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阶级、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思考
陈玉屏
[摘要]阶级、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统率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基本倾向是以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统揽民族、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问题，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甚至直截了当地将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处置服从于、服务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经典作家们虽然认为民族主义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作用，且对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应区别对待，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与阶级斗争学说相悖的，故其对民族主义的本质持否定、批判态度。
自1843年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论及民族问题以来，经典作家们对民族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体系。20世纪后期第三次民族运动浪潮出现以来。民族问题成了世界范围的热点问题；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也成为一种热门学科。面对纷繁复杂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予以解读、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自身与时俱进向前发展，是我国民族理论学界面临的历史性任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置阶级与民族的关系的问题。这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难度很大、相当敏感、但又无法绕开的问题。经典作家是如何摆放“民族”与“阶级”的位置的？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基本态度是什么？这些主张在实践中遇到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这就是本文打算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如何摆放“民族”与“阶级”的关系的
马克思、恩格斯代表“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的《共产党宣言》[1]，在引言之后切人正题的第一句话就是：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特别强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恩格斯称阶级斗争原理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的基本原理”。《共产党宣言》在结束时，又再次强调：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
笔者大段摘引这些尽人皆知的经典论述，只是想证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居于统率地位的。这一点，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或是反对者，都是公认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早期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马克思阅读此书后写出了详细的摘要，而恩格斯则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的重要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明言本书“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且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撰写此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何以马、恩如此高度重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2]根据被摩尔根再次证实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明，人类社会从成文历史的史前不可避免地走到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阶段，“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至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2]故而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
马克思、恩格斯代表“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的《共产党宣言》[1]，在引言之后切人正题的第一句话就是：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特别强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恩格斯称阶级斗争原理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的基本原理”。《共产党宣言》在结束时，又再次强调：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
笔者大段摘引这些尽人皆知的经典论述，只是想证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居于统率地位的。这一点，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或是反对者，都是公认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早期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马克思阅读此书后写出了详细的摘要，而恩格斯则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的重要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明言本书“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且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撰写此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何以马、恩如此高度重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2]根据被摩尔根再次证实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明，人类社会从成文历史的史前不可避免地走到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阶段，“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至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2]故而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
关于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将其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环境中加以考察，科学地指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但马克思、恩格斯是将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统率地位，十分自然地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来统揽民族、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列举出大量论述来证明这一点：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
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失，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3]
只有在英国，工业才达到了囊括整个民族利益和各阶级全部生活条件的规模，但是工业一方面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包括工业无产阶级，而民族中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日益结集在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的周围。[4]
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5]
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6]
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都力图使事情达到危机状态，这一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7]
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侯，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8]
马克思、恩格斯以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统揽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完全为列宁、斯大林所继承：
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9](P.600)
在股份公司里，各民族的资本家都是坐在一起的，彼此十分融洽。在工厂里，各民族的工人都是在一起工作。在任何真正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集团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划分的。[10]
资本家和地主总是想分化各民族的工人，而他们这些世界上的强权者自己，却相处得很好……无论是正教徒或犹太人，俄国人或德国人，波兰人或乌克兰人，只要是有资本的，都在同心协力地剥削各民族的工人。[11]
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9](P．586-587)
马克思并没有把民族运动看作绝对的东西，他知道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12](P.552)
