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市政社会主义”
19世纪80 年代流行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可能派”中间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社会主义思潮。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不需要经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只要通过实行地方自治，逐步扩大市政当局对公共事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等改良方法，就可以和平地使生产资料转归市政机构所有，利润由全体居民共同支配，这就可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其实质是抹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革命，诱导无产阶级离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制度这一根本问题，而去注意地方自治的细小问题，使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误入歧途。
恩格斯在1893年1月致左尔格的信中批判了费边社的这种“地方公有社会主义”。

费边派是以英国费边·马克西姆命名的“费边社”成员组成的一个改良主义组织，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费边派害怕ge命，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ge命，主张通过民主主义的、渐进的、合乎道德和宪法的、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改组。他们认为，由资本主义“滑进”到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就是pu选制和议会制度，在经济上就是市政社会主义和合作社。所谓“市政社会主义”是费边派独特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他们看来，只要市政当ju拥有并扩大对煤气、电力、自来水及其他公用事业的所有权，加强政fu对私人企业的管理，就是社会主义。这种“市政社会主义”既不是全部生产条件由整个社会所有，也不是实行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而仅仅是十分有限的局部的政fu所有。费边派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试图在保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其实行有限的局部的改良，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恩格斯指出，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决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害怕ge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市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应当归公社所有，而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至少在开头应该这样。此外。他们还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它们这样做不是自己被欺骗，被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2]718费边派的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和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在国家社会主义者那里，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在费边派社会主义者那里，市政当ju(地方政fu)和公用事业就是社会主义。费边派和拉萨尔派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把民主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
——《非科学社会主义和当代不同发展道路》

【土地地方公有化和地方公有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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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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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英国费边派分子之流，所以要把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奉为一个特殊“流派”，正是因为他们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调和，企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整个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转移到地方自治这些细小问题上去。在前一种问题方面，阶级矛盾最为尖锐；我们已经指出，正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触及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基础本身。所以正是在这个方面，局部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市侩反动空想尤其没有希望。于是便把注意力转移到细小的地方性问题上面，这里问题并不关系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不关系到这一统治的基本工具，而只是关系到怎样利用富有的资产阶级丢下来供“人民需要”的那点残羹冷炙。既然突出的是关于怎样利用一笔微不足道的（同剩余价值总量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支出总额相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款项这样的问题，而这笔钱又是资产阶级自己同意用在人民保健事业（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指出，城市中的传染病使资产阶级自己感到害怕），用在国民教育事业（资产阶级需要有训练有素的、能够适应高度技术水平的工人！）等等方面的，那么在这样的小问题方面，当然可以就“社会和平”、就阶级斗争的危害等等夸夸其谈了。既然资产阶级自己花钱来满足“人民需要”，举办医疗和教育事业，那还会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既然通过地方自治机关就可以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扩大“集体所有的财产”，就可以把可敬的尤·拉林凑巧说到的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这些行业实行“社会化”，那还要社会革命干什么呢？


这一“流派”的小市民机会主义就在于他们忘记了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地方公有资本主义，正如英国社会民主党人驳斥费边社分子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的狭小范围。他们忘记了，只要资产阶级还在实行阶级统治，它就不会容许别人触动（哪怕是从“地方公有”的方面）这一统治的真正的基础。他们忘记了，如果说资产阶级容许、容忍“地方公有社会主义”，那正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并不触动它的统治基础，并不侵犯它的重要的财源，而只是涉及资产阶级自己交给“居民”支配的、范围很小的地方开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就可以知道，社会主义市政局只要试图稍微超出通常的经营范围，即超出狭小的、无足轻重的、不能使工人生活得到重大改善的经营范围，只要试图稍微触动一下资本，随时都会而且一定会遭到资产阶级国家中央政权的严厉禁止。


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所承袭的正是西欧费边派分子、可能派[162]和伯恩施坦派的这种基本的错误思想，这种市侩机会主义思想。


“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地方管理问题方面的社会主义。凡是超出地方利益范围，超出国家管理职能范围，即触及统治阶级收入的基本来源，触及保证其统治的基本手段的问题，凡是不涉及国家管理而涉及国家制度的问题，同时也就超出了“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范围。而我们那些聪明人把土地问题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直接触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算作“地方管理问题”，从而回避了这一问题的尖锐性！俄国浅薄的知识分子推论道，既然西欧把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收归地方公有，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全部土地中最好的一半收归地方公有呢？这既可用以对付复辟，又适用于中央政权民主化不彻底的情况！


结果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农业社会主义，而且是市侩气最足的社会主义，它以削弱在尖锐问题上的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方法就是把这些问题算作只涉及地方管理的细小问题。事实上，关于一半优等地上的经营问题既不可能是地方性问题，也不可能是管理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地主国家制度，而且关系到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所以如果用一种幻想去诱骗人民，似乎在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以前在农业中发展“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可能的，那就是在进行最不可容忍的蛊惑宣传。马克思主义允许将国有化写进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因为国有化是资产阶级性的措施，因为绝对地租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土地私有制对资本主义是个障碍。但是，要把将大地产收归地方公有的措施列入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那除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费边社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


这里我们正好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和无产阶级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小资产阶级，即使是最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预见到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不会有阶级斗争，大家都安居乐业、太平无事。所以他们预先就“为自己营造安乐窝”，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计划，大谈各种不同的“土地份额”，大谈“调节”地产、巩固劳动原则和巩固小劳动经济等等。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就是要建立尽可能是社会和平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方法完全是为了扫除阶级斗争道路上的一切中世纪制度的障碍。所以无产者可以让小业主们去讨论各种地产“份额”；无产者感到兴趣的只是消灭地主大地产，消灭土地私有制这一在农业中开展阶级斗争的最后障碍。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感到兴趣的不是市侩的改良主义办法，不是苟且偷安的小业主们的未来的“安乐窝”，而是无产阶级同任何在资产阶级基础上苟且偷安的市侩心理作斗争的条件。


地方公有化给资产阶级土地革命的纲领带来的，正是这种反无产阶级的精神，因为，同孟什维克极其错误的见解相反，地方公有化并不是扩大阶级斗争，激化阶级斗争，而是削弱阶级斗争。说它削弱，一是它认为在中央不彻底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可以民主化。二是它包含有“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离开了斗争的大道，只有在细小的、无足轻重的、地方性的问题上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问题上，甚至资产阶级也能够让步，也能够容忍，而不会丧失保持自己阶级统治的可能性。


工人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社会提出最纯粹、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的纲领，直至提出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鄙弃小市民改良主义办法，因为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进行斗争的自由，而不是享受市侩幸福的自由。


工人政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自然是竭力采取另一条路线。他们所注意的不是资产阶级变革的广泛的革命纲领，而是市侩的空想：在中央的非民主制的条件下保住地方的民主制；躲开大规模的“骚乱”，为细小的改良弄到一小块地方公有经济的地盘；用反犹太主义者的老办法，即用那种把全国性的大问题化为地方性的小问题的办法，来回避由土地引起的异常尖锐的冲突。