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抽象自由批判
抽象自由批判
（一）
“自由”，连同“人权”和“人道主义”等词句，作为一种政治旗帜，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并取得社会统治地位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把自由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旗号。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完成了马克思所言的“政治解放”，即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革命。在封建社会中,财产、家庭、劳动方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被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并以这种形式规定了单一的个体对国家整体的从属关系。而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把政治精神从原本分散状态中汇集起来，把它从与市民生活相混合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它构成为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事务的领域。从精神领域，政治解放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精神与利己主义欲望的张扬与迸发；从个人与政府关系的角度讲，政治解放的直接结果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以自由、平等、财产等内容的价值得到承认的过程。应当承认由资产阶级所完成的这一“政治解放”的积极历史意义，承认“自由”口号的历史暂时的合理性。但是，同样地，必须看到“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和“人类解放”的尚未达成，新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不过是“用新的压迫代替了旧的”。如果说“政治解放”至少还惠及了资产者之外的群众，那么，“自由主义”就完全不是如此了。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思想，在西方近现代史上有着广泛影响。切不可望文生义，认为所谓“自由主义”就是主张“自由”，尽管它时常将“个人利益”“个人自由”挂在嘴边。但是，他们追求的仅仅是一种虚幻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自由”“法律前人人平等”“机会前人人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下，这种“自由和平等”的发展最终导致的结果只是巨大的不平等而已。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范围内，所谓自由，不外是贸易自由、劳动力买卖自由，劳动产品归资本家占有的自由，不外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参见《自由贸易的演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自由”对工人而言意味着什么——“这里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人，他能够把他的劳动力当作他的商品来处理；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实现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运动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现实的运动，人拥有的自由依然是一种“被捆绑着的自由”，一种不平等的自由，也就是，人已经被宣称为自由的人，却不能自由地行使自己的自由。
然而，这样的一种“被捆绑着的自由”，似乎还有一大堆的信徒（他们只不过都是身在其外而被自由的形式所吸引并且忽略了自由的内容），并且只要他们一搬出自由这个概念，就必须玩弄几个无意义的自由的公式，例如分权、政府不干预、自由市场、个人自由等一系列无论套在哪个国家都可以的公式。但是只要稍加分析，便可以知道这种自由是不平等的等级的自由。从世界范围来看，接受了这种公式的国家，站在剩余价值链顶端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最自由的；从一国的范围来看，大资产阶级是最自由的。当自由还被划分等级，被等级的枷锁捆绑着，低级的自由不能越过高级的自由，这种自由还是不是自由？是的，这是形式的自由，而不是实质上的自由，因为这样一种形式的自由在内容上是划分等级的。马克思指出：“在自由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在纯粹资本条件范围内的个人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这种被摧毁的限制，不过只是对资本的限制而已，而却又被当作人获得自由。从一国范围内来看，用以掩盖阶级对抗的“自由”幌子，最典型的莫过于“自由竞争”和“契约自由”的说法了。“自由竞争”的实质不过是进一步给资本的爪牙解锁，以竞争为借口，使得各种资本得以放肆地疯狂地掠夺和占有一切本应是社会所共有的社会资源。这一点在历史上表现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时、资产阶级上台后，他们要求自由竞争来打破封建制度组织资本肆意掠夺的枷锁；在上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有化高潮过后，他们要求用自由竞争来瓜分“国有企业”这个资本家的总代表的资源。而在“契约自由”中，似乎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自愿结合从而进行生产，但实际上，后者完全依附于前者，这种“契约自由”越是发展，越是自由的一方是资本，而作为对立的一方——劳动——则越被奴役、被占有，这样的自由，只不过是资本为占有更多的劳动而抛出的另一个自由的幌子罢了。