私有制和资本必然使人们离散，燃起民族纷争，加强民族压迫……没有民族压迫，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13]
在资本主义民主占统治的以私有制为国家基础的西方，国家的基础本身就在制造民族纠纷、冲突和斗争。[14]
摆脱民族压迫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地主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这就等于使俄国各民族从民族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15]
列宁与斯大林亲身领导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亲身处置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极为复杂的民族问题，包括应对各种政治派别五花八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他们在理论上不仅更加强调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统揽民族问题，而且直截了当地将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处置服从于、服务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12](P.521)
其实在“欧洲生活的各种问题”中，社会主义居于首位，而民族斗争不过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16]
工人如果把同“本”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统一，看得高于同各民族无产者的完全统一，那就违犯了自己的利益，违犯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民主主义的利益。[17]
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12](P.548)
马克思鉴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大于一切，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18](P.722)
我们党已经消除了那笼罩着“民族问题”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测的迷雾，已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使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带有阶级要求的性质，并且在纲领中用条文的形式规定出来。这样，党就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19]
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20]
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拥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运动，而反对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是“反动民族”，是欧洲的“俄国前哨”，是专制制度的前哨。而当时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却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民族”。因为当时援助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就是间接援助欧洲革命运动最危险的敌人沙皇制度。[20]
将列宁、斯大林的论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对照比较，在摆放“阶级”与“民族”的关系上。列宁、斯大林更加强调“阶级”范畴的问题较之“民族”范畴的问题更重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民族”的问题要服从于、服务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列宁、斯大林的这种倾向，显然与他们亲身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过程中所经历的包括思想战线在内的各条战线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关。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摆放“阶级”与“民族”的关系时，对“阶级”范畴问题强调的程度略有差别，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典作家的基本倾向，那就是：阶级、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统揽全局的地位，有关民族的根本问题都必须置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界中进行观察和认识；民族的根本问题的解决是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的解决为先决条件的；对民族问题的判定和处理必须服从于、服务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
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失，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3]
只有在英国，工业才达到了囊括整个民族利益和各阶级全部生活条件的规模，但是工业一方面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包括工业无产阶级，而民族中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日益结集在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的周围。[4]
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5]
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6]
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都力图使事情达到危机状态，这一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7]
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侯，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8]
马克思、恩格斯以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统揽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完全为列宁、斯大林所继承：
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9](P.600)
在股份公司里，各民族的资本家都是坐在一起的，彼此十分融洽。在工厂里，各民族的工人都是在一起工作。在任何真正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集团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划分的。[10]
资本家和地主总是想分化各民族的工人，而他们这些世界上的强权者自己，却相处得很好……无论是正教徒或犹太人，俄国人或德国人，波兰人或乌克兰人，只要是有资本的，都在同心协力地剥削各民族的工人。[11]
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9](P．586-587)
马克思并没有把民族运动看作绝对的东西，他知道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12](P.552)
私有制和资本必然使人们离散，燃起民族纷争，加强民族压迫……没有民族压迫，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13]
在资本主义民主占统治的以私有制为国家基础的西方，国家的基础本身就在制造民族纠纷、冲突和斗争。[14]
摆脱民族压迫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地主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这就等于使俄国各民族从民族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15]
列宁与斯大林亲身领导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亲身处置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极为复杂的民族问题，包括应对各种政治派别五花八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他们在理论上不仅更加强调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统揽民族问题，而且直截了当地将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处置服从于、服务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12](P.521)
其实在“欧洲生活的各种问题”中，社会主义居于首位，而民族斗争不过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16]
工人如果把同“本”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统一，看得高于同各民族无产者的完全统一，那就违犯了自己的利益，违犯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民主主义的利益。[17]
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12](P.548)
马克思鉴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大于一切，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18](P.722)
我们党已经消除了那笼罩着“民族问题”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测的迷雾，已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使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带有阶级要求的性质，并且在纲领中用条文的形式规定出来。这样，党就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19]
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20]
