。在后革命时代，反抗者开始在自己人中作战，这可能导致迫害和暗杀。取得胜利的幸存者像之前被推翻的独裁者一样实行统治。这是政治正确阶段---创始革命的活力已经消失，革命原则已经变成空洞的口号，变成由官僚统治机器(党棍)强制推行的话语公式，所有伟大观点都被党的功能性机构和行政管理者的体制化过程而遭扼杀。
我刚刚简要概述的是过去45年美国大学生活的政治心理学传记。我的前提基于自己在反文化初期的大学体验，那是在1964年秋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的激进言论自由运动，当时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上大学第一学期。伯克利抗议运动是纽约出生的意大利裔美国人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带领下，他在此前一年的夏天为在密西西比州被剥夺公民权的非洲裔美国人做选民登记工作，当时他和两位同事因为参加政治活动遭到袭击。当萨维奥在伯克利试图为民权运动的著名单位“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筹款时，大学阻止了他，因为官方禁止在大学校园举办政治活动。
伯克利的反抗在萨维奥在史布罗大厅(Sproul Hall)台阶上发表的激烈演讲而达到高潮。他在那里谴责大学管理当局。史布罗广场的四千名抗议者中有800人被警方逮捕。那次示威抗议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积极行动主义的本质：它挑战、驳斥、限制权威，追求自由和平等;完全不同于当今常常看到的情况，要求当局扩权，创立为某些弱势群体提供特殊保护的机构，或者创造缓冲垫以防敏感脆弱的年轻人的情受到冲击。1960年代的进步人士希望监督和家长制保护更少而不是更多，他们断言咄咄逼人的个人主义和摆脱社会控制而获得解放天然愿望。

什么是政治正确?在我看来，它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现代革命的生命循环的可预期特征。这场革命是受到之前10年美国革命的激发，只不过变得更加暴力而已。第一代勇敢的反抗者推翻了僵化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让整个战场沦为废墟。在后革命时代，反抗者开始在自己人中作战，这可能导致迫害和暗杀。取得胜利的幸存者像之前被推翻的独裁者一样实行统治。这是政治正确阶段---创始革命的活力已经消失，革命原则已经变成空洞的口号，变成由官僚统治机器(党棍)强制推行的话语公式，所有伟大观点都被党的功能性机构和行政管理者的体制化过程而遭扼杀。
我刚刚简要概述的是过去45年美国大学生活的政治心理学传记。我的前提基于自己在反文化初期的大学体验，那是在1964年秋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的激进言论自由运动，当时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上大学第一学期。伯克利抗议运动是纽约出生的意大利裔美国人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带领下，他在此前一年的夏天为在密西西比州被剥夺公民权的非洲裔美国人做选民登记工作，当时他和两位同事因为参加政治活动遭到袭击。当萨维奥在伯克利试图为民权运动的著名单位“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筹款时，大学阻止了他，因为官方禁止在大学校园举办政治活动。
伯克利的反抗在萨维奥在史布罗大厅(Sproul Hall)台阶上发表的激烈演讲而达到高潮。他在那里谴责大学管理当局。史布罗广场的四千名抗议者中有800人被警方逮捕。那次示威抗议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积极行动主义的本质：它挑战、驳斥、限制权威，追求自由和平等;完全不同于当今常常看到的情况，要求当局扩权，创立为某些弱势群体提供特殊保护的机构，或者创造缓冲垫以防敏感脆弱的年轻人的情受到冲击。1960年代的进步人士希望监督和家长制保护更少而不是更多，他们断言咄咄逼人的个人主义和摆脱社会控制而获得解放天然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