这种形式的自由，实质是一种抽象的自由，它拒绝考虑任何内容上、实际上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真实情况，它只需要在形式上抽象地确认一种自由的标签。抽象自由是理性和主体性被过度抬升从而使得个体性和特殊性被忽视的一种异化现象。对于抽象的自由，必须对其进行批判反思，才能让人摆脱抽象自由的思想禁锢，才有可能使人获得实在的平等的自由。
（一）
“自由”，连同“人权”和“人道主义”等词句，作为一种政治旗帜，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并取得社会统治地位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把自由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旗号。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完成了马克思所言的“政治解放”，即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革命。在封建社会中,财产、家庭、劳动方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被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并以这种形式规定了单一的个体对国家整体的从属关系。而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把政治精神从原本分散状态中汇集起来，把它从与市民生活相混合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它构成为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事务的领域。从精神领域，政治解放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精神与利己主义欲望的张扬与迸发；从个人与政府关系的角度讲，政治解放的直接结果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以自由、平等、财产等内容的价值得到承认的过程。应当承认由资产阶级所完成的这一“政治解放”的积极历史意义，承认“自由”口号的历史暂时的合理性。但是，同样地，必须看到“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和“人类解放”的尚未达成，新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不过是“用新的压迫代替了旧的”。如果说“政治解放”至少还惠及了资产者之外的群众，那么，“自由主义”就完全不是如此了。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思想，在西方近现代史上有着广泛影响。切不可望文生义，认为所谓“自由主义”就是主张“自由”，尽管它时常将“个人利益”“个人自由”挂在嘴边。但是，他们追求的仅仅是一种虚幻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自由”“法律前人人平等”“机会前人人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下，这种“自由和平等”的发展最终导致的结果只是巨大的不平等而已。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范围内，所谓自由，不外是贸易自由、劳动力买卖自由，劳动产品归资本家占有的自由，不外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参见《自由贸易的演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自由”对工人而言意味着什么——“这里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人，他能够把他的劳动力当作他的商品来处理；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实现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运动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现实的运动，人拥有的自由依然是一种“被捆绑着的自由”，一种不平等的自由，也就是，人已经被宣称为自由的人，却不能自由地行使自己的自由。