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拥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运动，而反对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是“反动民族”，是欧洲的“俄国前哨”，是专制制度的前哨。而当时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却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民族”。因为当时援助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就是间接援助欧洲革命运动最危险的敌人沙皇制度。[20]
将列宁、斯大林的论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对照比较，在摆放“阶级”与“民族”的关系上。列宁、斯大林更加强调“阶级”范畴的问题较之“民族”范畴的问题更重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民族”的问题要服从于、服务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列宁、斯大林的这种倾向，显然与他们亲身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过程中所经历的包括思想战线在内的各条战线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关。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摆放“阶级”与“民族”的关系时，对“阶级”范畴问题强调的程度略有差别，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典作家的基本倾向，那就是：阶级、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统揽全局的地位，有关民族的根本问题都必须置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界中进行观察和认识；民族的根本问题的解决是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的解决为先决条件的；对民族问题的判定和处理必须服从于、服务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
■二、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态度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民族问题表现形式的复杂化，民族学界在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复杂到连“民族”本身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似乎都说不清楚了。西方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马克斯·韦伯、厄内斯特·盖尔纳、埃里·凯杜里、班纳迪克·安德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都对如何准确地定义“民族”感到头疼不已。但后冷战时期的民族主义问题是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因而对“民族主义”总得有个说法。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长期以来是怎样认识“民族主义”的。《辞海》“民族主义”辞条作如是说：
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起着不同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运动中，在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它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以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限。资产阶级巩固政权以后，就加紧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人民和其他民族，或者侵略其他国家，实行扩张主义。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本民族人民的反抗时，资产阶级往往又出卖民族利益，企图保存其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垄断资产阶级更加利用民族主义，实行对内的压迫和对外的侵略。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21]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民族问题表现形式的复杂化，民族学界在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复杂到连“民族”本身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似乎都说不清楚了。西方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马克斯·韦伯、厄内斯特·盖尔纳、埃里·凯杜里、班纳迪克·安德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都对如何准确地定义“民族”感到头疼不已。但后冷战时期的民族主义问题是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因而对“民族主义”总得有个说法。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长期以来是怎样认识“民族主义”的。《辞海》“民族主义”辞条作如是说：
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起着不同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运动中，在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它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以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限。资产阶级巩固政权以后，就加紧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人民和其他民族，或者侵略其他国家，实行扩张主义。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本民族人民的反抗时，资产阶级往往又出卖民族利益，企图保存其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垄断资产阶级更加利用民族主义，实行对内的压迫和对外的侵略。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21]
这段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难见到“民族主义”的提法，多是使用“沙文主义”的提法：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22]
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23]
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24]
“沙文主义”是极端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而得名。沙文主义宣扬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十分明显，马克思、恩格斯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视作沙文主义予以批判的。
列宁和斯大林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领导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实践中，他们面临的民族主义问题及其影响更加复杂和具体。对于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列宁和斯大林几乎一律取批判和排斥态度：
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10]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10]
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允的”、“纯洁的”、巧妙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10]
民族主义的偏见也助长了战争，在文明国家里，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经常在培养这种偏见。[25]
自觉的工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一切民族特权，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限。他们在同一切民族主义、甚至是最精致的民族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使一切民族的工人团结起来。[26]
无产阶级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剥削的斗争，就必须摆脱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12](P.536)
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容许向民族主义情绪，即使是以这种隐蔽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步。[27]
民族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最后的阵地；要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把它打出这个阵地。[28]
民族主义倾向的害处在于：它阻碍民族无产阶级摆脱民族资产阶级影响的过程，它给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国际主义组织的事业带来困难。[29]
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不受一般“时疫”的传染。[30]
什么是民族文化呢？怎样把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结合起来呢?难道列宁不是在战争以前就说过我们这里有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并且说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力图用民族主义毒素来毒化劳动者意识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吗？[31](P.117)
只要充满民族主义偏见的农民(以及整个小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沙文主义和民族斗争就必不可免。[13]
民族主义倾向，不管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什么意思呢?民族主义倾向就是使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迁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民族主义倾向反映出“自己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企图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恢复资本主义。[32]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22]
