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阶层与苏共的腐败及其垮台
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的衰败及其垮台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重大课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悲惨的境地呢?总的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特别是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苏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淡漠和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本文试从这个视角管窥一下苏共垮台的原因及其教训。
一
苏共党内存在一个权贵阶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
第一，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共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乎人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相反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解散苏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甚至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实际上，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1](p8)
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 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2]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因此，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正如俄罗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刊载的《俄罗斯的新阶级》一文所说：“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3]
第三，尽管西方的“和平演变”对苏联解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内因决定外因，否则就会陷入“外因决定论”。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言：无法想象，“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绝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资本主义”。[2]正所谓：物先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一
苏共党内存在一个权贵阶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
第一，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共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乎人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相反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解散苏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甚至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实际上，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1](p8)
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 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2]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因此，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正如俄罗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刊载的《俄罗斯的新阶级》一文所说：“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3]
第三，尽管西方的“和平演变”对苏联解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内因决定外因，否则就会陷入“外因决定论”。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言：无法想象，“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绝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资本主义”。[2]正所谓：物先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 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翼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借口也堂而皇之，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自己支配。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 青团商品交易所等。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通过对人民财产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对于当时干部的特权，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比较严重。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指出：第一，在苏共党内，绝大多数党员还是“真诚而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承担的义务”的，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 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第二，苏联居民中存在着“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权阶层”，“有些人享受着非法的特权”；第三，许多单位、机关以至企业里设置了疗养院、膳宿旅馆、别墅村，“党政机关也都有一套服务部门，并也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当该地区对全体居民的服务大大逊色于上述单位和机关的服务质量时，问题就更严重了”；第四，对于1987年前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向企业放权这个做法“受到了不愿与许多特权和权利决裂的管理机构的顽强抵制”，各部的部长们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动上往往把狭隘的本位主义利益，或者干脆把小集体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9]
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描述过，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得到许多奖金、奖品和稿费，当时个人帐户上已有100万美元。有一次戈氏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的。
对于当时干部的特权，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比较严重。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指出：第一，在苏共党内，绝大多数党员还是“真诚而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承担的义务”的，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 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第二，苏联居民中存在着“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权阶层”，“有些人享受着非法的特权”；第三，许多单位、机关以至企业里设置了疗养院、膳宿旅馆、别墅村，“党政机关也都有一套服务部门，并也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当该地区对全体居民的服务大大逊色于上述单位和机关的服务质量时，问题就更严重了”；第四，对于1987年前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向企业放权这个做法“受到了不愿与许多特权和权利决裂的管理机构的顽强抵制”，各部的部长们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动上往往把狭隘的本位主义利益，或者干脆把小集体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9]
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描述过，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得到许多奖金、奖品和稿费，当时个人帐户上已有100万美元。有一次戈氏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的。
“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官僚化”使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由此出发，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因而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而是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加深了他们的被欺骗感和失望。
其次，“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以往人为掩盖着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的一些干部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
第三，“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干部可以只对上负责而可以不对下负责，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因而也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
第四，“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国家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无生机可言，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批评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不仅如此，个人崇拜还培养了一批品德不良、权迷心窍、阿谀奉承的害群之马。一些心术不正和怀有政治野心的人还会通过对斯大林等人的不怀好意的歌功颂德，实行“精神贿赂”，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
第五，“法律制度虚无化”使苏联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大清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罪孽，祸及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人们心头埋藏的世代怨恨难以消除，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久久难以抚平。
总之，苏共在苏联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
应当承认，苏共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惯性，而且这种体制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在70多年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的体制标志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宣称进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点，捅的漏子越来越大，局面越来越失控，戈氏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中使苏共陷入绝境。
其次，“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以往人为掩盖着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的一些干部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
第三，“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干部可以只对上负责而可以不对下负责，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因而也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
第四，“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国家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无生机可言，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批评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不仅如此，个人崇拜还培养了一批品德不良、权迷心窍、阿谀奉承的害群之马。一些心术不正和怀有政治野心的人还会通过对斯大林等人的不怀好意的歌功颂德，实行“精神贿赂”，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
第五，“法律制度虚无化”使苏联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大清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罪孽，祸及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人们心头埋藏的世代怨恨难以消除，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久久难以抚平。
总之，苏共在苏联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
应当承认，苏共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惯性，而且这种体制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在70多年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的体制标志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宣称进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点，捅的漏子越来越大，局面越来越失控，戈氏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中使苏共陷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