然而，这样的一种“被捆绑着的自由”，似乎还有一大堆的信徒（他们只不过都是身在其外而被自由的形式所吸引并且忽略了自由的内容），并且只要他们一搬出自由这个概念，就必须玩弄几个无意义的自由的公式，例如分权、政府不干预、自由市场、个人自由等一系列无论套在哪个国家都可以的公式。但是只要稍加分析，便可以知道这种自由是不平等的等级的自由。从世界范围来看，接受了这种公式的国家，站在剩余价值链顶端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最自由的；从一国的范围来看，大资产阶级是最自由的。当自由还被划分等级，被等级的枷锁捆绑着，低级的自由不能越过高级的自由，这种自由还是不是自由？是的，这是形式的自由，而不是实质上的自由，因为这样一种形式的自由在内容上是划分等级的。马克思指出：“在自由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在纯粹资本条件范围内的个人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这种被摧毁的限制，不过只是对资本的限制而已，而却又被当作人获得自由。从一国范围内来看，用以掩盖阶级对抗的“自由”幌子，最典型的莫过于“自由竞争”和“契约自由”的说法了。“自由竞争”的实质不过是进一步给资本的爪牙解锁，以竞争为借口，使得各种资本得以放肆地疯狂地掠夺和占有一切本应是社会所共有的社会资源。这一点在历史上表现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时、资产阶级上台后，他们要求自由竞争来打破封建制度组织资本肆意掠夺的枷锁；在上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有化高潮过后，他们要求用自由竞争来瓜分“国有企业”这个资本家的总代表的资源。而在“契约自由”中，似乎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自愿结合从而进行生产，但实际上，后者完全依附于前者，这种“契约自由”越是发展，越是自由的一方是资本，而作为对立的一方——劳动——则越被奴役、被占有，这样的自由，只不过是资本为占有更多的劳动而抛出的另一个自由的幌子罢了。
这种形式的自由，实质是一种抽象的自由，它拒绝考虑任何内容上、实际上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真实情况，它只需要在形式上抽象地确认一种自由的标签。抽象自由是理性和主体性被过度抬升从而使得个体性和特殊性被忽视的一种异化现象。对于抽象的自由，必须对其进行批判反思，才能让人摆脱抽象自由的思想禁锢，才有可能使人获得实在的平等的自由。
（二）
近代的哲学，运用理性，把人从宗教中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中解放出来，过去人只是在宗教中是自由的，人把自己的本质完全地、直观地在宗教中的神圣形象中表现出来，人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宗教对象所压迫。但这样一来，人却在自我异化在了另一个领域——人类理性。从表面上，对宗教的批判似乎完全是在理性的运动中进行的，表现出了理性运动解放了被异化在宗教中的人的一种假象。可是实质上，如果没有近代科学的进展，没有近代的历史的运动，是不会有近代的理性的逻辑运动。我们当前的自由——抽象自由——也是在理性领域的一种异化。可以说，抽象自由，正是自由从人这一主体被异化到了理性的领域中发展自身的必然性，并且反过来成为与主体对立的东西，抽象自由（即被异化到了理性与逻辑中的自由）越是发展，人就越失去实质上的自由，而只获得一种形式上的自由。随着抽象自由的旗帜插到更多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人被宣布获得了自由，然而却逐渐地沦为资本的奴隶。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被异化到了抽象理性的领域发展其必然性，从而会使人对自由的追求也在抽象理性中进行。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的莫过于表现为人把人的本质对象化到法律条文范围上订立的人的自由、平等等天赋权利，人的本质在普遍性的国家理性的领域中发展了，而个体的人的自由则被忽略了。
在逻辑概念运动中的抽象自由，对于资产者来说，是有益的。一方面，这使得人们的注意力和判断依据放在无意义的形式主义的抽象自由公式上，而忽视了现实的奴役。仅确立了抽象自由，社会的现实情况，就相当于把狼与绵羊放在公平的自然界擂台中进行角逐一样，而在法律领域，则表现为面对同样的法律机构、条文、程序的资产者和无产者，在形式自由平等的框架内进行完全不对等的较量。在社会各个领域都一样，抽象自由只为人提供了同样的平台，可人不是抽象的人，总是一定阶级的人，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资产者靠着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垄断占有，实现对活劳动的奴役，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的统治，在任何领域也能获得更多的自由，而无产者在任何领域都只能获得更多的奴役。出国留学好像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山区的孩子即使有选择的自由，但也没有行使这种自由的自由；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订立的劳动契约似乎是你情我愿的自由选择，但是对于失去了或者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来说，迫于生存需求，迫于产业后备军带来的就业压力，他虽有选择为谁工作或者是否工作的自由，但却没有行使这种自由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自由总是在一定客观条件制约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从表面看，“自由”仿佛就是“想要”，可以天马行空、无边无际、没有向度。其实不然，任何选择、任何“想要”都是一种社会性的选择和社会性的需要，是受制于物质生产基础、受制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主体只有在必然性提供的可能性范围之内选择才有“自由”。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必然性就在于，资本与劳动的两极对立，活劳动为物化劳动资本所统治。工人阶级在这种“必然性”中被提供的“选择可能性”是极为狭窄的。