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23]
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24]
“沙文主义”是极端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而得名。沙文主义宣扬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十分明显，马克思、恩格斯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视作沙文主义予以批判的。
列宁和斯大林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领导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实践中，他们面临的民族主义问题及其影响更加复杂和具体。对于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列宁和斯大林几乎一律取批判和排斥态度：
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10]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10]
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允的”、“纯洁的”、巧妙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10]
民族主义的偏见也助长了战争，在文明国家里，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经常在培养这种偏见。[25]
自觉的工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一切民族特权，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限。他们在同一切民族主义、甚至是最精致的民族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使一切民族的工人团结起来。[26]
无产阶级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剥削的斗争，就必须摆脱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12](P.536)
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容许向民族主义情绪，即使是以这种隐蔽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步。[27]
民族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最后的阵地；要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把它打出这个阵地。[28]
民族主义倾向的害处在于：它阻碍民族无产阶级摆脱民族资产阶级影响的过程，它给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国际主义组织的事业带来困难。[29]
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不受一般“时疫”的传染。[30]
什么是民族文化呢？怎样把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结合起来呢?难道列宁不是在战争以前就说过我们这里有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并且说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力图用民族主义毒素来毒化劳动者意识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吗？[31](P.117)
只要充满民族主义偏见的农民(以及整个小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沙文主义和民族斗争就必不可免。[13]
民族主义倾向，不管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什么意思呢?民族主义倾向就是使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迁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民族主义倾向反映出“自己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企图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恢复资本主义。[32]
列宁虽然也提到“抽象地提出一般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33]，但他意在强调前者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与“果”的关系，首先解决好前者是处理好民族问题、更好的解决好后者的关键。列宁虽然指出在对待居于压迫地位的大民族和居于被压迫地位的小民族的民族主义上应当有主次之别，但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宏观上看问题，他和斯大林仍然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均视为干扰、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是资产阶级分裂无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武器。
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宁和斯大林高度重视殖民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明确提出“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18](P．721)，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34]将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扩大到“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35]提出在十月革命以后，“民族问题已经从国内问题变成世界问题”，“民族问题已经被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列宁和斯大林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斗争视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的现存秩序的斗争，属于《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当然希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能够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一文中说：“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觉醒的时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他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任务》中指出：“只有共产党才能为无产阶级领导准备条件并实现这一领导权。”[31](P.125)正因如此，列宁和斯大林在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时，几乎不去提及民族主义问题。列宁是非常清楚被压迫民族同样是有民族主义的，虽然这种民族主义往往是被殖民压迫逼出来的，且其发挥的作用有破坏旧有秩序的积极意义，但它仍然是民族主义而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后来的事实表明，由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发展的滞后和不平衡性，许多国家无产阶级过于弱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情况也千差万别。在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只有少数国家是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的国家，其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思想指导，而多数由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国家，其斗争的思想武器主要出自民族主义。
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宁和斯大林高度重视殖民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明确提出“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18](P．721)，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34]将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扩大到“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35]提出在十月革命以后，“民族问题已经从国内问题变成世界问题”，“民族问题已经被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列宁和斯大林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斗争视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的现存秩序的斗争，属于《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当然希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能够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一文中说：“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觉醒的时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他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任务》中指出：“只有共产党才能为无产阶级领导准备条件并实现这一领导权。”[31](P.125)正因如此，列宁和斯大林在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时，几乎不去提及民族主义问题。列宁是非常清楚被压迫民族同样是有民族主义的，虽然这种民族主义往往是被殖民压迫逼出来的，且其发挥的作用有破坏旧有秩序的积极意义，但它仍然是民族主义而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后来的事实表明，由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发展的滞后和不平衡性，许多国家无产阶级过于弱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情况也千差万别。