资产者们所说的存在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所谓契约自由，只是把人的意识、意志作为自由的主体，从抽象法则去推论“自由”，而没有把肉体与精神结合的现实的活动的整个的人作为自由的主体和判断自由的标准。抽象自由，只不过更多地表现为资本的自由，而非劳动的自由，反而是表现为劳动权利的丧失（无产者需要从资产者手中乞求一份工作从而才能与生产资料接触），资本拥有肆意地奴役劳动力、占有劳动产品、占有剩余价值并追求自身增值的自由。这样一来，劳动者越是劳动，资本则占有越多，也就是奴役他的力量则越大，也就是，劳动者越被奴役，他的对立面就越自由，这种过程一直反复传递，结果是劳动者的主体性不断地丧失，一切抽象自由、平等、全面发展等之类被看作是一个人的本质的东西，都成了形式上的、在概念上实现的东西，而在现实却和被奴役、压迫、片面发展的他毫无相关，所有被视作人的本质的东西都从劳动者身上，随着劳动的增加而从现实中被蒸发成概念，落到了资产者的现实中体现出来。这样来说，抽象自由，对资产者和无产者来说，在形式上表现为一样的自由概念，在内容上前者表现为奴役的现实，后者表现为自由的实现。而抽象自由是不需要理会现实的实现情况的，无论内容上表现为少数人的自由，但形式上还是表现为全体的自由。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总是在玩弄一种障眼法——把政府作为自由的最大敌人并以此为根据在自由的战场上划分为公民与政府两大对立面。这样一来，便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消融在一个简单抽象的“公民”的范畴之中，通过统一范畴的捆绑，放大了他们的同一性并抹杀了双方的斗争性。传统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利益才是唯一真实的，社会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在这样的逻辑中，可以得出，只要个人通过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利益就会获得最大化，而亚当斯密也是这样说的，通过“看不见的手”——市场——的调节，对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逐就会变成对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追逐。这样的说法完全忽略了社会内部的阶级利益对立，事实上，个人利益并不是抽象的、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利益，而是一定阶级利益中的个人利益，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扩大，作为对立面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必然受损，这只是少部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大部分的人的利益的受损，而不是全体的社会利益的扩大。而自由，也是具体包含在不同的阶级利益中对立着的。而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政府宣布为自由的头号公敌，提出一切限制权力、分权等削弱政府监管的控制，以此宣称来使人获得天赋的人的自由。这种自由，资产阶级美其名曰：自由竞争。他们把自由竞争描述为人的天然的最终追求。“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实质上，政府在社会中的退出，只是让资本力量更好地奴役劳动者。资产者在自己的政府上，则要求对他们的资本增值行为做到自由、民主，任由资本到处吸吮人民的鲜血；而在自己企业和工厂内，却要求做到绝对地奴役和服从。因此，资产者的自由，只不过是在抽象自由的形式之下，通过资本的力量，夺取了劳动者手中的实在的自由，使得实在的自由在阶级的对立中，完全倒向了统治者的一方。对于被统治者来说，自由即奴役。
就抽象自由本身来说，它是一种禁锢，一种思想的禁锢。一方面，这使人们只在形式上、逻辑概念的运动上、无意义的公式上发展着抽象的人的自由，而忽视了现实的人的自由；另一方面，通过公民与政府的在自由的战场上的二元对立把真实的在阶级间对立的自由消融在一个“公民”的范畴之中。上述既是对无产者的思想禁锢，又是对资产者的思想奴役。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我们可以看到，抽象自由越是得到发展，对资本的束缚就越少，出于内在逐利性和迫于外在其他资本家的逐利性产生的竞争，“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资本论》）资本的逐利性就越是奴役着资本家的行为，对其意志与思想，是一种赤裸裸的禁锢。“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句话指出，在资产阶级的“自由社会”里，表面上人是独立的个性的人，按照其自由的意志和思想活动者，但实质上独立的个性的是资本，资本奴役着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宣言》）。这样，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服务者，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了利润，而利润就是资本增值的需求，从而也就是满足资本的需求。医生为了金钱而乱开药方，律师为了金钱而庇护罪犯，学者为了金钱而为显存的统治制度辩护……这些现象在“自由度”越高的市场环境中越明显。。这样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人使用资本，还是资本使用人？资本家充当了资本增值的人格化，无产者则成为被资本使用的追求自我增值的劳动工具。也就是说，抽象自由，自由的是资本，而人的思想、意志却无限地陷入资本增值的逻辑的牢笼因而对抽象自由所作的批判，就是对禁锢着思想的“自由枷锁”所作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抽象）自由即禁锢。
近代的哲学，运用理性，把人从宗教中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中解放出来，过去人只是在宗教中是自由的，人把自己的本质完全地、直观地在宗教中的神圣形象中表现出来，人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宗教对象所压迫。但这样一来，人却在自我异化在了另一个领域——人类理性。从表面上，对宗教的批判似乎完全是在理性的运动中进行的，表现出了理性运动解放了被异化在宗教中的人的一种假象。可是实质上，如果没有近代科学的进展，没有近代的历史的运动，是不会有近代的理性的逻辑运动。我们当前的自由——抽象自由——也是在理性领域的一种异化。可以说，抽象自由，正是自由从人这一主体被异化到了理性的领域中发展自身的必然性，并且反过来成为与主体对立的东西，抽象自由（即被异化到了理性与逻辑中的自由）越是发展，人就越失去实质上的自由，而只获得一种形式上的自由。随着抽象自由的旗帜插到更多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人被宣布获得了自由，然而却逐渐地沦为资本的奴隶。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被异化到了抽象理性的领域发展其必然性，从而会使人对自由的追求也在抽象理性中进行。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的莫过于表现为人把人的本质对象化到法律条文范围上订立的人的自由、平等等天赋权利，人的本质在普遍性的国家理性的领域中发展了，而个体的人的自由则被忽略了。
在逻辑概念运动中的抽象自由，对于资产者来说，是有益的。一方面，这使得人们的注意力和判断依据放在无意义的形式主义的抽象自由公式上，而忽视了现实的奴役。仅确立了抽象自由，社会的现实情况，就相当于把狼与绵羊放在公平的自然界擂台中进行角逐一样，而在法律领域，则表现为面对同样的法律机构、条文、程序的资产者和无产者，在形式自由平等的框架内进行完全不对等的较量。在社会各个领域都一样，抽象自由只为人提供了同样的平台，可人不是抽象的人，总是一定阶级的人，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资产者靠着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垄断占有，实现对活劳动的奴役，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的统治，在任何领域也能获得更多的自由，而无产者在任何领域都只能获得更多的奴役。出国留学好像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山区的孩子即使有选择的自由，但也没有行使这种自由的自由；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订立的劳动契约似乎是你情我愿的自由选择，但是对于失去了或者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来说，迫于生存需求，迫于产业后备军带来的就业压力，他虽有选择为谁工作或者是否工作的自由，但却没有行使这种自由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自由总是在一定客观条件制约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从表面看，“自由”仿佛就是“想要”，可以天马行空、无边无际、没有向度。其实不然，任何选择、任何“想要”都是一种社会性的选择和社会性的需要，是受制于物质生产基础、受制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主体只有在必然性提供的可能性范围之内选择才有“自由”。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必然性就在于，资本与劳动的两极对立，活劳动为物化劳动资本所统治。工人阶级在这种“必然性”中被提供的“选择可能性”是极为狭窄的。资产者们所说的存在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所谓契约自由，只是把人的意识、意志作为自由的主体，从抽象法则去推论“自由”，而没有把肉体与精神结合的现实的活动的整个的人作为自由的主体和判断自由的标准。抽象自由，只不过更多地表现为资本的自由，而非劳动的自由，反而是表现为劳动权利的丧失（无产者需要从资产者手中乞求一份工作从而才能与生产资料接触），资本拥有肆意地奴役劳动力、占有劳动产品、占有剩余价值并追求自身增值的自由。这样一来，劳动者越是劳动，资本则占有越多，也就是奴役他的力量则越大，也就是，劳动者越被奴役，他的对立面就越自由，这种过程一直反复传递，结果是劳动者的主体性不断地丧失，一切抽象自由、平等、全面发展等之类被看作是一个人的本质的东西，都成了形式上的、在概念上实现的东西，而在现实却和被奴役、压迫、片面发展的他毫无相关，所有被视作人的本质的东西都从劳动者身上，随着劳动的增加而从现实中被蒸发成概念，落到了资产者的现实中体现出来。这样来说，抽象自由，对资产者和无产者来说，在形式上表现为一样的自由概念，在内容上前者表现为奴役的现实，后者表现为自由的实现。而抽象自由是不需要理会现实的实现情况的，无论内容上表现为少数人的自由，但形式上还是表现为全体的自由。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总是在玩弄一种障眼法——把政府作为自由的最大敌人并以此为根据在自由的战场上划分为公民与政府两大对立面。这样一来，便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消融在一个简单抽象的“公民”的范畴之中，通过统一范畴的捆绑，放大了他们的同一性并抹杀了双方的斗争性。