在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只有少数国家是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的国家，其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思想指导，而多数由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国家，其斗争的思想武器主要出自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可以说《辞海》之“民族主义”辞条的内容，基本上如实地反映了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看法。经典作家除了从理论上肯定民族主义在“过去”的作用，即在反对封建主义中的作用外，认为被压迫民族以民族主义对抗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冲击旧有秩序、反对主要敌人的意义。但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资产阶级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民族主义是伴随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产生而产生的。故经典作家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角出发，对民族主义的本质是持否定、批判态度的。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持否定、批判态度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本质，而且还在于其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作用。既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意识”存在，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杨吕儒先生有以下论述：
如果我们把民族意识看成是民族主义的基础，那么，民族主义就是在民族意识基础上生成的系统化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比后者更稳定、更系统、更理性化。[38]
笔者大体赞成杨先生的观点，只是认为从民族意识上升到民族主义有一种质的变化，拟将另撰文探讨，本文不再展开。民族意识的基本点是民族认同，是以民族为本位；民族主义既然是更稳定、更系统、更理性化的民族意识，当然更是讲求民族认同、以民族为本位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的基本原理”是阶级斗争理论，阶级论讲求的是阶级划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是以阶级认同、以阶级为本位的。因此，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是与阶级斗争学说相悖的。应当承认，民族主义发端于民族认同，而民族认同是白发的行为；阶级斗争学说发端于阶级认同，虽然存在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这样的属于白发范畴的情绪，但阶级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觉行为，对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而言，是需要作艰苦的启发、教育、引导的工作才能奏效。因此，除非在被压迫阶级广大成员已具备相当阶级觉悟、相当成熟的条件下(包括具备其他相关社会条件)，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冲突时，很多时候并不像经典作家期待的那样可以占到上风。这是20世纪我们经常看到的十分具体的现实问题。因此，民族主义是经典作家在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时遇到的最强有力的对手，这就是经典作家们对民族主义的本质持否定、批判态度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把民族意识看成是民族主义的基础，那么，民族主义就是在民族意识基础上生成的系统化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比后者更稳定、更系统、更理性化。[38]
笔者大体赞成杨先生的观点，只是认为从民族意识上升到民族主义有一种质的变化，拟将另撰文探讨，本文不再展开。民族意识的基本点是民族认同，是以民族为本位；民族主义既然是更稳定、更系统、更理性化的民族意识，当然更是讲求民族认同、以民族为本位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的基本原理”是阶级斗争理论，阶级论讲求的是阶级划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是以阶级认同、以阶级为本位的。因此，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是与阶级斗争学说相悖的。应当承认，民族主义发端于民族认同，而民族认同是白发的行为；阶级斗争学说发端于阶级认同，虽然存在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这样的属于白发范畴的情绪，但阶级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觉行为，对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而言，是需要作艰苦的启发、教育、引导的工作才能奏效。因此，除非在被压迫阶级广大成员已具备相当阶级觉悟、相当成熟的条件下(包括具备其他相关社会条件)，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冲突时，很多时候并不像经典作家期待的那样可以占到上风。这是20世纪我们经常看到的十分具体的现实问题。因此，民族主义是经典作家在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时遇到的最强有力的对手，这就是经典作家们对民族主义的本质持否定、批判态度的根本原因。
被删重发
综上所述，可以说《辞海》之“民族主义”辞条的内容，基本上如实地反映了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看法。经典作家除了从理论上肯定民族主义在“过去”的作用，即在反对封建主义中的作用外，认为被压po民族以民族主义对抗压po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冲击旧有秩序、反对主要敌人的意义。但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资产阶级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民族主义是伴随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产生而产生的。故经典作家从阶ji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角出发，对民族主义的本质是持否定、批判态度的。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持否定、批判态度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本质，而且还在于其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作用。既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意识”存在，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杨吕儒先生有以下论述：
如果我们把民族意识看成是民族主义的基础，那么，民族主义就是在民族意识基础上生成的系统化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比后者更稳定、更系统、更理性化。[38]
综上所述，可以说《辞海》之“民族主义”辞条的内容，基本上如实地反映了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看法。经典作家除了从理论上肯定民族主义在“过去”的作用，即在反对封建主义中的作用外，认为被压po民族以民族主义对抗压po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冲击旧有秩序、反对主要敌人的意义。但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资产阶级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民族主义是伴随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产生而产生的。故经典作家从阶ji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角出发，对民族主义的本质是持否定、批判态度的。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持否定、批判态度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本质，而且还在于其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作用。既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意识”存在，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杨吕儒先生有以下论述：
如果我们把民族意识看成是民族主义的基础，那么，民族主义就是在民族意识基础上生成的系统化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比后者更稳定、更系统、更理性化。[38]
笔者大体赞成杨先生的观点，只是认为从民族意识上升到民族主义有一种质的变化，拟将另撰文探讨，本文不再展开。民族意识的基本点是民族认同，是以民族为本位；民族主义既然是更稳定、更系统、更理性化的民族意识，当然更是讲求民族认同、以民族为本位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的基本原理”是阶ji斗争理论，阶级论讲求的是阶级划分、阶级矛盾与阶ji斗争，是以阶级认同、以阶级为本位的。因此，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是与阶ji斗争学说相悖的。应当承认，民族主义发端于民族认同，而民族认同是白发的行为；阶ji斗争学说发端于阶级认同，虽然存在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这样的属于白发范畴的情绪，但阶级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觉行为，对被bo削、被压po阶级而言，是需要作艰苦的启发、教育、引导的工作才能奏效。因此，除非在被压po阶级广大成员已具备相当阶级觉悟、相当成熟的条件下(包括具备其他相关社会条件)，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冲突时，很多时候并不像经典作家期待的那样可以占到上风。这是20世纪我们经常看到的十分具体的现实问题。因此，民族主义是经典作家在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时遇到的最强有力的对手，这就是经典作家们对民族主义的本质持否定、批判态度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