传统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利益才是唯一真实的，社会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在这样的逻辑中，可以得出，只要个人通过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利益就会获得最大化，而亚当斯密也是这样说的，通过“看不见的手”——市场——的调节，对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逐就会变成对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追逐。这样的说法完全忽略了社会内部的阶级利益对立，事实上，个人利益并不是抽象的、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利益，而是一定阶级利益中的个人利益，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扩大，作为对立面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必然受损，这只是少部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大部分的人的利益的受损，而不是全体的社会利益的扩大。而自由，也是具体包含在不同的阶级利益中对立着的。而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政府宣布为自由的头号公敌，提出一切限制权力、分权等削弱政府监管的控制，以此宣称来使人获得天赋的人的自由。这种自由，资产阶级美其名曰：自由竞争。他们把自由竞争描述为人的天然的最终追求。“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实质上，政府在社会中的退出，只是让资本力量更好地奴役劳动者。资产者在自己的政府上，则要求对他们的资本增值行为做到自由、民主，任由资本到处吸吮人民的鲜血；而在自己企业和工厂内，却要求做到绝对地奴役和服从。因此，资产者的自由，只不过是在抽象自由的形式之下，通过资本的力量，夺取了劳动者手中的实在的自由，使得实在的自由在阶级的对立中，完全倒向了统治者的一方。对于被统治者来说，自由即奴役。
就抽象自由本身来说，它是一种禁锢，一种思想的禁锢。一方面，这使人们只在形式上、逻辑概念的运动上、无意义的公式上发展着抽象的人的自由，而忽视了现实的人的自由；另一方面，通过公民与政府的在自由的战场上的二元对立把真实的在阶级间对立的自由消融在一个“公民”的范畴之中。上述既是对无产者的思想禁锢，又是对资产者的思想奴役。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我们可以看到，抽象自由越是得到发展，对资本的束缚就越少，出于内在逐利性和迫于外在其他资本家的逐利性产生的竞争，“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资本论》）资本的逐利性就越是奴役着资本家的行为，对其意志与思想，是一种赤裸裸的禁锢。“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句话指出，在资产阶级的“自由社会”里，表面上人是独立的个性的人，按照其自由的意志和思想活动者，但实质上独立的个性的是资本，资本奴役着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宣言》）。这样，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服务者，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了利润，而利润就是资本增值的需求，从而也就是满足资本的需求。医生为了金钱而乱开药方，律师为了金钱而庇护罪犯，学者为了金钱而为显存的统治制度辩护……这些现象在“自由度”越高的市场环境中越明显。。这样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人使用资本，还是资本使用人？资本家充当了资本增值的人格化，无产者则成为被资本使用的追求自我增值的劳动工具。也就是说，抽象自由，自由的是资本，而人的思想、意志却无限地陷入资本增值的逻辑的牢笼因而对抽象自由所作的批判，就是对禁锢着思想的“自由枷锁”所作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抽象）自由即禁锢。
（三）
抽象自由，是理性中的抽象自由，它是发挥着一定的历史作用的。因为它通过理性，否定了宗教神学的世界观，在理性领域内确立的人的尊严，让人在理性中获得自由，打破了那种人的本质自我异化到宗教神上、人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对象（神）所压迫的局面。但是人的现实压迫还存在，理性的泛滥，使得人作为主体所思维的理性的运动又反过来成为了主体禁锢了人的思想，在这里，国家意识被颠倒了。逻辑的历史被颠倒为历史的逻辑，在资本主义下催生的逐利人性被颠倒为逐利人性所催生的资本主义，随着资本主义下的逐利人性被上升为人的永恒人性后，资本主义制度也成为了天然的永恒的制度，从而人在从宗教神学中的解放被当作最后的解放，人在理性中的抽象自由被当作是最后的自由。因为，现在资产阶级在谈论什么自由的问题的时候，只要谈论他们的“自由公式”即可，然后把这个公式往一个国家身上一套，那么这个国家就立刻获得了“普世公认”的自由国度的称号，而一切现实的压迫、奴役就被当作只是一些对这套公式执行时的技术上的错误所导致的。把概念的运动当作现实的运动的第一推动力，结果只会使人关注如何在理性的抽象上创造这个或那个新的概念，所得到的自由还是抽象的自由，只是在理性、概念、逻辑中的到完成的自由。反思自由，不仅要把自由作为反思的对象，还要把对自由的追求本身作为反思的对象。如果我们把任何一种形式的自由当作自由的终极形式，那么相当于我们主动丢弃了思想的自由，自己给自己对自由的追求套上了思想上的枷锁。如果我们继续按照抽象的方向，在理性概念中去追求自由，那么我们就不能得到现实的自由，思想就不能挣脱“自由的锁链”。对资产阶级那种消融阶级对立的形式的抽象自由的进行批判，目的是揭示这种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多数人的奴役的实质。而要改变这种状况，要追求现实的大多数人的实在的自由，就必须转到实践的领域。如果不改变生产资料与生产者分离、资本占有劳动的状况，那种异己的劳动就会还在继续，大多数的人就在劳动越是增加、抽象自由越是发展的情况下则越把自己的自由转化为少数人的自由对自己的奴役。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现实的自由必须现实中争取。
要把自由从抽象的国家制度这个普遍理性的“天国”中拉回现实的市民社会的生活中，就必须在现实的“世俗世界”去追求自由，而在现实中实现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好能筑起现实的“自由王国”的根基，这个根基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最根本的关系——生产关系——之中。“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充分认识我们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必然并对其进行改造，才能拓展我们现实中的自由。
自由并不是纯粹的个人领域内的活动，而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实践关系。因而要改变自由即奴役，就必须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样才不会使得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成了它的对立面——奴役——越劳动越丧失自己的自由并越增加奴役自己的对立阶级的力量这是对现存的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扬弃，使之不会再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使自由不会表现为依据拥有商品价值的量来衡量获得自由的量。自由即禁锢，是思想上、意志上的禁锢，根本上是依靠实践的批判，而不是思维的批判，这是唯物主义的逻辑，是现实运动决定思维运动，而不是思维运动决定历史运动。只要不着手扬弃现实生产实践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人的生产目标还是利润，而不是需求，而利润就是资本的需求，也就是人依然在生产中不断满足资本的需求。满足资本的需求，对资本占有者来说，是获得占有和奴役他人的劳动的力量，对被资本占有着来说，是为了生存。劳动者绝不能等待生产力的进步来拓展自己的自由，因为生产力是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虽然生产力的进步，在任何社会都会带来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的结果，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由于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剩余劳动时间则相对延长，也就是被奴役的程度反而加深，贡献给自身对立面的剥削者的自由则增多。
但是，要筑好现实的“自由王国”的根基，决不是打碎现存制度以及打碎抽象自由，而是扬弃它们。资本主义的生产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生产的联系更加紧密、它打破了一切封建的枷锁和政治上的抽象人的不平等、加速了社会化大生产，继承上述历史活动的成就，消灭资本占有劳动的腐朽的制度，才能确保现实的人最大程度地享受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人的自由时间与空间的拓展。在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各尽所能的生产方式下，人们的活动不是出自自发或被迫而是出于自愿，人们把自身与自然、自身与他人、自身与真正的集体的关系充分展开，人的发展是全面且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只有扬弃了现存的生产关系，才能使生产力的发展为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使自由不再表现为阶级对立中的自由，不再表现多数人被奴役来满足少数人的自由。对抽象自由的扬弃，就是在肯定它在把人从宗教虚幻世界的自由中拉到普遍理想与国家政治中的自由，否定它仅把人的自由定义在普遍理想、政治形式上的抽象自由，而要求实现人现实的自由。“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64 页)
国际
2016.10.7
抽象自由，是理性中的抽象自由，它是发挥着一定的历史作用的。因为它通过理性，否定了宗教神学的世界观，在理性领域内确立的人的尊严，让人在理性中获得自由，打破了那种人的本质自我异化到宗教神上、人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对象（神）所压迫的局面。但是人的现实压迫还存在，理性的泛滥，使得人作为主体所思维的理性的运动又反过来成为了主体禁锢了人的思想，在这里，国家意识被颠倒了。逻辑的历史被颠倒为历史的逻辑，在资本主义下催生的逐利人性被颠倒为逐利人性所催生的资本主义，随着资本主义下的逐利人性被上升为人的永恒人性后，资本主义制度也成为了天然的永恒的制度，从而人在从宗教神学中的解放被当作最后的解放，人在理性中的抽象自由被当作是最后的自由。因为，现在资产阶级在谈论什么自由的问题的时候，只要谈论他们的“自由公式”即可，然后把这个公式往一个国家身上一套，那么这个国家就立刻获得了“普世公认”的自由国度的称号，而一切现实的压迫、奴役就被当作只是一些对这套公式执行时的技术上的错误所导致的。把概念的运动当作现实的运动的第一推动力，结果只会使人关注如何在理性的抽象上创造这个或那个新的概念，所得到的自由还是抽象的自由，只是在理性、概念、逻辑中的到完成的自由。反思自由，不仅要把自由作为反思的对象，还要把对自由的追求本身作为反思的对象。如果我们把任何一种形式的自由当作自由的终极形式，那么相当于我们主动丢弃了思想的自由，自己给自己对自由的追求套上了思想上的枷锁。如果我们继续按照抽象的方向，在理性概念中去追求自由，那么我们就不能得到现实的自由，思想就不能挣脱“自由的锁链”。对资产阶级那种消融阶级对立的形式的抽象自由的进行批判，目的是揭示这种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多数人的奴役的实质。而要改变这种状况，要追求现实的大多数人的实在的自由，就必须转到实践的领域。如果不改变生产资料与生产者分离、资本占有劳动的状况，那种异己的劳动就会还在继续，大多数的人就在劳动越是增加、抽象自由越是发展的情况下则越把自己的自由转化为少数人的自由对自己的奴役。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现实的自由必须现实中争取。
要把自由从抽象的国家制度这个普遍理性的“天国”中拉回现实的市民社会的生活中，就必须在现实的“世俗世界”去追求自由，而在现实中实现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好能筑起现实的“自由王国”的根基，这个根基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最根本的关系——生产关系——之中。“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充分认识我们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必然并对其进行改造，才能拓展我们现实中的自由。
自由并不是纯粹的个人领域内的活动，而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实践关系。因而要改变自由即奴役，就必须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样才不会使得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成了它的对立面——奴役——越劳动越丧失自己的自由并越增加奴役自己的对立阶级的力量这是对现存的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扬弃，使之不会再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使自由不会表现为依据拥有商品价值的量来衡量获得自由的量。自由即禁锢，是思想上、意志上的禁锢，根本上是依靠实践的批判，而不是思维的批判，这是唯物主义的逻辑，是现实运动决定思维运动，而不是思维运动决定历史运动。只要不着手扬弃现实生产实践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人的生产目标还是利润，而不是需求，而利润就是资本的需求，也就是人依然在生产中不断满足资本的需求。满足资本的需求，对资本占有者来说，是获得占有和奴役他人的劳动的力量，对被资本占有着来说，是为了生存。劳动者绝不能等待生产力的进步来拓展自己的自由，因为生产力是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虽然生产力的进步，在任何社会都会带来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的结果，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由于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剩余劳动时间则相对延长，也就是被奴役的程度反而加深，贡献给自身对立面的剥削者的自由则增多。
但是，要筑好现实的“自由王国”的根基，决不是打碎现存制度以及打碎抽象自由，而是扬弃它们。资本主义的生产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生产的联系更加紧密、它打破了一切封建的枷锁和政治上的抽象人的不平等、加速了社会化大生产，继承上述历史活动的成就，消灭资本占有劳动的腐朽的制度，才能确保现实的人最大程度地享受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人的自由时间与空间的拓展。在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各尽所能的生产方式下，人们的活动不是出自自发或被迫而是出于自愿，人们把自身与自然、自身与他人、自身与真正的集体的关系充分展开，人的发展是全面且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只有扬弃了现存的生产关系，才能使生产力的发展为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使自由不再表现为阶级对立中的自由，不再表现多数人被奴役来满足少数人的自由。对抽象自由的扬弃，就是在肯定它在把人从宗教虚幻世界的自由中拉到普遍理想与国家政治中的自由，否定它仅把人的自由定义在普遍理想、政治形式上的抽象自由，而要求实现人现实的自由。“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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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